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到 1992 年，他试图加强群众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东欧或苏联共产党，它能挺过去。他没有预言苏联或东欧会
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从 1989 年底开始使用「不管东欧或苏联发生什么」作为开头语，以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同。邓小平
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日子，即 1991 年 8 月 20 日，苏联保守派发动政变将戈巴卓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一幢乡间别
墅里的第二天，邓小平把高层领导人枣不久前才从莫斯科回来的江泽民，还有杨尚昆和李鹏枣叫到一起，让他们增
强决心，团结一致做好工作，避免发生分裂。邓小平重申，尽管发生了动乱，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中国能够顶住
外部压力。他承认中国有可能波浪式前进，快速进步时期之后会进入调整期。他还指出，世界形势的巨变给中国提供了
前进的机遇，但是如果不抓住机遇，其他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又把中国抛在后面。最后，邓小平向他的同事重申，强调
经济增长不意味着中国要忘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22-55]
1991 年 10 月 5 日，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脱离苏联、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几个星期之后，邓小平
接待了硕果仅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之一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中国仍将坚持经济上改革开放，同时也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证明中国需要共产主义体制，他说，中国今年发生水灾时没有哪个国家能为中国解决问题。中国
能够有效应对水灾，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22-56] 1989 年 10 月 26 日，邓小平就曾宣布对党的体系的信念，他对泰国
首相差猜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57]
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向民众报道苏东巨变时动作迟缓，但他们很快就根据新的现实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当巴尔
干几个共和国宣布独立时，中国立刻给予承认；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总统戈巴卓夫宣布辞职，俄国国旗取代了克里
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时，中国很快就从外交上承认了俄国和其他独立国家。[22-58]
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相
反，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钱花在了这种竞赛上，而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苏联的领导层享受着优越
的生活，但苏联人民并不是这样。在天安门悲剧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
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22-59]
无论邓小平本人在「六四」后对中共的前途有何疑虑，没有纪录证明他对中共有能力克服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崩
溃带来的困难有过任何怀疑。他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现得镇定自若，他相信中共能够挺过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经济也将
继续增长。他记得自己三次受到批判，丢了官职，但每一次又都回来了；他见证过自己的部队打了败仗但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他见证过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之后的复元。邓小平在 1989 年「六四」之后的三年中，向公众展示着他的毅
力、坚韧和十足的自信，在这种环境中能有如此表现的世界领导人并不很多。
对保守的经济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
党内的气氛不允许邓小平扭转 1988 年放开物价后为消除通货膨胀和民众恐慌而实行的保守经济政策。但是邓小
平由衷地认为，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维持民众的支持以避免东欧和苏联的命运。从 1988 年 9 月 26 日的十三届三
中全会正式开始实行的紧缩计划是陈云的得意之作。为了结束通货膨胀，政府降低了增长目标和支出，减少了货币供应，
收紧和强化了财政控制，努力消除财政赤字。此外，为安抚对腐败的民怨，政府发言人袁木宣布紧缩计划也包括禁止政
府兴建楼堂馆所。[22-60]
富有经验的经济顾问薛暮桥为紧缩计划中的「整顿」政策提供了全面解释。他说，1984 年之后，新的体制和宏
观调控手段还没有到位，以价格、税收和信贷来调控经济的行政手段就被削弱了。随着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和企业，
包括乡镇企业，过快地扩大投资，造成了原料和能源短缺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为避免后者
的失控才采取了紧缩措施。[22-61] 李鹏总理在 1989 年底的计划工作会议上忠实地推进了紧缩计划，他说，党要集中力量
提高质量标准，改善商品流通，加强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他提出，尽管实行紧缩方案，党仍然要继续推动
改革。工厂的管理者要作好有关技术和生产的关键决策，中国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22-62]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抨击，导致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反
击以及对市场开放的抵制。[22-63] 已经在 1987 年靠边站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宣传家邓力群，又开始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
精神污染。陈云的部下则认为过分开放市场导致了纪律松弛和学生示威。江泽民让正统思想的扞卫者胡乔木为他起草了
1991 年 7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7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2-64]
1988 年实行的保守政策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加强投资控制和预算平衡。当时预计，1989 年到 1992 年这个
时期结束时，一旦调整完成，便可以用较温和的步调重新开始各项改革枣包括物价改革、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
税制改革以及银行业改革。[22-65] 但是，1989 年「六四」之后西方国家的制裁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何况经
济官员还在继续实行谨慎的经济政策。即使很想与邓小平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江泽民，在经济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
主流气氛，而这种气氛现在更有利于陈云的慎重立场。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 1988 年的 11.2%降至 1989
年的 3.9%。为防止在这种急速的下滑中出现政治骚乱，没有让大城市的国营企业职工丢掉工作，工资也没有受到触动；
但是在小乡镇和行政村一级，从 1989 年到 1990 年有将近 2,000 万人丢了饭碗。[22-66]这时邓小平想不顾一切加快发
展以维持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在党内缺少足够的支持。
爱国主义教育
「六四」后几周的危机时刻过后，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处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年轻人对政府和共产党的疏远。
在谈及导致「六四」事件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到了没有对青年进行「教育」，他这样说的意思和毛泽东一样，是指政治
教育。但是邓小平的这种教育观并不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他认为那种教育过于僵化；他要提供的是公民和道德教育。
在「六四」之后这意味着什么？
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的崩溃表明，共产主义世界的年轻人已经失去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党正统学说
的信仰。邓小平和他的党内元老们认识到，不能再指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动中国的年轻人了。尽管
邓小平本人支持过反对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但它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了。
为了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需要用什么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爱国主义。67 强调
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在 1940 年代就是宣传的主题，而且从未消失过。但是它在 1950 年代
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只起着次要作用。当邓小平在 1980 年代试图加强与西方的关系时，它已经趋于没落。然而在
1989 年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出现了针对外国制裁的普遍的爱国主义反应。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对中国的制裁
是对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抨击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制裁伤害的却是全体中国人。就
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此时的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
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22-68]
出现这种意识形态转变的时机很有利。在邓小平时代，正如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指出的，有
一种「对中国历史的逐步的重新肯定」。被毛泽东视为剥削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曾是受批判的历史人物，而在邓小平时
代逐渐被重新解释为「那个时代的进步力量」。换言之，在邓小平时代，更易于用较客观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了；过去
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历史人物，又成了具有优秀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品质的人。在 1980 年代末，甚至国共内战时的头号
敌人蒋介石也开始得到更加同情的对待，虽然毛泽东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22-69] 1989 年之后，中宣部利用这种趋势，
鼓励年轻人以中国历史为荣。[22-70]
正如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中国思想状况时所说，即便在 1980 年代中国人批判自己的传统、崇拜西方时，「在
叛逆的言辞背后 也跳动着新一代热血青年躁动不安的心，他们怀着急迫的使命感，要重新找回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22-71]即使没有爱国主义教育，到 1980 年代末时很多中国人已经认识到，1978 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人过于
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传干部所说，有些年轻人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现
代化，中国人自然而然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
「六四」之后外国人的制裁和批评，为邓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强化这种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天安门悲剧后的几
周内，邓小平开始强调他的爱国主义教导。中宣部巧妙地宣传外国人的反华言论，使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主张民主的
学生感到愤怒。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1994 年后改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被广为宣传，将民众的怒火
引向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外国拒绝向中国提供现代技术，被说成是不公正地阻止中国分享现代化成果。外国人批评中
国对待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做法，被说成是外国列强企图削弱中国的阴谋。西方对台湾的支持和对中国主
张南沙和东海岛屿主权的抵制，在政府向中国民众作出的解释中，被说成是遏制中国的例证。诸如此类的宣传取得了预
期的效果。1989 年后的几年里，当初高呼口号反对政府腐败和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的学生，也开始支持党和政府。他
们喊出了反对外国人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责中国。
在唤起年青人的爱国主义方面，特别成功的一件事是，官方媒体巧妙地宣传外国人因「六四」事件而反对北京主
办奥运会的言论。国家主席杨尚昆在 1990 年向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将申办奥运会后受到外国的抵制，这让年轻人怒不
可遏。1989 年时反政府的年轻人，现在又热烈支持政府有关中国受到其他国家苛待的说法。
在这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过于重拾抗战时期的反日宣传。当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着日本在二
战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时，或是当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使这种事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言论
仍会被公布在中国的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1991 年底，中宣部还制订出一套更加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枣利用教科书、讲演和媒体。1991 年 11 月发
布了〈充分利用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文件。后来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的通知〉。这两份文件的重点都是教育那些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或内战的青少年。
天安门悲剧之后邓小平批评外国实行的制裁，没有纪录表明他在 1992 年退休前反对宣传部门激发爱国主义的做
法，即使其中包含排外倾向。中国存在着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陷入分裂的危险，因此需要作出认真的努力重新赢得年轻人
的支持。爱国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的增加，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也远远超出
了邓小平所鼓励的范围，而且在他退出政坛后愈演愈烈。随着外国在 1990 年代逐渐减少制裁，中国必须在这种排外的
爱国主义与努力恢复邓小平在 1977 年以后建立的对外友好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22-1]SWDXP-3, May 31, 1989, p. 289.
[22-2]SWDXP-3, May 31, 1989, p. 291.
[22-3]SWDXP-3, May 31, 1989, June 9, 1989, p. 299.
[22-4]SWDXP-3, May 31, 1989, pp. 294-299.
[22-5]SWDXP-3, May 31, 1989, June 16, 1989, pp. 302-303.
[22-6]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6-197.
[22-7]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43-146;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414.
[2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89 年 7 月 16 日，页 1285。
[2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89 年 6 月 23 日至 24 日。
[22-1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p. 173.
[22-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8 月 17 日，页 1286。
[22-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9 月 4 日，页 1286-1287；SWDXP-3, pp.
305-311.他还说，他的丧事也要越简单越好。
[22-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9 月 4 日，页 1287；SWDXP-3, pp. 305-311.
[22-14]SWDXP-3, p. 311.
[22-15]SWDXP-3, pp. 312-313.
[22-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9 月 16 日，页 1289-1290。
[22-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11 月 6 日至 9 日，页 1295-1296。
[22-18]Rong De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p. 1-5.
[22-19]SWDXP-3, p. 315.
[22-20]据奥克森伯格所说，他陪同尼克逊总统在 1989 年 10 月会见了邓小平。这是奥克森伯格第
14 次、也是最后一次与邓小平会谈。见 Michel Oksenberg, "I Remember De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6, 1997, 35.
[22-21]George Bush, 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61.
[22-22]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 378.
[22-2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93.
[22-24]2010 年 11 月与芮效俭大使的私人交谈。
[22-25]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p. 225-226; Lilley,
China Hands, pp. 222-223, 378.
[22-2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1-99. See also Perry Link,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pp. 29-38;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p. 24-28.
[22-27]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8-102. See also Bush,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Lilley, China Hands.
[22-28]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2.
[22-29]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31-146.
[22-30]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6.
[22-31]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11; 《 邓 小 平 年 谱
（1975-1997）》，1989 年 7 月 2 日，页 1284；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31-139. 关于天安门事件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见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22-3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07.
[22-3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9; 另见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中的访问报告，pp. 79-83.
[22-34]2008 年 12 月对 Eden Woon 的采访，他是国防部官员，在这些谈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2-35]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28.
[22-3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
[22-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10 月 31 日，页 1294-1294；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in Putting an End to the Strain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SWDXP-3, p. 321;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81.
[22-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11 月 10 日，页 1297。
[22-39]Lilley, China Hands, pp. 358-362.
[22-40]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100.
[22-41]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2-4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
[22-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12 月 10 日，页 1304； "Sino-U.S. Relations
Must Be Improved," SWDXP-3, pp. 338-339.
[22-44]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00-101.
[22-45]转引自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51.
[22-4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79.
[22-47]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 17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85 年 10 月 9 日，页 1085-1086；James A. R.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46-48.
[22-48]周荣子：〈齐奥塞斯库和蒙博托表示支持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人民日报》，1989 年
9 月 23 日，第 3 版。
[22-49]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47-48.
[22-50]《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 1303-1306。
[22-51]"Jiang Zemin and Li Ruihuan Interviewed by Hong Kong Journalists,"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FE/0650/B2/1, December 30, 1989.
[22-52]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 41. 这里的内容以及下面几段主要依靠此书，该
作者当时在北京密切观察过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变化的反应。中国人对东欧和苏联变化的较为冷静的记述，
见黄宏编：《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页 3-38。
[22-53]黄宏：《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页 44-46。
[22-54]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59-60.
[22-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1 年 8 月 20 日，页 1330-1331；SWDXP-3, pp.
356-357;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06-207.
[22-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1 年 10 月 5 日，页 1332。
[22-57]SWDXP-3, p. 318.
[22-58]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0-171, 174-177.
[22-59]陈国焱：〈邓小平对东欧的战略方针及其意义〉，载《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页 270-275；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2-174.
[22-60]"Regulations on Construction of Expensive Buildings Issued," Xinhua General
Overseas Service, September 25, 1988. 对官方的措施及支持紧缩政策的分析的评论，见武力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下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下册，页
983-1010。
[22-61]薛暮桥：〈牢记历史经验，坚决执行治理整顿的方针〉，见《人民日报》，1989 年 12 月
18 日，第 6 版。
[22-62]《新华社内参》，1989 年 12 月 26 日，见 FBIS, January 3, 1990, pp. 12-18。
[22-63]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20-125.
[22-64]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37.
[22-65]例如参见《光明日报》，1989 年 12 月 9 日，见 FBIS, January 4, 1990, pp. 27-28.
[22-66]Simon Long in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ay 1992, 转引自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p. 62, 326.
[22-67]中国的「爱国主义」，字面上的意思是「爱国家」。因为中国是由很多个民族组成的，所以
不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该词在英语里被译作 nationalism，但字面的意思是「爱自己的民族」。
[22-68]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31, no. 3 (September
1998): 287-302;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66-169 and n181, n182; Parks 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0 (June 2007): 394-410;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3-247.
[22-69]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挃 pp. 400-402.
[22-70]关于中国作家对上面的提示作出的反应的细微差别，见 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8-81.
[22-71]Shuqing Zhang, "Marxism, Confucianism,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Zhiling
Lin and Thomas W. Robinson, eds., 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 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4), pp. 82-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