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声了，至少暂时这样。
1984 年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希腊释放了谢拉，并把中央情报局雅典
情报站的副站长驱逐出境。希腊人说，美国官员非法搜查被指控为恐怖主义
分子的女朋友住所，是蓄意违反希腊的法律。在谢拉释放的几周后，拉希德
也被释放了，他立即离开了葡萄牙。一位在行动部近东处工作过将近20 年的
前官员，生动地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是1984 年8 月初的一个早上，在拉希德
被释放后，凯西满腔怒火地跑上七楼，他高声吼叫，脸红得象甜菜头，脖子
上的筋从浆过的白领子下突出来。令他感到沮丧的首先不是葡萄牙人，而是
他自己的特工人员。“美国不能指望依靠欧洲人”，他强调说。他忿怒地谴
责希腊人，说他们在一群“谋杀者”面前“屈膝投降”。最后他控制住自己
的怒火，用吼叫声向他的高级助手们发布命令：行动部——实际上是指近东
处——必须拿出一个绑架拉希德的计划，把他立即押送到美国来受审，这个
计划要在一周内放到他的桌子上。他要近东处尽快着手这项工作，就从今天
早上开始。
在凯西盛怒之下，他的助手们慌了手脚。他们知道，至少这次凯西提出
要采取行动决不是诈唬人的空话；他所说的要“逮住”拉希德的话，是一个
直截了当的命令。这位局长完全有能力震慑全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权
力，是里根政府被信任的少数人之一；真正使情报局官员们发愁的是凯西已
经能够依靠他手下出现的一批拥护他的积极分子（他把他们称作“我的射
手”），这些人非常乐意按他的意志行事。
关于凯西大发雷霆之事很快传遍情报局，特别是局里的年轻官员们，被
他的建议所激怒，他们认为凯西是在要求他们去做违反法律，或者至少是进
行一项未经批准的秘密行动，他们不愿这样作。因为这一代特工人员（他们
大都是3O 多岁不到40 岁的中央情报局中层干部），正是越南战争结束，当
人们对美国领导人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的时候，参加中央情报局的。他们之
所以相信中央情报局，是因为情报局的领导一再做出明确的保证，说六十年
代的那种过火做法，不会再重复了。
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在六层楼的小房间里，这些温
和派的官员们伏在桌上，找到了一个对付凯西绑架命令的新办法。在凯西被
任命的头几年里，他们对付他的方法已经日臻完善，现在仍可以搬出来用：
研究工作完成了，计划做出来了，人员也派往海外了，但最后什么也不做。
这些搞秘密工作的人坚持他们的立场，是有充分理由的。行动部最有经验的
高级谍报人员清楚地知道，凯西的冒险计划，可能危及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
一些颇有价值的情报工作计划。在那里，他们的辛勤劳动已经取得了北非、
中东和亚洲一些情报机关的信任。尽管谁也不怀疑拉希德是个进行大规模谋
杀的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不加以制止，会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但这些官员也
深知，若把他劫持，其结果只能使一场恶性的恐怖活动升级。官员们还了解，
这种行动是否触犯美国法律还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因为中央情报局和其他
情报机构都没有得到授权，允许把手伸到海外去抓人。他们认为，象凯西的
其他建议一样，绑架拉希德的方案是十分危险的，其效果将适得其反：即没
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将国会的注意力引向中央情报局。
凯西拒绝听取他的高级情报顾问的意见。每当他们无法劝阻凯西采取一
些成问题的秘密活动时，他们也只好摇摇头。国会禁止中央情报局去参与这
类活动，他们决心要按这个意见办。他们不愿把中央情报局推到一种危险的
境地。行动部的人也不怕凯西给他们加上什么罪名，或者说他们没有足够的
勇气和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往好里说，凯西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当詹姆斯·施
莱辛格决心要整顿清理中央情报局时，他还没有来。当威廉·科尔比透露中
央情报局最肮脏的秘密——谋杀、颠覆以及卑鄙的骗局——从而永远玷污了
中央情报局的声誉时，凯西也不在。中央情报局的人当然再也不愿重新去冒
杜勒斯或赫尔姆斯时代的那种风险。这种观点在1984 年至1985 年初最为盛
行。只要拉希德的行踪不明，凯西也无法说服行动部采取行动。但当拉希德
在苏丹出现的时候，这位局长又给他的高级谍报人员下命令，要他们做出劫
持拉希德的计划。为了使他的命令得以贯彻，凯西宣布他已与法国负责海外
情报的头头谈过绑架的事。
中央情报局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官员们都被他这话吓坏了，凯西的这
道命令把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外国情报局挂在一起了，而这个法国情报机构以
从事危险行动而闻名。这些行动不仅非法，有时甚至非常残酷。他们对凯西
的决定十分不满，还因为他们深信，法国人过去已经给美国在中东的工作制
造过一些困难。例如：1979 年法国人眼看着霍梅尼离开巴黎去德黑兰，丝毫
不加制止，在一边袖手旁观。而现在，凯西却要情报局的高级特工和法国人
合作，进行一项绑架活动，这件事引起人们公开的抱怨。有一个搞专案的人
忿忿然地说：“还说是‘友好’的情报机构，真是天知道。”从凯西的观点
看，在拉希德案件上，让法国人参加进来，作为友好联络，是完全有道理的，
因为法国情报工作头子皮埃尔·拉科斯特，前法国海军中将，是个讨人喜欢
的人，他与凯西有同样的政治观点。
1985 年4 月，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发现法国人对绑架拉希德不那么感兴
趣，他们更热衷于把拉希德和他的妻子干掉（至于他们十岁的儿子的命运如
何，从未提及）。法国人说，这将是一件困难和危险的行动，很难预测将发
生什么情况——也许拉希德会无意中被击毙。这些草营人命的法国人似乎并
不关心这一事件会给美国引起什么麻烦，中央情报局很害怕不必要的动武，
可能使苏丹的无辜公民遭到杀害（对中央情报局来说，更害怕的是这个流血
事件将会引起国会的调查）。凯西的高级助手相信，苏丹政府也不会高兴美
国在它的领土上搞绑架活动。这些高级官员最后的结论是，拉希德不值得他
们去冒这个险。
与此同时，和法国人合作的那些反恐怖主义的特工人员，决定通知中央
情报局的律师们，他们正在计划搞一个劫持活动。正当律师们还在研究这个
行动计划时，凯西想绕过反对的意见，提前动手搞绑架活动。然而在最后一
刻，由于法国人不知何故，撤回了他们的支持，才算避免了中央情报局内部
的一场全面混战。后来美国几家机构（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局，国家安全
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逮捕拉希德的联合行动也告流产。在接到拉希
德将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出现的消息后，情报局的官员在那里等候他。最后，
在1988 年5 月30 日，又收到他在雅典被捕的消息。这些官员又赶到希腊，
并对该国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把拉希德无限期拘留，直至引渡到美国接受
审判。
对拉希德一案的处理，典型他说明了凯西的作风。但这仅仅是他在6 年
任期中，行动部官员所遇到的若干问题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些更棘手的问
题。所以1987 年5 月在凯西的葬礼上，一些高级情报官员感到如释重负，因
为他们再不会为这些问题伤脑筋了。在那些向凯西最后告别的人中有戴维·惠
普尔，此人曾担任过陪同这位已故局长出席国会这件不讨好的任务。这是惠
普尔漫长事业中最令人丧气的经历之一。这位高高个儿，讲话直率的老战士，
在他参加情报局30 年工作中，曾参与过几项海外的危险使命，但其风险程度
却无法与凯西向国会提出的要求可能招惹的险情相比。凯西当时以国家安全
为名，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实际上他在国会出现时，常把实情夸大到不
可置信的地步，目的是使他和中央情报局，在复杂的情报问题上的主张，能
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每当凯西完成他在国会的作证，回到情报局后，就该
轮到惠普尔去修补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另一位高级职业情报官员也有类似的经验。他说，1986 年凯西在国会监
督委员会上言词过于激烈，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一种策略，设法取消凯西的一
些过分要求，但同时又不致引起人们对凯西的能力产生怀疑。当凯西作证完
毕离开后，他的助手通常留下来对他的发言要点作些补充说明。这时助手的
发言，实际上是有意冲淡凯西说过的话：这个助手首先要表示对局长所说的
话完全同意，然后，请监督委员会谅解局长是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下才使他作
这种发言的。情报局的发言人经常用一种间接的方法对凯西的证词表示歉
意，说凯西因为承受过大的压力才使他无意识地说出了一些过分的话。每当
他的助手被那些惯于要表现待怀疑态度的委员们攻击时，他就佯作生气，争
辩说委员会对凯西的发言过分吹毛求疵，还说凯西的发言原则上讲是对的，
你们委员们也知道，即使完全确定的事也不一定绝对可靠，如果你们要求提
供这么多细节，那就不是凯西过分，而是你们太过分了。
惠普尔也承认：“与国会之间总存在着问题，而且情况愈来愈严重。我
们只得去找他（凯西）说：‘听着，这次你去那儿，只是去回答问题。’但
这也不起什么作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凯西并没有说谎，一点也没有，他
仅仅向委员会讲了威廉·凯西的观点而已。”
在凯西死后，那位经常陪他去国会的高级官员回忆这项微妙的任务时，
承认他用以保护凯西的那种战术，失败多于成功。最令人难堪的一次是，凯
西任局长后不久，他当时对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说：中央情报局已得到证
据，证明苏联在财政上资助和训练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这是他阅读了克莱
尔·斯特林1981 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恐怖网——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秘密战
争》的书以后，从这本书里接受的一种看法（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得到此
书的一份长条样，觉得很有兴趣，故转给凯西阅读）。在凯西的坚持下，中
央情报局专门研究恐怖主义活动的分析人员和苏联问题专家，仔细分析了斯
特林的论点，并且责成一个小组就这个问题准备一份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根
据大量搜集的情报和私下访问第三世界的一些重要情报来源，这份评估报告
对斯特林的论点作出了一个反证。评估的结论是，只有某些证据证明，苏联
向第三世界某些革命组织提供过支持。即使这一结论也是极而言之的说法。
写报告的人特别表明，无法说莫斯科曾给那些反对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组织
提供任何直接的支持。评估报告中甚至提供证据说，苏联曾试图说服巴勒斯
坦恐怖组织，不要针对美国采取过激行动。这份官方的结论并没使凯西认输，
他仍然坚持斯特林书中的论点。
凯西完成他对国会的作证后回到了兰利，他的助手留下来回答中央情报
局如何对待恐怖主义的有关细节问题。这位助手理不直气不壮地解释说：委
员会显然误解了局长的意思，绝对的证据是不存在的，他又补充说，从另方
面讲，凯西还是对的：苏联不正是窝藏恐怖主义分子的那些国家的同盟者吗？
这位助手坚持说：证据全在那里，人人都能见到。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把
铅笔抿在嘴边，背靠着椅子，不以为然地摇着头。戈德华特是该委员会的两
主席之一，他不相信有什么证据，委员会的其他人也不相信。事实上，凯西
的助手也不相信，更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也不相信。委员会暂告休会。
事后凯西对中央情报局的调研报告仍然极为不满。在重新审查这份研究
报告时，凯西问他手下人：为什么斯特林能找到苏联支持恐怖主义的证据，
而他自己的分析人员什么也找不到？他坚持让他们再仔细研究一下，可是中
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仍然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简直是扯蛋！”这位陪凯
西到国会去的高级助手回忆说：“我必须告诉委员会这一切，但又不能真正
讲出来。”最后凯西也只得作罢，但非常勉强。
到1984 年，凯西己深信中央情报局由于害怕失败和多年来接受僵化的领
导，已失去了它的活力，它已经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官僚机构，一个被完全
过时的规章制度所支配的、不起作用的力量。凯西拚命想恢复中央情报局的
活力，但他在任的4 年过去了，仍不知从何处下手才能奏效。他特别对他的
高级助手感到失望——主要指那些行动部的头头，特别是那些处长们。尽管
他们有多年海外谍报工作的经验，但对凯西来说，这些高级情报人员似乎连
他最简单的命令都执行不了。
虽然凯西来到情报局时很少抱有幻想，并且清楚地知道在他到职前的15
年里，中央情报局最有才能的官员们都被挖空了，他仍然对他看到的一切痛
感失望。他认为行动部缺乏创造性思维，这是由于害怕公开丑闻的心理形成
的一种思想障碍。到1984 年，凯西已意识到，要搞任何一项行动计划，如果
可能影响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声誉，他就必须到情报局外部去寻求帮助。
卷入伊朗门丑闻中的一些情报局官员，他们也并不同意当时的许多具体
做法。他们明白凯西之所以要使用奥利弗·诺斯，目的是为了绕开中央情报
局，因为那里的人不会同意去参与那种风险很大的活动。诺斯成了凯西非正
式的行动部主任，是实现他激进愿望的公认继承人。在凯西眼里，诺斯是个
英雄。任凭凯西和这位年轻的中校友谊日增，但一直只有少数官员知道，在
白宫内部，诺斯已经搞起了一个小小的中央情报局。直至1985 年，中央情报
局的人才第一次被拉去参与诺斯向伊朗秘密运送武器的行动计划，为他提供
后勤保障。凯西向行动部的官员下达命令，要他们保证支援诺斯的行动，因
为他的这个行动计划是经白宫批准的。
这个严密圈子里的官员，对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深感疑虑，但他们必须按
接到的指示办事。中央情报局是为总统工作的，他们是为局长工作的。对这
个圈子内的人来说，他们明白，不应该多问。在丑闻公布后，近东处副处长
托马斯·特威腾在供词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忿然地说：“我要向你们说清
楚，调查诺斯中校不是我的任务。”言下之意，他希望曾有人对他进行过调
查。
克莱尔·乔治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副主任，也是行动部秘密工作计划的
头头。他对凯西和诺斯的行动也抱有怀疑。乔治毕生从事海外情报工作，对
凯西的判断形成了一个基本上不信任的看法。乔治当然也得听从局长的命
令，但他不断地对这些命令提出疑问。乔治的这种观点，也是他在与凯西密
切接触中形成的。早在1982 年，这位在行动部做过二十多年秘密工作的乔
治，被凯西任命去负责与国会联系，从而使他的事业受到挫折。正如很多人
预言，这一任命是一种灾难。乔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养成了少言寡语的习
性，而他的这项新工作要求他具有坦诚布公的态度，这就让他很难适应了。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怀疑他这种不愿向任何人多谈情况的态度，是他对民主原
则不尊重的一种表现。其实他们的看法错了。一般来说，乔治是个热忱、正
派和勤奋工作的人，但由于凯西坚持自己的观点，从而使他的锐气消耗殆尽。
1984 年7 月，乔治终于被任命为行动部副主任，这是他事业成就的顶峰，
并且这项工作对他非常适合。但在第二年，当他知道在凯西的指使下，他得
与曼努切尔·戈尔巴尼法尔发生联系时，他十分反感，因为此人毫无信义可
言，被人视为骗子。
戈尔巴尼法尔是个矮胖、留着大胡子、讲话很快的伊朗商人。他自1979
年起一直在法国过着流亡生活。他过去曾与中央情报局有过接触。行动部的
官员都说他是个“造谣大王”，一个“天才的胡诌者”。中央情报局档案上
说，他提供的情报“一贯缺乏来源和细节，可他感兴趣的是捞钱。”不管怎
么说，1985 年凯西决定要认真对待他，因为最近戈尔巴尼法尔在和中央情报
局的接触中，声称他和伊朗内部的温和派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凯西并不是唯
一认为戈尔巴尼法尔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的人，以色列情报组织的莫萨德
也把他说成是一个可以提供有关伊朗政府内温和派可靠情报的人。这些温和
派欢迎和美国打开关系。以乔治为首的中央情报局行动部专家，根本不同意
凯西和以色列人的看法。为了证实他们的说法，情报局的官员们在1986 年1
月，通过测谎器对戈尔巴尼法尔作了一次测验。测验结果证明，他除了说出
自己的真实姓名外，其他都是撒谎。凯西并来因此感到不安，正如1981 年他
舍不得抛弃斯特林一样，1985 年他舍不得放弃戈尔巴尼法尔。当乔治告诉凯
西，他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感到十分腻味，但又不能不去时，凯西说他可
不必自己去，可以指定别人与他联系。查尔斯·艾伦是中央情报局反恐怖活
动专家中的佼佼者，是个老资格的中东问题分析员，这个任务便交给了他。
凯西和白宫着意要打通伊朗的关系，行动部的特工人员为此目的所做的各种
努力中，戈尔巴尼法尔还不是他们面对的唯一问题。另一个人是理查德·西
科德，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政治上保守的空军将领。他承认，他想有朝一
日取代乔治，当上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头儿。他的愿望纯属幻想，因为八十
年代初，由中央情报局的叛徒埃德·威尔逊所指挥的非法向利比亚出售武器
的行动，使西科德受到了牵连，他只得被迫退休。但他一直在若干国际买卖
中，成功地利用他掌握的伊朗知识，从而使他能继续插手有关伊朗的事务。
西科德的合伙人是一个伊朗裔的美国人，名叫艾伯特·哈基姆，此人是个眼
神机灵的小个子，很会赚钱。中央情报局军事联络科保存的哈基姆的档案上
说：他是一个“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商人”，情报局的人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只有在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他才会帮美国做些事。在中央情报局高层情报人
员中，没有人愿意和西科德、哈基姆打交道，但他们无权选择；这两个人都
是诺斯手下的行动官员。
1985 年11 月，凯西指定中央情报局负责欧洲秘密行动计划的德韦·克
拉里奇去帮助诺斯疏通一条非法供应武器的渠道，以便将一批陶式反坦克导
弹从以色列通过里斯本运往德黑兰。克拉里奇和诺斯是朋友。几年前，当克
拉里奇在执行有关拉丁美洲的工作计划时，他们就认识了。当时克拉里奇通
过诺斯不断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诺斯实际上是克拉里奇在白宫
的交通员，是个多面手，他对秘密工作的喜爱不亚于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
克拉里奇是个白头发的，衣着华丽的专案情报官员，他有25 年特工工作经
验，他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具有传奇色彩。他很聪明，精力充沛，能说会道，
抽烟时爱吐烟圈。他常穿黑色西装，系粉红色领带，上衣口袋里还露出一块
漂亮的手绢。他是个标新立异的行家，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爱出头露面。他
的伪装就是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打扮上。在他下面工作的人这样解
释：没有人会把这种穿着打扮的人看作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的同事很了
解他真正的力量所在：他是从事秘密行动计划的天才，好象他生来就喜欢这
一行。
凯西很信任克拉里奇，后者是他所喜欢的少数几个处长之一。早在八十
年代初，克拉里奇还是驻罗马情报站站长的时候，凯西就发现了他，后来，
在凯西的指使下，提升他为拉丁美洲处处长，接着又负责欧洲所有的谍报活
动。克拉里奇在中央情报局内是与凯西个人关系很好的少数官员之一。凯西
很重视他对中央情报局前途的看法，特别是他对恐怖主义在阿拉伯世界造成
威胁的观点。克拉里奇是在近东处锻炼成长起来的，正如克拉里奇过去手下
工作过的一名专案人员所说：“他是个地道的‘近东通’。”由于他有长年
在海外工作的经验，他一直保持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身份，受到人们广泛的尊
敬，所以当诺斯在伊朗问题上需要帮助时，凯西很自然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他。从1985 年11 月起，克拉里奇就开始和诺斯在伊朗问题上一起合作。
紧接着克拉里奇犯了一个少见的错误，致使他在事业上遭到致命性的打
击。1985 年11 月下旬，当那位退休将军西科德找不到飞机从特拉维夫通过
里斯本把武器送到德黑兰时，克拉里奇把中央情报局专用航空系统飞机的名
字告诉了他。这个事故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感到生气和失望。
因为动用了中央情报局的航空系统，就意味着把中央情报局与白宫国家安全
委员会的行动计划拴到一起了。中央情报局成为诺斯行动计划中的一个部
分。麦克马洪尽量耐心地提醒克拉里奇的上级爱德华·尤赫涅维奇（行动部
副主任助理）说：为了进行一项秘密工作，中央情报局需要一份盖有总统印
章的审批件。没有发生此事前，中央情报局不需要这种批件，因为它没有参
与这项行动，但现在必须把它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一项任务，而且批件上的日
期要写在出事之前，这样才能掩盖德韦·克拉里奇的鲁莽行动。
作为对德韦·克拉里奇的惩罚，凯西决定给他调往另一个凯西喜欢的工
作，就是研究中央情报局如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与此同时，诺斯的武
器运送计划交给了近东处去办理，该处由伯特·邓恩和他的副手托马斯·特
威腾所领导。特威腾决定牵这个头，尽管让他和戈尔巴尼法尔、西科德以及
哈基姆三人打交道，显然使他感到“惊恐”。（这几个人正象特威腾所说“有
点臭”）。特威腾是个比较谦虚不摆架子的人，他是中央情报局工作过30
多年的老手，是从基层上来的，先是一个专案人员，然后是中东站的站长。
他的事业大部分时间在兰利。他避免派往国外的任务（正如官员们闲谈时所
说，主要是因为妻子不愿意他离家太远）。由于种种原因，特威腾在他的同
事眼里不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有人说：“我们估计他当个中级官员都难以
胜任。”在他到安曼和开罗工作一段时间后，他的同事认为，他只是一个平
庸的专案官员，显然和德韦·克拉里奇不能同日而语。
特威腾向贬低他的人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尽管有人预言他永远
不可能进入情报局的领导层，他那种稳重扎实，但又不起眼的工作，却使他
1970 年在开罗取得了成果。在那里，人们过去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人。
特威腾当上行动部副主任助理时，在兰利流传他过去事业上的故事。特威腾
和埃及政府中一些显赫人物建立了某种关系，他把这个成果汇报到兰利。他
的成果之所以给人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已把穆哈巴
拉特·伊拉姆（即埃及情报局）变成了克格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使中央
情报局在埃及根本无法开展工作。1970 年9 月纳赛尔去世，他的继任者安瓦
尔·萨达特仅仅采取了少量试探性的步骤来改变过去的情报关系。克格勃把
埃及称作“苏维埃埃及共和国”，把它紧紧地纳入苏联的轨道。当特威腾被
派往开罗时，他发现几乎无法在这个国家立足。他的每个行动都被跟踪，即
使与他只有一般往来的人，都要受到审问，甚至施以酷刑。（埃及的情报机
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在那里的纳粹分子建立的，他们使用的方法，在25
年内没有多大变化。）
1971 年，中央情报局在埃及的情报站是设在西班牙大使馆内的美国科
里。特威腾作为该站新来的官员，想竭尽全力打入埃及政府。抱着这个目标，
他和一个叫阿什拉夫·马尔万的人交朋友，此人是埃及高级官员，开内阁会
议时就坐在萨达特身旁，是萨达特最亲信的顾问。马尔万似乎是一个可能招
募的对象，因为他对埃及日益依赖苏联的援助深感疑虑。他还是个美国的崇
拜者。他不信任埃及的情报头子萨米·谢拉夫，后者是个四方脸、身材魁梧
的人，最喜欢在他命令给人施酷刑时，他在一旁欣赏。谢拉夫是克格勃在开
罗的头号特务，而且是萨达特内圈人物中公开维护苏联的人。特威腾最后把
阿什拉夫·马尔万争取过来了，这几乎是奇迹般的成就。到1971 年5 月初，
在兰利的中央情报局高级情报官员，对马尔万反苏的立场印象很深。他们相
信马尔万将成为把埃及从苏联影响下拉出来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想法是对
的。
1971 年5 月中旬的一个炎热的早晨，特威腾接到从兰利发来的一份急电
说，有人阴谋推翻萨达特，这是克格勃的计划。关于政变的确切证据很难获
得，特别是因为埃及的情报机构是在谢拉夫的控制下。但把各方面搜集到的
零散情报拼凑起来，中央情报局得知有一批被克格勃收买的萨达特的高级助
手，企图发起一场政变，并要谋害萨达特，其中有一份情报被中央情报局认
为具有权威性。提供者是一个苏联的职业外交人员兼克格勃官员，名叫弗拉
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萨哈洛夫。他过去曾在埃及，现在在科威特工作。
萨哈洛夫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最近在科威特愈来愈感到受
克格勃同事的怀疑。他将他的恐惧感告诉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此人是
情报局近东处的职业情报官员，科威特海外情报所的负责人。
萨哈洛夫汇报了有关开罗进行政变的计划。同时还有另外一些情报材
料，是中央情报局直接在埃及收集到的，其中包括策划人之间的电话记录。
所有这一切表明，这个政变很可能成功，其意义是令人震惊的。萨达特如果
被推翻，这将意味着埃及会紧紧地捆绑在苏联阵营之中，从而使苏联在纳赛
尔一些庞大工程上花费的几十亿卢布得到报偿。
就在1971 年5 月的一个明媚的早晨，特威腾花了三个钟头时间，才把克
格勃布置的埃及特务尾巴甩掉。最后当他会见埃及联系人时，他有足够的时
间详细叙述了反萨达特计划的概要。他向马尔万解释说：萨达特自己的特务
组织已被收买了，他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也从克格勃那里得到好处，那些过去
是纳赛尔、现在是萨达特的高级情报顾问，实际上是为苏联工作的。
就在特威腾会见他的联系人后的不几天，萨达特粉碎了一起未遂政变，
并将主要策划者逮捕了起来。特威腾提供的重要证据是策反人之间的电话录
音。5 月11 日早晨，马尔万把这些录音带放在萨达特的桌子上。录音带证实，
特务头子谢拉夫和萨达特的副总统阿里·萨夜里都是阴谋参与者（克格勃准
备指定萨布里在干掉萨达特后担任总统）。
特威腾成为埃及没有公开的一名英雄。作为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
辛勤地工作，取得了意外的收获。这次政变失败后，美国拼命抓住时机加紧
工作，试图使埃及成为美国的同盟者，其中包括让当时沙特阿拉伯的情报头
子卡迈勒·阿德哈姆对马尔万施加压力，让他说服萨达特，使他的国家转向
西方。由于特威腾抓住了带有关键性的工作，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使这种
努力成为可能。事后，人们都把他说成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萨达特政府从苏
联轨道上拉出来。对中央情报局来说，这真是个重大的胜利，而且所花的代
价与苏联为他们未来的苏维埃共和国所花的几十亿卢布相比，真是微乎其微
了。
对美国来说，这个收获更是美不胜言。在萨布里和谢拉夫被捕后的年代
里，苏联人被赶出了埃及。他们在埃及收买的间谍大都被追捕、审讯、入狱。
他们在开罗用高墙围起来的大使馆几乎被孤立起来。由于萨哈洛夫提供的情
报，使中央情报局弄清了苏联在埃及的每一个谍报人员，实际上已经把原来
的苏维埃埃及共和国变成了监禁克格勃的集中营。当埃及成为美国的同盟者
后，另一个收获是美军建立起一支“红色”沙漠部队。一个完全由苏联坦克
和装甲车装备起来的装甲营，这个营的驻地在加利福尼亚州，现在仍然被美
国用来给部队作下次战争的战术训练。这个营的装备都是从埃及运来美国
的，作为萨达特感谢美国的一种表示。
特威腾的另一个国外任务，不像那么成功。在七十年代后期，他担任在
约旦的安曼情报站站长，任务是与侯赛因国王合作。当时侯赛因是美国在中
东最重要的同盟者之一。在安曼，特威腾接收的情报站，是一个四分五裂、
士气低落、男女关系很乱的烂摊子。根据熟悉安曼站情况的几位情报局官员
讲，在特威腾接手情报站的工作以后几个月，特威腾发觉情报站的秘书和约
旦的一名情报官员有桃色关系，后者还兼向克格勃提供情报。这可能发展成
一件丑闻，从而毁掉特威腾的事业。他象在埃及那样行动迅速，将这名秘书
开除了，并向中央情报局总部做了汇报。他与兰利派来的保安工作小组合作，
在站内进行了充分的调查。这个小小的丑闻尽管令人难堪，但不是致命的。
特威腾后来又遇到第二个麻烦：侯赛因国王不喜欢他，因为他不像他的
前任，不爱骑马打猎，而这些才能在侯赛因眼里是一个美国情报官员必须具
备的条件。特威腾有一次陪国王去骑马，效果并不好。侯赛因一直纠缠兰利，
要他们把特威腾召回，行动部领导有些犹豫，最后同意把他调回美国，安置
在中央情报局有名的冷宫——技术部办公室。
此后的几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是特威腾作为中央情报局官员工作最
有成效的年代。他成为一名反恐怖主义组织的行家，而且由于他在中东政治
问题上颇有研究，取得了近东处的领导位置。到他被任命为近东处副处长时，
他已学会尊重这一传统职业的基本信条。那种老老实实傻干的哲学，已证明
是所有最成功的行动计划的共同特点。凯西所支持的诺斯计划则与此不同，
这正是使特威腾感到不安的原因。用他的话来说：这个行动计划闻起来就不
是味儿。可是上面有命令，这个行动又是总统所支持的。他相信他和情报局
其他人能做到的，至多不过是在整个计划垮台时，使中央情报局少受牵连，
而此事出问题是肯定无疑的。
1986 年2 月，特威腾认为他己找到了使中央情报局减少风险的办法。他
刚与诺斯在西德参加会议回来，这个会是解决未来武器交接的细节问题。特
威腾小心谨慎地提出西科德、哈基姆和戈尔巴尼法尔三人不适合与中央情报
局直接打交道。他从一种业务观点来提出他的批评，他认为诺斯需要一个比
戈尔巴尼法尔或哈基姆更好的翻译（“我不是那种当面给人施加压力的人”，
他事后承认说）。当诺斯没有什么反应时，特威腾又说：让这些“局外人”
参与这个行动计划不是个好主意，特别是考虑到以武器换人质已成为美国政
府当前的政策。他补充说，他乐意给诺斯提供一位能说法尔斯语的可靠官员，
但有一点特威腾没有说出口，就是他害怕给伊朗提供武器的行动与美国政府
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碰在一起。现在看来完全有可能，因为后一个
行动计划有一部分是西科德在经办。特威腾事后解释道：“只要有可能，我
们设法不使两个分开的行动搅和在一起。”
后来由国会进行的调查材料说明，特威腾相信他的任务是尽量使中央情
报局与诺斯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计划保持距离，但又不致违抗凯西的命令或总
统的意愿。当他坚持说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务时（考虑到德韦·克拉里
奇在11 月无意中犯的错误，充其量也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可怜的辩解词），他
心里明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将无可幸免地会被卷入进去，不论他试图采取多
少保护措施。特威腾知道，当这件事暴露后总得有人被抛出来，使调查者的
视线从中央情报局转移开，这个人要会说法尔斯语，了解伊朗，但目前又与
中央情报局的内圈没有什么联系。
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老资格人士乔治·凯夫具备特威腾所说的各种条
件。他的头发花白，身经百战，嘴灵舌快，是前德黑兰情报站站长。他有语
言天才，熟悉伊朗革命的领导人物，会讲一口流利的法尔斯语，并且与特威
腾一样，见到一个坏的行动计划时马上能够识别。就象情报局其他退休官员
一样，乔治·凯夫是个生来就不轻信别人的人。他的背部受过伤，他把晚年
用来抚养一个由于长期从事这个职业未能很好照顾的家庭。特威腾选择凯夫
负责诺斯的行动计划非常适合，理由有两点：一是凯夫仍然是中央情报局的
顾问，但他已不是全天工作的雇员了；二是凯夫很了解戈尔巴尼法尔，在八
十年代初，他断绝了中央情报局和这个伊朗人的关系，并且两个月前对戈尔
巴尼法尔的撒谎测验题是他设计的。3 月5 日特威腾、克莱尔·乔治和凯夫
在兰利会面。
特威腾知道，当凯夫了解中央情报局又要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时，他
一定会感到吃惊，所以他试图在讲话时有点缓冲，他问凯夫想不想会见拉夫
桑贾尼，他是霍梅尼之外伊朗最有权势、最显赫的人物。凯夫打断了他的开
场白，并且让他开门见山他讲要他出来干什么？特威腾不动声色地点了点
头，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中央情报局正在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援助，帮他
们运送武器到伊朗。这里有两个目的：一是打开伊朗和美国的关系：二是解
决释放在黎巴嫩被扣留的美国人质。这些武器是通过诺斯的中间人，其中包
括戈尔巴尼法尔运送的。
凯夫对他试探性的讲话反映也正如特威腾希望的一样。凯夫事后说：“听
了这个行动计划，我就提醒特威腾，我记得可能还有克莱尔·乔治，参加这
一行动计划的在职官员尽量少一些，因为我很清楚，一旦计划败露，他们的
事业将处于危险境地。而我已是领年俸金的人，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凯夫工作干得很好，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和诺斯计划之间的一个可靠的中
间人，尽量使他原来的雇主（中央情报局）不去接触那些容易出问题的方面。
简单地说，中央情报局的一些高级情报官员，如特威腾、乔治和其他人，他
们现在采用了过去另一些人对付凯西的拉希德行动计划同样的办法：他们企
图控制它，并希望最后能扼杀它。正象他们所害怕的那样，他们的努力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