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第三章称此人为情报部副主任。——译注）、情报部主任约翰·赫尔杰.7
完全相异的一种力量，那才真地吓着了我们。”
富勒继续提出，亲伊拉克政策制定者们也许患了某种政治上的神经官能
症。他解释说：“五角大楼和别处的高级人员关心伊斯兰教，大大超过了他
们对共产主义的关心。它几乎是一种鬼迷心窍似的恐惧，导致我们这边产生
一种心理：你应该使用任何棍棒去打狗——去阻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前进。”
富勒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同事，对他在伊朗反对派事件中的作用仍持批
评态度，私下问他是否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轻蔑
地说：“格雷厄姆会相信别人告诉他的每一件事，只要那件事听上去是对的。
当泰切尔向他提出关于伊朗的想法时，他爱这个想法。对他来说，它是一幅
大油画。它是激动人心的。你看，那就是格雷厄姆；他总是试图提出那一种
能解决所有问题、能解释每件事情的理论。”
1985 年5 月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是可得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证
明向伊朗开放是用来与中央情报局对伊拉克的计划相抗衡的，而不是像后来
人们所说的那样，为在黎巴嫩被伊朗代理人所扣押的美国人质的获释奠定基
础。它和苏联或温和派毫不相干。泰切尔解释说：“我本人和许多别的人都
很关心，这次和伊拉克的情报交换，是一面易于滑跤的斜坡。我们不断供给
萨达姆战略性的信息，等于告诉他他需要做些什么来愚弄我们。我们不得不
提出一个与之起抵销作用的事物。”向伊朗开放是不是对中央情报局与伊拉
克的交易的一种反应？泰切尔回答：“那是你说的，我可没说。美国人必须
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我所说的就是请看事实。”
泰切尔的结论从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否定的反
应，他们对情报局秘密向侯赛因开放一事很熟悉。一位官员说：“那都是废
话！这个人（泰切尔）对阿拉伯人有成见，而他的上司（麦克法兰）例行地
残杀他们（指1983 年在黎巴嫩轰炸德鲁兹要塞一事）。这两个人只有中等智
力水平。他们不了解中东。他们观察世界的共同观点就是，以色列做的都对，
伊拉克做的都错。如果在伊拉克南部我们有一帮大嚷大叫的什叶派教徒代替
萨达姆·侯赛因，或者他们会更喜欢伊拉克一点儿。”
另一位情报官员说的更明确：“两个计划沿着两条不同的轨道跑。要害
在于，如果我们早一点儿知道，我们一定会试图阻止伊朗计划的创立。那就
是为什么它出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原因。
在此期间，中央情报局向伊拉克的秘密倾斜扩大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则
继续它向伊朗作的没有结果的主动表示。1986 年8 月，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
个安全的、高度复杂的电子通讯系统，它把华盛顿和巴格达直接联系起来。
两个月来，侯赛因政权通过巴格达站直接收到有关伊朗军事部署的海底电
报。这个联系系统还传送中央情报局关于伊拉克轰炸伊朗设施的评估。大部
分的分析是由巴格达站内部的一个特别小组作出的，这个小组能够向伊拉克
的军事指挥官们提供快速的情报，情报非常详细，令人难以置信地准确，而
且是蓄意要使侯赛因占伊朗上风的。根据一篇1986 年发表在《华盛顿邮报》
上的报道，凯西甚至在华盛顿会见伊拉克的官员们，以便弄清楚那个联系系
统运转正常，并且“鼓励更多地攻击伊朗的设施。”虽然白宫把提供给巴格
达的信息描述为“纯粹防御性的”，一位政府提供消息者说中央情报局的计
划是“一种玩世不恭的企图”要在两伊战争中“制造一个僵局”。一位政府
提供消息者会作出这样的评论，这件事表明那个计划在政府中造成的深刻分
歧。
自从《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它的1986 年报道以后，美国已经卷入“制造
一个僵局的企图”的概念很少被怀疑。事实上，情况从来不是那样的。里根
政府内部的亲伊拉克派，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亲阿拉伯官员们，对波斯湾
的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并不感兴趣——他们致力于伊拉克的胜利，并且正在
做着他们能够做的一切来保证这个胜利。与美国一伊拉克情报交易比较起
来，“武器换人质”方案只是一个很有节制的计划。它绝对不能保证伊朗的
胜利。历史提供了最后的证明。
1988 年初期，在一次由美国帮助设计和安排的计划得很好的复合军事行
动中，伊拉克军队在战略性的法奥半岛以压倒之势打败了伊朗军队。美国军
事专家们根据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信息画出了伊拉克军队的进攻路线，而伊拉
克的指挥官们为了这次猛攻已经在美国情报官员们关注的眼皮底下训练了一
年。只用了36 个小时那个半岛就被夺回了。伊拉克的胜利破坏了伊朗的士
气，带来了战争的实际上的终止。
伊拉克的压倒优势的胜利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提供给巴格达的情报升级
了，远远不仅是单纯地向侯赛因和他的军事指挥员提供手绘的伊朗军队部署
图。根据高级情报官员们所说，材料中包括“源于高灵敏度电子窃听和截取
的情报的长篇文字报告，和伊朗目标的图像侦察。”至少有一次，伊朗部队
位置的卫星照片被拿给侯赛因和他的战略计划制定者们看了，中央情报局官
员们也在场。尽管这些照片没有一张真正地送给了伊拉克人，上述举动也是
史无前例的。那些材料带有美国政府最高级的情报保密性。
泰切尔说：“我们的情报垃圾就是要使伊拉克获胜的，中央情报局把它
拥有的最好的货色给了萨达姆。当他们挽救了他的政权时，他们给他更多。
在伊朗问题上反对我们的那些人说，由于向伊拉克倾斜，美国的境况比较好
些了。”
泰切尔提出，美国的情报设备是如此灵敏，以致伊拉克也许能够“反制
造”它的军事防务，以保卫它自己的部队不受美国用来侦察伊朗的情报系统
的监视。1988 年以后，伊拉克人着手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规划，以加固
和隐蔽他们的指挥、控制、通讯系统。泰切尔所担心的事发生了：中央情报
局使伊拉克掌握了美国搞情报的“来源和方法”。泰切尔说：“关键是用于
通讯的安全陆上通讯线。”
泰切尔和其他人所描绘的图画，是一个由于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所扮演
的角色而产生严重分歧的政府的写照，是一个先被一批外交政策同党所操
纵、后又被另一批所操纵的木偶总统的写照。整个故事的轮廓只是还没有公
之于众——但是，至少对泰切尔和诺斯来说，最后的判断已经有了：中央情
报局和巴格达政权的关系说服了美国政策制定者，使他们相信伊拉克终于可
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盟友；这种关系也加强了萨达姆·侯赛因的信念，使
他相信当他在阿拉伯世界积聚更多的势力时，美国将袖手旁观。现在，泰切
尔暗示，在危险中的远不止是美国同伊朗或伊拉克的关系。实际上，美国的
整个中东政策包括它同以色列的战略关系都将受到攻击。
有人认为，中央情报局向伊拉克开放，其后果就是1990 年8 月的灾难；
对这些意见，前里根政府官员们则轻描淡写。例如：分管近东和南亚事务的
副助理国务卿爱德华·w·格奈姆捍卫里根一布什政策。他说：“作为一个具
有全球观点的强国，我们应该同处于那些地位的国家发展尽可能密切的关
系。萨达姆·侯赛因很可能需要发展同西方的更密切的关系，这是一种合理
的期待。”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理查德·阿米塔奇也否定了泰切尔的论点。
他对《纽约时报》说：“我们知道这不是妇女投票人联盟。”
事实是，从1988 年直到波斯湾战争开始，伊拉克军队经受了一个大规模
的计划，以便弄清楚如果发生战争它的主要通讯联系仍然保持畅通。到那时，
泰切尔已不在政府任职，由于他在伊朗反对派事件中的责任，他的事业短路
了。他的过去的同事们说，他是被清洗掉了的。
无论布什政府对软化萨达姆·侯赛因的激进政权抱有什么样的希望，8
月2 日它们都彻底落空了。一旦开始认识伊拉克的所做所为，白宫似乎就致
力于战争的途径，始终反对谈判解决危机的企图。中央情报局监听到一些企
图通过私下的和不完全私下的使者来调解对抗的幕后活动。一位前中央情报
局的高层情报官员就是这些使者中的一个，他在中东的经验被伊拉克的温和
派所用，这些温和派企图调解出一个从科威特体面的撤退。8 月底，这个消
息以备忘录的形式传递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手里。这笔交易提出以伊拉
克的撤军交换取消制裁、进入波斯湾两个岛屿的权利、缓和巴格达的财政危
机。很清楚，这项提议来自侯赛因本人。但是，因为白宫要求无条件撤军，
布什拒绝了这项提议。
几个星期以后，一种更重要更严肃得多的努力包含在侯赛因（他称他本
人为“两条河的国家中的巨人”）致伊玛姆教长沙姆斯丁·法西的信中，这
位教长是中东大的穆斯林神秘教派——泛神论神秘主义者的精神领袖，在该
地区有巨大的影响。这封信是侯赛因企图分裂美国—沙特军事关系的一次大
胆尝试，包括一项提议：以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交换沙特阿拉伯驱逐美国军
队的保证。然而，沙特人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这项提议，多半是由于它的尖该
的语言（侯赛因在提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称他为“说谎者胡斯尼”），也
由于他们害怕伊拉克的军事势力。这封信是如此唐突和片面，以致它使沙特
皇室受窘。
伊拉克—美国之间的最重要的幕后活动是由美国情报官和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在北非及欧洲的官员掌握的。在危机中，巴勒斯坦人也许变成最重要的
协商者了，即使侯赛因的入侵在巴解组织领导层引起了分歧。他门的内部争
吵是关于一件事，即一位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所说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对入
侵的“不成熟的”支持。阿拉法特受到一些他最亲密的同事的严厉批评，其
中包括阿布·伊亚德，他仍然是情报局在巴解组织中的主要联系人之一。伊
亚德对一位阿尔及利亚的记者说：“我不愿意我自己的事业同阿拉伯地区的
毁灭联系在一起。我们真正被夹在两处大火之间了。”另一方面，支持阿拉
法特立场的人认为，是美国“哄骗了”侯赛因使他搞起他的8 月征服的。他
们也担心血洗波斯湾，那将永远结束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祖国的愿望。在危机
的高潮时，巴解组织的发言人巴萨姆·阿布·谢里夫说：“萨达姆的军队里
这些人，他们杀起人来就像你吃小鸡一样。”谢里夫也许是提倡一种阿拉伯
人解决僵局办法的最能说会道的发言人了；他曾几次出现在美国电视节目
中，恳求美国给予时间让阿拉伯的领导者们协商一个伊拉克撤军方案，但是
他的公开的努力失败了。
私下里，伊拉克人、美国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主要接触点是一位与巴
格达有密切关系的欧洲商人；他的朋友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阿布·伊亚
德，他希望侯赛因将无条件地离开科威特。在1990 年12 月和1991 年1 月，
巴勒斯坦人和那位欧洲商人在欧洲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记录均送交国务院
官员们，伊亚德在描述那些会谈时说：“我们尽力而为，但是我们尚未发现
一个共同点。”正如以往的谈判企图，侯赛因想为他的撤军要回点什么，而
这种态度是白宫不能接受的。
就在看来伊拉克人在美国进攻以前不会撤军的时候，伊亚德仍然希望这
种巴勒斯坦幕后活动会成功。他吐露：“让我说，贝克先生似乎很赏识我们
在这个地区的工作。你从不知道。”
然而，所有通过这个途径进行调停的企图，在1 月中旬都最后结束了，
是时阿布·伊亚德在突尼斯被阿布·尼达尔安插在他的安全卫队中的一名枪
手所谋杀，阿布·尼达尔自己的恐怖主义组织是被巴解组织和中央情报局的
一个联合计划摧毁的。尼达尔终于向他的敌手复了仇，正如他说过他要复仇
的。一个血腥的时代。
所有的谈判都失败了，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加强了对美国主要使命的支持
——伊拉克的军事失败。整个1 月份，在这些政策讨论中，韦伯斯特仍是一
个局外人；他仍在企图恢复他于8 月份曾在白宫内部得到的那种高声誉，但
那已经被他于12 月作的关于美国制裁效果的蹩脚声明所降低了。当1 月15
日最后期限临近时，韦伯斯侍似乎茫然若失，不能确定他下一步的行动，并
且为他在布什国家安全机构内部的地位而焦虑。他不仅被排除在几人小组之
外，而且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他也被看作是愈来愈不相干的人物。
他遇到的最坏的事情发生在8 月下旬，他的忠实盟友、领路人、秘密工
作队伍的使者、行动部的负责人理查德·斯托尔茨宣布他将于年底退休。这
一着已经醖酿了很长时间了，但它仍然是一个打击。这个宣布也惊动了参议
院和众议院的两个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把斯托尔茨看作韦伯斯特的得力
助手。在美国国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中，韦伯斯特向两位委员会主席承认，斯
托尔茨的计划“像一个真正的打击到来”并且“对我们（中央情报局的人）
是一个真正的损失。”在行动部内部，人们接受这个宣布更镇静一些。行动
官员们说，斯托尔茨看上去是明显地筋疲力竭了，由于伊拉克危机，他投入
了使人劳累至极的时间，结果他的家庭生活也吃了苦头。他的一些同事回忆，
他已经厌烦了中央情报局；还说，在韦伯斯特任期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告诉
过韦伯斯物，两年以后他将离开了。
斯托尔茨确信，没有他韦伯斯特能够处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工作，他对
他自己的助手托马斯·特威腾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工作也感到满意，特威腾有
能力管理行动部的日常活动。在过去的两年里，特威腾给韦伯斯特的忠告是
非常宝贵的，在情报局内部他已经就座成为他的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像斯
托尔茨一样，特威腾对冒险不感兴趣，被看作一位保守的行动人员。可是，
不像斯托尔茨，特威腾是一位中东问题专家，正是情报局在以后的几个月里
所需要的。斯托尔茨认为现在是新的一代在七层楼上就座的时候了，他已经
准备传递接力棒。
12 月，在他的退休聚会中，斯托尔茨似乎特别被他的同事们的祝酒所感
动。并不仅仅是由于他正在结束一项很有用的事业，而且还意识到由于某种
原因中央情报局本身正在改变。老的守卫消失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正当
青春年少之时被吸收进来的青年男女，他们曾经组成情报局的第二代的核
心，如今已走到了他们事业的尽头。斯托尔茨、克拉里奇、乔治和一大批其
他人已经提供了一座必须的桥梁，从曾经在情报局创立的早年领导过它的老
战略情报局班底，过渡到一代新的更直言不讳的专家，他们既夸耀自己政治
上的老练，又夸耀自己作为校官的经验。情况好像是情报局本身在渐渐退休。
斯托尔茨是“靶子”明确的间谍战的一个象征——倒退到中央情报局集中主
要精力对付苏联威胁的日子里。现在，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中央情报局新一代的官员们反映了情报局新的高级三位一体——托马
斯·特威腾、理查德·克尔、“特德”·普赖斯——的态度，普赖斯已于早
些时候接替格斯·哈撒韦当了反谍报的头头，而且被内定为特威腾的助手—
—行动部副主任助理。特威腾的提升证明一个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不需要先当
一名大情报站站长或谍报官然后才能成为行动部的负责人。特威腾是情报局
首要的幸存者，他曾顽强地超过了他的竞争者而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最重要的
代言人之一。然而，他被提名为斯托尔茨的接班人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他对
行动部理想的绝对信奉。特威腾不仅保持了不受伊朗反对派事件的污染，而
且他还努力使兰利远离它的影响。
相比之下，普赖斯被看作是怀有一颗官僚主义的冷酷的心的情报局内勾
心斗角者。现在，他已经向上爬到了顶层，他显然感到他不再需要对正在退
休的一代官员们那么尊敬，像他在以前的许多次场合那样。在一位行动官员
的退休聚会中，普赖斯甚至都没有跨出他的办公室，尽管欢送仪式就在邻室
举行。这是老一代和他们的年轻接班人之间的裂口的标志。
普赖斯的态度是这新一代的缩影。他们自命比他们的前辈“专业化”得
多，他们说，前辈人把自己卷入了浪漫的异想天开——在欧洲、非洲、亚洲
到处跟踪克格勃官员们，并且通常和恶毒的人物“鬼混”。这年轻的一群声
称，这类举动往往以灾难告终，恰恰因为老一代人倾向于用简单的方式看世
界——像一场善与恶的争斗。情报局已经为这些过去的行为付出了很高的代
价，结果已经失去了华盛顿官方大部分的信任。
另一方面，老一代情报局人员经常批评年轻的官员们为官僚主义的纸上
谈兵者，说他们忽视了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但是，甚至他们也承认中央情
报局将被迫在一个较开放的环境里工作，恰恰由于他们过去的错误。变化是
不可避免的，即使它不受欢迎。
对于许多中央情报局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退休官员们来说，普
赖斯对那些仍在工作的他们的老同事的公开轻蔑，不仅是他缺乏礼貌的
标志，也标志着情报局的紧密结合的工作方式和它是一个：精锐群体的意识
正在遭到侵蚀。这些新的领导人不再是被爱国主义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所促
动的、有教养的、穿宽松裤子的知识分子，而是专家政治论者和组织者，他
们的行业专长就是猜疑，他们之所以能迁升高位，应归功于他们跨过他们的
同事们身体的能力。正如一位老情报局官员所抱怨：“这些新人是令人遗憾
地没有准备好去和九十年代的现实打交道。如果他们认为我们过去只和一个
国际敌人打交道很容易，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同整整一群敌人打交道的。”
然而，至少在1991 年敌人只有一个。
五角大楼把它的新军事主义称为常胜军战略，但是，它并没有什么“新”
的东西：内战时期，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和威廉·谢尔曼将军都曾使用过
同样的战术，当时他们在里士满和亚特兰大连连打击兵员不足的南部邦联军
队。他们率领的汹涌的潮水般的蓝衣士兵有时把名字用针别在制服上，预期
他们的阵亡。进攻总是很典型地以密集的炮火轰击为先导，有时炮击延长到
几个小时。当格兰特的军队最后向南部邦联的首都发动全线猛攻时，他们发
现的是空的战壕。联合部队为波斯湾战争所作的准备中的主要区别在于，在
最后的进攻之前，先有一个月之久的空中轰炸，那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
坏性的了。在24 小时之内，联合空军确实从天空把伊拉克的战争机器一扫而
光。
五角大楼的军事主义向中央情报局提出了独特的要求，它的任务是评估
联合部队的无休止的空袭的效果，从伊拉克军队和平民的士气到被摧毁或损
坏的军车的实际数目。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移动的每件东西都要计数，然
后再计数，再评估。任何移动的东西都被炸毁，如果它再移动，它就再被炸。
主要目标是原子能的和化学的设备、飞机场、指挥和控制的掩体，最后是伊
拉克军队本身。次要目标包括发电站、污水处理工厂、电话系统、通讯塔、
桥梁、铁路线。但是，给予中央情报局的最最重要的任务是评估伊拉克的制
造战争的机器——由侯赛因支配的部队运输工具和坦克——的数量和质量。
任何政府机构被轰炸所毁，中央情报局多半提供最保守的估计。到了2
月初，情报局估计伊拉克被炸毁的军用车辆总计为百分之十四——根据五角
大楼的标准，这个百分比是低的。在国防部流传着的笑话说，如果中央情报
局评估炸毁状况的官员们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一辆坦克的炮塔在河的一
边，而坦克的身子在河的另一边，他们就报告说那辆坦克被损坏了——因为
它还有一部分留在那里。根据一位国防情报局的情报官所说，中央情报局的
“疏忽错误”是“经常的和传奇似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受到责备，如果
我们进入那个地区突然遇到强硬的抵抗的话。”情报界的分析家们对这类指
责也有所反应，他们说，五角大楼的策划者们经常选错目标，摧毁伊拉克的
进行战争的能力、它的发电和石油工厂，而不是它的真正的军事构成。他们
论证说，在侵入以前，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伊拉克的电力被毁掉了，还有将
近百分之九十的它的石油生产能力也被摧毁了，而伊拉克的前沿部队——共
和国卫队的伤亡人数却比五角大楼策划者们所声称的要少得多。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高阶层的军事官员们就卷入了关于轰炸毁坏评估的
争论中；他们抱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太含糊，以致它们毫无用处。一位五角
大楼高级官员回忆：“到处都是防止误解的说明，因为中央情报局不能确定，
它的报告真是一点儿什么都没告诉我们。”有关评估的争论不同于在越南战
争中发动的有关情报的斗争，那时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经常指责他们的五角
大楼同行，说他们毫无根据地给人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在东南亚，结果是
中央情报局对了，五角大楼错了。现在，在波斯湾，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
显然记得那早年的教训并且相应办理。他们毫不动摇地争辩说，最好是可靠
一些、更确定一些，免得发现情况不是那样而浪费了美国人的宝贵生命。
然而，按照任何客观的标准都不可否认，中央情报局严重地错误估计了
伊拉克隐藏和发射它的活动的飞毛腿导弹的能力。就在联合部队的空中袭击
开始以后，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动了第一次飞毛腿导弹袭击，五角大楼对兰利
用高技术方法准确判定飞毛腿位置的无能感到非常灰心丧气，因此它派出搜
索机组进入伊拉克南部和西部，自己去寻找导弹的下落。中央情报局没有能
够获得导弹发射场地的电子踪迹，被认为是美国信号截取能力的一次故障。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首先情报局少算了伊拉克能够部署的导弹的数目（一位
情报分析家说：“大约相差三百。”）。它还低估了伊拉克在卡车上面安装
粗糙的但致命的导弹发射器的能力。军官们向新闻界发牢骚，为了搜索飞毛
腿导弹把空军的人力物力从其他目标上拿走了，最显著的目标就是巴士拉南
面的共和国卫队精锐部队。
在最紧急的事件中，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
军麾下的情报官员们就忙于进行一场关于轰炸效果评估的“长距离叫嚷比
赛”（某位军官的描述）。施瓦茨科普夫本人也加入了竞赛，他批评在沙特
阿拉伯的情报局情报官员们未能及时地把情报报告送给他的指挥官们。他的
主要抱怨（战后在国会听证会上又重述过）就是情报局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
东西，当它终于提供了一些，那信息已经过时了。中央情报局对那爆发不满，
拒绝改变它的保守政策。因此，施瓦茨科普夫自己的军事情报官员们依靠他
们自己的“瞄准器”情报报告，研究轰炸照片来判断他们是否已经把特定的
目标敲掉。
战争以前和以后，中央情报局都未能恰当地估计伊拉克制造化学武器和
核武器的能力。关于伊拉克的这些危险计划的无数报告和评估经常是混乱的
和模棱两可的——一个确凿的标志表明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侯赛因的能力的最
大限度，在入侵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每当兰利的官员到白宫呈递一份有关这
个主题的较重要的情况简介时，他们都被迫去复查他们的1 月份美国轰炸战
役前夕的统计数字，再复查2 月份的。但是，最令人尴尬的事件发生在战争
结束后不久，一位伊拉克科学家叛逃到西方，他带来了关于几处隐蔽的伊拉
克原子能设施的报告。他的证明清楚地证实了中央情报局曾经低估了伊拉克
的原子能发展计划。
也许最坏的战争情报失误发生在2 月13 日凌晨儿小时内（巴格达时间），
当时美国的战斗轰炸机突然袭击位于巴格达郊区的阿马里亚的一处他们认为
是指挥掩体的目标。两架可以避开雷达的F-117A 每架仍下了一颗重磅的激光
引导的炸弹，炸弹穿透厚厚的混凝土墙壁在阴暗的地下房间里爆炸，炸死了
数百名睡梦中的无辜男女和小孩。确定轰炸目标的情报直接来自中央情报局
对伊拉克流亡者和一些外国工程师的访问，那些工程师说他们曾被伊拉克政
府雇用去改建那座掩蔽所以充作军用。这场灾难引起全世界的强烈抗议，而
布什政府对此的反应是说侯赛因很可能利用平民百姓去“促进他的战争目
的”。白宫和五角大楼都为这次轰炸辩护，坚持说，毫无疑问那个掩蔽所是
被用作一个军事指挥中心的。
但是，在海湾战争中曾担任五角大楼顾问的前国防情报局局长佩罗特斯
中将后来对英国广播电视记者汤姆·曼戈尔德披露，那次轰炸是一次基于美
国过时信息的很糟的错误判断。他不安地、激动地进一步证实：“那是旧的
情报。我们本来是绝对不该轰炸它的。”佩罗特斯瞧不起中央情报局在海湾
战争中的表现。他说：“哦，见鬼！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过一次好战争。威
廉·韦伯斯特在那里是绝对地毫无办法。”
正好在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发动“沙漠风暴”行动前24 个小时，布
什白宫内一位无名的官员向韦伯斯特和中央情报局发动了一场连珠炮似的攻
讦。这次批评比以往任何攻击都更尖刻，并且具有真实性的刺；就好像是韦
伯斯特正在被公开训斥。源于这位匿名的信息提供者的报道，发表在2 月22
日的《费城问询报》上。文章比以往两年一直折磨着韦伯斯特的指责——说
他无能，不胜任——走得更远。那位官员提到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关于海湾危
机的情况汇报会上的表现时说：“他可怜又软弱。他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形
成一个完整的想法。他不知道拿情报局怎么办。”文章还引用了参议员阿伦·斯
佩克特的话。斯佩克特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位资历较长的成员，他抱怨说：
“情报界实际上是无舵的。”《费城问询报》报道，韦伯斯特是为他的蹩脚
的表现而“受到攻击”，他是被故意地排除在白宫关于战争的会议之处的。
这些批评使人感觉到一场迫使韦伯斯特辞职的配合得很好的运动。一位
政府高级官员、总统的密友认为，反面的评论都是罗伯特·盖茨发表的。可
是。与10 月攻击的形势不同，这次白宫没有一个人出来发表声明支持中央情
报局局长。韦伯斯特的电话仍然不响。这一次中央情报局官员们没有明确地
排除苏努努或盖茨就是批评的作者的可能性，虽然私下里他们确信盖茨应对
《费城问询报》的攻击负责。官方的反应是简洁的。中央情报局的发言人马
克·曼斯菲尔德说：“总统表达过对韦伯斯特法官的充分信任。”他强调韦
伯斯特是“全面负责”的，在波斯湾危机期间他曾经“每天向总统作情况汇
报”，他坚决否认在危机期间中央情报局没有作出成绩。也许是意识到这次
他的上司是真正遇到了麻烦，曼斯菲尔德又补充了他自己的坚定的看法：“韦
伯斯特法官是最近25 年来伟大的公仆之一。”非正式地，韦伯斯特的支持者
们很活跃，他们把《费城问询报》的报道描述为“卑怯的胡言乱语”，是“令
人惊讶地无知和充满了轻蔑的引语。那个匿名的‘软弱又可怜’的引语纯粹
是瞎扯。”
对于某些人来说，肆无忌惮的反应是一个信号：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
局局长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不祥之兆已经
出现。”他私下推测李洁明已经被布什选定为韦伯斯特的继任者。
韦伯斯特特别被那报道所扰，直到2 月底他都在努力聚集起一道防御工
事。可是，很不幸，他发现他不能指望从那些过去曾保护过他的人那里得到
支持了。甚至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博伦也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表现
的令人吃惊的态度大转变的文章。博伦是韦伯斯特的最大的国会后援者之
一，他是一个可以因后者被批准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而出名的人。最近，博伦
曾经给韦伯斯特“最高的分数，为了他为人正直，品格端庄，熟知法律⋯⋯
也许是情报局曾经有过的获得最高分数的人。”但是现在，1991 年2 月。博
伦暗示，在波斯湾危机中，韦伯斯特的局务管理是不能接受的。他说：“我
根本不认为我们有好的战略情报。”
博伦仔细地选择字眼儿补充说，他的委员会“并不想去管理中央情报局，
但是，很清楚，在今后的半年至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将不得不查看情报局。”
这位参议员还向助手吐露，韦伯斯特的处理中央情报局局长工作的方式方
法，在为什么情报界需要改组的问题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例。
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新领导人众议员戴夫。麦科迪参加了博伦的这
番努力，他保证他将成为一位敢作敢为的主席。他说：“作为一个失察的委
员会，我打算重新建立我们的信用。我们不会成为怕见场面的人。”然后，
他发表了一份致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个人警告。他宣布：“我打算面对韦伯斯
特法官。”麦科迪代表了众议院委员会成员中一种新的态度，他们确信，在
波斯湾危机中，作为国家首要的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把它的任务搞得一团
糟。麦科迪认为，情报界的彻头彻尾的改组是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他争辩
说：“光把门上的姓名换一换或光把组织图表上名誉不好的人换一换，那是
不够的。还有很多增加的地区需要注意。会说阿拉伯语的人（在中央情报局）
的数目是无底的。往后10 年所需地区专家的数目是同样无底的。那是不光彩
的。”
几位参议员都有类似的方案。在美国士兵解放科威特以前的一个月，纽
约的参议员莫伊尼汉提出“废除某些冷战法规的议案。”他提倡实际上解散
中央情报局，把它的主要职能移交给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他的议案实际上是
为更严肃的改组建议打掩护的，但是，它表达了一种逐渐形成的舆论，那就
是，冷战结束了，在美国情报的优先次序方面应该有个较大的转变。显然，
参议院也没有忘记伊朗反对派事件，尽管韦伯斯特坚持不懈地努力把污点从
情报局身上擦掉。莫伊尼汉在参议院陈述：“这个议案将重新坚持一个也是
在冷战的迷雾中失去的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在国家安全事例中执行单位
不得采取法律权力以外的手段来逃避法律。”
对韦伯斯特来说，那一定似乎是房顶正在坍塌。不仅他突然被剥夺了作
为一个政治家的相当大的权力，而且他不得不依靠一群助手的忠告，这些助
手都是情报专业工作者，对国会的那一套很不熟悉。不像已离去的理查德·斯
托尔茨、比尔·贝克、吉姆·格林利夫，新班子对他不够了解，当他受到攻
击对也没有在他身旁工作。韦伯斯特得到特威腾、克尔、普赖斯和德特兰尼
的欢心，但是，事情很清楚，他们不会为他做出像斯托尔茨在吉罗迪政变的
黑暗日子里曾经做过的事。在2 月剩下的日子和3 月，中央情报局的谣言厂
流传着一些有趣的可能性：韦伯斯特将突然宣布退休并很快离开中央情报
局；他将设法抢救他的位置；他将通过新闻界向他的贬低者反击。可是，对
那些最了解他的人来说，毫无疑问韦伯斯特将继续是布什的忠实士兵直到最
后。他将体面地谦和地退休，赞美布什和布什将选出的继任者，安安静静地
回到一个律师的私人生活中去。他将享受网球运动，收集有作者亲笔签名的
书籍，到华盛顿的社交场合转转。像克拉里奇、凯夫、乔治和一大群其他的
他的前任一样，他实际上在这个岗位上呆的时间比任何人曾经预言过的都更
长久。
美国在波斯湾的胜利，是一次军事计划、小股部队训练和纯粹武力的令
人惊讶的炫耀。从战斗开始的时刻起，关于谁将得胜的问题从来没有任何怀
疑。1 月初，一位很自信的国防情报局官员说：
“甚至都不会有近战，你看吧。”
1991 年2 月23 日晚，沙特部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科威特南部攻击了
伊拉克的主要战线。它是一次佯攻，目的是把伊拉克步兵部队钉在适当的位
置。再往西，一整军团美国兵蛙跳般地向北前进，深入到伊拉克南部，然后
迅速转向东，包围了科威特，切断了数千名伊拉克士兵与大部队的联系。这
个大胆的策略超过了它的预期效果：伊拉克士兵整师整师地投降了。90 个小
时的战斗，战争实际上结束了，泛阿拉伯部队开始进入科威特城的南部郊区。
再往北，尚未受损的共和国卫队的残余部队缓慢地朝什叶派控制的城市萨夫
万、纳西里亚和巴士拉退去。在最后的一阵发作中，美国飞机屠杀了沿着科
威特城北面一条单独的公路撤退的伊拉克士兵。
布什总统最后决定停止战斗。他告诉他的高级助手们他要“结束杀戮”，
但他是想到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罗伯特·盖茨给他的忠告，他们两人
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一旦科威特解放了，任务就完成了。他们建议美国军队
应该呆在伊拉克，直到弄清楚全部美军俘虏的数目和伊拉克战地指挥官签署
了正式停战书时为止。但是，不能呆得更长久。特别是盖茨，他提出了希望：
萨达姆·侯赛因是如此被削弱了，以致他将被他自己的官员们推翻。很清楚，
动摇巴格达政权的努力没有成功：侯赛因的政权有些摇摆，但是，还没有人
发动最后的一击。
在战争的最后几小时，盖茨向布什表达了他的忧虑。他担心侯赛因将被
一个甚至更激进的反美领袖所取代，他担心一位来自那个独裁者内部圈子里
的什叶派教徒能够接管伊拉克政府。盖茨似乎是暗示：如果侯赛因幸存下来，
可能还好一些。但是，当布什问他是否认为伊拉克将爆发一场什叶派暴动时，
盖茨说他不认为会发生。
盖茨错了。伊拉克投降以后，伊朗支持的什叶派造反者占领了纳西里亚
和巴士拉。战斗是血淋淋的和残忍的，在有些事例中超过了2 月下旬的灾难
性的美国入侵。50 多万伊拉克公民成了难民，将近10 万人被杀。纳西里亚
的战斗特别剧烈，由于精锐的共和国卫队近距离平射的炮弹穿入了掩蔽什叶
派兵士的房屋和商店。双方都有数不清的死刑。布什政府决定不干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