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算高兴过头，由于多次救援失败，辽人人情震恐，很多人提出放弃关内城市，退回草原机动防守，其实就是恢复游牧。这不正是宋太宗规划的发展方向吗，如果——我是说如果——历史真的这样发展，宋太宗将拥有何等历史地位！超越唐太宗？他甚至有资格把唐太宗的头按在地上吃屎——然而事实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岂止是唐太宗，这本书里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资格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吃屎。
原因很简单，越是宏大的规划，越不能留下快速攻克幽州这种小概率环节。现在，惩罚宋太宗的人就要来了，他不用等到进入史书以后，他马上就要让宋太宗当众表演狗吃屎。这个人叫耶律休哥。耶律休哥不是慕容冲、尔朱荣这样的蛮族军头，而是辽庞大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且是经过正规训练、专用于军事指挥的优质螺丝钉。在辽景宗带头讨论放弃幽云时，满朝文武只有耶律休哥一人坚决反对，他恳求辽景宗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最后一次救援南京。最后辽景宗同意他率五院部精骑三万做最后一次尝试。
宋太宗这边毫不知情，他正在兴致勃勃地欣赏自己宏伟的战略设计和高超的微操技艺，至于援军，他也记不清楚打趴下多少支了。宋太宗只是有点奇怪，韩德让眼看着这么多援军源源不断地来撞墙，怎么还没吓得投降？
现在撞墙的又来了，这次来的是老熟人耶律沙。耶律沙在上次战败后被派驻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主防太原的宋朝山后军。现在南京告急，耶律沙只好暂弃山后防线，率数万大军来救南京（其实宋军都集中在南京，山后根本无需防守）。由于这次来的数量比较大，宋太宗亲率御前殿直军迎战。虽然早知宋军步兵方阵的厉害，但是没办法，耶律沙还是硬着头皮冲阵。沙宰相这次面对御前殿直，比上次在白马岭更惨：冲锋途中就被弩阵射倒一大片——撞到重步兵方阵动弹不得——被宋军骑兵从侧翼包抄——宋军阵形推进压缩——耶律沙带着还没死的人赶紧跑路。
宋太宗啐了一口：“这废柴，真会浪费老子的时间！”
不过按惯例，对方跑路了你就要追击一下。但这次宋军最精锐的御前殿直军居然用了整整一下午，追了十里路，最后没追到，不按阵形拖拖拉拉地慢慢往回走——狮子终于打盹儿了——累了那么久还拖欠奖金，不躺下睡已经很给你面子了！而休哥就在这时赶到了战场！
虽然也很急于救场，但耶律休哥没有盲目出击，而是在高处仔细观察了宋军阵形，然后召集一大帮败军之将，共同研究作战方案。最后辽军临时参谋本部制定了三路出击，由耶律沙率中路军吸引，牵动宋军阵形前凸，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分率精骑大范围迂回，从侧翼寻找宋军阵形牵动后的结合部突击的作战方案。而集中打击目标是凸出的万名御前殿直军，吃掉后再与城内守军夹击围城部队，至于剑神营嘛……光义你带回去，别说是人，开封街头的好多猴子恐怕都要失业了。
当读史至此，脊背真有一种发凉的感觉。这绝不是武悍的蛮族军头，这种科学配置作战资源的水平甚至在宋太宗之上！在上千年的对外战争中，汉民族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对手。可为什么这第一次对面就是耶律休哥，我们这边却是光义？玉帝，你是不是纳了一个契丹族妃子？
不过光义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当御前殿直军在暮色中空着肚子慵懒地往回走时，耶律休哥的三万骑兵每人手持两盏火炬在高处往来奔突。夕阳下宋军看不清尘土中到底有多少辽军，只觉得光焰炙天，开始略有惧意。而宋太宗发现御前殿直军现在所处的位置很有问题——不但位置凸出，而且高梁河沿岸的开阔平原非常利于辽军骑兵包抄，于是赶紧下令后撤，汇入围城的三十万大军。然而这时耶律沙却掉头从正面扑向了他，宋太宗勃然大怒：“给我捶扁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光——义！
耶律休哥在一旁冷静地看着，当他确认宋太宗没有立即撤离高梁河，而是迎向耶律沙时，眼中闪过一丝寒光，从牙缝里冰冷地抛出一句：“你已经死了。”
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的精骑极速画出两道巨大的圆弧，分别从两侧翼精确地找到了宋军阵形的薄弱环节开始猛攻。御前殿直军脱离主阵太远，结合部遭到猛攻有点惊慌，但这毕竟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在这种情况下竟然仍不失阵形，激战中甚至让耶律休哥负了重伤！宋太宗觉得胜利的天平仍然偏向自己，然而不幸的是，他除了没有想到对方也懂得科学的战术，更没想到更重要的一点——对方是辽的公共军队而非部族领主的私军。
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如果是部族领主的私军，那这支军队存在的目的就是为领主抢钱，一切都围绕领主的个人利益，如果他的人身安全都已经受到威胁，那就算打赢又有何意义？这时他们会跑得比野狼还快。然而耶律休哥不是部族领主，他麾下的将士也都是辽的军人而不是谁的私有财产，他们要救援的这座城市是辽的国土而不是谁的私有辖领，他们不是去抢劫而是抵抗侵略，保家卫国！所以，身负重伤的耶律休哥没有退缩，已经不能骑马的他让部下以轻车相抬，继续指挥，几度昏迷不下火线！辽军将士深受鼓舞，向宋太宗御驾发起了热血澎湃的猛冲，拼命击穿了宋军侧翼！宋军惊慌失措，耶律沙和耶律斜轸也从另两个方向击穿阵形，御前殿直军终于全线崩溃。
宋太宗左腿中箭，这下他终于知道打仗不是打游戏，腿伤不能骑马，所幸左右找来一辆驴车才勉强逃离战场。而真正的灾难发生在围城的三十万宋军身上，在正常情况下直接指挥这么多人已经是奇迹，现在仗打输了，总指挥却坐上驴车当了赵跑跑，面对守军和援军的夹击，他们除了溃逃别无选择。不过幸好辽军损失也很大，再无力追击，宋军只损失了万余人，绝大多数逃回了涿州（今河北保定）归建。
此役史称高梁河之战，是宋太宗首尝败绩，也是宋朝建立以来首次战败。而且宋人还发现一个问题：汉族人韩德让为辽拼死尽忠，幽云地区的汉族百姓也没有表现出对宋王朝的丝毫亲近感，而是全力捍卫他们的辽。不仅是幽云，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这是中唐以来形成的历史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节点。
三十万宋军各自逃到涿州，人回得差不多了却发现一个问题：宋太宗不见了。一直没宋太宗的消息，又有人亲眼见他中了箭，难免会考虑他已壮烈牺牲。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大家开始讨论谁赶紧继位，大家基本认可宋太祖之子赵德昭最合适。然而就在此刻，宋太宗又回来了。原来宋太宗坐车走西直门，当然要来得晚点了。顺便说一下，高梁河就是现在的西直门。
我还没死，你们就在这儿讨论继位？太伤自尊了！而对他们的讨论结果赵德昭也难免会心怀芥蒂。不幸的是赵德昭偏偏跑来劝宋太宗：“您看这仗没打好就是因为奖金到不了位，现在打败了，赶紧补发太原的奖金，还能挽回一点士气。”宋太宗正有气没地方撒，怒吼道：“你现在还没当皇帝呢！等你三叔死了，你当了皇帝再发吧！”赵德昭挨了骂，心里很难受，又联想到自己的微妙处境，竟然找把水果刀自刎了。三叔伤心地抱尸痛哭：“痴儿，何以至此？”
唉，光义，你还是不成熟啊！
不过也别太小看宋太宗的管理学水平，尽管他对连续攻克太原、幽州自信满满，但也没忘记应急预案，他早已准备好了辽军反攻时的对策。宋太宗将防线后撤至中唐以来构筑的镇、定、高阳三关，以殿前都虞侯崔翰节制诸军，李继隆为都监，并授予他的重要发明《平戎万全图阵》，诏令诸将按图作战。辽军获胜后趁势反击，幽云十六州其实有三州在关南，早就被周世宗所夺，现在要趁机收复，燕王韩匡嗣率八万精骑向满城（今河北满城）扑来。
崔翰等将按宋太宗留下的阵图列阵以待，但辽军又不是人工智能，岂会不根据你的阵形调整自己的阵形？宋将登高观察后觉得宋太宗设计的这个阵形并不适于此战，若不变阵很容易战败，但如果擅自变阵又是违诏用兵。其实以前将领们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在通信不发达的时代，皇帝必须放权给前线将领，由他们根据实情临场指挥，不可能事事请示。但宋太宗发明参谋本部和阵图制度，所有战术都事先议定，擅自改动就是违纪，朝廷还会派出监军，监督将领不要违诏。不过所幸这次监军是李继隆。李继隆是开国元勋李处耘之子、宋太宗明德皇后之兄，尽管曹彬被誉为宋初第一良将，但那主要是因为他的仁厚，论战略、战术其实李继隆才是第一。李继隆见诸将犹豫，表明如果变阵失败，愿一力承担，强烈要求主将变阵。
有了监军的支持，崔翰果断变阵。又是一场经典的以步制骑，宋军各兵种密切配合，大破辽军，斩首一万零三百级、马千余匹，生擒将军三人，俘虏三万余人，军器甲仗不计其数。韩匡嗣丢弃主帅旗鼓，连夜逃遁。
满城之战让宋军士气复振，但宋太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御驾亲征就大败，而将领擅自改变他设计的阵形却大获全胜，这让伟大的军事家情何以堪？
此后数年，辽景宗也两次御驾亲征，意图收复关南三州。宋军将领科学指挥，屡次大败辽军，最后辽景宗郁郁而终。但这些仗都是将领打的，不是宋太宗自己打的。甚至有一次宋太宗亲赴前线，走到中途辽景宗已经败走了。这不行，为了亲自大胜一场，宋太宗多次向朝廷提出再伐幽云，但总被朝议否决。直到雍熙三年（986），在多位好战分子的支持下，宋廷终于通过了再伐幽云的决议，史称雍熙北伐。
这一次宋太宗设计了新战略，分三路向幽州推进，还准备了一支海军从后方登陆，伺机合围。虽然为了避免再次被箭射到，宋太宗没有亲征，但出兵前亲自召开参谋本部会议，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曹彬率十万主力由东路稳重推进，吸引辽军主力，西路和中路则趁机从太原和飞狐（今河北涞源）进攻，最后全军会攻幽州。这个方案看起来很合理，而且开战后实施得也很顺利，东路军吸引了辽军主力，西路、中路势如破竹。但东路军的前锋李继隆猛得超出了方案预期，才几日便阵斩辽奚宰相贺斯，连下数城。宋太宗得报连忙传令曹彬约束部将持重缓行，按预定方案配合另两路军的进度进军，东路军才暂驻涿州。
另两路也取得辉煌战果，看起来非常吓人。但耶律休哥不吃这一套，他非常清楚宋太宗的战略设计，冷静地制定了对策：集中全辽兵力全力保卫幽州，其他州县任你攻取。西路、中路不必理会，只是不停地用轻骑兵袭扰东路军粮道，待东路军不堪其扰而撤退后，另两路自然不成气候。
耶律休哥，你不愧光义克星的称号啊！
东路军人数庞大，补给本来就困难，遭到轻骑袭扰无法保障，曹彬只好率军退回雄州就粮。宋太宗得报大吃一惊：“岂有大敌当前，反而退兵就粮的道理！”传令曹彬立即进军。
曹彬非常诚恳地向宋太宗解释了前线的实际困难，没粮道怎么进军？宋军重步兵方阵虽然正面作战强于辽军，但耶律休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骑兵机动性专袭粮道，体现了极高的战略纵深防御技巧，后勤压力巨大的宋军大兵团不能在此情况下轻易推进。耶律休哥曾成功使用这个战术击败过宋军，曹彬深有体会。
但宋太宗不管这些，他只管自己设计的方案必须实施。
曹彬对宋太宗说：“耶律休哥又像上次一样，不和我们正面接战，而是反复用轻骑兵袭扰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再这样下去，我们又会像上次一样输掉。是的，这次会输掉你的底裤。”
宋太宗却说：“不，曹彬，你是大宋第一良将，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战士。去吧，用事实让耶律休哥明白一个道理，同一个招式对你不能两次有效。”
宋太宗又提前任命了幽州知府，表明了必胜决心。而曹彬这路是预定主力，手下猛将云集，但现在他们眼见另两路战果辉煌，自己这路却相对较小，攻下几座城还放弃了，每天疲于应付耶律休哥的游击队，早就憋不住了，纷纷在参谋会议上阐述自己的作战思想，大致都是要一鼓作气，直捣敌后。本来曹彬正是以约束部将闻名，但那是约束部将不要杀戮，现在大家是要去立功，你就约束不住了。无奈，曹彬只好率军带五十天干粮，往北推进。耶律休哥冷笑：“黄金战士，来享受一下我天贵星耶律休哥的星辰傀儡线吧！”
一路上宋军惨遭骚扰，苦不堪言，艰难推进至涿州时后路已被辽军切断，这时偏偏有许多想投宋的百姓来投，后勤补给压力更大。更可怕的是宋军得到情报，辽圣宗耶律隆绪和承天皇太后銮驾已经开至涿州，这意味着辽最精锐的斡鲁朵军已集结于眼前。又逢天降大雨，宋军参谋会议上吵声一片，这次主流意见是赶紧撤退。曹彬又约束不住，只好同意保护百姓先撤，十万大军冒雨撤退（逃窜）。耶律休哥一直率军跟进，但不急于追杀，一直追至歧沟关（今河北涿州松林店镇岐沟村），在大雨中保持阵形撤退了数日的宋军在渡拒马河时终于出现了少许混乱，有些部队不按曹彬指挥抢着渡河。这点细小的扰动怎能逃过战神耶律休哥的眼睛，辽军就在此刻发起了总攻！失去阵形的宋军遭到背后猛冲，被赶入河中践踏溺死者不计其数，曹彬、米信等主将单骑突围脱走，军器物资堆弃如山。宋太宗精心设计的雍熙北伐再次以失败告终。
高梁河战役宋军虽然溃散，但其实损失不大，而雍熙北伐是经过精心准备后的一次大会战，宋军损失远超高梁河，除李继隆一部全军而退，其余各部包括西路和中路军在撤退时都惨遭辽军追杀。
战后追究责任，宋太宗被整得灰头土脸。赵普带头上书指责宋太宗战略设计错误，指挥失当。宋太宗虽然承认自己有责任，但坚持称自己设计的战略没错，是曹彬执行得不好。
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送死你去，背黑锅我来。现在人家曹彬去送过死了，你却不背这个黑锅？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千夫所指。那一刻，宋太宗终于明白：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人家在唐朝当太宗，你在宋朝。
更痛苦的是宋太宗擅自命令曹彬进退，直接导致惨败。皇帝还会擅自？是的，若在前代，皇帝不存在擅自这个概念，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到宋朝，这样做就违背了朝廷的运行程序。
隋唐以来朝廷下发文件就有一套规范程序，有多个审批和监督环节，远非皇帝个人可以一手包办。而宋太宗制定战略、中途向前线发令，都只通过枢密院（军队），而没有让中书门下（政府）的宰执们参与。对此，宰执们很生气。宋太宗只好下罪己诏，并对枢密院长官们保证：“以后你们监督我，我再也不敢了。”二百年后，宋孝宗也干了类似的事，绕开政府，勾结主将直接出兵，也遭到严厉谴责，差点下课。历史推进至宋朝，皇帝仍然处于权力结构的最顶端，整个权力结构却已改变，基础越来越牢，但顶端的个体已不能代替整体。
宋太宗在军事领域的诸多理论贡献是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渊源，但他亲自指挥的战绩又实在有点拿不出手。真正更令宋太宗尴尬的是，两次被耶律休哥踢翻在地后，他不敢再去面对这位克星，委托李继隆负责对辽作战。而李继隆却多次大败休哥，每次斩首皆以万计，甚至在徐河之战砍断耶律休哥一条手臂，让耶律休哥再不言兵。
用的是同一支军队，对面也是同一个休哥。人家去次次踢爆他的屁股，你去却被次次都踢断腿，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组建的这支公共军队，包括你的作战思想都很好很强大，但更说明你本人的临场指挥又实在是烂得没底，这样都能输。所以有人评价你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败千里之外”，别嫌刻薄，总比耶律休哥给你取的契丹名字“光义·科学阵形·驴车飞人·输”厚道多了。
规范成熟的国家体系
如果再说打仗的事，光义可能就要罢演了，我们还是说点让他长脸的事，比如他开启的这个现代国家体系，以及由此而迈入新阶段的人类文明形态。既然论武功比唐太宗差了十万八千里，那论文治你要是赢得少了恐怕都不够。
中华帝国的组织目标导向很早便被明确：建设一个平行化、公民化的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所有臣民从主权上直属于一个皇帝——而没有中间领主阶层。但这个目标尚未得到彻底实现，门阀贵族仍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不仅仅是组织结构设计的问题，而是社会基础所决定。秦隋冒进，二世而亡，而今至宋，似乎条件更加成熟。宋太宗非常幸运地站在了这个历史节点上，似乎取得了比李斯、高颎更伟大的成就。
宋太宗的军制改革非常成功，而在行政和官制方面，应该说取得了更大成就。
一、规范的中央官制
隋唐官制的一大特色便是分权制衡，但三省分列的行政效率实在有点低，中唐以来便三省合一，以中书门下为最高中央政府，中书门下的会议室叫政事堂，亦称都堂。皇帝会专门授予某些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头衔作为到政事堂议事的资格，后来又增加了参知政事、参预朝政等作为次一级的参会资格，是事实上的宰相。而这种头衔往往由皇帝临时差遣，并且惯例不与三省长官甚至六部尚书同授，以压制权臣。这样做倒是避免了董卓、王莽似的权臣，但也容易使中央政权的实际行政能力严重虚化。
宋朝进一步规范这种制度，将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作为正式的宰相职务。其中，同平章事是中书门下的长官，一般二至三人，并为宰相，互相有一定制约。参知政事可视为同平章事的助理，地位较低但也有参会资格。后来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多数情况下不设枢密使、枢密副使，而设知枢密院事及其副官同知枢密院事或签署枢密院事）也拥有了参会资格，与参知政事并称为执政。宰相和执政合称宰执，在政事堂共同议事，这个常务委员会便构成宋廷的最高决策机构。
按最初的设计思想，几位宰相没有名义上的区别，是平等制衡的。但事实上，人类有着根深蒂固的排名情结，写本《三国演义》，都要排个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的次序。梁山好汉个个愿为兄弟两肋插刀，但前提是兄弟们座次要厘清。为此，宋初用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继为宰相，但分别加昭文馆学士、监修国史、集贤院学士衔明确次序，并成惯例。后来宋朝以门下侍郎兼尚书左仆射，中书侍郎兼尚书右仆射，都加同平章事，即为明确的首相和次相。
宋朝的宰相制度比唐朝更加规范，并将文官政府和公有军权融为一体，又把握好了重臣间的相互牵制和权限分配，堪称公共管理学史上的杰作。
而在部门划分上，宋朝更强调扁平化管理。隋唐官制尚书省下辖六部，六部各辖四司。中唐以后六部被虚化，宋朝则干脆取消，以中书门下直辖二十四司，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宋太宗又设审官院、审刑院、司农寺等业务部门补充完善，并沿用了五代的三司使这个设置。三司即户部使司（管人口户籍）、盐铁使司（管国家专卖）、度支使司（管财政收支）三个财经部门。朝廷设三司使直辖三司，掌控国家财政经济命脉。三司使不是宰执，不能到政事堂议事，但掌管财经，实权很大，称为计相，相当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宰相的权力。
可能有人会觉得三省合一后门下省的监督功能便失去了，这不必担心，宋朝又强化了御史台的职能，设计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台谏体系。
秦汉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辖下的御史台主管人才察举，但后来吏部、审官院接掌了这项职能，御史台更专注于监察。唐设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台官，主管纠察弹劾官吏，但监察必须建立在证据基础上，是一种职务监察；另设谏议大夫、正言等谏官，主管风闻奏事，就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公开提出来，不一定需要确切证据，是一种舆论监督。以往台官监察官员，但没掌握舆论。谏官可以提意见，却又不能直接任免官职。宋朝将台谏合一，职务监督和舆论监督合为一体，比门下省监督作用更强。可能很多人并不明白，世上最大的专制既不是人事专制，也不是经济专制，更不是军事专制，而是舆论专制。一个没有舆论监督的权力主体，它可以在人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干尽坏事，反正没人提，别人也不知道。而只要有完善的舆论监督，就算你能在其他权力领域完全独裁，当你动用专制权力时，总会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忌讳吧！
所以有些人老说中国缺乏法治传统，且先不论中国的法治传统其实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好，只说在中国传统的公共管理思想中，本来就没有把难免有漏洞的法律条文奉若圭臬，而深刻理解到了舆论才是对当权者最好的监督。汉文帝、唐太宗这样的圣君总是伴随着张释之、魏征这样敢于直谏的诤臣，但他们也只是以随机概率出现的英雄，不成体系。宋朝设计完善的台谏系统，形成一种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忠言直谏络绎不绝，满朝文武敢讲真话，形成了政治清明的长效机制。
二、可靠的地方官制
中国在通信还很落后的时代就建立起人口上亿的超大规模中央集权帝国，在行政区划和地方官制问题上似乎很难寻到完美的度量。宋太宗很有创意地将隋唐官制中名实分离的思想运用到地方官制上。隋唐官制将一些崇高的职衔虚设，比如挂着兵部尚书衔的人并不实掌兵部，而去“权知门下省事”。“权”意为暂时，“知”意为管理。这样使重要岗位上的人名实分离，降低专权的概率。宋太宗也将所有的州府长官虚设，而派出临时的知府、知州管理实务，极大地降低了地方官专权的概率。比如大家熟悉的包青天，很多电视剧说他是开封府尹，其实历史上的包拯只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短暂出任过权知开封府事，可不是皇储。
最敏感的还是一级地方区划（省份）：划得太细，无法有效管理；划得太大，又容易形成独立势力。秦朝的郡县制、汉朝的州刺史、唐朝的节度使都已从两方面验证过这个规律了，那宋太宗该怎么办？
唐太宗以后不再设行省，以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后来设置军统领数个州郡，军的长官就是采访使和节度使。宋太宗废除节度领支郡，节度使仅为荣誉头衔，而设立路兼领数个州郡，全国共分二十个左右的路。这似乎和汉朝的州、唐朝的道并无二致，但宋太宗在路的长官设置上有很大的突破。
贾谊曾提出中央要控制诸侯国，国王只能任其世袭，但中央要掌握任免诸侯国丞相、太尉等要职的权力，也就是上级搭建下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遗憾的是由于诸多限制，长期以来这个思想未能得到很好执行，中央总是派出一个掌控全权的地方官，由他自己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直到宋太宗为止。
宋太宗在每路设四个司：
1.都转运使司：负责财税和人事监察，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
2.经略安抚使司：负责军事，平时主要管地方厢军，战时也会由驻扎此地的禁军将领兼任。《水浒传》中的老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应该便是指兼任当地经略使的西军（禁军主力）名将种谔、种师道叔侄。至于鲁智深的提辖，全称提辖兵甲，是州一级的对应职务。其实这个官不小，大概相当于师长，不可能亲自去打死一个屠夫。当然，明朝小说家没有义务对前代官制理解得那么精确，有时随意安个头衔。您也别太较真。
3.提点刑狱司：负责司法，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员会。被誉为“法医学之父”的宋慈便在宋理宗朝历任广东、江西等路的提点刑狱公事。
4.提举常平司：负责仓储，为朝廷掌管设在各地的战略储备。
这四司分掌各路军政要务，长官均为朝廷直接派出，互不统辖。有时为了协调一大片地区，宋廷会派出制置使或宣抚使统领数路，制置使的权力很大，但仍然很难出现地方官擅权。这一方面是因为上级搭配下级领导班子的方法比较成熟，更重要的是社会进步，地方官更难在地方上建立私有势力，在此有必要举一个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谋求独立失败的例子来说明。
两宋之交，名将吴玠、吴璘兄弟力保四川不失，成为川军的精神领袖，朝廷便一直以吴氏镇守四川。由于四川的地理位置相对隔离，更由于吴玠、吴璘、吴璘之子吴挺、吴挺之子吴曦三代八十余年担任四川宣抚使或制置使，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时称“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但吴氏始终只是朝廷派驻的地方官，而非独立的封建领主，四川人民仍是国家公民，而非吴氏私有附庸。不过按吴曦的理解，管理员当久了，就可以考虑下侵吞国有资产。于是他向金投降，求封为蜀王，金可以让他过一过诸侯国王的瘾。为此，吴曦向金割让本由南宋控制的陕西四州。若在前代，土地和人口都是领主私财，他当然有权割让。但在宋朝——不行！
不行在哪儿？不在于你没有发令的权力，而在于部下不会接受你这样的命令。
四川大小军吏都是吴曦的亲信，甚至人民也认同吴氏的管理，正常情况下应该接受他的命令，但如果他要叛国，那就不再是自己的上司了。
吴曦命令陕西四州的军队撤离，让金军接管，四州人民坚决不干，但无力抵抗金军，于是纷纷自发拥入四川。吴曦派兵驱赶他们回去，一位名叫郭靖的义士对其弟说：“我家世代为王民，自金人犯边，我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现为吴曦所逐，我不忍弃汉家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于是投江而死，百姓都坚决不投金人！这位郭靖义士不知是否是《射雕英雄传》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郭大侠的原型。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至宋代，国家公民仍然必须交由官吏管理，时间长了人民还会很认同某些管理员，但已绝不能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
而吴曦的亲吏们呢？比百姓更简单——杀这个叛贼！一位仓储系统的小官：监兴州合江赡军仓杨巨源率先站了出来，鼓动军队前往伪蜀王宫诛杀吴曦。义军从容进入宫殿，吴曦的近卫根本不阻拦，众人轻松砍下吴曦首级，军民欢声雷动。后人论道：“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为叛逆，诸将诛之如取孤豚（杀他就像拿下一只孤独的猪崽）。”
可见，解决藩镇独立的祸根，一方面是行政体系略有进步，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基础整体进化。所以，有人说宋朝解决藩镇独立之祸是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或是靠宋太宗废除节度领支郡云云，都只是一些表面细节而已。
三、更合理的官吏品级制度
有些人一谈到宋朝官制就连连摇头：冗官冗兵、叠屋架床、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总之就是又大又烂。其实，宋朝是人类在超远程电子通信技术成熟前，公共管理水平最高的政府，尽管其人口和国土规模大得让当时地球上绝大多数民族无法想象。
这可以从品级制度谈起，品级决定官员的级别待遇，更决定了整个公共管理体系的内部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一国之公共管理水平。
隋唐官制共分九品，每品分正从，有些品级还分上下，一共二十级。按最简单的方式理解，职务决定级别，你是什么职务就对应什么级别。但请不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管理科学，那是汉朝以前的水平。汉朝的品级俸禄就很简单，直接由职务决定。但职位毕竟有限，有人立了功该升迁，却未必能空出更高职位来给他。比如武帝朝骠骑将军霍去病，他立下的战功更甚大司马将军卫青，但卫青已无处安放，霍去病也就无法升迁。汉武帝采用的折中办法是让霍去病继续担任骠骑将军，但“秩比大司马将军”，意即享受大将军待遇。后来常会有一些官员“秩比三公”“秩比二千石”，以解决没有空缺、该升却无法升的苦恼。但这只是一种临时的人事安排，没有形成制度。
魏晋的门阀贵族都要捞个官，定个级别，但很多人又确实不想劳心费神地去当那个官，朝廷便常授一些勋官，这应该是最早的虚衔。后来虚衔不仅用于安置闲人，也可以授予功臣，以示荣宠。这种制度在隋唐得到发扬，很多勋贵头上顶着一长串拉风的头衔。隋唐以来的官制设计思想便是削夺重要职务的实权，古代的太师、太傅以及唐初还是实权要职的尚书令、中书令乃至六部尚书等都成为虚衔。周世宗更废除节度使统领藩镇的实权，仅作为虚衔荣授。宋太宗派出权知作为地方实际长官，那原有的所有地方官比如刺史、观察使、节度使都成了虚衔。宋太宗整理官制时发现：虚衔比实职还多得多呀！这反而为他提供了一个灵感——改用一套虚衔和实职双轨并存的新官制。
也许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这是人事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
宋太宗设计的官制中，不仅是荣宠的高官，而是所有官吏都有虚衔和实职。实职是具体的职务，也有品阶，但一名官员的级别并非由正在担任的实职而是由其虚衔决定的。所谓虚衔，正式的名称可为散官、阶官、寄禄官等，顾名思义是决定其俸禄但又无实掌的官阶。比如一个人当了一段时间的官，论年资应该晋阶，但暂时没有上一级职务空出来。没关系，继续担任原有实职，虚衔按规定晋升即可，官阶、俸禄就都上去了。同样，如果一个人资历很深，职务很高，但需要更合适的新人来接替实职，也不需要降人家的级，带着高虚阶去担任其他低品级的实职即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灵活的人事体系。
当然，宋朝的官制远非一个虚衔、实职就能概括，还有荣衔、爵位、勋官、加官、差遣等许多名目。到后来实职（本官、职官）也虚化了，临时的差遣才是实际岗位。我们现在看史书，一个人前面的头衔一长串。比如翻开《资治通鉴》，第一行便是作者自称“臣奉敕编集”，姓名前面有九个官衔共五十二字。很多人一看就眼晕了，连连惊呼：“宋朝官制这么复杂，管理能不乱吗？”当然不会乱，官衔再多再复杂，只要有一套明确的规则，自然能井井有条。有宋三百二十年，从未听说出现过人事管理混乱的例子。事实上，这套官制并不复杂，我们不妨举两个实例来说明。
先看一个文官的例子：太师、魏国公、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
1.太师：正一品荣誉加衔，不实掌任何事务。秦汉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品秩和实权均为极致。隋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班秩在宰相、亲王之上，荣宠犹在，但已无实权（实际上不先当十几年宰相也别想混到这样的荣衔）。这个放在最前面的虚衔代表了秦桧的级别地位。事实上三公已经不是一般的阶官，文职阶官最高只能到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秦桧是在担任多年宰相后，步步晋升至这个最高荣衔的。
2.魏国公：爵位。相当于一种很高级的虚衔，也没有任何实务，但爵位不退休，可以带进棺材。不过前代的爵位可以世袭，宋代爵位一般只能终身。
3.观文殿学士：文官常见加衔，正三品。
4.尚书左仆射：理论上是实职，但南宋的实职（本官）也已经虚化。左仆射仅仅作为诸位同平章事中首相的象征，但前提是有同平章事这个差遣。
5.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政事堂议事以及轮值政府正印的资格，加上才是真宰相，宋初无定员，后惯例加于左、右仆射为首相和次相。这便不是一个职官，而是差遣。
6.枢密使：最初枢密院长官单列，南宋以来常由宰相兼任，枢密院的日常事务则由副官主持。
这是一个官至极品的例子，三品以下的官员就没那么多荣誉加衔，一般就三个职务：虚衔、本官、差遣。虚衔是级别，本官是正式编制，差遣是临时指派的岗位。这个所谓的临时往往有个三四年，后来逐渐形成任期制度，所以天下的地方官均为权知。
再看一个武将的例子：少保、武昌郡开国公、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太尉、枢密副使、京西湖北东路宣抚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岳飞。
1.少保：正一品荣衔，和秦桧的太师一样，只不过岳飞三十多岁就被搞死了，多活几年应该也有机会混个太师当当。尽管岳飞从没当过真宰相，但由于有了少保虚衔，也被尊称为岳相公。
2.武昌郡开国公：爵位，同上例。
3.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在唐朝令皇帝闻风丧胆的节度使，不过放心，在宋朝只是武将常见的从二品虚衔，没有任何实务。
4.太尉：宋初太尉是仅次于太师，高于太傅的正一品荣衔，后不设。南宋作为最高武衔，正二品。和秦桧一样，当阶官分别超过了文官和武将的极品后，就开始加正一品荣衔。
5.枢密副使：枢密院副官，岳飞曾短暂出任，但由于没有加参知政事，所以也并非真宰执，更多只是个荣誉。
6.京西湖北东路宣抚使：战时设置的地方长官，由朝廷派出协调相当于今河南、湖北两省的一切军政事务。按理说这种职务比汉刺史、唐节度使实权更大，但由于宋朝的社会基础进化后，并未出现过地方官专权。有些现代人设想岳飞有机会在鄂州自立，其实他的基础比吴曦都还差得远呢。
7.神武后军都统制：差遣。神武后军这支部队的军事长官，直接率领该部，这才是岳飞的实际工作岗位。
事实上，他们还有一些上柱国、大将军之类的勋官，不过在宋朝实在没什么用，一般的史料都懒得记载了，只有司马光在自己作品上署名时才会一个不落地写上去。
那宋朝是不是真的冗官冗兵？先用数据说话，据《元丰类稿·议经费》：“景德（宋真宗年号）官一万余员，皇祐（仁宗）二万余员，治平（英宗）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也就是说宋朝官员大约二万，而总人口约一亿，官民比约1:5000，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低的官民比。那为什么总有人说冗官呢？无非是官制复杂，很多人一看眼晕，便产生了一种官很多的错觉。但实际上一个人就要加七八个官衔，所以官名虽多，当官的人却未必真多。
可能有人会说，虚衔晋升太易，“高官”太多，国家财政负担就会很重；职务与级别分离，容易造成实职任免的随意性。或许还有人说，当官的怎么升降关系老百姓啥事。
其实，这个关系可就大了。组织人事是一个公共管理体系最重要的结构基础，优秀的吏治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环境，才能向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相信智力正常的人民都愿意略付一点高价购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不会吝惜那么一丁点官俸忍受更低水平的公共服务。难道您希望您花钱买的芯片越来越贵，结构越来越简单？
那宋朝这套官制到底好在哪儿？不妨与后来清朝实施严格的品级与职务来略作比较。
第一，解决官员后顾之忧。宋朝官员品级不受职务限制，大多数官员可以专心工作而不用将太多心思放在升迁上，年资一到或立下功勋自然可以升迁，而无需为了争抢有限的职位，万人挤独木桥，成天勾心斗角不干实事。而且一般人当官，无故不能降级，那么采取虚衔、本官只升不降，差遣能上能下，就能避免尸位素餐。
第二，增强机构设置的灵活性。在机构设置和改革中，最敏感的就是职务增减。清朝职务和品级挂钩，如果想进行机构改革，撤并一些部门，势必会减少职务，造成一些官员无处安放。所以后来清朝搞机构改革，增加容易，减少则难上加难，结果只能越改越臃肿。宋朝将职务和品级脱钩，撤并机构时尽管会减少职务，但官员的品级不会因此降低，阻力相对就小得多，整个机构设置的灵活性都会强得多。
第三，减少议事中的奴性。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品级和职务脱钩就能减少官场上的奴性？没错，官场上有奴性很难免，但好的官制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先以后来的清朝为例，假设您是一个部门的长官，部门召开常务委员会议事时，您的职务最高，具体工作就由您负责，您的品级（资历）也最高——那还有什么好讨论的，直接您说了算不就行了？常务委员会制本是中华帝国的一个优秀创举，既可以集众智，又可以限制长官擅权。但如果形成一言堂，那会议的实质就会偏离议事本身，成了比官大，谁官大谁说的就对。而且常务委员会作为决策集体，比个人权威更高，一旦形成一言堂，不但不制约长官，反而会扩大个人权威，部门内设的权力监督和制约都会形同虚设，久而久之整个官场乃至全社会都会弥漫着越来越强的奴性。
而宋朝官员品级和实职分离，假设您接受某重要差遣，但由于年资不深，可能有些年长的副官比您虚衔、本官更高，那到底谁官大呢？这说不清楚。所以，我们不比官大，就事论事。更重要的是，官阶和差遣脱钩，下属的品阶由转迁之制，而不由长官随意差遣，所以无需依附于长官，这样就极大地避免了奴性。因此汉唐的张释之、魏征还只是偶然出现，而宋明士大夫诤言直谏却蔚然成风，这既是社会进步使然，宋太宗创制的这种优秀官制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四，减小官员晋升难度。中华帝国结构庞大，但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低估了这种庞大的程度。二十个品级，若逐级晋升，几时能入中枢？算您三十岁中进士，由从九品登仕佐郎开启仕途，每三年升一级官，也要七十八岁才能升到从二品的签署枢密院事，有资格到政事堂去坐最后一把交椅。上面还有同知枢密院事、知院事、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同平章事还分昭文、国史、集贤三级。寿星您还要继续攀爬吗？而且如果实职还是有限的，是否还能保证每三年升一级？霍去病是皇帝的侄儿，还被卡在骠骑将军这一级，绝大多数人恐怕从九品就要被卡死了吧！
请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意味着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偏弱。中华帝国尤其是宋明社会最优秀的政治传统就是全社会参政机会，但如果晋升层级过多，难度过大，事实上就会有效防止来自底层的优秀人才进入上层。到最后您就会发现：草根阶层寒窗苦读，怀着经世济民的理想踏上官场，但就算以最快速度升迁，须发皆白亦只能止步于四五品而已，唯有那些勋贵世家才能以连续不断的破格晋升挺进上层。
宋太宗巧妙地打破这种藩篱，使更多的草根阶层早日挺进中枢机构。譬如名相寇准，三十岁时名动天下，便准备任用为宰执，但他当时职官仅至从六品尚书虞部郎中，按转迁之制，就算大跨步破格提拔，也最多到从四品左谏议大夫。可如果再加上枢密副使这个相当于正二品的差遣，便可参议白虎节堂，承担宰执的实际工作。而论虚衔品级，岳飞十八岁从军，二十七岁授刺史，三十一岁做节度使，三十八岁为正一品少保。他显然没有逐级晋升，而是以功劳大小确定每次晋升跨越的级数。只有这样才能使底层人士有以才华或功高挺进高层的机会，形成全社会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被某些世家始终把持。
治理国家的重点在于吏治，搭建好优秀的公共管理体系组织架构，才能源源不断地输出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宋太宗，他非常凑巧地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既终结了五代乱世，突破了中国社会发展至隋唐的瓶颈，又构建起一套规范的国家体系，社会生产力又处于一个飞跃的前夜，他将为这个伟大的民族带来一个怎样的巅峰盛世？
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巅峰盛世
论打仗，宋太宗永远只能跟在唐太宗屁股后面吃灰，但说起理政治国，宋太宗真是要大胜一筹。唐太宗早年善于纳谏，勤政爱民，但他装样子的成分居多，到晚年独断专行、骄奢淫逸颇为人诟病。而宋太宗曾说：“寸阴可惜，苟终日为善，百年之内亦无几尔，可不勉乎（寸寸光阴可惜，就算每天不停地做好事，但人生不过百年，也做不了多少，我能不勤勉吗）？”这确是一种发自肺腑的事业心。宋太宗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到长春殿参加朝会，散朝后立即回办公室处理政务，直到中午才能吃上一口饭。有人劝他散朝后可以先吃顿饭再回崇政殿理政，他却说从早上工作到中午，无暇饮食，这是周文王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