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突出的盲点。但韦伯斯特曾对一批听众说，“从我有记忆力的时候开始，
我就想当一名律师”。
如今，韦伯斯特却要去领导中央情报局。
决定韦伯斯特应担任中央情报局新局长是一回事，正式要使他的这项任
命得到认可却是另一回事。一方面，华盛顿官方很有把握地认为，在批准他
的任命问题上，还没有发现任何令人难堪的障碍。另一方面，又没有人愿意
说他是毫无瑕疵的。对他的怀疑与他的个人生活无关（他工作努力，认真负
责，也是个聪明的、关心家庭的人）。最可怕的前景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将发现，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他，偶然接触过向伊朗偷运武器或者有关诺
斯转移资金的证据，但他却默不作声。换句话说，没有人希望发现任何迹象，
说明韦伯斯特有意识地参与了掩盖罪行的活动。
在韦伯斯特是否会被认可的问题上，使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高级谍报人
员以及该局的国会联络办公室的官员们最感不安的是，1985 年中期开始的一
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当时行动部近东处的中级官员开始感觉到，伊朗正在发
生一个重大事件。一位前情报官员回忆说，“1985 年夏天的晚些时候，连着
好些天有些人一直关着门在开会。参加会的有特威腾。（克菜尔）·乔治、
（伊朗组组长杰克）·迪瓦恩，几乎能想象到的所有人，包括近东处全部高
级特工人员。处里的人跑去找近东处处长伯特·邓恩，对他说，‘你瞧，如
果有什么事我们应该知道的，你应当告诉我们。我们不想在不自觉的情况下
碍你们的事’，他对我们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追问他说，‘是
我们自己在干什么事吗？我们是否在那里布置了什么武器？’他挥手让我们
离开，对我们说，‘我们没法那样干’。”
但谣言仍不断在流传。据这位过去的官员说，伯特·邓恩（他是中央情
报局主持海外行动的最优秀的人员之一）和他的高级助手们，从八十年代初
期起，一直在紧张地追踪外国武器运进伊朗的情况，以了解伊朗在和伊拉克
的战争中的军事能力。1982 年，他们听到未经证实的谣传说，有相当尖端的
英国坦克运往伊朗在波斯湾的繁忙港口阿巴斯港。如果报告属实，它将证明
美国最亲密的盟国正利用霍梅尼想把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狂热
愿望，从中捞取利润。中央情报局还发现，1983 年，伊朗人为了从国际私商
那里购买武器，在伦敦开了一个庞大的办事处。伦敦闹区外的这个生意兴隆
的伊朗武器市场被发现后，更是谣言四起，说美国也卷入这场武装伊朗的活
动。
到了1985 年9 月，谣传达到了顶点。当时，近东处的一位特工人员接到
一个保密电话，这个电话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务从华盛顿特区打到兰利来
的。据这个打电话的人说，联邦调查局成功地招募了一名伊朗学生，这名学
生很快要回德黑兰。由于他即将去海外，联邦调查局认为让中央情报局参与
此事可能是个好主意。这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还说，由于这名学生很聪明，
口齿也颇伶俐，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中央情报局的这位特工人员把这项建议向他的领导汇报，这以后的两周
时间里，近东处的高级情报人员考虑了这项建议。据一位参与其事的官员回
忆，关于是否招募和训练这名学生的决定，“逐级上报，从处理伊朗问题的
官员到科长，接着到近东处副处长（特威腾）、处长（邓恩），然后到乔治
（行动部负责人）。最后，尽管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谍报网大都已被破坏，
它最后还是决定不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这一建议。理由是区区一名学生不大可
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允许联邦调查局自己去处理这件事。
两周后，当联邦调查局通知中央憎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说这名学生将
在德黑兰有一个很好的职位时，他们很快改变了主意。这名学生将成为一位
伊朗最高级官员的助手，这就使他能接触这个国家的某些核心军事机密和其
它情报资料。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这一情况真是太好了，几乎有点令人难以置
信。如果中央情报局能完全控制他，这将意味着它将拥有霍梅尼政权内部最
接近大量宝贵情报来源的人提供的材料。美国将具备它将近十年来所没有过
的条件，即有一名接近伊朗政府最上层的人为它充当间谍。近东处最有经验
的官员行动很迅速。10 月初，他们在兰利的军事联络科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
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方面搞外国情报的高级谍
报官员。联邦调查局除了指派在国内主持此事的人以外，还派来了它主管国
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几名负责人来参加会议。中央情报局参加会议的有伊朗科
副科长和两名负责专案的高级特工人员，此外还有负责和联邦调查局联系的
官员，以及拉里·拉金上尉（在美国的伊朗流亡者都把他叫做拉里上尉），
后者可能是在近东处工作过的负责在伊朗行动最知情的官员。总共加起来，
在这里开会的有9 名高水平的老资格官员，每人都有20 年以上的秘密工作经
验。
拉金发言时为这次会议定了调子。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说，如果这
名伊朗学生由中央情报局来全权处理，他将会更有价值。在会议室的每个人
都明白，按照法律，中央憎报局对招募的外国间谍有优先权。从实际情况来
说，中央情报局有更好的条件来处理这项工作。讨论一开始就这样单刀直入，
未免有些唐突。但这就是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打交道时的一贯做法。中
央情报局伊朗科副科长接着以一种较低的调子继续发言。他承认，中央情报
局很急于想得到这名间谍，因为自霍梅尼的革命以来，该局的谍报网从未完
全恢复。
联邦调查局一名主要的搞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专家，对他们两位的发言勉
强表示同意，但提出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联邦调查局要求得到这名间谍提
供的情报，以及中央情报局使用他时采取的每一步骤的详细总结。联邦调查
局的这位发言人在这以后讲的一段话，却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瞠目结舌。
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名伊朗学生直接通过用声音作为代号的电话联
系方法，或者在伊朗境内采用投置信件的方法来提供憎报。他还说这些办法
似乎很管用。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都被吓坏了。他们知道，不管联邦调查局如何小心
翼翼，霍梅尼的情报部门一定已经截获了这名间谍和海外的通话，他随时都
可能被捕。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不仅一直在进行顽强而持久的监控活动；这在
东南亚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继承了七十年代中央情报局为伊朗国王装
置的尖端的、耗资巨大的电话窃听系统。这一系统曾花掉中央情报局数百万
美元，它也是1979 年伊朗革命引起的一项美国情报界最大的技术损失。使用
这一技术，霍梅尼的情报部门可以同时监听几百部电话。在短时间的沉默以
后，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微微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建议联邦调查局马上停
止通过电话接受情报的做法。联邦调查局被告知，再和那名伊朗间谍最后通
一次话，给他一些新的指示，由中央情报局制订计划设法与他重新建立联系。
除了与这名伊朗学生保持电话联系所产生的问题以外，联邦调查局最大
的危险在于它坚持用投置信件的方法作为和他联系的另一途径。这已被认为
是一种原始的、很容易被发觉的方法，而且对搜集情报的人来说，也颇难追
踪，作为写侦探小说是很好的，但在拥有侦察卫星这类尖端技术的时代里，
这种技术的名声已经很成问题。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投置信件的方法已
经不灵了。例证之一是，当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试图从一名已经爬上很高
地位的中东间谍那里取回一份情报时，他收到的却是一张这名间谍被砍断肢
体的尸体的照片。这个局苏联处的人也不会忘记，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很有价
值的间谍，即接触有关苏联导弹计划核心机密的一位著名女科学家，正当她
在列宁格勒的大桥上往一块空心砖里投置情报时，被克格勃当场抓住。尽管
中央情报局并未完全废弃这种投置信件的做法，但他们已有惨痛的经验，因
而给它取了一个可怕的别名，叫做“投置死亡”。中央情报局很清楚，联邦
调查局招募的是一名把当间谍看作做游戏的新手，因此不大可能对他进行复
杂的职业培训。他被识破和处死的可能性很大，同样他也很可能转过身来反
对美国人（我们常用“急转弯”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况）。至少有一位参加
两局联席会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联邦调查局已经把事情弄糟了。要想
把这项工作做好，必须把这名学生从伊朗带出来、重新加以训练，个别谈话，
用测谎器考验他的忠诚，给他装备无线电、识别器、密码等设备，然后再送
回伊朗、这就是中央情报局所谓的“建立信任和某种通讯系统”。
会后，中央情报局近东处和伊朗科负责专案的官员们，开始起草完成上
述诸项任务的详细计划。在几天之内，他们就决定把这名新招募的间谍带出
伊朗，并指定中央情报局在波斯湾的一个情报站来负责这项任务。他们判定，
尽管把他直接带到西德的法兰克福更好，但这样做危险性太大。（中央情报
局的德黑兰情报站已从伊朗撤出，暂驻法兰克福，该站叫做德法兰，即德黑
兰一法兰克福的简称。它是中央情报局海外最大的情报站之一。）
中央情报局最后的计划，在上述两局在兰利召开的联席会会后的一周内
被批准。这项计划要求把那名间谍带出伊朗，并在一个秘密场所训练5 天。
这是一个紧急的培训计划。近东处负责秘密工作的官员们知道，他们得抓紧
进行训练，因为他们同时还得准备布置一套假象，以防止他们的工作计划被
霍梅尼的情报部门所发现。这项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名间谍被葬送掉。
他将接受中央情报局的通讯设备，并且得到详细的指示，使他知道什么时候
用什么方式向美国传递情报。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很有信心，认为他们将成
功地保护这名间谍，不让他被发现，但他们也了解这项工作仍然是十分危险
的。就象他们一贯采取的保险措施那样，中央情报局还计划指定一位在德黑
兰工作的外国官员负责追踪这名新间谍的工作，并为他设计出一个逃跑计
划，这种计划过去他们曾成功地运用过。
1985 年10 月中旬，正当中央情报局即将开始执行它训练计划的前几周，
一位近东处的官员从这名间谍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系人那里，接到一个令人不
安的电话。这位联邦调查局的人说，他接到这名伊朗学生的报告，这项报告
可能会使美国难堪。这名伊朗学生说，他被指派负责带领雇用他的那位伊朗
政府高级官员去视察伊朗的军事设施。他们这次去的地方包括大不里士的军
事基地，那里离苏联很近。据这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名伊朗学生站在
大不里士军用机场的停机坪上，曾看到一架象是美国但无标志的飞机正在卸
下一些先进武器。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停了一会，想试探一下接电话的中
央情报局官员的反应，然后询问行动部是否正在执行一项秘密向伊朗提供武
器的计划。这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回答很简短。他说，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任
何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并补充说，这样做是违反美国的既定政策的。伊朗
被定为一个奉行恐怖主义的国家，因此，这名伊朗学生一定搞错了，对此事
不可能有其它解释。
尽管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对此断然加以否认，但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
中央情报局又重新引起猜疑，在那些日子里，行动部近东处整天关着门开会
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大不里士的见闻传遍了行动部的时候，接到电话的官员
把这一情况向近东处副处长特威腾作了汇报。这位官员把这名伊朗学生最新
的工作情况向特威腾介绍了以后，曾表示担心，中央情报局在更高一级进行
着的另一个计划，可能会危及近东处本身的间谍网。特威腾很快采取行动。
他立即要求重新彻底审查该处对联邦调查局这名伊朗间谍的训练计划。他还
断然否认任何在更高一级水平上进行的向伊朗秘密提供武器的行动计划。
特威腾对计划审查的结果是，它重新确定了它同那名将可能发挥重大作
用的伊朗间谍的关系。在接到大不里士报告的几周内，中央情报局决定结束
它训练伊朗学生的计划。表面上的理由是，他提供的情报是虚构的，这就使
他成为一个不可靠的情报来源。一位行动部的官员说，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
是，这名中央情报局未来的间谍发现向伊朗运送武器的活动，而这项活动原
本是保密的。
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就在中央情报局同意由它来控制联邦调查局在德
黑兰的那名间谍以后不过几个星期，这两个局的相应人员在一起又开过一次
会。这一次，伊朗科科长首先发言，他通知联邦调查局说，中央情报局现在
又改变了主意，它对那名伊朗学生不再感兴趣，不再想从他那里获得什么情
报。参加会议的联邦调查局官员们虽然对中央情报局这一态度的改变感到吃
惊，但他们除了接受这一事实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们把这看作是
两个局之间关系冷淡的又一表现。
如果不是因为凯西的死和有关韦伯斯特批准任命前的听证会，上面谈到
的整个事件可能会被人遗忘。在中央情报局通知联邦调查局它不再对那名伊
朗学生感兴趣以后将近18 个月，中央情报局被指定替韦伯斯特搜集局内材料
的官员们有些担心，这一事件可能影响他的批准任命。可能已有人将武器换
取人质的计划向韦伯斯恃作过汇报，而且他也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德黑兰的那
名间谍发现有关飞机的事。这种担心终于被事实所证明，当时参议院情报委
员会在听证会前写给韦伯斯特的一封长信中，曾向他提出他是否“单独”从
“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获悉有关以武器换取人质的行动计划。这一提问的
措辞促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得出结论，这个委员会已经觉察到两个局之间
原来商定而后来又流产的计划。在1987 年4 月末一个寂静的早晨，中央情报
局驻国会山负责立法事务的官员曾给兰利挂了一个电话，确认中央情报局10
月里企图招募那名伊朗人的详细计划，已经有人泄露给这个委员会了，很显
然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泄露的。这位官员说，这份报告包括那名伊朗人所说的
他曾于1985 年在大不里士的机场上看到一架美国造飞机的概述。而这个时间
是在中央情报局承认它参与了奥利弗·诺斯以武器换取人质计划一个月之
前。
这一情况立即上报给伊朗科的新科长弗雷德·伦达尔，此人又提醒新的
近东处处长特威腾注意此事。后者马上惊呆了。正当人们设法证明威廉·韦
伯斯特是一位称职、诚实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因而也理所当然是一名称职、
诚实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他自己的局却得到了可能对他担任新职务
造成致命威胁的情报。这一报告对中央情报局也形成一种威胁，因为它将推
翻中央情报局声称它在1985 年11 月前未参与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说法。这是
一项不能再坏的消息。在伊朗门事件引起很大震动的情况下，特威腾知道，
没有人会相信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策划10 月份那次运送武器的事件（如果真
有这一事件的话），即使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回事，人们也不会相信，而特威
腾对他的高级助手一直都是矢口否认的。
特威腾采取了他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去防范这一威胁。他指定参加两局
会议的官员们去写一份有关这一行动计划的书面总结。此外，中央情报局还
私下向参议院再一次否认它在1985 年11 月前曾秘密向伊朗提供武器的说
法，并且说明即使在11 月间，它也是受白宫之命，帮着一架在葡萄牙的飞机
取得着陆权，以执行一项它当时认为已得到总统批准的行动计划。中央情报
局还辩解说，该局在这件丑闻中的作用与韦伯斯特是否听说任何秘密的计划
没有什么联系。他当时在联邦调查局，从未听说美国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
中央情报局代替韦伯斯特所作的回答也清楚他说明了中央情报局本身的立
场：那名伊朗人提供的报告是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决定不招募
这个人的首要原因。
几天之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有了它自己现成的解释：它的结论是，材
料说明在大不里士发现的那架飞机（它特别补充说，如果真有这架飞机的
话），并不是美国飞机尽管究竟是哪一国家的飞机谁也说不好。如果要确切
证实这是一架（执行向伊朗提供武器任务的）美国飞机（而且早在中央情报
局承认自己受命于白宫，参与策划和执行这项计划以前，这项行动已在计划
和执行，而这一切中央情报局当时都是知道的），必需飞机上有美国标志，
而这架飞机并无这种标志。换句话说，根据联邦调查局所提供的材料，无法
作出结论，它不能证实任何问题。一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官员说，“我
们无法说这件事到底是真还是假。有可能当时在大不里士机场上的确有一架
美国飞机，中央情报局也知道这件事，并且是它在经办给伊朗秘密运送武器，
它这样做可能已有一段时间了。但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不相
信有这样的事。”
这件事仍然很令人焦心。没有人否认在8 月份炎热的一天，曾有一架飞
机在大不里士机场卸下它装运的武器，只是无法证实这一报告。也没有人否
认，联邦调查局里有人对外泄露了情报，表明该局曾在1985 年招募了一名伊
朗学生，让他向美国提供有关伊朗的情报，这名伊朗人很受信任，能接触一
般人接触不到的军事和政治机密。在一情况显然是有人故意向参议院泄露
的，目的是为了使韦伯斯特的任命得不到批准，并且使人们对韦伯斯特否认
他事前知道伊朗门事件产生怀疑。对韦伯斯特来说很幸运的是，这一事件的
真相，无论当时和现在，都始终弄不清楚。最后，参议院的那个委员会相信
了韦伯斯特，也相信了中央情报局，两者都矢口否认他们了解上述情况。
有关大不里士的报告，还有几件其它的类似传闻，继续使有些人纠缠不
休，怀疑威廉，韦伯斯特对伊朗门事件的了解，是否要比他自己承认的要多
些。这种怀疑又导致在国会中流传一种说法，说里根总统已过晚地认识到，
他委托韦伯斯特接替凯西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犯了一个错误。这种传闻还
说，在前参议员约翰·托尔拒绝考虑中央情报局的职位之后，霍华德·贝克
和里根总统很快决定提名韦伯斯特，是因为他们以为他很容易获得批准。对
他们来说，这比找一个适合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更为重要。批评者还认为，
韦伯斯特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对伊朗门事件知道得并不少，但他拒绝更多
地过问此事。逐渐有更多的人感到，韦伯斯特对有关中央情报局同意向中东
运送武器的证据故意视而不见，而在同一时期，却向美国海关提供了某些私
人进行的类似武器交易的情报。国会的某些成员也同样相信，联邦调查局和
韦伯斯特完全了解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虽然从来没有人向国会和
美国公众提供过有关这种错误行为的证据。韦伯斯特对这些说法很恼火，曾
私下对几位同事透露，他担心参议院会利用他的提名问题进一步给里根总统
制造困难，使他难以行使总统职权。韦伯斯特对于针对他的指控，都断然加
以拒绝。
对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向他提出的有关伊朗军备交易的书面问题，他回
答说：“我第一次听见美国官员可能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提供非法和未经
授权的援助，还是在1986 年11 月25 日在总统和司法部长召开的记者招待会
上，以及在司法部长接着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会上。”
在第二份提问的书面材料上，有人问韦怕斯特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他
是否从“其它来源”了解到美国政府向伊朗运送任何武器的消息？这个问题
对韦伯斯特来说，正好像前一次对中央情报局提出的，它是否了解这一行动
计划的问题一样，都具有同样的含义，它似乎在暗示委员会知道韦伯斯特没
有向他们完全讲真话。经过几天踌躇之后，韦伯斯特收回了他第一次的回答，
说他现在已想起来有人在1986 年8 月曾告诉过他，“总统授权对伊朗政府的
个别分子正在采取某种战略性的主动行动”。韦伯斯特说，当他听到这一计
划时，曾询问司法部长米斯，这位部长告诉他，对伊朗开放是“总统的一份
调查结论中所支持的，他本人也审核过”。韦伯斯特说，他本人对这一解释
感到满意。因为“司法部长已表示他知道并赞成此事，而且并没有材料说明
进一步还要采取什么行动。”
他的这一回答并非情报委员会博伦或其他委员所期待的。韦伯斯特似乎
比较晚才意识到，参议院的调查者们已掌握了他在1986 年8 月与米斯的会
晤，只不过是想试试他是否肯讲真话。不仅如此，委员会的助手们还指出，
韦伯斯特似乎是在回避问题。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对米斯的回答感到满意，也
不在于对伊朗采取的主动行动是否得到总统调查结论的支持，而是他是否知
道还有其他为政府所支持的类似计划，例如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资助
等等。韦伯斯特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他的职责是执行法律，而不是满足于人
家随便给予的某些答复。最后的结果是，当他在1987 年4 月初出现在参议院
情报委员会时，他遭到比许多中央情报局的人所预期的更为严厉的质询。委
员会的提问围绕韦伯斯特和米斯讨论出售武器问题。尽管这些提问并没有变
成敌对似的交叉盘问，但它们也相当尖锐，使韦伯斯特派的人很不高兴。他
的一位顾问回忆说，“他们以同样的方式，问他同样的问题，不下几十次。
的确毫无必要。”
这种为韦伯斯特鸣不平的事，实际上不过是对委员会态度的过分敏感，
而后者只不过是要摆出一副姿态，好像韦伯斯特的任命也并非板上钉钉。虽
然波伦和他的同僚们如果发现韦伯斯特参与了伊朗门丑闻，他们肯定会拒绝
认可他的任命，但现在看来很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这一情况，批准他的任命
是肯定的。最后委员会更倾向于相信韦伯斯特本人关于他在这一事件中的作
用的解释，而不是相反。举例来说，威廉·科恩非常肯定，如果韦伯斯特对
伊朗门事件有什么了解的话，那“最多也不过是知道一些皮毛”。波伦在韦
伯斯特被任命的那天，已经和其他人一起在对他加以赞扬了。波伦私下对他
的同事们说，他看不出”任何理由不让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但是，对韦伯斯特持批评态度的人来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
议仍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韦伯斯特究竟对白宫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计划知
道多少。这些批评者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参议院都有，他们坚信，
联邦调查局在德黑兰的间谍可能掌握了解开下述秘密的钥匙：中央情报局在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的这项行动计划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譬如，委员会
的一些助手们就曾指出，1986 年8 月韦伯斯特之所以去找米斯，唯一的理由
是联邦调查局已从那名为伊朗高级官员工作的间谍学生那里得到了以武器换
取人质计划的情报。韦伯斯特从任何别的地方能弄到这样的情报吗？这些批
评者还说，在听到国务院的这一计划后，韦伯斯特竟然不再表示对此事有任
何好奇心，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是往好里说，如果往最坏的方面想，
他甚至有可能作了伪证。而另一方面，韦伯斯特在中央情报局的维护者，听
了这些批评意见后，唯一的反应是简单他说，韦伯斯特一向以诚实著称。他
们都这样说，“这位法官（指韦伯斯特—译注）对委员会讲的是老实话。他
不会撒谎。”
在韦伯斯特解释了他和米斯讨论美国在伊朗的行动以后，委员会开始把
注意力转向韦伯斯特自己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看法。他对他们所关心问
题的回答——无论是问他是否坚持要作一名里根内阁的成员，还是他对国会
关于中央情报局秘密计划发出的通知——都是相当令人鼓舞的。韦伯斯特告
诉这个委员会，他要改变凯西作为阁员在白宫里坐着开会的做法，并且坚持
中央情报局局长“不应该参与政策问题的讨论”。最后，韦伯斯特在受到压
力的情况下，答应他将让委员会“充分了解”它的秘密活动。这正是委员会
的成员们所希望听到的。在4 月的最后一天，他们一致批准里恨提出的中央
情报局接任凯西的人选。一个月后，参议院在5 月2O 日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再过六天，威廉·韦伯斯特进行了宣誓，在弗吉尼亚的兰利就任中央憎报局
局长，他的女儿在他宣誓时为他手持圣经。第二天早上，他在一队新的保卫
人员护送下来到兰利，开始了他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全天工作。
3 联邦调查局来的新人
老局长走了，新局长来了，老资格的官员们一个个退休（然后与局方签
合同当顾问），那些上了年纪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资料、行动计划、传记
和统计数字的研究员们也在领取养老金，但中央情报局，虽然饱经沧桑，它
的秘密工作仍然坚持不断。1987 年5 月26 日，就在威廉·韦伯斯特宣誓就
任美国第14 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这个情报机关已深深地卷入了在两个
洲的5 大秘密行动计划，它同时还在跟踪正在巴拿马发生的、一场叫美国左
右为难的危机。在局内，它还在试图解决一场因中央情报局一名叛徒的问题
而引起不和的内部争论。韦伯斯特要处理的这5 大秘密行动计划，说是秘密，
实际上仅是名义上的。其中的每一个都在报刊上披露了，并且受到参议院情
报委员会的仔细审查。这些行动计划的细节，不仅大都为公众和国会所知。
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已成为政府里激烈辩论的题目。至少在一个案情中，
中央情报局的声誉和工作，看来都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
在东南亚，中央情报局在向柬埔寨的三支非共产党抵抗力量提供援助，
它们正在与越南支持的金边中央政权作战。而这些抵抗力量又与红色高棉结
成同盟，后者曾犯下了某些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罪行。红色高棉从中国方面
得到武器弹药和财政援助，而中国又是美国经常的地区性盟友。他们的对手
越南，一直在依靠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作为报答，向它在远东的军舰
提供一个大的海军基地。中央情报局的柬埔寨计划是行动部的东亚处经办
的。它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每年向泰国东部和东北部的柬埔寨抵
抗战士，提供3，000 万美元的援助。
中央情报局同时还卷入了阿富汗重要的军事战役，给阿富汗圣战者组织
提供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先进武器，这是一个由一些长期作战的部落军队组
织起来的松散联盟。他们用这些武器来抵抗1979 年入侵这个国家的装备精良
的苏联部队。用于这项计划的资金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在欧洲和南亚的组织
系统调拨的，绝大部分军火则是通过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运往阿富汗的。中央
情报局的某些款项是用来支付阿富汗地面战争的费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可
以从邻近的巴基斯坦监控这场战争，他们的大本营设在卡拉奇，在伊斯兰堡
也有一个配备了得力人员的情报站。和在柬埔寨一样，中央情报局的阿富汗
计划由于中国向抵抗部队输送轻武器而得到加强。在兰利没有一个小的联络
办公室，负责协调庞大的后勤网络，并策划在阿富汗的军事进攻。这个阿富
汗工作组在中央情报局第六层楼，设在近东处内，隔着一个过厅就是伊朗科
的办公室。
在安哥拉，中央情报局每年给乔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
国联盟（简称安盟——译注），这是一个反对和苏联结盟的罗安达政府的抵
抗运动。萨文比的力量日益壮大，并自1985 年开始从美国方面获得武器，这
是在美国国会取消了对中央情报局安盟秘密行动计划长达10 年之久的禁令
以后的事，与10 年前美国的援助相比，现在每年1，500 万美元是太少了，
当时每年运送给萨文比的武器价值达3，000 万美元。对萨文比的这项援助计
划，由于南非和中国也给他一些帮助而得到加强，这一情况使中央情报局的
官员们多少感到一些安慰。但所有这些援助加起来，仍远远抵不上苏联给安
哥拉政府每年多达10 亿美元的援助，何况后者的力量，又因有数以千计的古
巴军队驻在那里而更加强大。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萨文比的运动在1986
年取得了进展，当时苏联支持的罗安达政府开始对这场冲突感到厌倦。接着
中央情报局又加紧对安盟运送武器，并且扩大了原来人员较少的安哥拉工作
组，这个组最重要的现场指挥在扎伊尔金沙萨的情报站里工作。从那里，中
央情报局协调各方面的行动，以便把武器从里斯本秘密空运到安哥拉西部安
盟控制的隐蔽简易机场。这是一项颇为复杂的任务。
在中美洲，中央情报局向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游
击队，提供他们所急需的后勤支援和医药用品。游击队成功地不断对马拉瓜
政权施加政治压力，但在和桑地诺军队的作战中却没能取得任何重大胜利。
特别是在伊朗军火交易中所得的钱用来资助游击队的内幕，在1986 年晚些时
候被公开披露后，人们最多只能希望，美国的支持将迫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
线接受公开大选，或者让游击队代表的反对派参加政府。中央情报局那个并
没有什么危险的援助计划，此时作为秘密已是徒有其名，但在国会仍是一个
有争议的问题，并且还随时可能引起国内爆发不满。此外，被里根称为的美
国“自由战士”，不管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在他们所在的东道主国家洪都拉
斯，都并不得人心。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成功地解决这一
冲突，或者早日结束他们的援助计划，都不寄于很大希望。
在黎巴嫩，中央情报局安插了一个人数很少但处境极端危险的情报组，
负责监视人质情况的发展。当时几位美国公民被亲伊朗的革命组织所劫持，
有很多神秘人物参与提供关押人质的地点。这个情报组的任务就是弄清这些
人的可靠程度。贝鲁特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得到的情报总是没有用的，有的即
使材料可靠，也无法利用。美国的政策是拒绝提供金钱、武器和毒品，这三
件东西是劫持人质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在伊朗门丑闻之后，美国非常严格地
贯彻这一政策。然而，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打入了黎巴嫩很小的情报机构，并
且制定出一个救出人质的颇为复杂的计划。中央情报局还开辟了一条和叙利
亚情报机构高级谍报官员联系的绝密通讯渠道，以便分享关于人质的情报。
了解这一渠道的美国官员，仅限于中央情报局执行秘密计划的高级谍报官
员、局长、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就连叙利亚军方
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也没有让他知道，因为此人有强烈的反美情绪。这一渠道
在1985 年开通，在1987 年初，在叙利亚谍报官员与他们的中央情报局同僚
在贝鲁特举行的多次会议中正式使用。
自从有了这五项秘密计划以后，每一项计划都遭到攻击，通常是由于国
会对这些计划的有效性提出质询，或者是由于新闻界提出问题后引起了争
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情报局这些计划中最有争议的是中美洲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同时是最稳定的。甚至在出现了几次令人难堪的局面以后（凯西
关于炸毁尼加拉瓜港口的灾难性决定，奥利弗·诺斯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秘密空运武器），中央情报局中美洲计划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得出
这一令人吃惊的结论，是由于伊朗门丑闻迫使中央情报局更加密切地监控中
美洲的这一计划，否则就会面对国会进一步的指责。中央情报局在非洲、亚
洲或者中东的其它行动计划中，不存在这种强大的压力。
威廉·韦伯斯特宣誓就任局长的那天，行动部正在研究其它四项行动计
划引起的较小的丑闻。这些糟糕的情况说明，一些不可靠的外国关系，有时
会让中央情报局吃多少亏，上多少当。举例来说，在泰国，主管秘密行动计
划的高级情报官员正在试图追查，美国准备用于支持在柬埔寨作战的几支军
队的几百万美元，究竟到哪里去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相信，这些资金已被
人吞掉，但根据他们的调查材料无法作出结论，因为弄清资金的去向必须层
层追查，而这样做是很困难的。中央情报局的资金要通过三帮人之手，一是
美国、泰国和柬埔寨的官员，二是一些泰国和新加坡的银行，三是中央情报
局和泰国分别雇用的独立承包商。这一调查由于下面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了：
在泰国惯于搞阴谋诡计的政坛上，军队和政府里的官员互相争夺权力，双方
都拼命向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泰国王室讨好。
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兰利，阿富汗特遣工作队的
高级谍报官员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常常听到他们所支持的反叛组织抱怨，答
应给的武器他们并没有收到，尽管没有人能查清这些武器的去向。关于这个
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这些武器被弄到伊朗去了，另一种
说法是有人看到它们已落入俾路支人之手，这是居住在伊朗边境地区的一个
有时会很粗野的反叛部落。另有一个可能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即巴基斯坦的
一群军官从游击队那里扣下了这笔资金，作为“在南亚做买卖的代价”。这
项计划另一个糟糕的情况是，中央情报局常接到驻巴基斯坦工作队的报告，
说它提供的武器被转卖掉，从而肥了阿富汗部落首领的腰包。还有相当大一
部分准备运往阿富汗的武器，最后在白沙瓦的市场上出现，或者被转卖给急
需武器的民兵，用来换取毒品。（这些毒品又被卖掉，用以向腐败的巴基斯
坦军官提供“零花钱”。）只要长了眼睛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执行这项计
划引起的贪污腐化。在西巴基斯坦城市街头的小摊上，只需用500 美元就可
以买到一支新的卡拉西尼科夫AK—47 型的苏联制步枪，这就是中央情报局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