全国代表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就批准了胡耀邦主张邓力群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通知，通知于 1985 年 9 月
28 日发出。据政治嗅觉灵敏的知识分子推测，这是要让他为那场不得人心的运动承担责任。按照惯例，这种人事变动
应事先通知政治局常委，可是这一次常委们并未得到通知。[19-58]但由于陈云的缘故，通知在发出半小时后被撤回。事实
上，邓力群的研究室又过了两年才终于被解散，在这之前邓力群一直在位。
政治改革：1986-1987
1986 年 6 月 10 日，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邓小平谈了三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农业、外
汇和政治改革。这也是 1980 年以来他第一次谈到政治改革。邓小平说：「1980 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
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
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他又说，必须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减轻国家财政的
沉重负担。[19-59]
时机似乎终于成熟。1985 年的巴山轮会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的结束，需要进行一些政治体制的变革
以配合新经济体制的发展。1980 年时邓小平及其身边的干部担心中国会发生类似于席卷东欧的示威。1986 年，他们
则为亚洲新的一波民主示威浪潮感到紧张。继年初将马科斯总统赶下台的「人民力量」运动之后，这股浪潮已驱使蒋经
国在邓小平召开 6 月代表会议的三个月前宣布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若在此时向国内外公众表明大陆和台湾一样开放，
岂不是明智之举？
在对待抗议活动时，邓小平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既要严加控制，同时也想消除民怨的根源。随着有关示威活
动的消息四处传播，邓小平继续向中国民众解释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资本家剥削工人，实行
三权分立的国家难以及时作出决策。但是邓小平也决心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适时进行政治改革，因此他作出指示，要
认真研究各种政治体制，搞清楚哪一些体制持久，哪一些体制垮台及其中的原因。
选择一位能在实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担当重任的人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领导人，是顺理成章的。假如
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接班人，那么他自然会是这个小组领导人的合理人选。然而邓小平在 1986 年 5 月告诉胡耀邦，在定
于 1987 年秋天召开的十三大以后他将卸下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出邓小平所料，胡耀邦回答说他也会从总书记的位子
退下。邓小平说，胡可以继续工作，但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邓小平解释说，是否让胡耀邦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国家主
席，到时候再说。[19-60]
此时，赵紫阳已被指派全面负责为党的十三大准备文件。很多人预计他大有机会在十三大之时成为主持日常工作
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 1986 年 9 月又让赵紫阳负责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人们估计他有可能负责领导未来的政治改革。
赵紫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和他的智囊团已经研究过各种经济体制。他在领导研究经济体制上的经验，使他很适
合思考与经济变化相配合的政治改革。
1986 年 6 月 28 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示说，在筹备将于一年后召开的十三大时，中央书记处必须
制定一个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提出行动纲领。他提醒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
搞不通。」[19-61] 赵紫阳和他的部下要在 1987 年 7 月拿出文件初稿，在 8 月或 9 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进行讨论，以便最
后一稿能在 10 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公布。[19-62]
在为研究政治改革设定进程时，邓小平强调党政职能分离的必要性，这是他早在 1941 年就赞成的观点。[19-63]事
实上，1980 年代当时那种党政重叠的制度是在 1950 年代形成的，旨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掌权后政府中仍有一
些高级干部不是党员，因此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了党组织以确保党的控制。但是到了 1980 年代几乎所有担任重要职务
的政府官员都是党员，因此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再保留党的监督。此外，很多人认为党多出来的一层监督使各部委或各
省领导人无法以及时、灵活的方式协调各自单位的工作。理顺政治体制，正当其时。[19-64]
于是，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 1986 年 9 月中旬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有胡启立、
田纪云、薄一波和彭冲。这个小组配备了一班人马，下设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赵紫阳给政治局常委邓小平、陈云、李
先念和胡耀邦写信提出了人选名单。按邓小平的指示，赵紫阳在信中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现代化服务，为长
治久安提供保障。鲍彤被任命为体改办主任，他在 1980 年由中组部派去为赵紫阳工作后，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得力助
手。[19-65]
虽然邓小平所希望的政体改革的目标范围相当有限，但他给了赵紫阳很大权力，让他研究各种政治体制，听取国
内不同专家团体的意见。前《人民日报》记者吴国光是体改办的成员之一，他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就是以
1986 年至 1987 年的中国政治改革作为题目，他指出了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体改革观的不同。邓小平希望通过高度积
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赵紫阳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但是，即使是邓小平较为狭小的目
标，也需要政治改革的研究者思考提高人员士气的方式。作为探讨这个问题的小组成员，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何种
机制能让下级表达意见。[19-66]
从 1986 年 11 月到 1987 年 4 月，体改办和不同的干部专家一共组织了三十多次研讨会。[19-67]虽然报告的定稿
需要邓小平批准，但赵紫阳和鲍彤有权力选择参加会议的专家。他们所选的专家包括了解东欧国家的政改、西方政治史
和 1949 年前后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体改办评估了党、政府和全国人大的作用，听取了处理过不同地区实际问题的地方
干部的意见。政体改革小组还致电中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让它们收集有关不同政体的信息。新华社和中共驻港机构
也协助搜集了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的信息。虽然之前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邀请了很多外国专家，但并没有请他们参加讨论
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研讨会的发言者对于「政治改革」的涉及范围持有不同看法。「政治改革」一词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怀抱希望的知
识分子和学生，他们回应邓小平的号召，对政治体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谨慎地重复着邓小平对效率的强调，
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也提出了一些远超出行政效率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鲍彤在公开讲话
中有意识地引用邓小平的话，以表明自己是在遵令办事。但赵紫阳和鲍彤显然坚信党应当放弃对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
的严密监督。他们认为，这样其实可以使党更有力地行使全面领导。[19-68]就像政府可以用宏观调控间接引导经济一样，
党可以退出日常管理，只提供总体性的指导。
1987 年 1 月，在学生示威受压、胡耀邦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后，北京的政治气氛转趋保守。为
应对这一股寒流，赵紫阳请胡乔木和邓力群参加了政治改革研讨小组的会议，以便让思想正统的老同志也能在讨论中充
分表达意见。[19-69] 新的气氛限制了有关政改的讨论，但并未使其停滞。赵紫阳在 1987 年 2 月 4 日提议加强工会的独立
作用，给其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代表工人利益。薄一波还记得在 1949 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工会曾受到鼓励发挥更大力量
抵制资本主义趋势，因此他预期党在未来会重新鼓励独立工会，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研究者也讨论了
改变全国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从一个徒具形式而无实权的橡皮图章转变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观点进行有意义讨论的
权力机关。[19-70]
邓小平在 1987 年 3 月与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的会谈中说，政治体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
稳定，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19-71]他没有提到扩大自由或倾听民众的声
音。但是邓在 1987 年 4 月 28 日跟赵紫阳见面时明确表示，虽然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希望继续考虑政治改
革。赵紫阳对收紧的政治气氛有所担心，请求邓小平同意重印 1980 年 8 月邓支持政改的讲话。邓小平答应了这一请求。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更加明确地拒绝了知识分子提出的扩大自由的要求：「我们的改革的
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 对民主不要感情用事 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
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19-72] 很多知识分子在 1986 年底一厢情愿地希望可以在
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但该愿望在 1987 年并未实现。听过邓小平的意见后，赵紫阳在 5 月 13 日发表了有关中共
十三大筹备工作的讲话，这次讲话标志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表明十三大将把政治改革计划列入会议内容。
但至少就当时而言，政治改革并不包括扩大民主实践的步骤。
学生运动和胡耀邦的落马
1986 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及其妻子艾美黛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
学生示威，中国电视上的这些新闻也点燃了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中国在 1980 年初只有大约 350 万台电视机，随着
电视机产量的爆炸性增长，到 1985 年初已超过 4,000 万台。[19-73]
包括经蒋经国在 1986 年 9 月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的大选激动人心：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
「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1986 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 1976 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 年 5 月 29 日，
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
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
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赵紫阳承认一些学生得出这种结论不足为怪，因为在 1978 年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一
些失误。他批评有人放松了党对游行示威的管制。[19-74] 但他并没有提到要为此负责的人——胡耀邦。
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于北京，可是这一次却始于安徽省省会合肥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
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方励之是一
名充满活力的演说家，不管他在哪里发表激进言论都会听众如云。例如，1986 年 11 月 18 日他在上海同济大学说：「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成功的。」他又说，现在的中国政府是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他向听
众讲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如何冲破教义传统的束缚，并嘲笑毛泽东称赞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富有智慧。他斥责了胡
乔木，说如果他懂天体物理学，那么科学家会欢迎他讲话，不然的话他还是少说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安徽
1986 年的中国电视观众从电视上了解了国内外大事，
省前省委书记、最开明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万里想限制一下方励之，说他已经给了方励之足够多的民主。方励之则回答说，
万里当副总理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无权决定允许多少民主。
如果方励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不难及时把他打压下去。然而方励之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是中国试图培
养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 16 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教授。1986 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顿
大学高等研究院访学数月后归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当时还不是互联网时代，但听众把他的
讲话录音和讲稿向各地的朋友传播。1986 年 12 月 4 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之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
在 12 月 8 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为了安抚学生，承认大学的条件确实有待改善——这成为后来
保守派批评他对示威学生太软弱的理由。第二天是 1935 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武汉、西安和合肥的
学生再度走上街头。虽然中国的电视台封锁消息，但学生们热切地收听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有关
示威的新闻。
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
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
件往往很糟糕，八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
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19-75]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
主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
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19-76]
在方励之点燃了唤醒学生的星星之火后，示威活动蔓延至北京和其他大约 150 个城市。各地领导人承担着控制学
生运动的责任。12 月 18 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
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
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
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此后几天，由
于学生们忙于期末考试，同时上海市政府宣布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学生游行也随之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19-77]江泽民在北京高层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12 月 27 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杨尚昆被召集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
他们说，形势十分严峻。[19-78]在邓小平等一些老干部看来胡耀邦有严重缺点，而他控制学生运动的无能成了导火线。邓
小平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胡耀邦的领导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行动。过去他没等到党的十二大就让华国锋靠边站，
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让胡耀邦下台。
邓小平知道让胡耀邦下台会带来麻烦，因为胡耀邦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把胡耀邦撤职也会让人们怀疑邓小平当
初选择胡耀邦是否明智，就像毛泽东和林彪翻脸使人怀疑毛泽东当初对林彪的判断是否明智一样。邓小平也知道，在献
身改革、争取知识分子和地方干部的热情支持上，没有哪个人比得上胡耀邦。邓小平在 1986 年 5 月曾问过邓力群对胡
耀邦和赵紫阳的看法，至少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虑替换胡耀邦的问题。但邓没能预见到对胡耀邦的撤职会在仅仅两年后
胡去世时引发那么大的骚乱。
1986 年 12 月 30 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叫来，宣布必须结束对学生运动的宽
容态度。他对他们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 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递交辞呈的时候
到了。
邓小平接着批评方励之说：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 要开除。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 美国的当权者，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 对内自己也打架，
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 20 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
[19-79]
心。
1987 年 1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使群众对随后
胡耀邦在这两个问题上受到批评有了心理准备。次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邓小平同赵紫阳、薄一波、杨
尚昆、万里和胡启立几个高层干部作了沟通，他们都同意接受胡耀邦辞职。然后邓小平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作为筹
备十三大的领导班子，并告诉他们在对胡耀邦进行公开批评前，马上在 1 月 8 日组织一次「党内生活会」（实际上是关
门斗争会）。[19-80]胡耀邦的支持者后来说，利用「生活会」批评胡耀邦，违反了解除总书记职务的正常程序，因为把如
此高职位的人解职首先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然后要有中央全会的批准，最后要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邓小平则选择在
把胡耀邦的问题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就用「生活会」给他定了案。
从 1982 年到 1986 年，每年的中央 1 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但 1987 年 1 月 6 日发给全党的 1 号文件的内容
却是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的指示要点。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必须态度坚定。
对拒不接受「教育」的人要作出严肃处理。[19-81] 没过几天示威就停了下来，没有任何有关示威者死亡的报道。[19-82]
邓小平在 1 月 6 日也见了胡耀邦一面，通知他要召开批评他的「党内生活会」。在组织这些会议期间，邓小平指
示党内干部要「软处理」。[19-83] 他说，不要搞成路线斗争，也不要提「团派」（共青团），开会不是为了打击报复。[19-84]
但是，胡耀邦在上层的自由派干部、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毕竟有众多追随者，邓小平认为，为了消除胡耀邦的影响，
有必要对他的问题作出详细而全面的说明。批判胡耀邦最坚决的人是邓力群，他被请来起草这个批胡的文件。同时赵紫
阳也与胡耀邦见了面，通知胡说，允许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职，但他要对次日召开的批评会作好精神准备。赵紫阳还劝
说他，如果再发生学生示威，一定要坚定公开地表明反对立场。[19-85]
1 月 10 日至 15 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上，有二三十名高层干部对
胡耀邦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和陈云两人地位太高不宜到会参与批评，不赞成把胡耀邦撤职的李先念借故留在上海，也没
有参加。有人说，如果叶帅没有死（他于 1986 年 10 月 22 日去世），他会保护胡耀邦，绝对不会允许开这种批评会。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未能承担起责任，按邓小平的指示阻止学生示威。「自 1986 年
11 月以来，小平同志曾就这次十年来最大的学潮给我作过三次指示。」此外，他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些具体问题上受到
批评，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严肃的交代，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也试图作出辩解：
● 关于他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确实讲过一些话，也抓过一些事，但没有严格把握这些基本原则」。
●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觉得只要干好工作，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 关于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讲过之后，我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制止一些错误言行」。
● 关于培养干部接班人问题：「党中央，特别是一些老革命，一再要求我培养好接班人，大胆提拔德才兼备又有
经验的同志。对此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提拔和安排干部上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总是集体开会讨论。
我没有提拔过有私人关系的人或支持过小圈子 但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 关于外事活动：「一定要特别慎重。负责接待外宾的部门请我见陆铿，我没有拒绝，这是个错误。我在同他谈
话时 没有断然否定他的一些说法」。
● 关于「思想」：「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之后，我在思想斗争中总想维护安定，担心出乱子。我把精力
主要用于防左，没有防右， 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 在长期任职之后，我变得过于兴奋急躁 不
能冷静听取别人的意见」。
● 关于答应下面的事太多：「我从来没有批准过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19-86]
胡耀邦对随后受到的猛烈批评完全没有准备。他后来说，如果他知道「党内生活会」是那个样子，他就不会交辞
职信，也不会作这种全面检讨。[19-87]
邓力群对胡耀邦的详细批评占去了 1 月 12 日整个上午和次日的半个上午，总计五个多小时。邓力群一一列举了
胡耀邦的「错误」。他说，胡耀邦最大的失误是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斗争关注不够。他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他
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充分征求老领导的意见。[19-88]
赵紫阳在 1 月 15 日也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后来，1989 年赵紫阳被软禁后，他在跟别人的交谈和录音中痛心
地表示，虽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对胡的批评并不过分，他和胡耀邦对改革有着一致的看法，并曾合作共事。他说
自己「没有对胡耀邦落井下石」。[19-89] 当时，在 1 月 15 日的生活会上，赵紫阳批评胡耀邦说，他虽然大公无私，但是
也有弱点。「他喜欢标新立异，搞些噱头。他不服从纪律 如果他有更大的权力，问题就会更大 为什么他对刘宾雁、
王若水这种放肆的人那么宽容？他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赵紫阳又说：「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
条件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不在了，我是无法继续与他共事的，那时我就要辞职了。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
党代会怎么定的，或过去怎么定的，他想怎样就怎样。」[19-90]胡耀邦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紫阳会这样批评他。
胡的朋友也觉得赵紫阳确实是在「落井下石」。[19-91]
15 日上午的「党内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检讨，他表示要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但是他也
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19-92]
1 月 16 日政治局召开了更加正规的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中顾委的 17 名老干部，没有参加「党内生活会」的
陈云表明了他的意见。他说，他在 1980 年完全支持提拔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决定。但是 1980 年至 1981 年这段时期
他观察到胡耀邦领导的书记处并没有把工作做好。胡耀邦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此外，
他到下面乱跑，一个星期就能跑 22 个县，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他也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
议和常委会议，而即使是为了搞好党内民主，也应当定期开会。陈云又说，他在 1983 年 3 月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
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选拔干部应该选来自五湖四海的能人，胡耀邦却只选自己
圈子里的人。选拔干部要考虑「德才兼备」，但「德」（对党的忠诚）是第一位的。不过陈云强调说，解除胡耀邦的职
务要遵守党内程序，这一点十分重要。[19-93]
未经正式程序胡耀邦就被解除了总书记一职。赵紫阳仍然担任总理，但接替胡耀邦成了代总书记。赵紫阳说，他
不想当总书记，他更适合担任总理。但是一些知情的观察者认为，在邓小平的人中间并没有既适合这个职位、同时又能
得到其他领导人赞成的其他人选。与会者确实普遍认为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表现出众，因此没有太大争议就通过了让他
担任代总书记的决定。这些决定后来得到了中央全会和十三大的正式批准。胡耀邦仍保留着党员和中央委员的身分，而
且名义上暂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事实上他完全靠边站了。
一些思想开明的党员担心，胡耀邦下台后保守派可能会取得控制权，放慢改革开放的步伐。但是，继续领导党的
日常工作的「五人小组」——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万里和胡启立——都亲近邓小平，愿意听从他的领导。[19-94]邓
小平和赵紫阳都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变。[19-95]
胡耀邦的秘书在 1 月 17 日告诉胡的家人说，胡耀邦现在身心憔悴，要在中南海勤政殿休息一段时间，他要求家
人不要去看他。两周以后，胡耀邦经由一条专用通道，从中南海走回了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家中。他让助手收拾好他过去
十年里的讲话、报告和各种文件，在家里花了三个月阅读这些材料，最后断定自己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他在家里也
看电视，重读马列全集的一些章节。他很少会客，也几乎不参加党的活动，但他出席了解放军「八一」建军节的庆祝活
动、七中全会和中共十三大。
1 月 19 日中央印发 3 号文件，列举了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原因：[19-96] （ 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
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
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
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 3,000 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
就讲话。[19-97]
3 号文件还附有胡耀邦本人的检讨摘要。他在检讨中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不过他没有说自己对思想的宽容态度导致了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学生示威。3 号文件中还说，邓小平、陈云和
李先念这些老干部只要身体健康，今后仍会继续为其他干部——这是指总书记和总理——提供指导。3 月和 5 月又印发
了 3 号文件的补充文件，对胡耀邦担任领导期间的问题作了更具体的说明。[19-98]
在很多自由派干部看来，这是一场有失公正的悲剧：像胡耀邦这样为国家辛勤工作、大公无私的人，其治理方针
本可行之有效，却被他为之忠心效力的人罢了官。[19-99]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另一些干部则认为，假如胡耀邦继续在台
上，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因为胡缺少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所必需的坚定立场。他们感谢邓小平精心安排，没有给党造
成损害就撤掉了胡耀邦，保持了党内高层的团结，使邓小平的改革得以继续。两年后胡耀邦去世时，这两种分歧严重的
观点再次交锋，并且造成了更加可悲的后果。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曾数次邀请胡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1987 年 12 月 30 日，即
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职那天的整整一年后，他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邓小平问胡耀邦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
耀邦没有回答。[19-100] 在 1989 年 4 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
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19-101]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多管齐下，加强他认为在胡耀邦领导时期日益松弛的党内纪律。为了减少胡耀邦的影响力，
邓小平公开宣传胡耀邦的「错误」，并把批评中共但一直受到胡耀邦保护的一些追随者撤职。邓小平还意在遏制对人道
主义、自由、民主等西方观念日益广泛的渴求，他认为有人利用这些观念来挑战党的最高权威。
邓小平亲自主持的 1 月 16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了要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邓小平还同时宣布，
要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19-102] 1 月 28 日春节前夕发布了中央 4 号文件〈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
题的通知〉，对即将开展的运动作了说明。[19-103]
受到胡耀邦保护的知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出党；朱厚泽在 3 月也被撤销了中宣部部长
一职。刘宾雁为自己辩解说，他的报告文学批评的是一部分中共干部，并不是在攻击党；但有些高层干部认为，他的批
评以及对人道主义理想抱「更高忠诚」的呼吁使人们对党产生了消极印象。还有不少人虽然未在媒体上遭到批判，但受
到了内部批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和一些大学行政干部中的党员。[19-104]为避免在知识分子当
中造成严重的消极反应，邓小平宣布运动只限于党内。
很多在胡耀邦手下工作过的有经验的党内高官，如朱厚泽、吴明瑜、于光远和任仲夷，依然坚信方励之、王若水
和刘宾雁不会危及社会安定；示威活动能够通过协商加以解决；扩大开放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实力；邓小平高估了
国家稳定受到的威胁，作出了过度反应。
邓小平试图在主管宣传工作的高层干部中加强纪律，要求他们维护社会主义理想。3 月 29 日中央印发了一个改
进报刊与出版工作的文件，然后便出现了一篇又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广播也在不停地宣传同样的内容，包
括批判主张个人主义和腐化堕落的西方思想。[19-105] 媒体还歌颂爱国主义，赞扬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科学成就。[19-106]
邓力群在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相反，赵紫阳设法限制这场运动对经济部门的消极
影响。他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不应干扰经济，群众对政治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在为推动运动召开的 4 月 6 日至
12 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邓力群漫无边界地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愤怒。赵紫阳的助手鲍彤拿到
邓力群的讲话文稿后，赵紫阳把它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作出了赵紫阳和鲍彤所期望的反应：他同意邓力群走过了头，
疏远了过多的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干部。有些自由派党员担心邓小平可能会考虑让邓力群成为胡耀邦的接班人。邓小平此
时的反应标志着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邓小平不再支持邓力群了。
在确认了邓小平对自己的支持后，赵紫阳在 1987 年 5 月 13 日发表讲话，含蓄地批评了邓力群，实际上也标志
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几周后的 7 月 7 日，赵紫阳解散了过去邓力群维护正统思想的根据地——中央书记
处研究室，邓小平并未对此表示反对。政治气氛的这种变化加强了赵紫阳的地位，削弱了邓力群的影响，为赵紫阳在十
三大提出更开明的工作计划铺平了道路。[19-107]
7 月 10 日，曾在 1950 年代短期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交给邓小平一封信，信中含有详细的批评邓力群的内
容。李锐说，邓力群在延安时代曾滥用职权调查李锐，并不断找李的妻子谈话，随后又引诱她。李锐还批评邓力群也整
过一些好干部。[19-108]
当邓力群受到攻击时，赵紫阳也感到了来自保守派的压力，后者将赵视为对保守的经济政治方针的威胁。赵紫阳
后来回忆说，他之前还与保守派维持着比较不错的关系，但是在他撤掉了邓力群的根据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之后，
他与陈云和李先念的关系受到了伤害。[19-109]赵紫阳还说，十三大之后这些保守派领导人担心他会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在
党的代表大会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19-110]
中共十三大：赵紫阳主政
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像皇帝一样至死不退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对高层领导人的任
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然而就邓小平本人而言，退休是有附加条件的。赵紫阳在 1989 年 5 月向戈巴卓夫透露说，
中共的十三大有一个内部约定，即使邓小平已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但在大事上他仍保留着最后拍板的权力。
与邓小平同龄的那一代老干部知道，只要邓小平决定退休，他们也只能跟着退。1985 年邓小平开始提出他可能
退休的问题时，有些老干部请求他留任。就像其他对权力交接的时间和过程并无明确规定的国家中的集权统治者一样，
邓小平及其同事有理由怀疑一些没有耐心的年轻干部甚至在老干部还不打算退休时就开始为他们的退休作准备，或至少
热切期盼他们退休。1986 年 11 月 11 日，在为筹备一年后的十三大而召开的小型会议上，胡启立就提到过邓小平和一
大批老干部将要退休的事。薄一波听到这话脸都气红了，问胡启立：「你是不是盼着我们都早点死啊？」[19-111]胡启立客
气地回答说，他希望他们继续干下去。从来不知隐瞒情绪的王震也曾在中央党校大骂胡耀邦在为老干部退休作准备，他
其实说出了其他老干部的心声。[19-112]
在 1987 年 10 月 25 日到 11 月 1 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了所有党政职务，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员
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但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19-113]其他老干部别无选择，也只好从
正式职务上退下。陈云获准取代邓小平成为中顾委主任，第一线的工作则交给了赵紫阳。
党的十三大是赵紫阳的大会。邓小平知道，为了使接班人有效行使领导权，必须给他相当大的活动空间。除非邓
小平认为事态紧急，赵紫阳就是当家人。把胡耀邦解职后，邓小平让赵紫阳放手筹备并领导了十三大。赵紫阳在 5 月
13 日的报告不但标志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也是赵紫阳为期半年的全力以赴地领导十三大筹备工作的开
[19-114]为使西方民众对此变化有所准备，赵紫阳在 1987 年 9 月 25 日接受了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