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机关内部的观察家指出，韦伯斯特的某些最高级的助手，特别是乔治和
克拉里奇，由于他们参与了伊朗门丑闻，已被捆住手脚，因此，他们的话在
韦伯斯特的眼里已没有什么份量。再说，韦伯斯特扩大公共关系作用的决定，
也并不保证中央情报局将比过去更多地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检查。韦伯斯特执
行的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今后他是否能继续贯彻他的主张。而贝克
是否能有效地工作，也要看行动部的人是否相信他能保守秘密。只有像克莱
尔·乔治这样的人，有丰富的经验，在行动部又有众多的朋友，才有可能保
证韦伯斯特认为非常重要的那种公开化。但现在，乔治正在接受审查。
6 月中旬，正当贝克的任命引起的争论达到顶点的时候，韦伯斯待承受
着从外部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处分克拉里奇，也要给予乔治较轻的
处分，因为他俩都参与了伊朗门丑闻。但要求他开除约瑟夫·费尔南德斯的
压力最大，此人作为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站长，曾帮助诺斯策划和执行向尼加
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任务。早在1985—86 年，费尔南德斯就不顾向尼
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提供武器，可能会给中央情报局带来政治上的损害。在
托马斯·特威腾努力使中央情报局尽量少和向伊朗供应武器的行动发生关系
时，费尔南德斯却竭力促使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多提供武器，并且自己
去找一些私人资助，以便使这支反对派的武装能继续存在。拉丁美洲处对费
尔南德斯主持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的工作情况，作了单独调查，结果发现他违
反了中央情报局的规章制度。用一位同事的话说，他的行动“太离谱了”。
到了6 月中旬，拉丁美洲处的人认为，费尔南德斯得离开中央情报局。
7 月上旬，韦伯斯特会见了拉丁美洲处的官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弄
清在这件丑闻中有关人员的责任。处理的高级情报官员们态度非常干脆。有
一位官员说，“开除费尔南德斯，让他走”。韦伯斯特决定延期作出决定，
认为不让他充分申诉就开除他，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但他重申他以前的承诺，
即对违反情报局规章制度的人，要给予惩处。韦伯斯特决定对违反情报局规
章制度的人进行内部调查，但他在行动上比人们期待的要慢，推迟调查的部
分原因是，韦伯斯特希望这次调查能够比较公正，因此他想从局外调人来进
行这项工作。韦伯斯特在和副局长罗伯特·盖茨进行了几次讨论以后，对这
个问题更加敏感，因为盖茨提醒他，在确定这次丑闻中有关人员的责任时，
要谨慎从事。他说，要给人一个处理公正的印象，这一点和弄清事实真相同
等重要，要使最后的结论无懈可击。产生延宕的另一个原因，是韦伯斯特上
任后的头几个月其它的事务太忙，无法集中精力来处理这一问题。他早期的
日程排满了情报工作汇报会，和局内其它各科室的领导见面，去国外各地情
报站访问的准备工作。他的高级顾问们，特别注意要保证他能有机会去熟悉
一下国外的那些情报活动计划，并且和某些外国元首会见，这些人与中央情
报局的关系，对完成国外关键性的行动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韦伯斯特自己消化吸收情报的能力，妨碍了这些庞大计划的执行。
例如，6 月中旬，韦伯斯特认真听取了大量汇报，以便为计划中为期两周的
北非和中东之行作准备。在一批中央情报局地区问题专家向他开始作汇报
时，这位新局长打断他们，因为他要首先核对他的笔记。“摩洛哥，”他大
声对自己念道，“让我来查查看”。他伸手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去取一本小
字典，他一页一页地翻这本字典，直到他找到一张小的世界地图。“它在非
洲，对吗？”他问道。汇报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对，”有一个人回答说。
这位新局长熟悉情况比很多人料想的慢得多，这话很快在行动部的办公
室中传开来。对那里的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不管他提出什么改进工作的计划，
他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使自己熟悉和适应这些计划。为了完成任务，中央情报
局常常得违反外国法律，韦伯斯特也很难接受这一点。他在一次汇报会上对
一位行动部的官员说，“我们应该使自己在国外受人欢迎”。这位官员听到
这话有些感到意外，他眨了眨眼，然后笑着间，“先生，你以为我们应该怎
样办，才能做到这一点？”
1987 年6 月，韦伯斯特开始他的中东之行。头几天是很重要的日子，他
在埃及听取阿富汗工作组的汇报，谈的是给阿富汗反政府军从亚历山大港运
送武器到卡拉奇的颇为复杂的行动计划。在完成他的开罗之行之后，韦伯斯
特飞往巴基斯但的伊斯兰堡，在那里他会见了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总统，
并且听取了情报局官员关于在邻近的阿富汗战争的情况汇报。在这以后的几
个月里，他还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旅行，一次是去欧洲，另一次是去中美洲。
在那里，同样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和听取了情报工作汇报。这些旅行都是中央
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为了帮助新来的局长熟悉业务，设计和安排的活动
中的一部分。
到8 月底，已经开始有一种传闻，说韦伯斯特在这些旅行中，做得不像
他的高级助手们所期望的那样好。特别是行动部的那些高级谍报官员，对他
缺乏分辨不同行动计划的能力感到不安。在阿根廷曾发生这样一件事：韦伯
斯特把联合行动（指这类行动中，中央情报局与外国情报机构共享情报）和
单独行动（中央情报局在外国执行这类行动计划时，不向该国政府通报）混
淆起来。在这个具体事例中，韦伯斯特向阿根廷的情报机构首脑致谢，感谢
他们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实际上对方根本并未参与，从而泄露了中央情报
局的秘密。
在伊斯兰堡还发生了一件可能是最滑稽的事，但与上面的例子相比倒是
没有什么危险性。在会见齐亚总统的时候，韦伯斯特自我介绍时说，他是“韦
伯斯特法官”。这位巴基斯坦领导人没有马上在他书桌前弯过身来和他寒暄，
而是看了他一会，然后说，“你真的是要告诉我，里根总统委任了一位律师
来领导中央情报局？”显然这位总统有些被他弄胡涂了。韦伯斯特不慌不忙，
回答说，“对！”
当韦伯斯特在阿根廷的失言在行动部传开来的时候，兰利的官员们都哈
哈大笑，这件事证实了他们原来的看法，这位前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根本不
适合来领导中央情报局。齐亚的那句话一时也广为流传，进一步证实了上面
的那种看法。韦伯斯特的支持者也因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错误而感到很
窘，他们还对齐亚的话感到恼火。即使他们，也在后来承认，这位新局长要
“加把劲才能迎头赶上”。回顾往事，一位替韦伯斯特说话的人找到一项理
由。他说，“的确，韦伯斯特早期是犯了一些错误。但这是因为他带来一种
新的哲学，一种新的公开化政策，他一心一意在作这些努力，想使它成功。
对于韦伯斯特的批评者来说，这种解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韦伯斯特继
续不断把不同的行动计划混淆起来，其频繁的程度实在令人生畏。在一次白
宫汇报会上，他甚至把中央情报局的两个不同科的名字张冠李戴。
如果这位新局长对说他不称职的怨言感到不快的话，他没有把它表现出
来。他面对批评一声不吭。与此同时，他亲自审查中央情报局卷入伊朗门丑
闻的情况。他发现，他在中央情报局任局长最早凡周里无意犯的错误，与在
伊朗门事件槁得最欢的时候，旁人在判断上所犯的错误相比，真是小巫见大
巫。
中央情报局的某些情报工作报告，被用来支持与伊朗进行以武器交换人
质的交易，韦伯斯特对此特别感到震惊。他阅读了若干这种情报工作报告，
特别仔细审向了中央情报局中东分析员格雷厄姆·富勒1985 年5 月间写的一
份报告，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富勒建议美国放松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伊朗的
武器禁运，目的是为了接近伊朗政府中的温和派。他建议为了赢得伊朗的信
任，里根政府应向伊朗出售武器，并把美国的军舰从波斯湾撤出来。韦伯斯
特了解到，富勒的报告是与1984 年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相抵触的，这份报
告的结论是，美国在伊朗国内很少有可能找到可以联系的对象。后来的一份
国家情报专题评估也肯定了这样一种观点。
在韦伯斯特担任局长的最初几个月里，那种认为在凯西任期内，中央情
报局的报告存在政治化倾向问题的说法，一直都在流传。这种说法越是听得
多，韦伯斯特就越是相信，并且认为，许多他接管情报局时沿用的那些高级
谍报官员，应对此负有责任。在这些官员名单中，第一名就是罗伯特·盖茨，
在韦伯斯特的任命还未被批准以前，他任代局长，现在是副局长。盖茨还是
国家情报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职位，因为所有的国家情报专题评
估都要由他审批。这一切都很令人不安。韦伯斯特想采用听取各方意见的公
平办法，一方面可满足他本人的好奇心，同时也可平息情报部中层分析员中
的严重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过去局领导曾听任某些弊端自由泛滥。
为了做这件事，韦伯斯特把马克·马休请来，这是在联邦调查局期间，
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并为他所信任的律师。马休的任务是会见情报部那些主要
的分析人员，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向这位局长汇报他调查的结果。这是一
项很微妙的工作，要尽可能保密。马休和一位韦伯斯特指定的助手，就所谓
情报工作政治化的问题，私下访问了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们。这些人当中，
有不少人已有20 来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对伊朗门事件和富勒的备忘录十分不
满，过去为此几乎要提出辞职。
马休的调查结果显然使他相信，情报部关于伊朗的报告——特别是伊朗
政府内有温和派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他的结论是，中央情报局的报告
是不可靠的，因为它已被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马休报告的详细内容至今仍
属保密文件，也还存在严重的争议。支持韦伯斯特的官员坚持说，韦伯斯特
请马休到中央情报局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调查所谓情报部已政治化了
的问题。他们说，马休的调查是保密的，因为它涉及韦伯斯特的主要副手罗
伯特·盖茨。
在调查的过程中，情报部副主任理查德·克尔给韦伯斯特一份有关这一
问题的备忘录，这份材料是托马斯·巴克斯代尔在1986 年底写的。此人是近
东和南亚情报分析室很受人尊敬的老资格专家。巴克斯代尔的报告雄辩地作
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其内容与现在马休和韦伯斯特的结论相同。在这份报
告里，巴克斯代尔谴责伊朗行动计划，并且详细叙述了情报材料如何被歪曲，
以便情报局能在伊朗采取上述行动。他的这份报告是可以为中央情报局辩
护，并帮助它恢复名誉的材料。巴克斯代尔写道，“显然我并没有在我的同
事中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但我相信，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抽查，人们就会发现，
中央情报局与伊朗接触和打交道的方式普遍存在不少弊端，这些全在与伊
朗、人质和伊朗的恐怖主义有牵连的大多数雇员身上反映出来。这对士气是
一个沉重打击。
马休对富勒所作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的重新审查，拉丁美洲处里要求处
理费尔南德斯的压力，以及对韦伯斯特自己在谍报工作中失误的批评——所
有这些事加起来，使这位局长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处理伊朗门丑闻遗
留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指定一位外面的人当法律顾问，让他来完成这一调查。
韦伯斯特受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方面来的很大压力，要他迅速采取行动，确
定有关人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责任。在8 月初两人的一次电话谈话中，博伦主
席提醒韦伯斯特，他曾答应要对参与伊朗门丑闻的中央情报局雇员执行纪
律。但直到1987 年9 月，韦伯斯特才任命拉塞尔·布鲁埃默作为特别法律顾
问，来负责进行内部调查。对这些任命，行动部的人比对贝克的任命更不欢
迎。布鲁埃默被看作是韦伯斯特的坚强盟友，是长长的名单上又一名“联邦
调查局来的新人”。但并没有人低估布鲁埃默的能力，也没有人怀疑他寻求
真理的热忱。行动部的人都知道，他将被授权翻阅在这次丑闻中任何涉及中
央情报局的文件和材料，而且他将向韦伯斯特汇报每一有关细节，即使调查
揭露出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读职行为，也不会妨碍他这样去做。他要在12
月前完成他的这项任务。
布鲁埃默是华盛顿一位著名律师，颇有学者风度，他作为威尔梅尔一卡
特勒一皮克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合伙人而享有声望。人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位
好的行政领导，他精明细致，经常面带笑容，能使别人在他面前感到非常自
在。他有两个韦伯斯特很欣赏的特点：和他正在进行调查的人在一起时，他
不会感到别扭；对韦伯斯特绝对忠诚。在联邦调查局时，韦怕斯特从许多候
选人中挑选了布鲁埃默，作为他的特别助理，尽管局里有不少传闻说，这是
早已内定了的，因为在韦伯斯特当律师时，布鲁埃默在他手下当过办事员。
到了9 月晚些时候，布鲁埃默在中央情报局内已是个到处可见的人物，
而他要求看更多的档案的便条经常出现在六层楼办公室里。到了11 月，他的
调查工作已接近尾声。在此过程中，他已向韦伯斯特作了五、六次汇报。虽
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发现，但调查结果非常清楚，必须在中央情报局的领
导层里做某些调整。
由于布鲁埃默调查结果，需要调整的最高级谍报官员是行动部副主任克
莱尔·乔治，在他担任领导期间，曾发生过不少变动和争议。布鲁埃默并不
是专门把他拉出来开刀，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继续让他呆在中央情报局，
会引起国会的不悦。在行动部内，乔治是很讨人喜欢，并很受人尊重的。由
于他在行动部的会上为韦伯斯特辩护，也颇受这位新局长的信任。参议员博
伦曾发出含蓄的警告说，如果这位新局长在年终前不采取措施，处分在丑闻
中受牵连的中央情报局雇员，他和参议院情报特别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将
会动摇。韦伯斯特讨厌在这种受到警告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最后，在11 月
13 日，国会关于伊朗门事件的联合委员会发表了他们关于这件丑闻的调查报
告，乔治当天主动向韦伯斯特提出，他认为他退休的时候已经到来，韦伯斯
特没有表示不同意。
克莱尔·乔治的离职，使中央情报局近期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一名官员
的辉煌事业从此结束。他的同事们认为，他是当过行动部领导的最“文雅、
宽厚、博学、可亲”的情报官员之一。在1987 年以后的年代里，即使是在他
被指控了解伊朗门事件的内情，并曾指派他手下的一名主要助手向国会撒
谎，因而使他的名誉受损以后，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情报官员的名声仍然完好
无缺。尽管在情报局服务30 多年的历史中，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未经证实，
但有一个经过证实的例子，颇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明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地位
和作用。
1985 年晚些时候，中央情报局帮助阿富汗反政府军的行动计划被停止。
由于内战日趋激烈，苏联决定在阿富汗部署数以千计的兵力和武器，其中包
括好几队能给游击队造成巨大损伤的军用直升机。这使代表游击队利益的华
盛顿院外活动集团慌了手脚，他们害怕苏联人会把装备不良的游击队彻底打
垮。眼看中央情报局购买的武器被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搞走，他们也感到很
气愤。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听了反政府力量的支持者的
陈述以后，也被他们带感情的发言深深打动。有两个组织，即自由阿富计委
员会和美国阿富汗行动联合会，在给国会施加压力，以加快给阿富汗输送武
器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内部对此反应冷淡，因为在行动部
官员中，只有极少数人相信，阿富汗游击队能够对抗苏联所进行的一场使用
高科技成果的战争。克莱尔·乔治就是其中的一个。
乔治针对战场上出现的危机，建议中央情报局给阿富汗游击队送去美国
制造的毒刺式地对空导弹。派到阿富汗去实地了解援助计划执行情况的中央
情报局官员，发回了一些第一手的报告。这些报告，再加上特种部队官员对
国会作证时的证词，对乔治的影响很大。但乔治必须说服凯西，因为后者对
这项秘密行动计划保持一种惊人的低调门。美国政府中的一切有关人员都反
对采取这一步骤，其中包括参议长联席会议（他们害怕导弹会落入恐怖主义
者手中），国务院（他们怀疑导弹能否在那里发挥作用），甚至还包括行动
部里的一些官员。但乔治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最后，他被允许直接到国会
去陈述意见，在那里，他雄辩他说明，他“绝对相信”使用毒刺式导弹“效
果会截然不同”。他的发言使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为之动心，他们决定
冒点风险去试一下这个计划，从而把美国和这一冲突直接联系起来。1986 年
2 月，这一计划被批准付诸实施。
不到两年，乔治那个有争议的关于导弹作闲的预测，已证明比他所希望
的还要准确。这一时期内，苏联长期的干涉使这个国家变成一片血海。通过
中央情报局的系统，经由巴基斯但，共向阿富汗反政府军输送了将近700 枚
毒刺式导弹。到1989 年，苏联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几乎耗尽，它所吹嘘的
直升机队列差不多从阿富汗领空上全部扫荡干净。一份美国军队的特别报告
最后确认，在阿富汗部署毒刺式导弹，“已改变了战斗的性质”，并成为“战
争中决定性的武器”。乔治的计划给予苏联军事力量的打击是巨大的。阿富
汗游击队用340 发导弹，击落了苏联269 架飞机，比美国地对空导弹试验中
任何一次的成绩都好。克莱尔·乔治一项简单的建议，就为美国赢得了阿富
汗战争，迫使苏联撤军。在美国和苏联进行的长达40 年的冷战中，这场战争
的结果是中央情报局独一无二的、最重大的、准军事行动的胜利。
乔治的主动退休给韦伯斯特解决了两个问题：它不仅帮助他摆脱了一个
很为难的问题（处分一名行动部的官员就够困难的，何况是行动部的负责
人），它还给韦伯斯特一个机会，使他能任命自己的人来接替乔治。在乔治
决定退休以后不久，韦伯斯特宣布由老资格的理查德·斯托尔茨接替他的工
作。此人和先来一步的布鲁埃默一样，是新局长的可靠朋友（他们在阿默斯
特学院同学）。但不像贝克和布鲁埃默，斯托尔茨的任命是受欢迎的。他虽
说是韦伯斯特的私人朋友，但作为一名谍报官员，已在中央情报局工作长达
30 年之久，而且为行动部的官员们所熟悉。韦伯斯特在12 月8 日宣布了这
项任命，这正好是在他处分参与伊朗门丑闻的7 名中央情报局人员7 天以后。
一位老资格的官员说，韦伯斯特选定斯托尔茨来领导行动部，“可能是
他作出过的最好决定”。这位官员承认，韦伯斯特选定斯托尔茨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他在到任后的头几个月里犯了一些错误，这使他感到难堪。这位官员
解释说，“他（指斯托尔茨）可以在恶劣气候下为他导航”。但斯托尔茨的
任命也并非所有人都赞扬。有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反映了少数人的意见，他说，
“斯托尔茨太保守。他不肯冒任何风险”。
凯西的时代结束后，在国会对中央情报局的批评愈来愈多的情况下，这
种态度正是韦伯斯特所要求的。他告诉他的高级助手们，中央情报局需要这
样一位领导，他能“在风险面前权衡得失”。韦伯斯特对斯托尔茨判断问题
的能力非常器重，实际上自从他被任命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以来，他一直在私
下依靠他。韦伯斯特对他的个性也非常欣赏。斯托尔茨和克莱尔·乔治相比，
更像一名真正的特工，并且脾气也够坏的，完全具备一个特工头子的典型性
格。斯托尔茨完全是韦伯斯特所需要的那种人，他可以给行动部带来一种“别
胡来”的正规作风。
对斯托尔茨来说，他被任命为行动部的主任，似乎是对他在斯但菲尔
德·特纳和凯西时期所遭到的蔑视和冷遇的一种补偿。海军上将特纳在1977
年就没有选中他，而选中了约翰·麦克马洪。特纳后来说，他曾用抛钱币的
办法从两人中选了一人，但这对于斯托尔茨来说，却使他大失所望。但3 年
以后，他的失望更是无法比拟了，那时，他第二次没有被选中。当凯西接替
特纳时，他委任他做买卖时的朋友马克斯·许格尔作为行动部主任，此人根
本没有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任何经验。斯托尔茨因此对中央情报局感到厌
恶，便退休了，但他签了一个担任顾问的合同，继续和他的同事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当7 年后凯西宁权的时代宣告结束时，他的气也全消了，但他还是
提醒他的老同学，注意行动部官员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麻烦。
斯托尔茨很清楚中央情报局如何工作，也了解这里经常发生的有关情报
工作政策的争论，会使最受尊重的局长也很难有所作为。他作为一个情报官
员，在苏联和东欧度过了他的大半生。1965 年因苏联对美国驱逐一名驻华盛
顿的外交官进行报复，斯托尔茨破苏联下令离开了莫斯科。在保加利亚工作
了很短一个时期以后，他成为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处处长，一共服务了31
年。
把斯托尔茨安插下来以后，韦伯斯特感到比较坐稳了，他开始兑现他对
博伦的诺言，即处分那些在用武器换人质的行动计划中违反了中央情报局规
定的那些雇员。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根据布鲁埃默的报告，可能有
40 来位行动部的官员在凯西当政时期行为不当，但只有7 人有无可辩驳的证
据。韦伯斯特把一些不明确的问题撇在一边，只处分那几个罪行确凿的人。
12 月17 日，他开除了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另5 名给予惩戒或降职的处分。
在受后两种处分的人名单中，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查尔斯·艾伦的名字。
他一直在警告他的上司不要参与诺斯行动计划，在凯西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最
后的几个月里，他总是给人带去不好的消息，他经常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
伊朗中间人曼努切尔·戈尔巴尼法尔不可信赖，因此使自己得不到别人的信
任。艾伦之所以受牵连，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首先是他同意和戈尔巴尼法
尔打交道，而克莱尔·乔治却拒绝和他打交道。总之，艾伦受到惩戒是颇令
人费解的。
其他几个被韦伯斯特处分的人，他们在伊朗门丑闻中的作用是大家都清
楚的。约瑟夫·费尔南德斯，中央情报局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站长；罗伯特·阿
特金斯，中央情报局洪都拉斯情报基地负责人，他俩被开除。其他有4 人被
惩戒，其中包括德韦·克拉里奇和阿兰·菲尔斯，中美洲工作队队长。另外，
克拉里奇还被降职，薪金也下调一级。菲尔斯和克拉里奇都从中央情报局退
休下来。另外，有两名在拉丁美洲处工作的官员也受到惩戒的处分。行动部
过去曾谣言四起，说韦伯斯特要大量辞退部里的人员，这时也松了一口气。
到了1988 年1 月，韦伯斯特任职已7 个月，但他还没有得到行动部的人
们的信任。他刚到职时人们对他普遍所抱的怀疑态度，这时仍未完全改变。
他已提出自己对中央情报局前途的展望，但他还得经过火一般的考验。他的
能力和对中央情报局的忠诚，不仅要受批准任命他的国会那批人的考验，而
且还要受中央情报局内的那些强大势力的考验。他们对中央情报局的看法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它的性质。在下一年里，中央情报局又在如何对待它以前的
一个间谍的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作为新局长，韦伯斯特面对两个敌人：
一个是直言不讳的、很多人都害怕的参议员，另一个是信誉扫地的、暴君似
的人物，他还是中央情报局过去的一名间谍。
4 参议员、军人、独裁者⋯⋯间谍
参议员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杰西·赫尔姆斯，名誉扫地的中央情报局间谍
是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巴拿马实际上的独裁者，也是巴拿马国防
军的首脑。赫尔姆斯和诺列加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相信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无能的机构，而且他俩都致力于运用他们的政
治势力去证明这一点。这两人之间的斗争早就在197 亏年就开始了。当时这
位南方保守的共和党入指控巴拿马的第二号人物诺列加从事国际贩毒，侵吞
钱财，把美国情报提供给外国政府，但是，由于赫尔姆斯当时正单枪匹马地
进行着一场斗争，企图阻止卡特总统在本世纪末把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交给巴
拿马政府的计划，他的上述指控被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认为是出于某种政治动
机，因而不予理睬。赫尔姆斯最终在这场辩论中失败，国会还是于1978 年4
月投票批准了卡特的建议。在受了这一政治打击后，赫尔姆斯始终不忘在这
次巴拿马运河之战中蒙受的屈辱，他并且深信，曼努埃尔·诺列加是一个腐
败透顶的危险人物。
7 年以后，赫尔姆斯于1985 年12 月再一次敦促参议院调查诺列加和贩
毒活动的联系。这一次参议院之所以感兴趣，井非纯粹、厂政治上的考虑，
而更多是由于巴拿马政治活动家胡戈·斯帕达弗拉的弟弟来访引起的，他名
叫温斯顿·斯帕达弗拉。在与哥斯达黎加交界的巴拿马境内，发现这位政治
活动家被人杀害了，他的头被砍了下来，尸体被切为多块，令人惨不忍睹。
斯帕达弗拉告诉赫尔姆斯，他的哥哥是被诺列加手下的人暗杀的，因为他收
集到可以对这位将军进行起诉的罪证材料，说明他参与了侵吞钱财和日益扩
大的贩毒活动。看到那些胡戈·斯帕达弗拉血淋淋尸体的、令人毛骨惊然的
照片，赫尔姆斯答应要使谋杀者受到惩处。现在回过头来看，赫尔姆斯这一
承诺，标志着美国与巴拿马这个独裁者关系的转折点。在同斯帕达弗拉会见
以后，赫尔姆斯宣布，以他为主席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将
就诺列加与毒品走私贩的联系问题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在4 个月后开始举行，首先出席作证的是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
那位个子瘦瘦的、脸发白的助理国务卿，他曾顽固地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辩护，并肆无忌惮地批评国会中的民主党入对里根总统的中美洲政策支持不
力，因而已臭名昭著。艾布拉姆斯能说善辩，单刀直人，咄咄逼人。他为诺
列加辩护，说他是这一地区反对苏联影响的美国盟友。艾布拉姆斯说，“巴
拿马人民不想要一个像尼加拉瓜那样为外国统治的、反民主的国家，这种国
家只能在这一地区制造武装冲突”。他指出，诺列加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要
保卫它在中美洲的政策，像他这样可以依靠的盟友为数很少。
这些话丝毫不能打动赫尔姆斯。在保护反共分子的问题上，他从不亚于
任何人。他深信诺列加并非艾布拉姆斯所描写的那种领导人，他的反共声誉
也是很可疑的。赫尔姆斯调查此案的主要助手德博拉·迪莫斯说，“杰西完
全是因为斯帕达弗拉谋杀事件动了感情。这件事实在使他忍无可忍了。”
几星期后，赫尔姆斯的听证会在一片怨声中结束了，因为他的小组委员
会提不出可以告发诺列加的确凿罪证。赫尔姆斯在国会的同事们，私下把他
描写成一个输家，他们批评他的调查，并指责他之所以攻击诺列加，是因为
他没能阻止运河条约的签订。甚至在公开场合，他的同事们也在为诺列加辩
护，说赫尔姆斯搜集到的所有材料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说他不该把诺列加
讲得那么坏。最后，当赫尔姆斯敦促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并通
过一项要求对巴拿马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时，廉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克里斯多
弗·多德争取了足够的票数来支持诺列加，并且在参议院里质问赫尔姆斯他
出于什么政治动机。
尽管遭到一些挫折，赫尔姆斯的听证会还是对诺列加提出了许多问题，
因而引起了一位名叫西摩·赫什的备受称赞的作家兼记者的注意。此人对诺
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曾进行过研究，并将他的研究结果在1986 年6 月12
日的《纽约时报》头版上发表。赫什的报道题名为《巴拿马独裁者据说参与
毒品、军火和非法钱财交易》。这篇报道证实了赫尔姆斯提出的许多疑点。
紧接着在第二天，《华盛顿邮报》也发表了一篇引用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的
报道。这份研究报告表明，诺列加参与了大规模的非法毒品和军火买卖，并
且还和古巴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
中央情报局进行这项研究是出于以下这种惧怕心理：诺列加有意要牺牲
美国在中美洲从事秘密工作的一些间谍。中央情报局很害怕，重要的秘密将
落入苏联人之手，因为诺列加的亲信正在和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古巴情报官员
合作。总之，这项研究报告反映，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越来越担心诺列加，
害怕他会滥用他与美国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报告甚至提
出，诺列加为了对里根政府进行敲诈勒索，可能威胁要牺牲中央情报局的某
些间谍，并泄露它的工作方法。
虽然早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就已开始调查诺列加的犯罪活动，
但最近的发现才是迄今为止所有材料中最令人不安的。中央情报局的材料主
要是根据国家安全局从通讯中秘密截获的情报。这些情报使国务院官员得出
结论，诺列加进行威胁的策略，加上政治上的腐败，使他的老搭档尼古拉斯·阿
尔迪托·巴莱塔在上一次巴拿马选举中获胜，而实际上领先的是阿努尔福·阿
里亚斯，他比前者多得大约三万张选票。
直到1986 年6 月，尽管证明诺列加很腐败的材料越来越多，他同里根政
府的联系仍较巩固，那时他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访问。（《纽约时
报》故意把赫什的第一篇文章安排在诺列加到达美国后的第二天见报）在公
开活动中，为了突出诺列加的这次访问，特别作出了安排，让他在麦克内尔
堡举行的美洲防务委员会上，发表中美洲共产主义威胁的演讲。在私下活动
中，又安排了一些颇为隆重的活动，其中包括在白宫官员的陪同下（国家安
全委员会的官员诺斯也在场），乘坐游艇在波托马克河上观光游览，以及访
问中央情报局总部并和局长凯西会见。（凯西在公开场合，曾大肆吹嘘诺列
加，说他是中美洲的反共堡垒。）这次访问已是他和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
第三次会见了。第一次是1983 年11 月在巴拿马（当时凯西要诺列加帮助反
对桑地诺主义者），第二次是1985 年11 月在白宫（当时凯西责备他有“反
民主的倾向”）。
1986 年6 月的这次会见进行得没有前两次那样好。这次讨论的时间短得
多，而且周围环境和气氛都不如上两次。凯西主要重复他的这一观点，即诺
列加的独裁行为使美国很难继续支持他，尽管他一再发誓与共产主义不共戴
天。他们的谈话在一小时后结束。根据凯西的几位亲信说，这位中央情报局
局长最后己开始认识到，诺列加的问题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后来，
即使他想让兰利与这位巴拿马的独裁者疏远，但发现这样做已愈来愈困难
了。这种障碍至少部分来自拉丁美洲处，他们坚持说，中央情报局需要利用
巴拿马人来搜集有关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的情报。
在这一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凯西听取德韦·克拉里奇的意见最多，他当
时是反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有些人争辩说，巴拿马的这位独裁者尽管坏，但
美国还缺不了他，而且克拉里奇本人似乎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抱有盲目的
好感，但克拉里奇对改变中央情报局对待诺列加的政策，实际上起着某种催
化作用。有好几个晚上，克拉里奇和凯西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克拉里
奇提出了诺列加的问题，说他经常使中央情报局在公众面前十分难堪。克拉
里奇指出，中央情报局内部在诺列加问题上的争论，已经使这里的工作人员
不能专心致志地推行经过凯西多年努力才形成的积极进取政策。凯西不能不
表示同意，但他仍拒绝彻底断绝同诺列加的联系。他强调说，美国首先要反
对桑地诺主义者，只有打翻了他们以后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诺列加。克拉里奇
对他同凯西的这些谈话密而不宣，不让中央情报局内对诺列加批评得最厉害
的人知道。在公开场合，中央情报局仍然保持原来的态度：如果有人提出任
何关于中央情报局与诺列加关系的问题，都坚决不予理睬。
对里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要求彻底调查指控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
系、骗取钱财和出卖情报的呼声，在国会中越来越高。除了赫尔姆斯进行的
调查以外，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发起的一项调查也涉及诺列加，
虽然它主要是想弄清中央情报局所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否卷入了
毒品贩卖活动。联邦调查局在1986 年4 月也接着进行类似的调查，目的是想
弄清中央情报局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的站长是否参与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非法提供武器的活动。联邦调查局还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向尼加拉瓜反政
府武装运送武器的飞机，回程是通过巴哈马向美国贩运麻醉品，在公众日益
密切的注视下，里根的白宫也勉强承认，有些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分子可能
“参与了”毒品贩卖活动，但马上又补充说，这些毒品贩子完全是自己在单
独活动。在白宫承认了这一点以后，克里要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这一问题
召开听证会。
参议员克里最初追查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1986 年5 月6
日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会上，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国务院、禁毒局和中央情
报局的代表一致否认关于贩卖毒品的指控，并且也否认国家安全局的人员参
与了秘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的活动。在这群政府官员中，中央
情报局的官员是最敢于讲话的。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参议院的工作人员说，这
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坚定而断然地否认，有任何来往于中美洲和美国之间的
航班，专门用来秘密运送武器和毒品。他全然否认这些指责，并说这是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