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第三章称此人为情报部副主任。——译注）、情报部主任约翰·赫尔杰
森和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詹姆斯·格林利夫。韦伯斯特向他们复述了布什的
话：他可以待在中央情报局，他想要待多久就多久，他得到总统充分的支持。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个不幸事件，一次危机的结果已对行政当局产生有
害影响。这不该由韦伯斯特个人来承担，布什补充说，他不希望他的政府官
员们在报纸上相互交火。但他显然忘了说他将惩罚提供消息的人或者设法查
明提供消息的是谁。接着，韦伯斯特向布什保证，今后中央情报局出了任何
差错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可以由他来承担。布什点头表示同意；布什还强调
说，韦伯斯特并没有丢掉他的职务的危险。
10 月16 日各种会议开过之后，中央情报局以前所未有的举动在公众眼
前表明其明确的立场，并且把该局局长描绘成这样的一位领导：他牢牢控制
着该局，而且外交手腕高明，别人难以对付。不是有人抱怨中央情报局未向
决策者提供起合格向导作用的情报吗？这场宣传运动就是兰利对此的反应。
中央情报局像迷宫一般错综复杂，监视它的敏锐的观察家认为，《邮报》文
章发表后，在公众中突出韦伯斯特的形象的举动不同寻常，这恰好表明，苏
努努对中央情报局的批评打到了疼处，对方恨之入骨。
白宫用烤肉扦串上韦伯斯特把他捅到公众中去的当天，韦伯斯特发动攻
势，他吁请国会授予中央情报局“更大的自由”去支持政变。具有讽刺意义
的是，韦伯斯特对于对他的批评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雷同于多年前中央情报
局的官员们对威廉·凯西的反应。倘若诸位要我们去对付类似诺列加这号人，
韦伯斯特说，那未，就应该修改法律以允许中央情报局去干这样的事。在《纽
约时报》进行采访时，韦伯斯特廓清了他的这一立场，他还特别说明有必要
“重新解释”第12333 号行政命令，该命令禁止中央情报局行刺或帮助行刺
外国领导人。在行动部里，这道行政命令是严格按字面意思解释的，由于伊
朗门丑闻余波未平，行动部官员们的活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与检查。虽然韦
伯斯特现在把放宽这道命令的责任推给了国会，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
后来指出，至少有些事情该他个人负责，例如该局的几次行动以及究竟允许
或不允许专案官员干什么这个老问题都被他冻结了。
韦伯斯特现在不再顾及他过去的立场，他指出，他宁愿放松逼绳自由发
挥，也不愿当个无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而个人备受责难。
为什么韦泊斯待在10 月16 日以后引人注目地明确他的立场呢？这有若
干其他的原因，甚至是更为突出的。据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官员称，韦伯斯特
“处在行动部要求改变该局约束性规章的压力之下”。作这种改变对韦伯斯
特有利，他可以由此争取到该局精英们的忠诚。韦怕斯待的一个助手谈得更
加具体。“法官在这里处境孤立，”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解释说，那是在
《邮报》文章引发舆论界争论后不久。“他竭尽全力争取（行动部的）那些
人的信任，不过，这可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他高高在上，待在七楼，因此
想要察觉这幢大楼里的风吹草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韦伯斯特同布什总统会晤后的数小时内，他试图结束这种孤立状态并重
申他对正慢慢地从他的手指缝间溜走的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他告诉《纽约时
报》，国会和总统都有必要指出那道行政命令中的含，混之处。“如果有故
意含糊其词之处，”韦伯斯特说，“那未。这就给做具体工作的人增添了非
常大的、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压力。”韦伯斯特接着暗示，新规章对巴拿马
局势不会产生影响，但可能“‘讨下一一次的事情产生好的影响”。他意指
“有可能发生的事”，即巴拿马今后的政变策划者“有可能”谋杀诺列加。
至于10 月3 日的政变，韦伯斯特拒绝为政府未能正确判断吉罗迪少校的动机
一事承担责任。他反倒小心翼翼地抨击了白宫里诋毁他的那个人。“如果事
情没有严格沿着它应该沿着的道路发展，那就总会产生若干附带结果并且诱
惑人去指指点点，”他说，“于是我猜想，这回该轮到我了。”
《纽约时报》的报道发表的次日，韦伯斯特继续展开攻势。他指示中央
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在宣传他关于美国情报工作的观点以及他作为中央情
报局局长的成绩时应更有进攻性。公共关系办公室迅速安排了若干次记者访
谈，而在10 月16 日以前韦伯斯特可能根本不曾考虑过与这些人会面的。中
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的官员告诉记者，他们大力支持韦伯斯特并且表达
了他们对于那些说他没有做好工作的报道的愤怒。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布什
的白宫传播那种消息以及让韦伯斯特为白宫的失误充当替罪羊。但是，他们
和韦伯斯特本人都不愿闹成明显的公开对抗。
“我们不会被制造这种局面的政治图谋牵着鼻子走，”公共关系办公室
主任詹姆斯·格林利夫在10 月18 日这样说。“我知道，这看上去很像是我
们在玩弄权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奥塔韦的文章突然出笼时，我们正处在
计划阶段，考虑如何对那道行政命令作新的解释。但是我们并不是用那种手
段来作此计划的。”
格林利夫的矢口否认遮掩了此后一个月内韦伯斯特的自我辩护的一贯特
性。在此后的三十多天内，韦伯斯待把公众对巴拿马突发性灾祸的批评转变
为考察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工作的一场公舟讨论。10 月17 日，总统公
开替韦伯斯特辩护，之后，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华盛顿邮报》与高级编
辑们举行了一次“编辑千餐会”。据《邮报》的一位记者说，这是“一次令
人惊叹的表演”——就十多个题目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其间，韦伯斯特看来
非常了解下情并且令人惊叹地熟悉情报政策。
这次聚会的成果之一，是奥塔韦写了一篇文章，差不多是一首韦伯斯特
才能的赞美歌。这篇报道开场即列举了他接替威廉·J·凯西时所面临的难题。
奥塔韦评论道：“韦伯斯特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时因无可怀疑的正直而获赞誉，
他接手新任务时雷厉风行，在许多情况下他确认必须反其丧失信誉的前任凯
西之道而行之。”
该文回顾了白宫10 月16 日所作的种种指责，随后提醒读者，对韦伯斯
特的抨击，不单纯由于对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成绩不满意，这背后还大
有文章。奥塔韦写道：“韦伯斯特能否使白宫相信他是个‘同心协力者’并
准备按照白宫的政治旨意办事，仍有待观察。白宫显然要求他扮演政治上‘积
极活动’的新角色，更加直接地帮助促成与保障白宫外交政策的成功，而他
是否适合扮演这个角色尚远未见出分晓。”
该文描述了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如何为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所
取得的成绩拍手叫好，这些人当中有副局长理查德·克尔（在此以前，书中
曾分别称此人为情报部、行动部副主任。——译注）和行动部主任理查德·斯
托尔茨。中央情报局中此类官员的话被人引述发表已非同寻常“，身居此类
官职的人甚至被指名道姓地引述更是前所未闻。
然而他们当真在《邮报》和其他报纸上赞扬韦伯斯特并为中央情报局辩
护。这是中央情报局发动的全场紧逼，它还是对布什政府所谓韦伯斯特非“同
心协力者”这一批评的巧妙的反击。对于克尔、斯托尔茨和其他人而言，真
正的问题在于是否允许中央情报局保持其独立性，或者说，布什总统及其顾
问们是否继续利用该局来促成他们自己的政治安排。
尤其对斯托尔茨而言，中央情报局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是个首要问题。这
也是在凯西时期迫使他引退的唯一问题，又是他从韦伯斯特那里得到的、鼓
舞他重返工作岗位的唯一保证。他承认，如果对这样的独立性没有绝对的保
证，中央情报局将不可避免地会重犯伊朗门事件的错误。
自相矛盾的是，对于韦伯斯特来说，若要真正起作用，他必须是布什一
伙的人。面对一位只看重幕僚的忠诚而不顾任何其他事情的总统，中央情报
局想要得到他的恩宠，唯一的途径是持续地表明它甘愿协作和牺牲。这一点
使1989 年10 月的种种事件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有读华盛顿政治花絮新闻
癖好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差不多包括在兰利工作的每一个人，谁个心里都一
清二楚，乔治·布什对于所谓情报机构应有独立的见解并不感兴趣，他关心
的是确保别人不问青红皂白地支持他的政治计划。中央情报局里不少资深官
员开始猜疑，这个人，曾经当过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但在大多数人眼里，
他只是把该局作为跳板并利用他在该局的地位来实现他个人的抱负，而如今
当上总统的他，又要利用该局来保障他在政治上的成功了。
这并不是说，布什在中央情报局里没有支持者；他有支持者，而且为数
众多。他的大多数顾问，都是行动部的老资格官员，一般都思想保守，同冷
战时期美国的敌人斗了一辈子。对他们而言，布什坐上总统交椅乃是他们忠
心耿耿为美国服务的最高表现。尽管他们对政客的看法历来是玩世不恭、冷
嘲热讽的，但是布什却代表着他们所称赞的思想顽固、精明而讲究实际的态
度。他们相信，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这短暂的时间向他提供了有关该局
及其价值的知识，而这一点正是他以前的任何一位总统都不具备的。他懂得
秘密行动之必要，他把保密之必要——这或许是行动部与众不同的性质中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提升为他的总统职位之特性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对布什任总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这就是今后18 个月的舞台
背景——即从欧洲民主革命凯旋的1989 年年末直到导致威廉·韦伯斯特引退
的1991 年夏季。在这18 个月内，行动部和情报部之间的分歧比以往40 年内
任何时候都要明显。
1991 年年中，这两个部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激化，在参议院为批准布什
提出的接替韦伯斯特的入选而举行的听证会期间，突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
下。在那场论争中，中央情报局里的温和派和好战派之间长达40 年之久的斗
争归结为一个问题：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究竟能否既为总统服务又为真理服
务。
1989 年12 月20 日凌晨一点差几分，库尔特·缪斯在他的牢房里听到外
面枪炮齐呜，这象征着他马上就要重获自由了。射击是直接针对巴拿马国防
军司令部的，还伴随着直升飞机在头顶上飞来的隆隆声。对这位有自制力的
美国商人来说，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尽管他在莫德洛监狱关押了将近9
个月，他对自己国家的信任却丝毫未减。他们肯定是会来营救他的。下面门
厅里一张金属桌子旁，坐着诺列加精选出来的一名刽子手。派来救他脱险的
小组能否在他被枪毙之前赶到呢？这是他眼下唯一的疑问。缪斯站着，沉思
着这种困境，朝窗外望去，目光越过监狱和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之间的黑暗
地带，但见司令部“被炸得一塌糊涂”。在外面门厅里，焦急的巴拿马国防
军士兵们大声向他们的长官喊话请示，与此同时，美国武装直升飞机把数千
发炮弹射迸国防军司令部里。仅仅几秒钟的工夫，诺列加的总部彻底被毁。
这当口，缪斯才明白，美军对巴拿马的进攻——代号为“正义事业”的行动
——全面展开了。
布什入侵巴拿马，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中央情报局不愿或者不能——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搞一场全面政变，而反对派的部队装备又太差，不是
那个独裁者的对手。布什再也碰不上像吉罗迪那样的机遇好去冒一次险。他
投入占优势的美国部队去同诺列加政权打一仗，尽管会流血，但毕竟是速战
速决。他心中有数，一次压倒性的军事胜利不仅会提高国内政治上对他的支
持，而且还能使他的政府摆脱一一个棘手的问题。
然而，这些同库尔特·缪斯全无瓜葛，他正在牢房里看美军进攻巴拿马
国防军司令部。他离开了牢房的铁窗，生怕自己会碰巧被跳弹打伤。片刻后，
一团眩目的火花和一声巨响，爆炸的气浪把缪斯仰面震到在地。他注意到他
的牢房的门却纹丝未动；他苦恼地盯着它，深信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
听到了枪声，由远而近。突然间，有人在过道里喊他的名字。“趴下，”那
个声音喊道，“我要炸门了！”缪斯趴倒在地，只听得一声爆炸，接着看见
一名特种部队军官跪在他身边，把他搀扶起来。几分种后，他上了一架直升
飞机，预定飞往某处，那里有一架喷气机在等候他，将把他送回美国。又过
了几分钟，来了一场恶作剧，直升飞机被击中，失去控制疯狂旋转，继而坠
毁。缪斯再度获救。他上了另一架直升飞机，终于安全脱险。朝北飞去。几
个星期之后，他和他的家人在椭圆形办公室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他听说布
什把营救他定为一个个人目标，就像威廉·韦伯斯待所曾做过的那样。
缪斯是一位英雄，在这个同的任何意义上讲他都是英雄。他被人从一个
普通公民提高成一个同中央情报局有约的待工，从一个在扶轮国际有永久股
权的小企业家，提高成美国在巴拿马最重要的和公开反对的声音。白宫里的
这一接见仪式诚然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和最值得回忆的事件。他被授予奖
章，和总统握手，甚至被中央情报局局长当作名流看待，他成了“我们在巴
拿马的人”。
但是，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特工那样，缪斯的服务很快被淡忘了。他和
他的家眷定居在弗吉尼亚州的伯克并开始寻找工作。中央情报局有更好的事
情要做，也顾不上关照他了。他毕竟是个让人窘迫的人物，一个活证人，表
明十足的业余爱好者在给外国独裁者制造麻烦时干得比中央情报局出色。而
中央情报局又有了其他的烦恼事。
中央情报局全力参与“正义事业”行动。它匆促组建一支巴拿马特种部
队，与国防部的一个特别联络委员会合作共事。中央情报局承担着若干最重
要的任务：草拟目标，在巴拿马境内招募新特工，复查巴拿马国防军的战斗
命令中的现场变化以及向巴拿马移民询问诺列加及其助手们的习惯与日程安
排。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心理战上，每日每时苦苦缠住巴拿马国防军直至美军
进行干涉。他们成功了；诺列加对入侵毫无准备，也没有能力作出反应。在
战斗进行期间，中央情报局又受命评判美军的武器和战术的有效性，引领巴
拿马新领袖们度过他们就任的第一天。然而，中央情报局在“正义事业”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却被阴影所笼罩，因为人们的注意力随即投到这一年12 月间
更重大事件上去了。
正当一场危机——在巴拿马——终于结束之时，另一场危机再度在中央
情报局内部爆发了。在美军入侵巴拿马前数周，一场独特的、始料所不及的
革命席卷了东欧。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情报机构都感觉到了这些纪念碑式的
变化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央情报局而言，旧苏维埃集团中共产主义的没落
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却标志着重新估价的开端，它又将动摇情报界的基础。1989
年和1990 年之交的冬天发生了震撼大地的种种事变，中央情报局却没有预
报。究竟该谁负责呢？先是发生了小争执。在此后的数月内，这件事显得越
来越重要了。四十年来，尤其在近十年来，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一直被掩盖着
的冲突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公众眼前了。
第三部分：魔术师的门徒
12
地震
库尔特·缪斯从巴拿马监狱里救出来的第二天，罗马尼亚军队对布加勒
斯特的示威群众开了枪。48 小时后，由于站在人民一边的罗马尼亚陆军同共
产党的秘密警察（Securitate）进行一连串的激烈枪战，这个国家已处于内
战的边缘。不到3 天问题就解决了。1989 年圣诞节那天，罗马尼亚的独裁者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草草受审，被行刑队处决。一个允诺实行基本自由和民
主选举的新政府掌了权。这是在发生革命的一年里最后一次和流血最多的革
命。1989 年1 月，也就是处决齐奥塞斯库的11 个月以前，匈牙利政府签订
一项承认公民有出国旅行权利的人权协议。5 天后，波兰宣布它将使团结工
会运动合法化。然而，2 月份，在捷克斯洛伐克逮捕800 名人权积极分子时，
苏联集团的改革行动暂时受阻。尽管有这种预谋的镇压，反对共产党政权的
抗议浪潮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还是不断高涨。
5 月，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该国共产党领袖亚诺什·卡达尔
被迫退休。6 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东欧举行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
团结工会候选人赢得了波兰新参议院100 个席位的99 席和众议院的全部席
位。在罗马尼亚，对少数民族匈牙利人的镇压，引发了对齐奥塞斯库政权的
首次公开挑战。在东欧控制得最严的共产党国家东德，也感觉到了改革的浪
潮。许许多多的东德人前往匈牙利，然后去自由奥地利。这幕具有历史意义
的戏剧的最后一幕开始，是在柏林，时间是10 月7 日，当时米哈伊尔·戈尔
巴乔夫通知东德领导人，苏联不再支持它的华沙条约的盟国。其后的90 多
天，由于苏联在欧洲的帝国以惊人速度的瓦解，整个世界为之愕然。
欧洲旧秩序的结束，在中央情报局苏联问题分析家当中闪现出一个自我
责备、再次猜测和自我怀疑的时期。他们非常明白，他们完全没有预料戈尔
巴乔夫的惊人退却：事实上，中央情报局的情报部在戈尔巴乔大担任苏联首
脑的4 年多时间里，工作是完全失败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简直是没有想
到那时的苏联处于一场主要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边缘。对于一个花费百分之
五十的财力试图分辨苏联领导人意图的机构来说，40 多年花费了几百亿美
元，其失败之惨难以置信。苏联分析室的工作尤其不能原谅；它的情报评估
严重低估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力量和苏联社会的健康力量。对中央情报局的
失败直言无讳的批评者——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它的工
作是“可耻的”。
罗马尼亚警察国家的崩溃，成了情报工作失败的象征。在此以前的10
年里，中央情报局为了搞出对付华沙条约的技术的美国反措施，从齐奥塞斯
库兄弟们那里买到了“无法估价”的苏联军事秘密，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秘
密进行的和极其成功的隐蔽行动，而且是一种使中央情报局有效地渗入齐奥
塞斯库重要的情报部门的行动。兰利应当能够监视终于淹没布加勒斯待政权
的不满的骚乱，但是并非如此。罗马尼亚革命的迅速而惊人的成功，对中央
情报局来说异常震惊。在处决齐奥塞斯库的前一个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
员并未发出齐奥塞斯库的生命有可能受到危害的警告。他们简直没有想到，
早些时候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情况，也会在罗马尼亚出现。情报
部关于罗马尼亚革命的许多看法，实际上似乎受到反对齐奥塞斯库有可能被
推翻的一种先入之见的影响。它就像是这些事件完全出乎中央情报局的理
解。
情报机关在这一年发生的所有革命问题上的严重失败，令人在思想上感
到震惊，而中央情报局的反应却相去甚远。蛛丝马迹满是编成的统计数字，
是要表明这样的革命是不可能的。例如1986 年，中央情报局估计，东德的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西德多220 美元。在它研究其他华沙条约国家的情况时，
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后来在研究苏联时重复了这种错误；中央情报局40
年来对苏联的经济增长率的描写，一直使用持续增长的字眼。例如艾伦·杜
勒斯在1959 年告诉国会说，苏联工业增长的持续增长率意味着苏联经济同美
国经济的差距到七十年代初将会“危险地缩小”。这种说法荒唐可笑，但是
依然没有对它提出疑问。中央情报局后来预测，苏联的经济力量到七十年代
末将是美国的三分之二；事实上，连三分之一都不到。中央情报局为这些估
计一直辩护到今天。情报局的官员们公开坚持说，他们始终是正确的；他们
宣称，他们看出苏联正在走向崩溃，而且就是这样说的。情报部苏联分析室
主任乔治·科尔特，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首席辩护士。1990 年，他告诉国会
说：“我打算为你们审查我们的方法论⋯⋯”，“并且引用以前的公开证词
——我相信将会表明，我们关于苏联经济的描述在时间和预测方面，基本上
是正确的。
科尔特详细解释了中央情报局怎样根据一个比较许多国家经济状况的复
杂公式，运用自己的方法估计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他的解释是彻头彻尾
的混乱。一位经济学家后来把这种解释说成“骗术”，因为情报局的分析人
员把他们的方法叫作苏联价格分析模式。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为这种混乱
作了更好的解释，他说该局经常评估错误的事情。“国民生产总值只是计算
苏联人生产多少废品。事实是，这种废品是一种质的评估。”但是这是不合
理的，科尔特为此所作的辩护也不能解释情报局怎样会有这样的错误。兰利
关于苏联经济力量的估计，使那些深受尊重的美国经济学家（他们并未给中
央情报局工作）感到困惑，他们是这样说的。批评不起作用。情报局就是不
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而且是个不小的错误。这是个非同小可的错误，根
据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说法，它可以同经济学家们未能预测大萧条的错误相
提并论。更有甚者，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说，情报局未能充分评估苏联
的经济力量（不可避免的崩溃），也许是自从珍珠港遭轰炸以来，美国情报
工作最大的失败。
前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后来写道：“我们不应掩饰为预测
苏联危机的大小而造成的巨大失败。”然而这确实是发生过的事情。中央情
报局在一项早期的研究中说，苏联的经济产品到1993 年将超过美国的生产量
——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计算方法，因为到1991 年苏联是否会维持这么久，
成了公开的疑问。比较适当的解释是，中央情报局毕竟没有真正犯过错误。
四十年代末，美国政府得出苏联是美国利益的严重威胁的结论以后，中央情
报局的分析家们除了作出这样的分析外，没有选择余地。毫不奇怪，情报局
关于1989 至1990 年发生的那些革命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使40 年的工作变
成毫无价值的东西。分析家们不去冒对自己不信任的风险，而是决定根据韦
伯斯特的准确预测，说苏联将大量削减军事开支。1990 年的事件证明韦伯斯
特是正确的，但是在中央情报局预测戈尔巴乔夫帝国解体的失败的瓦砾堆
里，这似乎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正如特纳后来言简意赅地写道：中央情报局
“差一英里的距离没有赶上”。
情报部的分析人员怎能会这样粗心地误解标志着冷战结束的政治和经济
发展的趋势呢？至少部分答案在于八十年代震动中央情报局的一连串事件和
这些事件对情报局分析人员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所产生的重大影响。9 年间
（1981 年初至1989 年12 月），情报部遭受了智囊人物的严重流失，人材枯
竭如此严重，使许多关键部门没有足够的、有经验的分析人员提供可信的评
估。即使在韦伯斯特任职的年代，情报局也难以吸引那些在传统上担任最重
要的分析职务的专家。
在中层分析人员当中，对八十年代的危机感触最深。他们认为，他们很
少有机会能使自己的主张为情报局的高级负责人所接受。危机形成了喇叭口
形的曲线：八十年代初，凯西来到以后，情报部的权力首先得到加强，并且
增加了踏实的专家。但是，这些专家和他们的许多老资格的顾问，后来由于
厌恶伊朗门丑闻而辞职了。随着10 年时间的消逝，辞职增多了：在1984 年
至1987 年末，苏联分析室的全部分析人员，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离开厂中
央情报局。这个数字代表情报局的专业能力在逐渐消失。前分析人员约翰·金
特里证实，“在凯西任期结束时，减员数字很高。”“在八十年代初到八十
年代中期，你有一种明确的培育愿望去服务，这在高级职务方面已有显著的
变化。我们损失太大了。”
虽然韦伯斯特、克尔、赫尔杰森以及许多其他高级官员试图遏制退休、
调动工作和辞职的洪流，但是在凯西死后的两牢里没有任何变化。情报部提
供有意义的和抓住要害的情报报告能力，近乎全面崩溃，以及它未能吸引并
挽留专心致志和训练有素的专业分析人员、使那些留下来的老资格的分析人
员深为烦恼。这尤其难以解释为什么这种大量的人员出走竟然发生在前几年
曾经接受国会大量恩施的机构里。这也不能把大量的人员出走仅仅归咎于伊
朗门事件的困扰；其他丑闻曾经震撼过情报局，但是没有一件曾经引起过这
一种人员的大批离去。
一直不断分裂的真正原因，很少为人所知，剧烈争牛的争论在海外情报
处内部令人烦恼。在某些方面，这种斗争比兰利大楼里曾经发生的任何争执
更为重要。它触及中央情报局承诺提供不受政治考虑玷污的客观情报评估的
核心问题。按照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博比·雷·英曼的说法，斗争集中苏联
分析室内部的为数不多的分析人员身上，那里的专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
有些人认为苏联没有能力维持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另一部分人却认为，苏
联人是反对变革的帝国主义者。
按照英曼的说法，这种自己家里的情报战由于1975 年4 月美国从南越的
屈辱性撤退而首次爆发。这次撤退有效地破坏了中央情报局的有关美国威信
的先入之见，而且，也许永远粉碎了该局雇员的基本信念；用分析人员托马
斯·巴斯代尔的刻薄说法，美国领导人们“有一批激发其他国家积极性的精
明机警的力量，而且以其精神的、军事的和经济的资源细心地混为一体的办
法对付这些力量”。正如英曼所说那样，如果说西贡的陷落“像一次地震”，
那么，以后15 年里在情报部内部的斗争，就是它的余震。
梅尔·古德曼是一位固执己见、有时说话大嗓门儿的人，但是他仍然是
一位出色的苏联问题专家。他1966 年加入中央情报局，立即分配到当前情报
室任初级分析员。古德曼在任职初期就被挑选为情报局最有希望的苏联学家
之一，准备很快提升。他来到兰利不久，就分配他在中央情报局最有威望的
苏联对外政策处任职。其后20 年，古德曼作为苏联对外政策和第三世界关系
专家，“在情报部担任了每一项重大分析和管理方面的职务。”他终于升任
苏联分析室的一位科长——这一工作对他长期献身于情报社会来说，被认为
是一种很相称的成就。人们认为，古德曼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中央情报局情报
队伍的首脑；有些同僚希望，他也许会被选作第一个来自情报部的中央情报
局长。他是一个热情而有天赋的人，有一双洞察事物的眼睛，保持了对中央
情报局理想的热情承诺。
古德曼是非常称职的：他上班时间长；他的论文始终如一，“简洁、善
于说理而且富于洞察力”，而他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了解，被认为是情报局的
任何其他专家都不能相比的。他把锻炼秘密行动官员对克格勃和苏军情报局
的行业技术的了解，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认为，将来总会有用处的。他成了
情报部的关于苏联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非正式的专家。有一次，他甚
至做了行动部了解苏联情报组织行业技术的过滤器。在一位同僚回忆起的一
个难忘的事件中，古德曼驳回了行动部的一项报告，因为它同自己关于苏联
内部安全体系实际运作方法的结论是矛盾的。在一个项目上，他提醒行动官
员们，对克格勃行业技术的研究，也许花费大量时间，但是这对掌握这种技
术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直率的说法，出自另外任何人之口，也许成为侮辱，
但是对于古德曼来说，仅仅是事实的说明。
苏联对外政策处以它的关于苏联政策的论文常有争论，以及它的关于共
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扩张的尖锐而高明的辩论而出名。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同
僚解释说，整个七十年代，古德曼作为一名非常有才华和知识超群的分析人
员而树立了名声。”他由于对克里姆林宫发生的事情有先见之明而使自己出
了名。”例如他写的关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物的研究论文，简直是令人眼花
缭乱；情报部利用这些论文编成了极为详细的人物传记。古德曼关于苏联对
亚、非、拉新兴国家看法的令人佩服的判断，也赢得了拥护者。他年纪轻轻
就被情报局当作共产党在第三世界搞阴谋问题的常任专家，局里的领导人向
他请教。考虑到在苏联问题专家当中紧密抱团、过热竞争的情况，古德曼得
到的美誉就非同一般了。苏联分析室的老手们是不容易给予称赞的。
对苏联的分析机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中央情报局的大人物们白手起家
创立的。这些创业者在七十年代成了初级分析人员的良师；他们是由情报局
有争议的国家评估室主任舍曼·肯特领导的。阿博特·史密斯是他的继承人，
还有卢埃林·汤普森大使和一度当作中央情报局长候选人的威廉·海兰等人。
这老一代的情报分析家，严格遵守正直原则，而且坚决相信国家的未来有赖
于自己的忠诚。肯特对古德曼有特别深刻的影响。正是像肯特和汤普森这样
的人，在华盛顿决策人物当中树立了情报局的信誉，而且是因为他们，中央
情报局的苏联问题专家们知道他们的意见在政府的一些委员会里是举足轻重
的。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传统是根据舍曼·肯特的竞争观点的哲学，于五十年
代建立的。肯特决定，中央情报局需要三个独立的情报分支，各自拿出自己
的成果，代替一个包罗一切的研究机构，就像情报部1975 年以后的那种情
况。没有一个官员被赋于提供政治情报的全面责任。这种机构鼓励不同意见；
有些人认为，这实际上使中央情报局免受以麦卡锡时代为特征的种种迫害所
造成的破坏。“我们基本上是不能批评的”，一位退休的分析人员解释说，
“因为没有人能够宣称我们是一个派别。有时候，我们就一些最简单的问题
无休止地争论。我们提出过分歧的看法。这是一个广为公开的过程。”
到六十年代中期，肯特的三个机构——国家评估室、高级研究班子和当
前情报室——组成了中央情报局的大脑。任何提出独特的透彻见解的人，都
受到尊重，有时甚至把他看作名人。对古德曼来说，就是这种方法使他得到
高级官员们对他的工作的日益尊重。他们赞赏他的能力，容忍他的智力上的
怪癖，以及有时候在绝大多数的不同意见面前他那种坚持一种立场的令人不
愉快的习惯。对他的同事们来说，同样明显的是，他是有高度原则性的，而
且要求扎实的、有根有据的资料支持任何主张。
古德曼进入中央情报局，比另一个新面孔的苏联分析人员罗伯特·盖茨
从威廉与玛丽学院毕业后来到中央情报局的时间早几个月。两个人成了朋
友，形同手足。他们都要使中央情报局得到发展；他们对对外政策问题都有
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涉及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但是，他们俩人终于走上了
不同的道路。古德曼留在情报局，走上直线的职业道路，通过各种工资级别
往上爬，职位和任务不断上升、增多。另一方面，盖茨却离开了情报局，终
于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助理，在那里他遇到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西贡的陷落对古德曼和盖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古德曼来说，美国在
越南的冒险是一幕人类的悲剧，一场对外政策的灾难。他认为，美国未能理
解越南人民的抱负，他因此深受影响。他深信，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和反殖
民主义运动激发了越南革命。他争辩
说，这场战争不是苏联寻求世界统治的一部分。
盖茨持不同看法：他相信苏联的扩张政策推动了越南革命；苏联就是越
南武器的主要供应国。他的论点以不容争辩的证据为根据：因为苏联支持了
北越，美国才被迫支持南越。
分歧反映了：在中央情报局内，对苏联政府促进和资助第三世界反美革
命的能力存在深刻的分歧。一群人由日益固执己见的古德曼领导，相情苏联
无能力支持并维持一项在第三世界进行扩的政策。反对的一群人的智能宗师
是盖茨，他们相信，美国从越南的屈辱性撤退，给苏联人以空前的机会去利
用美国的弱点。这种看法建立在这种充分证实的信条上：美国的力量遏止了
共产主义的侵略，而美国的军事上的软弱鼓励了苏联的扩张。
在西贡陷落后的几年里，一连串摇动不停的余震，冲击了整个情报部门。
美国从东南亚撤退不到一年，发生了第一个事件，当时安哥拉爆发了内战。
关于苏联在南非的图谋性质的争论，使情报部丧失了为礼仪和学术上的准备
而很好建立的信誉。当福特政府决定中央情报局应当悄悄运送武器支持安哥
拉反政府力量处于萌芽状态的斗争时，这仲争论加深了。国会由于担心美国
进一步卷入一项正在失去的事业，而且关注美国经济的衰落，阻止总统不去
促进这场秘密战争，停止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
中央情报局内部关于美国在安哥拉的作用的辩论，由于古德曼和盖茨成
了对立观点的倡寻者而更加充满怨恨。日益明显的是，标志着情报部和行动
部早期存在不同意见的激进派对缓和派的分歧，现在使苏联分析人员产生不
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教条，正受到由古德曼领导、虽小但是音调很高的
集团的攻击。古德曼对苏联为了扩张而支持海外冒险的能力提出质疑。中央
情报局的一份报告甚至指出，当时在苏联政府内部发生了关于安哥拉的辩
论；那里的改革集团争辩说，苏联再不能负担这种大规模的对外干涉了。当
苏联人决定用古巴军队作为他们在安哥拉的替罪羊时，这种观点得到更多的
支持者。人们认为，这是莫斯科的冒险者和毁谤他们的人们达成妥协的证明。
盖茨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观点对苏联人有利；克里姆林宫不过是要中央
情报局相信苏联逐渐衰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