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颗“重磅炸弹”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这场风暴的最大特点，可以用“颠倒”两字来概括：人颠倒为妖，妖又颠倒为人；白颠倒为黑，黑则颠倒为白；真颠倒为假，假颠倒为真；善颠倒为恶，恶却颠倒为善；美颠倒为丑，丑反而颠倒为美……
在风暴刚刚掀起的时候，那“横扫一切”的“铁扫帚”，便扫到彭加木头上了！
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大院里，出现一张话虽不多，“质量”却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一下子击中了彭加木的“要害”。它揭发：
彭加木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不对，不能这么提。马列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到顶了，就不能发展了。我认为，不能提‘顶峰’。”
有人本来就想搞彭加木的，认为他是“标兵”，搞他影响大。然而，罗织了许多罪状，都未击中“要害”。自从这张大字报贴出来之后，一下子轰动了，被称为“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策划者得意洋洋地说：“揭发的材料不大多，在于有分量！”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这是谁的话？这是当时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林彪的话，是赫然写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话。彭加木敢于反对林彪，真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彭加木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之类的标题，比比皆是。彭加木，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对象。彭加木，成了“黑标兵”！彭加木，犯了“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滔天大罪”！
彭加木细细一想，他确实讲过大字报上所摘引的那段话。那是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讨论“再版前言”，彭加木觉得其中提法不对，就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彭加木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心中搁不住话，有什么就说什么。谁知那一席话却被记录，成了他的“罪行”。其实在党内的会议上，本来就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更何况彭加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迷信泛滥的年头，在“顶峰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哪里还讲民主？哪里还讲真理？就这样，彭加木遭到了数以百计的大字报的点名“批判”。批来批去，所批的“黑话”就是那么一段话。
策划者们渐渐感到那颗“重磅炸弹”虽有分量，但是只有一颗，未免太少了。于是，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不久，又一颗“重磅炸弹”在彭加木头上爆炸了。
这颗“炸弹”也够厉害，标题是：“彭加木骂马克思‘该死’！”
哼，彭加木不仅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还攻击马克思，真是“狗胆包天”、“狂犬吠日”！于是，又一批大字报开始“批判”彭加木。
如果说，第一颗“重磅炸弹”还算是依据事实进行“揭发”的话，那么第二颗“重磅炸弹”则纯属造谣了！
事情是这样的：彭加木是学农化的。在19世纪，德国有个化学家叫卡尔，他是一个很顽固的燃素论者（燃素论是一种错误的关于燃烧的理论），彭加木曾说过他“真该死”。想不到，却张冠李戴，被说成是咒骂马克思——卡尔？马克思！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彭加木的名字，被列入了“反党集团”名单之中。
◆居然当上了“头头”
风暴是一阵一阵的，当第一阵“十二级”的“红色台风”刮过去之后，稍稍安静了一下。
这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里，王应睐、冯德培、曹天钦等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王芷涯等被作为“走资派”，也扫进“牛棚”。“造反派”们已经夺得了大权。可是，要实行“三结合”，总得结合个“头面人物”来坐在台上，摆摆样子。
找谁呢？
找“反动学术权威”们，不行！找“走资派”们，也不行！
找来找去，在矮子里面拔将军，结果找到彭加木头上：
第一，彭加木自1964年春天之后，已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有一定的社会
影响；第二，彭加木刚被提拔为副研究员不久，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
第三，尽管彭加木被两颗“重磅炸弹”炸了一下，可是，除此之外并无别的把柄可抓。
于是，在那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彭加木被变戏法似的，一下子从“反党集团”成员变成了“三结合”的“革命干部”。
1967年12月，一张大红纸贴出来了，上面除了写着“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夺取政权”之类的话之外，还宣告：彭加木担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担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革命委员会筹备会召集人。
彭加木尽管当上了头头，“牛脾气”依旧，还是那样心直口快，经常“走火”。
他走马上任才几天，在1967年12月25日中午，便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在一个研究所有一批“造反战士”正在那里抢档案。
彭加木搁下电话耳机，就心急火燎地出门了。
有人在旁边听说这一情况，知道彭加木一去，准会发火，便拦阻他：“他们现在正在‘火’头上，你到那里，一定会被‘弹’回来！”
彭加木不理这个茬。他风风火火地跑到现场，硬是制止了这场抢档案的风波。
有人不服，跟彭加木争吵。彭加木疾恶如仇，大声斥责他们抢国家机密，是“暴徒”！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把彭加木围在核心。
彭加木也激动万分，颈部的青筋怒张，像一根根筷子似的。
经过一场激烈的舌战，经过许多人从中调停，才算暂且画上了“休止符”。
彭加木回到家里，气得整夜未合一眼！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天，墙上写满斗大的字：“老朽滚蛋！”有的图省事，干脆写成“老朽滚○！”
于是，一场游斗“老朽”的闹剧开始了。
彭加木一听，又火了。彭加木一向很尊重老科学家，特别是敬重那些所谓的“老朽”，在彭加木的心里，“老朽”就是“国宝”。
他跑到现场，硬是使游斗半途而散，以致他被一些人骂为“老朽们的孝子贤孙”！令人感动的是，即使在那样的多事之秋，科学事业横遭摧残的年月，彭加木依旧经常出入实验室，坚持他的研究工作。
彭加木办事，总是一板一眼，非常认真。在那年头，开会念语录，发言背语录，写大字报引语录，彭加木的口袋里也成天装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他对毛主席是挚爱的，竟把整本《毛主席语录》认认真真地背了下来。有人不相信，对他进行了“考试”。“考试”的方法颇为奇特：“考官”说第几页第几段，彭加木则立即背出那一段全文；“考官”念一段，问彭加木是第几页第几段，彭加木也马上背出。“考官”手持语录，随手翻到哪一页，便考这一段。如此考了十几次，彭加木居然对答如流，未出半点差错，使满座皆惊！有人赞扬他有一颗“忠”心，有人笑他“书呆子气”，有人说他“形式主义”……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例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彭加木那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他的鲜明的性格——纯朴而又带有几分天真，认真而又带有几分执拗。
◆从“座上客”到“阶下囚”
电影演员赵丹曾画了一幅画赠给白杨，画上无诗，正巧相声演员侯宝林在旁，灵机一动，便题诗一首，其中有这么两句：
莫道常为座上客，
有时也作阶下囚。
这两句诗，本是侯宝林描写赵丹、白杨在“史无前例”中的遭遇的。然而，如果移花接木，用于彭加木身上，倒也十分贴切。
彭加木当了一年“头头”，已被内定为党的“九大”代表，忽然一阵狂风平地而起，他又从“座上客”一下子变为“阶下囚”！其实，这样的事并不足奇：“四人帮”今天根据“三结合”的需要拉你点缀一下门面，明天又可以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把你抛出。倘若不是这般变化多端，玩人命于股掌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怎堪称“史无前例”呢？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68年11月30日下午。那天正值星期六。
在那种年月，每逢星期六下午，“逍遥派”们早就回家，“提前”过星期日了。然而，在那天，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人们接到来自上面的通知，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谁都不许回家！开会的时候，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因为凡是“重要会议”，“革命”派们积极参加，“牛神蛇神”们被押着参加，“逍遥派”们不敢不参加，这三类人都参加了，出席率也就近乎百分之百了。
那天的会议，果真重要。会议的开场锣鼓早就开始了——全体到会者在那里一段又一段地齐声念“阶级斗争”语录，可是台上还不见动静。按照那时开会的规律，这意味着台上准会有“大人物”出现。
经过“千呼万唤”，不错，姗姗来迟的一位“大人物”，穿着不戴领章的军装——那时最时髦的革命服，出现在主席台上。此人姓戴，名立清，在那鱼龙混杂的风暴之中，扯起“造反”旗号，成为王洪文的把兄弟，受到“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重用，从“阶下囚”一跃而为“座上客”，成为掌管上海科技系统大权的第一把手。
在欢迎的掌声平息之后，沉默了一下，戴立清清了清喉咙，念了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台下的听众们一听，便知道今天的大会上肯定要“抓”人了。
究竟“抓”谁呢？戴立清并不马上“抓”人，却先讲了一通关于科学院系统的“敌情”的严重性，说这里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戴立清拍案惊呼：“据我所知，科学院里的特务，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此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屏着呼吸，知道他的下一步棋，便是“一抓就灵”了。
果然，接下去便宣布了一个惊人消息：“把老反革命、老特务分子彭加木揪出来！”全场顿时骚动起来。人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堂堂的革筹会召集人，怎么转眼之间成了“反革命”、“特务”，何况在“反革命”、“特务”这些罪名之前还加上一个“老”字？彭加木被“揪”上台了。连他自己都仿佛在梦中似的，闹不清楚怎么会跟“老反革命”、“老特务”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要知道，在上午，他还正以革筹会召集人的身份，在那里主持会议呢！就从这一天起。不，就从这天下午起，彭加木被“隔离审查”了。据那位戴立清透露：隔离审查的决定，“来头可大呢！是‘首长’（作者注：戴立清所谓‘首长’，便是指‘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亲自批的。”
这件事，最鲜明地体现了颠倒两字：彭加木从先进标兵变为“阶下囚”，而那位刑满释放分子戴立清则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客”。
◆“老特务”的由来
彭加木怎么会成为“老反革命”、“老特务”的呢？原来，在1968年秋天，“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开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的各研究所清理阶级队伍，炮制了一起大冤案，叫做“‘两线一会’特务集团”。
什么是“两线一会”呢？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研究作为一条线，把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作为一条线，同国民党溃退前夕组织的“中央研究院”接应安全小组委员会连在一起，称为“两线一会”。
其中“中央研究院”一线，是因为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朱家骅接替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按照“四人帮”的爪牙们的逻辑，既然院长是大特务，那凡是那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过的人，都是特务！
这一冤案涉及面极广。在上海的十四个科学研究单位内，约有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一千多人受到牵连。正因为这样，怪不得戴立清在大会上声称：“据我所知，科学院里的特务，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
彭加木是在1948年秋天，才来到“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技佐”工作，当时只有23岁。过了半年多，上海便解放了。照理，这样的青年，怎么会是“老特务”呢？说来颇为有趣，那“两线一会专案组”竟认为，越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进入“中央研究院”的，越是年轻的，越是“危险人物”，因为那是反动派安插的“潜伏特务”，准备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潜伏”，伺机而动。
更为荒谬的是，有的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调来工作的，也被算进“特务集团”。因为那些“中央研究院”的“老特务”们会不断扩大组织，会发展“新特务”！这么一来，“特务”帽子满天飞，弄得到处都是“老特务”、“潜伏特务”、“新特务”。
彭加木的爱人夏叔芳没有在“中央研究院”工作过，照理，她没有“特务”之嫌了吧？然而，她却在彭加木之前，便进了“抗大学习班”。所谓“抗大学习班”，就是变相隔离审查的美称。凡是进“抗大学习班”，的“学员”，都必须住在研究所里，不得回家，不得串联，一边“学习”，一边交代。
夏叔芳意想不到，她的大名竟被“专案组”列入了“特务名单”之内，成为一名“女特务”。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伙迫害狂把魔爪伸向夏叔芳，伸向一个无辜的普通的科学工作者头上，不过是肆意迫害彭加木的前奏，一个不大不小的“试探气球”，一场必不可少的“演习”。
事实也正是如此，“专案组”早就把彭加木列为“重点”，暗中开展内查外调了。碍于他是分院革筹会的召集人，碍于他曾受到过党与人民的表彰，不便过早惊动他，直到“专案组”掌握大量“材料”，又经“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批准”，这才终于来个突然袭击，一下子“揪”了出来，“老反革命”、“老特务”
彭加木，成为当时震动上海的“爆炸性新闻”！
◆“抄家专家”导演大抄家
“好戏”连台。就在宣布“隔离审查”彭加木的当天晚上，又连夜演了一出“好戏”——大抄家。
这出“好戏”的导演，便是有着“抄家专家”之称的戴立清。
这次抄家，事先曾颇费苦心。“抄家专家”声称，他并不是抄彭加木的家，而是抄夏叔芳的家！因为在当时尽管私自抄家成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遭到任意践踏，但是由于私自抄家已引起公愤，已规定要征得当地公安部门同意才可抄家。“抄家专家”知道，彭加木在群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擅自去抄他的家，可能会遭到居委会和群众的干涉，而借口抄夏叔芳的家，夏叔芳是个普通群众，遇到的麻烦可能会少些。
那天下午，尽管规定“全院大会，不得缺席”，他们却故意不通知夏叔芳，让她坐在那里写交代，毫无思想准备。
直到大会结束了，夏叔芳才被叫去，说是要执行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请夏叔芳“协助”。
夏叔芳呆住了。她，一个审查对象，哪有资格去“协助”执行重大“政治任务”呢？
哦，经过一个头头的解释，夏叔芳明白了。原来，这重大的“政治任务”，便是到她家进行一次“扫四旧”。那年月，在正式的场合，是不提“抄家”二字，而代之以美妙动听的新名词——“扫四旧”，也就是“扫除旧思想，旧风俗，旧道德，旧文化”，多么“革命”的行动啊！
下午五点，浩浩荡荡的“扫四旧”队伍，在“抄家专家”的亲自带领之下，坐满了一辆大型客车，押着夏叔芳，冲着上海肇嘉浜路的科学院宿舍驶来。
夏叔芳已经多日未回家门了，女儿彭荔见了妈妈带着一车“客人”回来，兴高采烈。很快地，女儿看到妈妈那拉长了的脸以及“客人们”凶神般的脸，意识到事情不妙。没多久，女儿听见妈妈在“客人们”的大声呵斥下站在那里，低头念着《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3岁的女儿平生第一次看到妈妈挨斗，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想：爸爸怎么还不回来？爸爸快来救救妈妈吧！接着，“抄家专家”开始训话。他对夏叔芳交代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
“抄家专家”的逻辑颇为颠倒，明明来抄夏叔芳的家，怎么她反而成了“胁从”？她要向谁“反戈一击”呢？在演完以上这些“开场戏”之后，“抄家专家”把“造反战士”们叫拢来，亲自进行“示范表演”。
“抄家专家”把披在身上的军大衣一撂，把袖子一捋，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生炉子取暖用的，已经多年废弃不用了。“抄家专家”敲开砖砌的烟道，伸手进去一摸，摸出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连忙伸长脖子一看，呵，原来是一只布做的小沙袋！
彭荔一看，明白了：这是她小时候玩的小沙袋，自从掉进烟囱之后，没办法拿出来。想不到过了那么多年，却给“抄家专家”找出来了！
此时“抄家专家”的脸相当尴尬。他本想能找出个发报机之类，作个“示范”，谁知找出来的是这么个叫人哭笑不得的东西！
好在“抄家专家”经验丰富，他早就做好了另一手准备。
只见他趁大家不注意，把手伸进口袋，然后，又伸进烟囱，摸呀，摸呀。忽然，他摸到了什么，把手缩了回来。唷，就像变魔术似的，他手中拿着一张撕碎了的照片！是什么照片呢？
经“抄家专家”一拼凑，可看出是彭加木与家人的合影。
“他为什么把照片撕碎？这里有鬼！这是重要的罪证！”经这么一“提示”，这么一“上纲”，顿时，“造反战士”都感到“敌情严重”，纷纷效法。
于是，彭加木家中仿佛成了建筑工地，到处响起乒乒乓乓的声音。
有人在挖墙洞，有人在撬地板，有人在翻抽斗，有人在开箱子……
正在这时，在上海中学上学的彭海回来了。他平时住校，每逢星期六晚上才回家。他一看家里乱成这个样子，大吃一惊，他一进门，立即被人拉住，被看管起来了。
抄家者们似乎颇为细心。他们就连彭加木患病时拄的拐杖，也要劈开来看看，检查一下里面是否暗藏着“联络图”？一架多年不用的破收音机，也被拆开来了，查看一下里面是否暗藏着“发报机”？彭加木为了治好癌症，曾收集了许多治癌中医药方，这些药方同样被“警惕”的目光逐一审查，看看是否隐藏着黑诗、黑话或者联络暗语？
最使抄家者们费神的，要算是彭加木那丰富的藏书。彭加木平素最喜欢买书。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家中即有《唐诗》、《宋词》，也有古典小说、史籍还有五线谱、科技书、字典和外文书……
起初，抄家者们一本一本地翻着，看看书里是否夹着什么特务名单之类的东西。后来，不耐烦了，决定干脆全部运走，带回去研究研究！
就这样抄家者们从下午5点一直抄到深夜12点，才在“抄家专家”的带领下，押着夏叔芳，开车扬长而去。
车上，堆满了各种“战利品”，其中最醒目的是成箱成箱的书。他们抄得真彻底呀，在他们走后，彭荔连小学课本都找不到了——也被抄走了。家中剩下的唯一的书便是红宝书。他们名曰抄夏叔芳的家，其实车上装的，尽是彭加木的笔记本、论文底稿、信件、照相册……
此时，夏叔芳还蒙在鼓里。她曾担心过彭加木的命运。她回家后，看到彭加木的牙刷还插在口杯中，他的手巾还挂在那里，被子放在床上，她放心了，以为他大概太平无事。因为如果彭加木也进“抗大学习班”的话，他的日常用品总应拿去吧。
深夜，有位头头指着植物生理研究所门口的大字标语要夏叔芳看，夏叔芳这才一下子惊呆了。那标语上，用写字台那么大的字写着：“打倒老反革命分子彭加木！”
汽车停了下来，这位头头得意地指了指地上。夏叔芳一看，水泥地上用墨汁刷着大字：“打倒老特务彭加木！”
这位头头还指了指高音喇叭。夏叔芳一听，喇叭里正在哇啦哇啦叫喊着：“揪出彭加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
尽管夜已深了，“造反战士”们吃完夜宵，正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那里清理抄家所得的“战果”。
◆天下奇闻
第二天清早，上海市民们一觉醒来，便看到各主要街道上刷着“打倒老反革命彭加木”之类的大字标语。彭加木是上海人民熟悉的名字。他，一个曾是科技战线上先进标兵的人，居然是“老反革命”？这一消息，顿时轰动了上海。不久，便传遍了全国。
经过“造反战士”们的通宵作战，在第二天，抄家“战果”被初步整理出来了，一张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贴出来了。
这下子，彭加木的“反革命罪证”被大量揭发，用当时最流行的“大批判”语言来形容，叫做“铁证如山，岂容抵赖？”
彭加木有哪些“反革命罪证”呢？试举几例：
其一，在彭加木家中（请注意，此时不再提什么是抄夏叔芳的家之类借口，也不用“扫四旧”之类文绉绉的美名了），抄得英文版的地图一张，上面写着“HongKong”，此乃香港地图也。这说明彭加木早就想“叛国投敌”。
（作者注：其实，彭加木有收集各种地图的癖好。因为他天南地北到处跑，每到一地，便尽量收集当地的地图。这张香港地图，是他去广州时，一个朋友知他有此癖好，送给他的。他家中收有数十张国内各省、市地图，“造反战士”们视而不见，唯独有这张香港地图当成宝贝，上纲上线。）
其二，在彭加木家中，抄得杀人武器——匕首，共十多把。这是特务活动的用具。
（作者注：维族等少数民族常在马靴中藏匕首，一则防野兽，二则可供切瓜宰羊之用。在新疆各地的百货商店里，均公开出售匕首。这些匕首常装饰着美丽的花纹，是富有地方色彩的工艺品。彭加木每到一地，喜欢买当地的匕首或其他工艺品作纪念。正因为这样，家中才会有许多匕首，而且形状、花纹各异，他在野外工作时，身边也总带着一把匕首，以防野兽。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却也被当作罪证。另外，彭加木家中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工艺品，则同样视而不见，却抓住匕首大做文章。）
其三，在彭加木家中，抄得子弹壳二十发。这也是彭加木的特务罪证。
（作者注：这是彭加木的儿子在青岛拾到的，当作玩具玩。跟彭加木毫无关系。）
其四，在彭加木的照相册上，发现彭加木的许多照片，有些是以公路或铁路桥梁为背景，这是他刺探情报的罪证。
（作者注：这是生活小事。谁的影集里，没有那么几张以公路或铁路桥梁为背景的照片呢？检查者能从一大堆照片中找出彭加木喜欢在桥梁前拍照，并从中作出大胆而富有幻想色彩的推论，足见审查者是颇费苦心，并有一种编撰惊险故事的天才。）
其五，在彭加木家中，搜出小方铁盒一只，内有大量全国粮票及金银首饰，是他准备潜逃时用的应变物资。
（作者注：此乃彭加木家的老保姆张宗泉多年以来的积蓄。如果不是抄家，彭加木还不知道老保姆有此“私房”哩！）
……
诸如此类的天下奇闻，不一而足。今天的许多青年读了这些奇闻之后，会以为在看惊险小说。请注意，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中国确确实实发生过的荒唐事！
“奇闻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的这两句诗，倒可以在这里应用一下。
◆颠倒
种种奇闻，轰动了生物化学研究所，轰动了上海。
于是，更多的奇闻，被“创作”出来了。
有人煞有介事地说，就在彭加木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台湾的电台以及“美国之音”就马上广播了这一消息。哼，如果彭加木不是“老特务”，不是与“台湾”、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怎么会如此迅速得知彭加木被“隔离审查”，并为之“鸣冤叫屈”呢？也有人确有其事般描述道，在宣布彭加木“隔离审查”的那一刹那，见彭加木要咬自己的衬衫领子，旁边的人立即把他的领子拉住了。后来一检查，发现领子里藏有一小瓶剧毒的“氰化钾”。这充分说明彭加木是“老特务”，他早就准备好这一手，以便在他的真面目暴露时自杀。
……
这些奇闻，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几乎家喻户晓。从此，这位科技战线上的先进人物被抹了神秘的色彩，成为一个老奸巨猾、隐藏多年、狡诈多变的“老特务”的形象，奇闻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以至后来经过综合加工，经过“再创作”，终于出现了以彭加木为“主角”的“惊险小说”——“梅花党”。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如果说那种种荒诞绝伦的奇闻，只不过是传说、谣言，不足为凭，然而，当时“彭加木专案组”的所作所为，却也是天下奇闻。
“彭加木专案组”采用什么办法来“审查”彭加木呢？概括起来，也不过是两个字——颠倒！
其一，彭加木忍受着病痛，为开发祖国的边疆而四处奔走，这被颠倒为四处“搜集情报”，进行“特务活动”！为了查清彭加木的“特务活动”，“专案组”也派了大批外调人员，沿着彭加木走过的脚印“外调”。由于彭加木工作过的地方实在太多，以致使“彭加木专案组”的“外调”开支在各专案组之中遥遥领先，成为绝对冠军！在报销这些浩大的“外调”费用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朝分院推，说彭加木是分院革筹会召集人，当然应是在分院报销；他院则朝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推，说彭加木是你们的革委会负责人，当然应该在你们那里报销。推来推去，到底分院是上级机关，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只得服从，在所里报销。在报销时，财务人员看到数字太大，问了一句跑那么多地方干什么，便被“专案组”训斥：“这是机密，你打听它干什么？”财务人员一边不得不给他们办理报销手续，一边头叹息：“唉，如果这些钱花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该出多少成果哪！”
在1964年，彭加木曾到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资源考察。这件事，成了“外调”的重点。
因为“专案组”认为，罗布泊地区是重要国防基地，“老特务”到了那里，首先是进行“特务活动”。于是，派出“专员”，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那里“外调”，查来查去，没有捞到半根稻草！当地的朋友回答道：彭加木进入这些地区，是办理过手续，经过有关部门同意的，有的则是当地公安部门一同前往的。
可笑的是，彭加木身患重病，尚能在罗布泊地区坚持考察，而那两位“专1”到那里外调，回沪后却大病一场！这么一来，连“专员”自己也不得不暗暗承认，到那种不毛之地进行科学考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其二，彭加木甘当铺路石子，在全国各地培养了一批新手，这被颠倒为发展“特务组织”，建立“情报网”。
于是，“外调”人员到了哪里，哪里的彭加木的好友便遭殃，受到株连，被戴上“特务”帽子。各地因彭加木而受株连的人，达数十人之多。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倒正好说明了彭加木为边疆培养的科研人才之多！
就拿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一位年轻人来说，她在1959年分配到新疆工作。那时，新疆分院正进行艾丁湖等盐湖考察，领导上让她对考察采来的样品进行化学分析。她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化学分析，感到力不从心。正在这时，彭加木来了。她听说彭加木是学农化的，便向他请教。彭加木很热情地帮助了她，介绍她查看有关的科学资料。其中特别是从盐湖样品中测定溴、硼、锂、钾等元素的含量，实验技术比较复杂，彭加木都一一帮她解决了。有时，她把分验报告单送给彭加木审看，彭加木认为化验数据不准确，便要她重做实验，直到得出准确、可靠的数据为止。其实，当时彭加木来新疆，并不负责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内的工作。然而，他有求必应，热心地做好这种分外事，培养了边疆的土壤化学分析人才。后来，这位同志成为了专家，开办了多期训练班，为新疆各地培训了一百多位土壤化学分析人才。然而，她居然受到牵连，被责令交代如何为“老特务”彭加木在新疆“搜集情报”，被大字报说成是“老特务”彭加木“安插”在新疆的“干将”。
其三，彭加木勇斗病顽、征服癌魔，就连这也被颠倒，被污蔑为假装癌症，捞取政治资本。
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株连术”，竟发展到“病人出事，殃及医生”！那位中山医院的曹凤岗医生，由于给彭加木治病，竟也遭株连。
“外调”人员来到曹医生那里，气势汹汹地要曹医生写揭发材料，说彭加木患的不是癌症。曹医生拿出彭加木当年的病历，“这不光是我个人的诊断，而且是几位医师共同会诊的结论。从这些病历材料来看，他的癌症临床症状是很明显的。”
那些“外调”人员无法从曹医生那里捞得半根稻草，恼羞成怒，竟指着曹医生大骂，说她是“老特务”，彭加木的“同党”，是“特务集团”的成员。
“外调”人员几次三番到中山医院来，从曹医生的档案中查出，原来曹医生是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这下子，他们如获至宝。尽管那时彭加木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曹凤岗在中央大学医学院，他们并不认识，却也被作为早有“特务”联系的“证据”！他们责骂曹医生是“鸵鸟”，说她把头埋在沙中，不敢正视现实，也是“老特务”！
经过这么一番“内查外调”，一切都颠倒了，彭加木面目全非了：
他不是支持边疆，而是刺探军情；
他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安插特务；
他不是战胜癌症，而是假装癌症。
一句话，他不是先进标兵，而是“老特务”！
◆《羊城暗哨》的启发
人们把林彪、“四人帮”比作长在党的身上的恶性肿瘤，这个比喻既形象又妥帖。
彭加木平生第一次大搏斗，是与肉体上的癌细胞搏斗。如今，第二次搏斗开始了——与政治上的癌细胞搏斗。彭加木挨骂受打，拳头、耳光、脚踢、低头、弯腰、揪头发……彭加木受尽了人间种种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
彭加木依旧还是那么倔，那么犟，他还是像他在1956年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写的那样：“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
那时，不时从隔离室里传出毒打声，拷问声，也传出这样的怒吼声：“我抗议！我不是特务！我反对！我抗议你们侮辱人格！”
即便在公开批斗的场合，彭加木像一架喷气式飞机似的被反剪着双臂，依旧大声疾呼：“我抗议！你们纯粹是捏造！”
为了“啃”下彭加木这块“硬骨头”，“专案组”的组1们分为几班，车轮大战，24小时不停地审讯彭加木。
几天几夜过去了。审讯者自己都已经支持不住了，彭加木还在那里喊着“我抗议”！
被隔离的，越来越多。渐渐地，“牛棚”里的“牛”，竟比看“牛”的人还多！有的人今天还在看“牛”，第二天忽然连他自己也成了“牛”，被关押起来了。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彭加木家里的老保姆张宗泉，居然也成了“牛”，关进了“牛棚”。怎么会殃及老保姆呢？
原来，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专案”人员，居然从反特电影《羊城暗哨》中得到启发，认为彭加木家的老保姆，和《羊城暗哨》中那个扮演成佣人的老特务——梅姨一样，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潜伏特务”！
老保姆被抓走了，一群凶神似的“专案”人员开始了审讯。
“你回答，彭加木家里有什么‘机’？”
老保姆从未见过这样的世面，紧张地苦苦思索着，然后用浓重的苏北口音答道：“有…有收音机！”
“还有什么‘机’？”“专案”人员追问道。
“还有……还有缝纫机。”
“还有呢？”
“还有……还有照相机。”
“还有呢？”
老保姆哆哆嗦嗦，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机”，便用苏北话答道：“呒得‘机’，呒得‘机’，他们家里不养鸡！”
这下子，把那些“专案”人员气得哭笑不得。他们拍案大骂，说老保姆“不老实”。老保姆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专案”人员要她交代的是发报机！天哪，她连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什么发报机！
那些“专案”人员受到《羊城暗哨》的启发，加上丰富的想象，曾认为老保姆是彭加木的“发报员”，懂得中文、英文，会熟练地发报，枪也打得很准。这老保姆是从南京来的，而南京过去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正因为这样，逼着她交代“发报机”藏在哪里。
说到这里，不能不把老保姆是什么样的人，略写几笔：她，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有点驼背，老花眼，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这样的人，居然会被当成“发报员”，足见当时冤案、错案、假案之多，真是冤狱遍地，草菅人命，好人受欺，坏人当道。
老保姆被关进地下室，那里是水泥地，又冷又潮。没有床，只得用草垫铺地，苟且安身。没有窗，终日阴暗。在这样的“牛棚”里，老保姆被关押了好几个月，始终交代不出什么“发报机”，只得不了了之。
老保姆张宗泉被释放后，被迫离开了彭加木的家。她临走时，依依不舍。她曾这样对人说过：“彭加木是好人哪，他对老年人很尊敬。我在他家十几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那么忙，自己的衣服还总是自己洗。他是好人哪！”
◆离奇的“梅花党”
老保姆走了。
彭加木家中，只剩下两个孩子。
1969年，17岁的彭海中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吉林省四平专区林树县插队落户。
这时，父亲隔离了，母亲隔离了，只有14岁的妹妹含着眼泪帮他整理行李。
彭海请求在临走前见一见父亲。
176彭加木身居隔离室，一知道儿子要去边疆，却很高兴。他的心，依旧向着边疆！他脱下身上的大衣，送给了儿子。
就这样，儿子踏上了征途。家里，只剩下彭荔一个人！
幸亏邻居们与彭加木相处多年，打心里敬佩彭加木。他们不顾被株连的危险，照料着彭荔。
就这样，一家四口，分居四方：
彭加木，被隔离在生物化学研究所；
夏叔芳，被隔离在植物生理研究所；
儿子，吉林；
女儿，在家。
也就这个时候，发生了件怪事：看管彭加木的人，忽然增加到了八个。对他的隔离室，戒备更加森严了。“专案”人员不再打他了。他的生活，也比原来好多了，给他吃橘子，给他吃苹果，伙食也改善了；彭加木要求晒晒被子，照办了；彭加木要求看看报纸，同意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彭加木不得而知。
原来，彭加木“升级”了！本来，他只是作为一般的“特务”而隔离审查。这时，“专案”人员经过“内查外调”，查出彭加木既是“中统特务”，又是“军统特务”，而且还是重要骨干。一句话，他成了“要犯”。
这下子，上面传下话来，要“专案”人员好生看管彭加木，切不可让他自杀——因为他是“要犯”，一旦自杀，许多重要的线索就中断了。随着彭加木不断被“升级”，他变得越来越神秘。
就在这时，经过多次“艺术加工”的传说，一个纯系谣言——“梅花党”出笼了。
据说，在中国内地，潜伏着一个重要的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由于以梅花作为联络暗号，故称“梅花党”。“梅花党”的重要成员之一，据说是远渡重洋归来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她，有一枚梅花形的胸针。
“梅花党”的另一重要成员，据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还有一个“梅花党”重要成员，据说就是彭加木。他与王光美保持“单线联系”。
这个谣言荒诞离奇，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加油添醋，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说，彭加木胸部长的不是肿瘤，那是一台暗藏在身体内的袖珍发报机！
这个谣言传到了“专案”人员的耳朵里，他们信以为真，商量之后，决定用这样的办法试一试：把“梅花党”的传说稍微讲一点给彭加木听听，看看他的脸色如何。
试验开始了：
“专案”人员把“梅花党”的故事从头说起：“解放初，在上海的西郊公园，正当梅花盛开的时候，来了几个神秘的人物，来这里悄悄聚会……”
谁知彭加木听了，不仅没有一点惊讶的神色，反而直头，说道：“这个故事一开头就错了。刚解放的时候，上海哪里有西郊公园？你去西郊公园问问，他们是哪一年建立的？这简直是胡诌！”
彭加木的回答，弄得“专案”人员哑口无言。
然而，在背地里，“专案”人员又一次仔仔细细检查了一下从彭加木家里抄出的东西。检查的重点，是与梅花有关的物品。查来查去，一朵梅花也未查到。
不过，有趣的是，后来当彭加木落实政策时，领回了被抄去的东西。女儿彭荔突然发现，其中有两卷画轴，似乎不是他们家的东西。打开一看，见上面画着梅花！
这些梅花画轴是谁家的？为什么会混到彭加木的抄家物资中，不得而知。不过，它至少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专案”人员对彭加木与梅花之间的关系有着莫大的兴趣！
◆王洪文的“批示”
由于进行逼、供、信，上海科研单位的“两线一会”冤案越搞越大。
这时，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悲剧：
一对夫妻都在上海科研单位工作。“专案”人员逼着那位丈夫按他们规定的调子写揭发妻子的材料。接着，“专案”人员把揭发材料拿到女方那里，说“连你丈夫也揭发你是‘特务集团’成员”。妻子经受不住刺激，在深夜里吊死，愤然离开了人世。
接着，又发生了令人捧腹的讽刺剧：
一个“专案”人员每天逼着一个“老特务”要他交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了哪些“新特务”，特别是在最近又发展了哪些“新特务”。那个“老特务”火了，便当着好多人面前承认自己最近发展了一个“新特务”。至于“新特务”是谁？他指着那个“专案”人员说道：“就是他！”从此，那个“专案”人员被撤销了从事“专案”工作的资格。这下子，弄得“专案”人员也人心惶惶，看“牛”的人居然也怕起“牛”来了，生怕那些“老特务”指到自己头上来了。悲剧，讽刺剧，闹得沸沸扬扬。上面一看，再这样闹下去，越来越不好收拾。于是，敲响了收场锣鼓。彭加木整整被隔离审查了15个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什么“老反革命”，什么“老特务”，全是凭空捏造的罪名。
不过，彭加木的“专案”，来头颇大。既然把他进行隔离审查是“上面”批的，那么，撤销他的隔离审查，也是经过“上面”批的。
所谓“上面”，就是王洪文。他对关于彭加木的审查报告，作了如下“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