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稳脚跟：1989-1992
「六四」之后北京的气氛一片肃杀，邓小平所面对的民众比共产党掌权以来任何时候对党都更加疏远。到 5 月
20 日，情况就已变得很清楚，政府失去了城市居民和年轻人的支持，领导人都担心政权难保。6 月 4 日动用武力威胁
致使群众屈从，但此举只不过加深了党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军队也士气低落枣军人为了替党保住权力而枪击无辜平民，
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觉得这是英雄壮举，徵兵也因此陷入低谷。在经历了 1988 年的通货膨胀，胡耀邦之死和调动军队清
空天安门广场这些事件之后，民众对邓小平和中共的拥护跌至最低点，这与 1984 年时高涨的民意支持有天壤之别。
邓小平相信，为了重新赢得群众的拥护，党迫切需要立刻加快经济发展。然而，在 1988 年的通货膨胀之后，控
制着经济政策的谨慎的保守派却在抑制增长速度。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受到的挑战也使很多中国人怀疑，共产主义在中国
是否还有未来。
同时，西方的人权团体和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都支持中国的异见人士，西方政治家也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西方
人看来，在北京发生的杀害那些进行自由民主抗议的无辜学生的行为，是比他们自己国家那些导致越南、柬埔寨等地大
量平民死亡的决定更加恶劣的罪行。西方人权团体开始向中国人宣讲自由和对生命的尊重。西方高官停止了访华，并对
出口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加以限制。中国的外贸和旅游业都蒙受了损失。西方人沉溺于天安门悲剧的戏剧性场面，西
方电视台不断播放捣毁民主女神像、搬运鲜血淋淋的尸体、试图孤身一人挡住坦克的青年人这样的画面枣所有这一切
只会加强外国政府的反华情绪。外国对异见人士的支持和对华制裁是难以轻易消除的。
邓小平相信，外国对示威者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使得在中国维持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他知道外国人的批评会
在中国赢得一些追随者。但是在这个关键的交汇点，就像他下手镇压和顶住外国制裁一样，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坚持对外
开放的重要性。在 6 月 4 日几天之前他打算让解放军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时就说过：「我们要开放，不能收，
要比过去更开放。」[22-1]为了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他说，必须干出点儿实事，要抓紧调查和惩治腐败大案，不管涉及
到谁。他重申了第三代领导人必须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22-2]
对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的讲话：1989 年 6 月 9 日
「六四」过去之后的几天里，邓小平和领导层仍忙于抓捕他们眼中的「动乱」分子、清理城市和恢复秩序。由于
邓小平未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快就传出了领导层发生严重分裂、政府面临解体危险的流言。邓小平在 6 月 9 日打破沉默，
向领导镇压行动的军级以上干部发表了讲话。讲话的部分内容在电视上播出，使民众在镇压之后第一次看到一位高层领
导人。邓小平感谢军队干部在恢复秩序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还利用这个机会对群众说，他们也应当感谢解放军的贡献，
政府是稳定的，政策不会改变。
邓小平首先说，他要向在这场斗争中为英勇扞卫党和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指战员和公安干警表示哀悼。他说，从国
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来看，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说，幸运的是发生冲突时很多有经验的军队老同志还健在，
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气。他承认有些同志不理解这次行动的必要性，但是他表示相信，他们最终会支持这一行动。
邓小平说，麻烦在于一些坏人混在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
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西方的附庸。邓小平问道：「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22-3] 他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枣的重要性。[22-4]
对党的领导人的讲话
一周以后，即 6 月 16 日，邓又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说，由于他本人就要退出日常工作，新的第三代领导人
要完成平息「暴乱」的任务。要利用这次暴乱，注意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但基本原则不能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经济不能滑坡。 我们要用行动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不会变，而且会
进一步得到贯彻执行。」[22-5] 邓小平再次肯定了党的战略目标是正确的，即从 1980 年到 2000 年使经济翻两番，到下
个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在北京看过邓小平讲话的外国人说，他的语气沉着自信，对自己采取的行动没有丝毫悔意，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没
有惊慌。[22-6] 邓小平似乎相信，6 月 4 日的武力展示已经让反对势力安静下来，使党和解放军能够建立牢固的控制。他
宣称，军事行动为中国赢得了十到二十年的稳定。邓小平的顽强与坚定，让很多担心中国可能陷入内乱的人感到放心。
邓小平显示出自信：中国有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经历，一定能够挺过 1989 年之后外
国的制裁。他说，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很快，严厉的制裁最多只能延续几年。他认为外国商人会向他们的政府施压改善
对华关系，以便他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外国政府也会重新认识到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要站稳立场，鼓励外国友人终
止制裁，为好好利用将来的每一个机会作好准备。
邓小平的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 1990 年 11 月为使要求伊拉克从
科威特撤军的决议在安理会获得通过，便与中国谈判达成协议，以布殊总统会见钱其琛为条件来换取中国的支持。[22-7]
虽然在这个协议之后大多数制裁措施仍在继续，但此事是向恢复中美工作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 6 月的两次公开讲话后，邓小平很少再公开露面，有关他生病或去世的谣言不绝于耳，报纸不得不时常刊登声
明予以否认。其实，邓小平在 6 月中旬出席了四中全会，7 月初，会见了布殊总统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随后便去了北
戴河，那里是高层官员夏季疗养的地方。[22-8]
四中全会： 1989 年 6 月 23-24 日
天安门悲剧过去三周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会议肯定了过去两个月为制止动乱采取的措施是必
要的和恰当的。全会公报赞扬了邓小平等老干部面对动乱时发挥的作用，赞扬了军队和警员的贡献。全会还正式批准了
高层的人事变动。赵紫阳被免去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宋平和李瑞环得到提拔，与江泽民、李鹏和乔石
共同组成了政治局常委会。新的领导班子表示，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及其同事开辟的道路前进。江泽民在全会的讲话中再
次肯定了要坚持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目标：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22-9]
然而大问题依然如故：很多中国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党内元老则毫不动摇，认为维持秩序必须收紧控制，如何
弥合双方的鸿沟？对于了解邓小平的人来说，他采取的战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思想教育」。
也就是说，他对知识分子实行西方式民主改革的呼吁不予理睬，并且他要让群众相信现行的制度最适合当前的中国。
向江泽民交班
对于如何能使接班人维护团结，继续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有过很多思考。鉴于群众对「六四」悲剧的反应，邓
很高兴他们选择了一个没有参与镇压的接班人，这可以让群众感到有一个新的起点。虽然江泽民在 6 月 4 日之前就来到
了北京，但邓小平要确保江泽民的名誉不因天安门事件而受损。为此，他个人承担了在北京恢复秩序的责任，并且直到
6 月 24 日江泽民在四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总书记，才宣布了对他的任命。[22-10]邓小平在这时宣布自己的接班人，也是
要向党和群众表明，他是按正常程序 果断移交了权力，并不是在匆忙推出一个接班人。党内元老似乎也同意要有一个
强而有力的中心人物枣虽然他们在 1978 年不愿授予邓小平最高的头衔，担心这会使权力过于集中，但是他们在 1989
年愿意给江泽民这种头衔，以便他能够得到作为有效的国家领导人所必需的权威。
在「六四」后的几周里，邓小平有理由对江泽民的表现感到满意。江泽民学得很快并与推选他的党内元老枣除
邓小平之外，还有陈云和李先念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表现出良好的政治直觉，并利用曾庆红为他出谋划策。曾庆
红在党内政治中人脉极广，过去就在江泽民手下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随他一起来到北京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
主任。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在党内多年从事组织和安全工作，曾庆红通过他知道了很多党内的人事内幕；他母亲邓六金是
延安幼稚园的园长，许多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当年从那里出来的孩子。曾庆红很好地运用他的个人关系网，协助江泽民在
北京政坛上周旋。江泽民难以与根基深厚的邓小平相比枣邓在北京有几十年的经验，对同事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枣
所以江泽民要依靠曾庆红等精明的部下来处理好这些关系。
1989 年 8 月 17 日上午，仍在北戴河休养的邓小平把杨尚昆和王震叫来，他对他们说，他打算在 11 月的五中
全会上把自己仍然担任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江泽民。[22-11]党内领导人明白，这不仅意味着把军队的控制权交给江泽民，
而且是交出了对中国的全部责任。
邓小平等人从北戴河回来后，又在 1989 年 9 月 4 日把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枣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
平、李瑞环、杨尚昆和万里枣叫到自己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计划。刚开会，邓小平就提醒他们，他过去多次说过，自己
最后的责任之一就是建立硬性的退休制度，使老干部能够自动把权力交给更年轻的领导人。邓小平向他的同事表示，退
休年龄没有硬性规定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缺陷，不但在毛泽东晚年是这样，而且是帝制时代的通病。（批评邓小平的人
可能会补充说，他们赞赏邓小平的退休决定，但是假如他再早几年退休也许更好。）邓小平说，假如他死在任上，有可
能引起国际麻烦，最好还是在他仍然在世时交出职务。但是，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仍可以通过会见他所熟悉的外国客
人发挥一定作用。
邓小平指示说，预定于 1992 年召开的下一届中共代表大会要解散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个由陈云担任主任的委员
会，只是作为一个「利用老一代革命家智慧」的临时机构成立的。邓小平宣布，他在 11 月的五中全会上退休时，就像
政府其他部门的退休过程一样，要越简单越好。[22-12]然后邓小平说出了他的离别寄语：一定要让群众和外国人明白，中
国领导人将坚持对外开放，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接班人要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中国就无
法在困难时刻解决问题。[22-13]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
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
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22-14]
同日，邓小平又与中央负责干部谈了话，然后给全体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封信。他说：
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 作为
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我们的改革开
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
[22-15]
邓小平决心继续进行科学技术的对外交流和新技术的引进。他知道华裔美国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尽管天安门悲剧
之后有外国的制裁，他们依然愿意与中国保持联系，因此他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访华。媒体在报道 9 月 16 日邓小
平与李政道的谈话时，宣布了邓小平的退休决定。邓小平知道，「六四」之后民众惶恐不安，担心国家的命运。他也记
得毛泽东在大跃进带来困难后曾一度隐退，有关他生病或死亡的谣言满天飞，为此报纸上有意刊登了毛泽东游长江的照
片。同样，不管邓小平对「六四」之后中国的困难多么担忧，他与李政道的合影向世人展示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
向公众公布的照片中，邓小平站在北戴河的海水里。在这场被充分宣传的会见里，邓对李政道说：「最近在北戴河每天
游泳一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他承认中国最近的事件使人警醒，但他接着说：「现在我
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22-16]邓小平的基本意思明白无误：他对中国
的前途仍然很乐观，尽管有外国政客的批评，外国科技进入中国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在 11 月 7 日的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了江泽民。杨尚昆成为第一副主席，他的弟弟杨白
冰取代他成为军委秘书长。政治局表彰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人作出的伟大贡献。[22-17] 11 月 8 日全会结束后，邓小
平来到人民大会堂与他过去的同事合影留念，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与他握手。然后他回到家中，与家人一起举行
他的退休宴会，饭菜是由为他做了 30 年饭的厨师准备的。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致中央委员会的信：
「我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我衷心感谢你们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我衷心感谢全体同志。」[22-18]邓小平退休的这一
天柏林墙被推倒，但他的退休并没有引起任何麻烦。
邓小平把权力交给江泽民一年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吴作栋。此后李光耀尽量约束自己不
去干涉接班人的工作，但是他说，自己仍然是个守门员，如果出了问题，他认为自己仍然有责任为维护新加坡的成就做
一些必要的事情。同样，邓小平也对李政道说：「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22-19]
邓小平把权柄交给江泽民后，不再为重大事情拍板。他已经 85 岁高龄，行动不便，听力也进一步下降，他把更
多的时间用于休息。两三年前他还以做事专注着称，但现在已经做不到了。[22-20]
1989 年 11 月以后，邓小平不再主导
政治舞台，他不再参与重大问题的确定、大政方针的制定、作出最后决定或控制媒体内容。不过，他确实继续会见重要
的外国客人，他仍能在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发挥影响枣如果必要，他还会使用这种力量。
维持中美交流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乔治?布殊做了一件过去的任何美国领导人都没有对中共领导人做过的事情枣他试图与邓
小平通电话。「六四」事件发生后，布殊总统也立刻宣布了暂停与中国的军事订单和高层交往，并为在天安门悲剧中受
到伤害的中国人提供人道主义与医疗帮助。他在 6 月 5 日还接见了中国留美学生，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并对他们那些
受到迫害的中国同学给予支持。但是，与美国的舆论、尤其是主张严厉制裁中国的报纸相反，布殊说，他不想为了中国
政府的行动而惩罚中国人民。布殊了解中美关系的艰难历程，他要避免将来有可能给恢复中美关系造成更大困难的任何
对抗。他说，从长远看，继续接触能够加强中国内部争取更大自由的压力。几年后他回忆 1989 年的事件时说：「假如
我没有同那个人﹝指邓小平﹞见过面，我也许不会那样自信地认为，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还应当同他们保持联系。」
[22-21]布殊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时机（1974 年 9 月 26 日至 1975 年 12 月 7 日）很有利：他是在邓小平开始接
过周恩来会见外国领导人的工作不久后上任的，而他离开北京时，恰好也是毛泽东再次让邓小平靠边站的时候。布殊的
中国问题专家、在他担任总统后派往北京当大使的李洁明说，布殊和邓小平「在 1970 年代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
关系，部分原因是他们都预感到对方将是他们各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22-22]李洁明认为，事实上，在毛泽东、周恩来、
尼克逊和基辛格退出政坛后，邓小平和布殊继续维持着过去的领导人为两国建立的工作关系。他们两人的关系轻松而友
好：在 1975 年 12 月 6 日为祝贺布殊离开北京转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告别宴会上，邓小平对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
一直在这里搞间谍活动呀？」[22-23]布殊笃信私人外交，他会偶尔给邓小平递送信件。邓小平对这种私人交往方式并不作
出回应，但他愿意随时与布殊见面。[22-24]
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两人继续保持着联系。邓小平在 1979 年 1 月访美时，要求在休斯顿与布殊进行私人
会面，见面时邓小平把他仍然保密的攻打越南的计划告诉了布殊。邓小平去德克萨斯时，布殊也邀请他到母亲家里作客。
后来，列根总统打算跟台湾建立正常关系时，邓小平和布殊副总统努力不让中美关系出轨。确实，当两国关系变得十分
紧张时，邓小平和布殊的会谈使两国关系转危为安，从而为稳定两国关系的 1982 年联合公报铺平了道路。[22-25]后来当
布殊准备竞选总统时，他的妻子芭芭拉去亚洲访问期间被遣往北京亲自将丈夫的打算告诉了邓小平。1989 年 2 月，邓
小平向布殊坦率说明了中苏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准备迎接戈巴卓夫访华。[22-26]几年后，当布殊在电视上被问及他遇到的最
伟大的领导人是谁时，他先是说没有哪个人特别杰出，然后又补充道，邓小平是个不同凡响的领导人。
但是，当布殊在 1989 年 6 月想与邓小平通电话时，邓小平并未接回应。回应外国领导人的电话不合中国领导人
的惯例。于是布殊在 1989 年 6 月 21 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亲笔信：
写此信时我心情沉重。我本想与您亲自讨论此事，但很遗憾没有做到。首先，我是本着真诚的友谊写这封信的，因为我相信您一定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强烈地认为美中之间的良好
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我写此信是想请您帮助维护这种我们双方都认为十分重要的关系。 我请您 记住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立国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民主和自由。 这些原则难免
会影响美国人看待其他国家的事件和作出反应的方式。这不是傲慢自大的反应，也不是想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信念，这仅仅是对那些原则的持久价值及其普遍适用性的信仰。
[22-27]
布殊接着又解释说，作为美国总统，他不得不实施制裁。「当朋友之间遇到麻烦时，例如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想办法
把它说清楚。 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制度中，常常不可能做到事事保密；但这是一封没有副本的特殊信件，在我的私
人档案之外没有任何副本。」[22-28]布殊在信中提议向北京派出一名私人特使。
布殊发出此信的次日，就收到了邓小平回覆。他说，他准备接待派来的特使。布殊很清楚，「六四」刚过就派出
特使会激怒美国民众，因此他对派特使一事进行保密，即使是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也没有接到通知。（中国方面对访问
保密并无困难。）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飞往北京，
于 7 月 2 日会见了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之前，邓小平对李鹏和钱其琛说，今天和美国人的会谈只
谈原则，不讲具体问题；中国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中国领导人既不怕美国人，也不怕制裁，外交人员要牢记这一点。
[22-29]
据陪同斯考克罗夫特的美国人说，邓小平亲切问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他说：「我把布殊总统当作朋
友，是因为自从我与他交往以来，我觉得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他很少说空话假话。」[22-30]但是邓小平在评价中美关
系时，态度仍很强硬，极其严肃。谈及「六四」时，他说，那个事件「是一次地震，十分不幸的是美国人也涉足太深
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把中国逼入墙角。 那场反革命暴乱的目的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
制度。如果让他们得逞，就会天下大乱。坦率地说，这有可能导致战争。」邓小平接着谴责了美国帮助那些试图推翻中
国政府的人，并且说，美国的媒体夸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国内政。
邓小平把布殊决定向中国派出两名特使看作一件好事。「看来仍有希望维持我们原来的良好关系。 我相信这是
布殊总统的愿望。我本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但这种性质的问题是不能从两个人做朋友的角度加以解决的。」邓小平说，
两国之间的分歧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中国的利益。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取决于美国不再火上
浇油。」邓小平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了 22 年仗、死了 2,000 万人才换来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中国共
产党统治中国。这是一个感到他的国家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的人发出的严厉信息，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抗议者持续的支
持加剧了这种危险。
斯考克罗夫特在答覆时重申，布殊总统坚信应当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布殊也希望
邓小平理解美国总统当时受到的政治限制。[22-31] 邓小平回答说，请斯考克罗夫特转达「我对我的朋友布殊总统的友情
无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谈的如何，只要他继续把我当朋友，我也会同样对待他。」[22-32]斯考克罗夫特试图
向邓小平解释美国为何对个人自由有如此深的感情，但他适可而止。邓小平在会谈结束时说，他不同意斯考克罗夫特的
很多说法，「为了结束中美关系的这段不幸插曲 要看美国采取何种行动。」[22-33]然后，据斯考克罗夫特说，邓小平就
和他道别。
当时，美中关系受到的伤害之一是关于美国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的协议的连续性。从 1983 年到 1989 年期间，
作为反苏同盟，中美军方作出安排由美国向中国出售航空电子设备、导弹和鱼雷。其中最大一笔生意是 F-8 战斗机的雷
达系统；中国还购买了西科斯基公司的黑鹰直升机。对于处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笔开支很大的订单。
1989 年以后，由于美国的制裁不允许向中国供应零配件，也包括西科斯基直升机的零件，这使中国无法使用已经购买
的许多装备。
从 1989 年到 1993 年，中美军方实际上没有任何高层接触。军方的交往在 1993 年恢复，但双方的信任关系从
未恢复到 1983 年至 1989 年的水平。事实上，1989 年以后，中国转而向苏联购买苏-27 战机，从以色列购买军事设
备和物资。中国不再愿意从美国购买任何重要的军事设备。[22-34]
天安门悲剧发生的一个多月后，在 7 月 14 日法国召开的七国峰会上，主要的问题不是是否制裁中国，而是应当
采取多么严厉的制裁。与其他领导人相比，布殊总统和日本首相宇野宗佑主张较温和的制裁。布殊总统确实支持取消世
界银行新的对华贷款，同意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供永久居留权，但他反对采取他认为可能导致美中关系彻底破裂的更
强硬的制裁手段。[22-35]
布殊在 7 月 28 日再次致函邓小平，重申了他要维持两国工作关系的愿望。针对邓小平所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
布殊写道，他认为问题是由中国的行动造成的。邓小平于 8 月 11 日对布殊作出了诚恳的答覆，他对布殊维护和发展两
国关系的愿望表示感谢，但他再次表示，是美国在制裁中国，伤害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他说，希望这种局面能够很快得
到改善。[22-36] 布殊知道邓小平对美苏交往很敏感，他在答覆邓小平时建议，12 月 1 日布殊和戈巴卓夫的玛律塔峰会之
后，斯考克罗夫特可以飞往北京向他和江泽民通报会谈结果。
在这期间，由于美国和日本决定不派高级官员访华，邓小平接待了一些美国前官员。他会见了美国民主党特使伍
德科克，还会见了前总统尼克逊以及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后者其实担任着布殊政府的牵线人。日本不存在强大的反
对党或能够充当使者的前政治家，因此邓小平会见了与日本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商界领袖。这些客人来到北京时，邓
小平鼓励他们与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合作，但他仍然主导着关键性的会谈。
邓小平在 1989 年 10 月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逊，陪同他的是卡特的中国问题助手米歇尔?奥克森伯
格。尼克逊强调说明了美国为何要对「六四」镇压作出强烈反应，但双方也探讨了打破僵局的途径。邓小平说，中国处
于弱者的地位，不能采取主动；他坚持认为，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应当先迈出第一步。[22-37]
不到两周之后，11 月 10 日，也是邓小平正式退休和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他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邓小平向他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会继续。他请基辛格把他的一封信转交布殊，其中提出了一揽子外交设想：（1）
中国允许正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异见人士、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前往美国；（2）美国取消一部分对华制裁；（3）双方
设法签订一到两项重要的经济合作计划；（4）江泽民访问美国。[22-38] 几个月后的 1990 年 5 月，布殊宣布批准给予中
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中国已经同意让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出国的决定。[22-39]
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在 12 月 10 日第二次会见邓小平时，事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斯考克罗夫特受
命公布这次访问，美国有线电视则在 12 月 18 日爆出了前一次秘密访问的新闻。[22-40]许多美国人仍然对「六四」事件
深感悲痛，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的代表秘密飞往这个在街头枪击手无寸铁的民主拥护者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对道
义的践踏，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布殊宣布停止高层交往之后。[22-41]但是布殊和斯考克罗夫特着眼于两国的未来和两国领
导人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他们认为这次访问有助于避免与中国关系的破裂，这显然符合美国的战略、文化和经济利益。
[22-42]
在第二次访问中，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说，他们来北京访问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没有牢固的中
美关系，也难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又说，并不是中国在威胁美国，而是美国的政策威胁着中国；此外，如果中
国发生更多的动乱，对全世界都有很大危害。邓小平用和缓轻松的语气，请斯考克罗夫特转告布殊，中国有一个退休老
人相信中美关系很重要，双方必须想办法解决问题。[22-43]这次访问刚过，美国就宣布同意售卖三颗通信卫星给中国，美
国将支持世界银行向中国发放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贷款。不久之后，中国在 1 月初宣布北京解除戒严并释放 1989 年春
天时被拘留的 573 人。[22-44]
在这些初步的变化之后，美中对话又陷入僵局大约一年。钱其琛外长抱怨说，美国已经失去了与中国会谈的兴趣。
斯考克罗夫特则表示，中国领导人不再表现出灵活性。但双方都认为产生僵局的原因是东欧和苏联的动乱。
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
1989 年到 1991 年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再加上 1989 年春天北京的示威运动，不但使外国人、也使
很多中国人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让很多西方
人兴高采烈，他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派也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寿终正寝。同时，中国领导层竭力控制住国内的问题，但他们
的媒体向民众所作的报道被那些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出人预料的事件所压倒，一次又一次让他们陷入尴尬的境地。通过
《参考资料》上每天从西方媒体翻译过来的材料，中国的官员要比一般群众更加了解真相。
让中国人和邓小平本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反抗中国的老朋友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
的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它在 12 月 25 日以两人被枪决而达到顶点。齐奥塞斯库是东欧领导人中唯一下令军队向平民
开枪的人，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不想到七个月以前北京类似的军事行动。确实，罗马尼亚的事态急转直下，导致了齐奥塞
斯库被处决，这让中国领导人担心自己能否免于和齐奥塞斯库枣他曾表示赞成北京 6 月 4 日的镇压枣同样的命运。
这种担忧的程度，大概可以从政府对中国民众掩盖罗马尼亚动乱的做法中看出。当齐奥塞斯库在 12 月 17 日下
令军队向平民开枪时，中国媒体未作报道，只是在四天以后简单地报道说，齐奥塞斯库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对抗恐
怖活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无法避免报道罗马尼亚的大规模冲突时，中国媒体仅仅承认了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
办事处的一些窗户被子弹击碎。12 月 27 日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两天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下方发布了一则只有一句
话的报道：「罗马尼亚电视台 12 月 25 日宣布，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死刑，这一判决已经
得到执行。」[22-45]斯考克罗夫特当时正在北京，据他说，中国领导人过去经常赞扬齐奥塞斯库，说他证明了共产党能够
顶住自由派的猛攻，当他们听说罗马尼亚的事变后感到了惊恐。[22-46]
齐奥塞斯库遭到处决尤其令邓小平感到不安。齐奥塞斯库在 1985 年 10 月访问北京时，曾向邓小平颁发罗马尼
亚的最高勋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早在 1965 年 7 月，当中国和华沙条约组织仍有一些交往时，
在如何争取对苏联和华约组织保持更大独立性的问题上，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观点一致。齐奥塞斯库在 1982 年和 1985
年访华时，曾获准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正是在齐奥塞斯库 1985 年访华时，邓小平请他向戈巴卓夫转达改善中苏关系
的条件，这为戈巴卓夫 1989 年的访华铺平了道路。[22-47]
他当时宣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比过去更加紧密地合作」。[22-48]同时，《参考资料》详细翻译了西方有关齐奥
塞斯库的反对派日益壮大的报道，但一般群众是看不到这类报道的。[22-49]
12 月，罗马尼亚反对派运动的严重程度大白于天下之后，邓小平暂时停止了公开会见的活动。据官方的《邓小
平年谱》，他在 12 月的前半个月有六次会见活动，但从 12 月 17 日枣齐奥塞斯库下令向人群开枪的那天枣到来年
的 1 月 18 日（这一天他会见了香港商界领袖李嘉诚）之前，没有任何会见的纪录。[22-50]因此，在罗马尼亚危机期间的
12 月 21 日是江泽民接见了香港记者，以便平息港人的担忧，他们自「六四」以来对八年以后香港回归大陆时会发生什
《人民日报》在 1989 年 9 月引用过对齐奥塞斯库的一次采访，
么一直忧心忡忡。和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要在紧张的局势中表现出镇静；他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情况与东欧有着根本的不
同。他说，中国共产党能够在 1949 年建立政权，是依靠自己的军队而不是苏联军队取得胜利的结果；中国没有受到资
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国一直以来都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江泽民解释说，在中国实行戒严不是为了对付不守规矩的学生，
而是为了维护秩序。就像 1957 年时的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肯定了民主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但能做到多大程度的民主，
取决于国家的政局稳定。[22-51]
从 1989 年到 1991 年底苏联解体，北京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感到很难处理从东欧和苏联传来的消息。尽管作了
很大的努力去掩盖、淡化、拖延甚至歪曲新闻，但事件本身毕竟还是时常让他们感到头痛，因为这些事件使他们不可能
取信于民。1989 年 6 月 4 日，邓的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同一天，波兰公民以民主投票方式选出了议会，这也
是二战之后苏联占领东欧以来，东欧国家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选举。但是《人民日报》直到 6 月 10 日，即邓小平向戒严
部队干部发表讲话之后，才向民众报道了这一选举的消息，但仍然只字不提反对党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共产党候
选人。早在 1980 年代中期，当雅鲁泽尔斯基（Woyciech Jaruselski）取缔深得民心的团结工会时，北京的媒体曾为
之拍手称快；而在 1989 年 11 月雅鲁泽尔斯基被赶下台时，深感震惊的北京官员并没有向中国民众及时报道这一消息。
[22-52]
从 1989 年 9 月底到 10 月初，当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入西德避难时，中国的报纸却在继续赞扬东德。例如，10
月 7 日（东德共产党统治 40 周年纪念日）东德爆发大规模抗议时，《人民日报》不但只字不提，反而误导人们说：「东
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现在已经加强了团结。」然而，这种向中国民众掩盖东欧事态真相的做法只会对北京的领导产生
不良影响。当 11 月 11 日柏林墙被推倒时，《人民日报》再也无法掩盖这一消息了。[22-53]
1990 年 2 月的苏共全会讨论了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的问题，《人民日报》没有作任何报道。全会结束那天，《人
民日报》根本没有提到苏联，而是宣布「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肯定会发生新的动乱和战争，国家将陷
入分裂，人民将遭受苦难，更谈不上国家建设」。第二天报纸才登出莫斯科的苏共全会同意放弃垄断权力的消息。[22-54]
苏联解体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像很多西方人一样高兴。有人甚至向可靠的朋友重新提起 1950 年代中国采用苏联式工
业化时的一句著名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涵义却非常不同。
邓小平在 1989 年底辞职后不再积极参与处理东欧和苏联问题，但是他不可能回避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从 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