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可笑的。由于这些否认非常有力，克里搜集的证据不管在官方或公众心
目里都没有产生多少反响，即使在国家安全局私下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
送武器的详情公布以后，克里关于他们进行贩毒活动的指责仍未引起很大兴
趣。
真正推动克里的调查，使它引起人们对它应有的严重注意的是参议员赫
尔姆斯，这位他原来没有想到的同盟者。赫尔姆斯召开的关于诺列加的听证
会这时已经结束，他建议克里和他联合起来。他之高兴这样做的原因是，尽
管他认为克里一般说来是一个自由派对手，但他有勇气参加他召开的小组委
员会的听证会，而其他人却躲得远远的。从克里的角度来说，他也不愿批评
赫尔姆斯，因为他想证实诺列加的毒品贩卖活动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间
的联系。这两位参议员认为，把他们两方面的调查联合起来，可以有扩大宣
传的好处。5 月间，克里和赫尔姆斯公开联合起来，事先取得一项协议，在
处理这两件事时，赫尔姆斯对诺列加指控将有优先权。
虽然参议员克里是一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政坛上
的新手，但他仍然是赫尔姆斯为了把诺列加赶下台，可能找到的最好盟友。
正像那位北卡罗来纳州年长的参议员一样，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经
常批评中央情报局，并且强烈主张加强对它活动的监督。两人都不信任中央
情报局，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克里怀疑中央情报局，是因为他认为，中央
情报局作为美国政府的秘密工作部门，享有特殊的地位。他觉得中央情报局
经常逃避国会的监督，不按照它的要求办事。赫尔姆斯不信任中央情报局，
是因为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勿需向任何人负责汇报工作，从而使自己松弛无
力，没有多少用处。他俩的联盟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相互需要。按照克里的
看法，中央情报局太强大了：而对赫尔姆斯来说，它太软弱无力了。
两人几乎在其它所有方面，也都迥然不同。克里身材高大，面庞轮廓突
出，嗓音低沉，他似乎生来就有搞政治的那种口若悬河的演讲才能。他通过
反对越南战争进入了官场。在这以后，他成为反对越南战争老兵协会的领导
人之一，经常作为证人在国会出现。一位早在当时就认识他的朋友说，“他
从那时起就开始竟选参议员”。赫尔姆斯与他形成鲜明对比。他是一位典型
的南方政治家，粗圆的身躯，秃头，平平的脸，和人握起手来非常亲切，好
像是见到自己的堂兄或表弟。他性格爽朗，笑声一直发自丹田，他还有一个
红脖子。他的同事们常常低估了他的那股子犟劲，以及他那不屈不挠忠于他
保守主义原则的精神。
赫尔姆斯和克里结盟以后不久，就组成了一个自从水门事件以来参议院
最受人尊敬的调查班子，尽管它主要的成员只有4 人。克里指派他的两名最
杰出的调查人员，来追踪在诺列加和国际贩毒集团之间牵线的人和有关证
人。他们是律师杰克·布卢姆和克里本人的助手理查德·麦考尔。布卢姆曾
在克里的参议院恐怖主义、麻醉品和国际通讯小组委员会任特别法律顾问，
在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曾最早公开提出对诺列加的指控。不少
人知道，这位律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调查工作者，他特别擅长于说服那些不
大愿意或有些害怕的人在宣誓后作证。麦考尔是个很讲究实际的调查工作
者，他对美国的情报活动有极为渊博的知识，在着手一件调查时，他的低调
门常使人摸不清他的意图。受克尔之托参加调查的还有业务水平高超乔纳
森·温纳尔律师。他负责把各方面的书面材料汇集拢来，以追踪诺列加的犯
罪活动线索。参议员赫尔姆斯则指派了他的助手德博拉·迪莫斯参加这项工
作，以便发挥她具有中美洲丰富知识的专长。迪莫斯是一位专心一致的调查
工作者，她懂得如何在中美洲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的窍门。
在短短一个月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赫尔姆斯一克里联合听证会开场
了，安排出席作证的是已哈马群岛的两名贩毒犯。接着，1986 年7 月15 日，
这个联合小组委员会又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上，即诺
列加在国际贩毒卡特尔中的作用。克里召开了第二次听证会，然后很快把会
议交给赫尔姆斯实际主持。赫尔姆斯审问一个名叫豪尔赫·莫拉莱斯的已被
判刑的贩毒犯，要他交待他知道在巴拿马是如何进行走私活动的。
赫尔姆斯对莫拉莱斯说，“我希望你尽可能简单地告诉这个委员会，在
巴拿马诈骗钱财的事究竟涉及面有多广，你们如何进行这种活动。在巴拿马
诈骗钱财的活动中，有无任何政府官员牵连进去？”
莫拉莱斯回答说，“我把钱搁在手提箱里，坐上一架飞机，一架私人飞
机，然后飞往巴拿马，我就去会见那些为［巴拿马］政府工作的人，他们负
责疏通海关和移民局的人，还有当权派和机场的人。”
从这一耸人听闻的证词可以清楚地看出，诺列加卷入了贩毒的诈骗钱财
的活动，尽管证人拒绝对诺列加指名道姓。但这一供词对克里和赫尔姆斯来
说已经够了。到9 月为止，他们搜集的有关这个巴拿马独裁者的材料，已经
足够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其中有一厚叠材料是关于他同中央情报局的
关系的。
早在1959 年，中央情报局驻秘鲁利马的情报站站长就招募了他，要他提
供他在秘鲁军事学院同学的情况。在1962 年他回到巴拿马以前，给他的报酬
是很少的。此后至少到1976 年，除了几段极短的时间以外，中央情报局一直
在给他发薪金。诺列加证明是一项很值得的投资。在六十年代后期，他已成
为军队里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他效忠于奥马尔·托里霍斯将
军，这位漂亮的军人统治者在1969 年发动的一场政变，颇受当时盼望改革的
国民的欢迎。诺列加当时的任务之一是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情
报：哪些巴拿马军官和文官曾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巴拿马政治斗争的最新动
态，和他在一起的军官中哪些人比较友好可靠，能维沪美国的利益。在1969
年诺列加帮助挫败了反托里霍斯的政变后，他被任命为巴拿马国防军军事情
报部主任。到了七十年代初，中央情报局已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以致
给他的年薪高达十万美元。
从1976 年3 月起，诺列加开始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央
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获悉美国国防情报局已开始对诺列加进行一项代号为
“广州歌”的调查。美国国防情报局出示证据，说明诺列加用钱向驻已拿马
的3 名美军军士收买了一些机密情报，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给这几名美军
取了一个代号，称他们为“高歌军士”。诺列加把这些情报交给托里霍斯，
以便在和美国进行关于运河地位的谈判时，作为迫使美国让步的材料。美国
国防情报局还担心，同样的一些机密材料，包括有关古巴的高度机密文件，
都直接给卡斯特罗送去了。布什认识到，美国国防情报局揭露出的这一具有
爆炸性事件，弄不好可能将影响福特的白宫宝座。当时福特受到他的共和党
对手、前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攻击，后者说他一心一意想放弃运河。
布什决定中央情报局不对那3 名军士采取行动，因为如果对他们起诉和
审判，可能会暴露中央情报局进行的秘密活动，其中包括招募巴拿马的高级
官员作为美国间谍。布什还相信，如果公开进行审讯，还将在美国和巴拿马
关系很脆弱的时刻，暴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战略。他的结论是，应该由
美国军方，而不是由中央情报局来惩罚这几名军士。由于中央情报局局长是
美国情报界的头子，他不理会这一丑闻的决定就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布什拒绝对这3 名军士采取行动还有其它重要理由。布什完全懂得，美
国国防情报局的发现，意味着他们已挖出一项大的情报秘密，它涉及一名中
央情报局雇用的外国高级官员。如果把这一情况公开，将使中央情报局的形
象更坏，说明它要么太无能，要么太天真，以致无法开展在国外的情报工作。
布什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情报工作中的紧要关头，事态的发展可能产生重大
的政治后果。如果里根州长发现美国士兵向诺列加递送中央情报局的机密，
他将可以证明，福特总统在运河问题上的谈判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里根
进一步了解到诺列加把同一情报交给了卡斯特罗，公众中产生的忿怒，可能
被里根利用来作为他夺取总统职位的跳板。
另一方面，布什也要考虑诺列加巨大的情报价值，他被认为是中央情报
局在中美洲最好的情报来源之一。他是一个可靠的反共分子，曾多次向中央
情报局提供了这一地区有用的政治情报，从而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诺列加
还是中央情报局向在巴拿马的其他间谍提供经费无法取代的渠道，他并且招
募了一些巴拿马军官为美国人工作。如果突然断绝诺列加与中央情报局的关
系，将意味着美国与巴拿马整个情报网的关系也将断绝，而这一点是美国所
不愿做的。再说，诺列加是巴拿马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而且将接替托里
霍斯成为巴拿马国防军的统帅。有了这样一个地位，他就能成为中央情报局
在中美洲职位最高的间谍。布什的决定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虽然诺列加给中
央情报局带来了一些问题，而且还有使福特政府政治上严重难堪的可能，但
他长期以来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中央情报局官员们认为他已造成的一点
损害。
7 个月之后，布什可能因没有把诺列加从中央情报局的薪俸名单中删掉
而感到后悔。1976 年10 月，中央情报局发现，诺列加应对巴拿马的3 次恐
怖主义的爆炸行动负责，其目的是为了向福特政府施加压力，让他放弃关于
运河问题的谈判。在这3 次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但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威廉·乔
登把证据摆在托里霍斯面前，说明这几起事件可以一直追查到诺列加身上。
乔登警告说，这些事件可能使在运河谈判上已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
托里霍斯满肚子不高兴，他派诺列加到华盛顿去和布什面谈。据说会见
时是客客气气的，但也仅仅是官样文章，显然两人都决定把这事忘掉。这意
味着到1977 年初布什的任期为止（即卡特任总统两个月之后），曼努埃尔·诺
列加一直是困扰布什最厉害的问题之一。布什被他弄得很不安，他因这个局
面引起的沮丧情绪几乎可以明显地觉察到。布什在中央情报局时期的一位同
事回忆说，“他常在琢磨，不知诺列加下一脚往哪里踩”。
在布什离开中央情报局很久以后，对他处理诺列加问题的做法，仍然存
在严重的褒贬不一。在这件事上，对他最表同情的是那些他在国会中的热情
支持者。他们说，布什对“高歌军士”这一不体面的事件，处理很得体，从
而保护了美国的情报来源和进行谍报工作的方法。他们争辩说，不应把运河
问题的谈判和福特在共和党中提名的胜利联系起来，因为福特能否当选不取
决于布什做出什么决策。这些为布什辩护的人进一步指出，参议院情报委员
会对“高歌军士”事件的处理上，认为布什的决策没有问题。中央情报局的
官员们也为布什的行为辩护。这些官员争辩说，诺列加提供的情报一贯可靠，
他还为美国开了一个后门，使它有一条与古巴通话的重要渠道。这条渠道已
在好几件事上证明是有价值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由于诺列加的帮忙，那位
单独乘小艇闯入一个古巴渔村的美国人得以获释（他的这次冒险行动好像是
经过中央情报局批准了似的）。整个七十年代，诺列加一直和卡斯特罗保持
通话联系。他把古巴政府内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美国人，同样，他也把美国国
内发生的事情告诉卡斯特罗（诺列加后来承认，在1983 年，布什也使用了同
一渠道向卡斯特罗通报了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情况）。这些官员觉得，这位
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愿意为了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去引发一桩丑闻，从
而牺牲这个国家一项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他们说，布什完全了解对诺列加错
误行为的指控，而且采取了措施去疏远诺列加。
批评布什的人却对他不是那么同情。他们说，布什从未考虑断绝中央情
报局与诺列加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警告过这个巴拿马人，说明美国不能容忍
盗窃它的国家机密，也不能容忍他对巴拿马公民进行咄咄逼人的威胁和直接
的攻击。他们说，布什更热衷于保持中央情报局和诺列加的关系，而不是保
护美国的机密。
在布什离开兰利后，斯坦斯菲尔德不顾内部有些人反对，立即断绝了中
央情报局同诺列加的所有关系。举例来说，拉丁美洲处负责人内斯特·桑切
斯公开表示不同意特纳的决定。桑切斯是行动部的积极分子中的一个，他们
对诺列加有强烈的责任感，因为他们相信，行动部的间谍网应该扩大。
德韦·克拉里奇拒绝为这位巴拿马人辩护。克拉里奇曾负责中央情报局
内部的一个总结材料，题目是研究在3 位美国军士出卖情报的丑闻中，诺列
加扮演了什么角色。尽管1976 年的克拉里奇还比较年轻，但他已被看中是一
名很有前途的谍报人员，当时也是布什的高级情报顾问之一。据这一时期克
拉里奇的几名同事们说，他决定对特纳的决策保持沉默，虽然他也相信诺列
加在这一地区仍可成为一个有用的情报来源。
1981 年，在里根一布什的班子上台以后几个月内，威廉·凯西批准重新
把诺列加列入中央情报局的薪俸单里，据说年薪为180，000 美元。如果布什
对七十年代中期诺列加的价值有怀疑的话，他没有表示出来。在布什领导情
报局时为诺列加辩护的那批人，当凯西当局长时，仍然是诺列加最主要的盟
友，这一点自然也不足为怪。在这些人当中有内斯特·桑切斯，他已从中央
情报局退休，去就任五角大楼国际安全局的拉丁美洲防务助理。该局同他在
一起工作的一位官员说，桑切斯是“拉丁美洲的超级间谍”。克拉里奇是凯
西最信任的行动部官员，他也相信，诺列加在巴拿马的显赫地位，可能再一
次证明对中央情报局有用。克拉里奇持这种看法，是在他被任命为拉丁美洲
行动计划负责人以后的事。但事实证明，在里根时期，诺列加最重要的朋友
是凯西自己。凯西欣赏诺列加滔滔不绝的反共言辞（有一位前情报局官员说，
“诺列加的反共言辞和水龙头开关一样，随时可开可关”）。当然还有他经
常提出的帮助美国反对尼加拉瓜的种种建议。
在第二届里根政府期间，布什与诺列加关系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地被提了
出来，到1987 年晚些时候达到了顶点。在1988 年4 月初，当参议员克里就
贩卖麻醉品问题举行第二轮的听证会时，一些记者被派往巴拿马，去寻找据
说是1983 年布什与诺列加的一次谈话的录音带，其中也讨论了诈骗钱财的问
题（如果的确有这个录音带的话，他们这次并未找到）。1988 年4 月的一个
星期四，在举行总统初选前的24 小时，那种说布什和诺列加之间存在一种特
殊的关系的谣传达到了顶峰、当时布什与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正在争夺共和
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多尔试图利用克里的调查，作为攻击布什原谅诺列加
非法活动的根据，当时布什的身份曾先后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总统。多尔
有一次在电话中对一位国会的调查官员高声嚷道，“不要把证据扣压起来，
我知道你们已经有这些材料。快公布！快发表！”但克里从未有任何真凭实
据，他也无法把布什和诺列加直接挂钩。恰恰相反，克里的调查人员所得出
的结论是，布什对这个巴拿马独裁者，总是保持一种公事公办甚至是冷冰冰
的态度，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更是这样。
举例来说，1983 年，布什在一次路过巴拿马的短暂停留中，会见了巴拿
马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里卡多·德·拉·埃斯普列拉总统，后者当时由诺列
加引来同布什见面。在谈话过程中，布什整个注意力集中在德·拉·埃斯普
列拉身上，诺列加则静静地坐在一旁。但即使没有材料证明布什和诺列加之
间存在令人难堪的关系，仍不能说服1988 年的克里—赫尔姆斯小组委员会，
布什过去没有支持这个巴拿马的独裁者，以后也不会在政府圈子里继续为他
辩护。1988 年4 月，行动部内对布什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一部分官员私下也有
同样看法。其中有一位曾说，“你可以通过行动部副主任和拉丁美洲处，在
市什和诺列加之间划一条线，这条线可以一直划到内斯特·桑切斯。真见鬼！
桑切斯就是管诺列加专案的。”杰克·布卢姆，这位克里的天才调查员，1988
年从情报局的人那里听到这类话，因而不肯善罢甘休。他解释说，“这些有
关副总统的问题，他都没有作出回答。难怪人们怀疑他到底知道多少有关诺
列加的情况，有多少事他不愿公开。”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更是直言不讳，他对一位采访他的人说：“在福
特执政期间，布什在政府里工作，那时薪俸名单上还有诺列加的名字。布什
在卡特执政时离开了政府，那时诺列加也不在薪俸名单上了。布什一回来。
诺列加又在这名单上出现。这就是事实，你自己去琢磨吧。”
过去有人把威廉·凯西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诺列加参与国际贩毒活动的
丑闻，再一次证实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是他重新恢复了中央情报局与巴拿马
的这个独裁者已经中断的联系，甚至加以扩大。到了1984 年，即凯西任期的
第四年，诺列加被认为是美国中美洲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项政策是
把矛头指向尼加拉瓜的。但3 年后，当停止了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支持
时，中央情报局内支持诺列加的残余势力也跟着土崩瓦解了。如果美国准备
抛弃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有什么必要继续和巴拿马腐朽的独裁者保持友好
关系？国会听证会的紧锣密鼓，使中央情报局也不再愿意去宣扬诺列加作为
情报来源的价值。1988 年2 月，当诺列加正式被起诉时，这一论点也被抛弃
了。行动部副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认为，中央情报局不能与起诉诺列加的
检察官合作。当后者要求中央情报局提供诺列加的档案时，他们拿到的仅仅
是薄薄的两叠没有多大价值的材料，其中一叠还是关于诺列加与贩毒活动关
系的剪报资料。当对任迈阿密州联邦检察官助理的理查德·格留戈里说，“中
央情报局的材料没有用处。他们似乎在给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你
们认为你们能这样做[即对诺列加进行起诉]，你们就进行吧，可我们不会帮
忙’。”
对克里—赫尔姆斯听证会，以及佛罗里达州即将对诺列加进行的起诉，
中央情报局都决定保持距离。这一决定并非轻易作出，在中央情报局内也并
非没有反对意见。理查德·斯托尔茨，这位韦伯斯特手下的新任行动部负责
人，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斯托尔茨上任的第一个月里，拉丁美洲处
里有一小部分人找到他，他们担心中央情报局没有和这个巴拿马的独裁者保
持足够的距离。他们争辩说，中央情报局应当谴责诺列加与毒品贩子的联系。
但是这个反诺列加的派别却敌不过一个更大的、更有影响的集团，这批情报
官员认为，中央情报局应该闭口不谈它同诺列加的关系。最后，不管是斯托
尔茨还是韦伯斯特，都相信那种认为中央情报局应当特地发表声明，公开谴
责诺列加的主张，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他们深信，公布它所搜集的诺列加的
犯罪材料，对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什么好处。斯托尔茨还认为，和国会的委员
会合作，将创立一个危险的先例。他主张仅仅做法律规定他们应做的事。不
管你想帮忙是出于什么好意，一旦中央情报局决定合作，将使中央情报局的
行动计划公开化。斯托尔茨对情报局的一些官员们说，“克里或者赫尔姆斯
迟早会问，我们是如何搞到这些情报的，而我们又不能告诉他们。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开这个头？”
斯托尔茨的决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央
情报局的沉默似乎证实了公众的这种猜疑：中央情报局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贩
卖麻醉品的活动。最起码的是，似乎为了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保持它的间谍网，
它主动宽恕了这些贩毒活动。第二，中央情报局的这一政策意味着，别人已
无法利用它作为改变巴拿马现状的一股力量。任何想推翻诺列加政府或把他
带到美国来受审的努力，都得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策划和进行。在美
国政府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认为，对诺列加采取任何行动，想要靠中央
情报局是靠不住的。格留戈里有一段话，完全反映了这些人的看法。他说，
“我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央情报局这样对待诺列加。那里基本上都是些
热衷于冷战的人，他们的一切政策都要从这点出发。他们说，‘对，我们知
道诺列加是个大坏蛋，但他是我们的人’。”
中央情报局与诺列加合作的历史，已经使华盛顿的政府机构决定，在采
取任问关系到诺列加的行动时，不要让中央情报局插手。到了1988 年3 月，
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当时国务院决定进行一项秘密计划，谋求建立一支反
政府的力量，企图最后推翻诺刘加。搞这种计划对国务院来说，并不是一件
不寻常的事。但不寻常的是，这一次很显然已做出某种努力，保证使中央情
报局对这项计划知道得越少越好。本来已在外交上作出了计划，要迫使诺列
加自动下野。但新的计划已在此以前提前执行。这种违反美国传统的执行政
策程序的做法，更加使情报局的官员们相信，“河对岸的那些人（指他们在
国务院的同行竞争者）不仅是不相信中央情报局，而且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
一种绝望的努力，远远不是出于政策上的深思熟虑。”国务院试图建立的反
对派，其中心人物是巴拿马驻以色列大使爱德尔多·埃雷拉·哈桑上校，他
也在巴拿马国防军内批评诺列加最直率的人物之一。
3 月下旬，埃雷拉·哈桑被偷偷地从以色列带了出来，乘上了一架飞机，
在军事人员的护送下来到华盛顿进行磋商。他的这次访问想不到却变成了一
件令人难堪的事。在访问的中间，埃雷拉·哈桑感到，华盛顿对这个计划能
否成功改变了看法。这主要表现在他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举行高层会晤时所
受到的冷遇。对此他感到很生气和痛苦，他和流亡在华盛顿的其他反对派人
物商量后，决定只有在他们确信不会被出卖的情况下，才愿和美国政府合作。
然后，他仅在华盛顿呆了3 天，就回到了以色列，行前没有给他的美国主人
作任何解释。他回来时，对华盛顿要把诺列加赶下台的承诺，已感到非常失
望。事实上，埃雷拉·哈桑的怒气不应该冲着国务院。真正阻挠他去领导一
场反对派运动的不是别人，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把推翻巴拿马现政权
的任何秘密计划，都看成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危及军方在巴拿马的利益。
中央情报局获悉国务院的这一计划完全是出于偶然。在埃雷拉·哈桑秘
密访美的前几天，他按照惯例给中央情报局在特拉维夫的情报站站长挂了一
个电话，目的是了解此行的详细安排。这位站长毫无思想准备，他不知道埃
雷拉·哈桑在讲什么。这位巴拿马人还不大相信，最后把国务院的秘密计划
的详细情况都告诉了他。那位情报局的官员听了这番话，几乎震惊得说不出
话来。（一位同事解释说，“在他工作的20 多年中，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种
事。”）这位情报站站长最后重申，他不了解有关这一计划的任何情况，然
后谈了谈他的个人看法。他认为，任何要推翻诺列加的秘密行动必须很好组
织，而且得到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全力支持。他又没有必要地加上了一句说，
他怀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中央情报局得到了通知，肯定会让他知道。
在这次通话后，埃雷拉·哈桑几乎想取消他的美国之行，但他最后还是决定，
只要有任何搞掉诺列加的机会，即使有风险，也是很值得的。
埃雷拉·哈桑对美国的访问证明没有组织好。国务院甚至没有采取措施
去保证他到达后的安全，尽管事先他一再说明，如果诺列加发现他在华盛顿，
肯定会把他干掉。据参议员阿方塞·达马托说，国务院不关心埃雷拉·哈桑
的安全，破坏了美国支持在巴拿马本土上建立一个反对诺列加的派别的计
划，而且直接危及这位外交官的生命安全。这位参议员早先就和克里和赫尔
姆斯站在一起，直言不讳地批评诺列加。为了证明他的上述论点，阿方塞·达
马托举了一个例子。3 月25 日，反对派的人物在五角大楼刚刚同国防部和中
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开完一次会议，当军官们带领着客人走过五角大楼的主要
过厅的时候，他们被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纳斯特·桑切斯发现，这次在过厅
里偶然的相会是诚挚的，桑切斯和这些巴拿马人大都很熟悉，也了解他们反
对诺列加的观点。一位参加这次会见的巴拿马国防军中的人回忆说，“在五
角大楼星期六的那次会后，我们在五角大楼的过厅里见到了纳斯特·桑切斯。
第二天我们的名字就出现在诺列加的报纸[《批评家》]上。有六位巴拿马国
防军的官员在场。另外还有鲍勃·帕斯托雷诺，当时他在国防部的巴拿马事
务部任职。伊格那休·莫拉莱斯（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自从我们来
后一直在同我们联系...[安东尼·]格雷博士（国防部泛美地区处副处长），
国防部情报局的约翰·卡什上校，此人后来为[詹姆斯·]科尼利奥所取代。
这家报纸就说我们在那里开会，但没有说讨论什么问题。
达马托参议员一直深信桑切斯是有意泄露这一消息，为了把“埃雷拉·哈
桑置于危险的境地”。他还补充说，“这个狗娘养的[桑切斯]搞的鬼，也许
中央情报局也知道。”在这以后的几个月，在参议员克里就诺列加参与贩毒
活动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达马托参议员大发雷霆地质问桑切斯有关这一事
件的情况（后来这成为头条新闻）。桑切斯承认在3 月里见到过那些巴拿马
官员，但宣誓否认这消息是他泄露的。他说，“我和他[诺列加]没有任何业
务关系。我没有和他手下的任何人谈过话，包括他的办公室主任，他的秘书，
他的翻译...我知道有这次会，因为他们开完会出来，我正好在那个地方。”
“但你知道有这次会，是不是？”达马托问，眼睛直盯着桑切斯。
“他们一定是开过会，”桑切斯回答说，他的嗓门也提高了。”我看见
她们从部长副助理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你想问什么问题？参议员先生。请问
得具体一点。我不喜欢你含沙射影，或者暗示是纳斯托·桑切斯把这一消息
透露给巴拿马政府的。这不是你要想说的话吗？”桑切斯放在证人席桌上的
那只手有些颤抖。
“好，那么，是不是你干的？”达马托问。
“我没有，”桑切斯回答说。
“你向任何人说过关于这次会的事吗？”达马托进一步追问。
“我不知道开会是讨论什么问题，”桑切斯说，他很巧妙地回避这个问
题。“我知道开过一个会，因为他们走出办公室时向我打招呼...”
达马托打断他的话，他说，“好了，你知道有这样一次会。所以，我问
的难道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
谁都能觉察出达马托和桑切斯之间存在的敌对情绪。整个听证会的会议
室里充满了紧张激动的气氛。桑切斯已感到够呛。他说，“我无法知道开的
是怎样一个会，因为我是在他们开完会后走出来时看到他们的。参议员先生。
如果你有那种权力，我可没有。”
达马托撂下了这个问题。他知道桑切斯已经承认了不少东西，实际上已
超过了他应该承认的范围，尽管他没有承认对他最基本的指控。
对桑切斯的攻击不仅是针对这位国防部官员的，而且也是针对中央情报
局的。这位参议员公开把那里的人斥为“一群懒惰的笨蛋”。人们指责中央
情报局在保护甚至怂恿一名国际罪犯的活动。对于这种指责，中央情报局不
作回答。这对于达马托来说真有些受不了。他在听证会上对克里说，“主席
先生，正如你我从材料上所知道的——我敢保证说，中央情报局在这些材料
面前将说，我们不会作任何评论——诺列加这个恶棍兼讹诈钱财的歹徒，受
雇于中央情报局并从那里领取薪俸已经有许多许多年了。据我所知，一直到
前不久还是这样。我敢说，这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本应参加这场战斗，可是，
天啦，他们却和这种国际社会的渣滓一起合作，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有些行动部的官员，特别是拉丁美洲处的某些官员，打心眼里同意达马
托的意见（当然，另外也有很多人发誓永远不会宽恕这位纽约的参议员）。
但对理查德·斯托尔茨和威廉·韦伯斯特来说，达马托的话毫无意义，因为
他们已经作出决定，不让中央情报局去碰他们认为纯属政治性的问题。
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把除掉诺列加的计划，包括策划工作与执行，都让国
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去操办。这对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来说，
也是毫无问题的。现在，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已经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艾
布拉姆斯发起了一场针对巴拿马领导人的运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务
院。当罗纳德·里根对巴拿马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候，艾布拉姆斯的计划就开
始执行了，这不过是第一步。作为第二步，艾布拉姆斯派国务院的首席巴拿
马问题专家迈克尔·科扎克去巴拿马城，试图说服诺列加退休。科扎克对诺
列加施加了很大压力，他明确无误地对他说，科扎克提出的方案是诺列加能
得到的最洼方案，这比被弄到美国去接受审判，或者面对他原来的同事领导
的装备精良的反对派武装都要强得多。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艾布拉姆斯又一次碰到推行埃雷拉·哈桑计
划时遇到的同样为难的局面。几周以后，国务院仍然未能取得美国军方高级
官员对执行这项计划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再一次明确反对任何可能危及
他们在巴拿马的军人及家属的行动计划。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罗特别坚决。
他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人员和财产没有
受到诺列加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支持一项旨在推翻他的计划的确太危险。克
罗警告说，美国在巴拿马境内建立反对派，一旦政变失败，将危及运河，并
造成数以千计的美国人质。
中央情报局站在军方一边。4 月中旬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情报局
的官员们详细地介绍了诺列加其人，这份材料是情报局的政治心理处写的。
它把诺列加描写成一个诡计多端的对手，他总会找到可以战胜反对派各种压
力的办法。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还强调，反对派的人物在巴拿马境内没有多
少威信。例如，流亡总统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列，只不过是一个令人感
到难堪的败家子，他对去海厄利亚赛马比在中美洲建立民主更感兴趣。
在里根总统的坚持下，艾布拉姆斯成功地战胜了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持怀
疑态度的人。他迫使他们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从而保证建立起一个诺列加的
挂名反对派，虽然它的经费短缺，而且得不到美国政府某些最重要部门的支
持。4 月间，里根签署了一项总统批文，文中指示中央情报局向巴拿马境内
的反诺列加的武装提供非杀伤性的援助。这些援助包括一部广播发射机，还
有为在美国及运河区反对派人士提供的宣传经费。中央情报局在巴拿马城的
情报站站长负责分发这些援助，并且组织一个可靠的代替诺列加的政治班
子。当这些措施背后，又有艾布拉姆斯和科扎克在谈判中施加压力与之配合，
里根政府中的高层领导完全有信心，使巴拿马问题可以在不需诉诸武力的情
况下得到解决。
但几个月后，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部分是由于中央情报局
在履行它的义务方面很拖拉。除了其它的事例以外，为了找一架合适的广播
发射机，竟然莫名其妙地花了6 个星期的时间。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逗
乐地说，“我在卖无线电的货摊上就能弄到一个”。另一个问题是，反对诺
列加的力量比原来美国预料的还要分散和不团结。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
列几乎丝毫不能取得他流亡的同事们对他的信任。与此同时，把巴拿马境内
的民主力量组织起来也并非易事，因为老百姓已在开始抱怨。里根下令对巴
拿马的经济制裁，更多地是损害了他们，而不是损害诺列加。更重要的是，
迈克尔·科扎克试图说服诺列加退休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诺列加不相信
有任何理由要他退休。他一直认为，他能对付外来的压力，可能他觉得在中
央情报局内还有很多盟友在保护他。
5 月中旬，这个独裁者与美国官员的谈判破裂。诺列加拒绝辞去巴拿马
国防军统帅的职务，以作为美国联邦法院对他参与贩毒活动免予起诉的条
件。（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把这一笔交易称之为“合法的金色保护伞”。）
此时事情已经明摆着，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诺列加的问题。6 月间，里根
总统原来提出的仅仅提供非杀伤性援助的批文，已扩大到可以把运河区作为
基地，对诺列加采取准军事行动。这项计划的成功要依靠从国防情报局借调
的一名军人。
这位军人就是杰勒德·克拉克上校，他身高5 英尺9 英寸，是一位态度
强硬的越南战争的老兵。他被认为是美国军队中最有才华、最能干的拉丁美
洲专家。3 月间，他被指派负责把埃雷拉·哈桑从特拉维夫偷偷地用飞机送
到华盛顿，要保证不让诺列加在以色列的朋友们发现。在埃雷拉·哈桑的使
命夭折后，克拉克开始作为迈克尔·科扎克的助手，参与说服诺列加离职的
谈判。当这一计划也失败后，克拉克又被指定负责一项秘密行动计划，要他
把诺列加抓获并押送到美国去接受审判。这是一项很微妙、复杂而危险的任
务，这就是为什么选他这样一位有奉献精神，训练有素并且无所畏惧的军官
来担任的原因。
克拉克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是美国军队中少有的军人兼外交家，一
位有作战经验、同时又习惯于谍报工作所特有的危险的军官。他作为一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