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许多人开始相信那等于是不可能的。
退休的反恐怖中心官员坎尼斯特拉罗自豪地忆起反恐怖中心关于泛美
103 班机爆炸所作的工作。但他对英国侦破专家的辛勤工作留有更深的印
象。这些英国侦破专家能把从残余物中找到的几小块纤维同卖给了一个不为
人知的人一批衣物的那个马耳他小店联系起来。那批布是用来包藏在泛美
103 班机上的炸弹的。坎尼斯特拉罗还能生动地回忆起马耳他的调查遭到的
严重挫折和用于从理论上探讨最让人头痛的问题的漫漫长夜。如果在斯德哥
尔摩被捕的巴勒斯但人没有在马耳他买那衣物，那是谁买了？
使坎尼斯特拉罗和他的同事更沮丧的是，反恐怖中心当作事实的所有事
实原来都是假线索或不可思议的巧合。坎尼斯特拉罗承认，“斯德哥尔摩的
嫌疑犯全不是嫌疑犯把我搞糊涂了。有关他们的证据只是让人难堪的巧合。
我们对他查了又查，但找不出什么东西来。”这同样的疑虑折磨着前联邦航
空局安全工作人员文森特。他惊奇他说：“我仍不能相信那些人（在斯德哥
尔摩的）与此毫不相干。”
那一度看似如此可靠的反恐怖中心调查线索，终于被既事关重大又稀奇
古怪的证据破坏了。这些线索从大马士革延及法兰克福和斯德哥尔摩，然后
又返回大马士革，甚至返回德黑兰。
在那线索拿出来之前，必须了断其他重要线索。甘农曾经被当作目标吗？
坎尼斯特拉罗说：“我们花了两个月时间来排除这一可能性。”来自底特律
的一个学生哈利德·加涅尔无意中把炸弹带上了飞机的说法又如何呢？坎尼
斯特拉罗回答说：“驳斥这一说法花去了我们更长的时间。9 个月——差不
多是这么长。”在莫斯科和其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的未婚夫在一
起的泛美班机女服务员的情况如何？他说：“我们很快就处理了它。”唯一
留下来的又一个重要选择是：炸弹是由克里斯哈特制造的，用某个还待确认
的巴勒斯坦在马耳他的活动分子买的衣物包着。现在反恐怖中心要作的全部
事情就是证实它，使它摆脱怀疑的阴影，以便让其公诸于法庭。
当亲切的坎尼斯特拉罗讲着反恐怖中心如何终于找到改变了泛美班机爆
炸事件调查进程的唯一最重要的证据的情况时，他惊奇地摇着头。他承认：
“调查中有个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而后，我们
几乎像是在一个早上醒来，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约旦安曼的
一天早上，时值炎热的沙漠夏季。在1989 年中期的那一天，中央情报局工作
人员第一次被允许询问马尔万·克里斯哈特，巴勒斯但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
部制造炸弹的能手。克里斯哈特对西德警察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决定仍
然感到愤怒（对阿赫迈德·贾布里来说，这证明此人被某个外国情报机构收
买了）。克里斯哈特厌恶地看着审问他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他用常常是刺耳
的音调告诉他们：“我没制造那炸弹。”他们像是肯定地回答说，他肯定制
造了。根据一个了解这场审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克里斯哈特重复地说，
“我没有制造那炸弹。你们会明白的。”
泛美103 班机爆炸事件和马修·甘农之死像一个晴天霹雳在中央情报局
回响，将休假季节蒙上了阴影，使行动部处在一种非正式的哀悼中。中央情
报局不能公开作排解悲伤的任何事情。局领导人甚至几乎没在私下作什么事
情去减轻打击。尽管甘农死于完成在黎巴嫩的机密任务后返回途中，他也没
被正式认作“因公殉职”。由于表面上他是在度圣诞假期，一枚象征他的牺
牲的星章是否可以加到中央情报局的勋章本上和复制在兰利的过厅墙上就成
了问题。即使把这样一枚星章献给甘农作纪念，他在中东的经常是极为出色
的工作也得不到庆祝，甚或得不到公开的承认，就他的中央情报局有关同事
而论，他必须悄悄地埋葬，但他不会死得不明不白。他被看作中央情报局反
对恐怖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的殉难者。他被看作是一位英雄，尽管他危险
的工作的详细情况只有中央情报局本身知道。
在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的18 个月期中，甘农之死增强了弥漫
兰利的放任感。对行动部的高级官员来说，情报局的士气看上去像是遭受了
无法弥补的打击，降到了比伊朗门丑闻被揭发后随即出现的情形更糟的地
步。甘农的岳父托马斯·特威腾受影响最深。
韦伯斯特用他妻子死时乔治·布什用过的同一劝导方法，来使特威腾摆
脱甘农之死所带来的悲伤；他让特威腾离开一段时间，但要使自己忙乎着。
当特威腾短时间离开后回到办公桌时，韦伯斯特用工作把他淹没起来。韦伯
斯特认为这是保证特威腾作为他最尊重的顾问之一日益增长的重要地位的有
效方法。这一策略只是部分成功地使特威腾的头脑中不再索绕洛克比的景
像，在充任行动部副主任助理角色中，特威腾不断接触到他的老朋友弗雷
德·特科，并得以接触反恐怖中心每周的最新情报。他沉浸在泛美班机爆炸
事件的调查工作中。
在韦伯斯特的其他同事看来，对泛美103 班机进行穷凶极恶的恐怖主义
袭击的时机并不坏。中央情报局局长知道，该局仍在为消除由伊朗门丑闻的
困境引起的士气普遍沮丧而奋斗。这一使人垂头丧气的境况也在不断伤害韦
伯斯特本人。国会希望他在里根时代结束时清理好中央情报局。虽则他尽了
最大努力去减轻国内调查活动所造成的伤害，但事实是对6 名情报局官员的
惩戒，加深了他极力想使之结束的那种放任感。韦伯斯特也没有成功地把中
央情报局从美国冷战政策的工具，改造成一种适合于处理美国国际经济问题
的情报组织。在乔治·布什总统就职典礼前夕，对中央情报局能说的最好的
话是，当它仍在里根时代最后日子里暴露出来的问题中瞒珊而行时，今后的
事情只会变得更好。
这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允诺。1989 年开始时中央情报局面临的挑战看来必
定势不可挡。威廉·韦泊斯特仍在为重新指派它的使命而奋斗，从追捕苏联
间谍到追踪恐怖分子，从清点新的俄国导弹到评估正在出现的核力量的威
胁。最重要的是，韦伯斯特的中央情报局需要使它自己熟习新总统的议事日
程，这位总统曾经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但反常的是他使这个局现在的作用
比在七十年代中期他当局长时所具有的作用更小。中央情报局为使它自己熟
习布什的新安排而进行的努力，结果转变成了最大的挑战！
第二部分 分析家
中央情报局的危机
中央情报局的最重要的战斗，不是发生在外国土地上，而是在弗吉尼亚
州兰利情报局总部的长长走廊和灯光通明的办公室内进行的。进行这些战斗
的男男女女完全不像小说或电影中所描写的那种美国问谍，事实上，中央情
报局的最重要的间谍并不是真正的间谍，而是分析人员，接受人文科学的训
练，他们对一个地区的习俗、语言和政治传统等的迷恋，更甚于对情报局职
业技巧细节的专注。他们有些人在其专业内所享有的地位，足使他们能够参
加美国学术界的泰斗大师的角逐。而当美国公众和舆论界充斥着窃听、闯入
和非法秘密搜查勾当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时，中央情报局的更为重要和不事张
扬的工作——分析情报和作出情报人员的估计——事实上反而无人注意。
像许许多多人对中央情报局的看法一样，我们对情报局的观感，也是与
它的实际相扭曲的。在左的方面看来，中央情报局被理解为某种中世纪的星
法院，是政府中的政府，其罪恶是如此昭彰，甚至把改革其职能的考虑也视
若狼狈为奸。他们认为情报局应该彻底取消。右的方面则认为，中央情报局
是一把被同黑暗势力妥协而磨去锋芒的刀剑，是一群自命不凡的来自象牙塔
的知识分子怯懦地制造出的工具，不可能指望它有效地保卫自由。他们解决
之道是相同的：把中央情报局取消掉。即使是一些明智之士，他们的意见是
在两个极端之间取其中，对情报局的看法也是基于社会上一般的观念，而与
实际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情报人员的形象是穿一套灰色法兰绒西装——一个
过着双重生活的充当秘密间谍的正常美国人——，这种形象深深地扎根在我
们的心灵中，成为情报局本身的一个标志。美国人相信中央情报局现在比过
去任何时候更擅长于在遥远的异国进行秘密战争。
事实大大地被搅乱了。中央情报局在布什年代开始时远不是公众所认为
的那样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武器，也没有它40 年历史中任何时期所具有
的那种进行成功的秘密行动的能力。事实是，情报局并没有包藏一个“秘密
班子”用其他什么手段去推进外交政策，根本没有这样的班子。问题不在于
勇气，而在于它的使命。穿法兰绒西装的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已经
被更关心工资级别和退休年金的人所取代了。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情报局
并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政府机构，它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政府官僚机构。
1989 年1 月时的美国对中央情报局的观感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对乔治·布
什的判断，他可是这个机构有史以来最享有盛名的有关人物。自由派认为遴
选布什标志着美国情报工作的制度化，他被看作是会扩大威廉·凯西始创的
危险计划的中央情报局鼓吹者。另一方面，保守派则担心，布什的名牌大学
出身的背景，使他容易接受情报局内天真幼稚的情报专家们的观点。但是所
有这些最有趣的意见都没有说到另一个政治上的个人企图：布什的中央情报
局局长经历是担任总统的良好训练，它意味着他了解了作为美国制度的一个
必要部分的情报界的价值。
每个人都锗了。照中央情报局所说的，在此后3 年中，表明中央情报局
对乔治·布什的影响比对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小。布什在关键时刻一再显
示他更相信个人外交，而不是秘密行动，他还故意避免听取情报局专家们的
建议。
1989 年1 月，即将来临的布什的就职典礼，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产生了自
豪和焦虑相混合的想法。一些人，自豪地认为新总统可以作为一位中央情报
局长也能问鼎国家最高职位的明证。另外一些人则感到，布什人主白宫远不
能说将开创情报工作的黄金时代。许多布什过去的同僚认为他是他们所认识
的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在他们看来，布什蔑视常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他
刻意拒绝表露与他过去最亲密同事之间最一般的交往往事。他是他们遇到过
的最不显露自己内心世界的人。尽管他对中央情报局有明显的兴趣，但是他
的助手们怀疑他不过是把担任11 个月的情报局局长当作政治旅程上达到顶
峰的一个插曲而已。
原来设想布什当选总统标志着情报局复兴的开始，在兰利被当作笑话来
谈。他几乎同过去的一些情报局密友都保持距离。除了来自退休的情报局官
员的一个布什吹捧者非官方小集团，以及在布什离开兰利后对他怀有强烈忠
诚感情目前仍在他手下工作的前情报局官员外，布什与中央情报局谈不上有
什么深的或有意义的联系。
一些中央情报局高级情报官员相信，布什在1976 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期间，他毫无建树，而且在实际上加速使情报局影响下降（特别是由于他在
A 大组与B 大组这两个班子争执中所持的态度）。他们还认为布什在任职期
间，没有能够了解和掌握情报局的真正性质。在他们看来，布什进出中央情
报局不过是一名匆匆过客而已。但是，使他们担心的是他会远不是那么回事
地相信他在情报局的经历真的使他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情报官员。因此，当布
什在1989 年搬到他的白宫新居时，兰利的职业情报官员感到危险的，倒不是
他会利用情报局去推行一项冒风险的外交首创行动，或者说把情报局的职能
转到白宫，反倒是他对这两者都漠然处之——他的入主白宫将不是标志中央
情报局的兴起，而是它的没落。
乔治·布什局长在1976 年接下来的中央情报局同他在1989 年担任总统
时遗留下的中央情报局是大不一样的，在这13 年间，中央情报局已经从国家
的独此一家的情报局转变成一长串情报官僚机构中的一家。回想一下，十分
明白的是，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带来意想不到的促使情报局职责发生
裂变的变化，至少就秘密行动方面来说是这样的。
至少早在1975 年，五角大楼在监督准军事行动方面就担当了更为重要的
角色，军方在为中央情报局一些重要的国际计划提供专门技术方面也被授予
更大的职责。例如，在八十年代中期，由美国陆军指导下的特别训练队负责
执行一些高度秘密的国外行动。
这种被中央情报局的老战士们辛酸地贬之为“情报工作军事化”的转变，
实际上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开始了，那时情报局使用军方资产发动猪湾行
动。这种倾向后来在越战年代更为明显，当时武装部队建立了搜集情报特别
单位，它与中央情报局官员的竞争在印度支那和华盛顿都是经常的摩擦之
源。使用军事单位执行中央情报局行动的政策，或允许各种不同机构进行他
们自己的秘密行动，这都是不可逆转的。许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官员都是从
地区军事专家的富饶土地上招募进来的。在凯西就任局长时，情报局的文职
人员抱怨兰利“充满穿军服的家伙。”说情报局被授予对所有军事情报行动
的最后批准权，似乎也满不是那么回事。我国穿军服的男男女女的权力在各
处都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布什出任情报局长以后，中央情报局在其他一些重要方面的影响实
际上也缩小了。复杂的情报收集卫星的出现，为国家安全部门提供了史无前
例的获得可靠情报的手段。开初，中央情报局在使用这个新技术方面起主要
作用。在1973 年，中央情报局设立了全国照片解析中心（NPIC），它为整个
情报界提供“共同关心的服务”。中央情报局的科学技术部不断增设的科室
单位协调处理从上空侦察得来的情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这种类型的情报
工作越来越有价值，它获得情报界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份额。
历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从威廉·科尔比到乔治·市什，再到斯坦斯菲尔德。
特纳，都对这种上空间谍活动给予越来越大的重视。在八十年代，威廉，凯
西继续这一传统做法，那时，中央情报局监督发射一系列高度机密的通讯卫
星，被称之为“平台”。不过实际上中央情报局从这些行动中只得到间接的
好处。在那时，由国家安全局（国防部的一只臂膀）和国家侦察局（由空军
和中央情报局共同管理）向政府提供最大部分的情报报告。
这种技术上的革命完全转变了情报搜集和解析的方法。它也改变了中央
情报局的地位。当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后，三大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
（NSA）、国家侦察局（NRO）和国防情报局（DIA）——在注意力、经费、影
响力和在国家安全机构中的地位，与中央情报局展开了竞争。这个竞争使得
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地位产生了急剧的改变。
一位情报局的老资格解释说：“不可能凭直觉办事。你被证据、证据、
证据缠绕着，争论的是关于它的事，要根据你实际看到的加以权衡。情报工
作的过去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工作了30 年的老资格抱怨情报工作
的真本领被牺牲掉了：“在中央情报局几乎不可能干出什么事来。没有时间
思考。你被穿军服的家伙们，科学家，译员和分析家们包围了。日常文书工
作之多使人感到惊愕。结果秘密工作的成果受到了损害。情报工作变成了一
项巨大的官僚事业。”
更精确地说，情报界实际上是由许多官僚机构组成的。
国家安全局负责截取和解析外国资讯往来，执行美国密码计划。这个不
事张扬的机构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镶有巨大的现代化绿玻璃3 座一组的建
筑物内。它的年预算估计在100 亿至120 亿美元之间，在全世界拥有5 万以
上雇员。由于它的灵敏的搜集情报活动能力，高质量的情报成果，它已经取
代中央情报局，成为最有吸引力和最有价值的外国情报的提供者。当外国领
导人的意图（这通常是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们所注意的）难以捉摸，而一场
核战争的潜在可能仅在分秒之间的年代，国家安全局的报告在情报界受到越
来越大的重视。同样地，国家侦察局，它的工作同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性质相
近，这个情报机构的小姐妹，每年经费也在40 亿至50 亿美元之间。侦察局
拥有1，000 多名分析家和科学家，他们负责执行情报卫星计划。
美国各军种的单独情报机构的经费总共也超过8.5 亿美元。陆军、空军、
海军、海军陆战队各拥有独自的指挥系统负责人员情报、反情报、通讯情报
和信息安全等，每一个兵种还各有其特别的情报职能、陆军负责反恐怖和威
胁分析中心的运作，海军负责海上监听计划，空军有一个战略研究部门（目
标是苏联空军）。
这些军方的情报部门还不包括国防情报局的费用，它负责协调武装部队
各项情报活动，并管理一个单独的情报搜集单位（沿中央情报局的地理处的
相同活动路线），它还就军方的专门项目进行单独的评估。国防情报局每年
花费近4.5 亿美元，雇用6，500 名军职和文职人员。在里根年代开始时，军
方情报机构所获费用总额已超过中央情报局的经费额。与此同时，在情报使
用者当中，国防情报局的情报已经开始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展开竞争了。
当凯西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成
为那个时代的受害者。这不仅是因为它重建在过去十年间遭到破坏的人员情
报网才刚刚开始，还因为它为重建它在全国情报界中的威信而正在进行斗
争。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江河日下的局面的原因，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是归咎
于凯西的目光短浅，或是公众对在过去出现的任何丑闻中中央情报局起的作
用感到愤怒。倒不如说，中央情报局的江河日下是由它本身所决定的。在空
中，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获益于技术复杂的情报收集器械，它的重要性
正日益增加；在地面和海上，军方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远比中央情报局所能
提供的快得多。
在1984 年凯西任职的中期，这些改变已经制度化了。巨大的权力已经让
与技术知识分子专家和掌管五角大楼庞大情报计划的军官。诚然，中央情报
局局长仍然指导着情报界，在执行情报政策方面仍具有巨大影响力，但是中
央情报局的普通工作人员则在很大程度上限于间谍活动和分析工作。他们的
工作确实也是美国情报力量的十分重要的部分，但它与中央情报局1947 年正
式设立时最初设想的业务范围和享有的权力大相径庭。
1988 年的美国情报预算表明，中央情报局的权力已经显著地受到五角大
楼和国家安全局设立的界限的限制。根据一项权威的估计，归于中央情报局
使用的只有情报总预算的10％。而在这10％中，有90％是用作行政、情报
分析、通讯协作和卫星侦察活动的。这些数字表明，凯西打算减缓15 年来增
加美国高科技收集情报能力的趋势，但是，即使是他也不能阻止这种新的发
展。
在威廉·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期，情报局面临前所未有的危
机：所得到的年度经费估计仅10 亿美元多一点，情报局只能花1 亿美元用于
间谍计划——训练和部署情报局官员，招募外国特工人员，维持海外开支，
遍布全球的情报基地和情报站的一般维修和保持费用。正当大约3，000 名从
事秘密工作的官员仍然可能把自己看作是情报界出类拔萃的外勤间谍，但他
们很快成为情报官僚机构的被遗忘的继子。
更糟的是，韦伯斯特面临秘密情报工作的迅速瓦解，在他就任局长的一
年当中，有近20％的外勤官员辞职、退休，或考虑调职。东亚处和近东处受
的损害最为沉重，留在东亚处庞大的中国科的会讲中国普通话的官员只有6
人，留在近东处会讲阿拉伯语的也是屈指可数。这一危机由于一些关键性的
调动而更形严重，一些在中央情报局内受过多年训练的人员，决定到别的政
府部门另谋高就，以求发展。
在情报局近东处发生的事情具有这次危机的象征意义。在七十年代初，
中央情报局花费了巨额金钱和精力招募近东事务专家；情报局派出至少6 个
招募队到美国大学校园去寻觅阿拉伯事务专家。结果说明，近东处招募的最
佳土壤是来自军队，一批优秀的应征入伍的军人塞满了情报局训练班教室。
1973 年和1977 年的两次浪头中，形成了从情报局训练班毕业的年轻的阿拉
伯事务专家的最重要的队伍。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这批新军官协
助进行了在中东的一系列情报局关键性战役。他们还为美国的最重要的地区
盟友进行了反恐怖分子训练计划。
在1989 年1 月，在国内外办的训练班都寿终正寝：大部分优秀的阿拉伯
事务专家不是被杀就是另有高就。一名最出色的年轻军官离去后到空军当了
副部长。这是唯一的例子。其他近东处的官员到一些著名大学担任教职，或
是担任一些大国际公司的顾问。近东处再也没有真正复元。
辞职、退休、调职，显示了情报局内部存在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矛盾处境。
事业型行动官员地位提高，井得到事业心极强的局长们（如凯西）的表扬。
可是，当他们奉召去从事损害情报局公共名声的不光彩的活动计划时，他们
感到困惑难堪。中央情报局的历史显示，情报局在经历了积极行动的时期后，
就为间歇性相对沉静的时期所打断（积极奉行充满原动力政策的局长的，继
任者不可避免地是保守人物，如韦伯斯特）。这时，这个相对沉静的时期又
不可避免地受到内部的压力，要求转而采取更有活力的领导。中央情报局这
样政策摆动40 年，但到八十年代未，他们开始付出沉重的代价。
韦伯斯特（还有凯西）明白中央情报局不再受到国家最高级政策制订者
们普遍的信任。情报局受到的来自丑闻、高科技情报收集技术，以及五角大
楼不断增加的专门特别行动班子的伤害似是无法弥补的。1989 年初，冷战临
近结束，中央情报局的基本目标的解体，情报局的40 年戏剧的最后一幕已经
写好了。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将作为对付威胁国家安全的政府主要
机构退役；最好的情况则是情报局将被当作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僵化遗迹保
存下来。一些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来临，并力图采取措
施来延缓其到来。即便是对世界共产主义有天生恐惧症的威廉·凯西，也不
得不承认中央情报局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它的使命需要再检验和改变方向。
凯西认为开始这种过程的地点是在华盛顿。
韦伯斯特和凯西是截然不同的情报局长。韦氏是一位得到授权的合情理
的狂热人士。凯西则是一位更理智、重程序的行动家。韦氏小心地操纵权力
的手段，凯西则予以粗暴对待。韦氏是一位沉着自信的管理者，凯西则是一
位激烈的战士。韦伯斯特也许是历史上最富有公开性的中央情报局长，而凯
西则珍视自己的隐私和非常喜爱情报局的秘闻。
凯西很少向他人吐露自己的心事。在他作为里根总统的一名亲密顾问花
费好几个小时来施展他的影响力之后：凯西常常是把他在7 层楼的办公室的
窗帘拉上，喝上一点酒。大多数情况下，他邀请一些亲近的高级顾问来参加，
包括约翰·麦克马洪、爱德·尤赫里威茨、罗伯特·盖茨，或是他在情报局
中的最信任的德韦·克拉里奇。凯西用了许多晚上同这些人长谈。在1986
年秋的一个晚上，凯西与这些人谈起他对情报局前途的看法。
凯西透露他的想法：情报局正在改变。它干的许多事干得很好，必须继
续干下去——监视苏联的军事威胁，实施广泛的间谍计划，渗入外国的情报
行动，向总统提供美国易受袭击所在的忠告。但是，情报局建立的初衷以及
四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主要目的，已经渐渐成为历史。凯西解释说，他指的
是大家毕生从事的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尽管苏联仍是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但
它的帝国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拥有比世界上任何机构都多的苏联问题
专家的中央情报局，必须承认它的最基本的情报工作目标正在慢慢消失。
凯西还不愿宣布取得最后胜利。苏联在中美洲的影响，证明当它想这样
做的时候，仍然有能力损害美国的利益。不过，有了明确无误的征兆说明冷
战的结束已经临近，这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必须重新评估其使命。随着这一进
程的展开，将会有来自外界对情报局的攻击。长期以来的敌人们将试图找到
摧毁这个机构的共同理由。这就是中央情报局必须作好准备的原因所在。
凯西在许多方面比他所能想像到的还正确。世界在转变，美国政府亦复
如此。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中享有的权力比过去更少，但是它的失败则更
为公众所知晓。国会的监督使它受到沉重损失。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
配备有似乎是战无不胜的高科技发明，继续得到越来越多的情报系统预算分
配额。凯西可以争辩说，最重要的情报大多数不是来自卫星或电讯截留译码
器，不过他知道，政治的逻辑表明，权力来自金钱。
凯西在他下班以后的私下讨论中，详尽地对中央情报局怎样再也不能维
持住它的特殊利益地位进行了评述。他指出，激发中央情报局早年热情的优
越感和精英意识，被一连串的难堪的事弄得焦头烂额，权力被限制，地位被
削弱。凯西严厉反对进一步侵蚀中央情报局的权力。他亟欲翻转这种倾向，
他缓慢地开始着手进行他相信会把情报局带到下个世纪的改变。他的第一项
实验，就是把中央情报局的作用从搜集和传播情报，转移到它正确的位置，
充当整个情报界的一种内部思想库，这件事与德韦·克拉里奇有关。凯西描
绘的中央情报局未来的蓝图，是以克拉里奇早期的成功之举为蓝本，他成功
地建立了反恐怖中心（CTC）。凯西想要建立一系列其他中心，类似政府机构
问的委员会，由专家和行动官员组成，集中注意力于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
凯西认为，如果来源、情报和专门技能调变得当，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会迎
刃而解。（凯西特别专注于组织情报小组，目标集中在麻醉品和安全问题上。）
反恐怖中心的建立，标志着中央情报局一次革命的开始。从来还没有过
中央情报局官员被要求公开与其他政府的情报机构合作，搜集和分析外国情
报机构的情报。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一位参与其事者，把它说成至少是
“凯西所作出的最引起争议的决定之一”。开初，凯西的决定受到基层官员
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与其他地方的政府分享秘密，会损害情报局的情报来
源和方法，而且会加速情报局的衰落。克拉里奇利用凯西的名字迫使中央情
报局改变其官僚作风，又对沉默的官员和分析专家们甜言蜜语。克拉里奇对
在情报局行动部的普通官员进行威胁，要未在新的事业中合作，要未就一起
离开。他还警告，反恐怖中心一经成立，它就是执行政府反恐怖政策的权威。
坎尼斯特拉罗解释说：“反恐怖中心是一个典型，从它的成功，别的都
将以它为榜样。我们把中央情报局这个衙门以一种正式的方式向其他政府开
放，这确实是头一遭。”
凯西依靠反恐怖中心的成功要达到两个目的：他想要中央情报局获得对
新情报和评估的途径，以便更好地解决情报工作的问题；他寻求增进中央情
报局在政府内部的形象，使它比一个“选手”还要多点什么。但是凯西重建
中央情报局的广泛计划具有更大的竞争性，对某些兰利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习
性形成了威胁；他的计划被看作是对“四王子”的权力的直接威胁，这“四
王子”是中央情报局内主要部门的首脑，他们对情报局的政策和最重要的计
划有极大影响力。
1985 年发生的一系列未曾预料的恐怖活动，导致反恐怖中心从危机中成
长。这些恐怖活动是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7 航班的一架飞机被劫持达17
天开始的。这次恐怖事件是在八十年代最能说明美国对付恐怖活动无能为力
的最突出例证之一。一位前反恐怖活动官员解释说：“在环球公司飞机被劫
持的日子，里根总统一个劲地要凯西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恰恰不能
执行一种我们必须天天去与恐怖主义打交道的外交政策。”
同年的12 月，来自阿布·尼达尔组织的枪手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的多次
单独事件中杀害了25 个人。对凯西的压力增加了。美国政府内部的批评者指
责中央情报局不是无能就是不愿意集中起国际情报来源与恐怖主义者的威胁
作斗争。就这一点，凯西指示克拉里奇开始调整情报局在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上的做法的长期过程。凯西认为克拉里奇是这样的一位圈内人士，他有足够
的条件按照他的意向转变情报局内各不相同的部处目光短浅的状况。
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在情报局行动部内部，我们接近于一场该
死的内战。真是腥风血雨，因为第一次出现了不依照行动部既定路线去组织
的一个机构，克拉里奇从行动部的每个处抽走人。他迫使各部门负责人放弃
他的人员。我们光明正大地迅速取得一些重大胜利。当情报局把一切事情归
拢到一起，我们发现我们对恐怖主义的了解之多真是我们过去想也不曾想到
的。我们确实在于一件非常好的工作，只不过我们过去不知道它。我们没有
分享到情报。”
建立反恐怖中心也激怒了情报部，这个部门认为中心的建立纯属越出常
轨的行动，其唯一目的就是要绕过情报局有资格的分析人员作出的不得人心
和令人不快的结论。一些分析人员力言，反恐怖中心规避专家们，这样做损
害了中央情报局所宣称的提供客观和不存偏见的情报报告，他们认为反恐怖
中心的作用完全是一种内部的秘密行动，是由行动部发动的歪曲情报部调查
结果的一次制造内部动荡的战役。一位高级分析人员后来争辩说：“凯西和
盖茨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内建立联合的行动部——情报部中心，是一种十分危
险的倾向。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关键问题作出分析。其结果就是制造一个
行动部歪曲情报部的情报的局面。这就是反恐怖中心的实质所在。”
在威廉·韦伯斯特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期，反恐怖中心成为美国政
府反恐怖政策的主要计划和行动焦点。这个中心还在其他情报部门内部为中
央情报局赢得新朋友，特别是在情报局官员明白表示他们愿意让联邦调查局
来控制反恐怖中心。这样一来，就部分地提高了联邦调查局作为执法机构的
地位。坎尼斯特拉罗说：“我们让他们去领导，不过我们这样做，因为事实
上他们将会取得领导权。这是一个十分不牢靠的安排。我们仍不把情报来源
和方法告诉他们，但给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所需要的资料。我猜想你会说，我
们把前门钥匙给了他们而我们自己走后门。”
当行动部官员执行情报局一项最危险和最秘密的行动时，韦伯斯特就在
反恐怖中心权力最隆的这个时候继承了它。这项行动计划（由近东处负责。
使用了来自反恐怖中心的官员和情报来源）始于1988 年中，在这以前进行了
6 个多月的周密计划。行动涉及到在差不多12 个国家中执行任务的官员。中
央情报局的目标是臭名昭著的阿布·尼达尔的组织（ANO），这个组织比任何
其他恐怖组织对许多劫机、爆炸和暴力行为负有更大的责任。在1985 年11
月尼达尔组织劫持了埃及航空公司的班机并杀害5 名乘客；1985 年12 月，
尼达尔组织声称对在罗马和维也纳国际机场杀害25 名旅客负责；在1986 年，
它又在伊斯但布尔爆炸一所犹太教堂，杀害16 人。在尼达尔组织于1988 年
杀害希腊游艇“帕洛斯城”号上9 名海外度假旅客后，中央情报局决定对它
采取行动。
从1981 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已经在采取一项大规模的危险的搜集尼达尔
组织情报的行动。情报局招募变节者打入该组织，并且设立了一些前线公司，
与阿布·尼达尔在欧洲和北非的代理人做生意。中央情报局建立的公司向巴
勒斯但人的外围组织出售有关军用器材，如皮靴、帽子和背包。另外一些中
央情报局商行卖给尼达尔组织一些电子装备。
通过运用这次战役，中央情报局还能向美国海关关员通报与尼达尔组织
订有合同的美国公司的情况。中央情报局发现，一些这样的公司是以色列情
报机构摩萨德的前线小组，也是在使用中央情报局相同的策略企图渗入恐怖
组织。情报局的官员们心花怒放，因为这些情报宝藏使他们能够发现摩萨德
在美国活动的前线公司，并在使它们关门大吉这件事上感到得意洋洋。一些
由以色列支持的这样的公司终止活动，主管人员受审判、判刑，被投入监狱。
中央情报局对尼达尔组织的渗透是极为广泛的，一小撮中央情报局的商
号成了恐怖组织的独家供应者。
这种战略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到什么火候中央情报局才停止搜集尼达
尔组织的情报并开始摧毁它呢？又在什么火候上掌握使中央情报局不跨过从
一个情报机构到成为尼达尔组织恐怖行动的帮凶的界线？
“帕洛斯城”游艇事件是使情报局高级官员相信他们需要将过去7 年内
得到的情报使用起来的分水岭。这一事件的谋杀者们也对巴勒斯但解放组织
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组织的最高层官员在1988 年秋与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北
非见面，谋求这两个组织合作一劳永逸地结束阿布·尼达尔的恐怖活动。中
央情报局同意巴解组织领导人们的意见。
紧接在“帕洛斯城”游艇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开始与好几个欧
洲情报机构合作，执行一项广泛的反阿布·尼达尔组织的计划。使用温和派
的已勒斯但人和约旦人合作充当渗进该组织的特工人员，中央情报局的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