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com--- 书香门第【】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煮酒话太宗（出书版）》
作者：黄如一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出版时间：2012-4-1
ISBN：9787203077114
内容推荐：
中华上下五千年，绝不仅仅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明朝那些事儿。本书以历朝历代的第二世国君——太宗文皇帝为主线，讲述他们上位、治国、传位的故事。作为王朝的二世主，一个个太宗的塑型串联起来，就勾勒出中国历史的基本轮廓。这个轮廓，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使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引领人类前行的开拓意义，而不会再迷蒙于西方人编造的“东方停滞论”中。
作者简介：
黄如一，男，汉族，1983年生人。
作为一名通俗历史作家，黄如一具有文理双科学历背景，并长期在政府供职，倡导用理性客观的逻辑思维科学分析史实，强调将一名工学博士的理性逻辑、一名公务员的公共管理实践和对史料的认真研究结合起来，在感性上推崇钱穆的温情史观，从正面书写中国历史，弘扬先进的中华文明。
著有《铁血强宋》，参与组稿《历史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编辑推荐：
秦隋二世而亡是人主昏庸还是为历史作了贡献、唐太宗是完美偶像还是金庸笔下的神雕侠杨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确有其事还是该死的八卦，《煮酒话太宗:皇二代的千秋家国梦》为您一一详解，《煮酒话太宗:皇二代的千秋家国梦》可作为历史爱好者阅读，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序篇 太宗文皇帝
毫无疑问，从秦汉到清代的两千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在这段被称作封建时代或帝王时代的两千年中，统一的中国概念逐渐形成，中华文明走向成熟。而这漫长的两千年并非只有一个朝代，一个个前后相继的王朝构成了中国历史这幅跌宕起伏的浩瀚长卷。
但有一位西方哲人曾说过：“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史，每一次改朝换代又回到原点，重复上一个周期，所以几千年里中国始终原地踏步。”这句话曾让无数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痛心疾首，立志要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连根拔起，改换门庭，投在西方文明旗下。至于这位西哲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就不透露了，因我实在不好意思直接冒犯他的鼎鼎大名。他这个流毒甚广，至今还有无数拥趸的论断显然是错误的。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在中国特色封建社会道路上发展的中华民族，不但不是原地踏步，而且还是全球进步最快的一个民族。每一次改朝换代不但不是回到原点，而且很多次还是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重要节点，用杰出的管理科学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发展的瓶颈。
全球进步最快！杰出的管理科学！有些接受了西方先进教育的精英已经忍不住要扇自己两个耳光，看是不是在做梦。别急，如果您耐心看完本书，恐怕要把脸扇肿——就算脸皮够厚，手也要扇肿。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扇精英的脸，我可没兴趣写这么一部书，只是近年来民间学史气氛浓郁，人人都爱指点江山，纵论古今。这本是好事，但可能现代人不太擅长繁体字和文言文，白领们更忙着过劳死，没空去看正史，却热衷于当年明月、赫连勃勃大王、黄如一之流用口水话写的通俗历史。无数人高举自己都忘了是从《明朝那些事儿》还是《铁血强宋》或是《金瓶梅》中看来的论据，每天在论坛、茶馆、公交车和办公室津津有味——也有可能是脸红筋涨地传道授业解惑。他们一句话可以总结出上下五千年的盛衰规律，一句话可以点破中华文明为何必然被西方文明甩在后面，再一句话又可以成为如何反超的锦囊妙计。我甚至相信，他们再多说几句，可以让玉帝和嫦娥交换工作——在他们看来，天庭政府庞大的组织结构和天蓬元帅魁梧的体形结构区别也就是自己多弹几下舌头。
当然，我很赞赏言论自由，更提倡学术宽容，但这个问题实在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西方传统封建社会和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到底谁周而复始，原地踏步，而谁引领世界发展前行。
很多探讨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自由民主，没有管理科学，只有两千年的独裁专制，能发展出来个狗屁。然而搞笑的是，这些讨论的朋友往往并不具备最基本的史学和管理学知识，他们很多刚刚搞清丞相其实是宰相的一种，甚至还没来得及搞清黄帝其实不是皇帝中的一个，却可以用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一万的口吻告诉你：“别傻了！管理科学？社会进步？这些东西压根儿就没有出现在封闭落后的封建中国！”——当然，也有可能说的是西方。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该如何作答？我们至少应该先准备一点历史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知识，略览过了我们的历史才好回答。
首先，中华帝国并不机械等同于西方的Empire（帝国），中国的封建社会亦绝不简单等同于西方的Feudal Society（封建社会），而是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西方封建社会以宗教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传统西方公共管理学的要义便在于强化这种纽带作用。而东方社会没有宗教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公共管理思想则是以设计组织结构体系和协调平行人际关系为核心。中华帝国分为许多朝代，每个王朝都希望本朝长盛不衰，这就需要设计合理、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国家政权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每个朝代的不同设计就构成了中华帝国的不断进步。因此我们至少应该略览过这种发展历程，才好作出从不进步或者总在进步的宏大论断。
那么每个朝代的结构体系和运行风格又如何形成？一建国自然就有了吗？只恐未必。所谓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事实上开国皇帝往往都是些打天下的武夫，王朝的盛衰气运似乎更取决于第二代皇帝如何坐江山。因为一世打江山的方式自己一个人用就可以了，后人不用学，但是二世主怎么坐江山，则往往成为整个王朝长期坚持的标杆。这个标杆树得好，王朝就发展得好，而标杆一旦跑偏，便很难保持繁荣稳定。所以，研究一世怎么造反，在和平年代似乎意义更小，而研究每个王朝的二世主所设计的国家架构，就能从很大程度上掌握这个朝代的总体风格和运行机制，从而勾勒出整个中华帝国两千年来的发展脉络。具体到每位二世主，由于建国初期的一些不规范性和不稳定性，他们往往都不是常规继位，坐上皇位的故事非常值得一看，所以我作《煮酒话太宗》十三篇，来与读者共同研究他们的故事。
如果把每个王朝的第二代领导人称作二世，似乎太枯燥了一点，不妨使用中国传统的太宗称谓。在此，需要先大致了解一下史书对皇帝的称呼以及谥法的常识。
所谓谥法，即指一个人死了，后人追赠给他的一个称号。这个称号概括了此人的一生，可以和爵位连用。比如一位周天子（天王）很厉害，就叫周厉王；一位秦国公很孝顺，就叫秦孝公；一位汉朝的皇帝又孝顺，武功又很卓著，就叫汉孝武帝。后来公的概念扩散化了，杰出的士大夫均可称公，不一定真的是公爵。比如范仲淹谥号文正，习惯就称范文正公。
而庙号则是一种皇帝专用追赠。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宗祠，皇室也有自己的太庙，供奉皇室历代祖先。在唐朝之前，特别杰出的皇帝除了每人都有的谥号，还可以专门上一个庙号，但只有特别杰出的才有，并非人手一份。比如汉朝著名的文景之治中的汉景帝，在大多数人看来应该算是青史留名的一位杰出帝王，却未能取得庙号。正因为有的皇帝有庙号，有的只有谥号，所以汉晋的皇帝史书上统一称谥号而不称庙号，如汉武帝、晋惠帝等。而从唐朝开始，庙号就滥市了，除了末代皇帝，一个都不能少。而谥号却越来越长，一般都是十几个字。比如宋太宗的“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因此隋唐以后史书统一称庙号而不称谥号，如唐高宗、宋太祖等。明朝以后沿袭宋制，史书一般称庙号，但由于绝大多数皇帝都只用一个年号，习惯上也可用年号指代，如永乐帝、光绪帝等。
可能很多人都想问为何有的庙号是“祖”而有的是“宗”呢？这便是根据“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祖”一般是立下了创建王朝的功，“宗”则是保持了王朝继续兴盛的德。
“祖”和“宗”前面那个字当然也不能随意取。按惯例，第一位“祖”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这一般是开国皇帝，复辟的可称世祖、烈祖等。第一位“宗”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这一般是第二代主要领导。文帝和太宗都常用于二世主。“文”不是指文才，而是治理的意思，所谓“经天纬地曰文”。您可以理解为高帝创建了一个硬盘，而文帝对其进行了格式化，后面的根据这种格式运行。其后的庙号则按具体情况追谥，用于表达后世对此帝王一生的评价。一般来说，公认的仁君可谥仁宗，发扬了孝道的可谥孝宗等。当然，庙号的描述未必就一定客观准确，比如有人只有一米五却要叫高宗，但总体而言庙号是精炼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手段。中国的谥法系统是中华帝国一种重要而巧妙的公共管理技术。
本书要详细讲解的正是每个王朝第一位取得“宗”字庙号，一般也是王朝第二代重要帝王——太宗的故事，每篇主角选取的标准非常公开、公平、公正：
第一，每朝获得太宗庙号的人；
第二，每朝获得文帝谥号的人；
第三，每朝具有规范性、具有选择正轨意义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当然，他们也不一定正好都是第二位，有的晚到了第三至五位，还有的甚至是负一位——建国前就死了，太宗庙号是儿子开国后追赠的。还有人并未正式取得太宗庙号，但确实具备了二世主的特征，对帝国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走势起到了龙颈的作用，所以均记入本书。
本书最重要的几篇主角都完全符合上述三条标准，获得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庙谥的标准配置——太宗文皇帝。有几篇主角没有获得标准配置，但一般来说要么有太宗，要么有文帝，少数只符合第三条标准的也都可以入选。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位小同志既不是太宗，又不是文帝，而是叫×二世。这么直观的表述是不是有点降低大家的品味啊？没办法，他确实符合第三条标准，准予入选。每一位太宗都有不一样的精彩故事，而他们之间的不同，哪里又仅仅是他们个体的差异，实是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使然。所以，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正是把握中华帝国龙脉，认清社会前进方向的途径之一，也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第一篇 上古之玄幻序曲——商太宗太甲
中华帝国的传说时代
据流传至今的文字版史书记载，商朝首创谥法系统，所以商太宗太甲应该是中华帝国的第一位太宗，理所当然他应该成为本书的第一位主角。
然而，商朝显然不能与秦朝以后的朝代相提并论，彼时之中国亦无法称之为帝国。本书主要内容当是中华两千年帝国时代，本篇只不过是开端肇始，似乎更应在序篇一笔带过。然而一部著述，可以无尾，留人以遐想，却不能无头，陷人以迷茫。所以本书单列一篇，既是为第一位太宗单独成篇，也可以概述先秦故事，讲明中华民族的上古渊源，使后人明白各种道理来之有据，并非偶然。
中华民族向来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传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字史料，尤以正史精神著称。这便不同于其他民族以口述作为历史传承的方式，很多故事编得言之凿凿却不经意间突破了逻辑底线。宙斯、雅典娜、路西法更是正史中的常客，以至于已经接受信史思想的现代西方史学界，至今未能根治间歇性人神不分的病根。
当然，客观地说，《史记》的前几卷在后人看来也未必算得上正史，相信太史公司马迁用区区四卷概述中华民族的起源（在当时看来应该是人类的总起源），应该和我现在写本篇的想法相去不远。
后人习惯将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称为三代，再往前就是传说时代了。虽然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甚至四书五经都记载了一些三代的情况，但是作为一位理性且无极端宗教思维方式的中国人，我还是对有关三代的史料持姑妄听之的态度。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持类似态度，三家注本《史记》中，三位唐宋的注解者注解的字数比原文多十几倍，我们基本上要在注解中去找原文。这些注解主要都是考证《史记》的谬误和自相矛盾之处，太史公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后悔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接受宫刑而不直接去死。
如果从纯粹的历史学角度出发，三代的要义便在于考证，因为这些史料错漏百出，简直就是考证主义者的金矿。然而从某种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出发，一些记载的真伪恰恰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后人对某种表述的认同方式。中国人选择性地保留了上古时代尧舜禹汤几位圣君的正面典型故事，再适当地加以夸大，将其作为后世帝王的标杆，既可鞭策在职的政治家，更可作为全社会共同憧憬的方向，这正是历史学的一个功能。
探索先秦历史，我们还是以《史记》为线索。原版《史记》第一卷是《五帝本纪》，唐代司马贞又加一卷《三皇本纪》，然后是《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其中殷指商。史记三皇五帝带领华夏民族走过了蛮荒时代，大禹之子夏启建立夏朝，规定“国王永定”。夏王是华夏民族永恒的王者，似乎可以视为第一个正统王朝。约在西元前1600年，国君传至桀。夏桀残暴无道，大约生活在今河南商丘、山东曹县一代的商族部落首领子履经过充分准备，率领商族以武力攻灭夏朝，建立商朝。子履即为商太祖，亦称商汤、成汤、武汤。商朝初定都亳（今山东曹县附近），后经常迁都，直到第二十世帝盘庚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才稳定下来。后来周朝为了显示对商的轻蔑，不称商而以殷代称，所以后世常称殷商。
商汤灭夏建商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看来并不突兀，但在大多数民族看来却是相当陌生且刺眼。因为绝大多数民族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一个国家（部落）一旦确定主人便永世相传，不能更改，可能被外族吞并，但不可能发生内部的所谓改朝换代。夏朝规定“国王永定”，但夏臣商汤攻灭夏朝，新建商朝，打破了这一规则，史称汤武革命。位列四书五经之首的《易经》赞其“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明这才是适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正确模式，正是这样的模式开启了多姿多彩的中国历史。
从历史进步的意义上讲，改朝换代这种机制赋予了中华民族独具一格的生机与活力，每当历史进行到需要重大变革的节点处，总会有一场适时的革命来催生新王朝带领全民族革除积弊，走向新的文明阶段。正因如此，发端并不算特别早的华夏文明（比起巴比伦、苏美尔等文明而言，华夏文明其实不太好意思自称古文明）才能在三代逐步走到世界文明的前端，从秦朝开始引领世界两千年。
从现实的政治意义上讲，这种模式为统治者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他们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来保持本朝的统治地位，所以才有了本书所言太祖费力打天下，太宗更费心思坐天下的模式。
现在，全书第一位主角即将登场，他非常紧张，如何制定商朝的模式，塑造商朝的国风，使其国祚绵延？当我们看过商太宗太甲的故事，一定会明白太宗的工作比起太祖，虽然没有浴血厮杀，却又有多么不一样的惊险！
阴影下的主角
伊尹和太甲，这两个名头哪个更响，更能代表殷商初年的优秀政治？显然是伊尹。后人常用伊尹、霍光来形容大权独揽却又忠心为国的名臣贤相，甚至说伊尹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前的元圣。本篇主角当然只能是商太宗，但任何人都会发现伊尹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主角。就算是强要写商太宗，也只能是伊尹阴影下的主角。
据《史记》记载，商太祖本立嫡长子太丁为太子，但太子没来得及继位就死了。太祖驾崩后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在位三年驾崩。帝外丙之弟中壬又继位，在位四年驾崩。没有确切史料显示帝中壬还有没有弟弟或儿子，那他的王位应由谁来继承？这个问题若处理不好，商王室内斗起来麻烦可就大了，别忘了商朝自己开启的革命模式，对自己也是有效的。
就在这时，太祖的托孤重臣伊尹站了出来。
伊尹，生卒年不详。《史记》称其名为阿衡，伊是他受封的地名，尹是商初最高官职，相当于首相。但《孙子兵书》称其姓伊名挚，阿衡才是官名，《吕氏春秋》也持相似的观点。
据说伊尹本生于伊水（河南洛水的支流），后流落到有莘国当自耕农。伊尹研究天下大势，认为夏朝必亡，他希望有莘氏能担当起灭夏建立新朝的重任。为此他不惜放弃自由民身份，到有莘氏宫中去当奴隶。伊尹通过高超的烹饪技术获得有莘氏首领的宠爱，却不幸发现有莘氏与夏王同为夏禹后人，很难担当革命领袖。经过继续搜索，伊尹发现商族领袖成汤非常适合作为灭夏的领袖，于是趁商汤迎娶有莘氏的一位贵族女子为妻之机，作为陪嫁到了商汤家。后来商汤发现这个陪嫁奴隶才能出众，遂免去奴隶身份，伊尹逐渐成为重臣。
这段来历极具传奇色彩，不过可信度不高。《史记》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说伊尹精于烹饪，并结合神农氏的中草药理论，发展出中医药汤剂工程，由此名声大震。伊尹又精研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的治国之道，被有莘国礼聘入宫，担任师仆，负责教育贵族子弟。这据说得到了甲骨文考据的验证，如果包括甲骨文记载的话，那么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教师便是伊尹而非孔子。商汤仰慕他的才名，五次前往力邀，才请得伊尹归为辅佐。这显然是三顾茅庐的故事原型，而且《吕氏春秋》《资治通鉴》都认可伊尹是中医药汤剂的发明人，此说可信度似乎更高。
根据零散史料判断，夏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奴隶主将过多奴隶用于奢侈的家庭服务，承担生产任务的自由民劳动力不足。而伊尹将大量奴隶投入到物质生产中，改善了生产力结构，推动了商族强盛。商朝建立后全国都采用伊尹的治国理念，一时欣欣向荣，伊尹树立起崇高的威望，商汤驾崩后自然成为托孤重臣，大权在握。伊尹从有莘国当师仆起，就当惯了帝师，虽名为商臣，但商汤就把他当老师，到商汤的儿孙辈就更加尊崇。伊尹自称先知先觉，要使天下人民后知后觉。不过当时硬件实在有限，别说什么造纸印刷术，连成熟的文字都还没有，所以先知虽亲自兼任教育部部长，但商朝的文化科教事业似乎成就一般，大家依然是文盲，只是都知道了有伊尹这么一位先知的存在。
当王位继承人出现疑问时，连续辅佐了几位商王的大先知伊尹的意见就非常重要，最终他的选择是太丁的嫡长子也就是商汤的嫡长孙——太甲。
这似乎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游牧民族兄终弟及，最终又传回给长兄儿子的朴实模式，但联想一下就行了，千万别联系起来。商汤是立过儿子太丁作为太子，只是太丁自己不争气，死在了老爹前面，继位的仍是商汤的儿子而非弟弟。至于帝中壬没能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儿子，所以传给了最有资格的侄子，仍是传子的一种变通。可见太甲的继位，恰是在维护父子相继模式，而非游牧民族的兄终弟及。
当然，如果要帝中壬自己行使权力的话，未必就轮得到太甲，这还是伊尹拿的主意。所以太甲能够成为商太宗，着实应该好好地感谢一下这位元圣。
知错能改是好太宗
帝太甲登基后，深刻认识到肩上重担，全心全意做一个好首领。伊尹也尽心辅佐，连写《伊训》《肆命》《徂后》等几篇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论文，论述商汤（在他辅佐下）的治国之道。帝太甲虚心接受，君臣上下都非常和谐。据说前三年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堪称盛世，人民齐声称颂太甲是个好国王，伊尹是个好宰相。这时帝太甲有点飘飘然了，觉得老子这么能干，从小博览群书，现在达到顶峰，往前三百年、往后三百年，没人比我更优秀，我看了那么多的人文社科书籍，为啥还要看你个糟老头子这些莫名其妙的论文！
夏商的历史记载实在不太清楚，我们也不能确定帝太甲的准确年龄，所以不能确诊是不是青春期逆反心理，但症状肯定是符合的——凡是伊尹作出的决策，太甲都坚持反对；凡是伊尹的指示，太甲都始终不渝地去破坏——这并非太甲真的觉得伊尹的政策不合理，而是为了通过反对伊尹来彰显自己的存在。对此伊尹非常头疼，又写了多篇政论来规劝帝太甲。诚然，历史上不乏被老夫子的微言大义感动得浪子回头的坏学生，但是当这个坏学生的爸爸、叔叔都死光了，自己还当了国君，就没那么容易被几句话劝得回心转意了。
帝太甲为了彰显自我，改变了伊尹的治国之道，成为一个标准的荒淫之君，据说还暴露出残暴的一面。伊尹屡谏不改，最后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放逐太甲！是的，您没有看错，宰相伊尹放逐了国君太甲。
伊尹把太甲送到供奉商朝历代祖先的桐宫（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勒令他闭室自省。太甲本以为当上国君就成了神，可以为所欲为，直到被放逐才顿悟一个基本道理——国君也是人不是神，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但是不是太晚了，国破家亡的惨剧还能逃脱吗？然而太甲，以及他的商王朝又是无比幸运的。大圣人并没有落井下石，他放逐太甲确实是在尽心教育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而非抢班夺权。
突然从王座上被赶下来，成为一个孤苦的守墓人，太甲感受到巨大的落差。由于没有看过他的自传，我们无法确认他当时的心态，更不知他到底是痛定思痛还是确实无聊，最终还是捧起了伊尹的著述，认真学习元圣理论。通过三年刻苦学习，再加上在桐宫的熏陶，太甲终于明白了很多道理，长大成人。
伊尹到桐宫来验收改造成果，太甲稽首道：“小子我不懂事，败坏我爷爷的基业，差点成为罪人，多亏老师您教育得当，使我明白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的道理啊！”伊尹趁机继续教育：“天命无常，只有德才是常。如果你不修德，轻慢神灵，虐待人民，就是皇天也保不了你。只有始终保持‘一德（非常纯一的德行）’才能保住你们家的王位啊！”
由于见太甲诚心悔过，伊尹将其领回国都，坐回王位。帝太甲也深刻汲取教训，在伊尹的辅佐下将国家经营得更好。伊尹对自己的教育成果非常满意，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帝太甲知错能改的好品质，顺便又提出了很多为政治国的理念，其核心思想是要尊重鬼神和以德治国，尤其是君主的个人品德。伊尹的很多思想都成为中华帝国最基本的治国理念，当然，由于中国始终没有进入宗教社会，所以伊尹有些关于神权统治的思想没能登堂入室，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一个重要分野。
根据《夏商周断代年表》，帝太甲于西元前1570年驾崩，在位十二年。由于帝太甲知错能改，治理国家卓有成效，盖棺定论时被认为还算不错，符合“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获得了庙号，即为商太宗，同时还有谥号文帝——太宗文皇帝，二世主的标准配置。相比之下，他的前两任叔父德才平庸，主要是在位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表现，没有获得庙号，也就只能算过渡人物而称不上二世主。
历史记载AB剧
商太宗的故事就这么简单，然而上古时代的事一般都有好几个版本，而且这些版本有时可以相差到离谱的程度。这就像前段时间流行的一种电视剧形式：AB剧——为了满足不同嗜好的观众，拍摄A、B两种大相径庭的剧情，观众爱看哪种看哪种。
商太宗的故事其实也有多个版本，但大多不靠谱，不过其中一个版本还是有必要讲一下。
首先，太甲是继商汤、外丙、中壬后商朝第四任国君，此说取自《史记》，但据孔子为《尚书》所作的序，商汤驾崩后即为太甲元年，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帝外丙、帝中壬，帝太甲在位时间也有十二年和二十三年两说。然而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甲骨文考据和碳-14检测结果判定，帝外丙和帝中壬又是存在的，帝太甲在位时间确是十二年。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真正令人惊叹的是《竹书纪年》中惊世骇俗的记载。
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是个老奸巨猾的人渣，他在商朝前三位君主手下隐忍不发，一直装作忠心耿耿。年轻的太甲登基后，伊尹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发动政变，将太甲囚禁在桐宫，自立为王。太甲被囚七年后，抓住一个机会偷跑出来，杀死伊尹，夺回了王位。
这真是标准的B剧情！华夏民族有着极其强烈的正史情结，尽管可以出于不同动机对同一事件作出不同解读，但基本事实是不容混淆的。即便“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小姑娘这个基本事实仍不容篡改。您绝不能说“历史是春哥，既是超级女生，又是纯爷们儿”。
以《史记》之说，儒家树立了伊尹这个和孔子比肩的伟大典型，而《竹书纪年》则彻底推翻了这个典型，揭露了元圣的人渣本来面目。那两者应该优先信谁？《史记》是汉朝的司马迁根据各种原始资料编撰而成的史书，而《竹书纪年》是一部刻在竹上的历史纪实，类似于后世的实录，本身也是《史记》的参考资料之一。按理说原始资料比编撰著述的信任度更优先，但历史研究必须根据各种资料来综合判断，更要符合基本逻辑，不能偏信任何一家之言。
根据甲骨文考据、儒家经典记载以及碳-14检测结果等，伊尹卒于帝太甲之子帝沃丁在位期间，商朝以天子规格将其葬于发源地亳都，直到六百年后的商末还在享受最高规格的祭祀，伊尹的儿子伊陟后来也当上国相，一个篡逆的叛臣又怎可能享受如此待遇？所以《竹书纪年》虽是一本珍贵的原始资料，但这段记载显然是错误的，后世包括那三位专挑《史记》漏洞的唐宋才子都没有采信。
那为何《竹书纪年》会写出伊尹篡位如此离谱之说？其实岂止是伊尹篡位，此书甚至还说尧舜之间根本没有禅位，而是舜帝囚禁尧帝后夺的位！
更恐怖的是西方人至今还在坚持——夏朝根本不存在。
最怀疑夏朝存在的是西方史学界的考古学派，此派认为真实的历史必须有考古遗址作证，尤其是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必须要有那么几件金器、青铜器作证。比如他们也曾质疑商朝的存在，但殷墟一出土便立即打消质疑。夏朝的遗址确实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不过这也只能说“不曾证明夏朝存在”，尚未转化为“证明夏朝不曾存在”。而且我国已经找到比夏朝时代更早的陶寺遗址（在今山西襄汾），尽管研究成果还不多，但至少证明夏朝以前中国文明就已存在，夏朝应该不是一个断代。更重要的是考古学派通过考证特洛伊、克里特、迈锡尼遗址，力证宙斯和雅典娜主演的《荷马史诗》是正史而非神话，据说现在还有人找到了诺亚方舟的遗迹，准备证明《圣经》的真实性。所以这帮人的思维方式，您说您能信吗？
其次是来自国内的质疑，主要以顾颉刚先生为主，他们发现商朝的甲骨文中从无夏朝的记载，甚至连“夏”字都没有（很不巧当时一年只分春秋两季）。所谓夏朝，只存在于商朝的再下一个王朝——周朝人的记忆中。不过周人的记忆又是如此清晰且成体系，夏朝的故事并无明显破绽，比《竹书纪年》逻辑性还更缜密，孔夫子、太史公都毫不质疑地记载了夏朝的存在。顾颉刚并不断然否认夏朝的存在，只是提出自己的质疑，并给出一种猜测：夏朝并未存在过，五帝之一的帝喾开创的王朝就叫商朝，至纣王共传承一千三百余年。那么商汤也就并非开国之君，只不过到他这儿突然开了窍，大大地振兴了国家，并且创制了一套谥法系统，混了个太祖庙号，就被误认为是开国君主。而即便是顾颉刚本人，也没有否认有可能是商人羞于谈及自己曾臣服于夏朝的历史，所以避讳了夏朝的存在。
中国国君的公共管理属性
商太宗本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太宗没有当好，幸有圣人伊尹辅佐，才延续了商朝六百年的社稷。而汉朝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也废黜昌邑王（刘贺），情况与其类似，被儒家并称为伊霍，成为名臣贤相的典型。
从这个评价可以看出，儒家传统观念对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定义——废黜不良国君的臣子是贤臣。
这正是中华民族在政治领域最大的一个特色。对所有民族，国君都是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但具体形式和实质还是各有不同。其他民族往往强调国家的私有属性，国土和人民都是国君的私有财产，那么国君自然享有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威。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绝对权威，只是有些政体下国君的权威性更大而已。而中国从启蒙时代就确定了国家的公共属性，虽然口头上也强调国君的主人地位，但实质上一直将国君作为公共管理者来要求。而所谓臣子，作为辅助管理员，同样负有公共管理职责，这其中包括罢免不称职的管理员。这对西方人而言很难理解——国家既然是国君私财，想怎么挥霍是自己的事儿，臣子怎么会有废黜国君的权限？中国将国君的公共管理属性拔高，以此超越国君对国家所拥有的私有属性，以公权力压倒私权力，才能有顺理成章的伊霍之事。后世王朝还发生过国家领导层通过正式公开的会议作出罢免国君的决议，这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将中国皇帝简单地等同于西式封建领主，以“独裁专制”一言以蔽之，就很难看懂中华帝国的历史，亦无从真正了解中华民族。
商太宗遇到了伊尹这个大圣人，可谓大幸。那么圣人能否量产定期下线，每个朝代都配一个？对不起，亲，圣人不包邮的哦！正常情况下，一个不合格的太宗会立即挥霍太祖打下的大好河山，下一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上古三代的历史虽然玄幻又典雅，非常具有文学的发挥空间，但毕竟史料残缺且太多存疑。更重要的是夏商周显然不能称之为帝国，我们要讲的却是中华帝国两千年波澜壮阔的帝国时代。商太宗的这种撞大运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太宗朝的重要意义，或许一个失败的例子更能体现本书的主题，也正是这个失败的例子，开启了中华帝国的恢弘序章！
第二篇 二世而亡，帝国成型——秦二世赵胡亥
失败的例子
事实上，秦二世并未取得太宗庙号，甚至其前任秦始皇也未取得太祖庙号，因为秦朝认为谥号是对政治人物的评头论足不符合秦朝的法家精神，于是废除了商周以来的谥法系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将这对父子视为秦朝的太祖太宗，而且秦二世还堪称是太宗系列中最典型的失败范例。不过在分析这个失败范例前，需要树立一个观念：一个庞大帝国土崩瓦解最重要的原因必然是它未能设计出或者执行好一套合乎时宜的组织结构和行政运行体系，而非如某些人所说是葬送于某位花花公子的荒唐嬉戏。
如果我们每次都简单地把历史的重大转折归结于某一两个人的个人行为，那就很难探索到真相。每一位皇帝，他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站着庞大的中华帝国和亿万子民，他虽然是庞大国家机器的主要操控者，但要相信，操控者绝不会让机器产生设计功能以外的效果。如果有人拿着一把电吹风剔净了胡子，那只能说明他拿的就是一把做成电吹风外形的刮胡刀。如果史书记载有人用一把刮胡刀把发型吹成了大波浪，那肯定是史书记载有误或是作者被表面现象蒙蔽了。当然，历史上也不乏用稻草盖房，结果被外面的老狼一口气就吹垮，冲进来吃掉自己的蠢猪。但如果他把房子设计成砖混结构，他还会被吃掉吗？我们应该看到他为什么要用稻草盖房、怎么盖的、狼又是如何利用这个弱点吹垮房子，深入分析稻草屋和吹气老狼之间的历史背景和逻辑联系，而不是幸灾乐祸地取笑猪头被啃掉的悲惨瞬间。
秦二世赵胡亥，很多人将其定性为猪头。当然，我无意为这个猪头翻案，甚至在较大程度上赞同这种观点，他好像确实是个猪头。然而问题在于——始皇帝凭借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盖世绝学打下一个大大的江山，就凭他一个猪头就可以摧垮吗？或者整个大秦帝国个个都是猪头？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秦二世只是一个被推出来象征性砍掉的猪头代表而已，这个结局是设计稻草房时就已经决定了的，只等老狼来吹那一口气罢了。
秦朝，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十五年，地球上最大民族最重要的一次大转型，几乎就在一瞬间完成。这种转型恰如地球磁极倒转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在本位面宇宙中又有何人能轻松消化？后人批评小胡亥不能完全正确处理好这个并无经验可以借鉴的大变局，就好比有人揶揄春哥的舞美师不给力，似乎换个人就能设计出有女人味的猫步。
中国特色封建社会
周朝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起到过决定性作用，但由于周朝社会仍未能进入帝国时代，所以我们只简单带过。
周朝的第一代国君是武王发，开国仅四年便驾崩，十二岁的儿子诵继位，史称周成王，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这又是一个和伊尹类似的经典故事：年轻的国君不能秉政，几位叔叔心怀叵测，想篡夺他家王位，周公旦尽心辅佐，诛杀了怪叔叔，力保江山，史称周公辅成王，周公旦也被誉为上古贤臣。周朝分封天下，诸侯各自拥有独立主权，后来互相攻打，最终被秦国攻灭，一统华夏，建立秦朝。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奴隶制终结，封建制开始。但这种观点在近年受到不少质疑，认为秦朝恰是终结了封建制度，建立起新式的中央集权帝国制度，秦之前的商周才是封建制度。质疑者从政权组织形式、国家所有制、社会结构、人身依附关系、阶级划分等各个方面论证秦以后的历代王朝都不是封建社会。比如，秦以后整个帝国只属于一个皇帝，国土划分为郡县而不分封给各级王公；地方长官都只是中央派出的行政负责人，而非此地的主权拥有者；社会并无明确阶级划分，所谓阶层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群体而非人为划分的政治集团；各阶层中的人可以相互转化，不同于西方封建社会每个阶级的人及其后代均不能脱离本阶级；更关键的是，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人都是国家公民，而非领主的附庸。这些都严重违背了西方封建社会的本质定义，在许多方面并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本质的论述，这似乎是对“五阶段论”的一种颠覆。
然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一个概念进行如此极端的理解，对秦以后中国社会中诸多不符合“封建”定义的特征，并不构成对“五阶段论”本身的否定，不妨将秦以后的中国历史称之为中国特色封建社会。
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形态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细化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此即著名的“五阶段论”。马克思主义自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具体到每个国家或民族总会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如果我们忽视各自特色就犯了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无法正确认识本民族的历史特征。事实上从原始社会起，中华民族就走上了中国特色原始社会的道路。
按照原始部落的一般模式，部落间的战争会产生大量战俘，这些俘虏会被罚作奴隶，分得奴隶的本部落人则成为奴隶主。强大的部落经过持续扩张，奴隶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于比本部落人口还多，便形成奴隶阶级，成为社会主要劳动生产力。奴隶主的后代仍是奴隶主，奴隶的后代仍是奴隶，奴隶是属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所以每一代奴隶及其主人的人身隶属关系就会代代相传，保持阶级的稳定性。人类绝大多数民族都走了这条道路，其中古罗马帝国、古希腊共和国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西方民族认同他们为祖先，现代西方文明便从这个方向一路走来。
而反观中华民族的始祖——炎黄部落，很早就走出了本民族的特色。轩辕黄帝部落和神农炎帝部落本是不同部落，按惯例应该发展成两个民族，并且不断分裂成更多民族。而且经过战争，战败方会成为战胜方的奴隶，形成奴隶阶级。然而事实并未照此发展，炎黄部落经过激战，合并成了同一个部落，而且战胜的黄帝部落并未将战败的炎帝部落的人罚作奴隶，而是给予了基本公平的国民待遇。
或许有人认为此段并无可靠的正史作证，只是一个传说，但这恰恰无关宏旨，关键在于该部族的后人确实认同了这个传说中的模式——部落合并而非征服，所以后来炎黄部落的后人——也就是所谓华夏民族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正是因为一开始便走了这条中国特色原始社会的发展道路。华夏社会虽然也有少量奴隶，但并不构成阶级，更没有成为主体生产力，很多人正是据此提出先秦并非奴隶社会。
而大致到夏商，华夏民族又转进到中国特色奴隶社会。夏商虽名为奴隶社会，但奴隶不在社会中充当主要劳动力，其后周天子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将国土和人口分封给诸侯国，自己也保留了一块直辖领土。这些诸侯国拥有完全独立的主权，有自己的国家组织和军队，人民是属于领主的私有财产而非国家公民。领主们还可以将国土和人口再继续封赐给下属，而这种财产一旦送出，就成为对方的私有财产，和原来的主人脱离干系。周武王建立周朝后，便将天下的国土分成许多块，一块直辖，作为嫡长子一系的财产，其余分封给诸子和功臣，这些诸侯国就成为名义上隶属于周朝但又实际独立的国家。
周朝的分封制是基于当时落后的通信技术和管理水平，过于庞大的国土无法直接有效管理，不得不块状分割，而当时强大的世袭制社会基础决定了这些诸侯国必须成为诸侯领主的私有财产并代代相传。每个人处于自己的阶级，不但终身而且永世相传。周王世代是周王，诸侯世代是诸侯，农民世代是农民，人与人之间相互隶属，但各个阶级永不相交。这套社会体系和政治模式像极了欧洲的封建社会，所以有些学者提出商周才是中国的封建时代。
不过时至东周，周天子的威望已经不足以维持这个庞大的分封体系，尤其是田氏取代吕氏成为齐国国君、赵魏韩三家分晋获得天下的认同，标志着这个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的社会体系开始出现松动。接下来便是著名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已经基本解除了与周王室的隶属关系，相互攻伐，侵占了别国的土地也不再归还。于是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兼并，最后只剩下七个较大的国家：燕、赵、魏、齐、韩、秦、楚，即战国七雄。战国末期七国还进行过一次正式会盟，相互承认王位，名义上脱离周王藩属。中国特色奴隶社会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七大王国纷纷变法图强，寻求走向中国特色封建社会道路，以更先进的国家组织结构配合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所幸的是中国没有宗教羁绊，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并无思想障碍，各国都自由地走出了这一步。
千古一帝，死了吃鲍鱼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