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孩子”
1943年底，中央大学农学院里，曾流传着一桩笑闻：
那天，院长先生正在办公室里伏案批改公文。突然，“砰”的一声，办公室的窗玻璃破碎了。
院长连忙奔出办公室，只见外面站着一个男学生，穿着蓝灰色的长袍，围着米黄色的长围巾，一副乡下人的打扮。他见到院长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院长一看，他的手中正拿着弹弓！
此人是谁？
他便是农学院农化系新生彭家睦。他，虽然已经是大学生了，可是依旧保持着小学生时代的兴趣爱好，考上大学时连弹弓也带来了。那天他正在校园里打鸟，谁知弹弓“走火”，竟把石子打到院长办公室窗玻璃上去了。
从此，同学们都把彭家睦称为“大孩子”，意即上了大学还是保持小孩子脾气。
说他怪，也确实有点怪：这个人不大合群，常喜欢独来独往。那时候，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新生们住重庆远郊的北碚，附近山峦起伏，树木繁茂。星期天，彭家睦常爱独自外出远游，爬上山巅，举目四望。饿了，就吃点野果；倦了，就爬到黄果树上，躺在树杈之间美美地睡一觉。回到学校后，他就从衣袋里掏出各式各样的野果子，送给同学们尝尝味道。
有时，他背着一串用弹弓打死的小鸟，煮了一大锅，举行“鸟尾酒会”。
到了夏天，不大往山上跑了，而是往水里钻。学校面临湍急清澈的嘉陵江，真是个游泳的好地方。彭家睦喜欢独个儿去游泳，而且游泳的方式也与众不同。每次游泳，他总是带着个小网线袋。来到江边，脱去外衣，把外衣装到网袋里，塞在岩石缝中。下水前，常在短裤的小口袋里放一角钱，用别针别好袋口。一跳到江水里，他简直如鱼得水，舒服极了。他游着，游着，游到江中心的一块岩石，便以岩石为床，面对蓝天，耳听流水。这时，他得意地吟诵起唐朝诗人韦应物的诗句——“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他在岩石上静静躺着，任凭疾风吹，浪花溅，烈日晒。憩息了一会儿，他又跃入水中，向对岸破浪奋进。
踏上对岸，他光着脚，穿着短裤，来到附近一家小面店。用不着开口，小店的伙计就给他送上一碗“担担面”。他便从短裤的小口袋里掏出一角钱交给伙计。他是这里的常客，伙计们都知道他叫彭家睦。火红的夕阳映照水面，他开始往回游了。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早产儿，虽然身体还是那样精瘦，可是常在大自然中搏风击雨，体质越炼越强了。他浑身晒成古铜色，眼白和牙齿显得格外突出。
最为古怪的，要算是这个人的脾气。
说实在的，在当时农学院学生的心目中，学园艺是最有出息的。很多报考农化系，其实是想把农化系当作跳板而已。这是因为农学院规定，农化系的学生可以转系，转到园艺系学习。偏偏农化系的化学教师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三天两头进行化学考试，不及格的要留级。这样，到了二年级，大部分农化系的学生都纷纷转学，班上所剩无几了。
其实，彭家睦也很喜欢园艺，可是，他却坚持学农化，不想转系。其中的原因，说来颇为有趣，原来，他刚一进校，上第一堂化学课，那位严厉的化学教师便来了个突然袭击，对学生进行化学考试。他的本意是想借此摸一下每个新生的化学水平。这一次，彭家睦考得相当糟糕，使他深深感到自惭。
彭家睦素来不惧怕困难。他暗自说道：“我就不相信学不好化学。”教师越严，他倒越要学。本来，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化学。经过刻苦攻读，他更深深地爱上了这门学科。尽管别人纷纷转系，他却对农化充满信心和兴趣。
◆“书迷”
在开学的头一天，学校里总是要举行新生与“学长”（新生们对高年级同学的尊称）的见面会。会上，“学长”代表致新生欢迎词，而新生则逐一自报家门，自我介绍。
就在这次会上，一个带有南方口音的女同学，个子不高，头发颇长，在脸上有一颗显眼的痣，文静而显得有点胆怯，细声细气地自我介绍道：“我姓夏，叫夏叔芳，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南京，19岁。”
她说完，便坐了下去。刚坐下，又站了起来，补充说道：“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我的叔芳的‘叔’字，没有三点水，不是‘淑芳’。我排行第三，父亲按‘伯、仲、叔、季’取名，所以我叫‘叔芳’。”
这个女同学给他的最初印象是淡淡的。她脸上那颗醒目的痣，使他记住了她的特征；她反复说明别把“叔芳”误为“淑芳”，使他记住了她的名字。
不久，同学们给这位女同学取了个绰号，叫“书迷”，这才进一步加深了彭家睦对她的印象。
原来，夏叔芳自幼体弱多病，可是，好胜心、自尊心颇强。她读书，不是争个第一，就要争个第二。正因为这样，她成天钻在书中，清早读书，下午读书，晚上读书，星期天也读书。于是，便得了一个“书迷”的雅号。
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隔膜颇深。女生住女生宿舍，男生住男生宿舍，上课时才在一起，几乎很少讲话。
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个女同学拉夏叔芳去饭后散步，走到嘉陵江边。这时，迎面走来一个男同学，手里拎着一只网袋。夏叔芳一看，是同班同学彭家睦。由于正面对面，不得不打个招呼，问他从哪里来。
这时，彭家睦答道：“游泳回来。”说完，就走了。
夏叔芳感到奇怪，学校里功课那么紧张，这个男同学怎么有闲工夫去游泳呢？
同去的那位女同学告诉她，彭家睦差不多天天都去游泳哩！这件事使夏叔芳大为震惊。几乎很难理解这个瘦黑的男同学，哪来那么多的时间？
在一年级的时候，班上总共有三十个同学。然而，到了二年级，大部分男同学转系了，全班只剩下八个同学（六男二女），夏叔芳跟彭家睦经常碰面了。
有一次，夏叔芳问起彭家睦：“你天天去游泳，功课怎么办？”
彭家睦笑道：“夜里补回来呗！”
直到这时，夏叔芳才知道，彭家睦有个“小房间”。
说起这个“小房间”，倒颇为有趣：原来，当时中央大学因南京沦入日寇手中，匆匆迁往重庆，校舍相当紧张。当时，全校的女同学睡在一个像仓库一样的大房间里，双层床，几百个同学住在一起。男生呢？也跟女生差不多，住在另外几个大房间里。在这些大房间门口，都盖了一间只有四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给国民党军训教官住。小房子正对着大房间的大门，便于监视学生们的行动。
谁知军训教官们嫌屋太小，不愿住。于是，小房子就空在那里。那时，彭家睦的二哥彭浙在园艺系就读，颇有点胆量，竟敢独自住进小房子，校方也未加干涉。彭浙毕业之后，正在农化系攻读的四哥彭家颖搬了进去。接着，彭家睦又接替了彭家颖。就这样，彭家睦算是有了个独自的“小房间”。尽管小房间夏热冬冷，好在可以有点“独立性”，所以彭家睦还是很喜欢独自住在那里，独自生活，独自学习，有着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与生活习惯。他每天睡得很晚，功课大部分是在夜间做完的，所以白天才有工夫去游泳。
顺便提一句，彭家颖后来去了台湾，在台中溪州糖厂工作。
◆说不清楚“为的啥”
彭家睦是个用功的学生。他沉醉在读书之中，埋头于科学之中。他非常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他想，小小的日本居然如此欺侮堂堂的中华民族，那是因为日本科学发达。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正因为这样，他拼命读书，以便读书救国，科学救国。
中央大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国民党的势力很强，但是也有地下党员的活动，他们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彭家睦是一个“中间派”，他不愿把时间花费在政治斗争上。
彭家睦不关心政治斗争，然而，政治斗争却主动来“找”他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
签字的墨迹未干，第三天，蒋介石就密令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紧接着，战火越烧越旺。
重庆的人民愤怒了。11月9日，重庆各界民主人士成立了“反内战大同盟”，把斗争的矛头直指蒋介石。
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生也纷纷响应，通电全国要为和平民主而斗争。
12月1日上午，昆明爆发了震惊全国的“12.1”惨案：云南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特务头子李宗藩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血腥镇压进行罢课的学生，打死了联大师院的潘琰（女）、李鲁连，昆华工的张华昌，南菁中学的青年教师于再，打伤26人。
消息传到重庆，这个“陪都”鼎沸了。当时正在重庆的郭沫若、李公朴，都纷纷公开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平静的中央大学不平静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中央大学的学生们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沙坪坝出发，朝着重庆市区前进。彭家睦看到班上的同学都去参加游行，他也加入了示威者的队伍。同学们高举着“声援‘12？1’烈士”、“四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反内战、我们要和平”的标语，呼喊着口号。沿途，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游行队伍。彭家睦平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游行，感到非常新鲜。他觉得自己的体力不错，为自己平素常到野外旅行、游泳，到底把脚板练出来了。
游行队伍走着走着，忽然前面停了下来。不久，传来了话：“马上散开，到广场上去，原地休息。”
彭家睦一听休息，便在台阶上坐下，吃着干粮。
猛地，人们骚动起来，站了起来，都朝着彭家睦这儿看。
正在彭家睦感到惊讶的时候，只见一个面目清瘦、浓眉大眼的人出现在台阶上。他用略带苏北口音的话，向同学们发表演说，赞扬同学们的精神，支持同学们的行动。
彭家睦离这个人很近，觉得他讲话很有条理，很热情，爽朗而和蔼。当这个人在一片掌声中结束演讲之后，彭家睦轻声问旁边一个同学：“他是谁？”
同学有点惊讶：“你不知道？”
彭家睦摇了摇头。
那位同学用十分尊敬的口气向他说道：“共产党领袖周恩来！”
彭家睦一听，才知道共产党的领袖原来是这般平易和气。
彭家睦自从参加了这次游行，长了不少见识，对游行之类政治活动有了一点小小的兴趣。
不久，彭家睦又参加了另一次游行。不过，这次游行似乎跟上一次不同：上一次是同学们自己组织的，这一次是学校当局组织的。上一次完全是自愿的，这一次却规定全校学生必须参加，凡是请病假的一定要持有校医务室的证明。
彭家睦是很“忌讳”与医生打交道的。他常常用有没有到医务室看病来“衡量”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如果他在一个学期中没有去过医务室，病历卡上一片空白，他就很高兴。因此，他宁可保持自己的“不败纪录”，也不愿去医务室弄张病假条以躲避游行。
他把游行当成了一次远足。
这一次游行并没有喊“反内战，要和平”之类口号，而是喊另外一些口号：“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
彭家睦虽然参加了游行，但是并不知道这次游行的背景。
直到好几年以后，他才知道，这是国民党组织的一次反苏大游行，矛头指向
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当时，苏联出兵东北，一举消灭了日本的关东军。在日本投
降之后，蒋介石曾电吁苏联，希望红军暂留东北，以维持当地的秩序。然而，蒋
介石是一个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人，随时会翻脸不认账。这次国民党举行反苏
游行，正是想借以抵消“12.1”学生运动的影响。
当时，彭家睦是糊涂的，他随波逐流，既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声援“12.1”烈士的游行，又参加国民党组织的“2.22”反苏大游行。
当时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系的一个学生，编了一个顺口溜：
一二.一，
二.二二，
为的啥？
为的啥？
彭家睦听了直摇头，他实在说不清楚“为的啥？”
◆和夏叔芳相爱
连彭家睦自己也未曾想到，在四年级的时候，竟会爱上了那位“书迷”夏叔芳。
夏叔芳呢，她同样没想到竟会爱上彭家睦。
在大学里，夏叔芳成天“啃”书，和男同学连话都不说一句。
彭家睦呢，除了埋头科学之外，就是远足、游泳。他喜欢独来独往，不仅跟女同学很少接触，就是跟男同学也来往不多。
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促使“书迷”跟彭家睦在科学王国里结识，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那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做化学实验，彭家睦很快就做好了，离开了实验室。
与彭家睦的实验桌子紧挨着的，是夏叔芳。这一次，她的实验不大顺利，一直没有做好。她是一个非干到水落石出不罢休的人，在吃完晚饭之后，一个人继续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
渐渐地，夏叔芳感到有点害怕起来——偌大的一个实验室里，只剩下她一个女同学，怎么不害怕呢？
正在这时，彭家睦从门口走过，看到她还在做实验，便进来了。他坐在实验室的一角，一言不发，一门心思看他的书。
有了彭家睦坐一旁，夏叔芳的胆子壮了。
彭家睦等她把实验做完，便合上书本，一声不响地走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俩一句话都没讲。
这件事，使夏叔芳第一次感到：彭家睦却有着一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呢！
夏叔芳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在学习上比较轻松。
她从小喜欢读古诗词，所以一有空余时间，就到中文系旁听诗词课。她感到非常惊讶，“怪人”彭家睦竟然早就选修此课，坐在那里专心听老师解释平声、仄声和诗词格律。
后来，夏叔芳对美学课也发生了兴趣。她一走进课堂，咦，彭家睦竟然也早就坐在那里！
夏叔芳在微积分、物理化学这些选修课的课堂里，同样看到了彭家睦！
直到这时，夏叔芳才明白：彭家睦并不是一个整天爱用弹弓打鸟、爱爬到树上睡觉的“大孩子”，而是一个兴趣广泛、刻苦好学、富于进取心的青年，使她暗暗佩服。
在四年级的时候，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丁家桥，又一件不谋而合的巧事发生了。
一天，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贴出一张布告：
“新近自英国回国的中央大学南京医学院教授王应睐，开设维生素和酶学课程，欢迎选修。”
中央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总共只有三个学生选了这门崭新的课程，其中一个是彭家睦，一个是夏叔芳，还有一个与他们同班的女同学。就这样，他们每天跑到医学院去听课了。
渐渐地，他们三个同学对王应睐教授的课程深感兴趣，便要求王应睐教授指导他们写毕业论文。王应睐教授答应作他们的导师，带领他们做实验，写作毕业论文《黄豆发芽期间Phyticacid含量phytase活动力之改变》。
直到这时，夏叔芳经常跟彭家睦在一起，有着共同的科学爱好，有着共同的志向，这才渐渐熟悉起来。
直到这时，夏叔芳才发现，原来彭家睦并不“孤僻”，倒是十分风趣、幽默的呢。
有一次，在聊天之中，彭家睦翻“老账”，数落起夏叔芳来。
彭家睦的记性不错，他用“长辈”回忆往事似的口气说道：“你还记得吗？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两个人一组，老师把你跟一位山东大汉编在一个组。你一见到那位山东大汉，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嘿，你到老师那儿吵，一定要跟女同学编成一个组，不8跟男同学一个组。可是，别的女同学都已编了组，弄得老师没办法，只好让你一个人一个组！哼，你满脑袋的封建思想，一个十足的书呆子！”
夏叔芳听了，不好意思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件事，她早就忘了，想不到彭家睦居然记得那么清楚。
接着，彭家睦又奚落起她来：“还有，你那时候只喜欢化学课，不爱上农业课。有一次，上农业课的时候，趁老师转过身子在黑板上写字，你就像个猴子一样，从我的桌子上踩过去，从窗口逃走。哼，一个逃学生！到了农业课考试时，你没办法了，找我借笔记本，死命地背，像条书虫！”
夏叔芳咯咯笑了，她也不示弱：“如果说我是书虫，那你也是虫！”
彭家睦有点惊讶，他似乎从来没听说过别人喊他是“书虫”。
夏叔芳数落起他来：“你不是‘书虫’，你是‘刺毛虫’，专门刺别人！”
这下子，两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的。
彭家睦补充说道：“如果说我们都是虫的话，我们不是别的虫，是糊涂虫！我们参加了‘12.1’，又参加了‘2.22’，却说不出‘为的啥’！”
◆“糊涂虫”慢慢清醒
“糊涂虫”开始清醒过来，那是因为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像一盆冷水似的，泼醒了彭家睦。
1947年5月20日，南京发生了着名的“5.20血案”……
事情是从5月4日开始的，上海各学校的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八千多个示威者包围了国民党的警察局。这一爱国热潮，迅速波及南京、北平、沈阳、杭州、青岛、开封等城市。5月20日，南京的学生们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旗，上街游行了。
这天，中央大学的许多同学都参加了游行。
彭家睦忙于他的毕业论文，以为“黄豆芽”比游行更加重要，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夏叔芳也没去。与他们同做毕业论文实验的另一位女同学却去参加游行了。
过了约莫两三个小时，那位女同学气喘吁吁地跑回实验室。她的头发、衣服都湿了，激动地告诉彭家睦和夏叔芳：
游行队伍遇上了国民党的警察，他们用消防水龙头浇学生，用木棍打学生！正在这时，彭家睦的一个同班同学跑回来了。他的手里拿着一副破眼镜，连镜片都碎了。他说，这是被警察打碎的，好多同学现在正挨警察打，鲜血洒在大街上。
“我去！”彭家睦在实验室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夏叔芳拉他别去，彭家睦气呼呼地说道：“本来我不想去的。警察打同学，太不像话！这下子，我倒一定要去！”
彭家睦撒腿便朝大街跑去。这时，游行队伍被警察冲散了，街上满是水迹和血迹，几十名学生被捕。同学们硬是把血气方刚的彭家睦拉回来了，劝告他别与警察硬拼，否则会吃亏的。
“5.20”血案之后，彭家睦在实验室里常常一边做实验，一边骂起国民党和警察来了。他觉得，警察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太不讲理，他要打抱不平。
跟彭家睦、夏叔芳同做论文实验的那位女同学，是一位出身豪门的小姐，令人意想不到，她竟是一位地下党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彭家睦才知道她的政治身份）。她知道彭家睦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但是并不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她旁敲侧击，点明真相，使这位“打抱不平”的青年渐渐觉醒过来。
不久，夏叔芳发现一件惊人的事：彭家睦正在很神秘地看一本书。见她来了，赶紧收了起来。夏叔芳夺来一看，竟是艾思奇着的《大众哲学》。
夏叔芳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会看起这样的禁书？他从哪儿弄来的？
彭家睦在夏叔芳面前，说了实话。
原来，那是中央大学从重庆搬回南京的时候，彭家睦的哥哥托他带一只小箱子回去。哥哥告诉他，箱子里不是平常的东西，在船上要防备有人检查……
经哥哥这么一说，他倒疑心起来，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二十多本书，其中有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着作，还有艾思奇的书。当时，这些书全属于“禁书”。
哥哥告诉他，这是一个老同学从“那边”捎来的。尽管彭家睦并不懂得这些“禁书”中所讲的“主义”，可是，他觉得把这些“禁书”交给他带回去，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彭家睦马上拍了拍胸脯说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把它带回去。如果在船上有人要检查，我就拎着箱子往江里跳。我一钻进水里，他们就休想抓住我！”
彭家睦真的做了跳水的准备，把那些“禁书”用油纸包好放在箱中，以免跳入江中时不至于被水浸湿。
幸亏一路太平，彭家睦顺利地带着那只神秘的小箱子来到南京。
在南京，彭家睦忙着做的“黄豆芽”实验，没有闲工夫去读那些“禁书”，况且他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大兴趣，所以无心旁顾。
然而，自从“5.20血案”之后，彭家睦开始想弄清楚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于是忙里偷闲，悄悄地看起小箱子里的“禁书”来。谁知这些“禁书”有一股无形的魅力，使他越看越爱看，读了第一本便想读第二本。这些“禁书”像一把打开思想之锁的钥匙，使彭家睦脑袋瓜开了窍……彭家睦的心中，暗暗向往“山那边呀好地方”。
◆面临毕业
王应睐教授一位严师。他对自己的三位学生颇为满意，然而，从未在学生面前夸过半句。他对三位学生的印象是这样的：彭家睦功课中等水平，可是头脑灵活，手也很巧，做起实验来比两位女同学要能干得多；夏叔芳论读书是班上第一名，可是做起实验不怎么样；另一位女同学在三个人之中天资最聪明，学习成绩也不错，只是似乎不太专心，经常忙于别的杂事。
王应睐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生物化学专家。他手把手，把科学研究的一套方法教给了三位学生：先是确定论文题目，然后查阅有关文献，写出了《文献综述》，再确定自己的实验步骤，着手实验，最后总结，写出论文……
当时只有一间大实验室，许多人在里面做实验。他们三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每天埋头从“黄豆芽”中提取植酸酶。实验任务是很重的，他们常常从早干到晚。不过，每到晚上，另一位女同学就不来了，只剩下彭家睦和夏叔芳在那里忙碌着。他们曾问过这位女同学，为什么晚上不来做实验？她有点不大好意思地答道：
“我晚上要去做家庭教师。”
彭家睦和夏叔芳感到奇怪，这位女同学家庭是个巨富，为什么还要去当“家庭教师”？他们想，也许她晚上有“幽会”，不便明说罢了。
直到几年后，他们才明白，这位女同学每天晚上忙于地下党的活动，所以不能来做实验。
旧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毕业即失业了”，1947年夏天，当彭家睦和夏叔芳即将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化系的时候，他们一边做毕业论文，一边开始为未来担忧，四处托人寻找毕业后的出路。
彭家睦请熟人帮忙，好不容易获知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需要一名助教。彭家睦把自己的学历寄去之后，对方答应了，可以发给他为期一年的聘书。
这时，夏叔芳没有找到工作，终日惶惶。有一天，王应睐教授忽然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他要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医学院开设生物化学课，需要两名助教。自然，彭家睦和她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夏叔芳兴高采烈地跑去找彭家睦。彭家睦一听，又高兴又懊悔：高兴的是，这样一来，他可以跟夏叔芳一起，继续得到王应睐教授的教益；懊悔的是，他已经与北京大学农学院订了约。
夏叔芳劝他把情况向北京大学农学院说明一下，解除聘约。谁知彭家睦把头得像货郎鼓似的。叹了口气：“人，总得讲信用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不便再改口。”
夏叔芳知道彭家睦一向很讲究信用，也就不再勉强。在暑假之后，夏叔芳和彭家睦一起来到上海。夏叔芳从上海坐船到青岛，而彭家睦则出发去北京。他们俩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两封来信
1947年8月底，彭家睦来到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担任了土壤调查及土壤物理学助教。在那里，他工作了一年，独自编写了《土壤物理实验讲义》，带领学生们进行实验。
另外，他还进行了关于中国土壤的化学分析与机械分析方面的研究。夏叔芳则在山东医学院当了一年助教。他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
1948年暑假，夏叔芳回到南京。这时，她家里托人在南京给她找到了工作，于是，她便转到南京中央大学物理学院生物系担任助教。
彭家睦在这年暑假从北京回到广东探亲。经过上海时，正好王应睐教授已调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便去看望王老师。王应睐缺少助手，劝彭家睦到上海工作。这时，彭家睦的一位同学因失业而万分痛苦。彭家睦便把北大农学院土壤系的工作让给了他。自己应王应睐之邀，到上海的中央研究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当时的职务是“技佐”。由于那篇关于“黄豆芽”的毕业论文还没有做完，彭家睦在王应睐的指导下，继续进行这项科学研究工作。
不久，彭家睦收到了两封来信。
一封信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是彭浙写来的。当时，彭浙在美国学习，知道芝加哥大学招考生物化学研究生，想让彭家睦到那里去深造。信中说，美国对于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是优待的，只要有一个知名教授介绍，就很容易考取。彭浙建议彭家睦请王应睐教授写封介绍信，手续很快便可办妥。
另一封信来自于南京，是夏叔芳写来的。夏叔芳用暗语告诉他，这里有人要北上，到“山那边”的“好地方”去。她征得他们的同意，可以一起北上。夏叔芳在信中问彭家睦，是否愿意北上？如果愿意，就结伴同行。
这两封信，犹如两颗石子投入彭家睦的脑海，激起了波澜。他犹豫，旁徨。
到美国留学去，这是他曾经向往过的，并对二哥谈起过。正因为这样，彭浙尽力在美国为他办好了手续。
到“山那边”的“好地方”去，这也是他向往的，并且对夏叔芳说起过。正因为这样，夏叔芳一有线索可以到那里去，立即写信告知。彭家睦从地下党员那里知道，“山那边”的天是“明朗的天”，那里的人民“好喜欢”。
彭家睦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他什么地方都没去，依旧在上海。
为什么呢？
原来，他先是决定到“山那边”去。写信给二哥彭浙，告知不准备去美国了，因为目前祖国更需要他。
在回绝了去美国之后，彭家睦准备好行装，打算北上。正在这时，夏叔芳来信，由于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原先说好要同行北上的那个人，匆匆带领全家走了，来不及跟夏叔芳、彭家睦同行。
线，断了。彭家睦失去了北上的机会，只好仍滞留在上海。
这时“山那边”的捷报如同雪花飘来：
1948年10月14日，锦州解放。
11月2日，沈阳解放。
1949年1月31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4月23日，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攻克南京。
为了保护“中央研究院”里的仪器、设备，迎接解放，彭家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保护工作。
5月27日，红旗终于飘扬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上空。彭家睦欣喜地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前来接收“中央研究院”。
这年，彭家睦24岁。在他的成长史上，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