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第三章称此人为情报部副主任。——译注）、情报部主任约翰·赫尔杰.6
入侵之后不久，中央情报局举行了一次关于伊拉克核能力的椭圆形办公
室特别汇报会，报告说侯赛因只要再过两年就能发展核武器了。对于政府官
员们来说，这次特别会议是一个里程碑。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这次情
况简介改变了总统和他的助手们对海湾危机的看法，解放科威特是远远不够
了，萨达姆也必须推翻。”
中央情报局还处理与伊拉克前盟友——苏联的情报联络的一切行动，它
劝使一位苏联高级官员把他的国家与伊拉克签订的军事转让协议送给美国国
防部看。这位苏联官员由两名中央情报局安全官员陪同于8 月底无声无息地
溜进了五角大楼。
情报局在欧洲的工作也非常有价值。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访问了成百上千
个曾经在伊拉克境内工作过的工程师、科学家、建筑师、承包商和企业家。
德国公司提供的信息最多，包括伊拉克主要设施的蓝图。在埃及，中央情报
局特工们追踪到他们的最重要的业务联系人之一，他为他们提供了伊拉克国
防部的设计图。（他告诉他们，要做的关键事情就是在国防部的四楼引爆一
颗炸弹，那里的房间里装有指挥部的计算机。）在战争开始的几小时内，伊
拉克国防部成了美国攻击机的第一批目标之一。
在两个月之内，中央情报局官员们已经把伊拉克的弱点编为分类目录，
他们还相信他们已经弄清楚了在战争中侯赛因如何计划保持对他的部队的指
挥和控制。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在这样一种设想下向前开展：即，任何战斗的
开端都会以空中轰炸伊拉克军事资源为特色；虽然以何者为目标将由美国军
方决定，而那些决定的基础将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数据记录。前国防情报局局
长伦纳德·佩罗特斯将军解释说：“我深信，我们在那边的有利条件之二，
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有非常非常有效的情报能力来帮助我们确定
目标。在固定不变的意义上说，我不相信还有一个主要目标是我们未曾命中
过的。”
为了准备对付伊拉克的防御，中央情报局特工们被派往法国，向伊拉克
的第二个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了解关于伊拉克武器、精密度和部署的准确信
息。法国人给了美国有关幻影式F—1 战斗机、飞鱼导弹雷达系统和法国制造
的攻击型直升飞机的详细信息。中央情报局的技术人员还帮助美国卫星定
位，以严密监视伊拉克关键的军事编队和军事基地，从而可以提供关于侯赛
因的主要武器的精确的计数。到了11 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相信，他们
对伊拉克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能力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他们标出了工厂和贷
车编组车场，在战争开始阶段，如果把工厂和车场毁掉，将会抵消那些武器
的效果。中央情报局帮助国家安全局部署最重要的、秘密的雷达装置，帮助
追踪伊拉克的领导层。他们使用了3 个高度灵敏的被称为象耳的接收器（每
个都有一个足球场般大小），用以验明伊拉克的指挥“中心点”和截取从巴
格达发往战地指挥官的信号传递。
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功绩是决定性的、有意义的，但在华盛顿它的公开
行动似乎踌躇不前、摇摆不定。在椭圆形办公室，这样明显地缺乏热情给情
报局带来麻烦，那里重视政府异口同声地谈话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12 月早
期是最明显的了，那时正是关于今后在波斯湾的行动的公开论战的高潮。有
报道说，布什总统断定8 月份对伊拉克实施的经济制裁会迫使侯赛因撤出科
威特。当韦伯斯特在一系列关于波斯湾危机的意见听取会上在众议院军事委
员会面前作证时，中央情报局就把它自己放在了辩论的中心。韦伯斯特颇有
信心地预言，过些时候，制裁将会迫使伊拉克的军事机器瓦解。韦伯斯特出
示了一份伊拉克工作组写的详细的统计分析，包括附带的信息：伊拉克的食
品和石油的贮存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韦伯斯特关于制裁效果的证言，不论是公开的还是关起门来说的，似乎
都很乐观，因而它鼓舞了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莱斯·阿斯平，他的结论是：
中央情报局相信美国的经济禁运可能迫使侯赛因撤出科威特，如果给以足够
的时间去实施。阿斯平在12 月21 日发表的报告中写道：“在伊拉克贸易方
面的禁运基本上是全面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法官对委员会说，
制裁已经切断了90％以上的进口和97％以上的出口。”
将近一个月以后，在参议院关于战争问题的历史性辩论前夕，韦伯斯特
的证言成了紧张调查的焦点，由于民主党人指责他对制裁改变了立场。参议
院辩论开始前的24 小时，韦伯斯特写了一封信给阿斯平，那封信“澄清了”
中央情报局早些时候的立场。中央情报局局长写道“光有制裁不能”迫使侯
赛因从科威特撤军。国会议员们被这个反应的时间选择所激怒了；评论家们
指责韦伯斯特在使情报政治化。
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还击了评论家们。中央情报局发言人曼斯菲
尔德说：“你们必须去仔细看看原始的证言，法官从来没有说过光靠制裁就
能把事办成的。”曼斯菲尔德是对的，但只在一点上，因为韦伯斯特的“澄
清”时间选择得太糟。它是在阿斯平已经发表了他自己的结论的3 个星期以
后才发表的。不管韦伯斯特是否打算这么做，看来似乎中央情报局坚持支持
总统，似乎兰利是白宫的俘虏。
关于制裁的争论起了使中央情报局士气低落的作用，那里的分析家们怀
疑韦伯斯特作为一位可靠的独立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行使其职责的能力。他们
相信，他把人们认为他能办好的一件事给弄坏了。他的受到高度赞扬的、在
华盛顿政治群体中运转自如的能力现在受到了怀疑。情报局的国家情报委员
会负责人弗雷茨·厄马思就是他的贬低者中的一个。厄马思是一位地位很高
的官员，他被韦伯斯特的出尔反尔震惊了。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局长不能告诉
阿斯平，就说他坚持他的早些时候的证言呢？他同一位同僚。厄马思是根据
个人的了解说话的，由于他是中央情报局内部关于韦伯斯特给阿斯平的原始
证言的辩论中关键的官员。在整个12 月份，厄马思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制裁
不会起作用，并且有好几次试图说服韦伯斯特使他相信，但是，失败了。随
之而来的1 月份的灾难性怪事本来是根本的不需要发生的，只要中央情报局
局长曾经听信过情报局一流专家们的意见。
当时，一位国务院高层官员说：“最初韦伯斯特错解了情报，应该加以
改正，他的可靠性被非常严重地损害了。而中央情报局，不管它在这场危机
中是如何地挺起腰杆，不管它的功绩如何，现在是士气十分低落了。”
众议员阿斯平发表他关于制裁的报告几天以后，李洁明大使到白宫去拜
访他的老朋友乔治·布什。这是一次社交性的访问，稍微掺杂了一点正经事。
会晤是于一个冬季的下午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布什向李洁明亲切地问
好，然后请他坐下。当他们讨论到波斯湾的形势时，李洁明报告说，在支持
美国反对伊拉克的行动中，中国人一直非常合作。布什微笑和点头表示赞许。
李洁明说完了，布什问他是否还愿意当大使。李洁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为
自己说项了。他说，到4 月底，他想再被委派到华盛顿来，用为那时将是他
在中国的第二年的末尾。至于他的下一个职务，他想，要么是中央情报局一
个高层的位置，要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高职位。布什点点头，眼光闪了
一下。他脸上的微笑展开了，他说：“你应该去拜访一下蔡斯·昂特迈耶，
我想我们有些东西给你。”
李洁明被布什的含糊的回答所困惑。离开椭圆形办公室之后，他走进通
往昂特迈耶办公室的大厅。作为白宫人事室主任，昂特迈耶似乎非常忙，但
是这一天当他站起来向他的不速之客问好的时候，他很高兴见到他。他奇怪
地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李洁明解释说，他只在华盛顿呆很短时间，
他想他可以顺便看看总统。然后，他详细叙述了布什对他说的话。李洁明问：
“你知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昂特迈耶真地感到迷惑了，李洁明在与总统
谈话以后还必须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他轻声地笑着回到他的办公桌旁。他回
答：“你将要获得一个职位，工资级别比我高得多。”
李洁明离开了白宫，他被担任中央情报局最高职位的挑战引起了兴趣。
他曾经和几个在兰利的老同事接触过，知道韦伯斯特有些问题。现在，他思
想里没有怀疑了：布什打算换局长，而他相信李洁明可以干这项工作。但是，
李洁明自己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当一名政府雇员已有许多年了，而且充满压
力的中央情报局的职务将把他从他妻子和长大了的孩子们身边拉开，其程度
甚至比以前更甚。那个职务除了工作就没有别的。他摇摇头以清除疑虑；他
爱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几天以后，李洁明回到中国去了，继续担负起他的大使的责任。3 个星
期以后，在1 月16 日的夜晚，美国发动了“沙漠风暴”行动。
在华盛顿，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对许多人来说，战争
开始的时刻必然会带来失去的机会的痛苦的回忆。例如，一些前里根政府的
官员们被激怒了，因为现在美国竟然发现它自己在科威特边界线上面对着萨
达姆·侯赛因的部队。他们深信当前的危机根本不必要发生——只要罗纳
德·里根、乔治·布什和其他许多外交政策官员们在1982 年时曾经注意到他
们关于那个伊拉克独裁者真实意图的警告。
15
巴格达站
1982 年2 月一个刮大风的日子，一架私人客机从巴黎降落在安曼的国际
机场，滑行到距现代化的主要的旅客集散站约一百码处。许多官员在等待旅
客们下飞机，然后陪同他们走到等在一边的汽车旁，乘车进城去会晤约旦国
王侯赛因。飞来的最重要的乘客是威廉·凯西，他携带着他自己的棕色公事
皮包，穿过柏油路。没有记者在场向他大声提问；这是一次机密的访问，是
新的里根政府的短短历史中曾经进行过的最机密的访问之一。
凯西降落后数十分钟内就同侯赛因国王私下会晤，然后他被领到一间布
置华丽的房间，同一位高大的穿一身灰衣服的名叫巴尔赞·易卜拉欣·哈桑·提
克里蒂的伊拉克军官握手。他是伊拉克总情报处（伊拉克的中央情报局）的
头儿，碰巧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的讨论很有礼貌，虽
然没有任何坦率热诚的暗示。凯西的陈述是生气勃勃的：美国关心伊拉克于
1979 年开始的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凯西说，美国想同伊拉克人建立一种情
报联络关系，从而可以弄清楚巴格达能够保卫自己反抗伊朗的进攻。他概略
地叙述了那个计划的细节。
凯西特别关心伊拉克南方前线的军事形势，伊朗的坦克部队部署在那
里，准备乘机利用伊拉克的关键性弱点。他展开中央情报局的手绘伊朗和伊
拉克的部署图，并解释美国专家们认为伊朗军队将如何反击伊拉克的军事行
动。他的陈述是符合事实的、不动感情的，但他的言辞的着力点是清楚的：
美国担心伊拉克正处在一场重大的军事失败的边缘，它的防御战线拉得太长
了，伊朗的步兵师可以猛力通过这些防线直抵巴士拉。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对
于巴格达政权将是灾难性的。
在华盛顿，情报官员们和外交政策专家们等待着会晤结果的消息。凯西
的使命是在一种不断增长的危机的气氛中最后才凑起来的。情报界只是最近
才得到伊朗的可能的军事胜利的证据，又花了一段艰难的时间去说服它在中
东的朋友们，使他们相信萨达姆·侯赛因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虽然如此，
凯西在巴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等待侯赛因将派一位代表同他会晤的回
音。谈判不是容易的。计划好的访问的中间人包括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沙特阿
拉伯国王法赫德，他们曾经向伊拉克领袖保证，美国有他应该听取的重要信
息。在初步同意会见美国代表之后，侯赛因又反悔了。他告诉侯赛因国王和
法赫德国王，他就是不信任美国人。跟随而来的是一个星期的反复消除疑虑
的工作。最后，访问进行了，巴尔赞被派到安曼。
对凯西来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危险的旅行，特别由于美国和伊拉克没
有外交关系。自从1967 年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以后，13 年来这两个国家彼
此对话要跨过一道误解和不信任的鸿沟。在这期间，伊拉克已经成为苏联在
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盟友；苏联把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和技术输送到巴格
达，还派遣顾问帮助这个政权制订它反对伊朗人的战略。但是，苏联人没有
美国人拥有的那些技术，而且，显然没怎么想到伊拉克正面临一场政治和军
事灾难。
凯西和提克里蒂的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然后，那位伊拉克情报官飞往
巴格达向他的领导人汇报会谈的结果：美国和伊拉克有了一项新的协议。他
们将共同使用有关伊朗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将派遣一组专家到巴格达来帮助
战事。
会谈结束后不到两个小时，凯西通过安全的通讯联系向华盛顿报告他的
使命成功了。几个月以后，又增派了两名官员包括一名高层中央情报局官员，
再次来到中东。这次他们是直接抵达巴格达。美国人带来了一套新的伊拉克
和伊朗军事部署图，它们是由情报界的一些军事专家细致地按比例绘制的。
除了巴尔赞以外他们还会晤了萨达姆·侯赛因，此人仍然怀疑美国人想帮助
他。但是，在看了中央情报局绘制的图以后，他改变了他的想法。数小时后，
美国官员们回到巴格达机场，返回安曼。监视着这次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
们非常高兴。中央情报局和伊拉克的新的情报联络关系按计划建立起来了。
然而，在里根的白宫，几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则产生忧虑。这些评
论家担心美国正帮助在中东培育一个新妖魔，这个怪物不可避免地会反过来
用它获得的那些武器来对付它的主人。他们认为，美国正在玩火。这些意志
坚强的分析家们之一就是霍华德·泰切尔。
在围绕着伊朗反对派事件的宣传迫使他退出政府以前，泰切尔被认为是
华盛顿的第一流中东问题专家之一。在里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职以前，他
在雾谷和五角大楼的一些岗位上，就以坚持己见的中东问题评论家而闻名。
他的文静、理智、自信的风格使他成为里根政府中一个特别有引吸力的人物，
在那里保守派靠把他们的特定观点推向极端的手段来控制政策讨论。他成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在那里，他的仅仅可以听得见的陈述使
全场安静下来。泰切尔是事物进程中的一个刹车，一位爱反复思考的知识分
子，他信奉保守的议事日程，而这种信奉中又揉合了他的信念：比起意识形
态来，政策更是政治需要的产物。一位同事说：“保守，是的，他是保守，
但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不是从这三个字的正规意义来解释的那种理论家。霍
华德是个独特的家伙。他全心灌注在中东问题上。”
贬低他的人则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那个矮小、秃顶、紧张、
经常急躁的中东问题专家，是里根政府中一个明显的亲以色列派的领导人之
一。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泰切尔深信，以色列人是我们在那个地区
的唯一的朋友，我们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可能去支持他们。他倾向于把任何对
以色列的威胁都看作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那就是他如何看这个世界的。”
泰切尔作为一名反对侯赛因的强硬路线的坚持支持者和作为一名美国—
以色列坚强纽带的拥护者的名声是在1979 年显露出来的，当时他为五角大楼
写了一份关于伊拉克的50 页的论争性的评估。用泰切尔的话说，那份仍属机
密的研究“充满了事实与分析”。可是，他的最亲近的合作者们说它是一种
对美国—伊拉克关系的惊人的、论争性的、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先见之明的
见解。在叙述的一个关键部分，泰切尔预言“在9 个月内”侯赛因将发动与
伊朗的战争，为了使伊拉克成为最强大的中东产油国。泰切尔以具有不容置
疑的说服力的措词摆出了他的观点。事实上，这份文件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
以致它在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写字台上告终，布朗仔细地阅读过但否决
了它的结论。后来，泰切尔用平淡而尖锐的措词来刻划布朗的评论的特点。
他引用布朗的话说：“他们（伊拉克人）不是你所认定的那样的卑鄙家伙。”
至少在一个方面布朗是对的：泰切尔的尖锐措词毫不婉转。一位五角大楼的
分析家回忆说：“霍华德说萨达姆是个疯子，必须不借任何代价去制止他。”
泰切尔回答：“我争辩说，伊拉克正在欺骗我们，隐瞒他们的真正意图。
他们正卷入一场与伊朗的对抗，表面上是抑制霍梅尼政权的激迸主义。在我
看来，他们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表明他们正企图确立他们自己为中东的主要
阿拉伯强国。”
泰切尔的文章充满了统计数字，它们使人联想到伊拉克正致力于一个军
事扩张的危险计划，它的目的既是威胁伊朗也是恫吓以色列，最后打断美国
在中东的影响的脊梁骨。泰切尔认为，在许多方面，伊拉克的兴起只能导向
萨达姆·侯赛因同美国之间的对抗。他说：“在国家安全机关里，我们有不
少人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知道迟早萨达姆将面对我们的。”
当泰切尔作为一名近东和南亚的专家参加里根的小组时，他发现了一批
有同样想法的分析家，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治和军事事务负责人唐纳
德·福蒂埃。泰切尔和福蒂埃同儿个中层的辅助官员结成了联盟，其中最值
得注意的是奥利弗·诺斯，他把伊拉克看作一个顽固守旧的恐怖主义的国家，
这个国家会不择手段地使美国丢脸。诺斯把以色列看作是一个反对伊拉克独
裁的堡垒，对每一个愿意听的人吹捧以色列的美德。由于他多次在制定反恐
怖主义活动计划中与以色列人密切合作，他对他们的钦佩加深了。诺斯对以
色列的崇拜的态度与他对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阿拉伯语学者们的看法相对
应，他把他们看作是他称之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它欣赏在我们和以
色列人之间可以培育起来的任何对抗。”他说，形成这种态度的原因，“是
由于在国务院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勉强隐藏着的亲阿拉伯倾向，我并非第一
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我认为，另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政府中有一
条根深蒂固的反对亲犹太人主义的条纹。许多中层政府官员——不仅是在国
务院——都是美国高贵的大家庭的子孙，在那些家庭里，一种斯文的、谨慎
的反犹偏见经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很清楚，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是伊拉克的主要敌人，在世界范围内以色列
是侯赛因的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里根政府就职之后不久，以色列的关于伊
拉克意图的论据在国务院和白宫占了上风，但只是因为当时国务卿亚历山
大·黑格坚持了以色列的立场。他说服里根允许以色列海运高技术武器到伊
朗的阿巴斯港，明知道这些武器将消耗在两伊战争的战场上。1981 年6 月，
以色列用美国造F—16 在奥希里克袭击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美国对此保持缄
默，这也由黑格的影响负责。
到了1982 年早期，伊拉克的军事地位退化了，从而在里根的白宫内部，
泰切尔、福蒂埃和诺斯关于伊拉克的看法被忽视了。最后，在国家安全工作
人员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官员们相信，在那个地区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来自
伊朗，1979 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德黑兰的亲美政
府。美国担心伊朗是有理由的，在卡特政府末期伊朗扣留52 名美国人质达
444 天之久，并且继续给美国政府贴上“大撒旦”的标签。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官员们特别担心，自从1980 年侯赛因入侵一直不停地打到现在的两伊战
争，其结果很可能是巴格达政权的失败和在波斯湾建立一个什叶派原教旨主
义的国家。最初美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整个1981 年，伊拉克军队在一系
列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是到了1982 年2 月，形势正在变化。
那个月，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收到一系列关于两伊战争的情况简介，它
们使华盛顿的外交机关的上层感到寒心。根据中央情报局军事专家的说法，
伊拉克在伊朗南部的进攻停下来了，它的军事队形拉得太长而且领导不力。
战争正在变成一场屠杀。凯西被告知，伊拉克的联合库尔德武装在北方反对
德黑兰的企图也失败了。简单地说，伊拉克已经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在将
近一年的防御战之后，伊朗准备反攻了。萨达姆·侯赛因处于困境中。
凯西很快就行动起来，他建议美国与巴格达建立情报联络，派一位美国
高级官员到伊拉克首都会见侯赛因以便商谈此事。罗纳德·里根很快就接受
了他的建议。伊拉克人则不同。侯赛因说他不需要会晤，他不信任美国。只
是在一系列与约旦国王侯赛因、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举行的电话会议以
后，他才软下来。于是，凯西和提克里蒂在安曼会晤。现在，情报官员们说，
那以后的去巴格达的代表团是由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和中央情报局官
员伯特·邓恩（当时任近东处负责人）率领的。
但是，中央情报局两次使命的成功对于改变军事实况的作用不大，而中
央情报局分析家们所作的令人沮丧的2 月预言却证明是灾难性地准确的。3
月中旬伊朗的一次进攻，以侯赛因军队的大败告终：伊拉克士兵死亡1 万人，
伤15，000 人，另外15，000 人当了俘虏。伊拉克两个装甲师被消灭；320
辆伊拉克坦克被毁；350 辆坦克被缴获。大量的侯赛因部队被推回到阿拉伯
河彼岸。伊朗损失是死亡4，000 人。这次战斗是战争中最野蛮的，但最重要
的是，伊朗人打得顽强打得出色，把第一个年头他们所经受的一系列令人沮
丧的失败完全颠倒过来了。
坏消息接着来：尽管中央情报局尽了最大的努力警告侯赛因他必须集中
力量组成更有效的防御，伊拉克部队的编队仍然易于受到伊朗的攻击。萨达
姆·侯赛因对战争的个人领导起了很坏的作用，如取消他自己的军事指挥官
的决定而发出相反的命令，或命令部队投入急匆匆的未准备好的进攻。4 月，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告诉凯西，一大部分伊拉克的武装部队面临全面崩溃
的危险。主要证据是一系列部署在战略城市霍拉姆沙尔附近的伊拉克军队的
卫星照片，那个城市距伊朗—伊拉克边界只有几英里。城外，35，000 伊拉
克军队差不多被大约总共7 万人的伊朗部队包围，伊朗部队还得到200 辆坦
克和密集队形的炮兵的支援。霍拉姆沙尔的陷落将使伊拉克的什叶派控制的
南方诸省敞露在伊朗的全面进攻之下，这场进攻将横扫一切直至巴格达。伊
朗将会很容易地挑动伊拉克什叶派多数的反侯赛因的感情，使他们转而反对
逊尼派控制的政府。
中央情报局过高地估计了伊朗进攻的冲击力，但也不算太过份。在霍拉
姆沙尔一役中，伊拉克损失了12，000 到15，000 人。它的大部分部队都匆
忙地、但有组织地往北撤退，它们的防御阵线动摇了。巴格达政权进一步接
近失败：伊朗军队距巴士拉13 英里，而伊拉克的战事又使它的社会变得虚
弱。百分之四十的男性居民被源源输送到通往巴士拉的唯一道路上，工业和
制造业的生产都停顿了。库尔德造反者意识到伊拉克的部队铺得很长很单
薄，如果他们在某处推动一下，这个政权就要垮掉，于是他们在北方向侯赛
因的部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伊拉克南方前线接二连三的军事惨败，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美国产生了
严重的反响。6 月，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企图充当中间人来谈判停战的条件，
其中包括以一个代表伊拉克所有主要政治派别的委员会取代侯赛因。在此期
间，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开始考虑它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最后步骤来挽救巴格
达政权免遭失败。情报和外交政策官员认为，他们已经作出的努力——不仅
是2 月开放，还有把伊拉克从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的名单中去掉（从而
允许美国尖端技术公司和伊拉克做生意）——来得太晚，不能扭转冬季和春
季的大规模失败。
1982 年暮春，凯西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决定扩大与侯赛因的正式联络关
系，希望以此来影响他的政府采取新的激进的步骤来恢复他的几乎不可能的
军事地位。为了实施这项创议，首先在6 月初凯西就收到了一系列有关伊拉
克在军事上易于受到进攻的弱点的新的评估。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再次预言
巴格达政府濒于垮台，要么是直接被霍梅尼的革命卫队击败，要么是由于国
内什叶派叛乱。形势比以往更糟。许多小队的伊朗士兵已经在伊拉克的防御
工事上炸开了许多大洞，使得事情更糟的是，什叶派暴动的烈火燃遍了卡尔
巴拉、巴士拉、希拉和纳西里亚。情报局的第一流专家们报告，通往巴格达
的道路实际上是敞开的。侯赛因的军事指挥官或是故意地把政权置于危险之
中，或是太无能因而不能提供一种恰当的防御。
凯西和里根再一次行动起来以扭转危机和挽救伊拉克。他们同意扩大情
报联络关系，包括向侯赛因提供关于伊朗军队位置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
1980 年10 月卖给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机上得到的。中央情报局还派了一个情
报官员特别小组去帮助侯赛因筹划他的军事防御，同时在巴格达总统宫附近
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情报站。这一次，那位伊拉克领袖听信他的美国朋友了，
他把指导战争权交给了他的职业军人，并着手解决了他的库尔德敌人的关
系。
按照一些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说法，当时罗伯特·盖茨、理查德·克尔和
托马斯·特威腾负责监督计划的实施，但它的日常工作则牢固地掌握在伯
特·邓恩手里。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最初安排仍然在适当的地位：约旦和沙
特、阿拉伯的领导人继续担保美国的善意努力，并保证给巴格达政权以新的
支持。侯赛因还在其他方面得到帮助：自1967 年起设置的贸易屏障被消除
了，做工作使伊拉克从其他国家贷款的请求能够被接受。里根政府的官员们
后来声称这是一次真正的“交换”：作为美国在战争中给予的帮助的交换，
侯赛因向美国人提供中东恐怖分子的信息，把阿布·尼达尔赶出巴格达，提
供关于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影响的信息，共同使用关于伊朗的情报报告。
为了强调美国的好意，中央情报局还介绍了一些方法，使用这些方法，
伊拉克军队可以最好地反击伊朗的行动。他们的信息震惊了侯赛因：美国的
情报是惊人地准确和详尽。看来，关于战场上的形势和他的国内正在发生的
事情，美国知道的比他知道的还多。美国关于南方什叶派叛乱的信息也十分
出色。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是成功的。1982 年6 月，侯赛因着手对他的政权进
行一次彻底大检查，撤换了一些关键性的内阁成员，用经济的和政治的专家
们来取代吹牛拍马者。他还更换了一些军事指挥官，并且命令他的大部分军
队从伊朗作战略撤退，以支持他的巴士拉周围的防御战线。从那时开始，伊
拉克将在它自己的国土上打一场防御战。侯赛因政府也停止宣布战争死伤人
数——它太令人沮丧了。
1982 年夏季，在几次伊朗的进攻中，伊拉克打退了伊朗大规模的地面攻
击，这些攻击如果得逞，无疑就会成为巴格达的灾难。最危险的挺进，霍梅
尼的革命卫队已经到了巴士拉以北5 英里处，就在巴士拉通往巴格达的公路
上。但是，他们的每一次攻击都被部署得很好的伊拉克炮兵师阻挡住。实际
上伊朗军队是被突如其来的配合得很好的伊拉克炮兵群所屠杀。三个星期他
们每天损失7，000 人。伊拉克的损失不到伊朗损失总数的十分之一。伊朗人
从来没有突破过。到了8 月初期，被攻击的死伤惨重弄得气馁和筋疲力竭，
他们撤退了。他们占了一小条伊拉克的土地，10 英里长3 英里宽。嗣后两年，
战争处于停顿状态。
罗纳德·里根再度当选总统之后不久，就扩大了美国—伊拉克的关系。
总统扩展了外交关系，并在华盛顿接见了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
巴格达派了它自己的大使驻华盛顿，他是伊拉克总统的密支尼扎尔·汉东。
不久，汉东就成了华盛顿社交圈子里一位熟悉的人物。对于巴格达政权，他
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泉，他深知里根政府担心在两伊战争中伊朗人会打败侯
赛因；在美国一伊拉克情报交换中，他是一个可信赖的中间人。在这种关系
的某个阶段，汉东甚至特地宴请当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
一个非官方的伊拉克暗中游说活动在华盛顿开始了。它得到了一批值得注意
的追随者。
白宫还在其他方面迎合萨达姆，把伊朗列入提倡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名
单，威逼美国的盟友停止运送武器往德黑兰，作为斯汤奇行动的一部分。但
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在巴格达重开美国大使馆，那里是中央情报局为保证侯
赛因的生存而制定的隐蔽活动计划的心脏。对于一些反对这种政策的白宫官
员们，这是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
霍华德·泰切尔恨恨地说：“这不是一种情报关系，而是一堆情报垃圾。
我们给伊拉克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防止他们被伊朗打败。我们看出了他们的
防御战线上的关键性弱点，我们知道伊朗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巴格达。我们
可以看到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国家在伊拉克的南部建立，这把我们吓得
要死。所以我们告诉萨达姆：‘醒醒吧，你的战线上有筛眼。’那就是我们
说的话。我们给他们战略上的忠告。我们救了他们。”
泰切尔证实，1982 年中央情报局秘密策划在伊拉克与伊朗的血战中向伊
拉克倾斜，但他的认证甚至更进了一步。他解释说：“我们通过约旦和沙特
阿拉伯送给他们信息以确立我们的真诚的善意，我们给他们高空的和电子的
信息——珍贵的财富——它向萨达姆透露了我们的情报能力的性质。”
泰切尔论证说，美国为萨达姆·侯赛因所做的事，甚至它为它的最亲近
的盟友也从未做过：它暴露了收集和汇报情报的来源和方法——兰利的秘中
之秘。他揭露：“凯西和他的高级助手都有牵连，最初是通过一个派去给萨
达姆送信息的代表，后来就通过驻巴格达情报站的联络官。”
泰切尔认为，整个美国政府都应该为扶植侯赛因而受到责备。他沉思地
说：“当时国务院的官僚被阿拉伯研究专家们所控制，当我们向伊拉克开放
时，他们就像粪土中的猪似的。对于叙利亚人，开放看上去像是坏消息，所
以那些阿拉伯研究专家认为现在我们也有了一根对付他们的杠杆。他们想，
结果（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将要改善同我们的关系。”
泰切尔、福蒂埃和诺斯为了那倾斜而责备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
格。诺斯曾经写道：“美国对伊拉克的倾斜和对伊朗的反感，是舒尔茨和温
伯格意见一致的少数几件事中的两件。”他挑选出舒尔茨并引用他说过的话
来谴责他：“‘我们不愿意看见’一切伊朗的胜利⋯⋯我们曾经蓄意地工作
来改善我们同伊拉克的关系。”泰切尔还说：“舒尔茨让他对恐怖主义的看
法来左右我们的伊拉克政策；一旦萨达姆说他已经驱逐了阿布·尼达尔，他
就没事了。”
1985 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的新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
兰加入了泰切尔、福蒂埃和诺斯一伙，他带到他的职位上来的是和他的那三
位同事一样的对以色列的支持。麦克法兰对美国向伊拉克开放也怀有深深的
疑虑，这疑虑和他对阿拉伯事务的缺乏了解结合在一起。他担心美国在那个
地区选错了盟友。他的一位老朋友戴维·金奇支持他的观点，此人是以色列
情报局前任副局长、以色列外交部秘书长。
泰切尔对于向伊朗开放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那是在1985 年，当以色
列人也就是戴维·金奇第一次同鲍勃（麦克法兰）打交道的时候。他向我们
指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伊朗是那个地区的关键，战略的关键。但是，这
次向伊朗开放不是一个以色列的计划；这是我们的计划。每个看地图的人都
能看出，伊朗是如何重要。”
麦克法兰把检查美国—伊朗关系的任务委派给福蒂埃和泰切尔，然后这
两个人接触了中央情报局管近东事务的国家情报官格雷厄姆·富勒，请他起
草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价”，题为《关于对伊朗的政策》。最后的评估认
为，有证据证明伊朗内部存在着权力之争，敦促美国帮助伊朗的温和派掌权。
格雷厄姆·富勒的1985 年“特别国家情报评价”在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是
最奇怪的文件之一。它只根据来自德黑兰的一些直接的当地情报，也没有行
动部的合作就发表了。一个月以后，接着而来的是制定正式美国政策的国家
安全决策管理局，它扩展了“国家情报专题评估”的许多论点：它复苏了华
盛顿40 年的担心，怕苏联在伊朗获得影响；它甚至建议，如果那个政权能缓
和它的观念的话，可以“在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基础上”增加武器贸易。更
为奇怪的就是，提出这个方案并非或很少依靠任何可信的情报信息。它是信
念的产物——而非事实。不仅在伊朗政府内部没有温和派，而且苏联对伊朗
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国家内的苏联的政治组织——图德党已不存
在；在中央情报局秘密地送了一份它的成员名单给毛拉们以后，这个党就被
毛拉们随随便便地屠杀尽了。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缺点，泰切尔仍然为“国家情报专题评估”辩护并且
赞美它的作者。他仔细地斟酌他的言辞，说：“富勒感到我们的政策很不对
称。他是一位战略性的思想家。他知道伊朗是十分重要的。”
泰切尔没有提到的是，富勒是美国政府内部亲伊拉克情绪的公开的批评
者。同时，富勒打消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对复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
富勒说：“在华盛顿有一种对伊斯兰教的真正本能的恐惧，它是与美国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