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赛一样。[2-42]
毛泽东和周恩来，基辛格和尼克逊
中美之间有过两百年的贸易交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了四年盟友，后来是二十年的冷战对手，两国在 1969
年开始考虑恢复邦交。1969 年发生珍宝岛战役后，毛泽东担心受苏联入侵的危险，自南北韩战争以来第一次决定扩大
与西方的交往，并指派周恩来进行谈判。尼克逊正在设法解决越战问题并寻找对抗苏联的长期合作对象，便指派基辛格
与周恩来谈判与中国修好。基辛格 1971 年从巴基斯坦飞往北京为尼克逊访问打前站的戏剧性之旅，以及 1972 年 2 月
尼克逊的访华都是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们为邓小平时代美中交往的迅速发展搭建了舞台。
1966 年至 1969 年的中苏关系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 1969 年的中苏边境冲突，都与邓小平无关。但是他在 1961
年至 1963 年曾率领一班人马写下反驳莫斯科的九封著名公开信；他还在 1963 年亲赴莫斯科，发表了中方最后一次重
要讲话，使中苏交恶达到顶点。中国重启中美交往也与邓小平无关，当时他还在江西，虽然他在 1973 年底陪同周恩来
参加过谈判。邓小平的贡献还有待于来日。
缓慢的复出：1972 年 1 月-1973 年 4 月
直到 1973 年 2 月，即林彪死亡 16 个月以后，毛泽东仍没有让邓小平回京。他曾在 1966 年严厉批邓，所以他
不能指望别人会很快接受邓小平，况且他尚未决定如何使用邓小平。邓小平曾因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猛批，毛泽东
要向人们解释为何请他回来，这并非易事。毛采取的伎俩是，他说邓小平这位十分受人尊敬的总书记「受到了林彪的迫
害」。在 1972 年 1 月的陈毅追悼会上，他就曾对陈毅的家人说，邓小平跟刘少奇不同，他的问题不那么严重。周恩来
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对邓小平的评价让更多的人知道。[2-43]毛的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说明毛泽东读过他在
1971 年 9 月的信的第一个迹象。随后又出现了更多的迹象。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1972 年 4 月初通知邓小平，根据他给
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请求，同意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进入江西工学院读书，小女儿邓榕则获准去了江西医学院。[2-44]
受到这些积极信号的鼓舞，邓小平在 1972 年 4 月 26 日又给汪东兴写信说，由于他的两个孩子已去上学，能否
让他雇一个人帮他和卓琳一起照顾邓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
工作。」[2-45] 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的答覆，但是一个月之内他和卓琳的工资便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2-46]
邓榕后来说，这些表明邓小平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的信号让一家人大为振奋。从邓家人如此期盼积极的信号可知，
尽管毛泽东疾病缠身，被林彪事件搞得心烦意乱，但他仍然左右着手下人的命运。实际上，陈云已经在 1972 年 4 月
22 日获准从江西回京，但是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呆了将近一年。
1972 年 8 月 3 日，在数月没有得到毛泽东或汪东兴的答覆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打消他估计毛仍然
对他抱有的疑虑。他首先说，他已经听过向他所在工厂的全体工人传达的有关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文件。他表示，林彪
虽然当将军有一套，但在长征期间曾秘密伙同彭德怀反对毛主席。他还回顾往事说，林彪在抗美援朝时拒绝了毛主席让
他率军作战的要求。邓小平承认，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的意图，但他不同意林彪只讲「老三篇」、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
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毛主席着作应当得到运用。邓小平又说，林彪和陈伯达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感谢主席在文革期
间保护了他。邓小平毫无愧疚地讲着他认为毛泽东爱听的话。
邓小平在信中强调说，他认可在 1968 年 6、7 月的自我检讨中所说的所有内容。他再次检讨了 1931 年自己在
广西离开红七军的错误，另外还承认自己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工作也有缺点，有时候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他在 1960
至 1961 年没有消除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他没有有效贯彻毛主席关于抓好在内地建立关系到国防的「三线工业」的工
作的决定。他也没有在做报告前及时地向主席请示。邓小平承认，文革揭露他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他在信中还试图打
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2-47]
邓小平信中所言显然也正是毛泽东想听到的话。1972 年 8 月 14 日，收到邓小平的保证书没过几天，毛泽东就
向周恩来总理作出书面指示，让他安排邓小平返京。毛泽东再次说，邓小平的问题不同于刘少奇，他没有历史问题，没
有投降过敌人。此外，邓小平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还为党和国家做过其他一些好事。[2-48]周恩来在收到毛批
示的当天就把它转发给了中央委员会。[2-49] 可是由于毛的妻子江青百般阻挠不让邓小平回来，事情一时没了下文。[2-50]
1972 年 9 月，邓小平觉得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便请求走访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维埃老区，并且得到了批准。
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走出家门。他花了五天时间外出访问，得到省部级领导人规格的接待。邓小平还被允许用两天时间
探望从 1952 年起就给自己担任机要秘书的王瑞林，王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后来邓小平返京时，王瑞林也
被允许回到了原来的岗位。1972 年 12 月 18 日，周恩来问汪东兴和纪登奎，为何还不落实 8 月份毛泽东让邓小平回
京的指示。他们在 12 月 27 日请示了毛之后答覆说，邓小平可以回京。[2-51] 一个月后，即 1973 年 1 月，江西省委书记
白栋材给邓小平带来了这个好消息。2 月 20 日工厂的工人来给邓小平道别后，邓小平与家人乘汽车前往鹰潭，在那儿
登上了返京的列车。[2-52] 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干 20 年。」[2-53] 确实，一直到 19 年又 8 个月以后，邓小
平才在党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
邓小平返京：1973
让受过批判的人重新担任要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爱护，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
命。邓小平在 1973 年 2 月 22 日从江西回京后并没有立刻得到任命，尽管他在北京的露面已经暗示着他会重新扮演重
要角色。邓小平回京的消息传开后，他看望了一些故交，但数周时间内既没有出席任何正式会议，也不承担任何工作，
甚至没有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
毛泽东让周恩来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商量邓小平将来的工作。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在接替周恩来的总理职
务方面，他是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及其支持者江青强烈反对让邓小平担任要职，但毛泽东坚持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参加
党的组织生活。[2-54]协商的结果是，政治局提议把邓小平安排到国务院的业务组，这是周恩来和副组长李先念手下的一
个领导小组，在文革动乱期间维持着政府的日常职能；并且允许邓小平参加党的每周例会。[2-55] 3 月 9 日，周恩来把汇
报这些决定的文件交给毛泽东并得到了他的批准。文件向邓小平做了传达，同时下发县团级以上党委。[2-56]
邓小平回京后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是在 1973 年 3 月 28 日晚上，在场的还有李先念（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
时代的关键人物〉）和江青。见面结束后，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随时准备重新
工作。次日下午毛泽东便接见了邓小平，这是六年来的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邓小平回答
说，他身体一直很好，这是因为他相信主席，他一直在等候主席的调遣。[2-57]当晚，周恩来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政治
局会议，会上宣布了要让邓小平担任负责外交的副总理。邓小平不是政治局正式成员，但讨论重大问题时他可以列席政
治局会议。周恩来给毛写信汇报了政治局的讨论，得到毛的批准后，邓小平便正式上任了。[2-58]
1968 年以后邓小平第一次在官方场合露面，是在 1973 年 4 月 12 日为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Prince
Norodom Sihanouk）举行的宴会上，他以副总理的身分出席。邓小平和其他人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有些人向他致意
时还是很谨慎。这次露面之后，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议论纷纷，都在猜测他将扮演什么角色。[2-59]
毛泽东显然要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正如我们所知，邓小平在 1973 年逐渐成为地位更加显赫的领导人，先是获准
出席最高层的会议，接着成了周恩来的助手，然后在 1973 年 8 月 10 日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在证明了自己
对毛的忠诚以后，12 月又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作为周恩来的助手，邓小平从 1973 年 4 月开始，陪同周恩来在机场送往迎来，会见了柬埔寨、墨西哥、日本、
北韩、马里、尼泊尔、刚果、菲律宾、法国、加拿大、澳洲和其他国家的客人。他还参加了一些会见外宾的活动，但尚
未担负起与他们会谈的工作。[2-60]
毛泽东培养王洪文：1973-1974
毛泽东像中国的其他年迈的领导人一样，也很注重培养年轻干部作为接班人。林彪死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接班
人的问题也变得日益紧迫。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
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大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从
1971 年到 1972 年 9 月，他把三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后是王洪文和吴德。
他在 1972 年底选中了王洪文作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毛泽东
喜欢他是工人出身，又参过军，有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毛泽东知道王洪文缺少领导政府的知识和背景，但他相信王洪文有可靠的左派立场和领导潜力，能够成为中共最
高领袖的第一人选。事实上，毛泽东开始萌生出这样的想法：让王洪文担任党的领导人，同时物色人选接替周恩来的政
府首脑一职。
毛让邓小平协助周恩来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后，往往不再理会朝内衮衮诸臣，只跟内宫善于阿谀奉承的太监打交
道。林彪死后，毛泽东也很少接见任何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与外界的沟通主要依靠三位女士，一个是随时陪伴于
他左右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还有所谓的「两位小姐」：他的译员唐闻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实是
毛的表兄的孙女）。毛是在自己的专列上与张玉凤相识的，当时她被安排做毛的服务员。张玉凤长得颇具姿色，又有心
机，政治上也很精明，虽然她没有多少经验，理解不了复杂多变的上层政治。「两位小姐」本来是外交部派去的人，在
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做他的助手。毛在接见外宾之前和之后常跟她们交谈，两人也开始逐渐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成了毛
泽东与外界沟通的联络员。不管她们个人有什么想法，她们在跟外界打交道时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效忠于毛泽东，而外
界也逐渐把她们视为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代言人。例如毛泽东批判周恩来时，便是由「两位小姐」负责传达毛的意见。当
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意见时，这种情况给她们和周的关系造成了严重问题，因为她们实际上成了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传声
筒，而且毛泽东也期望她们向自己汇报周恩来言行中所有可能的问题。毛在 1973 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称「肌萎缩
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直起头来都困难，口齿也不清。1972 年 2 月他曾一度神智昏迷，但九天之后他仍会见了尼克
逊。他沉溺于中国的文史典籍，但对于他所关心的问题，例如重大人事安排、自己的声望以及各种关系的处理，他仍然
像过去一样成竹在胸，老谋深算。在这些事上他仍然大权在握，也很会算计如何利用他的联络员。
过去的皇帝上了年纪后，除了培养继位者，也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身后事。毛泽东也一向很看重自己的历史地位。
1945 年他与蒋介石会谈期间曾公布先前在 1936 年写下的〈沁园春?雪〉一词，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诗篇之一。诗中
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接下来他又说：「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以妄自尊大和权力欲而论，他在世界领袖中堪称翘楚。在达到权力顶点时他参与各种领域的活动，
但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和年岁增高，他开始更加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及能够维护他的遗产的接班人。
在世界领袖中毛泽东同样堪称翘楚的另一件事是，他生性多疑，总觉得有人要阴谋篡权。但是，他对周恩来的疑
虑也并非毫无道理，他害怕周恩来如果活得比他长，会抛弃他的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事业，贬低他在这个时期党的历
史上的光辉地位。[2-61]周恩来在领导政府和外交工作方面能力非凡，记忆力过人，是当时几乎不可缺少的人物，尤其是
在恢复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各国关系方面。高层人士都知道，毛泽东不喜欢周，但又离不开周。1930 年代周恩来在上海
工作时，培养了一批为他工作的内部谍报人员，这些人的身分一直保密，而且仍然效忠于周恩来，毛泽东对于除掉这样
一个掌握着如此巨大的秘密支持者网络的人是有所顾虑的。周恩来不同于刘少奇和林彪，他多年来一向谨小慎微，唯恐
威胁到毛的权力。但是到了 1973 年，虽然没有人公开说，毛泽东还是不难察觉很多高级干部认为周恩来是个好领导枣
他竭力维持秩序，关心别人，尽量减轻坏领导的狂热计划带来的后果。
毛与周的问题不是担心周恩来有可能篡权，而是周的声望超过自己的声望，还有就是他同美国打交道时可能太软
弱。一旦周恩来活得比毛长，这些问题会变得尤其严重。因此，当唐闻生和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国外媒体充斥着对「周
恩来改善美中关系的外交政策」的赞扬时，毛面露不豫之色：[2-62]那本是我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不是他周恩来的。此后，
毛便想办法削弱周的威望，他要确保当周恩来的癌症恶化时，接班的人忠实于他而不是周。[2-63]
尽管毛泽东妄自尊大，偏听偏信，犯下各种路线错误，但他的部下也承认，他不但是大战略家，而且有发现人才
的眼力。被毛泽东看上的另一个政治领导人证明了自己能够娴熟处理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大量复杂问题，此人便是邓小
平。[2-64] 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时，就和他的上级周恩来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是 1930 年代初邓小平在赣南苏区
又与毛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后来的岁月得到提拔，也因为他是毛而不是周的人。[2-65] 周恩来在 1973 年处理着大量异常
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使邓小平在这年春天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后获益匪浅。毛泽东在 1960 年代曾因邓小平疏远自己亲
近刘少奇而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假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会不会像文革前的几年那样，不再那么听他
的话，而是跟着周恩来走？他会不会批判文革，撤掉毛泽东任命的关键人物，让毛的错误任由历史评说？[2-66] 整个 1973
年，毛泽东一直紧盯着邓小平的表现。
中共十大：1973 年 8 月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召开了中共十大。虽然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却是他自 1949 年以来第一次因病情加
重没有亲自讲话的党代表大会。毛在大会闭幕时无法起身，要等到代表们离开大会堂之后他才离去，以免让人看出他的
行动已是多么不便。他仍保留着决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病情，代表们不可能不想到接班问题。
按照惯例在大会之后立刻召开的宣布人事任免的一中全会，也因健康不济，毛泽东宣布缺席。从此后，毛不再参加任何
中央全会。
时年 38 岁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
首脑的主要候选人。[2-67]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时业已凸显，因为新的中央委员
都要由这个机构提名。他还被委派准备新党章，在大会上做有关新党章的报告，这曾是邓小平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上负
责的工作，当时他也是准备接毛泽东党的领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选人。[2-68]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被任命为党
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周之后。其他领导人以及外国的外交官和媒体也开始把他视为毛泽东最可能的接班人。[2-69]
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无法与王洪文相比。他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但并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十大的目的是为
了在林彪死后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清除林彪余党，因此与正常的党代会相比开得十分匆忙。大会不像 1956 年的八大那
样对所讨论的问题作了全面总结，甚至也不如林彪扮演主角的九大。与为期 24 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会期只有 5 天，
王洪文和周恩来在会上做了两个重要报告，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 1 小时，大大短于中共党代会上通常的报告。[2-70]这次
大会推出了新的领导成员，象征着林彪时代的结束，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纲领。大会集中在三个议题上：批判林彪、林彪
倒台后的清查运动和 1973 年的经济计划。[2-71]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有将近一半内容是批林的，经济计划没有谈到具体
内容，因为当时的经济仍处于一片混乱，领导层也无暇为当时的五年计划中还剩下的两年枣1974 年和 1975 年枣
作出具体部署。
十大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在邓小平于 1973 年底掌握了更大权力时，他们将为
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们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导的九大上提拔进来的军队干部。在新的中央委员会 191 名委员中，有
40 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干部。[2-72]经毛泽东同意回来工作的人中有副总理谭震林，他在淮海战役期间
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总前委的司令员之一，曾在 1967 年 2 月毅然站出来批评文革；这些人中还有王震和邓小平。邓小平
过去仅被允许陪同会见外宾，但从 7 月中旬他开始参与会谈。[2-73]
毛泽东决定提拔王洪文这个既年轻又无经验的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们很生气。8 月 21 日十大前夕的最后一次政
治局会议上，老干部们斗胆提出了反对任命王洪文的意见。许世友将军表达了不太敢说话的老干部们的心声，他说，有
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受到压力后他又改口说，可以再加上康生和叶帅。[2-74]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坚持己见，任命
了王洪文。文革期间曾在选择要批斗的老干部方面起过阴险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过，另外两个副主席，周恩来
和叶剑英元帅，则是既富有经验又立场温和的领导人。
虽然让周恩来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却是江青的两个支持者张春桥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
他们起草的。因此，大会文件虽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权时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倾成果。事实上，十大之后的
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十大后的 21 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 4 个激进派枣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
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着的「四人帮」。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员，
包括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虽然算不上激进，却倾向于左派。毛泽东想用「群众代表」枣农民和工人代表枣平衡
那些回到中央委员会的老干部，尽管他承认「他们的思想水平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众代表去支持主张继续革命的激
进派。
邓小平有了新的职务，但并没有为他指派具体工作。不过敏锐的政治观察家看得清楚，毛泽东已开始考虑让邓小
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们一起出去视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2-75]
批判周恩来：1973 年 11 月-12 月
基辛格在 1973 年 2 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毛对美国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苏联合作很不高兴。同年
11 月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时，毛泽东不但对美苏合作有意见，而且不满于周恩来跟美国打交道时太软弱。他在夏天时
严厉批评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想利用中国跟苏联达成协定。1973 年 6 月布列兹尼夫访美并在加州圣克莱门特
市与尼克逊会面，双方共同出席签署《防止核战争协定》的仪式之后，毛泽东的怀疑变得更加严重。中方在布列兹尼夫
访美后立刻向白宫发出正式照会，指责美国帮着苏联表演和平姿态，等于是帮着苏联掩盖它的扩张主义。[2-76]毛泽东怀
疑，美苏两国达成的协定将使苏联腾出手来把武器瞄准中国，而美国对此不会作任何反应。
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和外交部太迁就美国，使美国得以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对美国在减少与台湾的交
往、跟中国恢复邦交上无所作为也很生气。尼克逊曾经许下诺言要在 1976 年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但是不管作何解释
（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削弱了尼克逊的实力，使他无法让国会批准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现在都是在利用中国去改善与
苏联的关系。
基辛格于 1973 年 11 月抵达北京时发现周恩来的权力已被毛泽东大大削弱。周恩来对「现代大儒」（太温和、
不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战）这样的指责十分敏感，因此当基辛格说中国仍然受到孔子的影响时，周恩来勃然大怒。据基
辛格的回忆，在他们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谈中，周恩来发脾气这是仅有的一次。周恩来显然承受着压力，而「两位小姐」
会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言行。基辛格到北京时，美国刚任命了安克志（Leonard Unger）为新一届驻台大使，并同意向台
湾提供新的军事技术。这令毛泽东十分恼火。
11 月，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了一天之后，周恩来和唐闻生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周把基辛格的建议告诉了
毛泽东：如果中国表现出比中日建交模式更大的灵活性，允许华盛顿跟台湾保持（比中日模式中）更近的关系，华盛顿
也许就能得到国会的同意，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时唐闻生对毛说，这听上去像是「两个中国的政策」。[2-77]
（周恩来后来对基辛格承认：「我们跟主席在一起时，我不敢解释这种说法，她却敢作出解释。」）毛泽东听到周恩来
居然认真看待基辛格的建议，让美国同台湾和大陆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对周恩来勃然大怒。
基辛格告诉周恩来：「中国核武力的增长是苏联无法接受的。」[2-78]他还建议设一条热线，以便美中两国在苏联
可能采取行动时能够迅速交换情报。（「弥补你们军队的弱点，延长预警时间。」）周恩来对基辛格说，如果能就分享
情报达成协议，「这对中国有很大帮助」。在基辛格访华最后一天（11 月 14 日）的上午，他们交换了有关分享情报的
文件草稿。[2-79]
毛泽东听完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的汇报后，认为这种建议与苏联在 1950 年代末要为中国提供联合舰队的建议如
出一辙。正是苏联这种建议使毛泽东与苏联绝交，因为他担心向苏联出让权力有损中国的主权。现在在毛泽东看来，周
恩来要向美国出让搜集情报的权力，这将损害中国的独立地位。
江青很会揣摩毛的心情，而且一直在伺机整周恩来。这时她觉得时机已到，便发动了对周的批判，说他喜欢对美
国人低头哈腰。她把周称为「投降派」。[2-80]毛泽东想让中国外交的腰杆儿更硬，因此也乐意狠批一下周恩来。
基辛格访华后不久，从 1973 年 11 月 25 日到 12 月 5 日，毛泽东组织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系列批周
的会议。林彪死后，毛泽东对日常工作的细节已不感兴趣，但他对批周一事却作了具体部署，包括选哪些人参加，让他
们大体说些什么，为会议定调子等等。在他看来，周恩来差不多已经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2-81]政治局全体成员都被要
求对周进行公开批判。周恩来写了一份详细的检讨，但毛泽东认为不够，要求他再写一份更深入的检查。在 1973 年
11 月这些会议之后，基辛格本来可以再次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表示得很清楚，自己已不被允许与他举行谈判。会
见再也没有进行。
毛让邓小平接手工作：1973 年 12 月
基辛格 11 月访华后，毛泽东为了与美国打交道，转而依靠邓小平这个在对抗苏联时十分坚定的人。1973 年 12
月，邓小平遵照指示参加了政治局批周的会议。无论在法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还是 1950 年代初在北京一起工作
时，周恩来就像邓小平的兄长。但是毛泽东有理由希望邓小平会和自己而不是周恩来站在一起。邓小平在 1940 年代的
整风运动中就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周恩来却没有。自从 1931 年邓小平被批为「毛派头子」后，他就一直紧跟毛泽东，
并在 1950 年代得到了毛的重用。1956 年以后邓小平成了党的总书记，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在党内事务上有时变得很尴
尬：周恩来在党内排名上高于邓小平，可是他要向负责党内日常事务的邓小平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2-82]周恩来在文革
期间也没有保护邓小平。[2-83]
邓小平心里很清楚，「两位小姐」会把他在批周会议上的发言汇报给毛主席。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对周恩来
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
惕这一点。」[2-84]这些话表面上并不恶毒，却暗藏杀机。邓小平实际上是在暗示，周恩来想架空毛泽东，篡夺毛的地位。
「两位小姐」把邓小平的发言和态度汇报给毛泽东后，毛非常兴奋，立刻把邓小平叫去谈话。
几天以后，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要求让邓小平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和军委委员。毛泽东不报请中央全会批准
就要通过这样的任命，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2-85]周恩来名义上仍是总理，但邓小平开始参与他跟外国人的会谈。虽
然周恩来的身体条件在七个月后枣即 1974 年 5 月枣仍能允许他坐十几小时的飞机代表中国出席联大会议，但毛泽
东却让邓小平替他去了美国。周恩来为动手术在 1974 年 6 月 1 日住院后，邓小平开始主持接待外宾。[2-86]
加强军队建设：1971-1974
林彪坠机身亡后，毛泽东需要确保军队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忠诚。他在林彪坠机之前已经预先采取措施加强了军队
对他的支持以防范林彪。例如，1971 年 8 月他亲自视察了华中和华南地区的部队，公开谈到他和林彪的分歧。他还撤
换了一些军队领导人，削弱了林彪的势力。[2-87]坠机事件后，政治局中的四名军队干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
会作，被要求在十日内表态与林彪划清界限。其实这些人在几天之内便被抓了起来，直到 1980 年代末才得到释放。
毛泽东撤掉彭德怀后，在 1959 年依靠林彪团结部队；同样，林彪死后，他也需要有人来加强中央对军队的领导。
毛泽东先是依靠在军队中德高望重、从不树敌的叶剑英元帅，他比林彪大十岁，没有权力野心（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
时代的关键人物〉）。但是在 1973 年底，毛泽东开始依靠手腕更强硬的邓小平去处理中美关系时，他也转而利用邓小
平帮助他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据说，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
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
邓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调。[2-88]
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后不久获悉，刚当上党的副主席的军队领导人李德生在林彪还在世时给他写过效忠信。这件事
让毛泽东大为震惊，他担心其他大军区司令员也可能与林彪的关系过于密切，于是决定对他们进行调换；为了减少他们
调换职位后网罗亲信的风险，他们在调动时不能带走自己的人马。
当毛泽东又发现其他军队领导人写给林彪的一些效忠信后，对曾为林彪工作的北京的领导班子愈发怀疑，于是决
定把跟林彪没有密切关系的军区领导人调到北京。林彪大权在握时邓小平一直在江西，所以毛泽东知道邓小平不可能和
林彪关系密切。他还知道，军队的两个关键领导人枣已被调往渖阳军区的李德生和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最敏感职
务的陈锡联枣都在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任过职，所以他相信邓小平能够管住他们。
军区司令员大换班后不久，毛泽东宣布他请来了一个军师枣邓小平。他要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
委员。用他本人的说法：「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2-89]邓小平一向重实
权不重虚名，他客气地谢绝了那些头衔。毛泽东心里清楚，任命邓小平可以让军队上层松一口气，这不仅是因为邓小平
在军队的资历，还因为他们确信邓小平不会进行打击报复。虽然邓小平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严厉批评受林彪影响的几
位大军区司令员。但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很清楚邓小平这样做出于无奈。任命邓小平后，并没有明确叶帅和
邓小平两人谁排名在前。但两人相互尊重，在与军区司令员开展工作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清除林彪对军队影响的同时，毛泽东还在社会上开展了一场批判林彪余党的政治运动。有人发现林彪在读过的
书的页边上写有尊孔的话，于是这场批判林彪和另一个被指责有中庸倾向的人枣周恩来枣的运动，便被称为「批林
批孔」运动。运动以 1974 年的元旦社论作为起点，一直持续了半年。它最初的目标是军队中与林彪关系密切的李德生
等人，但是到了 1 月底，江青开始利用这场运动批判周恩来。除了批林批孔以外，他们还把矛头对准「周公」。周恩来
虽然受到伤害，但他度过了风暴。他继续担任总理，甚至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尽管不再让他主持敏感的中美谈判。
然而就在这场运动前后，毛泽东不时又从煽动者摇身一变成了胸怀大度的人。他指责「两位小姐」在批周时就像
小兵冒充大帅，还批评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做得太过火。他甚至对江青说，不要再整人了，她不代表他的观点。
毛还说，她宣称周的问题十分严重、应当叫作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一点是错误的；她说周恩来迫不及待想篡权，
这一点也是错误的。[2-90]
在 1974 年 7 月 17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警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这是他
第一次用这个词来称呼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个激进派。这四个人并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周密计划的帮派，但他们确实扮
演着批周的核心角色。
「四人帮」的名称及其所表示的他们是危险分子的意思后来广为人知。江青继续批判周恩来和老干部，同时她和
另外三人也成了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批判对象。但是当时还不可能触及那个能让「四人帮」整人的人枣毛泽东。事实
上，有些大胆的人只在与可靠的朋友的私下交谈中会竖起四个指头，然后晃动大拇指，意思是不光有「四人帮」，还有
第五个人：毛泽东。
受到批判的周恩来癌症病情加重。为了做手术他于 1974 年 6 月 1 日住进 305 医院，之后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医
院一个舒适的套房里，直到 1976 年 1 月去世。周恩来很能体谅人，他知道邓小平在 1973 年底批他是因为有毛的压力。
1974 年初他已经开始和邓小平密切合作处理外交问题。当时周恩来已住进医院，但名义上仍保留着职务，在他的亲自
指导下，邓小平成了事实上的代总理。[2-91] 邓能回来工作是得益于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但是在 1974 年和 1975 年，
他和周恩来再次紧密合作，就像之前在法国、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以及在文革之前的北京那样。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也要求他与江青共事，他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是随着周恩来的身体日渐虚弱，江青开始担心毛
泽东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给邓小平，于是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他。[2-92]江青的感觉没错，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正在上升。
毛泽东日益信任邓小平的最突出的标志，是他选定了邓小平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在联大的历史性发言
毛泽东在 1974 年春天派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使邓小平在国际上名声大振。中国大陆在 1971
年就取代台湾取得了中国的席位，但是还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在联大会议上发过言。
联大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北京以为中国代表在联大的第一次发言是以经济问题为主，于是安排对外贸易部而不
是外交部为中国领导人准备发言稿，由主管外贸政策的李强出席大会。但会前不久才发现联大会议将集中关注中国的对
外关系，于是准备发言稿的工作又从外贸部转给了外交部。
毛泽东决定派邓小平去纽约，是因为他考虑到周恩来太软弱，不是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则不够老练，
可能会碰到难题。毛泽东一定要让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
为落实这项计划，毛泽东充当了幕后操控人，他让王海容和唐闻生给外交部传话，要让邓小平担任赴联大代表团
团长。外交部很快就答应下来。江青不知道毛泽东已在背后决定让邓小平去联合国，激烈反对这个人选。她很清楚，邓
小平的联大之行将加强他在国内外的影响，早因其强硬而被称作「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很可能对她的活动加以限制。
[2-93]1974 年 3 月 27 日，与江青分居的毛泽东写信警告江青，不要再对邓小平的出访有意见，因为这是他本人的选择。
除了江青以外，政治局一致赞成由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