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韦伯斯特已克服了情绪上的低沉。布什对他讲，‘回去吧，把这事抛在脑
后。不断工作，你会好起来的。’”从那个困难时刻开始，韦伯斯特一直是
个忠于布什的人。
韦伯斯特并非唯一接受布什这种友好表示的人。当得克萨斯州的金融家
罗伯特·莫斯巴赫尔的第一位妻子在七十年代中期去世时，布什也对他提出
了同样慷慨的帮助。布什亲自接待，让客人在那里打网球，松弛一下紧张的
情绪，使他精神逐渐恢复正常。早些时候，当詹姆斯·贝克的第一位妻子去
世时，布什也同样对待他。莫斯巴赫尔成为他的终身朋友，在布什总统任期
内曾担任过他的商业部长，而贝克曾被任命为国务卿。除了韦伯斯特、莫斯
巴赫尔和贝克以外，布什还有另两名忠于他的朋友，后来也成为他政府内的
重要成员：约翰·苏努努（他支持布什参加1988 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尽
管当时布什看来要落选），罗伯特·盖茨（他在布什决定让韦伯斯特担任中
央情报局局长以后，很漂亮地退出了竞争）。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每人欠布
什的情，比布什欠他们的情还多些。在未来的四年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千方百计地设法报答他。
这些人在布什当选总统后，只有韦伯斯特在未来政府中的地位有些成问
题。中央情报局的许多高级情报官员都颇有把握地感到，韦伯斯特的位置将
被李洁明所取代。李洁明也是布什的老朋友，当时正在南朝鲜当大使。这位
高个子、头发开始灰白、脾气有些急躁的人，原来是中央情报局很受尊重的
行动部官员。布什担任局长时，他登上了他一生漫长事业中的顶峰，当上了
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国情报的官员。布什对李洁明在情报工作方面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非常尊重。李洁明孜孜不倦地追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位，虽然他走
的道路并不是有这种雄心壮志的情报局官员通常所走的路子。李洁明是中央
情报局的一名亚洲问题专家，而这方面的专家通常不会提拔当局长，至少在
目前这样的则代是如此，这一点早已由好几任的局长所证明。他们当中有政
治家（布什）、海军上将（特纳）、竞选班子的负责人（凯西）和法官（韦
伯斯特）。这些全都是情报界以外的人，但他们却当上了情报界的最高领导
人。李洁明之所以想当局长，一方面是因为他同布什的交情.另一方面是因为
他有情报工作的经验。他和布什结交朋友，是在李洁明被派去担任北京情报
站第一任站长的时候，当时布什是美国驻中国联络处负责人。在1988 年的竞
选即将结束时，布什开始考虑让李洁明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候选人。布什
甚至曾对他的竞选班子负责入詹姆斯·贝克谈起过这种可能性。
布什当选几周后，在已当选但还未上任的总统的顾问中，正在酝酿中央
情报局局长的人选。提名中优先考虑的对象有：威廉·海兰，他是前国家安
全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季刊》主编；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他最后成为
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科林·鲍威尔，他最终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还有弗兰克·卡卢奇，里根总统的国防部长。奇怪的是，布什对韦伯斯特作
为候选人的可能性闭口不提，虽然很显然，韦伯斯特是希望继续留在这一岗
位上的。韦伯斯特曾对他的3 名主要助手谈过他的这一愿望。大选后，他在
不同场合对理查德·斯托尔茨、罗伯特·盖茨和情报部主任理查德·克尔都
谈到过，他希望继续留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这几个人都对他说，他们支持他
争取继续留任的努力。斯托尔茨特别敦促他的这位老同学，让他亲自对布什
说，他希望保留这一职务。
韦伯斯特拒绝当面向布什谈这个问题。他私下对他的同事们说，他希望
至少要摆出一副不要“公开毛遂自荐的架势”。他觉得采取这样一种低姿态，
可以使自己更为布什所器重。
另一方面，在布什的顾问当中，特别是在詹姆斯·贝克心目中，弄不清
楚究竟韦伯斯特是否希望继续留任。这种疑惑的结果是，韦伯斯特的名字在
布什的亲信圈子中，逐渐被淡忘了。甚至韦伯斯特也告诉他的一位高级同僚
说，他自己认为他留任的机会“很小甚至没有”。他抱怨说，他因此感到“沮
丧和郁闷”，他在大选后，最多偶尔和布什有一点联系。布什在取得压倒优
势的胜利后，韦伯斯特曾在电话中祝贺他，但他们的谈话避开了谁将担任中
央情报局新局长的问题。韦伯斯特对这件事感到无能为力，而斯托尔茨和克
尔都因他的这种态度感到不安。韦伯斯特曾凄惨地对他们说，如果他得不到
重新任命，他将回圣路易他的老律师事务所去重操旧业，他私下对他们讲这
话至少有五、六次之多。最后，在11 月中旬，韦伯斯特这种不能为自己的留
任想办法的态度，使斯托尔茨感到极为不安，以致在有一天早上开会的时候，
他直截了当地向韦伯斯特提出了这一问题。
斯托尔茨对韦伯斯特说，如果他还想保留这一职位，他得明确他说出来，
因为布什显然以为他对这工作并不感兴趣。斯托尔茨还对他说，如果他想离
开兰利，他也应该把话说清楚，因为眼下在情报局里，传说纷绩，都在猜测
谁来当新局长。韦伯斯特显然因斯托尔茨的警告而感到恼火。他承认他想继
续当局长，但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说服争取工作。他说，这样做是“根本是和
我的本性相抵触的。”
斯托尔茨认识到，他的老友并不是他所想像的那种政治家，尽管他在处
理和国会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老练。斯托尔茨提出了几项建议。首先，
韦伯斯特应该让总统知道，他想继续当中央情局局长。然后，他应提出这个
国家的情报界应由他牵头。但布什会要他答应一个条件，即他不要求参加白
宫的外交政策班子。最后，韦伯斯特应重新对《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凯瑟
琳·格拉厄姆发出邀请，让她给情报局新招募的人员开课，讲授在国家安全
工作中新闻媒介的作用。
斯托尔茨说，这将使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韦伯斯特还是下不了决心。
他重复说，他不想为争取这项职位而去进行游说。斯托尔茨高兴地说，“那
好，你至少可以把这一点讲出来。”
韦伯斯特知道斯托尔茨说得对。现在他的重新任命成了问题，他必须作
出一番努力来保住他的职位。韦伯斯特还同意，这种努力也包括讨好新闻界。
第二天，韦伯斯特打电话给格拉厄姆夫人，重申请她来作演讲。她高兴地接
受了邀请，并且在几天后来到中央情报局总部。她受到热烈的接待。她的演
讲非常成功，特别是在韦伯斯特眼里更是这样。
她给中央情报局新近招来的人所讲的内容，几乎和韦伯斯特自己的观点
完全一致，表达了他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根深蒂固的保守观点。这家报纸的发
行人对学习班的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肮脏而危险的世界里。有些事情一
般公众不需要、也不应该知道。我相信，当政府能采取合法措施保护它的机
密时，当报纸能决定它所了解的情况是否应发表时，民主就会繁荣。”
在格拉厄姆夫人离开兰利之后，韦伯斯特希望，他已在华盛顿的这个新
闻机构获得了一名强有力的盟友，他还期待着《华盛顿邮报》能发表一个比
较有利的报道。
为韦伯斯待留任进行的活动接着进入了高潮。在一次早晨的汇报会上，
他向情报局的高级情报官员们宣布，他决定要留下来当局长，因为他相信，
保持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名声是重要的。在新总统就任前更换局
长，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给国会和美国人民。我们不希望使我们的工
作带有政治色彩”。他接着指示他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要他在与新闻界
的谈话中，宣传这一观点。11 月16 日，一位记者被告知，韦伯斯特的名字
之所以没有在最近讨论人选问题时出现，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活
动。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发言人说，“[韦伯斯特所希望的]是一次平稳的过渡，
不要使情报局带上政治色彩，而是使它的工作不要间断”。《华盛顿邮报》
11 月18 日刊登了这篇谈话的报道，该报还同时刊载了一篇资料，介绍韦伯
斯特担任情报局局长期间取得的成就。
对韦伯斯特来说，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再好也不过了。接近布什的某些
情报局退休官员尖锐地批评布什，说它对情报工作抱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他们说，韦伯斯特既不是那种大家原以为很快就会熟悉业务的人，也不是许
多人所希望的那种积极进取的人。尽管他和国会的关系不错，韦伯斯特显然
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布什应该指派一位中央情报局比较了解的人物，“一位
情报界里的人”。一批布什的顾问，包括新委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在
内，都同意这种看法。苏努努认为，布什应该指派他自己的人来担任中央情
报局局长。布什还受到来自一批很抱团的外交事务专家的压力，这些人和布
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结合在一起。斯考克罗夫特当时被考虑担任总统国家安
全顾问的职务。
到11 月底，在考虑了所有人选以后，布什倾向于让韦伯斯特留任情报局
局长。布什倾向作出这一选择，主要是因为他的高级顾问詹姆斯·贝克，即
他未来的国务卿，深信布什如果把他自己帮助任命的人又换掉，这将是一个
错误。布什自己也希望看看，在一个积极进取的政府里，韦伯斯特领导情报
局是否会更富有成效。布什认为，韦伯斯特在里根执政期间，没有多少机会
来创建一番事业。应该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是否能胜任这项工作。布什告诉
他的助手们，他希望就任后的头些天，在重要外交政策问题上有一个良好的
开端，而要委派一位新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费很长时间才能使他真正就
位，即使新任命的人像李洁明那样有经验也不例外。贝克非常同意这种看法。
归根结蒂，韦伯斯特之所以能重新任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贝克。他在一
次会上对布什说，中央情报局现在最不好的事是换局长，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目前中央情报局正值多事之秋，尽可能以安定为好。12 月6 日，布什正式宣
布，任命韦伯斯特作为他这届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这一决定显然使韦伯斯恃感到高兴。在中央情报局40 年的历史中，当前
可能是最重要的时期，他将在这一时期里主持它的工作。原来的主要目标苏
联正在很快瓦解，取代它的是一系列令人操心的其它问题。中央情报局将有
时间来研究未来，而不至穷于应付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至少可以说，这是人
们抱有的一种希望。但在12 月21 日，情报局通常非常平静的放假季节，又
被当今破坏力最大的恐怖主义事件打乱了。
6.魂断晴空
1988 年12 月21 日的晚上，在乔治·布什还没有就任总统之前，苏格兰
洛克比村漆黑的上空，突然被一团巨大的爆炸火光所划破。在冬夜发生的这
场悲剧，使270 名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丧生。布什总统又气又恼，并为
此事操心长达3 年之久。
对美国的反恐怖中心来说，此事肯定显得十分离奇，而对中央情报局近
东处的官员们，又颇具讽刺意味，因为这件历史上最血腥的恐怖主义惨案，
和本世纪一部争议很大的小说开头中描写的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萨拉
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一书的开头，完全可以作为泛美航空公司103 航
班惨案的简要介绍。这次意外事件似乎证明，世界上最残暴的歹徒不仅政治
上很狡滑，而且也喜欢使用奇特古怪的手段。他们的恐怖行为是一个信号，
它表明中央情报局和中东某些恐怖主义组织十多年前开始进行的那场长期斗
争，远远还没有结束。
在没有其它提示的情况下，萨拉曼·拉什迪给中央情报局发出了这场悲
剧的第一个信号。“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就在接近新年的一个黎明前，两个
真正活生生的成年人，从29，002 英尺高处的万里晴空，坠入了英吉利海峡，
没有带降落伞，也没有其它翼状滑翔设备。”
真是无独有偶。泛美航空公司103 航班，于1988 年12 月21 日傍晚，由
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向东北方向飞往纽约。当飞机即将到达30，007 英尺的高
度时，隐藏在一个旅客手提包里的一枚炸弹爆炸了。这个提包放在机舱前部
14L 号的行李柜里。炸弹将机身穿破，把一块机身外壳向东部方向射出，马
上使飞机无法操作。事后有几十个国家的数百名情报官员和执法官员进行了
详细的调查。炸弹造成的洞正好18 英寸宽，12 英寸高，和通常见到的这类
洞口大小差不多。但这个洞口已足够在引爆后的几秒钟内，产生一条裂缝，
使机身弯曲并把飞机的前部折断，从而使这架747 飞机分为很清楚的两部
分。两秒钟后，第二个裂缝又把机身分为五大块，它们急骤向洛克比村袭来，
使这个苏格兰小镇的11 个人惨遭飞来横祸。
现在参加调查的人都知道，当时从天空掉下的有数以千计的碎块，其中
有金属、皮革、地毯碎片、人肉。这场大规模的灾难留下一大堆残骸，它的
碎片散落的范围达数百英里，从洛克比村的西北方向一直延伸到北海。单单
寻找飞机最重要部分的碎片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乘务员舱倒还比较完
整。在事故发生后整整两年内，人们一直在苏格兰的田野里，仔细搜寻任何
可能的线索，以设法解开这次航班突然消失的奥秘。
在爆炸中许多东西部毁掉了，色括乘务员最后的话以及飞行员驾驶舱中
的其它讲话录音。当这架747 飞机的机长发觉爆炸时，他在高空发出的任何
惊呼声都不会有人听见。几小时后，地勤人员重新检查这架喷气式飞机发回
来的无线电讯。这架747 飞机在突然完全沉默前，唯一能听见的是一个短暂
的刺耳声（一位参加调查的人解释说，“就像细纺纱机转动时发出的声音”。）
虽然还没有人能肯定这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但这个短暂的声音是一个令
人不安的线索，因为其它飞机爆炸事件，在出事前也有同样的声音。或许泛
美航空公司103 航班的被炸，是萨拉曼·拉什迪攻击穆罕默德所引起的；这
种解释并不比其它解释差。书中的描写和这次空难的相似之处，令人感到毛
骨悚然。萨拉曼·拉什迪写道：“飞机分裂成两半，像一只裂开的豆荚把它
的胚种吐了出来，也像一只蛋壳破裂后把它的内部奥秘全都暴露在外”。
当然也并非完全相同。不管是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小时后，几天后，甚至
几个月后，这个泛美103 航班炸机事件，一直是世界上最令人不解的谜之一。
它是一个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疑团，以致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就连最有本事的
调查人员，也分不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人们的杜撰。在两年期间，关于这
次炸机事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其说法之多，可能和飞机碎片的数目
媲美。在苏格兰南部的一间大仓库里，经过人们千方百计的努力，已经把这
架飞机的碎片重新拼凑起来，以还其本来的面目。有一种说法是，这枚炸弹
是一名携带毒品前往底特律的人受别人蒙骗带上飞机的，另有一种说法是，
一位飞机上的情报局官员的提包被人倒换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央情报局
的某项诓骗行动在法兰克福出了纰漏。这些原来有很多人相信的说法，后来
也被认为成问题了。最后，一种最简单、但最不令人满意的说法被人接受了，
即泛美公司103 航班的被炸是一次报复行为。
在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内，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下令该局的反恐怖中
心开始调查这一炸机事件，并找出肇事者。韦伯斯特、斯托尔茨和他们的高
级助手都知道，正像一位记者所说，从很多方面来说，泛美航空公司103 航
班空难事件将成为“一个样板”，“使情报局能够展示它最有希望的新成就”。
它将以一种方式表明，中央情报局进入冷战后的世界，仍和早先一样健全有
力，完全能够同联邦调查局和其它政府机构合作，来解决一桩国际犯罪案件。
如果说，这次炸机事件是对反恐怖中心的第一次公开考验的话，那么它对情
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行动部副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和行动部副主任
助理托马斯·特威腾，同样也是一次考验。
韦伯斯特完全明白，他所领导的情报局能否解开泛美航空公司这场空难
之谜，并将罪犯捉拿归案，很可能成为衡量他作为情报局局长的表现的依据。
对这架飞机突然遭到致命的袭击，韦伯斯特感到十分恼火，正像6 年前威
廉·凯西在遇到一个类似的、但损失不像这样大的空难事件时一样。至少对
一位情报局的官员来说，这次摧毁泛美航空公司103 航班的爆炸事件，非常
像是一个住在巴格达专门从事这类活动的人干的，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侯
赛因·拉希德。
情报局负责全面调查此事的是弗雷德·特科，他是一位有25 年经验的老
手，为人稳重并常表现出较强的洞察力，他的这些优点都是出了名的。克拉
里奇推荐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领导反恐怖中心，也可以证实这一点。特科
得到行动部的信任，不简单是因为他在行动部内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在20
多年里，他还结交了情报局内某些最有权势的官员，他的好朋友托马斯·特
威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过去经常追踪国际恐怖主义者，但他之所以为人们
所知晓，更多地是由于他直言不讳地说出应该如何对待这批人。用凯西的话
来说，他是一个“射手”，他和某些情报局的职业特工人员一样，相信中央
情报局应该对那些恐怖主义组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特科的同事们都同
意，他和克拉里奇并不一样。他更善于对付官僚主义，衣著也不像克拉里奇
那样华丽。他个人的特点是绝对严格保守机密，并且正像他的同事们所形容
的，“生性就非常冷静”。
威廉·韦伯斯特之所以喜欢特科，是因为他在领导联邦调查局时，听到
他自己的反恐怖活动官员对这位情报局的老手评价很高，并且说特科是他们
遇到过的中央情报局最合作的官员。此外，特科曾支持凯西和克拉里奇建立
反恐怖中心的建议，这主要是因为过去他不得不和国务院、联邦航空局、联
邦调查局、秘密特工组织和五角大楼协调行动，对这种做法他有些感到失望。
当凯西和克拉里奇认定最好成立一个联合组织，以对付日益严重的反恐怖主
义活动时，特科成为这一主张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克拉里奇指定的接班人。
韦伯斯特很尊重特科的看法，这使有些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感到奇怪，这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特科对韦伯斯特的任命，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不欢
迎态度，他认为韦伯斯特与国会的关系太密切，不可能对情报局进行有效的
领导。
特科能接触世界上有关恐怖主义活动最大的资料库，这在情报界被称为
底西斯特资料库系统。根据这一资料库可以找出恐怖主义分子的所在地，还
可以按其作案手段，查到其它有关资料。依靠这一资料库，可以查出一个组
织的财政来源、已知的成员姓名，他们和其它组织的关系，曾经向什么谍报
机构提供过情报，参与过什么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一位反恐怖主义活动专
家说，“我们可以得到15 种类别的资料。凡是我们想知道的东西，它几乎都
能提供”。底西斯特资料库系统的分类整理功能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它设计
者的名字也是中央情报局内最机密的材料。在泛美航空公司103 航班被炸48
小时内，底西斯待资料库已经解除了对原来的怀疑对象中百分之八十的人的
嫌疑。
但是，底西斯特资料库却回答不了反恐怖中心最重要的问题：究竟是谁
炸毁了这架飞机？这样做是为什么？紧接着这场空难以后，以及此后的两年
中，没有人能真正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事发后24 小时内，反恐怖中心的官员
们就断定，这架泛美航空公司的103 航班是被恐怖主义者的炸弹炸毁的。中
央情报局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看法。这架飞机的突然出事似乎排除了机
械故障的可能，因为直到最后几秒钟前飞行中的一切都很正常。像任何优秀
的高级谍报工作领导人，在这种急迫而又困难的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特
科在反恐怖中心内建立起一个工作组，集中研究他的高级助手向他提供的有
关这次空难的大量材料，每天都工作12 至15 小时。这个泛美航班空难工作
组从事的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特科把中央情报局内凡是对恐怖主义组织有所
了解的人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其中包括行动部官员、炸弹专家和中东政治分
析员。他同时通知马里兰州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通讯的官员，要求他们从截
获的数以千万计的电讯中，仔细搜寻各种线索，以帮助弄清究竟谁是炸机的
罪犯。
在中央情报局历史上，第一次特科被授权能接触反恐怖中心其它成员单
位的情报资料，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局和五角大楼的调查员都把自己的调
查结果向他报告。在惨案发生后48 小时内成立并开展活动的泛美航班空难工
作组，已在开始追踪各种航线，注意旅客的提包，并采访有可能提供情况的
所有人。情报局还立即给它在欧洲和中东的情报站发电报，要求他们指挥下
的、熟悉这20 几个恐怖主义组织活动规律的间谍提供资料，这些组织从专业
技术和作案动机来说，最可能是制造这场灾难的嫌疑犯。这个反恐怖中心还
同英国和西德的谍报官员建立了经常联系，并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一直保持这
种联系。所有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在4 天内完成。这样，到了12 月26 日，反
恐怖中心就准备听取来自出事地点的第一个主要报告。这时，在洛克比的调
查人员已经断定，泛美103 航班是被放在机身前部的一个货舱里的一枚炸弹
炸毁的。在仔细检查了出事地点周围找到的几块金属碎片后，调查人员得出
了这一结论。它并未使任何人感到惊奇。
在炸弹如何被带上飞机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未知因素，这就使泛美航
班空难之谜更加复杂化了。任何人都可能无意识地把这颗炸弹带上了飞机，
兴许那些在伦敦或法兰克福机场的数以百计的经手行李的人员当中，有人把
这枚炸弹从泛美航班入口处送上了飞机。实际上涉及了两次航班，一次是从
法兰克福出发的泛美103 航班，装载着商人、学生、家属（有些是从中东地
区来的），他们都飞往伦敦或纽约。这些从法兰克福登机的旅客又来自世界
各地，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无意识地把这枚炸弹带上了飞机。也可能装
有这枚炸弹的提包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被人偷偷地运进了飞机的货舱，因为
在希思罗机场有不少从法兰克福来的旅客下飞机，另有一批旅客上飞机。这
个时刻里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共有六个班机，都能与这架名叫“海女”的
747 飞机衔接。最后它离开伦敦时，装载的乘客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伦敦
和法兰克福的，也有来自贝鲁特、马尔他、塞浦路斯、斯堪的那维亚诸国和
非洲的。
从调查一开始，特科就依靠几位曾和恐怖主义分子打过交道的谍报官
员，依靠他们这种非常稀罕而有时能派用场的经验。其中的一位就是中央情
报局老资格的专家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他个子很大，说起话来轻声轻气，
大约有45 岁左右。他在中央情报局干过多种多样的工作，包括当过行动部的
官员，对恐怖主义者和他们的活动很有研究。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是非常普遍
的现象，当时聪明能干的谋报人员都把反恐怖主义活动看成时髦玩意，并且
都把克拉里奇当作这方面颇有影响的人物。
坎尼斯特拉罗从事谍报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执行任务，一直到
1984 年他被任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情报工作。他在白宫内有一间办公
室，在那里他和奥利弗·诺斯交上了朋友。1987 年2 月，他成为国防部情报
特别助理，并在泛美空难发生两个月前，被派到反恐怖中心，负责行动计划
和情报分析工作。特科认为坎尼斯特拉罗是他手下最好的分析员。但此人在
反恐怖中心和在中央情报局，并非大家都喜欢他。这是因为他抱有一种自由
主义观点，认为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策中发挥的作用应该是有限的。
坎尼斯特拉罗和中央情报局某些高级谍报官员的关系，特别是他同托马
斯·特威腾的关系，曾因他在1987 年初拒绝接受派他去“中东某个重要国家”
任情报站站长而受到损害。一位情报局官员在谈论坎尼斯待拉罗的这一决定
时说，“如果一个人想不断得到提升，他就不该拒绝接受这类任务。坎尼斯
特拉罗不接受这项任务，说明他并没有兴趣在情报局呆下去”。坎尼斯特拉
罗后来向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提出，希望允许他到国防部当情报特别
助理，这项调动他自己后来也承认，“可能对我个人发展前途并不很好”。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他要求调动都不以为然，认为这表明他更愿意和军官
们在一起，而不愿意和他现在的同事在一起。他在五角大楼工作了18 个月，
当特科决定需要坎尼斯特拉罗来主持反恐怖中心的情报部门时，他离开了五
角大楼。
反恐怖中心对泛美空难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联邦航空局的爆
破专家沃尔特·科尔斯加尔德。他是一位不愿引人注目的、骨瘦如柴的炸弹
侦探专家。他还获得了无畏的行动计划官员的美誉。这是很了不起的恭维话.
因为行动部的官员，特别是那些曾和特科一起工作过的人，不愿意相信在中
央情报局以外的任何人是真正无畏的，科尔斯加尔德是唯一的例外。在科尔
斯加尔德的一生事业中，他遵照政府官僚的通常做法：尽量不抛头露面，不
参与是非之争。他最不愿意由于他的言行引起一场争议，从而使自己成名。
简而言之，科尔斯加尔德是美国政府最高级的反恐怖主义活动专家，善于排
除恐怖主义分子安置的炸弹。他的有些工作成果几乎带有传奇色彩。
例如，1984 年1 月，科尔斯加尔德被派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他存那里
帮助法国人分析了一枚炸弹，这种炸弹曾在飞往沙特阿拉伯的德哈兰
（Dhahran）的一架747 大型喷气式客机上炸了个洞。一位同事说：“既然法
国人从没来请过他，这就很奇怪了。但科尔斯加尔德干得棒极了。”在完成
了初步调查后，科尔斯加尔德中途去了希腊的雅典，以便取回他被告之在那
儿等着他去拿的炸弹。这是从那巴勒斯坦人的女情人的寓所里没收来的谢拉
作弹。记忆力通常极佳的科尔斯加尔德说他记不起那件事的任何细节了。当
受到敦促时，他回答说：“哦，是的，我的确在雅典，我取了一枚炸弹，但
我记不得它是什么炸弹了。真的，我记不得了。”他天真无邪地笑着。他说：
“你要明白，有那么多的炸弹，我不在乎谁制造了它们；我只是想研究它们。”
在另一次国外旅行期间，当科尔斯加尔德得到从华盛顿来的指示时，他
正在从巴基斯坦把炸弹带回家的途中。该指示让他中途在伊斯坦布尔停一
停，在那里运气好的话，他也许能得到被土耳其情报机关没收的炸弹。这枚
炸弹曾放在飞往罗马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一架早班飞机上，但没有爆炸。科
尔斯加尔德交了好运。凑巧一位朝鲜战争期间和他一起在一支联合国部队中
服役的老朋友是土耳其职业情报人员，得以接近意大利航空公司的设备。他
们两人先出去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咖啡馆慢斟细饮了一番，重温了昔日光阴。
那位土耳其官员提醒科尔斯加尔德时，他才想起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说：“喂
喂，你要的是什么东西？”科尔斯加尔德无所谓地笑了笑。他回答说：“炸
弹。我要你让我看看炸弹。”科尔斯加尔德的土耳其朋友让他查看了炸弹，
画了一张炸弹的图。但当这位美国人问他是否可以把它带走时，那位工作人
员摇着手指笑着对他说：“哦，不行。我确实认为这不行。”
科尔斯加尔德收起了他的图和巴基斯坦炸弹，试着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这不容易。以前的一个同事回忆说：“沃尔特有极佳的时机把那巴基斯坦炸
弹弄出那儿。我们以为我们会不得不派一架联邦航空局专用的喷气式飞机去
运回它——这种专用飞机非常昂贵。但科尔斯加尔德在最后时刻来了，他说
他将搭乘C—141 飞离伊斯坦布尔，进入多佛尔空军基地。于是他走到乘务员
那儿去，告诉了他们他是谁，他们说：“嗯，如果你打算带着它坐飞机，那
我猜想我们也可以办得到。欢迎你和你的炸弹乘坐这架飞机。”所以我们在
多佛尔见到了他。他通常能从任何政府得到任何炸弹。然后中央情报局和联
邦调查局会一而再地研究它。炸弹是如何制造的会告诉你相当多的东西。
另有好几次，科尔斯加尔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解决了运输问题：他压根
不告诉航空公司安全工作人员他正把炸弹放在他们的机上运走。他以前的同
事解释说：“它一定会把它搬上去而且带回来。他想，‘嗯，这没有什么了
不起。’”
泛美103 班机空难刚发生后，科尔斯加尔德就被急匆匆地派往洛克比。
爆炸后的第二天早晨，科尔斯加尔德就站在泥地里和英国的调查人员交谈。
他们中一人问到：“我们在找什么？”
科尔斯加尔德四处找了一阵，发现了一块零落的金属片。他拾起它，把
它弯了回去，又以90 度的直角转动他的身体。他说：“这就是我们在找的东
西，但它被烧坏了，像是有人尽力焊接过它。”
第二天，一个苏格兰的调查人员来到了科尔斯加尔德在洛克比的临时办
公室，放了一根金属条在桌上。这根金属条有3 英尺长，但只有1 英寸宽。
科尔斯加尔德认出它是747 班机左前方金属架上的银器。它被折弯，那正是
他说它会被折弯的地方，它被烧焦了。爆炸使那金属条向外扯裂，冲击波的
热量几乎使它突然折断。除非在33000 英尺高处寒冷稀薄的空气把那爆裂的
金属片凝固在外面的一个奇特的角度处，它通常会被突然折断。科尔斯加尔
德点着头说：“对啦，炸弹炸毁了这架飞机。”
特科、坎尼斯特拉罗和科尔斯加尔德在解决泛美班机空难之谜中全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其他许多能干官员的帮助。搜集关于可疑
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材料的绝大部分工作是由反恐怖中心的工作人员干的。在
苏格兰的实地调查工作是由科尔斯加尔德和一帮英国刑事侦破专家干的。这
帮专家不辞辛劳地按原样拼凑了飞机，逐渐辨清了它的秘密。其他调查是由
遍布中东和亚洲的情报汇集站中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全球网络进行的。在突
尼斯，中央情报局派了它的一名主要官员去请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合作
（那次会议是在巴解组织情报主任阿布·伊亚德房中举行的）。远在曼谷的
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接触了泰国安全机构的内部材料，以确定他们所得到的
关于炸弹的威胁是否与洛克比事件有关。
从调查一开始，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官员就相信揭开泛美班机空难之
谜或许全在于世界的一个部分——中东，在那里该机构却最难找到它最难达
成一致的问题的答案。例如，中央情报局的伊朗办事处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
考虑到泛美l03 班机空难的来由，这多少是件幸事，但这个办事处离德黑兰
实在太远了，难以搜集到能把伊斯兰教革命政府同爆炸事件联系起来的情
报。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人提供的情报资源是没有用的，它也没有搜集关于
伊朗政府内部政治策略的情报的能力。在大马士革也如此，中央情报局在那
里有名无实。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处在叙利亚人的持续监视之下。这些叙利亚
人是由哈菲兹·阿萨德总统专为这一目的而布置的。在约旦，中央情报局靠
当地情报机关提供信息，当地情报机关与巴勒斯坦人社区的广泛接触（一个
前反恐怖中心官员说：“说到巴勒斯坦人，没有人比约旦人更好。”）可以
提供可贵的信息，不过中央情报局好不容易才与约旦情报官员建立起泛泛之
交。
更糟的是，中央情报局在黎巴嫩的最高外勤官员再也见不着他们了。他
们本可望提供关于泛美班机爆炸和住在贝鲁特和贝卡河谷的恐怖主义组织间
可能的联系的最好情报。对中央情报局来说，他们的离去是泛美103 班机事
件的雪上加霜的、难以弥补的悲剧：中央情报局第一流的阿拉伯专家之一，
或许是它最有前途的年轻中东官员，34 岁的马修·甘农，和一个名叫查尔
斯·麦基的年轻未婚少校军人一起，死在了那趟班机上。查尔斯·麦基是被
五角大楼派到黎巴嫩去帮助重建那为战火所毁的国家军队的。
甘农和麦基彼此熟识。他们21 日乘坐经由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飞往伦敦
的同一架飞机飞离贝鲁特。该日稍晚，在等飞机去纽约时，他们和国务院的
两名安全官员丹尼尔·奥康纳尔与罗纳德·拉里维埃在希思罗飞机场的泛美
头等俱乐部休息室共饮了一番。这4 个人是被国务院的外交官伯恩特·卡尔
松招在一起的。伯恩特·卡尔松在成功地完成了解决纳米比亚争端的谈判使
命后归来。他们全都处在节日气氛中。休息室的一位女招待员说：”他们为
回家而感到开心。”
放炸弹的人是否认出了甘农和麦基并把目标对准他们，以及他们在贝鲁
特的使命是否泄露，这成了要弄清楚的问题。因此，这两个美国人之死为反
恐怖中心的调查工作更增加了麻烦。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更加重了反
恐怖中心的工作。文斯·坎尼斯特拉罗说：“由于马修之死，有一种伤逝的
悲剧感，我们也因此而干得特别卖劲。我想那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对工作单
位、对所有那些离开了我们的人负有的义务。这件事对家庭的打击超过了我
能记得的任何其他事情。它肯定有影响。”
甘农的离去不只表示一个有前途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之死；它对中央情报
局保护它自己的成员的能力提出了疑问。当所有那些在秘密机构中做事的人
都认识到他们的生命时常处在危险中时，甘农之死留下了远远超过那件简单
的事情本身的持久印象。他出自中央情报局最有名的家庭之一，他的妻子是
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他的岳父托马斯·特威腾是行动部副主任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