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手下整顿秩序：1974-1975
1974 年 12 月，周恩来离开病床飞往长沙去见毛泽东，两人要商定北京关键领导岗位的人选，他们都知道自己
已经来日无多，因此这项工作十分紧迫。周恩来在 6 月 1 日刚动过癌症大手术，身体十分虚弱，无法每天正常工作，他
飞往长沙时乘坐的飞机就像个小型医院，有医生陪同。 [3-1]毛泽东则患有心脏病和葛雷克氏症，医生告诉他剩下的日子不
足两年了。他的视力也严重衰退，说话含混不清。不过，两位领导人虽然重病缠身，头脑都还清楚。他们两人虽有分歧，
但也有一项共同的任务，就是为党和国家选定继承他们毕生事业的领导人。
当时负责党内日常工作的是年仅 39 岁的王洪文，他也来到长沙加入了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规定，如果他们选
定的人表现不错，就可以在毛周之后继续主政。他们所决定的党内职务的人选，将由定于 1975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召
开的二中全会正式批准；政府职务的人选则要由随后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每天开
会时间过长，因此三个人的会议持续了五天，以便留出充足的休息时间。他们从 12 月 23 日到 27 日每天都开会，只有
26 日除外，这一天是毛泽东 81 岁生日，毛和周单独会面。
为了给长沙的会面作准备，周恩来花了几周时间征求政府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筛选出一个他们认为最适合担任高
层职位的人员名单。他和手下人员对建议的人选名单三易其稿，同时拟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日程。在周恩来去长沙
几天以前定稿已送交毛泽东，作为他们商讨的基础。
毛泽东尽管年老体弱，仍然握有左右国家命运的大权。但是他在 1974 年 12 月摆在头一位的工作是安定团结。
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周恩来的严厉攻击已经结束，两位最高领导人现在又像过去一样合作共事了。 [3-2]毛泽东与周恩来
见面时，表示他仍要致力于继续革命，但事实上他批准了周恩来及其在北京的部下提出的他们认为最有能力领导政府和
管理经济的人选。 [3-3]毛泽东支持能够提供更稳定的政治环境、使经济得到有序发展的高层干部，这使周恩来大受鼓舞，
他回到北京时已是精疲力竭，但也很宽慰。
毛周的接班计划：1974 年 12 月
毛周二人在见面之前已经内定王洪文继续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他们也同意把领导政府的主要工作正式交给邓小
平。6 月 1 日周恩来动手术后，邓小平接手周恩来的工作干得不错，因此毛泽东宣布支持让邓小平在 10 月份担任第一
副总理，将在全国人大得到正式任命。除了领导政府的主要工作外，邓小平还将被提拔担任党和军队的要职。
王洪文和邓小平将正式接过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作，但事实上仍是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当下手，他们在去世之
前会一直保留主席和总理的头衔，王洪文和邓小平要继续接受这两位老资格领导人的指示。毛泽东保留着他的权力，只
要对他们的表现不满意，他随时能撤换他们。
因此，1975 年 1 月 5 日的中央 1 号文件仍把毛泽东列为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任命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和总
参谋长。在 1 月 8 日至 10 日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王洪文被确认为党的副主席（排名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邓
小平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在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正式担任了
第一副总理。
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和邓小平是个很有前途的组合。王洪文原是造反派头头，对毛泽东感恩戴德，又没有自己
独立的权力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他将领导中共继续沿着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走下去，忠实于毛本人的路线。邓小平有丰富
的知识和经验，又有可靠的领导能力，能够领导外交事务和复杂的政府工作。
凡是了解王洪文和邓小平的人都知道，王洪文没有多少担任要职的经验，他的权力事实上要比邓小平小得多。邓
小平当过十年党的总书记，一直负责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在运用权力上从不含糊。但是，通过把王洪文放在更高的位
置，把宣传工作交给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无论邓小平可能有何种偏离毛泽东路线的倾向（例如像他在 1960 年代初的
表现那样）都会受到控制。毛泽东虽然批评江青好走极端，有野心，但他知道江青在支持他的宣传路线上十分坚定，完
全可以放心。 [3-4]此外，江青手下的激进派在姚文元的帮助下掌管着党报《人民日报》和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另一个
激进派张春桥掌握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3-5]
周恩来的谢幕：1975 年 1 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 1975 年 1 月 13 日召开，这是自 1965 年 1 月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
毛泽东仍在长沙。已是癌症晚期、面黄肌瘦的周恩来，在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中，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
在幕后主持起草了周恩来的报告。为了不使周恩来过度疲劳，他叮嘱起草人讲稿不要超过 5,000 字，篇幅要远小于正常
的政治报告。邓小平深知毛泽东依然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因此报告中充斥着毛的文革语言。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文
革及其模范典型大寨和大庆。当他念到「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深入、广泛、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想必会让代表
们感到特别心酸，因为周恩来本人正是那场运动的主要批判目标之一。[3-6]
周恩来做报告时，很多人大代表都为他痛苦的表情落下了眼泪；念完报告后，他们全体起立，向他热烈鼓掌达数
分钟之久。这种情感上的反应，是他们向这位临终前的领导人表达的敬意，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工作出
类拔萃；他在文革中保护了他们中间很多人，却在毛的手下蒙受不白之冤。瞻望未来，很多人盼望文革浩劫早日结束，
国家能够最终致力于周恩来在 11 年前首次宣布、在这次报告中又重新提出的任务枣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3-7]
1975 年 2 月 1 日，在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小型会议上，周恩来说，他以后不会再参加他们的会议了：「主席
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这样的会，我不可能常来参加，
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其实，将近一年以前，从 1974 年 5 月邓小平赴美参加联大会议时起，他就主持接
待外宾、替周恩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直到 1975 年 2 月，权力才被稳固地移交给邓小平，使他能够全面负起责任，
只要别惹毛泽东生气即可。邓小平很敬重周恩来，常去医院看望他。他以恰当的谦虚态度解释说，由于总理有病，他才
协助总理工作。 [3-8]但事实上他已经成了负责人。
整顿党的领导班子
邓小平在 1975 年面对的难题是既要得到毛的支持，又要拨乱反正，使中国走上发展的正轨。为了不失去毛泽东
的欢心，他十分留意毛的喜好。他不断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唱赞歌，避免批评文革。1975 年初，他颇具创意地把
毛的几句话联系在一起，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依据。在 1975 年 5 月 29 日的一次讲话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本人从
未放在一起的「三项指示」：一，反修防修；二，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3-9]第一条「反修防修」的说法是
再次向毛泽东公开保证他决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在文革中就是为此而受到批判的。然而，这也是使苦药更容易下咽
的糖衣。他接着便强调毛泽东支持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使毛泽东也难以反对他采取那些颇为激烈的措施，他要
通过这些措施使倦怠于文革的极端做法的中国恢复安定，重新焕发活力。
勇士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掩护，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着手带领国家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但他面对
的问题是巨大的。就像其他国家内战之后的领导人一样，他必须把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团结在一起。同时，中国经济
停滞不前，计划一团混乱，统计报告皆不可靠。农业生产不足以养活人口，更不用说种植棉麻等工业作物。运输系统陷
入崩溃，一地物资无法运往另一地的工厂。军队因为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和承担管理全国地方工作单位的无限责任而超负
荷运行，荒废了训练，军事技术远远落后于潜在的敌人。简而言之，中国对军事冲突毫无准备。另外因为知识分子在文
革中受到残酷打击，整整十年基本上没有培养任何技术专家。因此，邓小平在领导四化工作时，缺少训练有素的必要人
才。
自 1941 年以来，毛泽东就用「整风」运动来实现党的团结。「整风」是一个强大武器，用来打击那些不够服从
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和立场的人。在漫长的调查期间，要求受害者为自己的忠诚作出详细的辩护，使同事相信自己的清白。
受批判的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结局也很悲惨：有些人被处死或被送去劳教，有些人因不堪重负而自杀。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初，通过整风形成的纪律对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统一全国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从 1957 年开
始的历次严酷的整风，也让很多过去忠诚的知识分子和党员疏远了党。
1975 年，邓小平把他为加强团结而开展的工作称为「整顿」，这在过去一直是中共军队里的一种说法，周恩来
在 1972 年也曾用过这个词来表示与邓小平相似的主张。军队的「整顿」是指一场战斗或战役过后，对各单位剩余的部
队进行整编，以便为下一场战斗作好准备。整编的关键工作是为各单位确定新的领导班子，以取代受伤或死亡的人员。
在整顿中要对以往战斗中的错误提出批评，但重点是恢复补给和重建领导班子，使之能够迎接下一场战斗。
在 1975 年进行整顿时，很难阻止下面的干部重施故技，用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学会的方式进行更恶劣的迫害，尤
其当他们有机会向过去迫害过自己亲友的人算账时。邓小平要结束过去 25 年来政治运动中的冤冤相报，他不断表示，
目的不是算旧账，而是要通过整顿为迎接新的挑战作好准备。
邓小平认为，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府的关键不是改变法律法规，而是为各级行政单位配备一个领导班子，交
给他们实权。为了在熟悉基层情况的基础上提供有力的领导，各级干部为下一级选出可靠能干的领导人便至关重要。在
邓小平看来，从组织的可靠性上说，一个领导班子要优于一名领导人，不管后者多么能干。一名领导人说不定会出事，
但如果是一个小班子，一旦出了问题，其他人可以随时接过工作。理想的安排是：领导班子的成员不但能提供必要的全
面领导，而且能掌握各自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工业、文化和政法等等。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可以有七八个成员，小
单位也许只需要两三个人。对于领导应当如何开展工作，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要他们能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
即可。
1975 年邓小平排在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为全国各级单位选出领导班子。他这项工作在 1975 年 10 月以前一直
能够得到毛的全力支持，包括不再重用过去的革命造反派，让在文革初期挨过整的更有经验的干部取代他们。在 1974
年底和 1975 年，毛泽东支持为六百多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平反。
邓小平着眼于长远，在 1975 年底也开始改善教育系统，以便将来有可能以知识和管理能力而不是人脉关系为标
准选拔新干部。这在当时必然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邓小平在 1975 年接手的体制是一个烂摊子，很多最能干的干部
没有任何学习机会。他们经历各异，标准统一的考试派不上用场。要到十年以后，大专院校才能提供足够的毕业生，使
学历能够作为选拔领导班子的标准，甚至应用于中层单位干部的选拔。事实上，政府在很多年里只能依靠个人评价去选
拔干部。
能否得到选拔对干部来说是大有差别的。得到选拔不但意味着饭碗，还有特权和荣誉，他们的家人也有更好的就
业、住房和教育前景。此外，由于文革给社会造成的分裂，选拔领导班子必然是一个明争暗斗的过程。为了使体制变得
更加精英化，邓小平只能先从最上层做起，让可靠的老干部去选拔领导班子，然后再层层选拔，直到最基层。邓小平的
整顿首先从军队抓起。[3-10]
整顿军队
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后，便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他认为对于整顿军队最为重要的一些措施：恢复纪律，裁减兵员，
改善训练，为每个单位建立新的领导班子。1975 年 1 月 25 日，他在毛泽东的全力支持下，召集总参谋部团级以上干
部开了一个会。前政委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列举了军队的问题。解放军在文革期间承担起地方的许多职能后，变得臃肿不
堪，很多干部变得「肿、散、骄、奢、惰」。他说，最上层的纪律涣散导致了派系林立。部队干部在文革时期有权管治
平民，这使他们变得傲慢自负，很多人利用这种权力住大房子，大吃大喝，耽于享乐，给朋友送高级礼品。上级干部作
风懒散，对下面的问题不闻不问，执行命令拖泥带水，不愿意承担有危险的任务。[3-11]结果是尽管军队规模庞大，保卫
国家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很多部队单位成了一个个小独立王国，就像抗战时期各占山头的游击队一样。[3-12]
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清楚地表明了他将如何对付那些不服从命令继续搞派性的人。他说：「今后军队干
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他明确说，这种
警告也针对最高级别的人。他发下誓言：「无论牵扯到多少人，都要做到底。 我们是人民军队，我们的任务是打仗。」
[3-13]很多仍在搞派性的人过去参加过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活动，但是邓小平没有指责他们以往参加过这些组织。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做什么。无论过去打过什么派仗，只要愿意与新领导人一起工作，都会受到欢迎。
邓小平和叶帅很幸运，他们为恢复军队纪律和朴素作风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中央军委常委 11 名成员中大部分成
员的坚定支持。中央军委的常委会 1975 年 2 月 5 日才正式恢复，承担着领导军队日常工作的职责。常委中的激进派（王
洪文和张春桥）在数量上完全被邓小平和叶帅的支持者所压倒。
在常委的支持和毛的批准下，两位领导人陆续使 25,000 名前军队干部中的很多人重返工作岗位，邓小平说，他
们是在林彪时代受到了诬陷。他指示说，要让受到诬陷的人回来工作，有病的要给看病。他说，清查工作要尽快进行，
但不必公开。[3-14]
在接手新的工作之前，邓小平已经在明确思考军队现代化的问题。1975 年 1 月 14 日，即上任刚过一周，他就
指示部下着手制定改进军事装备和军需物资的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3-15]规划内容包括修理和改造旧装备，以及生产缺
失的零部件，这些都是在文革中被严重忽视的工作；还要研发导弹和其他现代装备。[3-16]
像毛泽东一样，只要一提到美国撤出越南后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邓小平就会动怒。他担心美国失去民意支持，
不再愿意坚定地对抗苏联。他也担心 1974 年 8 月取代尼克逊的福特总统缺少尼克逊对战略问题的深刻理解，不能像尼
克逊那样随时准备对苏联的任何新威胁作出妥善的反应。因为美国如果不向苏联施压，苏联在亚洲就可以随意进行扩张，
它已经在中苏边境部署了 100 万军队。
邓小平深知，美国是唯一能够全面抑制苏联的大国，因此每一次会见美国官员时他都会敦促他们对苏联采取更强
硬的立场。毛泽东不必担心邓小平会像周恩来那样在跟美国打交道时示弱。1974 年 4 月和 11 月邓会见基辛格时，不
但提醒基辛格注意苏联的侵略行动，还不断讽刺他在对付苏联的攻势时缩手缩脚。[3-17]事实上，邓小平指示他的外交部
官员，特别是中国驻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代表黄华，每次见到美国人都要批评他们对苏联的立场不够坚定。
在 1975 年，占用邓小平最多精力的军队问题是裁员。军队的臃肿造成预算紧张。现役军人超过 600 万，比 1966
年多了 20%。[3-18]中国需要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军队高层干部进行裁减，培养了解现代技术的新一代领导人。裁军是一支
现代、稳定的军队能够长期发展的最关键的第一步。但是邓小平也知道，如果战争迫在眉睫，那就不可能大幅裁军。毛
泽东说过战争不可避免，邓小平并没有挑战这个观点，但是他确实说过，中国能在未来若干年里减少战争的危险。
军队的任何问题都不像裁军那样引起了强烈的抵制，一个领导人假如没有邓小平在部队里的地位和强硬作风，就
会知道这项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每年都有大量复员军人回到地方后找不到工作。当时还没有新的市场机会，政府财力
也有限。安置工作也一团糟，造成大批转业老兵抗议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安置。
邓小平裁军工作的要点是制订新的编制表，然后把需要裁减的名额分配到全军各个单位。早在 1975 年 1 月 14
日，邓小平就在总参一次干部座谈会上宣布，要制定出规定各单位人数的新编制表。[3-19]新的编制表完成后，空军和海
军不会减少员额，但是陆军要裁员。此外，技术专业的岗位也不会减少。有些地方的军队人数要大幅减少，但是像新疆
一类敏感地区，军队编制还要增加。[3-20]新的编制表完成后，由各单位负责实施具体的裁军工作，确定哪些人要保留，
哪些人要裁撤。[3-21]就像他一向处理有争议的问题那样，邓小平不但下达指示，而且说明他的理由。他解释说，国家财
力有限，能让钱用于现代武器系统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人员开支。即便是那些担心自己被裁掉的人也很难反对邓小平的
这个理由。
为了减少对裁军的抵制，邓小平加大了为复员和转业军人找工作的努力。尽量安排退休的部队高层干部在地方党
政机关或国营企业工作。普通军人主要安排到农村担任公社干部，还有一些人转业去了工厂。[3-22]要求政府干部负责在
当地为老兵安排工作。
邓小平利用 1975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枣这个大会因林彪事件而拖延了四年枣为裁
军计划寻求支持。一些军官为避免削减自己单位的人员而提出特殊要求，但计划并未发生多大改变。[3-23]会议确定了三
年内减少兵员 160 万的目标，其中包括大约 60 万名军官。[3-24]
新的编制表一完成，军队立刻开始选拔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为新领导班子的面貌定出基调，他说：新当选的干
部要能够运用新技术改进常规装备和先进武器，能够通过科学分析提高指挥和管理水平；要增加训练和学习，以便提高
干部素质，帮助他们制定适应未来条件的战略；需要有关心部队、能够改进军民关系的政治干部。[3-25]中国的武器已经
严重落伍，财力十分有限，因此邓小平要求把钱花在刀刃上。军委扩大会刚一结束，来自 400 多家国防工业大厂的领导
干部就在 7 月 20 日到 8 月 4 日召开会议，根据提高技术水平的新工作重点对他们的工作责任进行评估。[3-26]
军委扩大会召开几周后，宣布了中央军委的新成员。毛依然允许激进派控制宣传工作。「四人帮」中最老练的张
春桥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邓小平仍然担任总参谋长，叶剑英保留了对军委的领导权。大多数中央军委常委都是能
与邓小平和叶剑英合作共事的有经验的军队干部：聂荣臻、粟裕、陈锡联和梁必业。
邓小平及其盟友有效控制着激进派。在军委扩大会上，级别最高的激进派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没有公开发言。「四
人帮」试图控制人事任命权，把他们以后可以用来打击对手的人事档案搞到手，但是没有得逞。张春桥仍担任总政治部
主任，因此控制着宣传，但他完全不掌握人事任命权。邓小平和叶帅在军队中得到的支持要大大高于张春桥，由他们决
定工作日程，并且在下级的任命中起着主导作用。[3-27]
邓小平也恢复了部队的培训计划。1966 年之前的 101 所军事院校，在文革中大多数都被关闭。有些院校破败不
堪，无法重新开学。但是也有一些院校虽然不再教学，但教员仍住在校园里。还能教学的有经验的教员又被请了出来，
让他们修订教材，重登讲台。
与学校相比，大多数高级军事技术研究所在文革中受到了保护（甚至一些民用研究所也被置于国防科委的保护之
下）。但是，由于既没有大学的支持和新毕业生的输入，又缺少民用研究机构提供的相关支持和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中
国的军事技术已远远落后于它的潜在敌人。研究机构需要重整旗鼓，叶帅在 1975 年劝说已退休的张爱萍重新出马帮助
他工作，在组织军事科研方面，张爱萍是最有经验的高级军官之一。
两个研究和开发机构闹派性十分严重，因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一个是主要从事核武器开发的二机部，另一个是
研究弹道导弹的七机部。在 1974 年，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三次试验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批评这两个部的领导很容易
得到政治上的拥护，但是对激进派的支持并没有消失。[3-28]「四人帮」的追随者在其中一个部下面的一个工厂中仍很活
跃，他们贴出了声讨张爱萍只抓生产的大字报。
5 月 19 日，邓小平在访法回国后的次日参加了负责军工技术的领导干部聂荣臻（他也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
时的同志之一）在七机部召开的会议。邓小平的讲话十分强硬，他说，政府不能再容忍派性，领导人必须在 6 月 30 日
以前消除一切派性，7 月 1 日之后大家要合作共事，不然就对他们不客气：坚决调开。
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邓小平和叶帅监督着这两个问题严重的部门进行整顿，仍然闹派性的人被开除，
建立了组织科研工作的新领导班子。[3-29] 从 1975 年第四季度到 1976 年，作为裁军工作的一部分，编制表中正式取消
了 46.4 万个岗位。当然，有些人想方设法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但叶帅和邓小平已经尽其所能落实了他们的裁军计划，
新的领导班子也已选出，待时机到来便能在他们的部门和队伍中应用现代科技。[3-30]
总之，在 1975 年，邓小平和叶帅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在恢复纪律、裁军、为改进部队的教
育和技术水平铺平道路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
地方整顿的战略：徐州铁路局
为了在地方整顿上取得突破，邓小平采取了抓典型的方式，这既能迅速增加生产，又能鼓励其他单位。他在打游
击的年代就认为，打一些胜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队准备打好大仗。1975 年，很多因为不能完成生产指标而受到
批评的工厂都抱怨它们的物资供应不足。运输是一个明显的瓶颈。假如能在交通运输领域初战告捷，是不是既能增加生
产，又能为其他领域树立成功的先例？
中国在 1970 年代中期还没有现代高速公路系统，货运基本依靠铁路。因此当邓小平致力于改善运输时，便将注
意力集中在了江苏北部的城市徐州，这里是东西铁路大动脉陇海线和南北铁路大动脉津浦线的交汇点。在 1975 年 3 月
之前，徐州铁路局已经有 21 个月没有完成装货和发车指标。自 1967 年 1 月起，那里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几乎从未间
断。
1975 年的形势既糟糕又麻烦。担任徐州铁路分局局长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能搞到武器，顽固抵制外人对他的控
制。自 1966 年以来，顾炳华和造反派就占据着火车站附近的物资局大楼，将其作为他们个人的物资储备和供应仓库。
当公安局前来抓捕一些工人时，顾炳华的同伙强行拘留了公安干警。顾炳华的同伙甚至一度夺取了徐州市党委的办公楼，
把市委干部拘禁起来。[3-31]
毛泽东坚定支持邓小平整顿铁路的工作，部分原因是他本人经历过一次因混乱而造成的延误。1975 年 2 月 3 日
他要乘专列从长沙前往杭州，但保卫干部无法保证专列的安全，使他直到 2 月 8 日才得以成行。[3-32]前造反派头头王洪
文现在也赞成打击造反派。他支持压制徐州，是因为他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明白上海需要铁路的供应。
毛泽东和王洪文的支持使邓小平能够对徐州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此时万里已经担任了铁道部部长（参见本书附
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作为他早先采取的步骤之一，邓小平早在 1975 年 1 月上任之前便推荐了素以攻克难
题闻名的万里担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在早年负责领导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内的天安门
广场周边建设项目时就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3-33]「万里」这个姓名的意思是「一万里」，所以毛曾开玩笑说，这个人
「真是日行万里啊！」因此，当 1974 年 12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开会时，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对万里的任命。
1975 年 1 月万里上任时，邓小平对他说，要「尽快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改变铁路现状。[3-34]他让这位新铁道部
长抓紧准备一份有关徐州问题的报告，在他担任副总理十天后，就听取了万里的汇报。万里说，关键问题是派性，问题
太复杂，解决起来需要半年时间。邓小平说，形势太严重，不能等那么长时间。
几周后的 2 月 6 日，邓小平召集纪登奎和王震听取了万里有关尽快解决徐州问题的方案汇报。在这次会议上，粗
鲁莽撞、对邓小平忠心耿耿的王震将军提出派军队过去。万里说，徐州很多干部担心口头指示可能很快有变，因此他请
求中央发一个书面文件，授权他镇压控制着徐州铁路枢纽的革命造反派。邓小平下令马上起草这样一份文件。
为了响应邓小平发出的制定文件解决铁路难题的号召，29 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书记从 2 月 25
日到 3 月 5 日在北京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徐州的问题最严重，必须首先解决。他们希望当年第二季度就能让铁
路货运恢复通畅。[3-35] 会议结束后，立刻根据会议的讨论出台了中央 9 号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
决定》。[3-36]这份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文件全面分析了当前的问题，概要说明了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表明，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北京领导层完全支持万里在徐州的工作。
9 号文件把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权力集中到了万里和铁道部手中，从而打破了徐州铁路枢纽管辖权重叠的死结。当
时，位于江苏西北角的徐州铁路枢纽靠近山东、安徽和河南边界，管理权涉及所有这四个省的干部，他们分管着从治安
到铁路管理与维护的不同部门。
9 号文件还规定，必须消除派性，铁道部的干部要对发生的任何事故负责。反对这些措施的人（搞派性活动者、
停工者和毁坏财物者）一经发现，要立刻予以惩处。邓小平为了抢占意识形态高地，宣布说，对抗铁道部领导的人枣
就算那些已经加入了激进团体的枣也要被定性为违反组织纪律、搞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此外，破坏铁路财物的
人要一律定为「反革命」，迅速给予严惩。[3-37]
邓小平在省委书记[3-38]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简短扼要、切中要害，既表明了他态度坚决，采用的方式又让毛泽东很
难反对，尽管他要限制一些革命造反派。他引用毛语录说，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旦发生战争，
交通运输的地位十分重要，可是现在它运转不良。有些领导人担心，过于重视经济，会像文革期间那样继续挨批。为了
让他们放心，邓小平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
错特错的。」他明确表示，毛主席现在支持抓经济，「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
路」。[3-39]
由于把铁路作为地方整顿的典型，邓小平亲自讲到全国铁路问题的细节。他说，全国铁路的日装载能力估计为
55,000 个车皮，但现在只能装 40,000 多个车皮。「现在铁路事故惊人。去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 755 件。」
（与此相比，1964 年只有 88 起。）纪律很差，规章制度得不到执行。例如，「火车司机随便下车吃饭，经常误点」，
值班时间不能喝酒的规定也得不到严格遵守。「对这些人不及时处理﹝打击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坏分子﹞ 等到哪一
年呀？ 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对于那些闹过派性但已改正错误的人，邓小平说:「教育过
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同时，「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
「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他又用更加积极的语气说，「我想绝大多数人是拥护这个决定的」，「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
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的一部分 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绝大多数铁路职工的拥护。 解决铁路问题的
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3-40]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特色：讲清大局，说明为什么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
集中在任务上面，打好思想基础，为撤换无所作为的干部争取公众支持。
为了贯彻邓小平的计划，万里在会议结束后的次日就召开了铁道部全体驻京单位大会，向与会者传达了 9 号文件
和邓小平的讲话要点。第二天又召开了全国铁路系统电话会议，向地方干部说明 9 号文件和邓小平讲话的重要意义。王
震在电话中说，他将从铁道部向问题严重的地方派出工作组。干部们都知道王震将军的工作组中会有军队，他们在必要
时会动用武力。[3-41]自土改以来，由上级派工作组一直就是保证国家政策在地方得到落实的基本手段。
万里整治铁路运输不畅的工作有全国的支持，又有中央文件撑腰，他于 3 月 9 日率领北京的工作组会见了江苏省
和徐州市的党政领导。[3-42]他到达的当天就宣布，根据邓小平亲自批准的逮捕令，对四天前被邓小平点名批评的徐州铁
路分局局长顾炳华予以逮捕。[3-43]万里知道，不把顾炳华抓起来，有些干部还是不敢带头对他进行批判。他还明白，很
多人就像邓小平在讲话中所说，仍然心有余悸，担心被打成右派。老练的革命领导人万里知道，为了让人们放心地批判
顾炳华，需要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以此显示行动得到了广泛支持，并表明上面的大人物也在公开谴责顾炳华。9 号文件
的发布起着关键作用，表明他的镇压措施不只是一个不久就会下台的领导人的意见，而是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全力
支持。
万里到达徐州的第二天，在徐州铁路分局职工和家属万人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传达了 9 号文件的内容，敦促他
们在 3 月底前让铁路局成为促进交通运输顺利运行的模范。次日，万里等人又在徐州体育馆召开的徐州市党员干部大会
上讲话，传达了邓小平所强调的毛主席的三项指示，重申毛主席对「安定团结」的号召。在另一次群众大会枣这次是
机务段的职工枣上讲话之后，他们的领导作出了让货运畅通的保证。[3-44]
顾炳华被捕后，他的同伙继续负隅顽抗，直到最后锒铛入狱。和其他派下去处理类似情况的工作组一样，万里和
北京的工作组把那些带头捣乱、必须逮捕或至少撤职的人与通过「教育」仍能和新领导班子合作的干部区分开来。他们
对基层领导说，要解散派系，承认错误；很多人听从后得到了留用。在随后召开的小组会上，每个人都表态不再加入派
别，保证货运畅通。[3-45]
为了加强对新的领导路线的支持，使当地的人们不计前嫌，也为了向当地群众保证激进派的追随者不会卷土重来，
工作组宣布为徐州地区在文革初期受到迫害的大约 6,000 人平反，释放在押人员。同时对派系斗争中遇害者的亲属做了
道歉，对幸存的受害者进行了赔偿，[3-46] 并为过去受到冤枉的很多人重新安排了工作。[3-47]为了让铁路工人完成指标，万
里鼓励当地领导班子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在接见新选出的领导班子之后，万里和工作组一起离开了徐州，距他们到达
时只过了 12 天。他们让当地领导班子接手工作并向上级汇报。到 3 月底时，徐州平均每天办理的车皮数从 3,800 个增
加到 7,700 个，日均装载量翻了一番，从 700 个车皮增加到 1,400 个。[3-48]
中共领导人在全国推行新方案时，经常说「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在徐州实现了重大突破后，邓小平决心把这
个在点上取得的整顿经验推向其他铁路枢纽，然后再利用铁路的经验去整顿其他部门。3 月底，负责整顿的干部从徐州
转道南京和江苏等地方的铁路枢纽。[3-49]邓小平首先集中精力抓问题严重的铁路枢纽，如太原、昆明和南昌等等。他听
说太原有个党委副书记阻挠当地铁路运输畅通，便指示迅速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在月底以前要把这个副书记调离，
如果他在上面有后台，也要一并调离。[3-50]
万里继续奔波于有问题的铁路部门，随后又视察了所有的货车制造厂枣洛阳、太原、成都和柳州枣以保证铁
路设备的及时供应。4 月 24 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访问南京时，万里赶到南京向他汇报了整顿铁路取得的进展。[3-51]对于
铁路的其他老大难单位，万里采取和徐州相同的策略：召集小型会议听取有关当地情况的汇报，宣传 9 号文件，重申毛
泽东对安定团结的重视，召开群众大会争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在必要时还会搬出军队作为后盾。经过选拔，新的领导
班子得到了任用。自然，被撤换的领导都是以前的革命造反派。
从 6 月 30 日到 7 月 7 日，万里在北京主持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了 9 号文件下发后几个月以来整顿铁路的经验。
这几个月的变化显然是一项很大成就。据万里的报告，全国二季度的货运量比一季度提高了 19.8%，客车利用率提高
了 18.4%。[3-52]
邓小平不可能像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那样，对另一些问题付出同样多的精力，但是这个案例鲜明地体现着邓小
平克服混乱、为其他地方树立典型的方法：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发文件，召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