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笔者查到的“720”基地值班记录的原始记载，当时汪文先副队长汇报的情况如下：
17日9时以后，彭要求出车外出找水，其他的同志意见等基地12：00答复后077再行动。12：00基地电告，决定派飞机救援，请原地待命。汪副队长持电文找彭，未找到，在彭乘坐的小车内发现纸条：“我往东去找水井。”
这可以说是关于彭加木失踪的最早的档案记载。
这段原始记载表明，彭加木最初并不是打算独自外出找水，而是“要求出车外出找水”。只是由于“其他的同志意见等基地12：00答复后再行动”，彭加木才决定独自步行外出找水。
在张占民、王方欣询问了情况之后，请科学考察队陈百录代队长和包纪才二人登上直升机，往东飞行，在大约三公里处盘旋搜索。直升机搜索了40分钟左右，无所发现，返回考察队宿营地。
陈百录代队长和包纪才下了直升机。考虑到考察队队员、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观冕生病，考察队决定让直升机带沈观冕回“720”基地。这样，考察队只剩8名队员在库木库都克宿营地。
18日下午，考察队决定分两队继续寻找彭加木。第一队是在下午二时半出发，找到八时半；第二队从下午八时半找到天黑。
第一队出发不久，就接到“720”基地首长喊话，要求第一队马上返回，第二队不要出发。“720”基地首长主要是担心考察队总共只有8人，除去通信兵必须在宿营地工作之外，只剩7人，再分成两队，很容易走失。不能在寻找彭加木时，再发生失踪事件。
可是，第一队已经出发，无法召回。他们寻找了四个多小时，不见彭加木踪影，在晚上九时才返回库木库都克宿营地。
在18日下午，“720”基地首长决定派“4641”号直-5型直升机再度从“720”基地起飞，往东寻找彭加木，仍然无果而返。
这时，科学考察队的发报员萧万能给“720”基地发报，说科学考察队吃的东西也很快不够了，只有两袋面粉和一箱罐头。
“4641”号直-5型直升机原本打算第三次起飞，寻找彭加木。正要准备起飞，发现漏油。机械师经过检查，发现直升机的八号汽缸坏了，不能再飞。于是，“4641”号直-5型直升机机组给“720”基地发电报，要求从乌鲁木齐再派一架直升机。
救人如救火。周夫有处长经过新疆军区上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经总参同意，乌鲁木齐空军指挥部增派一架直升机，从乌鲁木齐经马兰、“720”基地，飞往库木库都克。
19日，直升机给库木库都克科学考察队送来两桶汽油，解决了考察队的燃眉之急。
这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科学考察队经过17日、18日两天寻找，未能找到彭加木，心情焦急。到了19日，科学考察队有了补给的汽油，便提出往东远处寻找彭加木。由于要在稍6的地方寻找，当天无法回到库木库都克宿营地。周夫有处长接到科学考察队电报，表示不同意，要求他们务必当天返回库木库都克宿营地，以免在寻找过程中发生新的意外。
1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科学考察队再度要求，往东远处寻找彭加木，当夜不返回库木库都克宿营地。周夫有处长以安全为重，仍不同意。
就在这时，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科学考察队传出重要消息：在库木库都克东北方向，发现一行脚印！
那是19日下午一时，考察队六人驱车外出寻找，在疏勒河故道中发现一行向东的脚印。他们赶紧下车观看。脚印经过鉴定，查明是皮鞋鞋印，大小正好与彭加木一样。彭加木出走时，正是穿着一双翻皮皮鞋。
考察队员们欣喜万分，沿着脚印追踪到一个一米多高的土丘，上面长着芦苇。芦苇根部，找到被撕成两半的糖纸。这种糖纸米黄色，印着“椰子奶糖青岛食品厂”字样。彭加木在米兰时买过几斤糖，正是这种糖。接着，又在土丘上找到一个明显的人坐过的痕迹。
1980年7月20日上午，我在乌鲁木齐采访了糖果纸的第一个发现者马仁文。他告诉我，当时他见到芦苇根部有一黄色的东西，就弯下腰看。他拣起来一看，是糖果纸，就兴奋地大喊起来。大家一看，马上认出这是彭加木吃过的糖果。于是，就在四周细细寻找，发现了坐印和脚印。
这坐印和糖果纸在库木库都克东北10公里处（据马仁文当时记录，在汽车累计公里数9045原9055处）。
考察队员们下车步行，汽车在后面跟着，继续沿着脚印寻找，脚印时而偏东，时而偏西。他们缓慢地前进了五公里。下午五时，考察队来到疏勒河故道中部，在汽车公里数9157处，土质渐渐变硬，脚印也就消失了。据考察队员们估计，彭加木是朝八一井的方向走了。
脚印、糖果纸、坐印，是寻找彭加木时找到的最重要的线索。
由于找到这么重要的线索，科学考察队第三次提出要向东远处追寻。这时，周夫有处长终于同意了。他复电考察队，要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迷失方向，要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自身安全。
考察队在20日清晨五时，开着两辆车出发。两车平行，相隔500米。他们连续两天在疏勒河故道寻找。由于彭加木说“我往东找水井”，考察队把寻找的重点放在水井上，他们到了红十井，到了八一井。21日下午一时五十分，他们返回库木库都克宿营地。这次搜索，仍一无所获。
在6月19日至21日，驻疆空军派出的直升机以及“运-5”型飞机在库木库都克附近低空搜索。直升机搜索了两个架次，“运-5”型飞机搜索了三个架次。由于那一带是平坦的沙漠，所以飞机的飞行高度可以低到离地面只有20至50米，像耕地似的在那里来回分区寻找。周夫有处长告诉笔者，库木库都克南面是沙漠，彭加木不可能往南行。库木库都克北面是山区，彭加木不可能到山上找水井。库木库都克西面是罗布泊，干涸的罗布泊没有水。所以，飞机搜索的重点是东面，疏勒河故道一带。除了反复搜索库木库都克以东地区之外，其他方向也曾一一找过。搜索了三个架次，仍是毫无收获。
6月20日，新疆军区决定派出地面部队参加搜索。
6月21日，新疆军区参谋长决定派出40名战士，乘坐8辆汽车，执行搜索任务。
6月22日，40名战士和8辆汽车在马兰集中。
6月23日，搜索部队到达“720”基地，在那里进行编组、动员，成立临时党支部。这支队伍的队长为马兰基地作战处金允朝，副队长为张占民。40名战士分为三个班。然后，把帐篷、给养、水装上车。
搜索部队派出参谋张占民带领6名战士乘直升机来到库木库都克，跟科学考察队一起进行搜索。这样，库木库都克宿营地增至15人。
6月24日下午2点，新疆部队派出的地面搜索部队从马兰出发。不过，他们不是前往库木库都克，而是前往八一井，要把大本营安在八一井。因为当时估计彭加木很可能是朝八一井的方向找水，所以要加强在八一井四周的搜索。
周夫有处长说，沙漠中没有路，这支地面搜索队在半途中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八一井。直至27日派出直升机，在搜索部队那里降落，帮助他们确定方向，这才终于找到八一井，并在那里安营扎寨。
考察队和张占民参谋、战士等15人也奉命从库木库都克赶往八一井，与地面搜索队汇合，一起搜索。
也就在6月27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也派出地面搜索队——防化连，自甘肃敦煌向西朝库木库都克方向寻找。
另外，敦煌公安局还发动牧民，在低石湖一带寻找。周夫有以为，低石湖虽081然在库木库都克之东，但是与库木库都克之间隔着50公里的沙漠，凭彭加木当时的体力是很难穿过这50公里的沙漠到达低石湖的。
周夫有处长对笔者说，在酷热的沙漠中进行搜索，非常艰苦。战士们的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2小时以上。汽油也消耗很厉害。
马仁文则对笔者说，从彭加木失踪的那天起，考察队员们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两小时。再说，他们从5月3日离开乌鲁木齐开始进行罗布泊科学考察，已经连续在野外生活了五十多天，非常疲劳。虽然如此，为了寻找彭加木，他们仍日夜坚持工作。
地面搜索部队曾经在羊达库都克附近的沙漠里发现一行持续了250米的脚印。这一发现使搜索部队兴奋了好一阵子。不过，那脚印——鞋子的花纹不清晰，难以确定是不是彭加木那双翻皮皮鞋的鞋印。另外，脚印是一脚重，一脚轻，不符合彭加木脚印的特点，彭加木的脚印是左、右脚均衡的。这脚印在持续了250米之后，遇上较硬的地表，消失了。
周夫有处长对笔者说，后来，在彭加木遗留在库木库都克宿营地的地图上，发现彭加木误将红十井标成八一井。这表明，彭加木当时很可能是朝红十井的方向找水，而不是朝八一井的方向前进。周夫有说，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一情况，地面搜索部队的大本营，应当放在红十井。
◆警犬在高温下无能为力
多日的搜索，唯一的成果就是找到彭加木的坐印、遗弃的糖果纸以及从那里延伸的脚印。那行脚印在地表坚硬处消失了，能不能从那里继续寻找，是成功的关键。于是，有人建议，用警犬凭借气味向前寻找。
这一建议得到了部队首长的支持。于是，将情况向公安部通报。公安部紧急从上海、南京、烟台调集侦察员和警犬。
这样，也就出现了序章中所描述的一幕：7月4日，当我从上海登上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时，正好与上海、南京、烟台公安局的侦察员和警犬同行。
从7月6日起，开始调集各路人员，进行第三次大规模搜索。我当时在马兰见到的集结的队伍，就是这支搜索队伍。参加搜索的人数总共为117人，分为三队：
一队是由科学院干部组成，负责人为新疆分院的夏训诚，总共27人；
二队是由部队官兵组成，来自马兰基地和“720”基地，总共64人；
三队是公安侦察员的警犬队，包括我和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在内，总共26人。领队是上海市公安局周永良处长。
除了各搜索队乘坐的越野车之外，当时出动的大卡车为13辆，其中包括运输物资的卡车3辆，水车6辆，油罐车4辆。
据我当时的记录，最高地表温度为60℃，最高气温达50℃，夜间最低温度为22℃。
另外，我在“720”基地值班室值班记录中查到，在彭加木失踪后的三天，即6月18日、19日、20日，库木库都克都有大风，风力8-9级。
当新疆方面出动三支队伍进行搜索的时候，甘肃方面也派出一支队伍朝着库木库都克方向搜索。我曾采访了这支队伍的随队记者——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宋政厚。他告诉我，他是7月5日随队出发，过了玉门关。第二天进入疏勒河故道。当时搜索的重点是断崖与沙梁之间的地方。这支队伍总共28人，搜索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为50公尺。搜索了5天。沿途发现过三个火堆残迹，还找到过麻绳头，野骆驼的下肢，都与彭加木无关。
这次大规模搜索，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警犬。然而，警犬怕热不怕冷。它浑身无汗腺，只靠舌头散热。到了现场，气温甚高，警犬连连喘气。公安战士不畏艰辛，趁早晚比较凉快的时候，带着警犬去搜索。常常在清晨五点（即当地时间凌晨3点）便摸黑出发。
然而，在彭加木脚印消失处，警犬未能找出他的行进轨迹。据分析，原因有二：一是警犬到来太晚，当时彭加木失踪已经二十多天。沙漠里气温高，风大，彭加木的气味早已消失；二是由于气温太高，警犬失去嗅觉，无法正常工作。
7月13日上午，从搜索前方传出消息：在彭加木脚印消失处7公里芦苇丛中，发现一只药瓶。在离药瓶三厘米处，发现有人坐过的明显印迹。
我从“720”基地值班室值班记录上，查到来自搜索队的电报，原文如下：
二队报告，他们派出31人、6台小车、两台卡车，前去寻找。12：30，在羊达克库都克以东无名井西南四百米处的芦苇中，发现一个深褐色的药瓶，没有商标，没有盖，直径四公分，高七公分，在离药瓶三米处，有一明显的人坐过的痕迹，并铺有芦苇叶。面对这个地方，有一条明显向东的脚印。我们已指示他们跟随脚印继续搜索前进，有更大的困难也要寻找下去。
这一消息，当时曾经使三支搜索队的士气大振。
据当时代替彭加木担任考察队队长的陈百录告诉笔者，彭加木每天早上、晚上都有吃药的习惯，但是他见到过的彭加木的药瓶都比较小。
另外，那药瓶当时是平放着，瓶里有沙。经过仔细观察，瓶中的细沙有的黏结在一起。这表明，瓶子躺在那里有些日子了，不大像刚刚丢弃的。
正因为这样，这药瓶是否系彭加木遗弃物，无法确认。
第二搜索队继续寻找，没有发现新线索。
另外，陈百录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搜索队曾经在疏勒河故道上发现一只纽扣，还见到一丛芦苇有被刀削过的痕迹，但无法确认这是彭加木的痕迹。
搜索队二队还在八一井南面发现长达150米的脚印。不过，这是两行平行的脚印，显然是两人同行留下来的，而彭加木的独自去找水井，也就排除了是彭加木脚印的可能性。
在7月14日，一架“直-5”型直升机在沙漠中发现一个可疑物。随即降落，发现那是一把伞，有一半埋在沙中。彭加木出走时没有打伞，所以这一线索与彭加木无关。
在那些日子里，驻疆空军出动了29架次飞机，飞行时间达100小时以上。地面搜索队也在那里艰难搜寻。
虽说这次搜索找到若干线索，最后仍无功而返。
一个月过去了，仍未发现彭加木的下落。彭加木生还的可能性，已几乎没有了。现场气温太高，供水又极困难，东西两路搜索队伍，不得不撤出现场。
◆第四次搜索无功而返
在1980年8月2日结束了第三次寻找彭加木之后，照理是不会再进行新的搜寻了。因为这时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一个半月，此后即便找到彭加木，也早已经牺牲。
然而，在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20日，组织了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行动。不论是参加的人数、出动的飞机和汽车、持续的时间，都66超过前三次。
应当说，前三次搜寻彭加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时彭加木有可能还活着，是一场抢救生命的紧急行动。然而，在彭加木失踪半年之后，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空前的大规模搜索？
内中的原因，就是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刊登了造谣新闻——彭加木外逃美国。
为了以事实驳斥香港《中报》的谣言，于是由中国科学院组织了第四次最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行动。尽管组织者明白，即便找到彭加木，也只是遗体而已。
在我看来，香港《中报》的谣言本来就不值一驳。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发表一篇辟谣文章，揭穿谎言，也就足够了。然而，为了驳斥那么一个天方夜谭式的谎言，花费那么多财力、物力，是完全不必要的。如果彭加木有在天之灵，也必定会坚决反对的——因为彭加木独自往东去找水井，就是为了不动用飞机运水，以求节约资金。这样的大规模搜索，其本身就违背了彭加木精神。
新华社记者是这样报道第四次大规模寻找彭加木的情况：
1980年11月初，根据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指示，为了平息社会上的谣言风波，要再一次寻找彭加木同志。第四次进入罗布泊的队伍，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军区独立5团、通信兵部队、汽车56团和兰州407部队等八个单位共69人组成，配备大小越野汽车18辆。新疆分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王熙茂同志任现场总指挥。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随队住在敦煌指挥部。彭加木的儿子彭海以及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朱相清随队前往现场帮助寻找。为了保障寻找队伍绝对安全，第四次寻找队在敦煌建立指挥所，敦煌指挥所与寻找分队保持无线电联系；发生紧急情况时的救援，由军区空指临时派出飞机担任；有关空地联络信号等也作了明确规定。队伍由14名科技人员、15名解放军战士、7名通讯话务人员、20名司机、4名测工、9名后勤联络人员共69人组成。军区和分院抽调水罐车、油罐车、电台车、物资装备车、吉普车共18辆，携带电台3部、帐篷6顶、行军锅2口、信号枪2支、信号弹4个基数和大量生活用品。
队伍从11月10日由敦煌进入罗布泊地区到12月20日撤出，前后共计41天。寻找地区以彭加木同志失踪前的宿营地——库木库都克和脚印消失处为中心，沿疏勒河故道，西起吐牙以西6公里，东到科什库都克，南北宽10—20公里，总共寻找面积为1011平方公里，直接参加这次寻找的有1029人次，平均每人每天寻找近1平方公里。
第四次寻找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从彭加木脚印消失处的东北面开始到“八一井”以西地区，寻找3天；第二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北面和西北面，即从“红八井”到“红十井”地区，寻找7天；第三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南面和西南面，即从库木库都克到吐牙以西6公里和以东10公里的地方，寻找9天；第四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东面和东南面，即从羊塔克库都克到科什库都克，寻找12天。
在寻找方法上，我们考虑到夏季的三次寻找，因受气候条件和油水供应等问题的限制，为了抢救活人，采取的是跑线为主，点、线结合的方法，面上没有来得及仔细寻找。这次我们拟定了拉网战术，点、线、面结合，以面为主的方法，步步为营，全面寻找。
我们把直接参加地面寻找的35人，分为四个小组，每天每组按划分地段排成一线，中间有一个人携带罗盘或手持红旗，掌握寻找方向；人与人保持50—80米的间距，齐头并进，找完一片再找第二片；遇上沙丘、芦苇包、雅丹包，绕上一圈，不留空白；遇到低凹地和流沙地，用钉耙进行扒寻；每天都在找过的地段插上小红旗作为标志，防止遗漏和重复。除用拉网方法对疏勒河谷地进行全面寻找外，对脚印消失处周围的20—30公里，加大了寻找密度，进行了重点寻找。最后阶段还组织了7人小分队，乘两部汽车，以“八一泉”为中心，沿克孜勒塔格山边沿，向东西方各寻找20多公里，找了几十条大大小小的山沟，有的大山沟汽车开进去10多公里进行寻找，也没有什么结果。寻找中遇见了两副骆驼骨架，拣到了几百年前的四个驼鞍子和清乾隆时代的铜钱、串珠、海贝、马掌和两件陈腐的民族式皮大衣。
第四次寻找，毕竟时隔5个多月，彭加木留的脚印早已模糊不清，原来的现场早已被风沙和前三次寻找时人们留下的脚印破坏得面目全非。进行搜索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到处是芦苇包和盐碱包，大小沙丘星罗棋布，还有几百个雅丹包；复杂的地形影响了人们寻找的视线。供应基地设在300公里以外的敦煌，汽车运油、水、粮、煤，往返一次要6天；不得不抽很多人搞后勤供应，直接参加寻找的人，每天平均只有35人。这一带，夏季酷热，冬季却是严寒。11月住帐篷，人们天不亮就给冻醒。12月中旬，水罐车里的水全部结冰，要做饭烧水就得钻进水罐车里敲冰化水。寻找的人白天回不来，只好在外边啃冷馍、喝凉水。寻找后期，有10多位同志病倒。12月20日，队伍撤出，一共找了41天。结果依旧：下落不明。
仅仅为了寻找一具彭加木的尸体，以求“平息社会上的谣言风波”（其实只是香港《中报》的恶意造谣报道），就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劳民伤财，根本不值得。这倒是谣言制造者所乐于看到的“轰动效果”。这第四次搜索，只能说明组织者的政治上的幼稚，说明组织者的大手大脚，置国家的财力、人力于不顾。
在1980年那样的岁月，以“平息社会上的谣言风波”的名义出师，采取如此近乎“群众运动”的大规模搜索，在当时很难抵制。然而，在2006年4月，居然仍有不少媒体以“党和人民关怀科学家彭加木”的名义重提第四次搜索，而且给087予肯定与赞扬，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至于此后在彭加木失踪24年之后的2004年4月以及失踪26年之后的2006年4月，记者们两度组成“寻找彭加木”探险团，还有民间人士自发前往罗布泊寻找彭加木遗骸，那是为了纪念彭加木，另当别论。
◆彭加木在哪里？
彭加木究竟去哪里去了呢？
会被野兽伤害了吗？
那一带只有骆驼、黄羊、野兔，都不会伤人。在敦煌一带，搜索队曾发现地上有白色的狼粪，可是那离库木库都克远着呢！
会陷入沼泽地吗？在库木库都克一带，干旱缺水，就连偌大的罗布泊也干涸了，结成坚硬的盐壳，那里会有沼泽吗？搜索队在现场，从未遇到过沼泽地。况且彭加木是一个富有野外经验的人，他曾对新队员说过：“如果你陷入沼泽，切莫乱挣，越挣扎陷得越深。你应当马上卧倒，然后用游泳的姿势游出来！”
会被风沙埋掉吗？如果在沙漠里，是可能被沙漠埋起来的，因为那里常刮大风，飞沙走石。据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平均统计，罗布泊地区每年风速大于每秒10米（即三至六级）的刮风时间为150天，风速大于每秒14米（七至八级）的刮风时间为80天，而最大的风则可达每秒30米（十级）以上。以那只被彭加木活捉的小骆驼为例，捉住之后，由于没有喂奶，加上大家正忙于寻找彭加木，无心照料它，便于6月23日死去。半个月后，人们发现小骆驼已有五分之四被埋在沙中。不过，小骆驼是死于沙漠之中，而且正好处于一个沙丘的背风面，那里容易积沙。彭加木是找水井去的，他不大可能到沙漠中找水，主要是在流勒河故道中找。在疏勒河故道，是不大有风沙，不会埋人的。正因为这样，在彭加木失踪后的两天内，尽管刮过大风，但是那张塞在芦苇根部的糖纸依旧在那里。
会被坏人暗害吗？当然并不排斥这种可能。不过，那里荒无人烟，飞机在上空搜索，除能看到搜索队员之外，并未看见过还有别的人。那里干旱无水，人要去那里生活，一定要带充足的水，必须从几百里以外运水。那么，彭加木外出之后，命运究竟如何呢？
据搜索队员们估计，他牺牲了。他经过长作跋涉，已很劳累，在失踪前又接连五天没睡过安稳觉，每天只睡三至四个小时。外出时，可能半途中暑或昏倒。
如果他牺牲了，为什么搜索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呢？
据马兰驻军现场指挥周夫有对笔者说，有以下四大原因：
1.范围大，搜索面积达400平方公里左右，只能找点，不能找面；
2.地形复杂，疏勒河故道内沙丘起伏，一个个一至二米高的沙丘星罗棋布。在搜索时，每遇到一个沙丘，搜索队员要沿沙丘转一圈才行。不然的话，站在这边，看不到那边，很容易疏忽；
3.条件艰难，气温高，缺水。现场的人少了不行，多了又无力供应水与粮食；
4.飞机离地近，可以看清地面，但是搜索面积小。飞得高，搜索面积大了，但不易看清地面。动的东西易被发现，不动的东西，特别是倒在红柳之外，不易发现。
在那一带，发生过多起失踪案件，有的被救，有的死去，有的下落不明。例如：
1979年，云南第九地质队28人因汽车故障，在半途遇险，水很快喝光了。幸亏队长镇定，要全队团结，绝不可各自走散。附近驻军在三天后闻讯，立即出动飞机，终于找到。当时队员们濒于死亡，靠喝小便维持生命。空军用直升机把28人全部救回，地质队员含着热泪高呼：“解放军万岁！”
1976年7月3日，新疆地矿局第一区调大队的一辆汽车在罗布泊以北给野外运送物资时失踪。后来查明，当时发现汽车水箱漏水。这三人不知，以为水箱的水不够，便把水壶中的水都倒入水箱。水全部漏光，三人渴死。空军在七天后闻讯赶到现场，找到三人尸体（因为汽车，目标较大），从遗书中获知出事经过。
有一年，一名副班长带着一名战士出外打柴。打满了一挑，他叫战士挑着先回营地，而他还要再打一挑。入夜，副班长没回来，风沙却越刮越紧。副班长失踪的消息报告到团部，团里出动一个营去寻找，一直没有下落。出动直升机来回“耕地”三、四架次，也未找到。几年后，发现了这位副班长背的冲锋枪。
部队除了周夫有处长向我介绍的情况之外，据2006年报道，在罗布泊曾经发生过多次死亡事故：
1949年，从重庆飞往迪化（乌鲁木齐旧称）的一架飞机，在新疆鄯善县上空失踪。九年以后，人们在罗布泊东部发现一架坠毁的飞机，据推测很可能是那架在鄯善失踪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1950年，解放军剿匪部队一警卫1骑马走失。32年后的1982年，地质队员在罗布泊南岸发现他的尸体，死因不明。
1990年，新疆哈密市七人乘一辆客货小汽车去罗布泊找水晶矿失踪，两年后地质队员在一雅丹下发现三具干尸。距死者30公里有一辆汽车，另外四人下落不明。
好几年以前，当地驻军丢失了一名副班长。他出去割芦苇，到夜晚还没有回来。四处寻找，一直没有下落。3年以后，部队执行任务时路过一片沼泽地，沼泽里站着一副人的尸骨，大部陷下去了，尸骨旁平放着一根扁担和一把小镰刀。显然，这就是那位失踪的副班长。
又有一次，部队丢失过一名战士，他受命外出打猎，再也没有回来。隔了很久，战士们出去打柴时发现了他，他已经成了一具木乃伊。
1980年6月，就在彭加木失踪的时候，在新疆吐鲁番盆地也发生一件事故：一天早晨新疆石油管理局在鄯善县的一个野外队，包括驾驶员和考察人员共三人，开了一辆吉普车去沙漠中调查，车行一百多公里，汽车零件损坏无法前进，他们三个人沿着来的路，步行回营地报信。但由于当时天气太热，体力不支，一位年轻的同志先倒下，再往前走十多公里，中年人倒下，最后年老的同志也倒下了。出事后，这位直升机驾驶员奉命参加寻找，很快在一条线上找到了三位同志的遗体……
1995年夏，新疆米兰农场一职工带领两人去罗布泊探宝失踪。出事地点在距楼兰17公里处，两具尸体完好，另一人下落不明。奇怪的是出事的北京吉普车完好，汽车油箱里有汽油，车上也有水，出事的原因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彭加木究竟在哪里？
彭加木失踪之谜，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如今，有人开列彭加木失踪的九种可能：
第一种：彭加木被外星人接走；
第二种：彭加木逃往美国；
第三种：彭加木被直升机接到苏联；
第四种：被与彭加木有分歧的同行人员杀害；
第五种：迷失方向找不到宿营地；
第六种：不幸陷入沼泽被吞没；
第七种：被突然坍塌的雅丹砸死；
第八种：被狼群吃掉；
第九种：芦苇丛中躲避炎热晕倒，被风沙掩埋。
在这九种可能性之中，第一、第二、第三种乃天方夜谭；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种不可信；第五种“迷失方向找不到宿营地”加上第九种“芦苇丛中躲避炎热晕倒，风沙掩埋”，可能性最大。
新疆军区朱参谋长特别着重批判了第二、第三种，即“彭加木逃往美国”、“彭加木被直升机接到苏联”，他严肃地指出：
“姑且不讲彭加木同志政治上一贯表现很好，就拿地理环境来说吧，库木库都克地处新疆腹心地带，离中蒙边境直线距离470公里，离中苏边境直线距离大约700公里，离中印边境直线距离1100多公里，中间隔着戈壁沙漠和大山，怎么走得出去？说彭加木同志可能坐间谍飞机飞走啦，那简直是神话！他没有电台，连地图也没有，怎么联络？直升机续航能力小，从国境线飞不到这个地区。运输机吧，那里一无机场，二无导航设备，怎么降落？再说，我们那么多雷达，6月17日前后都没有发现过这类目标，因此说，彭加木‘外逃’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同志们把‘彭加木外逃’的谣言当作一桩十足的笑料。”
◆反思彭加木的失误
彭加木为了节省国家资金，独自外出找水井，因此失踪于茫茫大漠。他的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永远值得世世代代敬仰。然而，彭加木的失踪，却也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
人无完人。我在采访中，也听到许多朋友为他惋惜：他曾多次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探险，他深知孤身一人独自外出的危险性。尤其是他作为科学考察队队长，明确宣布过纪律：“外出探险时必须两人以上。”为什么他违反了自己制订的科学考察纪律呢？他的失踪，他的牺牲，失误就在于独自外出。另外，他还强调过，在陌生的、容易迷失方向的地方考察，应该沿路插上路标。这一回，他往东去找水井，走的是陌生的路，没有插路标。
我不由得记起，考察队的副队长汪文先对我说的那句话充满感叹的话：
“彭先生向来忘我地工作。他在‘文革’中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在‘文革’之后才得以重返边疆。这时的他，年已五旬，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不过，他把‘四人帮’的影响，估计太轻了。他把大家都看成跟自己一样……”
汪文先的话，说得很婉转。
比如，我在采访中，有人向我反映，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的日子，彭加木定为1980年5月3日。在彭加木看来，到了这一天，考察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那就应该出发，抓紧时间工作是第一位的。可是，5月3日是星期六。考察队很多091队员的家在乌鲁木齐，希望改在5月5日星期一出发，这样可以在乌鲁木齐跟家人一起度过星期天。尤其是这次外出考察，一走就是一两个月，很多人期望在星期天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彭加木的家，不在乌鲁木齐。他没有考虑队员们的合理要求，还是坚持在5月3日早上出发。他是队长，又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队员们也就服从了他的决定。
还有，在完成纵穿罗布泊之后，到达马兰，彭加木提出要东进，这是原科学考察计划中所没有的。彭加木的出发点当然是很好的，可以借归途顺道考察罗布泊东线。然而，考察队从5月3日离开乌鲁木齐，到6月7日纵穿罗布泊，已经一个多月生活在野外，队员们已经非常疲劳，急于回乌鲁木齐休整。再说，原先没有东进考察计划，许多队员未跟家中打招呼，有的已经安排了其他工作。队员们又一次考虑到彭加木是队长，又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还是服从了他的决定。
也正因为东进是彭加木在马兰临时作出的决定，所以准备工作十分仓促，而对东进路线上的困难又估计不足，所以才会发生到达库木库都克之后缺水缺油，才会发生彭加木为解决缺水问题而独自往东去找水井的悲剧。
又如，司机们跟我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当时有一条很不合理的规定，汽车的油耗以及轮胎、机械损耗，是按行驶的公里数计算的。然而，在崎岖的罗布泊行驶一百公里，怎么能跟在平直的柏油马路上行驶一百公里同等对待呢？汽车的油耗以及轮胎、机械损耗，显然完全不同。司机们曾经向彭加木反映，而彭加木却因为他这个副院长并不主管行政工作没有予以解决。
还有，与彭加木在考察队一起工作的科研人员以为，彭加木的知识面很广，这是他的优点，但是他毕竟是主要研究植物病毒的，对于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中的方方面面，他并不样样在行。作为这一科学考察的领导者，他应该尽量倾听各方面研究人员的意见，而彭加木做得不够。
所以，彭加木的失误，在于过分的自信，倾听别人意见不够。他往往对困难估计不足。先进人物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像火车头脱离了长长的列车。
彭加木的失踪，从技术上讲，失误在于没有穿野外工作所必须穿的特殊颜色的工作服。
在彭加木失踪之后五年，发生首漂长江的勇士尧茂书在长江漂流探险中失事的事件。我从上海飞往四川进行采访。后来，我在《万绿丛中一点红》一文中，把尧茂书之死与彭加木失踪，加以比较：
1980年盛暑，当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传来后，我马上赶往那里参092加了搜救工作。当我坐在直升机上，飞行在出事地点库木库都克上空，唯见黄沙漫漫，无际无涯，就连“大漠孤烟直”的“孤烟”也从未出现在我的眼帘之中。
一次又一次飞行搜索，毫无所获。空军出动了三十多架次飞机，飞行时间达一百多个小时，未见彭加木踪迹。记得，在飞机上，一位空军战士感叹地对我说：“彭加木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工作服，在沙漠里不容易发现。按规定，进沙漠考察，应当穿红色工作服。如果他穿红色工作服，飞机就用不着这样一次次寻找了……”他的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85年7月24日，首漂长江的勇士尧茂书牺牲于通天河。我奔赴四川采访。据公安部门告知，就在7月24日下午两点多，青海省玉树且巴塘乡的藏族牧民便看见了顺流而下的“龙的传人号”橡皮艇及尧茂书尸体。当天太阳快落山时，四川省石渠县罗须区奔达乡的两位藏民，也看见顺江漂流的尧茂书尸体。25日、26日，同样都有人目击……短短几天，这么多沿江的藏民都在无意中发现遇难的尧茂书，是因为尧茂书身穿一件特制的“BJ-1型保温救生服”，能够漂于水面，而且色彩鲜红。“万绿丛中一点红”，极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红”虽“一点”，为什么在“万绿丛中”显得格外醒目呢？
这因为红、绿、蓝是光的三原色，而原色给人眼的感觉最为鲜明——大自然中五彩缤纷，都是三原色以不同比例混合而形成的。人眼能够辨别颜色，是由于具备红、绿、蓝三种感色单元。不同的颜色给这三种感色单元以不同程度的刺激，于是人眼能分辨五光十色。三原色只是使人眼中的一种感色单元受到刺激，而这种刺激又格外强烈，所以产生的视感最为鲜明。
仅仅本身色彩鲜明还不够。一点红落入“红海洋”便难以寻觅。必须加大与背景色彩之间的“色反差”。美国人卢基，是一位广告专家，他为了突出广告中的主要形象和文字，曾做了一系列“色反差”实验。他发觉，就红色而言，白底红色的色反差最为强烈，其次为黄底红色、绿底红色、蓝底红色。哦，正因为这样，攀登珠峰、南极探险，人们身穿红衣。白色的救护车上，漆着红十字——白底红色。也正因为这样，沙漠考察、江河探险，要穿红色衣服——黄底红色、绿底红色。
至于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回收舱漆成橘红色，那同样是为了在落入海洋中便于识别——蓝底红色。
倘若彭加木叫上一位队员跟他一起往东去找水井，倘若彭加木外出时穿了红色的工作服，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即便一时走失，也很容易找寻，也就不必花费那么那么多人力、物力去一次次寻找了。
当然，彭加木的悲剧已经凝固成为历史，无法改变。彭加木的悲剧，提醒人们，在科学探险的时候，千万不能独自外出；在科学考察中，必须身穿规定的工作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