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的武器。一位巴基斯坦官员说，他的国家已变得到处都是“卡拉西尼科
夫文化”。
通过邻近的在扎伊尔的基地，向安哥拉反叛力量提供援助的计划，没有
发生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腐败现象也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即使在西非人
口稀少的平原和森林地带也是这样。正像美国资金威胁巴基斯坦的稳定一
样，中央情报局在扎伊尔的明显存在，也滋生了一个美国被盗物资的黑市市
场。美国运往扎伊尔的援助，很大一部分进了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有权势的
政客的腰包，其中包括它的总统。到1987 年，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
科——六十年代早期外界知道的名字是约瑟夫·蒙博托——已是世界上最富
有的人之一，尽管他所领导的国家，从贫穷程度来说，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
的。这笔交易差不多已成为一项公开的政策。维持安哥拉的萨文比部队，其
代价是在金沙萨付出的。
在黎巴嫩的行动计划虽说没有严重的财政问题和腐败现象，但从另一方
面来说，情况更加严重。由于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禁区”，在这里工作随
时都担心出问题。1987 年的黎巴嫩到处都有中央情报局的敌人。其中包括马
龙派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认为美国连它的天然盟友也不大敢支持：有德鲁
兹民兵，他们对美国在1983 年干预他们在舒夫山根据地的行为，仍然耿耿于
怀；特别是那些扣留美国人质的赫兹博拉民兵更是如此。1987 年初，中央情
报局曾试图冲破在贝鲁特包围它的力量，它成功地从纳比·贝里的阿马尔民
兵中招募了一些人为它工作。但贝里的力量太分散，而且不为黎巴嫩其它交
战的各方所信任，因而收效甚微。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人员，鉴于过去在
这一地区的惨痛历史，也不敢过深地卷入黎巴嫩的事态。举例来说，1983 年
冲央情报局损失了两名高级情报官员——罗伯特·艾姆斯，美国负责中东事
务的情报官员，另一位是肯尼斯·哈斯，他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副站
长。他俩在美国大使馆被炸弹炸毁时丧生，这枚炸弹是放置在一辆轿车里的。
这以后又发生了绑架威廉·巴克列的事件，他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的
站长，曾被施以酷刑，最后也死掉了。
在柬埔寨、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计划都
是支持本地的反叛者去反对苏联支持的政府。在黎巴嫩的计划，则不像这样
有一个集中的目标。中央情报局的目的主要是招募谍报人员，以搜集情报。
（如弄清人质被关押的地点，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进行评估）它也曾努力试图
建立一支由多派别的人员组成的黎巴嫩军队，但这项任务过于艰巨，似乎并
不可能。由于这些目标的性质，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高级谍报人员很难确定
它的工作成果。例如，有关人质状况的情报交易，已经成为一项颇为时兴的
行业，吸引了几十名黎巴嫩、叙利亚、伊朗和德鲁兹的投机商，他们都声称
自己是人质劫持者的表兄弟、兄弟、父亲、儿子，或者是他们的朋友。他们
的要求总是无法满足。举例来说，一位美国政府的黎巴嫩雇员声称，他的表
兄劫持了一名美国人，但准备给他自由，条件是要一笔钱。中央情报局贝鲁
特情报站为了证实这一说法，跟随此人去贝鲁特的一幢别墅，人质就扣留在
那里。但中央情报局没有被允许去满足要一笔钱的条件。后来，当可以作出
进行援救的安排时，这位人质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一切工作又得
从头开始。
对威胁美国在黎巴嫩的利益的情况进行评估，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美国在这里没有多少利益需要保护。白宫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既
平淡无奇，又十分天真。美国寻求公平合理地结束内战，建立一个代表黎巴
嫩参战各派的政府。（它似乎从未考虑，正是围绕这一点，各派展开了内战。）
1987 年初，中央情报局的这5 大秘密行动计划——它们都是在凯西任期
内制定或者加以发展的——显然都需要修订，有些还需要扩充。中央情报局
每一个参与这几项工作的人，都希望看看在修订和扩充这些行动计划以前，
新来的局长将要作一些什么变动。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韦伯斯特将
改变中央情报局内部的秘密审批程序，使那些机密性最强的计划，不致再产
生那种持续不断的贪污腐化的弊端。虽然这些措施是重要的，但当韦伯斯特
宣誓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这些问题与另外两件有争议的事相比，仍
是比较次要的，这两件有争议的事，后来证明是中央情报局最难以对付的问
题。
巴拿马的独裁者曼努埃尔·诺列加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已成
为中央情报局最严重的问题。这位蛮横的军事指挥官引发了一场大丑闻，它
的波及面很广，可能会暴露中央情报局每一项重大行动计划中的贪污腐化情
况。诺列加不仅是一名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而且是一名毒品贩子，贩卖军
火的奸商和侵吞钱财的骗子。他和国际上的情报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有许多
可疑的朋友，这些都威胁着美国的利益。更为糟糕的是，在行动部拉丁美洲
处，有两个对立的派别在如何处置此人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
一派主要由这个处老资格的反共人士组成，他们反对美国干涉
巴拿马。另一派则坚决相信，美国必须帮助发动一场政变去推翻诺列加。
争论异常激烈，在中央情报局这样有保密传统的部门，其公开化的程度，实
在令人吃惊。
实质性的问题是，中央情报局是否应给巴拿马的反对派组织提供资金，
这些组织是一心一意想把诺列加赶下台的，还是什么也不做，希望迟早有一
天，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军官反正总会把他赶下台。使这一争论更加复杂化的
还有以下一个事实：拉丁美洲处的前两任领导，即喜怒无常的、年迈的积极
分子内斯特·桑切斯，以及他的继任者，衣著华丽的德韦·克拉里奇，他们
都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同时又是诺列加的支持者。1987 年，克拉里奇作为中
央情报局头号反恐怖主义专家，曾为诺列加辩护过，而当时的桑切斯在国防
部也担任类似的重要职务。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有足够的影响和威望，能
挫败任何想把诺列加赶下台的计划。当韦伯斯特出任局长时，事实非常清楚，
中央情报局不可能在赶诺列加下台的问题上有任何作为。
在诺列加问题的争论中，过去拉丁美洲处中的积极分子（即赞成先下手
的人们）和主张尽量少掺和的人（即不赞成进行干预的人），实际上都从自
己过去长期坚持的立场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这种很不寻常的变化中，那些
原来主张尽量少掺和的人（按照他们过去的传统做法，他们应该主张不要采
取措施去推翻诺列加政权），在诺列加问题上，实际上是在推行积极主动的
政策。另一方面，那些过去的积极分子，他们通常都激烈主张把诺列加赶下
台，现在却主张谨慎从事，采取慢慢来的政策。在以后的两年里，行动部里
的这两派，争论的嗓门越来越大，大有公开对抗的发展趋势。
围绕诺列加的争论有些令人惊讶，因为拉丁美洲处一向在中央情报局内
是以保守著称的部门之一。特别是它对那些腐败的亲美独裁者一些异乎寻常
的表现，显示了一种愿意宽容的态度。这一传统是一系列失败所形成的，并
已变得根深蒂固。这一系列失败包括：在五十年代里，支持古巴的铁腕人物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接着又狂妄自大地想把接替他掌权的共产党人菲德
尔，卡斯特罗赶出西半球；这些就是它所犯错误中最突出的例子。紧随着古
巴政策上的失败，中央情报局又笨拙地策划了反对智利信奉社会主义的总统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活动（他在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一次政变中，被一些智利
军官所杀害）。其后，它又没能说服卡特总统继续支持尼加拉瓜的铁腕人物
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接着，它又未能建立或支持任何政治集团，去对抗
索摩查之后的桑地诺主义政权。最后，因迫于解决围绕诺列加问题的内部冲
突，中央情报局作出了暂时休战的安排，延迟在巴拿马问题上摊牌。局领导
用典型的官僚主义方式，指定几个人专门秘密研究这个问题，要求在1988
年12 月拿出一个研究报告来，在这以前，算是保持了一段时期的平静。
可是，行动部的苏联东欧处，却并非那么平静。那里的官员们，由于该
处的前谍报人员爱德华·李·霍华德叛变，刚刚从强烈的震撼中开始恢复过
来。此人曾准备在受训后派往莫斯科工作，后来于1985 年匆匆逃往苏联，出
卖了一些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还有五六项高度机密的搜集情报的计划。霍华
德过去能接触苏联东欧处的专题档案，这就意味着他可以指出所有在最近的
将来在莫斯科服务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霍华德究竟向苏
联人提供了一些什么材料，泄露这些机密将产生什么后果，但很明显的是，
苏联东欧处得重新布置它的谍报工作计划，追查责任，并确定如何防止类似
霍华德的事件重新发生。局领导还指定专人就内部问题作一些研究报告。
作为这些有争议的检查报告的中心人物是62 岁的加德纳·格斯·哈撒
韦，他是中央情报局反情报工作机构的负责人。他的职责是，找出问题在哪
里，问题发生的原因，它对中央情报局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哈撒韦作为一名
高级反谍报工作官员颇有名气，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高级圈子中的一员，但
他却在处理霍华德丑闻的问题上受了批评。人们普遍认为，他在发现和处理
这一问题，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等方面，都表现拖拖拉拉。
这一批评其实是不公平的。这位弗吉尼亚来的、有一点南方山区口音的
贵族似的人物，既没有对霍华德的能力进行过评价，也不是他最后决定在
1983 年把霍华德派往苏联的。这项工作后来都是留给苏联东欧处做的。他们
负责教育、训练他，向他提供情况，对他用测谎器进行测试，然后重新加以
训练，再一次进行测试，准备让他去做那极端机密的工作。直到这最后一次
测试以前，他都证明是一个完全合格的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但就在这最后
一次测试中，在回答一些很寻常的问题时，发现他有欺骗行为。他当时被问
道，有无盗窃中央情报局机密文件的行为。他最后承认的事，被一位苏联东
欧处的高级情报官员很宽大地称之为“小偷小摸行为”，并在1983 年6 月把
他开除了。在他被开除几天以后，他没能通过测谎器测验的事在局里传开了，
引起了一场震动。在霍华德被开除后，哈撒韦手下的人被指定去研究，他是
否会构成一个对安全的威胁。最初，哈撒韦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对霍华德
是否把偷出来的材料交给了苏联人提出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哈撤韦和
他的高级助手逐渐越来越相信，霍华德的确是钻进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间谍，
或者叫“地下工作者”，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是这样，但是，没有对霍华德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悄悄地回去过他的平民生活。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
后来由于克莱尔“乔治、威廉·凯西和哈撒韦本人作出决定，不要把霍华德
的有关情况转给联邦调查局，因而把问题弄得更糟。这个决定是哈撒韦32
年的事业中最引起争议的事情之备受尊敬的哈撒韦被提拔来领导反谍报工
作，是在海外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先是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工作，后
来在莫斯科的情报站当站长，这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位，此后又担任过苏
联东欧处副处长。他被提拔去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反谍报工作，对他和他的同
事来讲，都有些意外，因为该轮到他来领导所有有关苏联和东欧的行动计划
了，这一职务是苏联东欧处的每一个人都很羡慕的。但是，哈撒韦调去领导
反谍报工作，在全局都被认为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人事调动，因为他的声望很
高，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这种看法后来由于维塔利·尤尔岑科在1985
投奔美国，已证明是正确的。对哈撒韦和中央情报局来说，尤尔岑科令人吃
惊的突然投奔美国，真是一件特别运气的大好事，因为此人曾担任克格勃第
一行动部第一处副处长，实际上负责在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的非军事间谍活
动。
然而，哈撒韦的胜利是短暂的。尤尔岑科提供的情报反倒给中央情报局
当头一棒。在他变节以后不久，他告诉哈撒韦，克格勃从一位美国公民那里，
了解到有关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的行动计划的重要情报，此人的代号叫“罗伯
特”。尤尔岑科提供了有关这个克格勃的美国特务的许多细节，足以使反情
报工作组的人和苏联东欧处很快可以判定，事实上，这个“罗伯特”就是爱
德华·李·霍华德。1985 年，在开除他两年后，中央情报局最后把霍华德的
情况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后者开始派人跟踪这个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但霍华
德已经察觉，他采用了他在中央情报局学到的那套反监视的策略，以逃避联
邦调查局在他新墨西哥州住所外布置的密探的监视。霍华德逃到欧洲，旅行
到哥本哈根、赫尔辛基、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按照他的自述，他后来用了一
个假名，在拉丁美洲和加拿大呆了一阵子。然后旅行到维也纳，最后在匈牙
利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馆里出现。
在霍华德的这场灾难之后，哈撒韦很快又遭到一次严重挫折。在把“罗
伯特”作为克格勃的间谍供出来以后，尤尔岑科对自己的变节进行了重新考
虑。在抵达华盛顿后的几周里，尤尔岑科被安排住在很舒适的房子里，外面
有人守卫。他被介绍给一些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认识（他参加了一次
不寻常的威廉·凯西的宴会），甚至还飞到多伦多，在那里，加拿大的情报
机构帮他找到过去的情妇。但中央情报局为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不能满足
这位前克格勃官员。他还对中央情报局有选择地透露他叛逃的某些情节感到
不安（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抵消新闻界因中央情报局在霍华德问题上
的失误而对它进行的不利报道），并对不断地盘问他感到恼火。1985 年11
月2 日，尤尔岑科在乔治敦一家餐馆停留时，摆脱了中央情报局派去的向导，
又重新投奔苏联。
霍华德的叛逃和尤尔岑科的改变主意，对反谍报工作人员和哈撒韦卓越
的事业，是两次重大的打击。到了1987 年5 月，这两件事引起的风波在行动
部内仍未完全平息。霍华德的叛逃引起的反响最为严重，因为它说明中央情
报局没有能力吸收和留住有才能和事业心的谍报人员。
当时中央情报局吸收爱德华·李·霍华德，是考虑到他是一个驯服而聪
明的年轻人，有强烈的进取心，似乎很有发展前途，也相信中央情报局的使
命。他过去曾在和平队里工作过，这使他比较能适应在有敌意的外国环境里
工作。他有语言天才，有一种天生的很快掌握外交政策问题的本领。他很适
应并掌握了中央情报局的培训要求，而且有一种在紧张情况下工作的异乎寻
常的能力。但是，中央情报局毕竟应该预见到霍华德可能产生的问题。在通
常情况下，中央情报局拒绝使用过毒品的人来这里申请工作。但霍华德在和
平队工作时曾使用过大麻、可卡因和其它毒品，后来作为一个年轻的商人在
芝加哥经商时，也同样吸用过这些毒品，但中央情报局却没有拒绝他。当时
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过问他那关系十分紧张的婚姻。这些潜在的因素，最后把
他从一个可能是很有前途的谍报官员，变成了一个为苏联服务的叛徒。霍华
德悲剧事件的余波，也是1987 年面对哈撒韦的现实和最迫切的难题，是中央
情报局的无能，它过去未能把机关内部打扫干净，而现在，该由哈撤韦去弄
清楚，是否还有另一个霍华德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部。
哈撤韦担心是有理由的。那时，行动部流言四起，说韦伯斯特被任命后
要有一系列改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反谍报工作的人员要重新调整，有些
人要从兰利调走，作为另组织一个新的情报班子的骨干。1986 年12 月，在
伊朗门丑闻暴露之后，大规模的安全检查更增加了这些顾虑，从而使行动部
的工作受到损失。安全办公室的官员们特别担心，他们发现局里长期存在的
安全问题比他们过去了解的更加严重。霍华德事件又一次提供了最好的例
证。在用
测谎器对他进行测验时，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有关他酗酒的行为的。这当
时就应该引起苏联东欧处的警惕，这样的人不该派到莫斯科去。安全办公室
的结论是，他偷文件的其它动机姑且不说（还没有证据说明他偷这些文件是
为了钱），霍华德的酗酒是使它背叛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异想
天开的简单化的解释，这种说法对行动部的人来说未免太可怕了。
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声称，这里饮烈性酒是“司空见惯的”。在凯西
任局长的后几年，有4 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因为上班时喝酒受到正式警告。
秘密情报工作大量消耗精力也助长了这一问题。不过，中央情报局官员嗜酒
的癖好，在退休后仍长盛不衰。中央情报局常用的术语之一是DDO，常拿它
来代表秘密工作。一位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笑着形容他的上年纪的同事
都是“醉熏熏的，离了婚的，走下坡路的人”（这三个词的英文第一个字母
放在一起也正好是DDO——译注），他们是“真正从事DDO 的人”。中央情
报局在美国政府中，也是离婚率最高的机构之一。曾发生过下面这类情况：
一位搞专案的情报官员的夫人，不得不从海外的工作岗位撤回国，去接受某
种治疗；整个家庭需要接受某种心理咨询；一位搞专案的情报官员因和外国
外交官的夫人发生婚外关系，因而不得不从海外调回国。
酗酒和离婚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负责官员不大愿意承认
的事实。中央情报局高度紧张的周围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它本身。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政府中最与外界隔
绝的部门。在这里工作的人承认这种隔绝是必要的，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巨
大的代价。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特别是那些行动部的情报官员，自己形成
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小圈子。全家都献身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儿子（和女儿）
继承父亲的事业，在某些情况下，女婿成为老丈人创建事业的接班人。
没有人提出，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小圈子习气，损害了美国的情报活动，
但毫无疑问，这已损害了它在华盛顿官方心目中的形象，那里的官员把中央
情报局的人都看作是很难接近的。对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他们更是经常这
样来形容它，说它是官僚机构中的官僚机构，一心一意维护它成员的利益，
这些家庭都在一起工作，一起休假，时而欢聚一堂，时而互诉忧伤。这些官
员对不属于这一单位的外界人（包括其它机构的人。新闻界，特别是国会里
的人），都持一种怀疑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对中央情报局的人来说，保
密已成为一种癖好，这样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但到了1987 年5 月，这里的高
级情报官员已经开始担心，中央情报局与世隔绝的境况，将不利于它去完成
它的使命。
这种孤立状态，对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负责人，那些每天要向总统任命的
局长直接汇报的职业情报官员，有一种特别不良的影响。在海外工作了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那些最成功的职业情报官员，要在一个从政治上考
虑被指派的人手下工作，而他对处理海外情报工作问题往往并没有什么经
验，这种情况常会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某些军官的遭遇也与此颇为
类似，他们常常不得不使自己的观点去适应政治上的某种迫切需要，对此，
他们已经越来越感到厌倦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政治和政治家，打心里
有一种不信任感。尽管中央情报局的设置，正是为了使情报工作免受政治的
影响，但事实上，政治仍是中央情报局内部工作机制的一部分，正如安全检
查是它的一部分一样。政治和情报工作，这二者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局长一个
人身上。
在最高法院法官刘易斯·鲍威尔，一位他“信赖的老朋友”，主持了宣
誓仪式以后，威廉·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正式就职了。他对职业情
报官员们说，他自己是一个他们能信赖的人。面对坐满了弗吉尼亚兰利总部
大厅的听众，这位新局长很清楚，他的某些前任从未得到他们雇员的信任，
他们的声望由此受到很大损失。因此，在向3 位主要对他的任命负责的政治
家（罗纳德·里根、埃德温·米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乔治·布什）表示敬
意以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听众，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时间之长，超过
了他在华盛顿的任期。
他在发言的开头，就提到他的前任凯西，他说：“我非常想无愧于我的
好朋友凯西，以及所有过去领导过这个伟大的情报机构的人。当我来到这里
的时候，我对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充满了崇敬的感情，并且深深地意识到，
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央情报局将面临多么巨大的挑战。”
这个开场白是他发出的一个谦恭而必要的呼吁，同时也是一个信号，说
明韦伯斯特虽然清楚他自己是个外来户，但他将立即采取措施，牢牢地把这
个情报机构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他在那天下午所说的最后一段态度比较
谦虚的活。
“今天，还有些人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但他们不能分享我们这里的阳光，
因为我们的国家要求他们不要抛头露面。”他继续讲道：“我谨在此向这些
人们看不见的民主卫士致敬，并且要说，我将为‘参加他们的行列’而感到
自豪”。这段话还缺少过去的局长们常表现出的那种必要的、更加尊敬对方
的态度。但它还是有力的，反应也是不错的。韦伯斯特最为重要的一句话是，
他将“参加他们的行列”——不管他们同意与否。
对于那些参加他宣誓仪式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韦伯斯待最后的一段
话，与其说是对这里的传统的一种表面上的尊重，还不如说是一个明确的表
示，说明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今后将怎样做。鉴于当时全国的注意力都
集中在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上，他的话立即引起了一种害怕情绪，而这一点
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他说，“不管多么困难，我们将在忠于我们亲爱祖国
的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勤勤恳恳地执行我们在全球的任务”。
举行仪式后，在局长的餐厅里举行了一个寂静无声的招待会（就在七楼
的局长办公室套间的附近）。紧接着，韦伯斯特初步听取了中央情报局行动
计划的全面汇报，表示他已开始履行他新的职责。这是他在今后两年内，从
中央情报局各部的专家们听取的汇报中的第一个。虽然在开始时，并不需要
他就这些行动计划作出多少决策，但大家都很清楚，他对第一次汇报的反应，
将在很大程度上定下一个调子，并且将决定他能否适应中央情报局的传统和
一贯做法。韦伯斯特立即亮明自己的观点：每一个重大行动计划，特别是那
些风险最大的行动计划，都必须通过他，他还要求通知所有的情报官员，他
们不许从事非法活动。他对召集在一起的局里各部门的头头们说，这里没有
什么模棱两可的情况，也没有作别的解释的余地。接着，韦伯斯特转过身来，
对着行动部副主任克莱尔·乔治强调说，中央情报局现在正在受国会越来越
严格的检查，他就任局长的头几个月，会受到国会密切的注视和监督。
3 天以后，即5 月29 日的早上，韦伯斯特的领导能力接受了第二次考验。
他当时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保密的会议厅里，对局内广大的谍报人员发表简
短讲话，这个会议厅是专供这类场合使用的，他的语气与两天以前他对这些
人的上级讲话时不同，说起话术，丁是丁，卯是卯，面对众人毫无俱色。他
开始就说，他知道自己是个外来户，但接着说，他己为履行自己的新职责做
好准备。“我和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合作过，”他说，“我了解你们，相信你
们”。可是，那些挤满了会议厅的行动部的人都默不作声，只有在介绍他的
时候鼓了鼓掌。总之，他们的态度是够冷淡的。
韦伯斯特在他的讲话中解释说，他有一个关于行动部的计划。实行这一
计划，他将使国会中的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无话可说，同时，这将使那些在
灾难性的伊朗门事件中责任最大的人，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离职。一位已退
休的前行动部的官员回忆说，“他很硬气，但也就这样轻易地把我们打发了”。
韦伯斯特虽说是要对凯西时代的极端行为作彻底调查，但他却和过去15 年来
成批地开除人的那种做法保持距离。“不会反过来指责你们，不会大批开除
人，不会进行清洗，”他告诉那些沉默的听众说，“但对那些违反我们规章
制度的人，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交代”。他然后表示要尊重中央情报
局的保密传统，他保证将继续对中央情报局最机密的行动计划采取保密措
施，使它们不致泄露给新闻界或公众。但他特别指出，他的这一说法并不能
进一步引伸到国会，因为按照“法律”要求，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必须向国会
报告。在结束他的讲话时，他再一次重申中央情报局必须维护法律，在他任
职后的第一周里，每次会上都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正当行动部的人在等待他宣布谁将负责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调查时，
韦伯斯特很快把话题转向重新建立中央情报局被损坏的声誉问题。第二天，
即5 月30 日，他任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威廉·贝克作为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
办公室主任。贝克在联邦调查局时，曾在韦伯斯特手下忠实地工作过3 年，
他是该局近期历史上最开诚布公、最有成效的新闻官之一，现在他来到中央
情报局。但他的这一任命，却使行动部的人感到害怕，因为这意味着韦伯斯
特前一天所呼吁要开诚布公的主张很快将付诸实施。这一任命还表明，已经
改变了凯西优先挑选行动部的人作为公共关系官员的做法，因为凯西相信这
些人最能判断哪些东西应当保密。贝克的前任，乔治·劳德，是一名有21
年秘密情报工作经验的人。他在行动部很受信任，并且被大家看做是最理想
的中央情报局发言人。但对新闻界来说，劳德作为新闻发布官是徒有其名。
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承认，“他是行动部的一个工具，他的任务是不让
新闻界干预中央情报局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贝克的任命在行动部
内引起很多人不高兴。他们认为他不懂保密的必要性。
在贝克任命宣布后的第二天，行动部伊朗科科长就对韦伯斯待说，“我
们不需要这一切，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记者在围着我们转”。
韦伯斯特表示不同意。6 月中旬，当对任命贝克的抱怨越来越多时，韦
伯斯特对他的私人助理说，“老是拒绝别人提问总归有一个限度。我们不能
否认存在一个中央情报局”。在韦伯斯特的坚持下，贝克还是走马上任了。
但在行动部，抨击之词仍不断涌现。这里的官员们用讽刺的口吻开玩笑说，
他该把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观光点列在旅游车日程表上了。贝克犹如走进了
一个埋伏圈。他从联邦调查局来已经够糟的了，韦伯斯特还让他取代劳德去
搞公共关系，而劳德又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备受信任的老积极分子，这就更
糟糕了。劳德是个个子高高的、面带微笑的人，他懂得他的主要任务是阻止
新闻界的提问，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利用新闻界的某些入，作为中央情
报局可能感兴趣的情报来源。有一次，劳德甚至笑着告诉他的一位同事，他
把在情报工作生涯中招募外国间谍时用过的许多手腕，也用在新闻界的人身
上。
韦伯斯特对贝克的任命，使早在酝酿中的关于中央情报局应该如何与新
闻界打交道的争议，又重新挑了起来。正如情报局过去的反恐怖主义专家戴
维·惠普尔所说，主要的问题是：“大多数人都害怕，对中央情报局的作用
在公众面前宣扬过分。他们完全反对这种做法。不仅行动部里的人反对，每
个部里的人都反对，大家都反对。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情报局，人们普遍用
怀疑的眼光看公共关系办公室。对于这一点，劳德心里比任何人都明白。在
他成为公共关系负责人以后，他决定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办事，就是人们常说
的，“把盖子尽量盖严实”。
贝克可不一样。他是韦伯斯特训练出来的，懂得如何向新闻界敞开大门
的艺术。贝克来中央情报局以前，已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18 年，最后担任的
职务是国会和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助理。他曾在联邦调查局专门学过新闻媒
介关系学，并对此颇感自豪。在他上任的第二天，当他在第六层楼转一圈的
时候，曾不厌其烦地一再提到这一事实，当然在这样做时多少也有点紧张。
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对他说，“他们（指新闻界）恨不得吃掉你”。“不要主
动透露什么，这样谁也不能说你撤谎。”另一个行动部的官员给他提出类似
的劝告：“你去买一架录音机，把‘无可奉告’这句话录上，然后，你可以
去买一艘帆船。”贝克在中央情报局内到处转了一圈以后，韦伯斯特在会议
厅给他安排了一次会，让他和行动部的各科室领导见面，利用这个机会来说
明，新的局领导希望同新闻界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回
忆说，“当介绍他给大家认识时，连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我们都毫无表示
地坐在那里。”贝克想冲淡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他表示希望他“在完成这项
工作时，能做到有乔治·劳德一半那样好就行了。”（如果真是这样，行动
部的入也就满意了。）他还补充说，中央情报局要想保持公众对它的信任，
唯一的办法是让新闻界提问题，但不要透露宝贵的“情报来源和我们所使用
的方法”。
这次贝克的招待会开得比他想象的坏多了。他说，“那天，我走进会议
厅时，满屋都坐着一声不响、精神又有些紧张的人。其中有些人正在接受政
府的质询，所有人都担心，认为国会将要调查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计划。
大家都很生气，认为由于新闻界透露了伊朗门事件，已危及参与这项秘密计
划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和它招募的间谍”。他们像对待韦伯斯特一样，把贝克
也看成是一个外来户。贝克事后承认，“我完全相信，他们看我刚从联邦调
查局过来，又是一个在公共关系方面积极主张开放的人，对我参加这里的工
作，根本一点也不欢迎。”
韦伯斯特最接近的朋友说，他有一个公共关系计划，这项计划远远超出
他的任何前任有关这类计划的设想。他希望实行一个公开化的政策，改变中
央情报局是一个从事肮脏勾当的秘密机构的形象。他相信为了做到这一点，
唯一的办法是宣传它的成就。委派威廉·贝克负责公共关系，是实行这一计
划的第一步。韦伯斯特还向中央情报局负责与国会联系的官员们宣布，不得
向国会隐瞒真相，这是它实行这一战略计划的另一步骤。他对那些在国会里
捍卫中央情报局利益的助手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撒谎。不要对国会讲任
何不应告诉他们的话，但不能撒谎。如果你们对回答任何问题感到有困难，
让他们来找我。”
韦伯斯特的意见立即遭到反对，反对的主要是凯西时代的那些老资格人
士，包括克莱尔·乔治，他仍是行动部负责人，还有德书·克拉里奇，尽管
他己失去昔日的显赫地位，在行动部里仍是个重要人物。他俩都坚决反对有
一个积极主动的公共关系部门。克拉里奇是两人中更直率的一个，但他俩态
度都很坚决，而他们持这种态度是有理由的，因为在当时正在进行的伊朗门
事件调查中，他俩都首当其冲。克拉里奇说，“这是一个错误，一个很大的
错误。我们根本不应大搞公共关系。”
韦伯斯特反驳这种意见，他的办法是，经常通过乔治向行动部的人保证，
他和他们一样，对保护中央情报局的核心机密非常关心。这位新局长坚持说，
对中央情报局的不信任，才是对它声誉的真正威胁。他还说，不管新闻界如
何厉害，不管他们能设下多少障碍，只要中央情报局不违反法律，就不会有
问题。
久经锻炼的反谍报工作负责人格斯·哈撒韦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里的年
长的政治家。他参加韦伯斯特到任一个月以后的这场辩论，其意义颇不寻常。
哈撒韦原是站在乔治和克拉里奇这一边的，他对中央情报局在处理和新闻界
关系的问题上，采取明确的保守立场。但韦伯斯特的理论开始对他产生影响，
6 月间，在韦伯斯特办公室召开的一次高级情报人员的会上，哈撒韦劝出席
会议的其他人，应该给韦伯斯特和贝克提出的战略一次试验的机会。他说，
“如果失败，我们再从头来。这不会有任何坏处。
在哈撤韦发言后，韦伯斯特对乔治说，贝克关于如果处理和新闻界关系
的意见不会收回，从而制止人们对他的这一新方针进一步提出疑问。过去他
曾指示贝克，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不必老重复劳德那句令人失望的“无可
奉告”，或者单纯对某些事进行否认。他还授权贝克，只要有可能时，采取
主动姿态，用这种办法制止谣传，并使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不致透露出去。韦
伯斯特说，这一方针过去在联邦调查局执行得很有效，在这里也应能奏效。
为了证实自己的论点，韦伯斯特还重复贝克经常举的一个例子。那是说有一
次，贝克帮助联邦调查局如何改变了一个很不妙的局面。当时专栏作家杰
克·安德森告诉联邦调查局，他准备发表一篇文章，描写联邦调查局的雇员
们如何在该局举行的考试时作弊。在调查了解情况后，贝克告诉安德森，他
的文章是正确的，但补充说，联邦调查局正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篇
文章发表了，虽也造成某些损害，但比不采取这一措施要好些。
韦伯斯特依靠他作为新局长的权力，在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内部争论中取
得了胜利。但这次胜利并未取得中央情报局雇员们对他的信任，也没有使行
动部的职业情报官员们对他有了信心。许多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人士认为，
这一最初对韦伯斯特能力的考验，不应看做是他任职初期是否成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