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顾准先生有详尽而权威的论述,请参看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2]关于“文化”一词的本义,见刘向《说苑·指武篇》:“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关于广义的道教,请参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3]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4]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任继愈先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时间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可以采信。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5]与本书观点不同,许多学者认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创立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或者没有佛教的影响也会诞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6]陶弘景所编《真诰》二十卷,就有抄袭佛教《四十二章经》的内容,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7]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后汉书·襄楷传》。
[8]东汉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完全是道家哲学的口气。请参看《后汉书·襄楷传》。
[9]见《大智度论》卷八十五:“唯佛一人智慧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
[10]请参看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该文附录于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
[11]以下关于佛图澄事迹,均见《晋书·佛图澄传》,并请参看《魏书·释老志》、《高僧传·佛图澄传》、《世说新语·言语四十五》及刘孝标注引《澄别传》、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图澄条。
[12]和尚是梵文“邬波驮耶”的不确切音译,也写作“和上”。上与尚都有崇高的意思,因此“和尚”也是意译。邬波驮耶在印度原为“师父”的俗称,中国佛教经典一般用于对佛教师长的尊称,后来变成对僧人的通称。
[13]见《后汉书·方术传·左慈传》。
[14]见《高僧传·佛图澄传》。
[15]见《晋书·佛图澄传》。
[16]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
[17]太平道的创立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以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为标志,时间在顺帝时期;另一种认为以张角传教为标志,时间在灵帝时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18]请参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19]以上见《魏书·释老志》。
[2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寇谦之条。
[21]见《魏书》之《世祖纪》、《释老志》,《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关于寇谦之建天师道场的时间,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称在424年,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寇谦之条称在425年,《资治通鉴》无记载。
[22]见《魏书·释老志》、《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并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23]见《魏书·崔浩传》。
[24]见《魏书·释老志》。
[25]见《魏书·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26]见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并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27]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石窟约有二十多处,每处洞窟或数十,或上百,或上千,比较有名的还有克孜尔石窟、麦积山石窟等。
[28]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次数,《梁书·武帝纪》记为三次,《南史·梁本纪中》和《建康实录》记为四次,分别是公元527年,529年,546年,547年。
[29]梁武帝要求群臣称自己为皇帝菩萨,见《魏书·萧衍传》。
[30]见《南史·郭祖深传》。
[31]梁武帝之前,中国佛教徒往往按照小乘佛教《十诵律》规定,允许吃“三种净肉”(即不为吃肉而故意杀生之肉)。梁武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按照大乘佛教主张禁止荤腥,此为中国佛教徒完全吃素之始。
[32]见《晋书·佛图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