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暴露了
1957年初，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落到了彭加木头上。
那时，彭加木刚从海南岛来到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在吃晚饭的时候，彭加木感到一阵头晕，脸色突然刷白。旁边一个同事发觉彭加木神色不对，便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彭加木朝他摇摇手，示意叫他别声张。
彭加木赶紧把饭碗里的饭吃完，勉强慢慢站起来，想独自到房间里去，心想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谁知当他站了起来，眼冒金星，眼前一黑，顿时扑通一声，昏倒在地。
这下子，惊动了全体考察队员。与彭加木在一桌吃饭的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赶紧把他扶起，请来了医生。
没多久，彭加木清醒了，才知道自己的“秘密”暴露了。
原来，彭加木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虽然他是一个早产儿，先天不足，可是他自幼注意锻炼身体，体质渐强。他自信疾病与他“无缘”，常以病历卡上一片空白而自豪，自诩为“保持不败纪录”。
不过，生老病死是人生常事，一个人生点病总是难免的。
早在1956年8月，他从滇西的景东县南下，经普洱，到墨江、元江和玉溪，在山区密林中考察了一个月，刚刚回到昆明。有一天，全体考察队员要进行体格普查。在照X光时，医生发现他的心脏有点扩大，怀疑他患心脏病，劝他要注意休息。
“心脏病？我会生心脏病？”这位自信与疾病“无缘”的人耸了耸肩膀，根本不相信医生的话。
没几天，他便离开昆明，奔赴新疆了。那时去新疆没有班机，火车只到甘肃，从那里还要换乘长途公共汽车。在这样长途颠沛之中，彭加木并不觉得什么，便把医生的话抛到九霄云外。
到了新疆，彭加木埋头于阿尔泰山区的考察之中，没日没夜，披星戴月，栉风沐雨。这时，病魔又悄悄地向他袭来。有一次，他背着枪，骑着马，与另外一个同事正在群山之中奔驰。那位同事在前面轻快地骑着马。他在后面忽然感到极度疲乏，吃力地坐在马背上。
彭加木后来这样说过：“过去我曾和他比赛过举重，并且以一次举起70公斤的优势打败了这个对手，而现在他骑在马上那样自在，我却感到疲乏和劳累，这是为什么？莫不是我真的有病了？”
“也许是感冒了！”彭加木这么猜想。他咬咬牙，追了上去。
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时，曾这样说过：“当时满心想到的是边疆丰富的植物资源，简直来不及去想自己到底有什么病呵！”
渐渐地，他感到每天晚上躺下去睡觉的时候，气闷得很，很不舒服。他试着把枕头垫高，就好一些。
“瞧，古人说‘高枕无忧’，倒有点道理哩！”安慰自己，不当一回事。
当他从新疆来到海南岛，他明显地感到不适了。他常常咳嗽。每天晚上，光是“高枕”，已不能解决问题了。他呼吸急促，胸部有窒息的感觉。他把被子垫在背上，半躺半坐，才稍好些，这时，他用镜子照照自己，发觉脸上有点浮肿，颈部的青筋隆起。
他常常感到疲乏无力。
这时，一向自信无病的彭加木，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不过，他不露声色，绝不对别人讲半句，也不找医生查看。
后来，咳嗽加重了。同事们有点发觉他的病情，他满不在乎地说：“感冒，没事儿！”
他在给夏叔芳的信中，也从未透露半个病字。他总是对她“报喜不报忧”，生怕妻子牵挂他。
一直到他在广州昏倒了，这才来了个“大暴露”。同事们把他送进了广州医院。这时，他猜测自己大约是心脏病发作了，暗自思忖道：“我可能真的患了心脏病！不过，心脏病也不要紧，一时也死不了，我照样可以为党工作！”他对朋友们的关切问候，总是答复三个字——“不要紧”。
俗话说：“有病瞒不过医生。”广州医院的医生经过初步检查，认为彭加木的病情不轻，应当赶紧回上海治疗，不再适宜考察队的野外工作。
尽管彭加木焦急万分，坚持留在考察队，但是，竺可桢副院长亲自找他谈话了。竺可桢副院长拿出他亲自签署的介绍信，嘱咐他回上海详细检查。
彭加木知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得答应暂时离开综合考察队。他心里想：“到上海检查一下也好，没什么病，我马上就归队。”
◆面熟的“陌生人”
“笃、笃、笃！”“笃、笃、笃！”有人曲着手指敲门。
夏叔芳跑去开门。门开了，外面站着一个脸熟的“陌生人”：他的脸古铜色，胖乎乎的，笑嘻嘻地看着她。
夏叔芳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失声惊叫起来：“加木！”
彭加木突然回来，顿时使全家处于高度兴奋之中，他，半年多以来，第一次回家呢！
彭加木一看，儿子长高多了，女儿变化更大，开始牙牙学语了。
夏叔芳问：“你的脸怎么那样黑？”
彭加木答道：“野外晒的。”
夏叔芳又问：“你的脸怎么那样胖？”
彭加木答道：“胖还不好？难道瘦才好？”
夏叔芳感到奇怪，如果说他开始“发福”，为什么只“发”在脸上，身体还是那么瘦骨嶙峋？
当夏叔芳再问他为什么突然回来，他支支吾吾把话岔开了。
彭加木放下行李，骑车到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去了，虽然他已调离那里，但是他去像媳妇回娘家似的，充满怀念之情。
王应睐教授一见彭加木，也差点认不出来了。
他追问彭加木是不是生病了，彭加木说：“脸有点浮肿，不算病。”
接着，彭加木便把话题转到半年多来的所见所闻，娓娓而谈，有声有色。王应睐听了，当即约彭加木给全所作个报告，介绍考察中的见闻，介绍边疆的丰富资源。彭加木答应了。临走时，王应睐一再叮嘱彭加木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彭加木这才拿出竺可桢亲笔签署的介绍信。王应睐一看，立即请有关朋友办理了医疗手续——因为彭加木当时户口、工作单位均不在上海，不办理手续，不能在沪治疗。
回到家里，彭加木有说有笑，把全家逗得乐呵呵。
晚上，彭加木在灯下整理考察笔记，为给全所作报告做些准备工作。
直到睡觉时，夏叔芳才发现彭加木病情不轻：他无法像过去那样平卧着睡，只能倚着垫在背后的被子半躺着睡。他颈部青筋暴起。像筷子一样粗。他呼吸急促、睡眠不安。
夏叔芳问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彭加木笑笑：“没病！”
夏叔芳不相信，说道：“没病？没病会这个样子？”
彭加木解释道：“那是因为我稍微有点不舒服，过几天就会好的。我这个人，什么时候生过病？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败纪录’的保持者！”
◆打破“不败纪录”
出乎彭加木的意料之外，这一次，他的“不败纪录”被打破了。
那天，彭加木来到上海中山医院，像一个普通的病人一样，排队挂号，到内科看病。
内科医生稍作检查，便知道病情不轻，便把他转到急诊室。
在急诊室，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仔细检查了彭加木病情。这位主治医生叫曹凤岗，她富有经验。经过检查，她在病历卡上记下了彭加木的症状：
眼球突出，上半身已水肿，颈部及左胸静脉怒张，静脉压330毫米汞柱。不能平卧，呼吸急促，胸口作痛。
静脉压330毫米汞柱，这比正常人要高出一倍多呢！
曹医生初步诊断的结论是“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
检查完之后，彭加木坐在长椅上，等待曹医生给他开药方，谁知曹医生给他开的不是药方，却是一张住院通知单！
“住院？”彭加木愕然，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是的。”曹医生用斩钉截铁般的口吻说道，“你必须马上住院。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就住进来！”
这时，彭加木感到有点不妙；他从普通门诊，一下子就“升级”到急诊；从急诊，又一下子“升级”到住院。当时，中山医院的病房相当紧张，有的病人想住院还住不进来呢。
回到家里，夏叔芳关切地问他：“医生说些什么？”
彭加木轻描淡写地说道：“她说没什么病，只是叫我住院详细检查一下。”
这真是天下奇闻：没什么病，居然要住院！彭加木住院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平生破天荒地第一次住院。”
曹医生对彭加木详细地进行检查，因为“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只是初步结论，引起这种病症的原因很多，只有查明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曹医生用X光透视彭加木的胸部，接着，她又对彭加木进行多方面的化验和临床观察。不久，曹医生把诊断结果通知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托他们转告彭加木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另外，曹医生还把夏叔芳请来了，把诊断结果告诉了她，并嘱咐她必须对彭加木严格保密，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曹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呢？她经过反复检查及与别的医生共同会诊，确定彭加木患“纵膈障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就是癌。纵膈部位，是气管、食道以及大血管等器官必经的通道，是要害部位。彭加木身上的恶性肿瘤，便长在气管、食道与心脏之间，当时已经有两个拳头那么大。
正因为这样，它压迫呼吸，压迫静脉血管，造成“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
曹医生如实地告诉夏叔芳，根据医学文献记载，这种病人一般只能够活半年，最多不过活两年。
曹医生劝夏叔芳给彭加木多买点好吃的东西，让他心情愉快点——他的“余年”已是屈指可数了。
夏叔芳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她家就在中山医院附近，这么一小段路竟走了好久，她的内心矛盾极了：知道丈夫病入膏肓，可是，在他的面前又要强作笑颜，不能流露丝毫悲伤之情。“纵膈障恶性肿瘤”，这真是晴天霹雳，打在她那幸福的小家庭头上。要知道她的丈夫才32岁，儿子才5岁，女儿才2岁！她，多么希望丈夫能够挣脱死神的魔爪！然而，医生的话，俨然像宣读“死刑判决书”似的，她的幻想破灭了。
回到家里，夏叔芳关上门，瘫倒在床上，热泪纵横……
◆出色的答卷
彭加木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察言观色，从医生、护士、妻子的脸色之中（尽管她们都躲躲闪闪，假装太平无事），从他所住的癌症病房，已经明白了自己患什么病。他几次三番向医生打听，医生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
一天，曹医生查病房，来到彭加木床前时，偶然看见他的枕边放着厚厚的一本书，封面上赫然印着三个大字：“肿瘤学”！
曹医生的脸上掠过惊讶的神色。她立即恢复常态，若无其事地劝告彭加木道：“不要胡思乱想！”
谁知彭加木却坐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对曹医生说：“请如实地告诉我，我经受得起！我手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把病情告诉我，我好安排时间。另外，我知道了自己什么病，也好跟你们更好地合作进行治疗。”
曹医生曾给许许多多癌症病人看病，像这样的病人却遇到不多！曹医生深受感动，正想把真情告诉他，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因为根据一般的情况，不把真情告诉病人，不会加重病人的思想负担，有利于治疗。于是，曹医生只好含含糊糊地对他说：“你的胸口，有一个硬块。”
“是肿瘤？”彭加木立即追问道。
“你别一听肿瘤就害怕。”曹医生连忙安慰道，“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大多数肿瘤都是良性的，很容易治的。你的肿瘤，经我们诊断，是良性的。”
彭加木敏锐地从曹医生那言不由衷的神色中，看出她的话是在安慰自己。
彭加木的心情是复杂的。生活，又给他出了一道严峻的考题。
彭加木想些什么呢？他自己的话，是最真实的。他曾这样写道：
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正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一点事，却偏偏生了这种讨厌的病，而且我患的病是不能维持很久的，生命是有了限期的。
怎么办呢？当时，我想，既然病了，就要面对现实，怕，有什么用呢？如果在疾病面前害怕起来，意志消沉，一天到晚想着，吃不下，睡不着，那么小病也会变成大病，我想这绝不是办法。那么怎么办呢？
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马马虎虎等死吗？这种态度也是不正确的。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吃喝喝吗？不，我们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作为一个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应该为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是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那他就活得有意义，哪怕只有一天，一小时，我也要把工作做好。当时，我又想起了许多前辈同疾病搏斗的英雄事例，像吴运铎、高士其，这些不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吗？同时也想起了我入党时在志愿书上写下的决心：我准备接受最严峻的考验。我想既然已经病了，就应当一不要怕，二要积极治疗，争取让体力恢复到一定程度时，就抓紧时间努力工作，把应该做的事情赶快做好，至少也作个交代。我想作为一个革命者，对待疾病应该有革命者气概。
我查了查医学文献资料，对疾病前途作了分析估计，得出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彻底治好，成为医学上的特例；第二种可能是病时好时发，这样也可以争取时间再到边疆去做一些工作；最后一种是最坏的估计，那就是只能延长时间。即使这样，我也要尽量争取时间，能干一天就干一天。
这，就是彭加木在生死关头，写下的一份出色的答卷！
◆病危时的诗
遵照曹医生的嘱咐，大家对彭加木实行严格的“保密”，不让他知道病情。然而，彭加木自己尽管已经猜到了患什么病，却又倒过来对大家进行“保密”，装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仿佛在一出悲剧之中，却夹杂着几分喜剧的色彩：夏叔芳来探望彭加木了，坐在床头，强装笑颜，说他很快就会出院，很快就能见到孩子，（医院规定，幼儿是不许带到房中来的）。彭加木呢？脸上堆笑，说自己正在一天天好起来，很快就会回家的，一回家就给孩子们来一颗“糖衣炮弹”！他们俩有说有笑，其实，他们俩心里都明白，患癌症者生还，特别是像彭加木那样严重的病症，几乎绝无仅有！
治疗开始了。这种治疗不是一般的打针吃药，却给病人在精神上带来莫大的痛楚。
在当时，对付恶性肿瘤主要是两种治疗方法：一是注射氮芥，一是深度X光照射。
氮芥是一种具有强烈毒性的药物。用它治疗恶性肿瘤，可以说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法。氮芥是白色的药粉，溶解在葡萄糖溶液中，滴入静脉。在注射之后，引起很大的副作用：病人恶心，一吃东西就呕吐。打一次氮芥，要接连呕吐几天！
彭加木住的是大病房，有十五张病床。病人们打了氮芥之后，病房里充满呕吐之声。有时，一个病人吐了，引起大家恶心，产生“连锁反应”，纷纷呕吐起来。正因为这样，许多病人请求护士不要打氮芥，或者减少剂量。
然而，当护士问彭加木反应怎么样，他却笑笑说：“没什么，反应不大，一切都照常，用药剂量可别减少，继续治下去，没关系，我吃得消！”
彭加木真的“反应不大”吗？其实，他也在那里不断地呕吐。他吃了吐，吐了又坚持吃。
他把吃饭当作一项战斗任务来完成，忍着苦痛往下咽。刚咽进去又哇哇吐了出来。
他打了氮芥，稍微好一点，便在病房里进行“现身说法”，劝别的病人坚持打氮芥。他与别的病人“同病相怜”，他讲的话比医生的话作用大得多！
至于深度X光照射，也不好受。强烈的X光，能够杀死癌细胞，可是，X光是不长“眼睛”的，往往也误伤了许多正常的体细胞。每照一次，血液中的白血133球明显减少，患者感到疲倦不堪，浑身乏力。另外，在照射前要口服一种酸性的药物。这种药很酸，勉强吃了进去，才几分钟，便常常吐出来了。后来，彭加木想办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几次把药吃进去，每次又同时服两片小苏打，中和了酸性，这样终于使药不吐出来。
曹医生看着他用惊人的毅力，忍受病痛，深为感动。一边用X光照射他，一边流下热泪。
彭加木躺在那里，额上渗着豆大的冷汗珠，诚挚地对曹医生说道：“一切肉体上的痛苦我都能忍受，只要把病治好，使我能多工作一些时候！”
不久彭加木发起高烧来，连续几天体温达40℃，彭加木又“升级”了。曹医生填写了“病危通知单”，护士们把彭加木送进了抢救室。
抢救室，是专门接待垂危病人的，那里由护士日夜守在旁边看护。彭加木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从大病房送进了单人病房，吵着要回去，说是这里太孤单，不如在大病房里可以跟病友人有说有笑。
护士们只瞒着他，说道：“你患了流行性感冒，要隔离，所以叫你住单间。”
不久，彭加木明白了单间的含义。这些单间是用薄板隔成的。他听见隔壁的单间里传来了痛哭之声。从人们的对话中，他知道了那里一个垂危的病人刚刚死去，知道这种单间的名称叫做“抢救室”。
彭加木发着高烧，昏昏沉沉。偶尔他侧过身来，从窗口望出去，唷，他看到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大楼！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插翅高飞，飞到那里去，飞到边疆去！
“诗言志”。平常虽然爱诗，但不大写诗的彭加木，此时此刻触动了诗兴。他在生命垂危时刻，在抢救室里，写下了这样豪情感人的诗篇：
昂藏七尺志常多，
改造戈壁竟若何？
虎出山林威失恃，
岂甘俯首让沉疴！
这首诗后来发表在1964年3月6日出版的第5期上海《支部生活》半月刊。
◆祸不单行
真是“屋漏偏遇连绵雨，船漏偏遇顶头风”，就在彭加木病危的时刻，祸不单134行，家里又出了大乱子！
那时候，女儿彭荔传染了猩红热，不能上托儿所。医生要夏叔芳把女儿送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隔离。夏叔芳心里想，丈夫住抢救室，女儿再住隔离室，每天两头跑，怎么受得了？
没办法，夏叔芳只好把女儿放在家中。可是，又怕儿子彭海传上猩红热。如果让女儿单独住一个房间，她才两岁，怎么放心呢？夏叔芳只好把自己的卧室用白布隔起来，女儿住在一边，她带着五岁的儿子睡在另一边床上。
那天清晨，儿子吵着要起床。夏叔芳由于这几天累了，在迷迷糊糊之中听见儿子的喊声，便对他说：“你把床头的衣服拿过来，我帮你穿。”
儿子在床上爬着，正要伸手去取衣服，谁知他头重脚轻，摔了跤，头撞在床头柜的玻璃板上。“哇！”儿子一声大哭，惊醒了夏叔芳。她抱起儿子一看，只见殷红的鲜血涌了出来，血肉模糊，头发上沾满鲜血。
夏叔芳把女儿交给老阿姨，自己背着儿子，一脚高，一脚低地朝中山医院跑去。彭海被送进了急诊室，医生给他缝了八针，伤口的血才算止住了。
夏叔芳一边送儿子看病，一边心中忐忑不安。她生怕碰上彭加木。万一这件事给丈夫知道了，只会加重他的病情。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夏叔芳背着儿子走出急诊室，从医院的走廊上走过时，迎面推来一辆手推车。
夏叔芳定眼一看，车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高烧未退、奄奄一息的彭加木！此时，护士们正推着他去照X光。
夏叔芳躲闪不及，彭加木已经看见她了。
夏叔芳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生怕丈夫为此担忧。
幸亏彭加木是个乐天派，他看了看儿子，只说了一句他的口头禅：“不要紧！”
夏叔芳松了口气，赶快背着儿子回家了。
到了家里，夏叔芳只觉得双腿一软，也病倒了。
此时，小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病了：
彭加木，病危。
夏叔芳，病倒。
儿子，头部缝了八针。
女儿，猩红热。
也就在这个时候，医院来人通知，彭加木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请家属安排后事！
夏叔芳的心，碎了。小家庭的命运，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
◆特别的病号
就在这时，党和同志们伸出温暖的手，竭尽全力抢救彭加木。
打从彭加木住院的第一天，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以及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领导和同志们就非常关心彭加木的病情。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党支部书记和所领导冯德培、王应睐，多次到中山医院看望彭加木。党支部指派了一位熟悉医学的党员，经常去中山医院，同医生保持密切联系。还有的同事查阅了国外医学文献，查出治疗癌症的新药。冯德培教授亲自写信给国际友人，托买这种新药。
党支部领导知道彭加木病重，便赶到医院，同医生商议抢救办法。
彭加木的邻居们，大部分都是生物化学所或者植物生理所的同事，自动到彭加木家里帮忙照料。
经过医生和护士昼夜精心护理，彭加木的热度退下来了。曹医生高兴地告诉生物化学研究所，彭加木离开了抢救室，重新回到大病房。
紧张的气氛，总算暂时得到缓和。
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彭加木又持续高烧不退，在40℃以上。彭加木再度被送进抢救室。
彭加木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当他第二次从抢救室回到大病房，尽管他筋疲力尽，却用微弱的声音笑着说道：
“我死不了！上帝说我现在去报到，还太早！”
彭加木又开始接受氮芥和X光深度照射，双管齐下。他坦然地说：“来吧！什么厉害的都来，没关系！”
不久，冯德培教授收到国外寄来的新药，立即送到中山医院。这样，“三管齐下”进行治疗。
经过几个月的生死搏斗，彭加木奇迹般活了下来。渐渐的，他的病情略微好转。
彭加木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他的枕头下边、床头柜里，塞满各种科学书籍。有一次，曹医生准备给他打针，彭加木正埋头看书。曹医生用蒸馏水冲稀针药，不小心，把药水撒在他的书上。彭加木赶紧用挂在枕头边的毛巾擦去书上的药水，小心翼翼把书放好。曹医生见他那种爱书如宝的样子，心里不由得充满敬意，连声道歉。他呢？还是用那句口头禅答复道：“不要紧！”在病床上，彭加木看了不少科学书籍，也向医生、护士借看了许多关于肿瘤病的书籍。他总以为，病人应该懂得疾病的知识，这样才能“知己知彼”，打主动战。有时，彭加木还看起英文版的莎士比亚的剧本。他的外文不错，在大学里学习了英文、俄文。后来，又自修了法文、日文和德文。他一边看外文版的文艺书，一边从中学习外文。他知道，外文要经常用，不用就会荒疏。在病床上，他所想的总是出院后的工作。
彭加木也喜欢跟医生、护士、病友们聊天。不过，他的“山海经”，那“山”总离不了天山，那“海”总离不了海南岛。他开口闭口“乌鲁木齐”，一位俏皮的年轻病友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乌鲁木齐”！彭加木干脆把家里的新疆照片、画册拿来，一边给病友们看，一边说：“到了新疆，才会真正感到我们祖国的伟大！”
正说着，一位护士问他：“老彭，你在新疆是干什么的？”
彭加木抓了抓头皮，诙谐地答道：“我是抓小虫的！”
顿时病房里充满了爽朗的笑声。
彭加木跟病友交上了朋友。有个中学生来住院，害怕打针，彭加木就鼓励他要勇敢些；有的病人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心灰意懒，彭加木就讲笑话给他听，鼓励他顽强地跟病魔斗；有位农村来的病人不愿意输氧气，彭加木就耐心地把其中的科学道理讲给他听……彭加木渐渐能下床走动了。这时他成了“半个护士”。哪个病友要喝水，如果护士不在，他就代劳；夜里，护士给病人打针，怕开灯影响别的病人睡眠，彭加木就手持手电筒，给护士照亮。彭加木天天看报。看到什么好消息，就读了起来，使大家都知道。报上有什么好的小说，他也常念给病友们听。不过，这时他发觉自己的视力差了，记忆力也差了。
经过四五个月的精心治疗，彭加木居然战胜了“不治之症”。那纵膈障恶性肿瘤，已明显地萎缩了。经医生们会诊，同意他出院，回家休养。
彭加木的诗兴又发了，哼成了这么几句：
冬去春来物候新，
百花齐放草如茵。
鬼病缠绵今欲去，
抬头西望逐飞尘。
医生、护士们都称誉彭加木是“特别的病号”、“硬汉”、“从头到脚没有一根软骨头”。曹医生在总结为什么能治好彭加木的病的时候，深有所感地说道：“我看，除了药物的作用之外，必须考虑精神的作用。彭加木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这是他战胜癌症的重要因素。”
◆“你还活着？”
1957年7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夏叔芳搀扶着彭加木，出现在上海肇嘉浜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宿舍里。
彭加木终于回来了！唐朝诗人李贺在外乡住了多年，晚年归乡，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彭加木虽然只住院数月，居然也“儿童相见不相识”！
这是因为彭加木已经今非昔比，由于连续用X光照，他的头发脱落，差不多成了个秃子！他双眼无光，眼球凸出，骨瘦如柴，行动迟缓。
出院时，医生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四条意见：
1.每周注射；
2.医生定期随访；
3.休养为主，轻工作为次；
4.需要留沪休养。
一回到家里，便躺在床上。他依旧不能平卧，要半躺半坐。
窗，敞开着。一阵吹来，彭加木“弱不禁风”，浑身顿时起“鸡皮疙瘩”。夏叔芳一见，赶紧把窗关上。
尽管彭加木把出院看作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医生们并不认为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中山医院在给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党组织的信中，明确指出：
“彭加木的恶性肿瘤虽然暂时受到控制，但随时可能复发，因此不得离开上海。”
据医生们估计，彭加木充其量，只能再活三年。
彭加木对自己的估计，却是乐观的。他认为从此“放虎归山”！医生问他归什么“山”？他哈哈笑道：“归天山！”
彭加木回家之后，每天仍要定时打针。曹医生和护士，常来他家看望。
最初，彭加木只能半躺着看书。他感到视力差了，配了近视眼镜。他本来并不近视。病后却不得不戴上眼镜了。
后来，他挣扎着起床，进行最初步的锻炼——练毛笔字。在中学时代，他跟那位廖老先生练字，是为了学书法，如今，他磨墨、练字，主要都是为了恢复体138力，而且也从练字之中得到一种乐趣。他先是坐着练字，不久，能够站着练字。
他欣然用毛笔写下了李白气壮山河的诗句：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本来，彭加木是不大相信中医的，以为西医才科学。这时，听说有一种中药能增进视力，便请中医试开了几副。服用中药之后，果真视力有所改善。从此，彭加木开始相信中医，服用中药治癌的药。他自己也置了一大堆中医、中药的书，钻研起来。他“久病成良医”，无师自通，后来竟然能给自己开起中药处方来，有时也给别人看点小毛病，博得了“半个郎中”的雅号。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彭加木已能在家种花，或领着小女儿慢慢在院子里散步了。他又当上“孩子头”。他一出现在院子里，身后马上响起一片“彭叔叔”的喊声。他的口袋里总不忘带着“糖衣炮弹”，一见孩子们便来它几颗。有时，他拿起女儿的香蕉形状的玩具口琴，吹起欢乐的歌曲给孩子们听。
一天，他沿着马路，慢慢散步。半路上，一个姑娘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突然吐了吐舌头，惊喊道：“你……你还活着？”
彭加木看了看对方，似乎有点面熟。他细细一想，哦，记起来了：她是中山医院的护士，在抢救室里曾见过几面。
彭加木笑笑：“你瞧，我不是活得很不错嘛！”
姑娘远去了。
她那句吃惊的问话，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说，在别人的眼里，似乎我应当早就向上帝报到去了。如今，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体力渐渐恢复。我要抓紧时间，我要工作，我要到边疆去！
◆请求“放虎归山”
就在党支部书记王芷涯到家里看望的时候，彭加木正式向她提出了请求：“我身体已经好了，让我到新疆去吧！”
王芷涯熟悉彭加木的脾气，他一旦下定了决心，用十头牛拉也拉不回来！
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让王芷涯把起初的情况告诉彭加木，以便说服他安心在上海休养。
直到这时，彭加木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患的是“纵膈障恶性肿瘤”。尽管他早就猜到自己患了癌症，可是那只是猜测而已，况且也不知道确切的病症名字。
王芷涯还拿出了中山医院给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公函，说明“不得离开上海”这不仅是党组织的意见，而且也是医生们会诊后的结论。
本来，王芷涯以为，这下子彭加木会打消去边疆的念头，会说：“好吧，那我就留在上海。”
谁知彭加木真的是十头牛拉也拉不回来的人。他看了公函，很坦然地说：“我情况过去我也知道一点，对我去新疆不会有什么影响。”
听了彭加木的话，王芷涯深为感动。她想，有的人没病装病，有的人小病大养，有的人想方设法要留在上海，有人甚至说彭加木如果不到边疆去就不会得癌症！而彭加木呢，医院明确认为他“不得离开上海”，他却再三请求要到边疆工作！这两种人的思想境界，真是天壤之别！彭加木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不达目的不罢手”的人。他人在上海，心儿早就飞到边疆。他接二连三地向组织上请求“放虎归山”。
请读一读彭加木当时所写的报告。原文照录，一字未易。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多么感人的力量！
1957年9月9日，彭加木给组织写了这样的报告：
近期间总是想着如何能早日到乌鲁木齐去，因为现在病已基本上好了。治疗已暂告结束，体力上已可担任一些工作。新疆方面的工作，由于在1956年已订了计划，各方面已做好准备，如果我不去，而一时又找不到代替的人，那么那些准备工作就要落空，整个工作也将受到影响。此外，也会影响到动员更多的人去新疆工作。
问题关键在于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允许到乌鲁木齐工作？我的看法是，在乌鲁木齐工作与在北京、上海工作，对体力上的要求来说，没有什么差别……我的病与所在地区无关，留在上海，未必就不会发病；去到乌鲁木齐，未必就会发病，即使发病，可以先行在乌鲁木齐治疗，必要时可以回上海治疗，这样做对病情无大影响。
在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当然都是很优越的，但是一个共产党员，难道可以畏难退缩？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边疆的道路上摔过一跤（作者注：彭加木把患癌症称为“摔跤”），可是爬起来了，拍拍灰尘，又要继续前进。只是应当吸取教训，眼睛更敏锐些，脚步更小心些，争取不再摔跤。因此，已经向综考会简焯坡（作者注：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的一位负责人）提出，希望在取得医生同意后，在九月中旬后回北京，并尽可能早日到乌鲁木齐……
也就在这一天，彭加木又同时给简焯坡写了一封信，请求赴新疆工作：
我正以最大的努力来和疾病作斗争，以期早日取得完全的胜利。8日拍摄了胸部正面及侧面的X光照片，结果很好。
……
新疆的工作，没有疑问是急切等着人去做。我认为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我尽可能早些去乌鲁木齐，做一些体力所能胜任的准备工作。我对那儿的情况是摸熟了些，而且如要争取沿海一带的有经验的人去协助工作，也得有人在那里联系、准备。……如果我能够在上海做一些轻微的工作，没有理由就不能到乌鲁木齐做一些轻微的工作。一年多来，我深深体会到争取人去边区工作的困难。人们对边疆有过多的、认为是十分荒凉艰苦的误解，我更不愿意由于我生了一场病而加深人们的误解。这种情况事实上已开始产生了。
医生们曾经认为我的病情十分险恶，这是我知道的，最近王芷涯同志曾经代表组织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其实，在医院时从各方面的观察，我也已知道一些，只是没有那么系统罢了。不过，我是十分乐观的，无论任何严重的疾病或是各式各样的困难，都不能摧毁我对工作的信心。我相信必定能获得胜利。我甘愿忍受一切痛苦，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能做五分就做五分，活一天就要干一天。我还准备留出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力量来应付疾病，我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客观上的需要。关于这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病与地区无关，发病的可能性到处一样。与其消极地在上海等待，不如141作积极的打算，如加以适当注意，在外也不一定会发病。
（二）在上海对工作的作用不是很大，对人对己的影响均不好，一个人如久受消极因素的侵蚀，容易消沉，而留在上海事实上已增加了动员人去边区参加工作的困难。
（三）我的病所需要的医疗条件，在乌鲁木齐是能够满足的。
……
由于有人过去一阶段患病的经验，我对于如何能适当的控制，已觉得很有把握。
因此，我要求：在取得医生的同意之后，我就立即去乌鲁木齐，如果工作上确实不需要在明春以前去，那么就在这期间内先去昆明，一方面可以把工作交代清楚，另一方面可作为体力上的一个试验阶段。
彭加木在寄这两份报告之后，急切地期待着组织上的批准。他一边治病，一边开始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做实验，以尽快恢复自己的体力。
然而，领导上并没有马上批准彭加木的请求。彭加木焦急万分，一次又一次地向党支部书记王芷涯请战。
1958年2月9日，彭加木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再一次提出恳切的请求：
经长时间的调理休养后，现已恢复健康。这是由于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严重的病才能迅速痊愈。
现在我抱着像一个士兵等待着“重返前线”的焦急心情，恳切地请求你准许我立即回到边疆去参加进攻科学堡垒的战斗！
彭加木的信条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让他安心留在上海养病，医生劝告过他，党支部劝告过他，妻子劝告过他，同事劝告过他。然而，彭加木以“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的豪迈气概，坚持自己的请求。
他一再要求重返边疆，他在给党支部王芷涯的信中写道：
分配我什么工作都可以，人家不8干的给我干。最好是对其他同志来说带有危险性的工作给我来做。或者是短期的，或流动性的，或紧急需要完成的，让我来做。
经过组织上与医生反复磋商，考虑到彭加木的多次请求，在1958年2月底，终于通知彭加木：同意“放虎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