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报告在6 月3 日（中国时间）晚到达，报告称在距离天安门广场
西边一英里多的地区冲突在进行，那刚好是报纸刊载布什选派李洁明出使中
国的消息之后4 个月。美国情报官员从燕京饭店高层一个可以远眺的地点往
下看，一群至少有一千之多的抗议者同一队士兵对峙。在饭店内的中央情报
局官员用保密通讯工具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在晚上十点零三分发出第一个报
告。
美国大使李洁明从距冲突正在进行的长安街以东不到3 英里的大使馆办
公室里，听到远处传来的微弱枪声，他知道，他过去几天来最为担心的事终
于开始了。早在事件开始前四大，他就对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说：“示威
者将被赶出天安门。军队奉命结束抗议活动，必要时使用武力。”
站长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告诉李洁明，中央情报局得到最可靠的情
报，中国领导人不会很炔采取行动平息示威。他对此估计满怀信心。他对李
洁明的警告摆摆手、耸耸肩。就好像是为了强调他的这些保证，站长两天后
离开中国，作长途旅行，返回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作例行磋
商。谁也没有为他的离去感到有什么不安，直到驱赶开始，忽然都记起他在
动身前说的：不用担心，我离开期间不会出什么事。
站长的决定招致灾难性后果：他离开之后，使得美国在中国的秘密间谍
网和中国内部其他提供情报的来源陷于混乱。更糟的是，在天安门事件期间，
美国大使馆的一些要员，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纷纷逃出北京，6 名国务院官
员以及为数更少一些的情报局雇员，干脆逃回美国，只有李洁明大使和国务
院情报组长等5 名大使馆负责官员留了下来，对付这个似乎处在内战边缘的
巨大国家出现的一片混乱局面。基于他的级别和经验以及中情局站长的离
去，李洁明成了美国在北京的事实上的首席情报官员，这是他14 年来的第一
次。幸亏他预测中国政治局下令驱赶的时间准确到以小时计，所以他能及时
派出几个监视小组观察情况。其中一个小组派在燕京饭店，一个在天安门广
场以东的北京饭店，另一个深入到广场内部。另外两个小组派在京伦饭店和
位于广场以南的友谊饭店。6 月3 日傍晚时分，在燕京饭店内的指挥小组报
告军队与学生之间发生冲突，但直到十点零三分真正的冲突才发生。
随着冲突沿着长安街从西向东朝着天安门移动，李洁明从他的其他指挥
点得到报告。正当军队在北京西部行进时，广场东边相对平静，尽管在外交
人员公寓附近军队与人群明显地对峙着。在广场东部边缘的北京饭店外边也
有军队布上岗哨。在美国大使馆东边据报发生小的冲突。
在北京京伦饭店内，李洁明和他的手下人，决定把愿意离开中国的美国
学生安排在这里，这时抗议者和军队之间的冲突还在继续。在第一次战斗开
始约9 个小时后，李洁明通过公开电话线路频繁地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告事态
的详细情况。第二天早晨，在暴力达到高潮后逐渐平息下来，他才停止了报
告，他已精疲力竭。
李洁明接到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报告，是派到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美国情报
小组在6 月4 日凌晨两点钟发出的。报告说，中国安全部门官员在仍留在广
场内安营扎寨的学生中间来回做工作，劝他们离开广场。美国情报小组推测，
一个特别安全单位在军队进驻之前就派到了广场，它的明确的目的是阻止流
血。
据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发现，中国安全人员还安装了大扩音喇叭，劝说
学生们和平撤离广场。安全官员在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上俯瞰广场内的学生
们，有些人则打着手势示意他们往西朝木樨地方向撤退。早上四点，广场上
的灯全部熄灭作为一种警告。最后，留在广场的一小批头头同意离开。大约
凌晨五时，广场内的学生列队离开天安门，向东边的北京饭店方向走去。
天安门事件以后的日子里，李洁明和其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为他
们能不能更好地预料这次危机之事而受到精神折磨。李洁明爽快地承认1989
年2 月在戴维营向布什汇报的人中，没有谁能预料到4 个月后在北京街头发
生的乱轰轰的事件。
布什1989 年2 月胜利地重返北京，也没有形成关于中国政治结构内部在
发生什么变化的新思路。几乎没有人，不论是在中央情报局或美国政府任何
处所，会认为中国的昏昏欲睡的“支持民主的改革力量”会突然发难。尽管
如此，考虑到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后在中国所进行的范
围广泛的招募活动，6 月事件也并非那样的突然。
中国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不解之谜长达20 多年之久。在1948 年蒋介石在
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之后，在这个新的革命的共产党政府内部，情报局没有
任何有价值的个人情报来源。在人民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情报局所唯一倚靠
的是在共产党胜利后仍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或由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务。
在这些年月里，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活动与在苏联的活动相似，不过更少成
绩。在东欧，美国打算招募海外流亡分子充当特务，但也正是在东欧，中央
情报局建立的情报网总是短命的。在五十年代中期，情报局改变了策略，打
算在人民中国驻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使馆内招募中国官员为它工作。不过，
早期的这些活动成效极微，还抵不过一些情报失误造成的难堪：中央情报局
没有能预知中国军队出兵朝鲜；情报局再次未能预知中国爆炸一颗原子弹，
但是，最最令入难堪的，也许是中央情报局本身被“特务”——中国的对外
情报机关渗透进来了。
在这种渗透被发觉以前很久，五十年代最声名狼藉的一件中国间谍案，
它涉及到一名中国代号为“百合花瓣”的妇女。她是一个美国人，在抵达美
国时的名字是明霞森（译音），她在去她的故土的旅途中乘坐的船遇险沉没，
在中国海岸上她真是被淹死过去。中国人却使她身体复元，并立即把她送到
纽约建立起一个间谍网。在此后13 年中，她的谍报小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活
动。可是，中央情报局却在五十年代蒙受了严重的挫折。1952 年末，情报局
的一架间谍飞机在中国北部被击落。驾驶员杰克·唐尼（别名约翰·多诺万）
和情报局人员理查德·费克图被抓获，经过审判，以间谍罪被中国一军事法
庭判刑。
在同年发生第二起事件，它使得中央情报局受其破坏性影响达30 多年。
1952 年中国在关岛策反了中央情报局特务金无怠（他在情报局的名字是“拉
里·无怠·金”），中央情报局在关岛设立有对中国大陆的电子监听站。金
在中央情报局潜伏34 年，向北京传送了大量绝密情报。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负责中央情报局东亚情报活动的是德斯蒙
德·菲茨杰拉德，他是一位风度翩翩、富有、社会关系广泛的波士顿人，后
来他负责整个的行动部。菲茨杰拉德从兰利指挥以台湾为基地的针对中国的
隐蔽计划，在台湾还进行以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半军事性质的秘密组织的训
练。菲茨杰拉德的副手雷·克莱因，他毕业于哈佛和牛津，曾任中央情报局
台北的负责人，后来擢升为情报局的副局长（一度曾说他是中央情报局局长
的有希望的候选人，尽管他现在说“不是那么回事”。）菲茨杰拉德和克莱
因领导着一批美国情报界极有才干、喜欢争吵的谍报官员。尽管他们在中国
内部没有发展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特工人员，但是他们在别的一些国家中取
得了对付中国谍报站的出色成功，特别是在非洲进行的反中国特务的行动很
成功。这些成功中最重要的是现已公开的、发生于1966 年下半年的一件事，
那就是由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推翻加纳的克瓦米·恩克鲁玛，取代他的政府很
快将300 名中国特务顾问驱逐。
中央情报局反对毛泽东政权的最重大的胜利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1965—1973）取得的，这期间在中国和在它的海外使馆内部爆发了实际的
内战。1966 年9 月，中央调查部派遣特别安全官员到各地中国大使馆去肃清
“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和中央情报局特务”。在内部进行的调查和澈职，使
得中国的外交系统发生分裂，却使中央情报局得到收罗特务的意外收获。中
国的执行上述任务的官员甚至采取立刻断然处置的办法。例如，在荷兰，一
个名叫徐自采（译音）的工程师被急送医院，他在中国外交人员公寓附近的
一条路上遭到拷打后被发现的。他对荷兰当局说，他被指责为中央情报局工
作。不几天，他被一个中国突击小组从医院绑架返回大使馆，不久即因伤死
去。在世界各地都发生牵涉到中国人的类似事件。据一位毕业于情报局中国
行动讲习班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整肃行动在非洲尤其严厉，中央情报局在
阻止中国打进非洲大陆最具活力的解放运动方面特别有效。
上述中央情报局官员还说：“不管具有什么观点的人都能看列在文化大
革命后中国面临巨大的问题。他们在海外的谍报行动由于这次运动造成的分
裂变得一团糟，他们渗入和联络非洲解放运动的重要计划，在六十年代未已
告寿终正寝。”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卓有成
效的招募情报人员的工作。据一位前情报局东亚处的官员说，文化大革命把
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分裂成三部分，他解释说：“持强硬路线观点的人大都是
地位最高的人。在文化革命中恢复职务的人居于中间地位。余下的是革命中
的激进分子。因此我们就从中间派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伤害的人中物色对
象。然后我们就招募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招募的中国特务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大批在中国最有
声望的科学家、作家和外交界人士。一位前东亚处的老资格官员说：“他们
的安全和情报官员把这些科技人员当作狗屁不如，驻外使馆刚刚被砸烂了。
这些人在他们国家里叫于什么就干什么以换得一些东西。我们发现这些人是
我们从未有过的最具献身精神的特务。我们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
这笔横财包括中国秘密的科技规划的详细情报。七十年代中期，东亚处
的官员把中国最重要的导弹科学家之一招募到手，他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
中国核能力的最精确的情报。这一情报说明中国在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运载系
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的进展，比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原先所承认的要大得
多。这一泄露使中央情报局对金无怠警觉起来，到那时，他将美国的核秘密
传送给中国已达20 多年。
另一个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中国已拥有一个
小型的、尖端的而且十分有效的洲际[导弹]运载系统。他们拥有技术精湛的
电脑系统，而这是经过他们改进的。显然，这个系统的某些计划是从美国窃
取的。”
在1971 年，当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联袂使美国对中国开放时，美
国官员没有人能料想到两国关系正常比的一个成果会是中央情报局和中国情
报界联手进行针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在亚洲和非洲进行扩张的一系列联合冒险
行动。例如，在1974 年，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得出结论，苏联为了在南部非
洲建立一个以新近获得自由的葡属殖民地为主的南非洲亲苏集团，为此正在
秘密地武装安哥拉争取自由人民运动。作为回答，第二年，中央情报局建立
一个安哥拉工作组，以近2500 万美元暗中支持反争取自由人民运动的势力。
中国人也参加了进来，通过中央情报局在南非、赞比亚和扎伊尔的情报站向
反人运战士提供小型武器。甚至在美国国会禁止中央情报局再给反叛者以任
何援助以后，中国人还在继续进行这一反苏联的行动。
这类联合行动最为成功的是在阿富汗，在该地，中美利害关系一致，联
手向同苏联军队作战的穆加希丁游击队提供武器和训练。中国以武器（由中
央情报局付款）供应游击队，经由中国沿喀拉空朗大道运往巴基斯坦，这条
山路联结两国长700 英里。1988 年晚些时候，中央情报局还资助这条中巴道
路修抵巴基斯坦边境的大规模修建项目。中央情报局和中国情报部门在巴基
斯坦一阿富汗边境，在白沙瓦，在中国西南部为数以千计的穆加希丁战士建
立联合训练营，在这些地方，他们得到机关枪、火箭发射器和地对空火箭。
中央情报局与中国人在多种大规模情报方面的合作，也为情报局提供了
一个了解中国军事能力的窗口——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阿富汗行动中，
这一方面尤其确实无疑，这一行动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在武装其军队方面的
难题的新机会。据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庞大的后勤问题折磨着中美联
合阿富汗行动的第一年。阿富汗游击队领袖们抱怨他们得到的武器很多不配
套，有些干脆就不能用。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小型武器工业，但是生产的弹药
却跟不上，这使得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得出结论，中国人在军队的军火供
应上大概有困难。一些参加行动计划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和行动官员们也
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在阿富汗廉价销售一些老式武器。阿富汗特遣工作队辩
论过要不要请求美国正式对这种情况提出抱怨，但是终于决定只陈述事实不
加评论。
不过，在许多领域的中美合作所得到的短暂好处，并没有在柬埔寨表现
出来，在那里，中美两大国分别支持反对越南的不同反叛派别。中国给红色
高棉提供大量的小型武器、迫击炮和坦克。通过泰国高级军官的合作而流入
的武器，给美国历届政府造成政治麻烦，还有谣言说中央情报局也秘密向波
尔布特游击队提供装备（中央情报局一直斥之为“捏造”）。但是，这些指
控损害了美国为解决柬埔寨内战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导致美国与中国在里恨
政府那段阴暗日子里出现紧张的暗流。虽然如此，由于反对苏联的共同立场
使得联盟得以保持。
对苏联在亚非的恐惧感是如此深刻，直到亨利·基辛格北京之行9 年以
后，美中情报当局终于同意联合采取一项技术收集计划，它是以苏联在亚洲
东部的核试验及导弹试验基地为目标的中美情报分享合作计划。这个规模宏
大耗资颇巨的建设项目建立起两个监听站，位于中国西部荒凉的新疆自治区
的奇台和库尔勒。这两个监听站由中美双方的技术专家组成的双套情报小
组，在美国国家安全署（NSA）领导下进行操作管理。情报站所需技术物资由
一个中国情报小组（中国军官也参与其中）在北京每天运到美国大使馆。中
央情报局还在中国人合作下掌管另外两个情报收集点，一个雷达设施，代号
为“眼镜蛇戴恩”；另一个是一艘情报收集船，代号为“眼镜蛇朱迪”。
在6 月事件后，中央情报局与中国人之间的情报合作在美国心目中有多
重的份量很快就清楚了。布什政府采取了一些广为宣扬的步骤表示美国对中
国政府的不快之情，不过明摆着的是布什总统不愿意走得太远以致会牺牲美
国与中国人20 年的情报协作关系。针对布什政府的批评——认为它对中国人
的行动反应过于温和——，首当其冲的是李洁明大使，他已经处在美国新闻
界的抨击之下，指责他对中国领导不愿进行谴责。在“六四”后李洁明返美
与布什磋商的旅程中，在西雅图机场停留时，他受到人权活动分子的当众诘
责。他失去冷静。他怒火中烧对他们吼叫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
当电视台播放这一令人难堪的录像带时，布什被迫为他的大使的行为进行辩
护。公众施加压力要求布什将李洁明从其任内召回，总统却称赞李洁明是“我
们在中国最好的监听站”。
但这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内部贬损李洁明的人士所说的话。李
洁明由于他对中国的“软姿态”而受到公众批评，与此同时，他又在私下受
到白宫和雾谷的官员们的怪罪说他过于强硬。冲突的核心在于李洁明认为美
中关系与他们对苏联的共同疑虑过于紧密相依。李洁明辩称，一旦苏联的威
胁消失，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李洁明不遗余力地在两次
分别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反复阐述他的有争议的观点，这两次会
议是在1989 年7 月和12 月召开的。他警告说，美国受到了中国人的讹诈。
美国政府应该勇敢地面对中国领导人，而且要如他所说的——“诱使他们摊
牌”。他还反复讲述美国对华政策是“反应性的”，而且“过份随苏联的行
动而定行止。”
李洁明提出的把美中关系摆脱依靠对付一个共同敌人的形式“重加修
整”的战略，在中央情报局内得到追随者。情报局中的中国问题分析家们自
从6 月事件以来正在忙于彻底改变自己过去所作的计划。
不过，总统的最高级顾问们在天安门事件后更热切于批评中央情报局，
而较少去推动情报局去利用事件的新影响给予美国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外交
政策上所得到的好处。威廉·韦伯斯特在政府各部门圈子内受到指责，因为
他自己的表现表明他是一个软弱和无能的情报界领导人，还因为他没有提供
关于会发生事件的充分警告。在那些把中国当作美国反苏世界战略的关键的
人当中，批评尤为强烈。批评者认为，如果美国能够预测在5 月末或6 月初
出现的问题，那就有可能走在事件的前面，避免最后算总帐。当李洁明和其
他人私下不把批评当回事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不断遭到中央情报局十分拙劣
的表演所损害，象征这种拙劣表演的就是，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在“六四”
后第三天回到他的北京任所。
布什政府把中国看作是对付苏联在亚洲影响的战略性的抗衡力量，这在
对地区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随着天安门事件而来的，这个政
策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些最危险的掩蔽计划中的一项产生了甚至更重大的影
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黄雀行动”——从中国秘密营救“民运”的最重
要的领袖们的行动的非正式名称——仍然是布什政府严加保守的秘密之一。
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们——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詹姆斯·贝克、罗
伯特·盖茨——害怕这个计划会激怒中国的领导人，而且也许会使他们投入
苏联人的怀抱。尽管如此，规模巨大的秘密营救努力得到了布什的全力支持。
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让我们这样说吧，在六四事件之后，如果没有
得到白宫的批准，情报局在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这件事是总统的裁
决。”
在6 月4 日事件后的6 个月，部署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几十名最宝贵
的特工人员组成的网络，为那些“民运”最重要的组织者们提供了一个安全
的避难所和脱逃的手段。布什和中央情报局在批准这项营救计划时事实上别
无选择。他们知道情报局在大陆建立的广泛联系网络，使得一项总统的裁决
成为多余之举，因为不论华盛顿当局会说什么，美国情报人员都会发起这场
地下营救行动。事实上，布什所批准的是一项已经在进行中的计划，它实际
上在暴力发生的当天就已开始。
“兰利之争”的阴影，可以在6 月事件之后的几件鲜为人知的事件中辨
认出来。例如，冲突那天的清晨，两个最重要的“民运”领袖北京师范大学
的吾尔开希和南京大学研究生李录神秘失踪，中国安全部门全力搜寻不得。6
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另外两个异议人士，优秀科学家万润南和赵紫阳的秘
书严家其，也到了西方国家。所有这四个人的脱逃，是因为有一个支持者的
网络才有可能。他们为出逃者事先准备了身份证、大量现金、伪造的火车票，
以及沿着一条从北京到东南的“地下铁道”的一连串的安全住所，在东南沿
海，异议人士或是坐船经过变化莫测的海路偷渡至澳门，或经由陆路去香港。
如此复杂的行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至少是缄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中央情报局担当的角色，早在事件之前，便由李洁明决定帮助处境最危
险的“民运”领袖前往西方颜示出来。在：月的最后一周，李洁明轻率地为
200 多名中国人签发签证，包括学者、科学家和学生，有时甚至借钱给他们
卖火车票或飞机票去香港和其他安全地点。这笔钱从大使馆的“特别应急基
金”中拨付。在事件发生后，李洁明还为美国工作的宝贵的情报人员提供后
勤支援，让他们寻找逃出中国的出路。按照李洁明的一位同事所说，这“使
入想起我们从西贡撤出的情景，不过这一次我们没有甩下我们的朋友不管。”
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李洁明成功地吁请释放一些被捕学生，然后就是使他们
从北京在“安排下无影无踪”。许多这些年轻人后来都到了西方。当情报局
在中国缺少可靠领导的情况下，李洁明再度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由数百万人严密组成的遍布全国的提供消息的网，这
给中央情报局造成巨大的阻碍。但是安全机构由于“六四”事件有某种程度
的瘫痪。
在“六四”后的第二天，中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一群记者的护送
下进入美国大使馆。方励之知道怎样利用新闻记者来保护自己，有一次他还
曾经躲在一位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的旅馆住房中。李洁明大使仍然极力保护
提供合作的来源和方法，仅仅提供一个模糊不清的解释。他认为，“中国还
不是一个万能的极权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的情报网和中国安全
警察是竭力阻止异议分子逃亡的。
在六四后不到两周，在全国公布了21 名首要通缉犯名单。当共产党在全
国重新建立起它的权威后（“六四”事件在中国70 个城市引起骚乱），“民
运”的同情者越来越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联络和采取成功的行动了，在从
1989 年7 月初到12 月末的这一危急时期中，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大革命后招
募的特务，向中央情报局请求帮助。
“黄雀行动”虽然最初是由海外的“民运”同情者们组织的，但很快就
受到港英总督和澳门的法国高级情报人员的注视。中央情报局香港情报站起
初还与“民运”同情者保持“一臂之遥”的距离。不久，情报站便通过美国
在大陆吸收的一大批特务为营救“民运”人士出主意和提供支援。幸运的是
中央情报局处在帮助这次行动的极好的地位上。这要归功于中央情报局东亚
问题专家约翰·吉尔胡利，他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破大荒地在中国招募特
务，他们提供了使这次行动成功所必需的联络工作。尽管吉尔胡利在天安门
事件之前就已去世，他所建立的大陆上的情报网仍完好无损，他们在地下营
救活动与在港澳的有关团体之间提供了首先的接触。
当时，中央情报局在北京的最显眼的行动，是与在广场负责示威者安全
的小批小批的学生接触。其中之一叫做“敢死队”，它最为激进。在5 月中
旬示威活动的高潮中，吉尔胡利先前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招募的特务与“敢死
队”接触，为的是评估运动领导的素质，估量最后成功的机会。在天安门事
件后的几个月里，当敢死队成员成为营救行动的核心力量时，这些早期接触，
被证明正至具有更大的价值。
港澳同情“民运”人士的营救网，在7 月和8 月发展成为北京至深圳的
“地下铁道”。随着营救行动的扩展，采用了更为复杂的躲避追踪的方法，
如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还有快艇和海岸营救行动
使用的武器。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证实，“大部分高技术的装备是由中央情
报局提供的”，它经由为此特别目的而在香港设立的前线机构来执行。尽管
动用了情报局在中国内部的最重要的关系，但是营救行动并非中央情报局“包
办”或“单于”的行动。许多西方情报机关为使地下行动成功，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当然还有美国人。由于西方情报机关的努力，
使中国通缉的21 名要犯中有15 名脱逃。
天安门事件几周以后，一批逃出中国的学生、异议人士和知识分子，在
巴黎出现在新闻界面前，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国民主运动。这一个团体的建立
是“黄雀行动”的圆满成功。（“黄雀行动”还在继续将异议人士秘密运往
西方）。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官员拒绝承认他们在营救行动中的作用。情
报局默默地跟随在喜气洋洋的国务卿贝克的后面，贝克公开感谢法国政府“削
减繁琐官方程序”，接纳中国逃亡者在法国避难。这样一来，全世界都知道，
主导营救行动的是法国。
营救行动开始半年以后，快到布什总统结束其第一年任期，这时环绕“黄
雀行动”的秘密坚壁开始裂开，首度公开曝光。中央情报局官员私下对美国
公众表示真正的诧异，因为他们居然听到这样耸人听闻的表面故事。说美国
政府没有支持法国政府的营救努力。中央情报局官员仍然默默承受痛苦，他
们没有得到任何称赞。但是布什政府不愿对“黄雀行动”有所夸耀，原因仍
然是担心如果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原原本本公开出来，将把中国推入苏联掌
握中。中央情报局认为没有这种危险——中苏联盟恢复元气是根本不可能
的。
介入营救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相信，白宫关于中苏关系的先人之见，
从布什总统在天安门事件后几个月就决定派遣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到北京
执行秘密使命一事得到反映。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抵达北京之际，适值
中央情报局人员正在公海上与“六四”事件中的同样的军队进行炮战。不公
开的斯考克罗夫特的使命，对那些招募了冒着生命危险的年轻异议人士的中
央情报局官员们来说，绝对是一剂苦药。其中有两位异议人士（目前仍不能
公开他们的身份），是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务。他们在天安
门事件后被捕，下落不明。
10
疏忽杀人
夏至前后，中国的六四事件逐渐从头条新闻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发
生在巴拿马的麻烦事情，在那里，一位迷恋于伏都教①的、性被动的麻子将军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美国给予反共活动的奖赏高于它给予其余一切活动
的奖赏。中央情报局招募并培养了曼努埃尔·诺列加，给他钱，称赞他，替
他辩解，前后达三十年之久，以此表明，该局指望赢得同苏联进行的那场代
价昂贵但前景朦胧的斗争。但是，到了1989 年年中，事实表明，为依靠诺列
加而付出的代价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了。
美国在已拿马问题上处置不当被视为中央情报局的失败。在公众的心目
中，兰利支持诺列加乃是说明该局不称职的一个具体事例，这算是最客气的
意见了，最难听的意见则认为，此事使人有理由相信中央情报局想要扼杀中
美洲的民主。按照惯例，中央情报局不理会公众中的这些意见。该局的官员
们私下里争辩说，他们一直是在执行来自白宫的命令。中央情报局的辩护士
们抗议说，正如该局对北京市中心的事件不负任何责任那样，他们对巴拿马
的这场灾祸也毫无责任可言。他们说，诺列加应该由从艾森豪威尔到里根历
届总统集体负责，因为他们全都愿意看到巴拿马是令人满意的一潭死水——
一个类似格雷厄姆·格林①小说里的宽边帽国家，在那里，反卡斯特罗的狂热
分子始终还能买到装在保持一定湿度的烟盒里的古巴雪前。
对中央情报局和诺列加的口头批评，大部分被中央情报局的专业人员驳
回，他们争辩说，唯有在稳定的（意指反共的）社会中，美国的政治理想方
能牢固确立。超级大国的争斗使得像诺列加这样的人成为可能，甚至成为必
需。就连像阿兰·菲尔斯这样受人尊敬的军官——中美洲工作队前队长，一
度是行动部的新星之一——后来也承认，在连连受挫的拉丁美洲处里有许许
多多这样的人，他们渴望一次胜利，“恰恰是在”抵御苏联势力扩张的“某
个地方取得一次胜利”。
因此，在情报界看来，诺列加并不像公众所认为的那样是个了不得的麻
烦家伙，也远非新闻界所描绘的那种撒旦式人物。用中央情报局一位官员的
话来讲，诺列加是“一个狗娘养的，但他是我们的狗仔”。这个独裁者一贯
反对美国方式，他好羞辱人又常自负地挑衅，确实令人恼火，但是他提供了
中美洲的一个可靠的岛屿，而且正是在中央情报局不顾一切亟需这样一个岛
屿的时候。美国设法在尼加拉瓜推翻桑迪尼斯塔政府时，诺列加是公开的支
持者。拉丁美洲处搞的几次无声战争的老兵们，天天面对他们当年反菲德
尔·卡斯特罗失败的事实，对他们而言，诺列加的帮助是唯一要紧的事情。
换一个角度去看，中央情报局长期支持诺列加有助于格守有关美国谍报
界该如何运作的大部分传统智慧。对情报完整这一原则的信奉是这样一个理
念，它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影响力如此之大，致使它已经成为该局非正式的信
条：对情报的评估不得受政治考虑的影响，原始材料不得加上党派偏好或个
人打算而走样，判断不得受偏见左右。必须报告事实真相，不论它是多么复
杂或者危险。
① 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等地黑人中流行的一种巫术迷信。——译注
①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作家。——译注
这一不容置疑的信条，情报工作可靠的第一原则，曾使中央情报局有可
能采取不受欢迎的和引起争议的立场。例如在越南问题上，中央情报局提出
的警告占相当大的比重：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非常喜欢指出，他们始
终如一地警告约翰逊总统，美国会在东南亚吃败仗。但是，这些官员们未能
再补充说一点，在选择他们所搜集的任何情报时，他们已经作出了一种政治
选择，不论他们是否承认这一点。而这样的选择经常影响着他们所得出的结
论。
在对待曼努埃尔·诺列加的问题上，情况正是如此，这也有助于说明，
至少部分他说明，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看来那么愿意替他辩护。只要中央情报
局拒绝调查（或者，这一点更加重要，宁愿视而不见）诺列加同国际毒品贩
子的联系、他同军火商们的广泛友谊、他同国际恐怖分子的联盟、他的洗钱
套路以及他的野蛮屠杀，那末，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就可以一直声称，他们
一概不知情。正因为如此，参议员约翰·克里和杰西·赫尔姆斯才大发雷霆：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静听着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外交政策专家们提出的意
见、要求和论据，随后竟然无动于衷地回答说，他们无法确切他讲明这种种
指控是否真实，是否当真很重要。1989 年以前，这样地设法回避一直是中央
情报局的例行公事，因为该局首先考虑的根本不是什么巴拿马而是苏联。中
美洲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主要由于该地区是中央情报局同苏联交锋的战场
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作出决策，认定苏联是对美国的自由
与民主的唯一的和最严重的威胁，从此以后中央情报局的全部活动都是在这
一前提下进行的：如摩萨台政变、推翻阿本斯、刚果内战、猪湾、古巴导弹
危机、在印度尼西亚屠杀共产党、在越南的灾难、谋杀阿连德以及支持各色
反对派。中央情报局作为对外政策的一种特殊工具，它的存在的主要理由在
于如下信念，即该局倘若不存在，苏联就有可能取胜。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在
很大程度上是以该局在阻挠苏联实现其图谋时的成败来衡量的。
1989 年初，情势不同了，苏联的威胁正在消失，这就把诺列加置于一种
新的突出地位之上。中央情报局被迫重新明确思想以及重新确定情报目标；
从许多方面看，诺列加成了冷战后对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挑战，一个独裁者，
他构成对美国的非共产性质的威胁。诺列加不仅是个麻烦家伙，他如今又成
了情报目标和布什政府的一个敌人。这一新估计对中央情报局产生了值得注
意的影响。当要求兰利搜集有关诺列加违法行为的情报时，该局已有能力马
上照办，速度快得出奇（因为许多情报早已掌握在手）。到1989 年2 月为止
的大约8 个月内，兰利就整理出一份情报材料，列举了诺列加的种种罪行，
就是没有无论克里参议员或者赫尔姆斯参议员指望得到的任何东西。中央情
报局的官员们摇身一变成了反对诺列加的头号批评家。
对中央情报局的这一举动，五角大楼热情不高，主要原因有二。首先，
中央情报局过去袒护中美洲的这个独裁者，军事情报官员们本来就几乎无法
掩饰他们的鄙夷不屑，眼下该局突然改辕易辙，更使他们作呕。多年以来，
他们一直收到有关诺列加为非作歹的报告，而兰利则始终装聋作哑。更为重
要的是，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们正关心着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担心会指派
他们用军事行动去解决巴拿马的麻烦问题，而这样做既有可能引发争论又会
流血。支持这一观点的最有权势的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威
廉·克罗，他一贯反对在巴拿马动用武力。克罗仅仅不愿危及美国在运河区
的地位，那里数以千计的美国属民有可能被无恶不作的诺列加当作人质。
1989 年初布什就任总统前的半年内，在如何对付诺列加的问题上，中央
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冲突不断。这场争斗，起初是通过互相抵触的情报报告进
行的公文战争，有时升温为以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为中心的反诺列加派，
同在国防情报局和国防部上层军事官员组成的人数更多的派别之间言辞尖刻
的争论。（尤其是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的站长，他确信除掉诺列加并不太费
事，五角大楼则批驳了这类乐观的预言。）这些争论表明，冷战后时期美国
情报政策该如何制订，在华盛顿存在着分歧。这场争论还表明，即使苏维埃
巨怪正在被驱除，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之间的传统斗争却仍在继续。最后，
这两个官僚机构甚至被指控利用一个美国情报官员的命运来实现它们各自的
意图。
1989 年2 月26 日是巴拿马一个非常典型的白天，早上下雨，接着放晴，
继而又下雨，正午过后天空又复晴朗。在克莱顿堡的美军基地，部队的每日
作息表始于世纪初美国从新独立的国家巴拿马获得一块狭长土地以开凿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