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报》刊登天下奇闻
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大字标题和整版篇幅，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
在罗布泊失踪名科学家彭加木突在美出现
熟人见面拒绝相认
周光磊致函本报报道经过
据云，在1980年9月14日下午七时许，一个名叫周光磊的“中国留美学者”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管理留学生的工作人员戴莲如、中国赴美留学的邓质方，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的时候，竟然看见在中国失踪了的科学家——彭加木！
报道写得有鼻子有眼，就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似的。
（中报特讯）三个多月前被中共宣布在新疆罗布泊失踪的大陆有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已在美国华盛顿出现。
发现彭加木的是中国留美学者周光磊和中共在美留学生管理组之戴莲如女士以及不久前赴美留学之邓小平的儿子邓梓（质）方。时间是1980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地点是华盛顿一家饭馆内。周光磊为彭加木30年前的老友，去年春周返大陆时且与彭会晤。而邓梓（质）方在大陆时曾是彭的学生。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当周、邓等在华盛顿一家饭馆进晚餐时，突见彭随同二美国人步入馆内，既惊又喜，当即趋前问候，未料彭加木竟当面不认，自称并非彭加木，随即与二美国人匆匆离去。
周面对此种匪夷所思的情况，乃一面专函现在大陆的彭加木夫人夏淑芳女士，详告见到彭加木的情况，一面致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告知此事。同时，将致周函之影本寄给本报编辑部，表示希望借本报一角澄清此一问题。其中有可疑费解之处，亦盼本报给予辩明真相。
兹将周光磊致函周培源及致函本报编者函分别照刊如下：
周光磊致周培源函
培源学长大鉴：
9月12日去信已谈及，倘一切安排顺利，弟定当于年底返国，作为期一年之研究。今又急急修书，乃因有一要事相告。9月14日，弟与留管组之戴莲如女士及不久前来美研究之邓梓（质）方君于华盛顿一家饭馆晚餐，约7时许，突见彭加木兄随同二美国人步入馆内，弟等殊为惊奇。7月中曾见报纸及国内亲友来函谓：彭兄6月下旬考察罗布泊时失踪，有说为俄谍挟持。何以会在此地出现？弟等既惑又喜，当即趋前问候，未料彭兄竟当面不认，谓其并非彭加木，随即与二美国人匆匆离去，不在该馆用餐。弟三十年前与彭兄交往甚密，去春返国亦曾晤面，邓君更是彭兄学生，岂有认错人之理？唯彭兄若无苦衷，当不致如斯否认，这是否是美国中情局搞的鬼？令人费解。有关是日见到彭兄详况，弟有专函禀告淑芳嫂。现将该信影印存本寄上，因事关重大，请转方院长查个水落石出。顺颂
钧祺！
学弟周光磊
1980.9.20.
可惜，缺少一帧彭加木在华盛顿的照片！
虽说拿不出照片，《中报》唯恐读者不信，还登出了周光磊为此事写给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的一封信的影印件。在信中，周光磊自称是彭加木30年前的老朋友，交往甚密。
在1979年春天，周光磊回国时，还见过彭加木……
周光磊既然是彭加木的老朋友，在美国华盛顿绝对不会看错人。
周光磊在写给周培源的信中说，“突见彭加木随同两个美国人步入馆内，当即趋前问候，未料彭兄竟当面不认，随即与两美国人匆匆离去”。
周光磊信中注明，邓质方“曾是彭加木的学生”。信中还说，他已把在华盛顿见到彭加木的“详况”“专函禀告淑芳嫂（彭加木夫人），现将该信影印存本寄上。”
香港《中报》不仅披露了周光磊给周培源的信件全文，而且加了“编者按语”，还配发了社论《彭加木失踪之谜》。
另外，香港《中报》配发了彭加木简历和在罗布泊失踪的经过，还刊登了一篇题为《第一大新闻》的短文，声称《中报》这条“独家新闻”是该报“创刊以来所获得的最大新闻”。
《中报》的奇闻刊出之后，海外一片哗然。美国合众国际社立刻转发。日本《产经新闻》马上予以转载。美国之音广播了，台湾的广播电台也立即播出……
在这场沸沸扬扬的新闻闹剧之中，仿佛彭加木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为了澄清事实，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调查。
奇闻中提及的邓质方倒确有其人，乃是邓小平之次子，而且在美国。但是，邓质方明确地告诉新华社记者：9月14日前后，他在美国罗彻斯特，根本不在华盛顿。他从未在美国见到过彭加木。他不认识周光磊其人。
奇闻中提及的戴莲如也确系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她说，“9月14日这天，我除了到大使馆附近的一家商店买了点东西外，全天都呆在大使馆内。我根本不认识周光磊。邓质方也不认识周光磊，又不在华盛顿。说我们二人同周光磊在华盛顿的饭店里吃饭，见到彭加木，岂不荒唐！”
在三人之中，邓质方和戴莲如都否认了在华盛顿见到彭加木。那么，剩下的唯一见证人，便是那位周光磊了。
周光磊寄给香港《中报》的信件上注明：“寄自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
新华社记者向该市电话局查询，据答：“本市电话册上没有周光磊其人。”
另据查，1979年春的归国人员名单上，也没有周光磊其人。中国科学院要院外事局和上海分院核查，结果都不曾接待过周光磊其人。
周培源说：“我从不认识周光磊。”
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我们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彭加木也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个人。周光磊既然自称30年前就同老彭交往甚深，还称呼我什么‘淑芳嫂’，把我的名字都写错了（把‘叔’错成‘淑’），这怎么可能是老彭‘交往甚密’的老友？至于‘周函’中提及的‘去春返国曾（同彭加木）晤面’，这也是胡诌。我们没有接待过这个人。”
关于夏叔芳名字的来历，据1980年7月6日我在新疆马兰采访夏叔芳之兄夏镇澳教授时，他告诉我，夏家兄弟姐妹颇多，兄弟以夏镇欧、夏镇美、夏镇澳、夏镇英、夏镇远命名，而姐姐则以伯仲叔季命名，即夏伯芳、夏仲芳、夏叔芳、夏季芳。夏叔芳在姐妹之中排行第三。正因为这样，把她的名字写成“夏淑芳”，表明对她完全不了解。
新华社记者的调查，以铁的事实戳穿了那个所谓“周光磊”编造的谎言。
1980年11月6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对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发表谈话，断然驳斥香港《中报》刊载的离奇谣言。这位官员说：中国大使馆不知道有“周光磊”其人，更谈不上有“周光磊”。
198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正式辟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新华社辟谣的消息。彭加木究竟怎样失踪的？彭加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长江”发出紧急电报
1980年6月16日夜10点10分，新疆罗布泊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马兰基地的电台，突然收到代号为“长江”的一份求援电报：
我们今天20点到达库鲁库多克地区西大约十公里地方。我们缺油和水。请紧急支援油和水各500公斤。在18日运送到这里。请示作战处办理，请转告乌鲁木齐。另，捕获一头野骆驼。
长江
电报很快就被送到马兰基地驻军作战处处长周夫有手中。
周夫有，中等个子，50来岁，办事一向干脆利落。然而，这一次他看到电报，眉宇间却皱起了深深的皱纹。他明白，“长江”就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科学考察队的代号，据周夫有告诉笔者，他在这个地区工作20多年了，只消一听地名，不用查地图，就知道它在什么位置。这一地区的有些地名，还是周夫有和同事一起取的呢。比如，20多年前，他们来到这里，第一次见到黄羊，便把那个地方取名“黄羊沟”；有一个地方位于孔雀河畔，他们对“孔雀开屏”中取义，命名为“开屏”……
尽管周夫有对罗布泊地区如此熟悉，可是，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库鲁库多克”这一地名。周夫有打开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细细寻找着，依旧查不到“库鲁库多克”，而只有“库木库都克”。
周夫有除把这一求援急电转告上级领导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之外，立即请报务员复电考察队：“报告宿营点坐标”。
很快地，上级领导通知周夫有，同意用飞机调运急救物资。
然而，考察队究竟在哪里？直到翌日9点30分，“长江”复电了：
我们无法前进，请飞机前来支援。标志：一杆红旗。地点：东经91°50′，北纬40°17′。
周夫有赶紧查看地图，原来，正是在库木库都克附近。这表明，他们在电报中把库木库都克误为“库鲁库多克”。
经过请示、联系之后，周夫有于当天11点30分，复电“长江”：
飞机18日到达库木库都克。你们不要动，待命。
从乌鲁木齐到库木库都克，空中距离近千公里，库木库都克附近是一片沙漠，一般飞机无法着陆，只有直升机才能担负起救援工作。不过，直升机的飞行速度不快，又不能6航，需要在途中加油。
当天下午，一架直升机从乌鲁木齐飞到了罗布泊附近驻军基地马兰。
加足汽油之后，周夫有坐上直升机，飞到一个前沿阵地“720”。飞机到达那里，已经是晚上10点20分了。
前沿阵地“720”的战士们一听说考察队求援，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本来，那里的水都是用汽油铁桶装的，战士们怕水有汽油味，不好喝，便到处寻找塑料桶。炊事1赶紧腾出装酱油的塑料桶，用它装足了清水，运上了飞机。至于汽油，按照规定是不能用飞机运输的。因为汽油易燃，万一在途中燃烧，会造成严重事故。“720”基地用电报告知科学考察队，只能用飞机运水。
17日晚9时30分，“720”基地驻军的电台收到“长江”的紧急电报：
你们的电报没有提到空运汽油。这里缺汽油500公斤。18日凌晨2：00联络，有重要情况报告。
有什么重要情况呢？为什么在这份紧急电报中，对“重要情况”不透露一个字，一定要等到凌晨二时才报告呢？
周夫有赶到“720”基地之后，心里非常焦急，猜测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问题。
这时，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手表上的秒针，在按部就班地渐渐移动着，一点也不理会那一双双紧盯着它的焦灼的目光。
好不容易到了凌晨两点，无线电波终于传来了“长江”发出的惊人消息：
彭副院长17日10时一人外出未回。我们正在继续寻找。请作战处立即（将此事）告诉新疆分院常委。请派飞机寻找并告知飞机起飞时间。
◆作战处长回忆事件经过
“彭副院长”是谁？
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植物病毒专家彭加木。
周夫有认识彭加木。记得，在1979年5月，彭加木曾经到过马兰，与周夫有见过面，谈罗布泊考察问题。
周夫有明白，直到凌晨二时，考察队把这一重要情况电告，这意味着考察队经过多方查找，未能找到彭加木，这才郑重地请部队“派飞机寻找”。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考察队，是在当地驻军的支持下进行科学考察的。部队派出了无线一连分队长萧万能，在考察队里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周夫有为了详细了解情况，当即用无线电话与萧万能通话，但是话音不清。周夫有只是听清楚几句，即彭加木出走时留下纸条，说是往东找水井。
18日凌晨二时半，周夫有发出电报给考察队，要求他们原地待命，等待部队派飞机送水、找人。
由于这一突发情况紧急而重要，周夫有在凌晨四时向马兰基地部队参谋长报告。参谋长指示：“找人为主！”显然，参谋长以为，迅速出动飞机寻找彭加木，比运水给考察队更加紧迫。
周夫有通宵未眠，忙于调动飞机，寻找彭加木……
周夫有处长告诉笔者，1980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打了关于在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的报告，希望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驻军的支持。
1980年2月初，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表示同意。报告转给了新疆军区萧司令、谭政委，他们也都批示同意，并指定由新疆军区张副司令主管这一工作。
2月5日，新疆军区作战处给马兰基地参谋长发了电报，告知有关情况。参谋长把任务交给了周夫有，要他主办。
周夫有召集马兰基地相关部门开会，提出两条意见：一是有几个地区，由于涉及重要军事机密，考察队不能进入；二是考察队需要部队支持做哪些工作，请说明。
周夫有写了报告给新疆科委，转给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2月13日，周夫有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科学考察队见面。他记得，考察队只是提出，希望部队能够派出通讯人员携电台与他们一起工作。另外，在紧急情况下，给予帮助。
4月23日，周夫有因心脏病住院。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来马兰，到医院看望他，周夫有告诉陈善明，有三个地区涉及保密问题，希望他转告科学考察队，不要进入这三个地区。
周夫有回忆说，5月3日，彭加木率十人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来到马兰。5月5日下午，周夫有从医院里出来，跟彭加木见面。彭加木说，科学考察要分两期进行。当时商定第一期在10月进行，第二期在11月或者12月进行。
彭加木的计划是从北向南穿过罗布泊，到达米兰，再回到马兰。
周夫有问彭加木，“有没有把握穿过罗布泊？”
彭加木的回答非常坚定：“能！一定能够穿过去！”
本来，彭加木计划从43号基地走的。他听取了陈善明的意见，改为从“720”基地走，因为“720”基地离罗布泊不远，并决定把电台设立在“720”基地，不放在红山。
周夫有问彭加木，“给养有无困难？是否需要部队帮助？”
彭加木回答说，“生活上的事，问题不大。”
周夫有派出报务员小萧和小刘给彭加木。小萧随考察队进入罗布泊，小刘在720基地。每天晚上，小萧都和小刘联络一次。小刘再向马兰基地作战处值班室汇报。
周夫有拿出作战处值班室的记录给笔者看，彭加木所率科学考察队进展顺利，平安无事。
周夫有指着6月8日的记录说，这是科学考察队穿过罗布泊之后，从米兰发出的电报：“我们已安全抵达米兰农场，请院党委复示。”
接下去的记录是：“院党委复示，按原计划行动。”
此后的电报记录，都是平安无事，没有发生特殊情况，直至6月16日夜10点10分发出请求部队支援汽油和水的电报。
周夫有说，科学考察队除了向我们求援之外，还请小刘通过邮电局发明码电报给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汇报因汽油和水用尽、请求部队给予支援的情况。
周夫有接到科学考察队的求援电报之后，马上着手准备飞机、水和汽油。他准备调动五百公斤的水和五百公斤的汽油。他调了一辆军用大卡车运油，与一台越野车同行，前往“720”基地，给考察队送油。至于调动飞机只能运水，必须经军区首长同意。由于库木库都克没有机场，只能派直升机送水。
6月17日上午，周夫有向新疆军区请示，调动直升机为科学考察队送水。军区首长马上批复同意。
当时，马兰基地的永红机场没有直升机，要从乌鲁木齐调来。乌鲁木齐空军指挥部派出了“4641”号直-5型直升机从乌鲁木齐飞往马兰。这架直升机的机长兼驾驶为于瑞棋，副驾驶为佟青智（锡伯族），领航员周怀修。
周夫有估计，把水送到库木库都克，要到18日。
于是，周夫有给科学考察队复电：“飞机18日到达库木库都克。你们不要动，待命。”
当天下午，当“4641”号直-5型直升机从乌鲁木齐飞抵马兰基地的永红机场之后，周夫有乘坐直升机赶往“720”基地，在那里指挥给考察队送水与送油。
不料，就在当天深夜，周夫有在“720”基地收到考察队的电报，得知情况有了急剧的变化。翌日凌晨，周夫有获悉，彭加木失踪！
◆彭加木提议从罗布泊东进
彭加木，55岁，稍高的个子，不胖，脸形上方下尖，仿佛是一个正方形下边装着一个等边三角形，前额宽广，朝前凸出。他的头发朝后梳，白发并不太多，皮肤白皙，略微带点病态的黄色，脸上皱纹不多。他讲话声音不大，带有广东口音，讲话缓慢。然而，一旦激动起来，话也讲得很快，头颈上的青筋明显地怒张。他戴着一副茶褐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度数不深。
“彭加木”这个名字，对于上了年纪的读者来说，大都是很熟悉的。在1964年，全国各报刊曾以这样的标题，显着报导过他的感人事迹：
《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让青春放射出最瑰丽的光彩》
《无畏的战士》
《科学的战线的硬骨头》
《活着就为闹革命》
《生活中的萧继业》
《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生命力》
……
在1964年，彭加木被提升为副研究员。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中，彭加木这名字也曾传遍全国。不过，它是出现在“坚决打倒彭加木”的大字标语中，出现在“揪出老特务彭加木”的大字报中，出现在关于“梅花党”的神秘的传单中……
然而，如今他为什么“一个人外出未归”？出了什么事？
事情是这样的：
1980年5月3日，彭加木率领一支十人考察队，共一辆大卡车、二辆越野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南疆罗布泊地区考察。
我在库木库都克采访时，记录了这支十人考察队名单：
彭加木队长，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
汪文先副队长，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阎鸿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沈观冕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马仁文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百录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行政处保卫干事
陈大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研究所司机
王万轩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司机
包纪才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司机
萧万能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无线一连分队长
其中，沈观冕被如今众多媒体误为“沈观星”。
也有的文章称彭加木当时所率的科学考察队队员为“穆舜英、王炳华、侯灿、沙比提、夏训诚、樊自立、汪文先、李荣健”，除了汪文先属实之外，其余均为误传。
据笔者从考察队员阎鸿健的笔记本上的记录所见，5月8日上午11时，彭加067木率队离开马兰，在当天下午5时到达“720”基地，行程290多公里。
5月9日上午九时，彭加木率队离开“720”基地，进入雅丹，道路崎岖，汽车颠簸。沿途，有大量的盐的结晶体，其中不少是芒硝（硫酸钠）结晶体。
笔者摘录了阎鸿健在笔记中的记录：
一路上都是正六边形的硬盐壳，网状面，汽车非常难走。这些结晶体，最高的达八十厘米。大卡车一度歪了！
5月12日，行进到夜二时，盐壳越来越硬，越来越高，轮胎磨损太大，只好停车休息，等天亮再前进。
清早六时，派人出去探路。前方是一大片高大、锋利的盐壳，无法前进。
彭加木召集会议。经过议论，决定分两组行进，马仁文、汪文先等一组，彭加木与我等一组，分别向南、向西南前进。每前进三百至四百米，插一个路标，以备实在走不通时能够沿原路退回。
前方依然是高大的结晶体，高达70至80厘米，最低的也有20厘米。用锹挖到地下160厘米，才见黑色淤泥。
实在无法继续前进。休息了一下之后，集体决定沿原路返回，另找途径。
在另找途径时，又曾经两次迷路，多走了40公里。
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5月30日清晨，彭加木这才率队进入罗布泊湖区。
在罗布泊，见不到一滴湖水。湖底有鸟的尸体，羽毛非常完整，而尸体只剩下骨架。
经过七天奋战，彭加木率领的考察队终于从北到南，成功地穿过了罗布泊——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穿越这个神秘的干涸了的盐湖。
6月7日，考察队到了南疆的一个小城镇——米兰，宣布休息。队员们洗澡的洗澡，洗衣服的洗衣服，有的上街，有的抓紧机会睡个安稳觉。按原计划，考察工作到此结束，全队沿南疆公路北上，回到乌鲁木齐。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彭加木却放着笔直平坦的南疆柏油公路不走，建议在归途中进行一次新的罗布泊东线考察：由米兰东进，经过东力克、落瓦塞、山兰子、库木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红十井、开元、新东一号，然后取道吐尔逊北上，返回乌鲁木齐。这样，往东绕了一个大圈，路途当然远了，然而这一带正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很值得考察一下。
彭加木考虑到有的队员已很劳累，建议他们沿南疆公路先回去，留下一部分队员随他东进。尽管不少同志确实已经疲惫不堪，有的归心似箭，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彭加木的意见——全队东进！
于是，考察队员们紧张地在米兰采购物资，准备东进：买了50斤面粉，30斤大米，还有汽油……
彭加木买了一斤青岛食品厂出品的椰子奶油糖——这是他的习惯，外出时常买点糖果，当胜利归来或半途休息时，拿出来“请客”。
据马仁文告诉笔者，彭加木所率的科学考察队离开米兰的时间，是1980年6月11日清晨7点半。当时全队十人分乘一辆越野车、一辆八座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汽车离开了平坦的柏油马路，朝东进发了。
彭加木乘坐的一辆越野车，由司机王万轩驾驶。吉普车由司机陈大华驾驶，汪文先、阎鸿建、沈观冕、马仁文、陈百录和萧万能等六人在这辆车上。大卡车装载着帐篷和给养，由司机包纪才驾驶。
这时，天已大亮。在新疆，当地时间要比内地晚两个小时。北京时间七点半，相当于新疆当地时间五点半。
◆遭遇“吹屁股风”
东进，是在荒野中前进。
东进，没有路。
东进，沿途不见人烟。
汽车时而在盐渍地上行驶，白花花的，犹如冰天雪地。盐壳非常坚硬，车轮下不时发出嚓嚓的响声。
汽车时而在沙漠中驶过，那里的穆塔克沙漠一望无际，满目黄沙。古诗中形容沙漠“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里连“孤烟”都看不到。太阳像火球般烤热沙漠，暑气逼人。
本来，彭加木计划每天前进80至100公里，然而，他常常太乐观了点，把困难估计得太少了点。头一天，考察队就遇见了“吹屁股风”，大大减慢了他们的前进速度。
所谓“吹屁股风”，就是指跟汽车前进方向一致的顺风，老是使劲地吹着汽车屁股。也许你会感到奇怪，顺风推车犹如顺水推舟，怎么反而会减慢汽车的前进速度呢？原来，那时沙漠之中酷暑难当，汽车的水箱位于车头，行车一二十分钟就会沸腾起来，用司机们的行话来说叫做“开锅”。如果逆风行车，风不时吹进车头，可以促进水箱的散热。然而，遇上“吹屁股风”，那就麻烦了，汽车的水箱没一会儿就“开锅”，司机不得不把车子停下来，打开车头盖子，等水箱的温度降低之后再前进。特别是几辆车编队前进的时候，更加麻烦，有一辆车的水箱“开锅”，另外几辆也得陪它“休息”。
就这样，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头一天只前进了46公里！如果在柏油马路上，这么一段路，汽车只消用半个多小时就足够了！
真是“好事多磨”，当天晚上，正当考察队员们搭好帐篷，准备睡觉的时候，刮起了大风。风呼啸着，咆哮着，把帐篷掀翻了，把副队长汪文先压在底下！
没办法，大家只好躲在汽车底下过夜。疾风夹着沙粒，吹打在考察队员的脸上，好疼好疼哪。那一夜，大家似睡似醒，在恍惚朦胧中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比第一天更糟，“吹屁股风”仍旧使劲地吹着，那天只前进了40公里。
夜里十一时开始，又刮起了大风，仿佛老天爷跟考察队作对似的，弄得大家没法睡觉。有人泄气了，想取消东进计划，回米兰去。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在深夜两点，彭加木召集全队开会。狂风怒号着，飞沙走石，考察队员即使大声吼叫着发言，别人依旧很难听清楚……
“疾风知劲草”。在彭加木的率领下，考察队员们跟狂风斗，艰难地向东挺进。由于风沙很大，一路上汽车开得很慢。
据马仁文回忆，直到第六天——6月16日，考察队这才终于来到了疏勒河故道。
疏勒河是一条发4于甘肃西部的内流河。在古代，疏勒河一带水草繁茂，“丝绸之路”便途经这里。然而，如今这一带的疏勒河干涸了，故道成为一片盐碱荒滩。故道最宽处有几十公里，狭窄的地方只有六七公里，在故道里，长着稀稀落落的骆驼刺，齐膝的芦苇，开着紫花的甘草。另外，还生长着一丝丝红根、红茎、红花的柳树，叫做“红柳”。在刮风时，红柳遮挡着风沙，沙就在红柳附近沉积下来，渐渐形成一个沙丘，在故道中举目四望，到处是这种一两米高的红柳沙丘。
这天下午二时，考察队在疏勒河南岸的库木库都克扎营。
在东进日子里，考察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天都在一个新地方宿营，从未在同一地点睡过两次觉，每夜平均只睡三四个小时。当他们到达库木库都克时，已经非常疲乏。在疏勒河故道南边是广阔的库穆塔克沙漠，考察队选中了沙漠中的一个地方，准备安营扎寨——在故道中常有苍蝇以及叮人的小虫子“小咬”和“草蹩子”，所以考察队宁可在沙漠中过夜。
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他临走留下了字条
一群野骆驼出现在眼前！
骆驼，号称“沙漠之舟”，耐饥耐渴，喝足一次水可以在一个星期内不再喝水，它食粗草及灌木，能在“不毛之地”——沙漠中往来自如。在国际上，野骆驼是十分罕见的，英国皇家动物0便曾以高价征购野骆驼。
彭加木数了一下，呵，整整十七头野骆驼。
“追！”彭加木一下达命令，两辆汽车便向野骆驼群袭去。
于是，一场汽车与骆驼赛跑开始了。
尽管野骆驼撒开四条腿，一阵风似的朝前疾奔，但是，跑了一阵，速度就渐渐慢下来了。古老的“沙漠之舟”，终究不如现代化的汽车。
一只小骆驼的脚有点瘸，很快就落伍了。彭加木吩咐另一辆车上的考察队员“活捉它”，便驾车继续追赶野骆驼群。
追了三公里，小骆驼被活捉了。
那只母骆驼见小骆驼被抓住，不时回首观看，也渐渐离群了。又追了三公里，汽车追上了母骆驼，考察队的保卫干事陈百录从怀里掏出了手枪，“砰”！“砰”！接连放了七枪，母骆驼终于倒下去了。
母骆驼倒在地上，挣扎着。彭加木第一个跳下车，朝母骆驼奔去。
“当心！”老陈高喊着。
彭加木勇敢地冲上去，按住了野骆驼。
这下子，全队兴高采烈，庆祝胜利，决定把小骆驼作为活标本运回去，把母骆驼剥皮制成死标本。这，也是考察中的莫大收获。
彭加木手舞足蹈，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忙着剥母骆驼的皮。他从母骆驼的乳房中挤出奶，请大家解渴。他说，这是沙漠中最富有营养的饮料！然而，队员们居然不领情，不敢喝这平生从未喝过的“高级饮料”，彭加木却没有那么多顾忌，见别人不喝，便带头咕嘟咕嘟喝了起来。彭加木向来以胆大着称，他甚至把“四脚蛇”——蜥蜴剥皮吃掉，说它可以抗癌，还说万一沙漠中没有食物，可以抓“四脚蛇”吃，然而，除了彭加木之外，谁也不敢吃一口！
正当彭加木忙着解剖母骆驼的时候，考察队员们支起了帐篷，准备烧饭。这时发觉水已经所剩无几了，汽油也不多了。这是因为东进时原计划每天前进80至100公里，实际上只达到一半，路上的时间差不多延长了一倍，原先所带的水当然不够用了。至于汽油，由于这一带是荒野，崎岖不平，油车耗油量比平时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所以也不够用了。经检查，汽油和水，各剩一桶。
在这里，没有水，就无法生活！考察队员们从米兰带来的一点水，原是装在旧的汽油铁桶中，经过一路上晃晃，已成了酱油一般深褐色了，水中满是铁锈。
怎么办呢？经过全队讨论，决定向附近驻军告急求援。大家都曾深深记得，在出发时，附近驻军首长一再叮嘱：“需要什么，尽管说，我们大力支援！”
彭加木虽然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但是，他提出了新建议：用直升机运水，太贵了！直升机飞行一小时，就要花两千多元（注：这是当时的价格）。从附近驻军基地飞到这里，来回要好几个小时，运一趟水得花费国家上万元资金，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就近找水呢？
附近哪里有水呢？彭加木是一个有心人。
不久前，他在与马兰基地的参谋张占民闲谈之中，听说这样一件事：1980年1月，中央电视台与日本联合拍摄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曾在“八一泉”加过水。“八一泉”位于疏勒河故道北岸，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三十多公里处。
张占民告诉彭加木关于“八一泉”这名字的由来，颇为有趣：在20世纪50年代，兰州部队的战士经过那里，发现地下有水，便挖了个坑取水。据说，当时坑里的水过膝。为了纪念解放军的功绩，人们用“八一”命名它，叫做“八一泉”，又称“八一井”。
彭加木拿出地图细细研究：在库木库都克以东的疏勒河南岸，在羊达克库都克附近，还标着四个井位。在蒙语中，“库都克”就是“井”的意思。
正因为这样，彭加木坚信，东面有水井，一定能找到水！
据陈百录告诉笔者，在6月16日下午，他与副队长汪文先曾经往东去找过水。他们当时是想找到库木库都克的那口井，没有找到。马仁文也回忆说，那天下午，汪文先曾经去找过水。
6月16日晚9时，考察队支好帐篷，安营扎寨毕。帐篷是八角形的，帐篷的门朝西。在帐篷门外，停着由司机包纪才驾驶的大卡车，这样可以挡风。在大卡车南面，停着八座中吉普。在帐篷东侧，则停着彭加木的座车——越野车。帐篷里北面放着的驼毛毡上，由西向东，分别是彭加木、汪文先、陈百录、萧万能、王万轩的床位；帐篷里南面放着的驼毛毡上，由西向东，分别是马仁文、陈大华、沈观冕、阎鸿健、包纪才的床位。
在架好天线之后，6月16日夜10点10分，考察队向“720”基地驻军发出了求援电报。请他们把电报转交新疆军区红山司令部。电报稿是彭加木拟的。
马仁文记得，彭加木当时对大家说，“我们尽量自己去找水，这样可以节省国家费用。飞机支援的架次越少越好。我们要自力更生。”
那天夜里，彭加木忙着剥下骆驼皮。当大家进入梦乡的时候，彭加木正在把骆驼的一条腿放在锅里煮着，想给多日劳累的队员们送上一顿美餐。
17日凌晨2点，一位考察队员起来小便时，还看彭加木正在往灶里添红柳根烧煮着骆驼肉……
17日上午九时，在吃早饭的时候，彭加木再一次提出，要向东去找水井。他提议开车往东去找水井，从库木库都克到羊塔库都克再到克孜勒塔格。当时计算了一下，这一路线单程为120公里，要用掉半桶汽油。
队员们劝他，等与部队联系之后，再作决定。
彭加木说，一边与部队联系，一边向东去找水井。如果找到了水井，就通知部队不要再派飞机运水了。
彭加木说完，离开了帐篷，坐到他自己平时乘坐的越野车里，查阅地图。
在帐篷内，有人打扑克，有人看书，有人睡觉，还有人在63号大卡车下乘凉。大家都在等待着驻军的回电。
11时30分，开始收到驻军的复电。当把密电码转译出来，快12点了。
副队长汪文先收看了电文，便想送去给彭加木看。汪文先走出帐篷，到彭加木的车内看了一下，没人！
汪文先以为彭加木出074去大小便了，回帐篷等了一会儿，仍未见彭加木。
12点30分，原在63号大卡车下休息的司机王万轩，去越野车拿衣服。他在越野车的驾驶室里，发现彭加木的那本地图册中夹着一张纸条，纸条有一半露出外边。
王万轩打开纸条，见上面用铅笔写着：
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17/6：10：30
彭加木留下纸条，往东去了！
彭加木，穿着一身蓝色劳动布的工作服，戴着白色遮阳帽，眼镜片上贴着蓝滤色片（从电视机滤色片上剪下，脚穿一双42码的翻皮半高统工作鞋。
他随身背着一个铝水壶，装有两公斤水。胸前像双轮老太婆似的，交叉背着水壶和照相机。
他平时外出考察总是带着两只照相机，一只拍彩色，一只拍黑白。这次，大约他不打算走6，只带了一只海鸥牌照相机。他还背着一个可背可拎的灰色人造革包，包里有一只罗盘，一枝钢笔式手电筒，一柄地质锤，一把护身匕首，一本随时作记录用的蓝色硬面笔记本，扉页上题着“罗布泊洼地科学考察记录本”11个字，一小包糖果，这个人造革包，他总是随身带着的。
据说，在人造革包里还有一只崭新的打火机。彭加木并不抽烟，这只打火机是他不久前在附近驻军基地的商店里买的。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买打火机，他笑了笑道：“在野外，用得着……”
彭加木往东去了，往东找水井去了。
彭加木充满自信地迈开双脚，他确信东边会有水。
彭加木走了，走了，走了。
在这一次出发考察前，人们曾提醒过他：“当心，戈壁滩上常死人！”
彭加木头答道：“我就不信，戈壁滩上会死人？”
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为了寻找水井，他独自往东，失踪了！
◆找到彭加木遗弃的糖果纸
在彭加木出走之后，考察队员们等了一会儿，看他是否会马上回来。
这时，据马仁文记录：地表温度为64℃，气温为52℃，帐篷内温度为44℃。
等了一会儿，不见彭先生回来。于是他们开始一边烧开水，一边等待彭加木。在沙漠里外出之前，必须往水壶里灌满水。队员们烧好水，装进水壶。
据马仁文记录，从下午三时起，库木库都克刮起了大风，漫天黄沙。
到了下午四时，仍不见彭加木回来，考察队员们开始冒着风沙寻找彭加木。他们开着越野车，开始往东寻找彭加木。
越野车开了一公里多，考察队员发现一行脚印，认定是彭加木的脚印。于是，沿着脚印继续寻找。在六公里左右的沙包上，依然清楚地看见彭加木脚印。
考察队员继续开车向前，往东开了十几公里。天渐渐黑下来，考察队员们看不清楚地面，无可奈何，只得返回库木库都克宿营地。
9时30分，考察队给“720”基地驻军的电台发去紧急电报：“18日凌晨2：00联络，有重要情况报告。”
他们没有马上把彭加木失踪的消息报告驻军，其原因是仍对彭加木归来抱一线希望。
当天夜里十时，考察队员在附近的沙丘上用红柳的枯根烧了两堆火，每隔一小时打三发信号弹，第一颗是红色的，第二颗是绿色的，第三颗是白色的。信号弹可以打到一百公尺高，估计周围十五公里范围内都能看到。
王万轩则把越野车开上沙丘，朝东北方向开亮大灯。他们期望，迷失方向的彭加木见到火光、灯光，见到信号弹，会朝宿营地方向走来。
一直没有彭加木的信息，看来彭加木可能遭遇意外。考察队在帐篷里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几项决定：
一.成立临时领导小组，由陈百录、汪文先两人负责。
二.陈百录分担与基地部队的联络。要求部队派飞机来。
三.全队留在库木库都克，继续寻找彭加木。
直到深夜二时，仍不见彭加木回来。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彭副院长17日10时一人外出未回”这一重要情况用电报报告驻军，并请驻军立即转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考察队员们焦急万分，轮流值班，不断给火堆添柴。陈百录通宵未眠，每隔一小时往漆黑的夜空发射三颗信号弹。一夜过去了，彭加木没有回来！
第二天——6月18日，考察队员在清晨六时就出发寻找彭加木。考察队留三人在帐篷值班，六人分乘两辆汽车往东寻找彭加木。八时多，他们下了疏勒河故道河床，在那里寻找。然后，又上了山，用望远镜四下搜寻，仍不见彭加木踪影。
考察队一无所获，不得不退回库木库都克宿营地。
根据笔者查到的“720”基地值班记录记载，在彭加木失踪还不到24小时，6月18日上午9时56分，“4641”号直-5型直升机从“720”基地起飞。除了机组人员三人之外，直升机上还有“720”基地的张占民、王方欣两人同往。张占民是基地参谋，也是熟悉罗布泊地形的测绘工程师，王方欣也对那一带极为熟悉。周夫有派出张占民，还在于张占民在曾经接待过彭加木，并告诉过彭加木在八一井那里有水。
直升机装载250公斤的水，这些水分别装在两个大塑料桶和三个小塑料桶内。
18日中午12时5分，“4641”号直-5型直升机在罗布泊以东发现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科学考察队的宿营地。经过领航员周怀修的准确测定，科学考察队宿营地的实际位置与电报中所说的经纬度坐标位置相差十公里。
“4641”号直-5型直升机在空中一出现，科学考察队的九名成员都奔出来欢呼，招手，热泪盈眶。对于他们来说，这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最亲的亲人。
直升机在库木库都克降落，卷起漫天沙尘。科学考察队员们冲进沙尘，奔向直升机。在热烈握手之后，张占民和王方欣向科学考察队详细询问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这时，由于队长彭加木失踪，陈百录任代队长，副队长仍为汪文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