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了，他们只能采取措施，保证尽量使最少的人卷入这桩丑闻中去。当他
们无法说服凯西，让他相信他的整个计划是建筑在幻想的基础上（即伊朗政
府内存在着温和派），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减少丑闻对中央情报局声誉的
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成功了，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这样。
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行动官员，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如何保存自己。特
威腾在安曼活了下来，凯夫在德黑兰进行革命时，经历了许多恐怖事件以后，
也活下来了，克莱尔·乔治在欧洲和非洲的冷战中，目睹了各种丑恶的内幕
后，也活了下来。再说，他们每个人在凯西领导中央情报局的6 年里也活过
来了。这6 年实际上给中央情报局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作了一个评价，同
时，这6 年也证实了它的高级谍报人员怎样努力保卫中央情报局40 多年来的
老传统，使其免受攻击而遭破坏。用武器换人质的行动计划正好能说明这一
点。
这次丑闻的揭露，打破了一个神话。过去人们对中央情报局有一种传奇
的、甚至有时是浪漫的想法。人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庞然大物，一
个全能的间谍群体，这里的人效忠于秘密工作，只是在它的背后，有大量烦
琐的日常事务。我们可以引用《奥茨的巫师》剧中的一个场景来作一个更为
恰当和正确的比喻。当年轻的陶乐茜最后到达安麦芬城时，她很失望。她原
来想象的万能巫师，原来是个口吃的，有时有些糊涂的，好心肠的老人。他
真正的秘诀就是靠给人一种错觉；他会操纵一种杠杆，看上去好似很有力量，
其实他什么别的本领也没有。他的魔袋是空空的，他只不过是个骗子。巫师
对人们的真正要求（“不要去注意幕后的人物”）是：——正如凯西一样一
不要仔细去看他在做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凯西当政6 年中的怪现象：一方面，中央情报局最有经验
的谍报人员庆贺他积极出战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暗地里正在抵消他的行
动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对前任局长斯但斯菲尔德·特纳，他们曾经加以推动
和督促，而对凯西则要勒住缰绳。他们赞扬他，维护他，因为他使这帮人回
想起他们过去曾有一段光荣历史，并且也希望将来再有这样一段。
前西贡海外情报所负责人、直言不讳的托马斯·波尔格，是参议院聘来
调查伊朗门丑闻的。甚至他也无法贬低凯西。他说：“凯西做了他认为正确
的事。这些事肯定是有问题的，但他受到人们尊敬。”
雷·克莱因博士是中央情报局退休人员中的老前辈，他也讲出类似的看
法：“他在行政管理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他之所长。但是他懂
得中央情报局应有的自豪感和情报人员应有的优越感。”所有这些说法，都
是为他辩解的。如果凯西犯了什么错误，他的辩护人会说，这仅仅是因为他
相信中央情报局能击败美国的敌人；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整个官僚机构中是一
个看问题比较清楚的部门。一位官员说：“即使凯西在批评中央情报局缺乏
创造性时，他仍然欣赏中央情报局有办成事业的能力。对中央情报局存在着
矛盾，他感到沮丧，对它能忠于职守，又感到高兴。但最终他还是明白了，
中央情报局和政府其他部门一样，也是一个官僚机构。”
在凯西的任期内，中央情报局充满了惊险，其中包括局长本人在内，都
担有把中央情报局搞垮的风险。在他的6 年任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
央情报局在阿富汗问题上与苏联作斗争，并有效地制止了它的推进；摧毁了
一个在欧洲的恐怖主义集团，并且重新建立了谍报网，为所有的情报工作提
供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也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凯西和国会
之间，在究竟什么样的秘密行动计划须向国会通报的问题上进行过争吵；情
报局的人炸毁了尼加拉瓜港口，被人抓住了，但事先凯西却答应过他们是不
会这样干的；一本反起义的内部手册，被人披露后引起难堪，因为手册里写
了包括默许使用谋杀手段，正当中央情报局在伊朗门事件上受到审查时，凯
西死了。尽管有这么多问题，中央情报局在经历了凯西当政的年代后，仍然
完好无损，并准备在新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威廉·韦伯斯特法官突然被任命，
给大家寄予希望，即使最猛烈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可能去完成那位美国驻联
合国大使赞扬凯西所献身的事业。正如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追悼会上颂扬
凯西时所讲的：他将遵循法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再次使中央情报局作为
美国情报界的龙头，回到受人尊敬的地位上来。唯一的问题是，象韦伯斯特
这样一个在国际情报界鲜为人知的人物，能否适应兰利那种惯于玩弄阴谋诡
计的拜占廷式的传统。
在7 月5 日葬礼的结尾，凯西的棺木由6 人抬上灵车。安葬仪式没有公
开举行，安葬在附近的贺来路德公墓。里根总统和其他知名人物都未参加。
他们决定立即赶回华盛顿，准备迎接铺天盖地而来的一系列质问。这些都是
有关这项秘密行动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项行动计划是由凯西指挥的。很
巧，那天是在一个混乱的气氛中结束的——它象征着凯西在中央情报局时的
一切——当时里根误解了一个记者的提问。总统的直升飞机已经发出轰呜的
响声，一位记者高声向里根喊问：“在凯西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的资
金中，有你的捐款吗？”里根点头称是。事后，总统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
在澄清这一误会时说，总统以为记者问他追悼会开得是否很成功，里很作了
肯定的答复。
2 我们在德黑兰的人
霍华德·贝克正在发愁。这位前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72 小
时前刚当上白宫办公厅主任，现在正碰上第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难题：里根政
府找不到一个取代比尔·凯西的人来担任这个国家的特务头子。早在贝克到
达白宫许多天以前，参议院成功地打消了里根总统对中央情报局局长第一人
选的提名。他提名的罗伯特·盖茨，由于人们质问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究竟扮
演什么角色，本人已提出不要再把他作为考虑的人选。既然不再考虑盖茨，
贝克现在又在竭力推荐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托尔作为一名理想的人
选。1987 年3 月2 日，即总统准备宣布人选的头一天，托尔似乎会接受这一
职务。尽管他并未明确首肯，但就贝克来说，毫无疑问他是会接受的。
即使是还在担任代局长的盖茨也认为，托尔的提名会在中央情报局内受
到欢迎。尽管托尔的确没有担任此项职务所必需的经验，但盖茨知道中央情
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一定会非常欢迎这项任命，因为老资格的托尔的到来会
使这个机构更为人们所尊敬。此外，盖茨也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需要一位
象艾伦·杜勒斯那样的谍报天才，而是需要一位好的行政领导和受国会尊敬
的强人。盖茨相信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同僚们，将乐于任何人来领导他们，只
要这位新局长不利用伊朗门事件作为支解情报机构的理由。
直到星期一下午，托尔的任命似乎都是肯定无疑的。星期二的早晨他将
被引进白宫，并被介绍给全国的新闻界，在这以后，人们期待他将很快得到
参议院的认可。托尔在国会山是颇受信任的，公众也很熟悉他，尽管他是一
个强硬保守的共和党人，但由于他在最近的伊朗门丑闻中，对里根持适当的
批评态度，这又给他增添了客观公正的美名。
托尔主持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在伊朗门事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
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在这一过程中，他有时对里根进行严厉批评，因而
得到人们的信任。托尔委员会最后发表的报告（正式题名为“总统特别审查
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的结论说，里根对伊朗门事件中白宫的行动无直接责
任，而是允许他的工作人员执行与他公开声明相抵触的政策。托尔的结论，
尽管并不是摧毁性的，但却说明他不依附于总统，这一点将有助于参议院对
他任命的认可。尽管如此，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这一职位，似乎仍然是里根对
他的一种报答，因为正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他，对里根造成的损害
起了某种控制作用。对于这种指责，贝克准备自己去对付。他相信参议院不
敢拒绝把这一职位给托尔，或者怀疑他领导中央情报局的能力，因为托尔是
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正当贝克准备宣布托尔任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对，托尔给白宫打电话
说，他将不接受这一职务。他表示歉意，说他完全了解，这一似乎是改变主
意的做法，会给里根新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造成很为难的局面，但他的决定是
最后的。“我就是不能干”，他对贝克说。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当国防部长，
而不是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承认，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一种荣誉，这是毫
无疑问的，但这将使他永远没有可能再去争取当国防部长。但他已下定决心
想当国防部长，他认为将来仍有此机会。贝克和托尔进行了争论，但他的话
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很清楚，这位得克萨斯人是下了决心的。
贝克很生气。他知道托尔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可能会对里根造成极其尴
尬的局面，因为里根的领导能力已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这位白宫办公
厅主任查看了一下他自己的名单，盖茨不行了，托尔正在等待一项他可能永
远得不到的工作。当然还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位前空军将领也是托
尔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在那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拒绝接受任命以后，这
么快就指定斯考克罗夫特，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总统一直在物色一
名他要报答的人。这也意味着任命前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是不可能的，因
为他是托尔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贝克判定马斯基是一名地道的民主党人，
所以从未认真考虑过让他担任此项职务，虽然他的名字曾神秘地出现在几家
报纸上。新闻界迫不急待地盯着这项任命的宣布（他们好像在一旁得意地笑
着，盖茨的一位朋友对这位中央情报局的代局长说）。贝克认为他得赶快行
动。
正在这时，乔治·布什开始插手这件事。在上周末，他和他的幕僚们曾
讨论过有必要委任一名可靠的政府官员来领导中央情报局。布什担任过中央
情报局局长，他认为自己有独特的眼力，可为挑选一名新的候选人出主意。
他和他的幕僚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是
最理想的人选。布什认为，韦伯斯特和托尔具备同样条件，他一生都是一名
忠实的共和党人，为里根的高级助手所信任，也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布什不
仅把他看成是一位朋友，而且似乎是一位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伙伴。鉴于他过
去在联邦调查局的表现，布什认为他一定会很快得到参议院的认可（特别是
因为他过去的任命也得到同样迅速的认可）。韦伯斯特还具备托尔所不具备
的条件：作为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他有近10 年和情报界打交道的经验，也
熟悉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布什告诉他的助手们，最为重要的是，他佩服韦伯
斯特的“坚定”和“责任心”。任命韦伯斯特将给联邦调查局留下一个空缺，
但这毕竟是次要的问题，因为他10 年的任期反正也快满了。白宫认为，有从
容的时间去任命一名新的继任者。贝克马上对布什的看法表示同意，他奇怪
自己早先为什么没有想到韦伯斯特。取得里根的同意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3
月3 日下午，贝克打电话给韦伯斯特提出请他出任新职的问题。
韦伯斯特对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建议表示有兴趣，但不愿马上肯定下来。
贝克催促他说，总统需要在24 小时内得到答复。韦伯斯特告诉贝克，他仅需
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作出决定。韦伯斯特对贝克给他打电话感到很高兴。他
知道尽管自己不想呆在华盛顿，他得认真对待这项建议。事实上他打算在
1985 年离开联邦调查局，但在司法部长米斯的鼓励下，答应留下来，因为米
斯对他说，在不进行大选的年头离职是一个不好的主意。韦伯斯特曾向米斯
明确表示，一旦在政治上能找到一个代替他的人，他很想回圣路易斯城去重
操律师的旧业。这样，他又呆了两年。现在，由于贝克给他打电话，他不得
不考虑作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也不是他自己单独能作出的。韦伯斯特在
妻子死后没有再婚，他给女儿德鲁西拉（他叫她“德鲁”）挂电话，告诉她
这个消息。她最初保持沉默，接着表示了她的不快。她说，“联邦调查局是
一回事。可是，爸爸，那个地方真有些让人害怕。”他对她说，他还未作出
决定，但倾向于接受这项工作。
当晚韦伯斯特挂了另一个电话，这次是给海军上将博比·雷，英曼打的。
后者是凯西手下的中央情报局第一副局长。此人当过国家安全局局长，是华
盛顿最受尊敬的谍报官员之一。里根最初当选总统时，英曼作为中央情报局
新局长的候选人，在所有人手中的名单里，都名列前茅。后来凯西得到这一
职位，他只好忍气吞声，同意当凯西的副手。但在16 个月以后，当明摆着他
在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他就离开了。韦伯斯特希望知道，英曼
认为他是否应接受这项任命。他还想了解，在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同时，是
否仍然可以当他的律师，而并不影响他有效地领导这个谍报机关？他的工作
是否要求他违反法律？英曼对他说，他完全可以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而不牺牲
自己的原则。英曼还解释说，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违反美国法律，但外国法律
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点上韦伯斯特是比较放心了，但他又问英曼对中央情
报局工作人员的士气有何看法，特别是伊朗门丑闻以后。英曼回答说，士气
虽受损害，但只要有得力的领导，很快可以扭转局面。最后，韦伯斯特问，
英曼是否认为他将是一位好的中央情报局领导？英曼诚恳地回答说，韦伯斯
特将是一位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还说，这一职务将是一个“挑战”。
第二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韦伯斯特作出了他的决定，尽管联邦调查局的
某些同僚回忆说，对于他将接受贝克的建议一事，从未有人真正怀疑过。他
们说，韦伯斯特和布什一样，深信他自己是这一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尽管中
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有本质的不同，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某些工作已
比较熟悉，因为在他主持联邦调查局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韦伯斯特已扩
展了联邦调查局的海外谍报工作，作为配合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一部分。韦伯
斯特相信，他过去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一切，同样也可以为中央情报局做。
在他看来，这两个机构所需要的东西，从管理方式来说，并不存在多大的差
别。事实上，中央情报局1987 年的情况和9 年前他接管联邦调查局时非常相
似。在1978 年的联邦调查局里，J·埃德加·胡佛的阴魂不散。他是在执法
方面最强有力，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在紧接着胡佛以后的年代里，
韦伯斯特的前任克拉伦斯·凯利给联邦调查局的上层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
但因他在那里的时间太短，不可能带来持久性的变化。这项任务留给了韦伯
斯特去完成。他得重振士气。当时各个办公室之间的闲言碎语和内部的政治
斗争，已把这个局弄得士气低落，这里的人工作拖沓，被人视为到时候上下
班的侦探。韦伯斯特花了3 年时间才清除了胡佛的派别分子，重新在国会心
目中树立起它被损坏的声誉。
韦伯斯特由于完成了这项任务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但贬低他的也大有人
在。1981 年，他负责认可雷蒙德·多诺万任命前的调查工作，受到严厉的批
评，当时多诺万被里根提名出任劳工部长。在多诺万被指控受贿以后，参议
院发现联邦调查局为他任命提供的背景材料隐瞒了某些重要情节。参议院接
着对联邦调查局处理此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韦伯斯特的领导工作提出
尖锐批评。参议院发现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有关多诺万的材料，实际上是他某
些亲密的朋友对他溢美之词的汇编，比无用还要糟糕。多诺万后被起诉并接
受审判，最后被宣判无罪。如果联邦调查局在参议院审议多诺万的提名前工
作比较得力，也许法院的那场戏可以避免。这是最轻的说法。另一方面，韦
伯斯特的批评者说，联邦调查局在多诺万案件上的失败，说明联邦调查局仍
和过去一样带有政治色彩，韦伯斯特没有使它产生任何改变。
同样的批评在阿拉伯诓骗丑闻以后也出现过，这是一起冒称代表富有的
阿拉伯人向国会员行贿，以换取政治上的好处的“诓骗行动”。这一行动最
终的结果是好几个人被起诉。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却成了参议院深入调
查的目标，他们要了解韦伯斯特手下的人，是否特意挑选了某些人作为他们
诱骗的对象——大多数都是民主党人。调查委员会发现联邦调查局不认真保
存电话谈话记录和录音带，韦伯斯特和他的谍报人员之间的通话查不到有关
的记录。韦伯斯特在这次事件中，遭到和多诺万事件中对他的同样批评。尽
管7 名国会议员由于阿拉伯诓骗丑闻都被判有罪，但联邦调查局的这项调
查，却被指控为被白宫利用作为它的政治工具。韦伯斯特忿忿然地回答他的
批评者说，“我为我们所做的事感到骄傲，我们的工作经得起法庭的考验。”
在“瓶塞钻行动”中，联邦调查局的目标是想抓住克利夫兰的几名法官
从一名法警那里领取贿赂。在此案中，韦伯斯特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进一步
扩大了它在阿拉伯诓骗行动中所犯的错误。联邦调查局参加此案的特工人员
忘了去查阅这名法警的刑事犯罪档案，事后证明此人是一名被判过刑的盗窃
犯。这些特工人员也没有去核实他提供的贿赂是否真付给了这几名法官，这
名法警实际上把这笔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可他却把矛头指向他从未接触过
的法官。最后在这次行动中真正受控告的是那名法警。
在韦伯斯特主持工作的年代里，联邦调查局最秘密的情报员之一是杰
基·普雷瑟，那位矮个子、超重量、说话直喘气的强有力的国际卡车司机兄
弟会的领导人。当这一情报被人知道以后，联邦调查局是否被利用去实现某
种政治目的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普雷瑟是在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的敦
促下，当上了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的。当时米斯说可利用他来帮助对腐败的
工会进行清理整顿。（普雷瑟在1980—81 年里根的过渡班子里担任过职务，
在这以前，他的兄弟会是支持里根竞选总统的全国两大工会之一。）普雷瑟
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一份有关兄弟会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关系的详细报告，
虽他本人也有两面讨好的嫌疑。尽管围绕普雷瑟的动机和他可信赖的程度有
许多争论，联邦调查局进行了为时三年的调查，其结果是撤换了兄弟会内的
许多领导人。联邦调查局对整顿了这一工会组织一直引以为荣。该局的高级
谍报人员强调，普雷瑟所提供的情报是非常有价值的，使用这位国际卡车司
机兄弟会的主席作为情报员，对结束工会的腐败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普雷
瑟最后被指控给他的亲戚和犯罪团伙的成员吃空缺，但还没有来得及受审，
就因患脑癌去世。）
正如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年代一样，韦伯斯特在联邦调查局的任期内也
有若干突出的、受到广泛宣扬的成就。联邦调查局曾在克利夫兰试图推行的
“诓骗行动”，最后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取得成功，联邦调查局对那里几
十名腐败法官的指控得以成立。但最大的成功之处是，韦伯斯特恢复了联邦
调查局作为美国首要的执法机关的声誉，尽管它也有种种失误。联邦调查局
最后被揭发对那些反对美国卷入中美洲事务的人进行过特务侦察，从而影响
了它的声誉，但它的上述成就仍然是了不起的。总的来看，韦伯斯特制眼了
胡佛时代的活跃分子，使联邦调查局重新赢得冷酷无情的密探之家的美名。
3 月3 日下午，当韦伯斯特考虑他的前途时，与其说他关心他在联邦调
查局过去的成绩，还不如说他更加关心他是否会被参议院认可去担任中央情
报局局长。他几乎生来就有一种崇尚个人作用的信念，因而他绝对相信自己
能胜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在接到霍华德·贝克向他提供新职务的电话
将近24 小时后，韦伯斯特拿起电话筒把他的决定通知白宫。他说，总统能想
到让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感到“很受抬举，也很荣幸”。他将接受这项
任命，并保证竭力把工作做好。
3 月5 日正式宣布了对韦伯斯特的任命。和他一起站在白宫新闻发布厅
里，里根总统把比尔·韦伯斯特说成是一位“诚实和正直的人”，并引用他
曾担任联邦法官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经历，作为提名他的过硬条件。但在里
根多少有点迟疑的发言中，也流露出他自己也弄不清，他原来曾先后决定任
命盖茨和托尔，为什么都没有兑现。在他担任总统的整个期间，很少有象这
次的表现——今天的里根活像一名第二流的演员。他不熟悉他的台词，他的
发言稿写得也很潦草。他在不适当的地方发出微笑，还常常偷偷地看韦伯斯
特一眼，好像不敢肯定他是什么人。韦伯斯特却落落大方，谦恭而又充满自
信。他说他在等待参议院的认可，但坚持要熟悉了新的工作以后，再对所有
问题发表他的意见。
如果里根还有些对韦伯斯特没有把握的话，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却对
他很少有什么怀疑。对他们来说，里根对韦伯斯特的任命，解除了人们对中
央情报局前途愈来愈深的怀疑，是值得欢迎和令人宽慰的事。参议员们都很
清楚，凯西一伙损坏了中央情报局在公众和国会中的声望，他们同样也很清
楚，罗伯特·盖茨也不是能挽回这种声誉的合适人选。当委员会的成员听到
里根在考虑任命约翰·托尔来主管兰利的工作时，他们的怀疑情绪加深了。
问题不在于对托尔的任命不能得到认可（他可以，而且完全可能会得到认
可），因为即使有把握得到认可，也并不说明有足够的理由提名他作为候选
人。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需要的是一位享有善于整顿士气低落部门的声誉
的人。韦伯斯特正好有这种经历，而且在国会为人们所知晓并受到青睐。他
可能在调查多诺万事件和阿拉伯诓骗行动的过程中，曾碰到某些困难，但他
至少是相信监督的概念和程序的，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比凯西强
得多。
参议员戴维·博伦，这位表达能力很强的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人，参议
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对于这一点是很坚持的。傅伦告诉他的一位助手说，
如果因伊朗门事件深受创伤的里很总统还想保住他自己和他的总统宝座的
话，他应该作出遵守法律的承诺，并且在物色人选时，找那些能与国会合作
的人。
缅因州的众议员威廉·科恩，这个委员会中职位很高的共和党人，也抱
有同样的看法，但由于要忠于他的党，不能这样公开说。科恩相信，委员会
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停止凯西私下采取的涉及外交政策的行动。他认为，继
续保持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委派一位熟悉并立志遵守法律的人去当中
央情报局局长。在公开场合，科恩赞扬里根对韦伯斯特的任命，私下里他则
表示，他怀疑伊朗门丑闻恐怕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复杂。科恩对他下面的工
作人员说，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可以尽量辩解说，他们是清白的或是不知情的，
但他很难说，政府私下采取的涉及外交政策的行动是否已经停止。更使他苦
恼的是，他毫无办法去进行核对。科恩抑制他内心的不安，并和博伦一起参
加支持韦伯斯特的大合唱。
这种支持犹如笑里藏刀，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戴维·博伦认为韦伯斯特
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中央情报局领导人，这就意味着这位参议员已得到某种保
证，未来的这位领导人将是一位开诚布公的，甚至是驯眼的局长——也许还
可能成为国会在兰利的耳目。这至少是韦伯斯特被任命的那天，许多中央情
报局高级官员的想法。在兰利，人们对里根宣布的任命广泛持怀疑态度，并
且都在窃窃私议，韦伯斯特是否有必要的背景，使他能恢复中央情报局在公
众心目中原有的形象和重振机关内部的士气。
在这所谍报机关第六层的办公室里，中央情报局负责行动计划的高级特
工人员，不断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对韦伯斯特的提名表示关切，认为这只
会增加他们的问题。那些参与威廉·凯西以武器换取人质密谋的部分谍报官
员更是疑心重重。中央情报局伊朗科科长也特别关切。他问一位同事说，“你
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近东处主管反恐怖活动的一位专家也很担心，他
向另一位谍报官员打听：“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这家伙懂不懂谍报工作？”
托马斯·特威腾是最近刚任命的近东处处长，他较为乐观一些。他相信
韦伯斯特在兰利开始工作时会比较谨慎的，如果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他也会
设法不要得罪这些他将来要与之共事的人。特威腾说，韦伯斯特也得先熟悉
一下环境。他见过韦伯斯特，知道他，和他交谈过，并说这人“还可以”。
很多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对韦伯斯特的任命感到不安，这并不特
别令人感到震惊。在联邦调查局里，人们都了解这位原来的密苏里州的法官
有时爱教训人，他对官僚机构内部的斗争常感到不耐烦，对那些行动超越了
他狭隘的是非观念的下属，常给予惩处。他性子急，要求高，有时对人非常
严格，这些都是出了名的。那些过去和联邦调查局打过交道的联络官们都注
意到他的这些特点，他们传活回来说，给韦伯斯特工作是很难的。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联邦调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对韦伯斯特忠心耿耿，认为他是中央情
报局局长的合适人选。他们相信，韦伯斯特将清除那些甚至与凯西一诺斯丑
闻稍有牵连的人。那些领导凯西的伊朗行动计划的人，最明显的是克莱尔·乔
治、德韦·克拉里奇、托马斯·特威腾和他们的助手们，当然是首当其冲。
特别是克拉里奇，他相信韦伯斯特的任命将标志着他的事业的终结。他对一
位同事说，“我不会在这里呆多久了”。
人们还有一些其它顾虑。有些人认为，韦伯斯特的任命是出于政治上的
考虑，是为了满足国会由于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诺斯的行动计划而对它进行惩
处的愿望。他们认为，现在国会通过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监督，将比过
去更加厉害了。还有些人认为，韦伯斯特对谍报工作并不象他自己所说的懂
得那么多，他对谍报界爱耍弄阴谋诡计的传统只不过是有点皮毛的了解。除
了这些怀疑以外，还有在罗伯特·盖茨不能被批准任命问题上的分歧。中央
情报局内的大多数高级领导，特别是那些行动部的人，虽不喜欢盖茨，但认
为他得不到批准任命，也就排除了其他职业特工人员担任局长的可能。尽管
他本身有缺点，他的失败也意味着他们的失败，要看到一名谍报人员成为局
长，还不知要等多久。盖茨决定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撒回，在情
报部他最接近的同事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因为他原本可以成为第一位长期
担任过分析人员工作的局长。至少盖茨是一个已知数，是韦伯斯特则不是。
围绕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内部工作运转的知识究竟有多少，以及他处
理局内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在兰利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
由于报纸上有关他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的报道而变得更加激烈了。对那
些认为任命盖茨将对中央情报局不利的人，这些新闻报道更是给他们增添了
武器弹药。他们引用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看法。第一，在凯西担任局长
初期的1981 年，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曾公开反对取消对中央情报局搜集国内
外情报的某些限制。韦伯斯特这一令人吃惊的立场，似乎是对即将卸任的卡
特总统的报答，因为正是卡特，给了他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位（下令规定这
些限制的也正是卡特总统）。
第二，1984 年，他发表了一项对中央情报局不利的声明，这项声明对众
多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来说，暴露了他在谍报工作上的无知。他对报界说，
他反对建立军事部队对恐怖主义组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他说，美国不应
该做那些“可能在以后更加清醒的时候会受到谴责”的事情。对那些一贯批
评他的人来说，他的这番话似乎是要把美国法律运用在国外进行的谍报工作
中。这无异于说，只有在受到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后，而不是在这以前，才能
采取行动。他的这种观点在行动部的人员中传为笑柄。
最后，与上述一点有关联的是，韦伯斯特曾反对白宫1986 年的一个计
划，这个计划允许中央情报局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绑架，并把他们押送到美
国来受审。他的这些观点受到中央情报局准军事人员的嘲笑，这些人员在中
央情报局内被贬称为“把指节弄得嘎嘎作响的人”。一点不假，过去中央情
报局有些高级特工人员在凯西试图诱捕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的时候，
曾在这个问题上反对过凯西，但当时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接着，在1986
年，正当中央情报局准备为了保护自己有权这样做而在立法上努力解决这一
问题时，韦伯斯特又抱怨说，法律被引伸到无法可依的程度了。中央情报局
的官员们对他的解释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按照他的逻辑一直推论
下去，他的这种立场最终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在国外的工作统统都得结束。既
要工作，总得有些地方有点伸缩的余地。中央情报局迫切需要一个能对付恐
怖主义的方案。但每当它提出一个方案时，都遭到韦伯斯特的反对。
但是，在中央情报局内，引起对韦伯斯特怀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一个
个人因素：他是第一个从联邦调查局来中央情报局任局长的人，也是第一位
被委任主持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执法官员。此外，所有人都知道，联邦调查局
和中央情报局有长期不和的历史，这种不和曾导致两者的公开分裂。有一段
时期，在J·埃德加·胡佛的指示下，这两个机构的人根本直不讲话。最严
重的分裂发生在1970 年，那时两个不同的国内谍报行动发生了正面冲突。胡
佛后来对中央情报局发动的长期斗争，由于他对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行动的不
信任，而更加变本加厉。导致这一结果的另一因素是，中央情报局还享有长
春藤俱乐部超级秘密分队的名声，也就是说，它的成员许多都是美国东北部
八所名牌大学毕业的盛气凌人的知识分子。在两家分裂后，一提起中央情报
局的名字就几乎会引起胡佛发火。
两个机构之间的决裂终于得以弥合，但这只是在胡佛死后的事。美国国
会后来不允许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进行谍报活动，也有助于弥合这一决裂。到
1975 年，这个漫长而微妙的在这两个机构之间重新建立某种合作气氛的过程
已经开始了。韦伯斯特的前任克拉伦斯。凯利，为在两个组织间重建一种新
型关系而辛勤工作，但直到韦伯斯特的任期内，两个组织间仍然存在一种客
客气气但很不自然的关系。在中央情报局看来，联邦调查局是一个更老的机
构，它的作用有些被夸大了，这个机构充满了身著灰色制服的警察，他们专
门搜捕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和盗窃犯。联邦调查局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专
门从事阴谋活动的象牙之塔，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些抽着烟斗的学者，忙于
研究理论而工作却没有多少成效。
这种互把对方典型化的说法，多少还是有点道理。中央情报局把自己看
成是谍报工作中的精英，而联邦调查局则经常认为他们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了。这种互相敌视的态度，对里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在兰利引起的看法，
产生了巨大影响。韦伯斯特被看做是一位需要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培训的外来
户。大多数中央情报局的职业谍报工作人员，硬是不准备在他到来时做出任
何欢迎的表示。
韦伯斯特似乎也不特别适合扮演典型的中央情报局特务头子的角色，譬
如象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或者威廉·凯西那样的人物。他是一
位不起眼的、身高只有5 英尺10 英寸的密苏里州法官，喜欢读海明威的作品，
搜集有作者签名的书籍，打起网球来每次都以小时计，也常在美国中西部他
自己的农场里骑马。他对法律抱有某种狂热，他不断谈论的“法治”听上去
如此古板，以致最接近他的人有时都认为他太老式了。中央情报局似乎还没
有见过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主张戒酒的、虔诚的基督科学派教徒，他从不
骂人，每天都锻炼身体，还爱引用一些格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有一次诚
恳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我从不把运动和行动混淆起来”。作为一位政府公
职人员，他的服务记录无任何污点，个人生活也无可指责。在他的经历中，
不存在任何隐而未发的可怕丑闻，譬如在停车场偶尔结识一名妓女、和别人
分赃、或者学历上有什么污点，这些东西统统都没有。1987 年的威廉·韦伯
斯特就象十年前的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一样：两人都是宗教信徒，工作专心
致志，独来独往，二者对比，相似之处立即十分明显，致使许多行动部的官
员同声叹息。
即使原来对韦伯斯特最有疑虑的职业特工人员，也很快发现韦伯斯特对
人非常友好，几乎让大家无话可说。他被提名后，立即来到兰利参加同大家
见面的约会，和每人握握手，在适当的时候摇摇头以表示惊讶，非常专心地
听取向他这位已被选定但还未上任的局长所作的第一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
那些和他一样已被指定、但尚未正式上任的官员们发现，他不象他们所希望
的那样快地熟悉业务。尽管他对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明显地感兴趣，但这些官
员们发现，他对自己能力抱有的自信，有时使他看不清楚，他需要了解和消
化多么大量的情况和材料。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比威廉·凯西更有行
政管理才能，但在搞情报工作的才能上却赶不上凯西。他仍然认为，中央情
报局的海外工作，可以在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前提下进行。而实际憎况是，
甚至要招募一名外国间谍都是一件危险的任务。对那些在“禁区”（譬如说
苏联或伊朗）吸收的特务来说，这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叛国罪，因而这些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