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职位的角逐中退出的高姿态，更使他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看来是担
任斯考克罗夫特副手的最完美的选择，因为选中他，是布什的外交政策将集
中力量赢得与苏联的一揽子的武器控制谈判的一个信号。
盖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次任命，是使里根政府遗留下来的由于伊朗
门事件而招致的官僚主义式的破坏局面恢复正常。他被委派担任国家安全委
员会副职人员委员会主任，这个机构是由政府各主要外交政策单位的最高助
理人员组成。这是个很有权力的职位，它能保证使盖茨的意见得到总统的例
行的关注。盖茨在上任后立即就关键性外交政策问题草拟出一系列文件。他
很快就涉猎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从与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举行对话
（是在里根总统任期最末几个月开始起来的），到严密注视得到美国支持的
穆贾希丁游击队与苏联残留部队在阿富汗的日益增剧的恶战。盖茨还在斯考
克罗夫特指示下对隐蔽行动进行监督。他还奉命拟制一份内部文件供布什用
来指导中央情报局国外行动何者应维持，何者应废止。
盖茨不知疲倦地工作，在布什新班子中打上了他的印记。他对副职人员
委员会的控制，使他得以在国家安全部门的心脏部位行使巨大权力。在布什
新政府的最初几个月中，盖茨在中央情报局长达20 年的经验，使他在国家安
全委员会讨论外交政策和情报工作问题上享有很重的份量。他的影响在白宫
的禽鸟等级（指最凶的禽鸟可啄次凶的，次凶的可啄一般的⋯⋯。——译注）
中的地位亦可反映出来。在总统举行非例行的记者招待会时，人们常常会看
到盖茨站在斯考克罗夫侍和苏努努身边，成为白宫的掌握大权的新三驾马车
的一部分。从这种一望可知的信号中，很快就会明白盖茨的作用不止于充当
斯考克罗夫特的助理而已。他实际上主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而让
斯考克罗夫特充当国际关系方面的某种副总统的角色，并充当布什的“正式
朋友”。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开始以来，还未曾见到过一位副手有如此风
光。尽管盖茨极少发表供报刊发表的演说和谈话（这要留给斯考克罗夫特或
贝克），但很明显，布什重视他的意见，把他看作是一个有才华的外交政策
博士。
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的意见并未受到盖茨过去在中央情报局里的同事
们的赞同。一大批专业情报官员私下批评凯西过早委派盖茨担任副局长。委
派一个像盖茨这样的分析人员担任中央情报局的第二号人物，这也是不平常
的。他先前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系，以及他将分析人员与行动官员的工
作混合成一体的引起争议的观点，也激怒了行动部高级官员。对他们来说，
盖茨是一个“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自我宣传者”。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
认为盖茨有“难以置信的野心”，他说，只有这种描述才能解释盖茨从一个
情报部中级官员如流星般地擢计为情报局的第二把手，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
说，“他在情报部也不过是众多博士中的一个而已”。并不是人人都像斯考
克罗夫特和市什认为的那样吹捧盖茨是苏联问题专家。但是这些异见无伤大
雅，因为盖茨得到凯西的支持——是凯西说了算。一个情报部分析人员回忆
说，在一次简报会上，凯西“张动着嘴”听着盖茨“列举苏共政治局每个成
员的名字，他们的选区、教育情况、党内背景，这一切他都没有笔记。就好
像他曾经同这些家伙生活在一起似的。”
盖茨在情报部中的批评者们回答说：这种轶事是把人导入歧途。他们说，
他在中央情报局内飞黄腾达纯属偶然。他们回忆，在七十年代早朗，盖茨作
为一名苏联问题分析人员的事业还很不起眼，一个代号为“三角形”的俄国
秘密特工人员的一份情报，使盖茨时来运转。这份来自“三角形”的情报是
关于苏联与中国边境冲突的，其中有一些中央情报局过去从未接触过的原始
情报。当时还是当前情报办公室的初级分析人员的盖茨奉命把这些情报进行
综合处理，并将他的报告呈送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深为这份情报的价值所动——它非常适合尼克松总统正在推行遏
制战略的胃口。他尤其对盖茨的洞察力感到震惊，这对基辛格决定寻求打开
通往中国的途径作为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手段十分重要。从这点来看，得到基
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两人保证的盖茨的前途是确保无疑的。可是，后来的事
态证明，从那以后的盖茨在中央情报局中激动人心的上升，实际上是建立在
一个错误的基础上。中央情报局官员后来发现“三角形”的报告完全是苏联
编造的假情报。把这些情报传送到中央情报局手中，是要使美国情报官员相
信苏联在军事上比它所显示出来的更强大。在1977 年，当事情完全暴露后（在
中央情报局切断与“三角形”的一切联系以后），为时已晚。罗伯特·盖茨
已经扶摇直上。
盖茨的最负面的观点来自他的使人感到不舒服的自信和天生的保守主
义。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他对凯西有消极影响，因为盖茨时凯西唯命是从百
依百顺，哪怕他对任何事的本能反应即便是关于苏联影响的暗示也是如此。
一个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人士说，“凯西想看到的是每棵树后都有俄国熊，
而我们需要的是让某个人去警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而我们做的却是另一回
事，我们这位老兄给凯西的熊打气助威。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
首中央情报局官员戴维·惠普尔却另有不同解释。他说：“我是喜欢盖
茨的。但是他是从另一种环境中来的人。他同那些一辈子都与情报行动打交
道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在行动部中，对一位具有不同经验的人存有偏见。”
惠普尔的看法实际上没有充分表达中央情报局行动官员对布什的这位新
的国家安全助理的不信任的逆反心理。在兰利，布什对这位前中央情报局副
局长的日益倚重，达到了对总统究竟如何对待整个情报界产生了怀疑的地
步，盖茨的任命似乎是对中央情报局领导权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总统将依
靠盖茨从他在白宫的办公室里来对情报局发号施令。
起初，盖茨凡事小心翼翼，除了强行介入一些事情外。在布什政府的第
一次国家安全汇报会期间，他使劲赞扬韦伯斯特抓紧情报重大问题。在随后
的汇报会上，盖茨时常向这位局长征求意见。韦伯斯特注意到盖茨的这种谦
恭的态度，乃报之以为他公开辟谣，有传言盖茨曾凌驾于韦伯斯特之上。韦
伯斯特称这种传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尽管有这些否认，华盛顿传媒界仍然相信在布什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
盖茨从他的国安会办公室对中央情报局发号施令，或者至少秘密地让布什及
时了解中央情报局的第7 层楼的动向。这些谣言由于其他报纸报道韦伯斯特
即将离开情报局长职位的传言而火上浇油。转过来，这些文章提供更多的关
于白宫-中央情报局小摩擦的材料，以及对韦伯斯特表现的批评。在那以后的
4 年中，编写这类故事成了一种新闻家庭工业的行当。最后，这种政治上的
闲言碎语的滴滴答答的细流，终于汇聚成为一种官僚政治的灭顶之灾。结果，
韦伯斯特的助理们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支撑他作为一个力能胜利的负有全责
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形象。
在布什政府最初两年中，使韦伯斯特负责公共关系的班子感到更为难办
的是，那些记者总是夸大盖茨在情报局中的影响。而实际上，盖茨在情报部
内部只有一小撮盟友，而在行动部那就更少了。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如
果他打电话来问局里正在办些什么事，我怀疑会有人告诉他。”在韦伯斯特
最接近的圈子中，盖茨也是颇不得人心的。理查德。斯托尔茨私下把关于盖
茨在情报界的影响的报道予以撤销。斯托尔茨对他的同事们说，盖茨在确认
其提名的听证会上的表现，永远埋葬了他担任中央情报局最高职务的机会。
同许多来自行动部的人一样，斯托尔茨不喜欢盖茨既部分地把事业寄托在国
家安全委员会，而又在凯西年代走红。理查德·克尔，他在盖茨得到他的国
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同时，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他仍然没有向说他
是盖茨传递信息的渠道的谣言屈服。克尔有次对韦伯斯特说：“我对这类说
法毫不在乎。”即便说克尔当初是盖茨的一名门徒，但他对从世界各地如潮
水般涌来的情报报告的日常处理工作的关心，远胜于对传播盖茨是布什的中
央情报局长代理人这类闲言碎语的关心。
克尔是一位讲究精确和详情的职业官员，他赞赏韦伯斯特严格坚持中央
情报局的情报产品不受政治考量的干扰，这个信念正如他有一次向一位同事
所描述的那样，“它是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情报机关的唯一应该坚持的事
情。”他对那种认为中央情报局花费大量时间去冲淡它来自海外的情报的批
评十分敏感。一位熟悉中央情报局情况的国会的批评者说：“总是说什么‘嗯，
如果发生这种事——但它可能不会发生——除非发生了什么别的情况，发生
这种情况的机会很小’。显然，中央情报局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想坚持它自己
的观点，因为如果他们错了，那我们就会说，‘那么，我们还需要他们干什
么？’”。
克尔决定他将改变这种状况。他作为情报部的头头，花时间来确保报告
文件等要写得清楚，还要写明中央情报局对该情报的含义作出最佳的评估。
一位前分析人员回忆克尔所作的一次最不客气的评论，那是在他读了一份关
于苏联农业生产的一个次要方面情报摘要后发表的。他回忆说：“他甚至没
有从他的办公桌抬一下头，只是说：‘谁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它。告诉我这
份报告说明什么问题’。”
克尔最担心的是情报部作出的评估会被政治偏见所污染，他知道不论是
个多么敏锐的分析人员，都应该坚持情报的诚实性，因为往往会出现将情报
精心加工后以满足他们想要这类情报的主顾的机会。前情报部头头雷·克莱
因说，“对一个情报分析人员来说。应该诅咒的事是制造出什么事情来，因
为他认为可以投白宫或国务院之所好。这比剽窃还恶劣。歪曲情报报告、文
件、任何种类的评估，以满足常规智慧的需要，或见风使舵，可以这样说，
咳⋯⋯那都是不该做的。”克尔担心会出现另一个伊朗门丑闻，但这次不会
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它不会牵涉武器运输或转移军售款项，但对情报部这个
情报局内进行大量最重要工作的部门来说，面对无可辩驳的事实，将把它的
官僚式的生存系于流行的政治信条。克尔对他的同事说，出现这种事件的含
义是令人寒心的。它意味中央情报局的终结，他说，“我们只好卷起铺盖回
家了。”
对盖茨最严厉的指责则是说他曲解情报评估以谋取政治上的宠幸。克尔
不愿相信这种说法，但他认识到盖茨的众所周知的在美苏关系上的保守主义
观点使他的客观性成了问题。在较具有自由派色彩的卡特年代，盖茨减弱了
他那反苏观点，可是到了里根当选总统后，他又迫不急待地提高了调门。盖
茨政治观点的变化逃不脱人们的注意。一位刚退休的行动部官员指出：“任
何一个人既能与斯坦菲尔德·特纳相处很好，后来又能与威廉·凯西融洽共
事，我看此人就不可信任。盖茨是个捉摸不定的人，此一时，彼一时，判若
两人。”
这些说法使克尔最感到困扰的，是因为他对盖茨有好感，而且欠了他的
情，因为他最近的成功多亏盖茨的提携。当盖茨担任凯西的副手时，克尔填
补了盖茨原任的情报部副主任的职位；盖茨担任斯考克罗夫特的国安会顾问
副手以后，他向布什进言，让克尔继任他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一职。
不过，克尔认为盖茨在担任情报部主任时造成了一些本可避免的错误，
这些错误酿成对盖茨领导工作不满的暗流。例如，回溯到1982 年1 月他刚就
任情报邻主任时，他在情报局的兴奋气氛中召集了一次情报部高级官员的会
议。在他这位情报部的新主任被介绍给大家以后，受到了热情欢迎，对苏联
分析办公室的分析人员来说，盖茨的任命被看作是一次胜利。不过，当他们
听到盖茨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所说的话时，他们对他的看法改变了。一
位分折人员回忆当时情景，“盖茨使我们失望。他说的话使我们目瞪口呆。
从他口中说出的最初的儿个字眼是‘你们作的工作令人作呕’。我们当时知
道，事情要大变样了。”
一些参加了会的听众或是收看了闭路电视听到他讲话的人，描述益茨的
表现是“永远不能忘掉的”、“令人惊诧的”，是“对我们所支持的事业的
背叛”。这位新主任只不过是想明白表示一下中央情报局应该有些改变，可
是他的讲话招致的敌人多于朋友。
盖茨开始说道，“我被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白宫任职，在两党的三位
总统手下工作，并同两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密切共事，使我得以了解我们高级
的读者一方，了解政策制订者判断事物的方法。在那里我看到的情报分析是
不切题、不适时、不中要害，或两者俱备，甚或三者全有。分析人员未能预
见重大的发展或事件的发生，他们固步自封，自命不凡，以倨傲的态度对待
合理的质疑和建设性的批评，那些号称专家的分析人员不学习他所负责国家
的语言，他们很少到那里去；他们对学术团体和私人机构关于那些国家的研
究毫不在意，还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优柔寡断、自鸣得意、不可靠的臆断，
再加上不能容忍他人的意见⋯⋯偏爱写历史，以抗拒向前看；蹩脚、噜嗦的
文笔；一种回避对美国和政策制订者们都密切相关的问题、搅乱情报客观性
和独立性的明显倾向⋯⋯”
就这样继续着，过了惊心动魄的20 分钟，盖茨提出了连续不断的指控，
渎职、无能、不完善、拖拉、偏执、愚蠢和与世隔绝，再加上轻浮、懒惰不
堪之类的谴责。他说：“我可以保证，对你们和你们的管理者们的基本要求
的中心点是保持我们赖以存在的单一目的：产生出经得起任何推敲的高质量
的情报。那是我唯一的目标。盖茨说的这些活，从凯西年代的初期开始就成
为一个响亮的宣言，它要求的是情报部应该改变，应该像他要求于他们的那
样去运作。
盖茨随后作出的一项引起争议的决定，把情报部弄得乱七八糟。35 年
来，分析人员与行动官员分开的方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两个部门进行截
然不同的任务，只通过起草报告的官员发生合作关系。甚至曾经一度出现由
武装警卫分别将行动部和情报部的办公室分开的情况。两个部门间的友善关
系是严格禁止的，并被认为是不可宽恕的滔天罪行。在这种分裂后面的原因
是很直截了当的：行动部是制订政策的机构，是总统的一只臂膀，而情报部
的任务是被设定为尊重事实，尽人力之所能提出客观和完整的报告。把这两
者混合在一起，就无异于在哈佛大学校园部署第82 空降师。这种分离的政策
是坚如磐石的；把分析工作与谍报工作分开是情报局图解的一部分。戴维·惠
普尔说，“这两者不会搅在一起。情报部是不会对一个谍报行动表示不同意，
因为我们压根就不知道这个行动。”
盖茨在对情报部官员说他们干的工作很糟糕之后，他提出进行一次革命
性改变：从他担任情报部主任开始，分析人员将要在海外情报站与中央情报
局的外勤官员共同侍在一起3 至4 个星期。这一政策使盖茨成为中央情报局
内一位强有力的、受到广泛憎恨的人物。
罗伯特·盖茨被布什总统委任为斯考克罗夫特的副手时年仅45 岁，尽管
他相当年轻，但他却是一名外交政策的强硬路线派——他也是许多在冷战兴
盛时期形成其美苏关系观点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他对苏联动机的不信任乃
是一个信念问题。例如，在1983 年，盖茨描述苏联的威胁是“承袭了西方文
明已面对了3，500 年的同一威胁；造成这种威胁的，是专制主义反对多少是
在平稳发展的以保护和培育个人的创造力和自由为国家最高目标的思想。”
甚至当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开始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横扫一切的改革是实质性的
而且像是持久的以后，盖茨仍拒绝改变他的看法。他的批评者认为，盖茨不
仅是与苏联的有重大意义改变脱节，而且他是漠视中央情报局所能提供的最
佳的情报评估。
许多中央情报局官员设想，盖茨的看法一定会同他从前的门徒理查德·克
尔所持观点相冲突，尽管克尔并非是外交政策的自由派，作为一名公认的苏
联军事方面的专家，克尔也得到与盖茨相同的报告。但是，他与盖茨不同，
他相信这些报告。克尔深受戈尔巴乔夫国内首创行动的影响，认为这些行动
预示另起炉灶建立美苏关系的可信的企图。克尔想要美国利用新牌号的三驾
马车提供的机会。他与盖茨在苏联改革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不是程度上的差
异：克尔相信苏联领导当局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他想用这个观
点说服苏联分析室主任乔治·科尔特，他是盖茨的坚决支持者。克尔争辩说，
戈尔巴乔夫宣称苏联将单方面在东欧削减驻军，反映了苏联内部的重大改
变，而这在西方几乎毫不知情。盖茨在苏联分析室的门徒表示不同意。他们
严格遵循盖茨-科尔特路线，他们坚持，俄国历史充斥着改革运动的苦难，每
次改革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外国的畏惧和仇恨的反应。他们警告说.当前的改
革会终止，苏联仍将是西方民主的无法改变的敌人。
当克尔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于1989 年2 月28 日举行的确认他出任中
央情报局副局长的会议时，中央情报局内部此项炽热的辩论的概略得到了反
映。克尔对此次参议院听证会作了充分准备，他为参议院此委员会成员们对
中央情报局未能预示戈尔巴乔夫令人吃惊地宣布单方面削减在东欧驻军所表
示出的关切程度感到意外。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尔这位倾向于认为苏联的改
革是一次机遇的人，不得不为中央情报局的怀疑论观点辩护，持此种观点最
突出的人就是盖茨。这一次，克尔只得依靠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顶示某种
特别的外交动向并非中央情报局的任务。他说：“有时作出的决定的人并没
有作出你打算作出预示的决定。”
克尔试图划出他所负责的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军事调动所作的分析，与情
报局对苏联内部改革所持观点之间的区别。他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但他并没
有重点划出盖茨在苏联分析室的门徒们所持的在他看来是狭隘的观点。他
说，他自己的几次评估对苏联在削减驻军这个特别的主动行动提出过警告。
克尔承认他曾经错误判断过苏联改革运动的“巨大意义”，情报局还面临在
预示苏联举止行为方面的一些固有的问题，但是他为中央情报局的全面成果
进行辩护。他声称，苏联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报告了这
些变化。
参议员们听了克尔的发言后，没有人会忽略他对中央情报局的盖茨影响
下的评估所作的间接批评。但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解盖茨观点影响所及的深
度。在1989 年2 月底，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就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进行的
辩论，反映出布什政府自己的拿不定注意。但是当这次在兰利的战斗看来要
在众目睽睽之下引起爆炸时，情报局却面对布什年代第一次重大的情报危
机。命中注定，劫数难逃，这次发生的突然事件与苏联无关。
9
老朋友
1989 年2 月中旬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三个人首途前往总统别墅戴维营，
他们三人是老朋友了。他们在寒冷的大地上并肩缓慢地走着，有说有笑。走
在右边的是李洁明，他是刚刚返国的美国驻南韩大使。李是一个文质彬彬的、
耶鲁大学出身的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在美国政府中一小批亚洲事务专家中享
有很高的声誉。走在中间的是密歇根大学的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教授，他的
知名度颇高，是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出类拔革的专家，走起路来身体微微有
点摇晃。此公醉心中国事务，一谈可以谈几小时。左边是布鲁金斯研究会的
哈里·哈丁。他和李洁明一样显得文质彬彬，不过不怎么健谈，他对中国问
题的判断，在政府圈内很受重视，提起他来，人们怀有崇敬之情——这使他
迅速在亚洲问题专家中成为泰斗。
这三位是奉召去总统住所与总统晤谈，另外还有两名中央情报局主管东
亚地区的官员，他们是乘直升飞机奉召前来戴维营的。安排这次戴维营的特
别会议，是在布什总统宣布他将把美中关系置于他的对外政策议事日程的主
要地位，而且将访问北京，这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出国访问，而且也将是他
的4 年总统任期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起步点。在布什的政治顾问们看来，中国
之行是新总统显示其对外政策的擅长的大好机会，也是为了要在世界舞台上
大展鸿图，施展其国际事务计划的抱负。他去北京，无异是一次重返故地的
凯旋，他问鼎白宫的征途，正是从北京开始的。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
向西方开放之际，布什正好在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布什对他的中国经验，倍感自豪。他喜欢对人讲这样一段往事：他本已
内定出任驻英或驻法大使，他却力促福特总统派他出使中国。布什在他的政
治自传《期盼》中写道：“出任驻伦敦或巴黎的令人垂涎的要职，自然对填
写履历表大有神益，但是，北京是一个挑战，是一次进入陌生世界的旅程”。
布什自然也知道，在他的履历表上写上任职北京的经历，会比任何其他外交
任命更引人注目。布什在北京任职仅13 个月，但此后他自认为是一名了解中
国政治结构以及了解中国人民的向往方面的权威。布什在1974 年9 月抵达北
京后，他有意识地避开他的新办公室的种种拘束，尽量接近中国老百姓，就
像本地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城里满街跑，就像他日后提到的那样，在一群以
赞许目光注视他的中国人中有人说：“布什骑起自行车，就像中国人那样。”
布什接触的中国人中，很主要的一部分是好几位势力日增的企业家。这
些身居北京的年轻企业家，后来在后毛泽东时代形成中国新的掌管实际事务
阶层的核心。布什还结识了许多中国政治领导人，包括日后领导中国现代化
运动的副总理邓小平。他在北京任内的一大收获是认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中
国问题专家，与他们建立了最有意义和持久的友谊。这些专家中最重要的是
李洁明，他就是1989 年2 月应邀去戴维营的那批人中的一位。
李洁明在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之前，他曾是中央情报局秘密组织的一名出
色的工作人员，工作已超过25 年。能够讲一口流利中国普通话的李洁明，被
中央情报局当局认为是一位冷静而又长于争辩的“考虑周到、机智敏锐、有
良好职业素质”的情报官员。他是中央情报局培养出来的少数最优秀的智囊
型情报人员之一而倍受青睐。如果说他因大家都说他以搞小动作而在中央情
报局总部内树敌过多而感到困扰的话，他可并没有表露出这种情绪。在六十
年代——这是中央情报局近东处造就出一批传奇性特工人员的年代，像德
韦·克拉里奇这样的人物；东亚处也不甘落后，它能提出像李洁明这样的冉
冉上升的年轻新星。李洁明和克拉里奇曾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主任的两个最
强有力的竞争者。
毫无疑问，李洁明有足够经验胜任其工作：他1951 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
就开始了他的中央情报局生涯，光后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柬埔寨、老挝
和泰国担任行动官员。1965 年任老挝情报站副站长，1968 年调任香港情报站
副站长。当布什到北京任职时，李洁明己是中央情报局过去还未设置过的中
国情报站站长。在布什离开北京返国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李洁明也返回美
国的兰利担任国家情报官。此一任命使他成为情报界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在
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9 个月的任内，李洁明和克拉里奇一样，深为布什
所倚重。李洁明在1978 年从中央情报局退休，担任多家美国公司的顾问，其
中包括达拉斯亨特石油公司。1980 年李洁明又重返公职，担任里根竞选班子
的一名较晚参加的工作人员。
李洁明由于他的秘密的中央情报局背景，当他参加到里根竞选班子时，
即使是在最亲密的顾问圈子中，也不知李是何许人也，直到里根一布什班子
的最高外交政策助理理查德·艾伦把他包括在1980 年8 月访华之行的人员名
单中，方为人瞩目。此行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定下来的，为的是弥补由于里根
的失言而动摇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损害，里根在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声明中说
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真正的中国”。这一声明引起很多问题，特别
在布什看来，可能会损害共和党赢得大选的机会。
艾伦清楚地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需要消除里恨关于中国的谈话所造
成的坏影响，因此我向他建议，由布什和我到北京跑一趟，并且就我们的感
受发表一个声明。布什和我商定先到肯尼崩克港聚谈一下，在那里，布什介
绍我与李洁明认识，问我好不好让他同行，因为他可以充当翻译。我说这样
很好。”
艾伦说他们这个三人访问团“很快”就平息了台湾争论，“主要足由于
我们持强硬态度。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与台湾的关系。”
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在1980 年的中国之行中，布什和李洁明反复向邓
小平和他的同事们保证，美国对华政策不会改变——不管里根就“两个中国”
说些什么。不过，他们到达中国首都时气氛是冷淡的：在人民大会堂里，邓
向他们提出折磨人的美中关系问题。李洁明回忆说：“他问我们：‘你们到
底想干什么？’他非常困惑，非常生气。他紧紧抓住一点不放问道：“难道
我们的友谊什么也不是？你们要甩掉我们？我们尽力向他一再保证，里根不
会改变对华政策，但是他就是不相信我门。”
当这三个美国人回国时，他们带回一个五点纲要，它是艾伦在李洁明协
助下草拟的，它完全改变里根的冷战观点。这个阐明立场的文件毫不掩饰其
企图是要向里根送去一个新的纲要，希望他同意他们所缕述的观点，而不去
理解他们的真正用意所在。但是当这三位非官方的使者回到洛杉矶时，发现
里根仍坚持他的反华的激烈言论。他门与里根在洛杉矶旅馆的会见，气氛之
冷漠较在北京与邓之会见有过之而无不及。里根说他不仅对他关于中国的评
论引起的公众争论毫不在乎，而且他还将发表一篇新的讲话，这篇讲话将使
争论告一结束。里根这篇写在黄色纸上的这篇讲话，艾伦和李洁明一看，不
禁目瞪口呆。李洁明后来解释说：“如果里根在电视上宣读这篇讲话，我们
可能已经在打仗了。情况之糟，无以复加。”
里很的心腹顾问、未来的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介入此事，化险为夷。
布什将米斯拉到洛杉矾面商，设法使里根平静下来，米斯是唯一能做到这一
点的人。米斯先是把里根的讲话稿读了一遍，一语不发，接着好言好语地劝
诱里根仔细读读艾伦一李洁明草拟的文稿。米斯硬说这个文稿与里根的讲话
稿实际上没有什么分别。随着里恨的高级顾问们的目光，里根也审阅起这个
五点纲领起来了。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停顿，里根终于点了点头。他凝视米
斯片刻，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态。里根竞选班子的一位成员说：“在某种
程度上，这是非常让人心情激动的。因为里根总算明白了。里根知道他必须
倚仗米斯，你知道，里根对这事一点也搞不明白。艾伦和李洁明焦急不安地
等待他的回答。里根终于问道：“这就是你们要我向新闻界宣布的事吗？”
米斯点点头。里根最后说：“那么，嗯⋯⋯”——你们知道里根说话方式—
—他说了好几遍“那么，嗯⋯⋯”，然后，他抬起头往上看，他输了。他知
道这一点，他说：“那么，好吧，如果你们要我宣读它那我就读吧，我想你
们是这个意思。”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问题解决了。
李洁明1980 年的中国之行，标志着此人步入政坛的起步点，从中央情报
局的一名前东亚问题头号专家，一变而成里根的白宫内的令人生畏的人物。
在布什和艾伦的持续的支持下，李洁明官运亨通，前程似锦。在中国行之后，
李洁明成了里根的圈内人，他作为里根的一名的内层人物，锦绣前程无可怀
疑。里根当选总统后，李洁明成为接管政权班子中的极为重要的外交政策顾
问。里根就职后，李洁明成了理查德·艾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班子中的
主要东亚问题专家。
6 个月后，里根总统需要遴选一人主持“美国在台协会”（美国在台北
的非官方联络处），李洁明膺选此职。艾伦解释说，这一选择，令人惊讶，
因为“中央情报局的人被选中担任大使级的职务是很不寻常的——这是忌
讳。”
李洁明的任命，也使他昔日中央情报局同僚感到惊讶。一位高级情报局
官员说：“我相信他是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中在任何一届政府中获得这类职位
的第一人。”
李洁明的这一台湾任职，标志着他终于从间谍界转入外交界。然而，他
获选此职，在国务院官员中引起尖锐的不满。这些官员们把李洁明说成是“没
有营业执照的人”、“乔装打扮的外交家”。一位国务院官员补充说：“李
洁明的任命之所以引起激烈反对，还因为此人在国务院人缘不好。”
这种情绪在1984 年传播更广。这是因为李洁明奉调回美后，又当上了国
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局的顾问。第二年又成为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这一任命又在雾谷（国务院所在地）等级森严的集团中引起激
烈反对——那里的老资格外交家们，在传统上就是不信任“来自河对岸”的
任何中央情报局人物移值到外交界来。1986 年里根总统指派李洁明担任美国
驻南韩大使。在汉城服务3 年后，及时赶回华盛顿参加好友布什的总统就职
典礼。在新政府成立的初期，公众舆论关于李洁明就职的传闻颇多，包括他
曾经担任过的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一职。
可是这一次，来自国务院高层人士的反对如此强烈，任命终于被封杀。
暗中反对最力的是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副手、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
格，他反对李洁明的这一晋升而终于使其告吹。不过，据国务院某高层人士
透露，“伊格尔伯格和贝克都没有公开反对李洁明，他们都知道比公开反对
更有效的办法。不能当着布什的面去反对李洁明。”伊格尔伯格私下认为李
洁明过于保守，不宜于担任国务院的这个职位，因为伊认为李是“台湾帮的
人”。伊格尔伯格对李洁明的反对，也反映出外交系统人士对前中央情报局
官员移植于外交界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此外，国务卿贝克认为自己才是
布什外交政策的居于支配地位的缔造者。一位国务院官员评论说：“贝克不
要有任何竞争，这就意味着李洁明必须靠边站。”
但是，对李洁明要在新政府中获得要职一事，布什总统总不能充耳不闻。
这位前主管中国问题的国家情报官，是布什的好友，又是他的长期以来的支
持者，每当需要，必效犬马之劳。布什还记得他初次出使北京时，还是一名
没有经验的新手，得到李洁明的耐心指点。布什初到中央情报局任职时，李
洁明作为一名有声望的圈内人士，帮布什大造舆论，他向他的从事秘密情报
工作的同事们保证，新来的局长可不是个等闲之辈。在就职后几天，布什就
私下同贝克商量李洁明的未来工作。布什终于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可以
给李洁明安排一个重要职位，又不致于触犯国务院职业外交官的敏感神经：
任命李洁明为美国驻华大使，继承温斯顿·洛德的职位。
布什对这一解决办法十分高兴，这意味着有他自己的人在北京。唯一担
心的是，李洁明会不会在美国的远东政策上同贝克较劲。
但当李洁明数周后来到戴维营开会时，这种可能性看来是不存在了。在
1989 年2 月这次会议之前，李洁明和贝克曾作私人会晤，讨论出使中国之事，
一切歧见均已解决。李很清楚，国务院官员对他的这一任命是感到犹豫的。
他对贝克表示，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外交官员，他只想在北京当
两年大使，而不是通常的三年。贝克自然暗中窃喜——美国既有一位与中国
领导人熟识的外交代表，他本人作为政府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的地位又得到
保护。他接受了李洁明的保证。
戴维营会议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布什处理外交政策事务的模式。一番客套
闲话之后，两位情报局官员开始提出一份标准的事实分析报告（据一位政府
官员的描述，这份介绍是“一盘统计数字大杂烩”）。这份中央情报局报告
指出：“同中国的贸易已达140 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有
4 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美中之间有着庞大的科学技术合作计划。”在中
央情报局的汇报之后，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和哈里·哈丁分别就中国政治发
展情况作了个人分析。他们都谈完以后，布什转向李洁明听他谈南韩的情况。
在听取三位专家长达两小时的意见之后，布什再次转向中央情报局官
员，问他们对中共政治局人事变动有什么看法。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是乐观的：
对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唯一威胁来自城市知识分子中一些与海外华侨有关系的
改革派，整个国家看来没有内部不和。中央情报局的东亚分析家们断言，中
国发生重大政治危机极少可能。
李洁明离开戴维营时，对布什决定以中国作为首次出访的目的地感到高
兴。这样一次正式访问表明新政府把它同远东的关系与同苏联的关系看作同
等重要。李洁明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随着中国领导
人开始放眼外部世界，将会变得更加重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每个
人都同意这一战略思想，但到目前为止，邓小平能够抑制住这些分歧。中央
情报局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国从下面发生革命的机会看来是微乎其微。但也
正如李洁明曾一再警告过的那样，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