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第三章称此人为情报部副主任。——译注）、情报部主任约翰·赫尔杰.9
大，他和特威腾将仍然全权负责谍报行动。副局长克尔和情报部主任赫尔杰
森也作了同样的保证，虽然其结果远不如普赖斯的保证受人欢迎；他们两人
被认为是属于盖茨的最亲密的被保护人之列的。
可是，由于在现职官员们中所感到愤怒和不满很强烈，因此，在提名的
下一个月中，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大批中央情报局雇员自发地不声不响地跑
到国会去表达他们对盖茨的看法。他们中有许多人感到布什背叛了他们，他
作为第一个由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成为总统的人，应该对他们的意见更敏感。
他们说，布什完全知道中央情报局中许多人对盖茨的看法，还是随随便便地
提了他的名。当情报局非常需要一个大家能够信任的领导人的时刻，他给了
他们一个以前有过污点、许多人最不信任的官员。布什不管他们想些什么，
他是当面正视着你的总统。当时一位参议院的助手说：“对这个选择有一大
堆反对意见。有些人扔下手里的木工活儿就来了。看上去真令人惊奇。我们
正在谈论的不是一小撮人。”
盖茨打算向他的最不妥协的反对者们包括霍华德·梅岑鲍姆主动进行一
些计划周密的访问，以缩短反对的过程。其策略就是以一个随和的恳求者的
姿态出现，这个人过去犯过许多错误，现在愿意不怕麻烦地为它们做些补偿。
盖茨热诚地向这位年老的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致意，一边跟着他走进他的办公
室，脸上挂着一副开朗的微笑。他们不安地面对面地坐着，交换了几句开玩
笑的话，然后就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盖茨解释说他知道梅岑鲍姆反对
他的任命，但他希望他能改变主意。他强调，关于伊朗门事件他知道的很少，
在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期内他不允许干这类鬼把戏。在这番表白的过程
中，梅岑鲍姆保持着无动于衷，除了在盖茨陈述的关键时刻微微点头表示同
意而已。但是，当盖茨说完了的时候，他皱起眉摇摇头。他率直地回答：“你
知道，我就是不相信你。”紧接着发生的事情给了盖茨的反对者们第一个暗
示——一个可能把他打倒的弱点：盖茨大吃一惊，他愤怒地高声地向那位俄
亥俄州参议员抗议。会晤以盖茨气冲冲地闯出办公室而告终。一位参议院的
助理人员回忆说：“他发脾气走掉的。”
在许多方面盖茨实际上具有一种使人愉快的品格。他总是对人微笑，他
还常常发出有传染性的火山爆发似的大笑，他知道如何使用这种大笑对他有
利。可是，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他也很容易发怒；情况是他似乎很难控制他的
感情的两个极端，正如他和梅岑鲍姆的会晤所表明的。如果盖茨受到了逼迫，
他就会爆裂，倾泻出他对他的贬低者的几乎隐藏不住的轻蔑。盖茨是野心勃
勃的、容易激动的，而且，遭到反对时，他可以变成卑鄙的和志在报复的。
一个利用盖茨的缺点的策略出现了。当他发表关于他自己八十年代在情报局
的问题的使人信服的声明时，他的反对者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他关于伊
朗门事件的详细情节。他们希望，在极度紧张之下他将爆发。与此相应，盖
茨的支持者们为他安排了尽可能多的对策，并且劝告他，脸上总是露着他的
迷人的微笑，而压住他的火气。
一个正式的中央情报局工作组被指派去调查研究盖茨的成就，为他的批
准提出一份令人信服的实例。这个小组搜集了一扎材料，其中包括他担任情
报部主任和副局长时的有效工作的鉴定。根据一位参议院调查人员所说，罗
致了30 多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去制造背景材料，以备盖茨用来阐明他为九
十年代情报界制订的计划，也备他用来答复那些说他在伊朗门丑闻中判断错
误的指控。工作组主要集中在它认为将被委员会的关键性决定票——参议员
萨姆·纳恩和参议员丹尼斯·德孔西尼所提出的问题上。当最后计算票数的
时候，他们认为参议院的大多数民主党人将会看纳恩的榜样行事。
戴维·博伦的一票是可以指望的，他是委员会的主席，盖茨的公开支持
者。很少委员会成员能够充份地解释这种密切关系。他们推测，这种关系是
由于盖茨让博伦分享他不让别的任何人分享的重要机密信息而培养起来的，
因此赢得了这位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的信任。不管是什么理由，博伦的看法
已是根深蒂固，而且已有很长时间，这是没多大问题的。委员会的全体工作
人员都知道。在调查伊朗门事件的高潮中，只要有可能，博伦就出面干预，
以保护盖茨使他躲开关于他自己在丑闻中的责任的严厉质问。有时，博伦的
努力是很为难的。
博伦保护盖茨的最直截了当的例子发生在1987 年7 月31 日，当时盖茨
被召唤去为他在丑闻中的责任作证。博伦听到盖茨将要去宣誓作证，他被激
怒了——他告诉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国会议员路易斯·斯托克斯
和共和党参议员威廉·科恩，他反对质询。博伦说，盖茨已经以一位情报委
员会证人的身份出现过，并且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说了。为了强调他的义愤，
在盖茨被质询的那天，博伦走到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把他的看法留在纪录
上。会议已经开始了将近四十五分钟，他闯入了会场，打断了委员会律师保
罗·巴尔巴多罗的发言。从国会步行到此，他很明显地喘着气。
博伦说：“让我插句话，⋯⋯我们一直有这样的默契——盖茨先生没有
反对这个——但是我们一直有这样的默契，当我们举行一次（情报）委员会
成员会议的时候，不必要召唤盖茨先生来作证。我认为这是这个委员会的成
员决定的，如果要问他，就（只能）问他关于失察的政策的想法。在他们任
职批准听证会上，在宣誓作证的条件下，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我们这些
被挑选出来的（情报）委员会成员，如果我们在这件事里有任何权利的话，
我们感到没有必要把这些问题再重复一遍。”他简直愈来愈激动。他接着说：
“作为一名根据参议院法规被挑选出来的（情报）委员会成员，我愿意把我
的看法纪录在案，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在这方面有些权利；众议院情报
委员会主席斯托克斯委托我传达他对这件事的同样的看法⋯⋯但是，我看不
出再重复一遍有什么意义，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委员会已经把盖茨先生关于这
些问题宣誓作证的全部正式文本交给了这个委员会。”
巴尔巴多罗对博伦的闯入感到惊愕，他怒冲冲地回答：“好吧，参议员，
如果有一件事我不需要从这些听证会上学习的，那就是：被挑选出来的和负
有责任的官员们作出重要的决定。”
博伦厉声说：“我认为那就是我们过去调查的事情。我想，现在有一点
儿令人啼笑皆非，当我们正在调查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委员会似乎
在朝相反的方向运行。”
简单他说，博伦在指控巴尔巴多罗的行动超出了他的权限。律师是雇用
的枪手，不是参议员，他应该服从命令；没有人告诉他他可以质问盖茨。
巴尔巴多罗非常冷淡地回答：“如果我错误地理解了委员会给我的指示，
我道歉。”然后，他解释说，早些时候他在兰利的一次会议上曾和盖茨交谈，
并曾建议给他一次机会回答奥利弗·诺斯所作的有关他的陈述。巴尔巴多罗
补充说：“我了解，盖茨先生是同意那个建议的，不过，当然啦，我遵从委
员会的被选出来的成员们的意见。”
博伦这下子进退两难了。盖茨就坐在那边，看起来他确实同意这次宣誓
作证，希望澄清自己的名声。
巴尔巴多罗紧逼一步。他对博伦说：“你是头儿，你告诉我该做些什么。”
博伦迟疑了一会儿。他最后回答说，他只是想弄清楚，盖茨是在新材料
方面被质询，而不是在他任职批准听证会上已经谈得“令人作呕”的那些问
题上。
巴尔巴多罗不为所动。他重复说：“好吧，你是头儿。事实上，我要服
从你。你可以问他你想问的任何问题。”
巴尔巴多罗靠在椅背上，等待着。
想了一想以后，搏伦打退堂鼓了。他说：“我要说清楚，我没有表达任
何看法认为在这里引导这次质询的那位律师（巴尔巴多罗）的行动是欺诈的。
我认为他始终是一个为人真诚的人，只不过是有一个误会。这误会既在我们
这一方，也在他那一方，我当然知道盖茨先生正急于回答任何恰当的和需要
问的问题。”
最后，宣誓作证继续进行，但是，博伦仍然留在会场以保卫盖茨的利益。
盖茨的反对者们相信，这种悉心照料恰恰正是博伦在1991 年的职位批准过程
中所要干的。
6 月23 日，关于盖茨提名的不受限制的交战变成公开的了。曾经为国会
担任过伊朗门事件调查员的前中央情报局行动官员托马斯·波尔格，在《华
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被广泛阅读的意见书，指责布什所提名的人。波尔
格写道：“我反对盖茨的意见集中在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表现上，他的表现
玷污了里根的总统任期，其玷污程度比里根两届政府的任何别的什么事件更
甚。从始至终，盖茨所做所为似乎他是处于漫天大雾之中，或者，似乎他的
主要兴趣是不使真相公之于众或传到国会去。”
波尔格不是唯一的一个怀疑盖茨的叙述的人。一个多月以来，委员会的
调查人员一直在寻找否定他的表白的证据，他说关于伊朗门事件他听到的很
少，不论是从凯西那里还是从任何别的人那里。事实上，调查很难继续进行：
在中央情报局，盖茨的敌人是大批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关于前副局长
参与那个事件的第一手信息。可以使他的确切的责任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的
主要提供消息者是3 位官员，他们直接了解1986 年和1987 年的行动——中
美洲工作组组长阿兰·菲尔斯，前行动部副主任克莱尔·乔治和德韦、克拉
里奇——但是，他们不谈。
1991 年7 月9 日，那个僵局突然起了变化，当时，在华盛顿联邦法院，
菲尔斯对扣留关于把资金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信息不让国会知晓的两
项行为不端的指控服罪。在菲尔斯出庭之后，他对新闻界说：“1986 年，我
面对一些很困难的决定。那时，我做了我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今天我又
面对同样困难的决定，而今天我又做了我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不仅如此，
我做的也是宪法要求于我的。”菲尔斯承认，关于转移资金他于几个月以前
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关于他在事件中的责任问题上，他曾经故意地把国会
引入歧途。他同意和联邦检察官们充分合作，给他们关于其他中央情报局官
员们的信息，包括克莱尔·乔治，菲尔斯说，乔治告诉他有关情报局的秘密
计划的事要撒谎，因为它将把一盏“聚光灯”放在白宫自己在那个行动中的
责任上。
从菲尔斯的抗辩中看得很清楚，乔治、前国务院官员埃利奥特·艾布拉
姆斯；德韦·克拉里奇和当时的副总统布什的首席国家安全顾问唐纳德·格
雷格，都是无党派律师劳伦斯·沃尔什的调查目标，很可能在几个星期或几
个月之后就被指出来。沃尔什的调查员们甚至希望，他们也许能同克莱尔·乔
治搞出一份抗辩同意书，用来交换关于计划的别的知情人的信息。可是，乔
治的最亲近的同事们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有一个人说：“克莱尔·乔治永远
不会谈，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事实上，要说把中央情报局在
这个事件中的全部责任都弄清楚，沃尔什还比不上当时任何一个被质询的人
——他们大多数作为证人被召唤来的，一位对调查很熟悉的华盛顿律师说：
“他们不合作。他们什么也不记得了。你知道，他们说：‘伊朗门事件’，
那是什么鬼东西？”
菲尔斯的抗辩立即引起对盖茨的声明的怀疑，他声称他一点儿不知道伊
朗军售行动。结果，问题像连珠炮似地飞向白宫，询问布什提名的人是否有
被控告的危险。盖茨的批评者指出，毕竟他的顶头上司凯西知道那次行动，
而在中央情报局的指挥链上仅低于盖茨的乔治可能也知道。盖茨也曾在白宫
会见了奥利弗·诺斯和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布什发言人回答问题时指出，
盖茨是沃尔什调查的一个“题目”而不是一个“目标”，他未必会被控告。
盖茨的捍卫者们进一步争辩说，作为一位副局长，他差不多不担负行动的责
任，而凯西则要保留那种分工方式。这就意味着盖茨不知道伊朗门事件的全
部细节。一位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解释道：“事实是凯西不信任盖茨，乔
治和克拉里奇也不信任他。他们不尊重他。为什么他们应该告诉他什么事情
正在进行？”当前的证据似乎证明了那个论点。
不论盖茨是否知道伊朗门行动的全部细节，事实上，乔治和克拉里奇两
个人确实把他看作一个外行的暴发户，并且经常向他们的一些同事贬低他的
能力。他们中的一位记得乔治提到盖茨时说“那只小狗”，他还记得克拉里
奇只是简单地否定地摆了一下头就把盖茨的能力一笔勾销。这位官员回忆
说：“克拉里奇非常憎恨鲍勃·盖茨。要是他（盖茨）有什么东西提出来那
才可笑呢。没有人注意他。我想不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家伙中的任何一
个曾经为某件事向盖茨征求过他的意见。”一些前高层官员同意这个论断，
还进一步声称，盖茨以牙还牙地对待这种感情，虽然方式完全不同。一个人
说：“无论何时鲍勃看见克莱尔走来，他就转过身去走另一条路，我有清晰
的印象，他怕乔治。你知道，克菜尔·乔治可以变得非常令人害怕——开会
时，如果你反对他的意见，他能够死盯着你，盯得你不敢再对视下去。”
然而，在1991 年夏季菲尔斯抗辩引起了足够的问题，因此，参议院情报
委员会考虑推迟盖茨听证会直到劳动节以后。在位于肯尼班克港的布什总统
别墅里，在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谴责了这个计划。他抱怨说委
员会不应该接受“谣言”或“像一群鹌鹑那样办事”。布什的脸都气红了，
他转向他的提问者们，指责新闻界对公开怀疑盖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
说：“我不认为，用谣言和含沙射影把一个好人打倒是美国方式。那不是制
度。”布什继续强调他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就是公平对
待，在证明有罪以前都是清白无辜的。不要任凭一个人在那边扭曲着⋯⋯听
到那些对他的品格完整提出各种问题的假设，真使我感到苦恼。”
布什有充分的理由想要尽快进行盖茨的批准过程。白宫在7 月初就收到
信息，到8 月底乔治将被起诉，他可以回答有关盖茨在丑闻中的责任的所有
问题；沃尔什已经发现了一些强有力的证据，它们都是不利于克拉里奇、艾
布拉姆斯和格雷格的。格雷格当时任驻南朝鲜的美国大使，他甚至在7 月初
就已经悄悄地回到了华盛顿，想找一位辩护律师。艾布拉姆斯仍然保持平静，
但是已开始与沃尔什的律师事务所谈判，通过抗辩的交易来处理他的案子。
毫不奇怪，克拉里奇是所有人中最平静的。他代表他的公司雇主在中东度过
了一部分夏季。
7 月16 日傍晚，在这慌慌张张的活动当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决定，它
没有什么选择，只好不顾总统代表他的被提名者所作的尽快批准的请求。他
们决定推迟听证会直到9 月16 日为止。盖茨本人同意这个决定，他于宣布延
期的前一天夜晚在国会会晤了博伦和副主席弗兰克·穆尔科夫斯基。两位参
议员告诉盖茨，他们没有多少选择；他们不得不给沃尔什一个机会，让他结
束他的调查。一位委员会的工作助手后来证实说：“他们不愿意让人们看起
来好像他们十分仓促地处理提名，希望在乔治被起诉以前让盖茨获得批准。”
根据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盖茨同意延期，因为“他说他相信沃尔什的调查不
会搞出什么新东西来。”体会时，盖茨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告诉他那个
消息。
博伦认为，延期实际上将帮助盖茨。委员会已经访问了一些中央情报局
高级官员关于被提名者在丑闻中的责任，没有发现新东西。委员会中盖茨的
支持者们私下里也放了心，因为中央情报局的其他官员们，包括前拉丁美洲
处处长杰里·格鲁纳（阿兰·菲尔斯的前上司），将告诉委员会的调查人员，
他们怀疑盖茨在伊朗门行动中有任何责任。有人告诉博伦和穆尔科夫斯基，
格鲁纳的证明将得到行动部副主任托马斯·特威腾（也是沃尔什的调查的一
个题目）的支持，管预警情报官查利·艾伦曾经于1987 年首次告诉盖茨他对
于资金转移的担心。从所有这些迹象看来，博伦仍然相信盖茨将澄清任何坏
事，被批准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委员会里的盖茨的反对者们逐渐开始同意。最初他们曾经期望查利·艾
伦能在凯西与盖茨的交往方面提供一些说明盖茨有罪的细节。他们深信，艾
伦——他个人不喜欢前副局长——将说盖茨事先一定知道资金转移的事。但
是，艾伦不合作。阿兰·菲尔斯也不合作，他的起诉书对委员会已经掌握的
情况如盖茨知道什么和何时知道的等等，没有增添什么新东西。至于参议员
布拉德利和参议员梅岑鲍姆二人手下的工作人员所关切的是，中央情报局已
偃旗息鼓，现在正全天工作以使盖茨获得批准，尽管担心一旦他成了中央情
报局局长他可能干些什么。8 月，梅岑鲍姆的工作人员决定到别的地方去寻
找弹药；这些助手想出一个策略，目标是前情报部官员们，他们声称盖茨曾
经使情报局的情报产品政治化。
盖茨的反对者们本来希望任何新的起诉会牵制他的批准，到了9 月上
旬，他们已经放弃了希望。他们的这种看法是由于克莱尔·乔治被起诉时出
现的嗬一哼态度而来。乔治对沃尔什说得很清楚，他不会在他的调查中与他
合作，他还把自己描绘成“一出连续不断的以政治谋私利的戏剧中的一个卒
子”。这位两腿向外弯曲的前行动部官员，在位于马里兰郊区的他家外边同
新闻界玩折磨人的把戏，看上去他对他的花园工具的放置比对坐几年牢的前
景更为关注。他用他自己对世界的粗略的意见款待那些记者们，并且提醒他
们，他曾经面向比他的所能提供的更艰难的时世。
从乔治那里搞不到证明，这不必谈了，还剩下一个可能对盖茨认为自己
有资格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要求提出异议的人，一位尚未被公众知晓的前
高级分析家，他不是别人，正是海尔·古德曼，盖茨的老对头。古德曼不乐
于担任这种角色，——他对中央情报局并不怀恨在心——但是，人们用情报
局和盖茨背叛了他们作为一个客观的超党派的情报组织的传统这件事说服了
他。他同意把他所知道的关于盖茨在情报部里工作的情况告诉委员会的调查
员们，然后公开出面作为反对被提名者的一个证人。免得他对可能发生的事
情存在任何幻想，他被警告说他的证明在委员会将遭到盖茨的盟友们的猛烈
攻击。工作人员还告诫说，对他的动机的质问将会是长时间的、残忍的、涉
及个人的。每件事都要经过调查。古德曼说他懂。
同时，政府正竭尽所能为听证会作准备，包括举行一系列白宫招待会，
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一道制定批准的策略。在这些讨论会上，盖茨向他的参议
院支持者们保证，他将坦率地承认在凯西任期内他曾犯过错误。他说他已准
备好断然地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为了解除他的批评者的武装。他甚至已经
起草了一份认错书，承认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时候没有认识到伊朗门丑闻的严
重性。听证会以前的那个周末，支持盖茨的运动正在全力进行：布伦特·斯
考克罗夫特作为他的主要公开保护者出现在国内新闻电视节目中；由白宫办
公厅副主任安德鲁·卡德挂帅的三人小组随叫随到，负责安排批准的程序；
参议员鲁德曼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单人匹马的“真理班”。鲁德曼的任务很简
单：他将反驳比较重要的指控和掌握住不让盖茨发火。
盖茨准备得好上加好，9 月16 日上午，他走进参议院哈特办公大楼，看
上去很有信心很坚定。他身上有一种自信自恃的神态，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
前途就在他自己手里。他按提示对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微笑。他朝那些坐在他
背后的新闻界席位上的熟人点头招呼，然后安静地坐下来等待会议开始。他
的唯一不自在的迹象来自一大群摄影记者，他们坐在他前面的地板上，用快
照拍摄他的照片。有一会儿他似乎稍微缩了一下身子，但是，当参议员博伦
开始他的开场白时，他坐在那里，明显地全神贯注。
甚至当参议员梅岑鲍姆在他的开场白中批评他的时候，盖茨也显得很沉
着而且还盯着那位俄亥俄州自由主义者，好像他相信他过几天就会改变主意
似的。在这些早早发出的猛击中，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如果盖茨感到紧张，
别人看不出来；当他站起身来宣誓“讲真话，全部真话，只有真话”的时候，
他的手毫不颤抖。当他开始他的证词时，挤满了人的听证会场安静下来。
盖茨很镇静，优美而直言不讳；他的开场白是涉及个人的，有克制的，
有些部分几乎是讨人喜欢的。他描述自己为一个单纯的人，不愿意和他的贬
低者交战。他说，他于1965 年带了他的全部家当“乘一部1965 年造的野马
牌汽车，两手空空地”到达华盛顿。“野马牌汽车早就没有了，在它变成一
个收藏家的项目以前把它卖掉了，而我仍然是两手空空。”他简短地勾画了
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轮廓，强调他对制度以及它所代表的理想的信奉。他
把他自己描述为一名爱国公仆，“对这个国家的伟大⋯⋯对它作为一种为世
界谋福利的力量的使命，怀有一种深深的信念。”他说他受命改革，他清楚
地觉察到苏联的解体将改变美国情报的面貌。他宣称他已准备好迎接挑战。
然后他提到了在伊朗门丑闻中他的责任问题。这是戏剧的高潮时刻。他
略微犹豫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把他准备好的讲话稿放在一边，伸
手去拿他预先已经另外放在桌上的一张黄色的法律用纸。他说：“由于这个
委员会有很大的兴趣，也由于伊朗门事件在这些程序中的中心地位，关于这
个问题，我最后想补充一些另外的个人看法，因此，昨晚我写下来了。”
盖茨继续说道：“我刚才提到对信任和信心的信奉，我不是轻率地对待
那种信奉的；它是从观察经常不断的危机直接派生出来的，主要是观察1981
年至1986 年间中央情报局一国会的关系中的秘密活动，它在伊朗门事件中达
到顶点。我觉得，关于伊朗门事件，很少有人比我想得更多，什么地方错了，
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不按它自己制订的规章办事，当时可能做些什么以预防、
至少是阻止这个灾难性的事件。中央情报局已经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和学到了
昂贵的教训。但是，今天我要说我作出的错误判断和我学到的教训。回想起
来，首先，本来我应该更严肃地对待⋯⋯政府中的不正当行为或者甚至不道
德行为的可能性，更加敢作敢为地追击这种可能性。我应该更加有力地向凯
西局长和波因德克斯特追问可能转移的资金的问题。我应该做得更多一
些⋯⋯其次，关于别人告诉我的事情，我应该更多一点怀疑。我应该问更多
的问题，我应该不满足于我得到的答复，特别是从凯西局长那里得到的答复。
第三，1 月份发现禁止通知国会的规定后，我应该为撤销那些条款催得更紧
些。⋯⋯很清楚，如果我能重新过一遍1986 年10 月的日子，⋯⋯我做的事
就不同了。我学到了伊朗门事件的教训。”
然后他把他手写的稿子放到一边，面对委员会。
它是一份严肃的衷心的自我检查。尽管后来的新闻报道说盖茨的说明是
预先准备好的——因此不是他想使委员会相信的那种即席发言——他的直截
了当的自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用《华盛顿邮报》的词句，盖茨的证言是“一
个结实的作品”，加上从两位前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和博比·英曼那里得
到的品格证明，使反对盖茨的运动停止了。参议员德孔西尼就是盖茨的自白
对那些仍然悬而未决的委员会成员们产生的影响的象征。德孔西尼对盖茨
说：“我想你一定会说：‘我不记得，我不记得’，但是，你已经超越了那
个，我要你知道，我欣赏这一点。”甚至梅岑鲍姆也勉强地同意“很可能他
将被批准”。参议员鲁德曼欣喜若狂。他称赞盖茨的诚实。
瓦伦·鲁德曼提供了盖茨的第一道防线，不断地打断霍华德·梅岑鲍姆
的质问，梅岑鲍姆是在盖茨陈述完毕立刻就把目标对准他的。很清楚，鲁德
曼的用意是保证盖茨有时间把答复理出个头绪，甚至更重要的是，保证盖茨
不再重演他于7 月间曾经和这位俄亥俄州参议员演过的那一幕爆炸性交锋。
在下个星期中，委员会中赞成盖茨的力量又得到了几个证人的帮助，以
往他们被认为是反对盖茨提名的，其中最突出的是阿兰·菲尔斯。这位正被
起诉的知名度很高的行动官员，拒绝对盖茨适合局长职位发表评论。他的唯
一的赞语就是盖茨是“一位异常有天赋的分析家⋯⋯官僚结构内部的异常有
天赋的操作者，是一个⋯⋯在情报局内部享有流星似的提升的人。”菲尔斯
的唯一的批评就是，在中央情报局内部盖茨被看作这样一个人：他是“野心
勃勃的”而不是“那种你可以结为好朋友的人”。这就与盖茨的反对者们认
为菲尔斯会作出的分量沉重的谴责相差太远了。它使他们终止提名的最后指
望之一泄了气。
甚至查利·艾伦也不指责盖茨的可信性。关于在伊朗门事件中谁对谁说
了些什么，艾伦和盖茨叙述的情况有区别，但是像菲尔斯一样，关于盖茨的
责任，艾伦很慎重。他甚至说，前副局长在听到白宫卷入了把伊朗和尼加拉
瓜反政府武装搅和在一起的谣言时“吃了一惊并且感到困扰”，他还证实了
盖茨的证词，他——艾伦——拿了转移的证据直接交给中央情报局局长。关
于盖茨何时知道转移的消息以及他建议做些什么，艾伦和盖茨的证词之间存
在着明显的差别，但这些差别既不够明显也不够确凿，不足以使委员会的任
何人在布什所提名的人的问题上改变他们的主意。
即使盖茨似乎很有把握得到批准，梅尔·古德曼的作证的许诺并没有动
摇。他和另外两位前分析家——珍妮弗·格劳德曼斯和哈尔·福特——仍然
深信，如果盖茨被允许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将把情报局向行政当局提供
公正和客观的分析的能力毁掉。他们的富有戏剧性的证词是于9 月25 日傍晚
在委员会的一个秘密会议上陈述的。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一说盖茨曾经腐
蚀情报产品，并且故意地使中央情报局的研究倾斜，为了求得白宫的政治上
的宠爱——不仅他将不能赢得批准，而且他的公务生涯也将在羞辱中结束。
古德曼的指控很具体：1985 年，为了支持对伊朗开放，盖茨和凯西有目
的地操纵了情报部；他们一贯低估苏维埃帝国内经济问题的证据，因为那些
数据记录不符合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压制了一些情报评估并使官们出轨，
而这些评估是对苏联倡导国际恐怖主义表示怀疑的；他们曾经口授了一项研
究，它要表明苏联在企图暗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事件中的同谋关系，而
并没有这样的证据存在；最后，他们曾经调整情报局的反恐怖主义的工作计
划，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他们自己的观点提供一个讲台。古德曼透露，韦
伯斯特曾经试图以调查凯西和盖茨企图把情报局的情报产品政治化的办法，
来消除损害。
古德曼说：“但是，我想我发现最重要和最令人生厌的，就是凯西和盖
茨没来由地把作情报判断的权力归于他们自己，他们轻视为准许独立的分析
存在而制定的程序；他们损害了那个程序的完整性和我曾经在那里度过了24
年的中央情报局的可信性；他们忽视了长期建立起来的一个情报官员的道德
标准和美好品行；甚至美国总统收到的也是窜改过的报告和不对等的分析。
我担心，让盖茨回到他造成的环境中去是发出的信号。但是，我觉得，比那
个更使我震惊的是，在中央情报局很少有人能造成那样一个环境，而他们很
容易地做到了。我想，就是为了那个缘故，我有一种羞愧感。”
尽管古德曼作了惊人的论断，珍妮弗·格劳德曼斯是盖茨的反对者们推
举出来的最可信的证人。对一位中立的观察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例如，古德曼谈的情况可能言过其实，或者他有特别的私人的理由反对盖茨
的提名和攻击布什政府。古德曼非常了解这一切。后来他甚至对他亲密的朋
友们承认，他在他的攻击中的语言也许是太刺耳了。那个问题显然与格劳德
曼斯的情况不同，她是一位年轻的和明显地聪明的中央情报局前分析人员。
她公开地蔑视有关提名的政治斗争。她说：“我和你们一样相信盖茨先生把
情报分析政治化了，而且他应对分析程序的全盘退化负责，对此我并不感到
愉快。”
除了鲁德曼——他根本不考虑她的证词，好像它是某种近似于一个嘀嘀
咕咕的青年的豪言壮语的东西——之外，甚至那些与盖茨最亲密的人也认为
她的证词是可信的和出自内心的。虽然中央情报局也许能担负得起损失一个
像古德曼那样的人，人们感到它担负不起疏远它的像格劳德曼斯这样的年轻
的新手们，她只在那里工作了6 年——主要在苏联分析室———就怀着厌恶
的心情辞职离开了兰利。
她提供了听证会的第二个戏剧性的时刻。她强调：“让我讲清楚，今天
我来到这里是应你们的请求。你们也许知道，将近两年以前我从这一团糟里
走开了⋯⋯我发现，对旧伤痕的再检查和围绕着这些听证会的公开性，就我
个人而言，挺别扭。直到几个星期以前，我曾经期待某个其他人将在这个席
位上作证。因此，我希望你们了解，我不是被某种势不可挡的愿望所促动，
亲自来责备中央情报局或任何人。当我离开情报局的时候，我没有写本书，
或者去找新闻谋介，我也没有来请求这个委员会，在这些听证会之后，我不
打算对新闻媒介谈话。”
格劳德曼斯给以往的10 年画了个轮廓，她称之为“对保持一种专心于真
理的文化的漫不经心或蓄意的疏忽”。她说：“在苏联分析室有一种威胁的
气氛，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这种看法：盖
茨先生把某些人调走是因为他们始终不愿意遵循他的分析路线。甚至到今
天，我意识到在苏联分析室仍存在一种观念：如果管理者们不够须从的话，
他们就要冒失去职位的危险。”
格劳德曼斯继续说：“我认为，在最近的两年里，那种气氛变得更坏。
政治化的性质变得更显眼了，我认为那些分析人员们也就更加玩世不恭了。
情况就像在旧的第三世界处的情况一样坏。我最近听到的来自苏联分析室老
同事的要求更大的诚实的痛苦呼声，是我从来没听到过的那种呼声。在这里，
我要极力要求你们去请教最近成立的针对苏联分析室的管理上的顾问检查
组。我可以向你们传达一个轶事，有这么一种观念：苏联分析室多雇一些秘
书而去掉分析人员们也许更好一些，因为秘书更善于接受口述。”
盖茨声称，许多针对他们怨言都是中级分析人员们激发的，他们由于在
工作程序上地位不能更高一些而灰心丧气，格劳德曼斯显然被盖茨的话激怒
了。盖茨曾经告诉过委员会，当他最初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时候，他也
有许多同样的感受。格劳德曼斯反驳说：“参议员们，我认为那个答复是对
我能想到的如此敏感的一个问题的最沾沾自喜的、带有优越感的和冷漠的答
复。而且，我相信，它使你看透了盖茨先生的管理作风。想到如果他被批准
了他可能做些什么，简直使我发抖。”
格劳德曼斯之后是哈尔·福特，他已有70 岁，仍然是中央情报局最有表
达力和受尊重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证词也像一次冲击。福特最初是被邀请出
席来支持盖茨的，但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思考以及和情报局许多雇员谈话之
后，他改变了主意。他开始发言：“我欢迎有机会来修改你们手边已有的我
的准备好的发言稿。事实上，我将要说的离它很远，所以你们可以把它撕掉。”
福特简短地描述了一下他是如何认识盖茨的，并且钦佩他的把情报评估
弄得“更短、更尖锐、更适合我们的制订政策用户们的需要”的企图。但是，
接着，福特所有对盖茨的评论都很刺耳。他说：“简而言之，我的话的要旨
就是，我认为批准鲍勃·盖茨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将是一个错误。”福特解释
说，他改变主意的主要理由就是从他敬重的人们那里来的对盖茨的海啸般的
反对以及盖茨自己的证言。”对我来说，抓住他的证词的字眼儿就是‘聪明’。
这位精明能干的官员的健忘——他具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不能把信任全
部灌输给我。”
古德曼的、格劳德曼斯的、福特的证词——特别是格劳德曼斯的证词—
—引起了对盖茨的正直诚实和他提供客观评估的意愿的严重怀疑。那些指控
都被陈述得很有说服力，因此，它们向参议员鲁德曼的希望提出了明显的挑
战，鲁德曼本来希望盖茨可以顺利通过批准程序而不损害他领导情报界的能
力。鲁德曼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他不管格劳德曼斯和福特而攻击
古德曼。
10 月1 日，在委员会一次公开的会议上，鲁德曼对古德曼所回忆的几个
具体事例表示怀疑，据古德曼说，在那几个事例中，盖茨曾经歪曲了情报产
品。这位参议员甚至拿出了一封最近来自威廉·韦伯斯特的关于1987 年一个
关键事件的信，当时韦伯斯特的首席助手马克·马修斯访问了中央情报局的
分析人员们了解关于政治化问题。鲁德曼争辩说，马修斯对中央情报局分析
人员们的访问，既非秘密的，也没有背着盖茨（如古德曼所说）。鲁德曼指
控说，事实上，那些访问和盖茨没有关系；古德曼在说谎。鲁德曼怒冲冲地
对古德曼厉声说：“你有资格谈你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在谈你自己的事实
方面却不够格。”
现在，委员会的工作助手们声称，马修斯莫名其妙地改变了他反对盖茨
的证词。他们指出，在以往几次与委员会调查人员举行的会议上，马修斯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