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夏训诚从敦煌回到乌鲁木齐，召开情况介绍会并出言谨慎。他说，发现的干尸现在不能说是彭的遗体，也不能说不是。一切都得等待DNA测定的结果。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办公室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年都会接到“发现彭加木遗体”的报告和信件，但有的距离彭加木失踪地太远，有的特征不对，有的去世时间太短，有的穿着太时尚……彭失踪时脚上穿着翻毛皮鞋，有一个在距彭失踪地较近地方发现的尸体，我们去了一看，发现脚上穿着黄球鞋，这显然不是彭加木。
据夏训诚说，自己曾到发现尸体的第一地点看过，站在高处往发现尸体方向看，就像有一池水，这不排除彭当时也许看花眼，将这里当成水源，而前来此处。
夏训诚对没有按他意思保持干尸现场，以及敦煌方面抢先将干尸运走等影响他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调查的行为表示遗憾。他说，如果保持干尸的原始形态，可以更好确定尸体在死前的活动，可以为研究提供很多的资讯。
据夏训诚说，干尸的DNA鉴定可能还要等待些时间，因为据中国科学院基因专家介绍，彭加木的DNA鉴定和其女儿比对，而不能和其儿子比对，目前彭的女儿在美国，要想尽早知道结果还得两个月左右。
应当说，在众多关于疑似彭加木干尸的报道中，《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提供了另一侧面的信息。
◆邓亚军博士谈干尸的DNA鉴定
那具疑似彭加木干尸究竟是不是彭加木遗骸，要由科学这位“最高法官”作出判定。这一判定的方法，就是DNA鉴定。
2006年4月26日，DNA鉴定专家、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邓亚军博士做客人民网科技论坛，详细谈了疑似彭加木的干尸的DNA鉴定问题。2004年，当印尼发生海啸时，邓亚军博士曾经作为中国专家领队赴印尼，对海啸受难者的遗体进行DNA鉴定。
她说：在电影《三滴血》中，用滴血验亲，看孩子和父亲的血液是否相溶来鉴定亲子关系，是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的。DNA鉴定，是根据经典遗传学原理，用官话说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对我们检查的数据，进行父权概率、亲权指数的运算得出准确结果”。DNA鉴定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能够以99.99%的准确率进行亲子鉴定的唯一手段。DNA，也叫脱氧核糖核酸，简单地说就是人体的遗传物质。它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有核细胞中，除了血液中的红细胞，因为它没有细胞核，其他的细胞都含有DNA。因为DNA鉴定是通过遗传学的原理，而父代和子代的遗传都是遵循遗传规律的，所以它比较准。
罗布泊的那个疑似彭加木的尸体尚有残留的毛发，因为时间很长，我们在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的时候，发现尸体的风化也很厉害，我们采样了大腿骨的骨头，在疑似彭加木的干尸上提取了毛发，还有一些变质的皮肤组织以及一块骨骼。我们对超过一定年限的，用这种遗传标记检测不出来的样本，我们会换另外一种标记来做，那样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另外的标记我们一般采用的是线粒体，这是母系遗传的，如果辅以其他旁证的或可以证实的资料，也可以鉴定出这个遗体是哪个人。我们这次提取的样本，我很有信心，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次的DNA鉴定，是能够非常准确地认定干尸是彭加木或者不是彭加木。跟我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我们俩对这个尸体检验的推断是一个中年男性，没有排除是彭加木的证据，我们倾向可能是彭加木。
我们希望得到彭加木的直系亲属样本，或者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孩子。我们听说彭加木的儿女都在，我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做出最终确认的结果。
印尼海啸受难者的遗体是比较新鲜的尸体，我们拿到的样本是死亡几天到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次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风化了26年，鉴定难度要大一些。DNA鉴定可以应用到各个方面，和老百姓最密切的是DNA亲子鉴定，这是大家最关注的。对于社会和国家而言，DNA鉴定还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说欧美国家已经建立起刑事犯罪的DNA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建成以后可以破获一些陈年旧案，也就是说在很多年前发现的一些证据，因为没有DNA技术不能做出鉴定，现在可以用DNA技术来认定，把十几年前的积案破获。DNA鉴定可以用到各行各业，除了用在人身上，还可以用在狗、猪等动物身上。
在2005年，华大方瑞司法鉴定中心大概做了3000例的DNA亲子鉴定，还有一些特殊的样本鉴定。通过我们这三千多例，我还有一个统计学数据，大概22.6%的结果是否定的，排除了父子关系或者是父母关系。现在我国的亲子鉴定量每年在10000到15000例左右。进行DNA鉴定的机器，是用毛细管电泳的方法检测。我们现在用两种机器，一种是16根毛细管，另外一个是48根毛细管。一根毛细管对应一个样本，16根毛细管的机器可以走16个样本，48个毛细管可以走48个样本。对于一个家庭的亲子鉴定，一台机器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让这个结果显示出来。
按照比较传统、经典的DNA检测方法，从我取了当事人血液到DNA的提取、扩增到用机器显示结果到分析，一个流程做下来大概需要24个小时左右。但是，为了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和可靠，我们有不同的人分不同的批次，对每一份结果进行复核，这也是按照标准化程序来做的，之后还要进行计算，我们要出检验报告，附上相关的材料，这样下来就大概需要7个工作日左右了。常规的鉴定样本，比如说血液、血痕，一个样本的鉴定费用是800—1000元人民币。如果父子两个人要进行鉴定，大概需要1600—2000元人民币。
为了使DNA鉴定有一个确证的结果，必须和直系亲属进行比对，我们已经在积极与彭加木的亲属协调沟通。
常规DNA检测样本有很多种，比如说血液、口腔试子（口腔细胞）、带毛囊的毛发（拔下来的毛发）、肌肉、骨骼、胎儿组织或者是绒毛组织都可以做，准确率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提取方法不同。个人可以在家采样，也可以到鉴定中心由工作人员专门负责采样。比如说在家里采样比较好的、一种无痛的采样方法，拿根消毒棉签在口腔内侧靠脸颊处刮20—40下，取出后，阴干，装于纸质信封中邮寄即可。或者是拔自己的头发3—5根，要在头发的根部看到清晰的毛囊（发根部的小白点），装于纸质信封邮寄即可。DNA鉴定根据选用不同的标记，准确率是不一样的。使用核杂栽砸这个标记准确率可以达到99.99%以上。
对于疑似彭加木尸体究竟是不是彭加木，DNA鉴定可以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果，我们会在合适的时间公布。
◆2006年罗布泊又传车手失踪
罗布泊真是多事之地。就在疑似彭加木遗骸的DNA鉴定尚在进行的日子里，罗布泊再度引起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那是在2006年五一长假期间，两名上海车手在环境恶劣的罗布泊失踪！
“上海”、“罗布泊”、“失踪”，这三组关键词，不由得使人们又记起在罗布泊失踪的上海科学家彭加木。
2006年4月29日，110多辆汽车、摩托车，浩浩荡荡驶出乌鲁木齐市，向罗布泊进军。这支车队并不是前往罗布泊寻找彭加木，而是参加“2006中国.新疆汽车摩托车越野挑战赛”。本次比赛赛程达4000公里，其中竞赛路段分六个赛段，总计1100公里，最长赛段为430公里。赛段复杂艰险，包括砂石路、沙漠公路、沙漠腹地和戈壁滩。其中最为险恶的是罗布泊地区，那里四处分布着雅丹群，气势宏大而诡异，而且罗布泊地区气候极其复杂恶劣，夏季最高地表温度记录为88℃，并时有沙漠风暴发生。
就在越野赛紧张进行的时候，5月3日晚上，“2006中国？新疆汽车摩托车越野挑战赛”组委会宣布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上海奥林极限创佳车队一辆编号为B219的赛车在罗布泊失踪，已有30多个小时未与组委会联系。
“他们偏离了赛事预定的路线，车上没有GPS定位系统，只有无线电台，采用的是139.100频率，不能发射，只能接受组委会的信号”，组委会人员称，“而且，罗布泊没有手机信号，他们打不出电话。”
一时间，就一消息被全国大报小报和众多网络所转载。据报道，这辆编号为B219的赛车上有两人，一名是车手浦永生，另一名是领航员赵力学。车上备有GPS定位系统和车载电台，并有沙漠救援工具等。该车于5月2日中午12时左右从第二赛段出发，准备穿越罗布泊赛段。从两人出发之后，至比赛组委会宣布失踪消息，在30多小时中未发出任何信号，也没有经过赛段打卡点。这一期间，救援车曾一路开过，也未接到任何呼救信号。组委会估计这两名车手比赛中走错了路，陷在沙漠里了，也可能是车辆抛锚了。在前面的比赛中，这辆车曾抛锚过，组委会叮嘱过车手检修，对方表示已进行过检修。
据介绍，奥林极限创佳联合车队由三辆车组成，4月21日从上海出发。比赛原计划4月28日开赛，但因天气等原因，推迟到5月1日。第一赛段中，奥林极限创佳联合车队有两辆车出现故障，耽误了到达时间。第二赛段从5月2日中午12点开始，从红柳井3号营地到36团团部4号营地，沿途多为盐碱地，车辆颠簸很厉害，容易损坏。按一般情况，晚上6点左右，比赛车辆应到达打卡地点，但浦永生和赵力学的赛车一直没有到达。
失踪的赛车驾驶员浦永生是奥林极限越野汽车俱乐部的总经理，导航员赵力学是经理。消息传出，浦永生在上海的妻子黄美飞女士焦急万分。她说，最后一次和丈夫联系是4月30号，当时浦永生说那边是无人区，没有信号。她还说，丈夫浦永生此前曾去新疆参加过两次比赛，2005年的环塔赛也参加了，所以她相信比赛经验丰富的丈夫会没事的。
5月4日凌晨，组委会已派出四辆丰田柴油越野车组成的救援车队，携带足够2000公里行程的燃料，展开新一轮更大范围的搜救工作，希望在天亮之前赶到可能失踪的地点开展搜救，但由于当地出现大范围沙尘天气，视线受阻，搜救行动并不顺利。
据估计，可能的失踪地为一片沼泽。由于这一赛段的路线途经罗布泊南缘、阿尔金山北麓，春季阿尔金山融雪导致洪水下泄，形成沼泽。赛车误入后可能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
新疆传奇车队车手付强说，他曾在比赛途中见到B219车，该车并未按照组委会指定路线，而是试图沿直线走捷径到达赛段终点。付强也欲跟进，但前进20米后，赛车便陷入泥中，经过两个小时才将车驶离泥沼，重回比赛规定的道路。
按照比赛规定，为了避免意外，车上必须装有可供三天的饮用水和干粮。但是新疆赛车手车队车手高铭举说，选手为取得好成绩往往会尽量减轻赛车重量，大多数选手车上只带两瓶矿泉水及少量干粮。失踪的两名上海车手是否只带了两瓶矿泉水及少量干粮，不得而知。
当记者采访B219失踪赛车的领航员赵力学的妻子时，传出令人担忧的消息。赵力学的妻子说：“我知道他们只带了一天的食物。”
另外，罗布泊地区温差较大，失踪车手的衣物较为单薄，不知在夜间能否御寒。
若羌县罗布泊镇镇长郭高潮介绍说，若羌县城近日风力达7-8级，沙尘弥漫，能见度在50—100米左右。人在风中感觉站立吃力，尤其是沙尘让人难以睁眼，张嘴说话时细细的沙尘就进入口腔，呼吸比较憋闷。在罗布泊，沙尘暴更加严重，能见度只有四五米。
若羌县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罗布泊南缘，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县级行政区，境内罗布泊镇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乡镇级行政区。
两名在罗布泊失踪的上海车手的命运，牵动着新闻神经。多次穿越罗布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新疆野驼伙伴俱乐部领队王涛说，在罗布泊地区几乎没有参照物，一旦发现迷失方向应立即停止行进，确定自己所在位置，判断出发地的方向。“罗布泊地区雅丹和地表盐壳久经风蚀基本呈西北至东南走向，迷失方向后可爬上雅丹台面，以自己行进路线和雅丹走向估算夹角，再以行进速度和出发后的时间计算与出发地间的距离，大致确定自己的方位，求救并等待救援。”
具有丰富越野赛车经验的新疆摩托车俱乐部领队刘建元说，参与越野拉力赛的车手一旦偏离比赛路线，切不可莽撞驾驶，这会给救援增加难度。“迷失方向时最怕乱了阵脚、坏了心态、丧失信心。”已有近十年户外探险经验的马志军说，在绝地遇险又缺少导航设备的情况下，避免消耗体力最重要。“要计划用食和用水（包括车水箱中的水），节约饮食，平静心态，等待救援。”车赛组委会表示，等沙尘暴过去，如果仍未找到失踪的上海车手，将展开第二套预案——直升机救援。
就在众人担心、两车手失踪50小时的时候，在5月4日15时50分，从若羌县党委副书记杨银林那里传出好消息：失踪的上海籍赛手已经找到，两人均安然无恙。
杨银林说：“两名赛手因为电瓶故障，弃车步行50公里，遇到路过的一辆便车，就搭车前往60公里外的罗布泊镇镇政府驻地求救，罗布泊镇党委副书记赵惠安接待了他们，帮助购买了电瓶，并雇车将两人送到故障车处，等车修好后，再开出罗布泊。”他们预计在两天后跟大部队会合。
就在失踪的上海车手终于被找到的时候，按照比赛日程，5月4日举行的从若羌到且末的203公里汽车、摩托车集结赛，但由于当日出现沙尘暴天气，最低能见度仅有四米左右，一辆切诺基工作车在上午十时出发后，在距离若羌县城不到70公里的315国道翻车，两名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工作人员受重伤，下午被送往若羌县人民医院。在翻车事故中一男性伤员是司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一女性伤员头部受伤严重，但思维清晰，因医院设备简陋，经过四个小时观察，于下午六时半转往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库尔勒市。
由于道路艰险，且加上大风和沙尘天气的影响，40多辆汽车或摩托车退出比赛。
从“2006中国.新疆汽车摩托车越野挑战赛”的种种报道中，众多读者体会到罗布泊自然环境的险恶，又勾起对于30年前在那里为科学而献身的彭加木的无限怀念……
◆六次寻找彭加木
在彭加木失踪之后，曾经有过六次大规模的寻找。
第一次寻找是在1980年6月18日、19日，亦即从彭加木失踪的翌日开始。寻找者是彭加木所率领的科学考察队员和司机等九人，分坐三辆越野车分头找。沿着脚印连续找了两天，队员马仁文在离营地东北十公里处的一个芦苇包上发现有彭加木坐下休息的印记，一张椰子奶油糖纸夹在芦苇秆上，这正是他在米兰农场买的那种糖。当他们打算沿着彭加木脚印追寻的时候，遇到了坚硬的盐壳板，脚印消失，失去了追踪的线索。
第二次寻找是1980年6月20日至26日，在收到呼救讯号后，当地部队和科学考察队员出动员36人次，在出事点东西30公里范围内反复寻找。空军还出动九架直升机、三架安-2型飞机，在出事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离地三四十米的耕耘式、地毯式低空搜索，未能找到彭加木。
第三次寻找是1980年7月7日至8月2日，出动员17人，汽车48辆，飞机29架次，搜索飞行员00多小时，搜索范围达4000多平方公里。公安部还派出公安人员，带着六条警犬赶往罗布泊。可是警犬来到这滚烫的罗布泊，失去了嗅觉，没有找到彭加木踪迹。
第四次寻找是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20日，69人、18辆越野车，总共搜索41天。寻找地区以彭加木失踪前的宿营地——库木库都克和脚印消失处为中心，沿疏勒河故道，西起吐牙以西6公里，东到科什库都克，南北宽10—20公里，总共搜寻面积为1011平方公里，无功而返。
第五次是在彭加木失踪24年之后——2004年4月6日，中国记者组成“寻找彭加木活动”探险团，一行十人，分乘两辆丰田越野车从乌鲁木齐市出发，进入罗布泊，未能找到彭加木。
第六次则是2006年4月，诚如前面引述的新华社报道中所说，“一支科学探险队员3日在距罗布泊东5最近的城市甘肃敦煌集结，14日一早将向彭加木失踪的区域进发，试图确认新的发现是否为彭加木的遗体。”这支科学探险队由专家、媒体记者和志愿者组成，共30余人。
除了这六次有组织的、有一定规模的搜索之外，民间的、个人的搜索也持续不断。从2001年起，唐守业等人每年都到库木库都克附近搜寻，并且开始使用地下金属探测器等先进工具，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他的做法得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得到了一些企业的热心捐赠。唐守业说：“我们目前使用的探测器可以‘探’到地下1.5米，下一次我可能用上能探测10米深度的探测器。也许某天我将在彭加木留下最后活动痕迹的地方住下来，以此为中心，用探测器对周边区域分片扫描，一个地方也不遗漏，搜索彭加木的遗物。”
当年在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中担任行政总管的陈百录，在2004年已经64岁了，仍然加入民间搜寻者行列。他说：“彭加木失踪时携带有两台铁壳的照相机、一个地质铁榔头、一个罗盘、一个水壶，目前这些都没有找到，但应该不会被金属探测器遗漏。”
人民没有忘记彭加木。1981年10月16日，上海《文汇报》报道上海市政府追授彭加木为革命烈士，并举行追悼会：
上海市人民政府最近正式批准优秀共产党员、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同志为革命烈士。
彭加木生前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特别是从1956年以来，他先后到新疆、云南、甘肃、内蒙、陕西、广东、福建等十多个省区，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积极努力工作。他对新疆更是怀着深厚的感情，把它看做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先后15次进疆考察和帮助工作。去年6月17日，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以身殉职。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有关部队、机关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对彭加木同志的遗体，曾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寻找，但未获结果。根据寻找的情况判明，彭加木是在给考察队找水过程中，体力不支，迷路昏倒，被狂风吹动的流沙所淹没，以致遗体未能暴露地面。彭加木治丧委员会已组成，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为主任委员。追悼会将于本月十九日在上海举行。
1981年11月，在彭加木失踪处——库木库都克，立起了一块纪念碑，上书“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七日，彭加木同志在此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考察队立，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
2000年6月16日，在彭加木失踪20周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纪念彭加木烈士殉职二十周年大会”。彭加木烈士夫人夏叔芳、生前好友、同事以及中国科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出席了大会。会后，举行了彭加木烈士塑像揭幕仪式，组织参观了彭加木同志生平事迹展。
◆青年探险家献身“神秘之地”
1996年6月18日，45岁的青年探险家余纯顺献身罗布泊的消息传出，使人们又一次记起了在那里失踪的彭加木。
余纯顺，1951年12月出生于上海。他下过乡，当过工人，后来通过自学，取得了大学文凭。从1988年7月1日起，余纯顺开始了徒步走遍全中国的艰难历程，成为一位“当代徐霞客”。他一边徒步旅行，一边每天记下文学性日记——《壮士中华行》。到1996年6月遇难前，他行程85000里，到过23个省市，写下四百多万字日记。
余纯顺原计划在1996年10月孤身徒步横穿罗布泊。当地传说，六月份是不能穿越罗布泊的，因为六月份风沙很大，天气炎热。他闻言，偏要在六月穿越罗布泊。
1996年5月21日，余纯顺到达新疆库尔勒市，准备穿越罗布泊。上海电视台的摄制组随他一起前往罗布泊。6月11日上午八时半，上海电视台摄制组拍摄了余纯顺出发的镜头：余纯顺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茫茫无际的罗布泊。
摄制组驱车前往到前进桥，在那里迎候穿越罗布泊的壮士余纯顺。预计余纯顺步行三天，可以穿越罗布泊。但是，6月13日，罗布泊刮起了八级大风，而大风又卷起漫天黄沙。地表温度高达60℃！上海电视台摄制组在三天后，没有见到余纯顺。
6月14日，摄制组分三路寻找余纯顺，没有找到。
6月17日，一架直升机从新疆乌鲁木齐飞至罗布泊上空，进行搜索，没有结果。
6月18日上午八时，这架直升机再度飞往罗布泊上空。
十时二十分，直升机终于在一座水和丘背面，发现一个蓝色的帐篷。
直升机降落在帐篷附近。帐篷里毫无反应。人们急切地奔向帐篷。在帐篷里，发现了壮士余纯顺的遗体！
余纯顺牺牲于罗布泊的消息传出，人们都为他惋惜万分。
人们在悼念余纯顺的时候，不由得记起整整16年前，也是在6月，而且是在6月17日，上海着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
这些年来，关于彭加木的回忆、纪念文章，也不时出现在报刊上。
1999年6月初，我在上海书摊上见到一本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五个大字：“彭加木之谜”。我当即买了一本。这是《今日文摘》杂志刚刚出版的增刊。刊头语中说，本期收录“着名作家叶永烈的追访实录”——其实，我在买到这本杂志之前，毫无所知。他们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之前，便在这期杂志上转载了我1980年所写的《彭加木：“文化大革命”中的坎坷历程》和《有关彭加木失踪的几种奇异传闻》。其实，这两篇文章均转载自我关于彭加木的长篇传记，而标题是他们另拟的。
这期杂志称我是“随队搜索记者”——其实，我当时的身份并不是记者，而是特约作家。最有意思的是，这期杂志发表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侦察员李明的日记及回忆，第一段的小标题便是“被叶永烈‘跟踪’”：
1980年7月3日下午，李明正在基地训练警犬“小熊”，忽接公安部急电，命他带上“小熊”速赴上海，准备前往新疆执行寻找彭加木的任务。
彭加木曾是上海科技界的劳模。十多年来，他每年都在秋季去新疆进行为期两个月左右的考察（引者注：“十多年来”不准确）。1980年，他将考察期改在夏季，而不幸恰恰就此发生。6月17日，他在罗布泊不慎失踪。
李明带着警犬“小熊”启程了，专车直接送他们登上飞机。目的地：乌鲁木齐。
在李明前面的座位上，有位旅客，他留着小平头，戴副眼镜。
李明问：“你出差？”
他郑重又幽默地说：“跟踪你们！”
“什么？跟踪我们？”李明以为他开玩笑。
“那你是？”李明问。
“叶永烈。”
叶永烈告诉李明，他是去跟踪采访的……
我是在1980年7月4日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当时，由于南京没有直飞乌018鲁木齐的航班，所以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侦察员李明赶到上海乘飞机，正好与我同一航班。
根据我当时的采访笔记记载，与我同机飞往乌鲁木齐、参加搜索彭加木的公安人员共9人，警犬6只，其中南京两只，山东一只，上海三只。
2006年4月13日，新华社关于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新闻，在全国掀起“彭加木旋风”。读着方方面面的报道，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忽然被打开，我仿佛又回到26年前在新疆罗布泊度过的难忘的日子……
◆彭加木失踪新闻发布内幕
那一天，永远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那是1980年6月24日，热不可耐的一天。太阳刚刚露出地面，就用火一般的舌头舐着上海城。我用汗湿的手，拧开收音机的开关。突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着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
这篇报道是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写的，全文如下：
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3日电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报道：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新疆的一次科学考察中失踪，已经第七天没有音讯。
彭加木于5月初率领一支20多人的科学考察队考察罗布泊。考察队的大本营设在新疆农垦总局米兰农场。据初步了解，彭加木失踪的经过是：前不久他带领四名考察队员，乘坐由两名司机驾驶的两辆汽车，离开米兰出发工作，原计划绕行罗布泊一周返回米兰，结束考察。6月17日凌晨，大本营的留守人员从无线电中突然收到他们发来的求救讯号，报告他们已迷失方向，汽车断油，人断饮水。留守人员将这一情况急电告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部队请求救援。18日上午，乌鲁木齐部队派出两架飞机前往罗布泊地区寻找营救，其中一架在库木库都克附近找到了6个人，向他们空投了饮水和食物、汽油等物资。后来通过无线电话得知，这6个人就是彭加木带领的四名考察队员和两名司机。彭加木于17日上午10时出去找水，曾给他们留下一张纸条，写着：“我离此去东找水”，但一直未返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对彭加木同志的安全极为关心。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已于18日派副院长陈善明带领一部分人员赶往出事地点。从19日到今天，乌鲁木齐部队和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又派出十多架飞机和一支地面部队到罗布泊地区寻找，但到23日上午记者发电时止，还没有发现彭加木的下落。
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侧耳谛听着从收音机中吐出的每一个字。我的心飞向千里之外的大漠之中。
这是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篇报道。正是这篇报道，使刚刚失踪不久的彭加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后来，我在前往马兰核基地采访的时候，结识了赵全章。当时，我住在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底楼，赵全章就住在我隔壁的房间。
1980年7月13日，在库木库都克的搜索队帐篷里，我对赵全章进行了采访。
据赵全章告诉我，他当时是在乌鲁木齐机场送客的时候，无意之中得知彭加木失踪的消息。他经过采访、证实之后，发表了《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这一新闻。
赵全章告诉我，那是1980年6月20上午10时许，他到乌鲁木齐机场送新疆八一农学院副教授张新时出国。送走张新时之后，在上汽车回去的时候，新疆八一农学院副教授徐鹏告诉他，刚才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哈林匆匆赶到机场，他无意中听见，哈林告诉即将登机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领导一个出乎意外的消息：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这一消息，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
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赵全章在归途中，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他在值班室询问了情况，得知事情的经过：曾奇迹般地战胜癌症而闻名全国的生物化学家彭加木所率领的十人科学考察队，在完成对罗布泊南部洼地的考察后，经过六天的跋涉，于6月16日抵达疏勒河古道南侧的库木库都克。宿营后检查水箱油罐，发现所剩的水只够维持三天的生活，便于当晚急电某基地请求支援。6月17日午间，基地复电：18日送水，请原地待命。队员们准备向彭加木报告，发现彭加木不见了。只见在他经常休息的吉普车驾驶室里留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写道：“我往东去找水井。彭17/610：30。”大家赶紧致电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领导，同时出动三部吉普车分头寻找，但直到天黑也不见彭先生的踪影。
赵全章还查阅了值班日记，证实了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
赵全章告诉我，他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出来，乘坐公共汽车回到新华社新疆分社，当即写了新闻稿交给采编组。根据分社领导意见，改了一稿，便传真到北京新华社总社。这篇新闻稿，最初是作为内参。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这篇新闻稿中谈及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只有一两架飞机，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
翌日——6月21日，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这一新闻，说：“发公开稿！”
总社立即把社长穆青的意见转告新华社新疆分社。于是，赵全章又赶到新疆军区采访，查阅了科学考察队从罗布泊库木库都克发给军区的电报。回到新华社新疆分社之后，赵全章把新闻稿作了修改，改成公开发表用的稿子。新华社新疆分社立即把新闻稿发给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请他们审阅。
赵全章告诉我，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不同意马上公开发表彭加木失踪的新闻。6月22日上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把彭加木失踪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通报，并希望做好彭加木家属的工作。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领导立即赶去看望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向她“吹风”。
主管科技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向来关注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他对新华社的内参作了批示，要求千方百计寻找彭加木。
当天晚上，新华社总社向新华社新疆分社催问彭加木失踪新闻稿的修改情况。
6月23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第673期上，作了批示。我后来在新疆“720”基地值班室值班记录上抄录了华国锋的批示，全文如下：
方毅、李昌同志：
彭加木同志失踪，尚未找到，他们要求中央下令派出飞机飞行十五架次。此事请和新疆取得联系，并和总参、空军研究如何派出飞机配合地面搜找。
华国锋
6月23日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根据华国锋的批示，要求加强对彭加木的搜索工作，调动更多的飞机和地面部队进行搜索，一定要找到失踪的科学家彭加木。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得知华国锋的批示，立即表示同意发布彭加木失踪的新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也同意发布彭加木失踪的新闻。这样，在23日晚，新华社新疆分社发出了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电讯。
6月24日，全国许多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新疆分社关于彭加木在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失踪的新闻。
消息传出，全国关心。
由于华国锋和方毅的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出动飞机参加搜索，新疆驻军以及公安部都派出了搜索队，在罗布泊进行大规模的搜索。
就在新华社新疆分社第一次报道彭加木失踪的翌日，继续发表了《党中央关切彭加木的安全》的报道，原文如下：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4日电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失踪后，党中央和有关方面极为关怀。现在搜寻进入第8天，仍无下落。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对彭加木的安全极为关切。6月23日，他就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配合搜寻做了具体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多次询问彭加木同志的情况，具体过问寻找工作。
6月17日考察队迷途和彭加木失踪后，罗布泊地区附近的驻军迅速投入搜寻、援救工作。17日当天，附近驻军参谋长朱平即到达沙漠前沿，指挥援救工作。他们还派出领导干部率领部队向出事地点进发。驻疆空军部队连续出动飞机搜寻，对遇险人员空投了饮水、汽油、食物。现在除彭加木一人失踪仍然没有着落以外，其他六人安然无恙。
同日，新华社新疆分社又发出电讯《彭加木失踪前已率队穿越罗布泊》，全文如下：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5日电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报道：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失踪前，已和他率领的考察队穿越罗布泊的湖盆。这是历史上科研人员第一次穿越湖盆。
有些中外学者过去也曾试图穿越罗布泊的湖盆，但都因道路艰难未能实现。彭加木带领的科学考察队最近从北到南，行程七十多公里，成功地穿越了湖盆。
彭加木率领的考察队，队员中包括化学、地理、地貌、水文地质、生物、土壤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最近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考察队采集到的矿物资源标本和对这里自然条件的普查，将有助于揭开这个人迹罕至的地区的自然之谜，为开发利用这里的矿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在这以前，彭加木已先后两次进入罗布泊地区考察。1964年，他和几个科学工作者环罗布泊一周，采集到了水样和矿物标本，对当时流入罗布泊洼地的三条主要河流（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河水的钾含量做了初步研究。根据气象和河流携带钾元素情况估算，罗布泊每年可以集聚数十万吨的钾，可能还有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是块“宝地”。1979年，他又进入罗布泊地区踏勘，为今年五月份第三次进入罗布泊地区做了充分准备。
彭加木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专攻农业化学。1956年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工作时，不畏艰苦，要求来新疆参加资源考察工作，在植物病毒和新疆资源分布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十年动乱中，他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但仍然关怀着边疆地区的科研事业。1977年后，他每年都来新疆工作。1979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在上海、新疆两地担任科研任务。
这天，新华社新疆分社还发出一篇电讯《彭加木失踪九天仍无音讯》：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5日电着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考察失踪已经九天，各方面加紧搜寻，仍然未见踪迹。
连日来，驻疆空军部队派出的飞机频繁起落来往于库木库都克出事地点和考察队大本营之间，一边紧张搜寻，一边运送物资、人员，传递消息。空军还专门派出两架飞机，在大本营待命，随时执行救助任务。罗布泊地区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派出的地面部队28人，冒着酷热，艰难地穿越了沙丘密布、流沙起伏的几百公里沙漠，于今天下午到达遇险地点。6月23日由直升机送到库木库都克附近驻军的一名干部和五名战士，正在和同彭加木一起遇险、仍坚持在原地的六名同志紧密配合，继续搜寻彭加木，但仍然没有发现彭加木的踪迹。
新华社是中国权威性的通讯社。全国各报都纷纷刊登新华社新疆分社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电讯。由于新华社新疆分社接连报道搜索彭加木的动态，一时间，罗布泊成为中国的新闻焦点。
◆我紧急受命飞赴新疆
当时正在上海的我，虽然忙于写作，但是一直关注着彭加木的命运，每天从报纸上阅读来自罗布泊的新闻。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关心上海科学家的动向是理所当然的。
1980年6月2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报道《上海科技界十分关心彭加木安全》：
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加木同志在罗布泊地区考察时失踪的消息传出后，上海科技界的同志都十分关心他的安全。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生化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领导同志，根据市委指示，看望了彭加木同志的爱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夏叔芳同志。她对党和同志们对彭加木的无比关切，深表感谢。
彭加木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科学研究事业，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植物病毒学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今年四月中旬，彭加木刚从海南岛归来，五月初又风尘仆仆地赶往新疆，率领科研人员对罗布泊地区进行综合考察。不少科研人员表示：“彭加木同志不怕艰苦，不计报酬，一心一意搞科研，乐为四化作贡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980年6月30日，我从上海《文汇报》上读到关于搜索彭加木的最新消息《寻找彭加木的部队发现线索》：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9日电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报道：参加指挥营救着名科学家彭加木的罗布泊附近驻军参谋长朱平对记者说，寻找彭加木的部队在离出事地点库木库都克以东十五公里处，发现了地上有人坐的印子和一双脚印，旁边有一张糖纸。
朱平说，这个情况表明，彭加木有可能在此休息过。彭加木17日上午离开库木库都克时曾留下纸条说他“去东找水”。如果他在此处休息过，那就表明他确是往东走的。
朱平说，从考察队员那里得知，彭加木临走时，带有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一袋饼干，两架照相机，还有毛衣和自卫用的匕首。
朱平认为，以彭加木的体质、经验和意志，是有可能在两天内走出那一带45公里的戈壁沙漠，到达有水草的疏勒河故道的。他说，故道那里有能食用的野生动植物。
目前，部队派出的人员正在上述地带加紧寻找。
就在这一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女编辑曹香秾突然来到我家。她曾经与我有过许多交往。这次来访，她告诉我，自从新华社发表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以来，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高度关注上海着名科学彭加木的命运。尽管彭加木生死未卜，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都认为应该为他出版一本书，而社领导在物色作者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你！
曹香秾郑重其事地说，她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聘请我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特约作者，并在最短的时间里飞赴新疆，赶往罗布泊采访。
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采访任务。
那时候，采访要凭介绍信。我前往上海人民出版社，开了许多张采访介绍信。
买飞机票则凭单位介绍信，而且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也不是每天都有。我一边开始办理购买机票的手续，一边赶往上海《解放日报》社。我知道，上海《解放日报》社的资料室里，有“人头档案”——即把重要的、着名的人物，按人剪贴剪报。这些剪报本原本只是供报纸记者内部使用。由于我跟《解放日报》社熟悉，就去资料室查阅，果真查到一大本关于彭加木的报道剪报集。这样，使我在前往新疆采访之前，对于彭加木的情况，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我赶到《文汇报》，从摄影记者臧志成那里查阅他拍摄的诸多彭加木照片。
我来到彭加木所在单位——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得到宣传科朱克华、李建平以及施建平的帮助，使我知道写作彭加木传记需要采访哪些人。
终于，我买到了最近的一班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机票——7月4日起飞。
在离开上海的前夕，7月3日，我前往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采访了植物病毒研究组副组长、彭加木的助手陈作义。他与彭加木共事多年，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向我介绍了彭加木的人生历程，使我对彭加木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