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作义给我看了彭加木在失踪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我们在5月3日出发到南疆考察，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一个七人的探路小分队带上四大桶水、两大桶汽油、一顶帐篷、粮食、炊具等物，自北往南纵穿罗布泊湖底。
进入湖区的第三天，遇到盐碱皮（盐壳），汽车轮胎被锋利的盐晶块“啃”去一小块一小块的，无法继续前进。而所带的油、水又已消耗不少，只得原路返回。
在山里常常找不到路，在湖里则是一望无边，没有一个定位前进的目标。这两天正在准备，再度进入湖区，纵贯罗布泊，希望到达阿尔金山。打算后天出发。我们将在六月底前结束这一阶段的考察工作。信是请人带到有居民点的地方发出的。
彭加木
1980年5月28日于罗布泊西北部山前的一个营地
◆关键时刻我求助钱学森
7月4日，我登上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前往采访彭加木事迹以及搜寻情况。
飞机是在早上七时一刻飞离上海虹桥机场的。记得，飞机上有好几位公安局的侦察员，李明便是其中一位。除了来自南京的侦察员之外，还有上海市和山东省烟台公安局的侦察员。他们所带的警犬，装在铁笼里，作为“特殊行李”托运……当时，济南和南京没有直飞乌鲁木齐的航班，所以他们都来上海，搭乘飞往乌鲁木齐的“三叉戟”客机。
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吴金泉告诉我，所带的三条警犬，分别叫“昆明”、“祖国”、“洋泾”。他带的是“昆明”，周路生带的是“祖国”，侯奎武带的是“洋泾”。上海公安人员的领队是上海市公安局周永良处长。另外，还有一位上海的痕迹专家程链明同往。
吴金泉向我说起了他的爱犬“昆明”，还是电影明星呢，曾经在电影《蓝光闪过以后》、《一个美国飞行员》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另外，南京市公安局的李明带着警犬“小熊”、于亮明带着警犬“小虎”；烟台市公安局的张杰带着警犬“板凳”。
警犬作为“行李”托运，每公斤三元。这些警犬均为狼狗，又高又大，加上铁笼又很重，所以六条警犬光是运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飞机中途在甘肃兰州降落。休息、加油之后，重新起飞。在休息时，侦察员们连忙进入行李舱，给警犬喂食，生怕饿了它们。
我采访了侦察员。据他们告诉我，警犬每天要吃一斤牛肉。经过训练的警犬，只吃主人给的食物，不吃陌生人给的食品。
侦察员还说，这次奉命前往罗布泊，是因为彭加木失踪时，走过一段坚硬的地表，没有留下脚印，无法沿着他的脚印继续进行搜寻，这就需要警犬来搜索。不过，他们担心的是，罗布泊气温很高，而警犬不会出汗，只靠张大嘴和吐舌头散热，在高温下难以工作。
我问：“警犬能够忍耐的最高气温是多少度？”
侦察员回答说：“只能在38℃以下工作。气温高了，警犬不仅自身难以忍受，而且嗅觉也失灵，无法工作。”
经过漫长的飞行，机翼下出现天山山麓耀目的冰峰——博格达峰。机舱里响起空中小姐的播音声，乌鲁木齐就要到了。
从空中看乌鲁木齐，一片郁郁葱葱。当地朋友告诉我，“乌鲁木齐”的蒙古语原意就是“优美的牧场”。哦，怪不得绿草如茵，绿树成林。
当天下午二时十分，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
一出机舱，我就发觉乌鲁木齐比兰州热多了。根据我当时采访笔记上的记录，兰州机场的气温是16℃，而乌鲁木齐机场的气温则达31℃。
乌鲁木齐的时间实际上比北京晚两个小时，所以乌鲁木齐机关的上下班时间颇为奇特：上午九时半上班，中午一时半下班；经过两个半小时午休之后，下午四时上班，晚上八时下班。
我所住的昆仑宾馆俗称“八楼”。乌鲁木齐地下多沙，房子不能造得太高，一般都是两三层。昆仑宾馆却高达八层，在那里算是“羊群里的骆驼”，所以“八楼”这一名声十分响亮。
乌鲁木齐常年晴空万里，天空瓦蓝瓦蓝的，偶尔见到几小朵棉花般的白云。在金色的阳光下，喷水池那乳白色的水雾中，闪现一条美丽的彩虹，颜色鲜艳极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任何画家的生花彩笔，都无法勾摹出如此艳丽夺目的人间仙虹！
时值盛暑，阳光火辣辣地照在我的脸上，我感到有点热，弯下腰来，双手伸进水池，想捧起一把清水擦擦脸。出人意料的是，那水冰冷冰冷的，寒气入骨。擦在脸上，凉爽极了。我弄不明白喷泉水为什么这般清凉。一位戴着小花帽的维族老大爷看出我那迷惑的神态，向远处一指，哦，青灰色的天山巍然耸立，高高的山尖上戴着一顶顶白皑皑的雪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原来，从喷泉里喷出来的，是溶化了的雪水，怪不得那样清澈、凉爽。当地朋友告诉我，乌鲁木齐有苍蝇，但是没有蚊子，因为蚊子的幼虫无法在冰凉的雪水里生活。
乌鲁木齐市区，横亘着清澈的乌鲁木河。那水蓝得像宝石。我站在河边，清风徐徐，我把手伸进河水，捧起一把，擦了擦脸，仿佛擦了一脸清凉油。原来那淙淙河水也是雪水。这雪水滋润了两岸，哺育了牛羊。湛蓝的水淌进黄色的沙漠，这才出现了绿洲——诚如画家把蓝、黄颜料相混合，才得到绿色。
我住进昆仑宾馆。开窗便见到远处的山，山顶闪耀着积雪那白色的光芒。
在昆仑宾馆，我遇到许多赶来报道搜寻彭加木情况的记者，光是从上海赶来的，就有《文汇报》记者张德宝，《解放日报》记者贾宝良，《青年报》记者钱维华，《上海科技报》记者郁群。他们有的比我早来好多天，却全被“堵”在乌鲁木齐，无法前往罗布泊。据告，只有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获准前往罗布泊。
不去罗布泊，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罗布泊！
记者们告诉我内中的原因：罗布泊已经干涸，成了一片盐碱荒滩，本来谁都可以去。然而，罗布泊附近，却有一个代号叫“21基地”的军事要地，是必经之处。没有办理特殊的通行手续，是无法进入“21基地”这个神秘地方，当然也就无法进入罗布泊。
这个“21基地”，原本属于高度军事机密。然而，在中国停止核试验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解密。从2005年4月10日起，那里敞开了大门，被确定为中国100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各地游客纷纷前去参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发的原址。
这时，人们才知道，所谓“21基地”，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核基地。
1964年10月，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罗布泊上空升起了硕大无比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这一消息使中国人民欣喜万分，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来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里当然成为外人禁入的地区。
“21基地”所在地，叫做马兰。尽管在当时马兰由于驻扎诸多部队以及许多科研机构，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但是由于涉及国防机密，所以在新疆地图上是查不到马兰的。
前往罗布泊，途径中国的核基地马兰，必须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记者和作家。这一手续，要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有人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立即通过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与新疆军区马申参谋长联系。我请马申参谋长致电北京国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柳鸣。
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这一工作。
稍后，柳鸣电话通知新疆军区，经请示钱学森，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马申参谋长接到柳鸣的电话之后，报告了新疆军区萧司令、谭政委。
马申参谋长致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告知：“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应当说，国防科委和新疆有关部门当时的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
我获准进入罗布泊，是我能够完成这次采访任务的关键性一步。倘若我不能进入核基地、进入罗布泊，待在乌鲁木齐，是无法掌握大量的追寻彭加木的第一手资讯。因为我担负的任务不是发短小的新闻稿，而是写作关于彭加木一生的纪实长篇，倘若不进入搜索现场，不进行深入的采访，是难以完成的。
其实，我能够获准进入核基地，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我获准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中国载人航天基地同样属于国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从北京来到上海，通过国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曾任聂荣臻元帅秘书）柳鸣约见我，谈了一个晚上。由于钱学森的批准，我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之后，于1979年4月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来到新疆追寻彭加木，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手续的时候，一年多以前所办理的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手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能够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进入绝密的核基地。柳鸣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在请示钱学森之后，迅速通知新疆军区，给我开启了绿灯。
我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相关手续的时候，还采访了新疆军区副政委康立泽，他告诉我从各地调集公安人员前往罗布泊侦察的情况。
在接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的电话通知之后，我马上作好前往罗布泊的准备。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只住了一天，就要向罗布泊进发——那些被“堵”在乌鲁木齐的记者们知道了，都非常吃惊，不知我有何“法宝”！他们委托我，到了现场之后，每天打电话给他们，报告动态，便于他们发稿。这么一来，我成了他们的“第一线记者”！
我到达乌鲁木齐的翌日，即1980年7月5日上午，新疆军区副政委康立泽在我的中学同学、当时担任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的邵强（后来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陪同下，前来昆仑宾馆看我。康立泽副政委通知我，有一辆越野军车要出发，送我前往马兰。
我给司机打电话，询问何时出发。
电话里传来司机的声音：“白天不开车！”
奇怪，大白天不开车？我只得在宾馆闷等着。嚯，这里的太阳的火舌比上海更长，仿佛从窗口伸了进来，把屋里的桌、椅、床、柜都烤炙得滚烫。
7月5日下午，我抓住空隙之机，前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进行采访，采访了在彭加木失踪时，与彭加木同在一个科学考察队的马仁文（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以及汽车司机等，使我对彭加木失踪前后的情况有了第一手的详细了解。
马仁文瘦瘦的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知识分子样子。他很细心，还在我的采访笔记本上画了彭加木外出找水井前的帐篷示意图，标出十个人在帐篷中睡的床位，以及帐篷附近三辆汽车的位置，使我对彭加木出走时的情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这张示意图成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因为事隔多年之后，当事人恐怕很难回忆起在帐篷里谁睡在哪个床位了。
◆连夜赶往大漠深处的核基地
直到晚上八点半，一辆草绿色的越野车，才来到我下榻的昆仑宾馆门口。司机是个二十五六岁的战士，矮墩墩，黑黝黝，冲我一笑，却不吭声。乘客只我一个。这时，在上海该是明月当空了，而这里的天依旧碧蓝，太阳还在施展它的余威。
司机穿着一身“的确良”绿军装。太热，他捋起袖子。手臂上满是油泥。
“白天睡够了吗？”我问道。
“没睡。”
“睡不着？”
“没工夫。”
“没工夫？夜里开车，白天休息？”
“连里的一辆车坏了，修！”
他只说了一个“修”字，就没有往下说了。
我明白，他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也就没有问下去。他手臂上的油泥，正是他修车留下的标志。
车子驶出乌鲁木齐，黄色便吞噬了绿色。举目四望，一片黄沙。
罗布泊在乌鲁木齐东南方向，然而车子却沿南疆公路向西南方向的库尔勒前进。这是因为在乌鲁木齐东南是一大片沙漠，没有公路，无法通过。马兰在离库尔勒不远的地方。我在到达马兰之后，再从那里前往罗布泊。
虽然是晚上八点半，新疆的天空依旧一片碧蓝，太阳灼热地照着。那里开长途的汽车司机大都喜欢夜间行车，因为白天实在太热——那时候，车子里没有安装空调器。
汽车在柏油马路上飞驶，我经常看到路面上的柏油被晒化了，汽车的车轮上
沾满乌亮的柏油。公路两侧，高高的白杨夹道而立。
汽车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坡上，长着一丛丛红柳。
深夜十一点，天才渐渐黑下来，稍稍凉爽了一些。我舒了一口气。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将近午夜时分，车里变得滚烫滚烫——一股火辣辣的热风从车窗外扑了进来。在凌晨一点左右，我感到越来越热。我把手伸到车外，迎面吹来的风是热乎乎的，仿佛有一股巨大的热浪不断扑来。我用手摸摸，汽车表面烫手。我的嘴唇皮发硬，不得不时时用舌头舐着。
“怎么这样热？”
“前面就是火炉——吐鲁番！”
我和他都热得透不过气来，汗水不停地涌出，全身在出汗，但奇怪的是衣衫却始终不沾身——刚一出汗，就被干旱的热风吹干了。
司机告诉我，汽车正经过吐鲁番附近。那热浪，来自大名鼎鼎的“火洲”——吐鲁番。在7月份，吐鲁番的最高气温可达48℃，月平均温度为23℃。吐鲁番是全国海拔最低的盆地。据说，《西游记》里的“火焰山”，便在吐鲁番。
中途，我们在路旁的一间小店略微休息了一下。这家小店既是旅馆，又是饭店、茶馆，工作人员总共才五六个。我看到旅客们都睡在屋外的地铺上，不停地着扇子。这里的夜宵是用羊油、羊肉作佐料的“揪面片”——用手把面片揪入汤中，烧滚即可食。我不习惯羊膻味，对“揪面片”不敢问津。我感到嗓子冒烟，喝了点茶，这才觉得舒畅了，仿佛久旱的禾苗得到了甘霖。
过了吐鲁番，才渐渐凉快了一点。
越野车在通往南疆的公路上飞驶。从挡风玻璃望出去，四周黑得像锅底。没有一丝灯光，不见一个人影。偶尔从对面驶来一辆车，明晃晃的车灯像闪电般一扫而过。
汽车在颠簸着。发动机发出单调的轰鸣声。我渐渐打起瞌睡来。每当汽车猛然一颠的时候，我睁开眼皮，朦胧中总是看见那绿衣战士目视正前方，手把方向盘，正襟危坐着。
我竟睡着了。
当我醒来，天已放亮。一瞧手表，快6点了。我看了看司机，他依旧端坐着，双眼射出明亮的光芒。他已经一连开了9个多小时了，还是那样精神抖擞。
我感到嘴唇干硬，伸出舌头舐了一下，马上被他从反光镜中看见。他从坐椅下拿出绿色的军用水壶，递给我：“累了吧！喝点水，醒醒！”
开车的人，反而问坐车的人“累了吧”，这使我很过意不去。唉，可惜我不会开车。不然，我应当跟他换一下，让他休息。
我朝车外望去，景色在变：公路两侧，满目黄沙！没有绿树，也不见小草。
“进罗布泊啦？”
“早哩！”
他，依然正襟危坐，目视正前方。我蓦地觉得，他像一座塑像似的，神情是那般严肃。他的绿军服的背脊上，泛着白色的汗霜。他的眼皮浮肿，眼白布满血丝。
破晓，我开始看清楚公路两边的景色，发现展现在眼前的是另一幅画卷：满目黄沙，而绿色的斑斑点点则夹杂在黄沙之中。
我不认识那新奇的绿色植物。司机告诉我，那红根、红枝、红果的柳树般的植物，叫“红柳”；那一丛丛低矮的则是“骆驼刺”。这些植物特别耐旱，所以能在这缺水的地方顽强地生长。它们的根很深，从深深的地下吮吸那稀少的水分；它们的叶子变成棒状，以尽可能减少水分的蒸发。
早上7点多，正前方出现了奇迹——一大片蓊郁葱茏的绿树林！在这广袤无垠的黄色荒漠之中，唯有“落日2”，不见“孤烟直”，除了沙，还是沙，沙，沙。
如今，陡地冒出这么个“绿岛”来，顿时精神为之一爽。这沙漠绿洲，便是核基地马兰。
司机把汽车驶进林荫道，停在一排营房前。下车时我发觉他像个龙钟老者般慢手慢脚——双腿都已经麻木不灵了。他熟门熟路，领我进食堂。
司机揉了揉眼，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呵欠，坐了下来。我们一起喝着稀饭，嚼着馒头。他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扫光了盘子里的馒头。
“吃饱了，好好睡一觉。”我说。
“嗯。”他点了点头。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调度1来了，说是前面的搜索部队急需一辆车……
“我去！”司机二话没说，拿起灌足开水的军壶，走了。
我望着那泛着白霜的军衣，望着他6去的背影，不知该说什么好。没一会儿，外面响起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没一会儿，汽车6去了……
这样，我就被安排在核基地马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住了下来。
部队政治部接待人员告诉我，从乌鲁木齐到罗布泊有一千多公里，相当于上海到北京的距离。乘坐汽车到罗布泊，道路漫长而又崎岖。近日会有直升机路过这里，可以安排我乘坐直升机飞往罗布泊，比坐汽车快多了。
于是，我有机会领略这块位于沙海之中的绿洲。这儿，是绿色的世界：绿树成荫，青菜成片。一排排高高的白杨树，挺拔而整齐。
马兰原本是一片荒漠，生长着马兰花。马兰花是兰科植物，茎叶像剑麻叶，开出的花有紫色、嫩黄色。马兰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在戈壁滩上生长。这样，当把这里开辟为中国核基地时，就把基地命名为马兰。
马兰位于罗布泊的西端，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号称“天下第一州”，因为在全世界所有的州中，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面积最大。
马兰的驻军和核试验科学工作者用双手建起了一幢幢楼房，一条条马路，使马兰成为罗布泊附近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学校、医院、邮局、银行、商店，在马兰应有尽有。这里道路两侧，绿树成荫。
在那翡翠般的菜地里，我看见穿着绿军装的战士在松土、施肥。
浅蓝色的地下水从深井中喷涌而出，给沙漠带来青春活力。马兰以自己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醒目地镶嵌在大戈壁的黄色浊浪之上。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核试验的先驱们聚集在大漠深处的马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祖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成为“马兰精神”的象征。正因为这样，如今马兰成为新疆“红色旅游”的景点。马兰和西昌，一个是中国核基地，一个是中国的人造卫星基地，是中国大西北的“红色双城”。
◆在马兰与彭加木夫人长谈
7月6日清晨，我刚刚住进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就得知彭加木的夫人、儿子、女儿以及许多相关人物，都住在这里！
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和儿子、女儿，是在6月27日，从上海来到乌鲁木齐。彭加木失踪的消息传开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涌向乌鲁木齐。为了避开众多的记者，正处于牵挂、焦急、沉痛之中的彭加木亲属被送到了马兰基地第一招待所。由于进入马兰核基地必须办理严格的报审手续，记者们无法来到此地。真是天赐良机，“一网打尽”！在马兰核基地，除了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赵全章之外，我成了唯一的采访者！这里是那样的安静，我可以进行一系列采访。
当时，我住在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间。隔壁的6号房住着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再过去，7号房便住着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女儿彭荔，而8号房则住着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我与彭加木亲属不仅同住一层楼，而且在同一个食堂吃饭。
7月6日上午，我不顾一夜没有休息，采访了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夏镇澳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出生于1923年，当时已经57岁。他向我介绍了彭加木的情况以及夏家的背景。
夏家是一个大家庭。祖父生活在绍兴。他和夏叔芳的父亲叫夏仁斋，排行老四。夏仁斋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夏仁斋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电政司的科长。后来到南京金陵大学做行政工作，然后到上海电信总局工作。在解放初病逝。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大学是名牌大学。夏叔芳和彭加木是中央大学同班同学，而他当时也在中央大学上学，比他们高一年级。
接着，我采访了彭加木的儿子彭海。
彭海当时28岁，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吉林农场插队九年，担任过生产队队长。后来考入吉林农业大学农化系。
听父亲说，在中央大学上学的时候，母亲夏叔芳的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名，便是第二名。就读书而言，女生比男生好，是大学中常有的现象。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论工作能力，则是父亲胜过母亲。
父亲喜欢旅行。父亲曾经带他到浙江镇海观钱塘江潮。也曾经带他去过苏州。
那时候，父亲有一辆自行车，是辆“老坦克”，很结实、很重，母亲则有一辆凤凰牌女自行车。父亲、母亲在星期天喜欢骑自行车出去。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空闲时仍喜欢骑自行车出去，借此锻炼身体。
平时在家中，父亲总是很早就起床，要么跑步，要么跳绳，进行早锻炼。早饭也往往是父亲做的。每天晚上，父亲总是工作到很晚才睡。
家里最艰难的日子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遭到批斗，母亲则进了“抗大学习班”。上海造反派的头头戴立清带着一批人闯进我家，进行大抄家，连地板都挖了开来，查看地板下面有没有藏匿着什么东西。
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上海插队落户到东北四平地区。那时候，他给家中写信，一般是母亲写回信。
他非常敬重父亲献身边疆、献身科学的革命精神。受父亲的影响，1976年12月，他在吉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次，父亲在罗布泊考察中失踪，他日夜想念着父亲，期望着奇迹能够出现——父亲回到考察队，回到亲人中间。
在吃中饭的时候，我在餐厅遇见了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以及女儿彭荔。我知道夏叔芳此时此刻正处于悲伤之中。我尝试着向她提出采访要求。大约是夏镇澳和彭海已经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出乎我的意料，她同意接受我的采访。
由于她就住在我楼上的房间，采访非常方便，所以在马兰的那些日子里，我得以多次采访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以及儿子彭海、女儿彭荔。
彭加木的彭荔，当时25岁，共青团员。她中学毕业以后，在工厂当过几年工人，后来考入上海化工学校化工机械系。
夏叔芳比彭加木大一岁，当时56岁。夏叔芳是彭加木的大学同学。她从彭加木的青少年时代谈起，谈在大学里如何认识，她和彭加木的恋爱、婚姻、家庭……
夏叔芳告诉我，在1980年6月22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领导来看望她，只是透露了一点点风声，但是没有说彭加木失踪。直到6月24日上海报纸发表了新华社新疆分社的报道，她这才第一次得知丈夫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顿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与关切之中。
夏叔芳于2003年5月10日病逝。在她去世之后，2003年6月《植物生理学通讯》第39卷第3期曾发表施教耐、沈允钢两位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的《深切怀念夏叔芳同志》一文，详细介绍了她的生平，全文如下：
2003年5月10日，一生从事植物生物化学研究的夏叔芳同志因病不幸逝世，我们深感悲痛。
夏叔芳同志，1924年11月8日生，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化系，先后在山东大学医学院生理生化科、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1950年8月调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
植物生理研究室任助理员。该室于1953年独立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她是该所建立时就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之一。她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于1988年11月退休。后来，由于她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央大学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秘密外围组织，1991年改为离休。
夏叔芳同志在四十余年的科教生涯中，在植物生物化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1950-1952年，跟随汤玉玮先生从事植物激素的研究，1953年转到汤佩松、殷宏章先生领导的生化组工作，调研大豆和小麦籽粒品质的改良。分析过早稻早割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从事过小麦叶片中硝酸盐还原作用的研究。另外，她还与别人合作翻译了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的《在植物生活和苏联农业中的氮素》（俄文）和希尔等着的《光合作用》（英文）两书。
1960-1962年，她服从工作需要，积极参加华南橡胶的发展工作，研究橡胶树产胶、排胶生理规律和生化分析，并协助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建立有关的实验室。
1963年回所后，参加物质转化组工作，从事水稻和小麦籽粒成熟期间呼吸代谢、糖转化和各部位籽粒干物质积累规律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
1965-1977年期间，她参加纤维素酶应用研究的工作，先后集体获得上海市1977年重大科技成果奖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6-1977年，她到环境保护组工作，调研石油化工厂排出的乙烯对作物和树木的影响，并研究了乙烯对不同植物的生理效应。
1979年后，她转入光合作用研究室光合碳代谢组，从事光合产物转化与利用的探讨，对稻麦叶片和籽粒成熟过程中淀粉和蔗糖的合成与转化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包括：叶片中光合产物输出的抑制与淀粉和蔗糖的积累、玉米叶片中淀粉和蔗糖的昼夜变化与光合产物的输出、玉米叶肉细胞和维管束鞘细胞中光合产物的分析、无机磷对叶片中淀粉和蔗糖积累的影响、大豆叶片中蔗糖酶的分离纯化及其特性、大豆叶片中淀粉酶的特性、大豆叶片中淀粉的降解和淀粉解酶、水稻叶片中蔗糖磷酸合成酶的一些特性、水稻叶片的蔗糖合成酶、菠菜叶片中蔗糖磷酸合成酶的纯化、菠菜叶片中蔗糖磷酸合成酶的调节、红豆草和苜蓿根瘤固氮活性试验、红豆草和苜蓿根瘤菌的分离与回接、红豆草和苜蓿的光合效率比较研究、红豆草和苜蓿的光合特性比较及其限制因素试析、红豆草和苜蓿根瘤的固氮作用、红豆草根瘤的细微结构观察等。其中关于红豆草的工作曾获得甘肃省畜牧厅1991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初，夏叔芳的爱人彭加木同志在新疆考察时遇难。噩耗传来，她虽然心碎，但很快地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她爱人的遗志，赴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积极协助他们做实验并作学术报告，为支持边疆尽力。
夏叔芳同志现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热爱祖国，积极工作，严谨治学，关心边疆科研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就住在我的隔壁房间。在7月7日，我采访了赵全章，请他谈最初怎么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的新闻以及搜索彭加木的情况。
马兰又热又干燥。我测试了一下，洗了衬衫之后，晾在阳光下，五分钟就干了——除了领子还稍稍有点未干。晾在室内，一个多小时就干了。
◆从飞机上俯瞰大沙漠
当我在马兰核基地采访彭加木夫人夏叔芳的时候，部队集结在马兰，第三次搜索彭加木开始了。7月8日，新华社新疆分社发出电讯《人民解放军分东西两路二进罗布泊寻找彭加木》：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8日电人民解放军分东西两路第二次进入罗布泊地区，继续寻找彭加木。
这次寻找行动，有两支队伍参加。东路从甘肃敦煌出发西进罗布泊洼地；西路从罗布泊地区附近部队驻地出发向东寻找。今天上午九时半，以罗布泊地区附近驻军为主组成的寻找彭加木的队伍，已经从部队驻地出发。寻找队伍临行前召开了动员会，驻地部队司令1张志善、政委胡若古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彭加木的亲属和这支队伍的同志们一一握手送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对党和政府以及人民解放军千方百计寻找彭加木，表示十分感激。
东路将于7日从敦煌启程。
新华社电讯中所说的“西路从罗布泊地区附近部队驻地出发”，这“罗布泊地区附近部队驻地”其实就是马兰核基地。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搜索彭加木行动。
7月9日，我接到部队政治部通知，明天上午有一架飞机从马兰飞往“720基地”，你可以乘坐这架飞机，先到“720基地”，再从那里乘飞机，转往彭加木的失踪地——库木库都克。
“720基地”当然是一个代号。后来，我在采访马兰基地作战处处长周夫有的时候，他道出了“720基地”这一名字的来历：当时，从马兰基地铺设电话线到这个基地，把电话拉到那里时，正好用了720根电话杆，于是便给这个新的军事基地取名“720基地”。
7月10日上午，部队政治部派车送我到基地的永红机场。
永红机场是小型的军用机场，只有一条飞机跑道。那里见不到民用机场上那种大型喷气式客机，只有螺旋桨小型飞机以及直升机。好在我曾经在东北加格达奇深入生活，那里的林场机场跟这里差不多，我乘坐过各种各样护林用的螺旋桨小飞机，尤其是多次乘坐双翼的“安-2”型飞机（又叫“运五”型飞机）。乘坐这些小飞机，噪音非常大。我一看机场上停着一架“安-2”型飞机，就向机场要了一点棉花——我知道，乘坐这种飞机必须用棉花塞住耳朵，以防那震耳欲聋的噪音。
我注意到，永红机场还停放着几架战斗机。
在永红机场乘坐飞机，不用买机票，也不用登机牌。
上午九时半，我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安-2”型飞机。机舱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汽油味。机舱很小，只能乘坐五六个乘客。坐椅非常简陋，不是通常客机上的“软座”，而是在铁架上钉着木条的“硬座”，相当于长板凳。客舱两侧各有一条这样的“长板凳”，乘客面对面坐着。
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喧嚣，飞机起飞了。
如今的喷气式大型客机的飞行高度都在一万公尺以上。我那次飞行，高度只有一千公尺左右，所以能够十分清晰地看见地面。
我是乘汽车进入马兰核基地，只见到公路两边的房屋和树木。然而，在飞机上，我却见到了核基地的全貌。我发现，马兰的街道不像北京那样方方整整，倒是像上海的街道那样有许多是斜着的。我见到一大群方形的建筑物，不像居民住房，也不像普通的厂房。我猜测，那里也许是研制核武器的实验室。我明白，国防科委对于进入马兰基地的人员，尤其是对记者严加限制，原因就在于进入这里，便可以知道许多核机密。我恪守保密纪律，在此后多年之中，从不谈及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仅以“新疆驻军某部”代替，直至完全解密之后，才把马兰核基地写入作品。
随着飞机向前飞行，马兰核基地迅速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一离开浓绿色的马兰，机翼下出现的便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我从金鱼眼般凸出的舷舱玻璃朝下俯瞰，忽然，一个碧绿的大湖出现在飞机下方。湖面平静如镜，像一块硕大无比的美玉，镶嵌在大漠之中。在戈壁滩上，难得见到这样的大湖。我大声地问同行的新疆朋友，才得知这是博斯腾湖。
博斯腾湖古称“西海”、唐谓“鱼海”，直到清代中期才定名为博斯腾湖。博斯腾是蒙古语，意即“站立”，因湖心屹立着三座小山而得名。湖东西长55公里，南北宽25公里，略呈三角形。博斯腾湖是新疆最大的湖泊，博斯腾湖位于天山东段南坡焉耆盆地东南侧最低洼处。
当飞机掠过博斯腾湖之后，往东飞行，从此便是千篇一律的库鲁克塔格黄色沙漠。沙漠上空万里无云，阳光强烈地照射着，我可以清晰地看见飞机黑色的影子在沙漠上移动。
从空中俯瞰沙漠，像一张无边无涯的砂纸，像一块无比巨大的黄色地毯，像一匹硕大无比的黄卡其布。沙漠并非一马平川，而是有着波浪般起伏的沙丘，看上去像木板上的木纹。有的沙丘相当高，相当大，仿佛一座沙山。
沙漠只有浅黄、灰黄、土黄、姜黄的区别，没有别的色彩。偶然在两座黄色小山之间的夹沟里，有一星半点的绿色。据说，下雨时，在夹沟里渗进一丁点儿水分，非常耐旱的野生植物骆驼刺或者红柳便在那里扎根。
忽然，我看见“黄卡其布”上有几块方形的绿斑。细细一瞧，哦，是越野车！奇怪的是，它们全都“抛锚”了，掀起了车头盖板。
“汽车坏啦？”我大声地问坐在身边的一位战士。
“准是‘开锅’！”
“什么‘开锅’？”
“白天在这儿开车，开一会儿，水箱里的水就会沸腾——开锅，汽车只好停下来，打开车盖。不过，沙漠里的风，也是热的！汽车开二十分钟，就得歇十分钟！如果不是任务紧急，他们用不着白天也赶路，光是夜里开车就行了。司机们说这叫‘日以继夜’……”
我听了，眼前便浮现那位司机的“塑像”。此刻，也许他正闷坐在“开锅”的越野车里！
记得，在大兴安岭上空飞行的时候，我乘坐的也是这样的小飞机，飞机波动很大，很多人都呕吐了，而在沙漠上空飞行，飞机却很平稳。这是因为森林上空气流对流大，所以飞机颠簸。在沙漠上空，气流平稳，飞机也就平稳。
我偶尔也见到几个小湖。据说这几天下过一场雨，低凹处积了一点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不过，这些小湖（其实是积水坑而已）在一两天也就蒸发了。
飞机在单调、荒芜的大漠上空飞行，仿佛一切都凝固了似的。一味是黄色，是沙漠，渐渐地使我感到“视觉疲劳”。尽管两耳塞着棉花，嘈杂的嗡嗡声使我感到“听觉疲劳”。唯一具有“动感”的是飞机落在沙漠上的影子，一直紧跟着。
螺旋桨双翼飞机的飞行速度，远不如当今的喷气式大型客机。飞了两小时，前面出现绿色。我明白，“720基地”到了。从空中俯瞰“720基地”，规模远比马兰小。
上午11时，飞机降落在“720基地”的军用小机场。
在“720基地”，我被安排住在那里的部队招待所。
我得知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先生也住在招待所，便在当天下午采访了他。陈善明是彭加木多年的老朋友。陈善明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在1958年至1960年这三年间，陈善明与彭加木共同主持中科院新疆分院的筹备和建立工作。他的谈话使我对彭加木热情支援边疆科研工作，有了具体的了解。
◆飞越罗布泊上空
在“720基地”，我得到通知，第二天有一架直升机要飞往库木库都克。这样，我在“720基地”招待所只住了一个晚上。
翌日——7月11日，我吃过早饭，就前往“720基地”军用机场，一架苏制“米-6”直升机已经停在那里。
库木库都克是一片荒漠，没有机场，所以只能乘坐直升机飞往那里。
上午八时半，直升机的巨大的螺旋桨转动起来的时候，卷起漫天黄沙。
直升机的飞行高度也只有一千米左右，透过2形的小窗，我可以清楚地观察大地：
脚下，依然是一片又一片沙漠，有的看上去像一大张平整的砂纸，有的像木纹，有的则像翻皮的皮鞋表面。
沿途没有看到一个有水的湖泊。河道倒是常可看见，但是全都干涸了，没有一滴水。
起初，绿色的斑点像大饼上的芝麻依稀可见，渐渐地越来越少，如晨星般寥寥无几。有时，脚下群山起伏，但都是光秃秃的，偶尔在两山之间的夹沟里可看到星星点点的绿斑。
飞机飞越过罗布泊上空，绿斑消失了。
据说，十多年前，这里还湖水澹澹，像块蓝宝石。如今，“泊”已名存实亡，不见半滴水，唯见白茫茫的盐碱、鱼鳞般的盐壳。罗布泊看上去是一片米灰色。在这里，寸草不生，连寥若晨星的骆驼刺也无影无踪。
飞入罗布泊的中心了，米灰色变成灰白色，“皱纹”加深，仿佛湖中心有一道道深沟似的。
机舱里变得越来越热。
由于直升机的飞行高度很低，我清晰看见罗布泊上汽车的轨迹。
罗布泊，向来被视为“神秘之地”。
罗布泊，古称“泑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中，便有记载：“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所谓：“泑”，即“水色黑也”。
在《史记》中，称之为“盐泽”，因为它是一个咸水湖，“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
在蒙古语中，称为“罗布淖尔”。“淖尔”，即蒙语“海”的意思。
罗布泊地区，地处我国广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东部，东接河西走廊西端，西至塔里木河下游，南起阿尔金山，北到库鲁克山。它在古代是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
罗布泊畔的古城楼兰，地居当时东西交通的咽喉。《史记》中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也正因为这样，罗布泊还曾被称为“楼兰海”、“牢兰海”。
清朝乾隆时的《河4纪幼略》一书中，曾对罗布泊作了这样的描述：
“罗布淖尔为西域巨泽，在西域近东偏北，合受偏众山水，共六大支。绵地五千里，经流四千五百里。其余沙碛阻隔，潜伏不见者不算。以山势揆之、回环行折，无不趋归淖尔。淖尔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冬夏不盈不缩。”
这许许多多历史记载，都说明罗布泊一直是湖泊。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来新疆时，曾经到达罗布泊畔，见湖水浩荡，进湖要坐橡皮船。
1964年，那时，罗布泊已经开始干涸，但还有湖水。
到了1972年，罗布泊完全干涸了，变成一片坚硬的盐泽。
我乘直升机至罗布泊，曾经中途降落在湖底，见到那里是一片白色的盐碱，连直升机停在上面，都不会陷下去。
罗布泊那浩荡的湖水，到哪里去了？
原来，罗布泊之水，来自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以及孔雀河和车尔臣河。自五六十年代以来，新疆兴起许多农场，纷纷截断河水。于是，原来流入罗布泊的河流，全被切断。罗布泊地区白天烈日炎炎，气温很高。罗布泊水在烈日下大量蒸发，只出不进，湖水越来越少，以至全都干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