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喜欢亲自指挥战役，这正是亲力亲为的性格使然，在治国上也不例外。据说他的座右铭是“孜孜为治”，并自称虽没有汉文帝聪颖，但什么事都不怕麻烦，反复考量，才能得出圣裁。但高明的管理尤其是公共管理重在组织结构，而非个人英明。管理学大师宋太宗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史载东京有位市民的家奴丢失了一头母猪，主人击宫门外的登闻鼓告上朝廷。登闻鼓是古代的一种直诉制度，有司衙门一般都设有此鼓，供百姓诉讼。但丢猪这种事应该去敲县衙至多是府衙的鼓，自有包青天为你秉公办理，皇宫这个一般没有弹劾宰相之类的事请不要乱动。宋太宗却受理此案，并亲自判定家奴败诉，但其不具备完全民事赔偿能力，所以代由国家赔偿，赔偿了原告一千文。
一个人口上亿的超级帝国，皇帝亲自来判一头母猪的赔偿？是不是想让人笑掉大牙？但宋太宗说：“如果这种小事都诉于朕亲判，确实很可笑。然而以此心意推及天下，就没有冤民了。”并说唐末帝王深居九重，不知民间疾苦，以致天下大乱，这是最可怕的教训！一个完善的公共管理体系，设计固然重要，但设计好了不运行起来也是废物。宋太宗从源头抓起，以身作则，为庞大的官僚队伍灌输勤政为民的思想，也是在提醒官员们：民间的疾苦可以直达圣听，不要以为国家大了，当官的就可以欺上瞒下，一手遮天。宋太宗赦令天下署衙将《戒石铭》四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勘刻成碑，立于大堂。正是在此诫勉下，庞大的中华帝国才得以润滑运行，创造出这个巅峰盛世。
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首先要选择一座京城作为经济中心。前代选择京师，往往以皇室安全为重，选择山川形胜之处，但所谓山川形胜，另一种说法即为交通不便。汉唐最初均定都关中，以据崤函之固，但中国的经济重心在中原，所以汉唐又都迁都河南，不过仍然选择有虎牢关拱卫的洛阳。而自大运河工程、汴河疏浚工程实施后，运河和汴河交汇的开封便成为航运中心。而开封地处天下之中，一马平川，容易修建四通八达的官道，最适合作为中华帝国的经济中心。五代兵无常形，为便于集结，大多定都开封。宋太祖定鼎天下，多数人建议定都长安或洛阳，以求京师安全。唯有当时的晋王赵光义坚持认为宋朝定都应以经济中心而非战略安全为首要标准，并引用吴起名言“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力主定都开封。
宋太宗即位后，力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思想（其实也不是御敌，每次都是他侵略别人），以减少战争对国内经济社会的破坏。所以宋军从不像耶律休哥那样利用本土战略纵深，而总是深入别国纵深。这样虽然对作战提出了更高要求，甚至直接降低胜率，但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耶律休哥那种诱敌深入的战术虽为他本人立下无数战功，但为本国发展带来的灾难效应却往往为人忽略。
尽管现在总有人爱拿所谓的“弱宋”来说事，但事实上自宋朝建立至突发靖康之难，终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只有两次外敌突袭，分别掠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和邕州（今广西南宁），也很快被清退，而国内从未爆发过大规模内战。和平是发展的首要前提，屏蔽了战争蹂躏的社会才能专注于经济建设并持续发展。那宋朝之前是什么情况？今天皇上在白登道被匈奴人包了饺子，皇后去行贿才把他救出来啦；明天突厥可汗打到渭水便桥，皇上亲自上桥去把他们吓跑啦；国内一会儿是七王之乱、八王之乱，一会儿又是安史之乱，经济怎么发展？宋太宗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公有军队，设计科学的阵形——当然，不能由他亲自指挥——在李继隆、曹玮、范仲淹、狄青、章楶一代又一代名将的指挥下，人民子弟兵浴血奋战（当然，奖金不能少），始终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也未发内战，为中原留出了一个长达一百六十七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才有机会创造出这个中华文明也堪称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巅峰盛世，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另外，这个盛世还非常凑巧地汇集了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科技飞跃等各种有利条件。勤奋惊人的宋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握好了这个历史节点，终于炼就了一个成熟的中国特色封建社会。
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和西方传统的封建社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全社会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不可逾越的阶级划分。应该说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和阶级划分一直在淡化，但直到唐朝，仍然存在着良贱制度，将人分为良、贱两种籍贯的制度，只是奴婢的数量在减少，地位在提高，而且有较多的路径摆脱贱籍。而至宋代，人类历史上才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正式废除良贱制度。
其实从宋太宗亲判赔猪案就可以看出，一位市民和家奴之间的经济纠纷，这种事在前代哪需要告官，家奴和那母猪一样都是你的私有财产，要打要杀都没人管。但在宋代，主仆之间的纠纷已不能私裁，而须官府依法裁决。
全社会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更需要高水平的公共管理体系，而原来官场上的主力——门阀世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那谁来组成新的官僚队伍？宋太祖曾说：“作相须读书人。”岂止是宰相，庞大的中华帝国需要大量读书人来当官，科举正好成为从民间察举人才的好途径。隋唐科举取士很少，官源还是以门阀荫举为主。宋太宗扩大科举录取，最多的一次就录取了五六百名进士。这些从民间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占据了各种官位，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掌握行政权力的氛围，拼爹的市场就小多了。尽管宋朝仍有一些人凭恩荫入仕，可如果这些人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还是得先去考个进士。比如名相吕公著、文彦博、范纯仁、史弥远等均出身宰执世家，成年即可获得恩荫的小官，但他们又不吝精力去考中进士，才能获得普遍认可，否则也只能永远领个六七品的俸禄混日子而已。所以，我们看到宋朝的庙堂之上，晏殊、曾巩、欧阳修、范仲淹、庞籍、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总是闪耀着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没人靠家族背景，没人靠资本支持，我相信这是某些整天叫嚣着“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国家至今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远远无法企及的政治文明高峰。
这不仅意味着良好的官场风气，更意味着良性的社会状态，宋仁宗（赵祯）《劝学诗》云：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全民都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参与到高层政治，高层和底层的顺畅交流使社会充满活力。相比之下，西方传统封建社会阶级隔阂固化，千百年来所有家族从不改变阶级身份，整个社会始终被牢牢禁锢在强硬的阶级框架内，直到腐朽成渣亦绝无半点变化。所以，西方自古罗马、古希腊时代先于中国数千年建立起的领先优势，在唐宋时代被中华帝国远远抛在身后，岂是偶然。
当然，社会形态是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也起着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比如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成熟于宋代，正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成熟，书籍才能普及民间，形成全民读书的文化氛围。《汉书·韦贤传》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这不是夸张，在宋代造纸、印刷术成熟前，满籝黄金真还买不到一部经书，所以宋代以前全民识字率一般不超过3%。尽管隋唐也有科举，但97%的穷苦百姓就算走上考场，也只能望着那一个个方块字发呆，要参加科举首先还得靠爹妈有钱。而宋代由于书本价格降低，全民识字率骤增至35%，才让穷人有了读书的物质基础，才真正让亿万“田舍郎”买得起“登天子堂”的门票，从此才让这个社会“将相本无种”，也才能激起全民族“男儿当自强”。
当然，有人说科举禁锢了中国人的思维，让聪明人都去钻官道，导致科学不发达。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正因为有科举的激励，才有大量中国人捧起书本，考上当官的毕竟是少数，就算还有很多考不上还继续钻牛角尖的人，剩下的哪怕有一小半投身科研，都比欧洲的总人口多。所以宋明科学昌明，让既没有人读书考官，更没有人读书献身科学的野蛮欧洲远远落在了身后，岂是偶然。
而航海技术的发展让中国人开辟了印度洋航线，将商业的触角伸向了更加辽远的海洋，更广阔的市场又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经济。汉唐巅峰时期，中原王朝实际控制的人口最多约至五六千万，宋朝由于长期国内和平、水利和耕作技术进步、热带稻种引进等因素，终于突破一亿。这就造成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与之相应的却是高速城市化和工商业劳动力紧缺。宋代的煤炼钢、灌钢法和深井钻探等工业技术得到发展，形成了一波强有力的产业革命，经济史学称之为“煤铁革命”。据估计宋朝钢铁产量最高可达十五万吨，接近18世纪工业革命后欧洲十八万吨的水平。这显然又会带来煤炭、有色金属、化工催化剂等各种工矿开采业和下游加工行业的大发展，这对工业劳动力提出了极大需求。信州（今江西上饶）曾出现过一个铜铅矿，雇佣了十万工人，分成三班日夜不停地开采。大量的工矿企业又造成大量产业工人集中居住在城市中，这对城市服务业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有享受都市繁华的东京市民，更有为招工而焦急的掌柜。
面对这个前无经验可借鉴的重大社会问题，宋太宗给出了一个令人击节赞叹的解决方案——不抑兼并。
小农经济时代，耕地配发给农民进行生产，而随着时间推移，有些人不断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有些人失去土地成为佃农，当少数人占有多数土地的比例失衡时，就容易减产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失地农民最易加入义军，所以历代最怕兼并，绞尽脑汁维护田制。宋朝农业劳动力过剩，按说应该更怕这个问题，宋太宗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设保护性田制，任由兼并。据估计，到徽宗朝，1%的地主占有了70%的土地。不过，失地农民也并未大量参加叛乱，就算是水泊梁山，也只收一百零八人而已——而且那只是明朝人编的小说。大多数失地农民拥入城市，因为城里正好有大量的工作岗位等着他们。
当然，也有研究认为宋朝并非真的不想抑制兼并，而是没抑制住，给了《宋史》作者一种不抑兼并的错觉。但无论如何，宋朝体现出这种大量兼并土地、劳动力进城的发展趋势却是无疑的。相比之下，西方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时，却是通过强制性的圈地运动，以羊吃人的方式强迫农民进城，甚至发明流浪罪将他们强行送入血汗工厂接受更加残酷的压榨，不由得让人感叹东西方的公共管理水平和伦理方式真是判若云泥。
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旧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都解除了，一个完全的公民社会就此成立，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在此代终于达到最初的理论设想。
而这样的社会必将是前代和其他国家无法想象的繁华，恰如秦国是山东六国无法想象的强大。现代有人想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比例是多少？50%？80%？90%？很怀疑这些数据在当时是否依可靠的统计渠道而得来，毕竟我们也只能通过某些记载来管中窥豹。比如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他的本意是批评民风奢靡，但客观上也描述出一副全面富裕的盛世景象。什么叫全面富裕？汉唐所谓盛世，只是门阀贵族的盛世，百姓仍处于剥削殆尽、唯余筋骨的境地。或许汉唐百姓起早贪黑创造的产值并不低，但当他们交完租税、还了房贷、穿上麻衣、吃饱粗粮后，应该剩不下几个铜板。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娱乐可言，早点上床睡觉，养好力气明天继续卖命吧。偌大的长安、洛阳，一旦入夜便陷入沉寂，唯有皇宫和豪门闪耀着点点灯光，极少数人在秉烛交杯，这恰又与厚墙之外寂寥的街市形成海水与火焰的对比，难怪诗圣杜甫不禁要吟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而反观宋朝，当市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华灯初上，生活才刚刚开始。人们身穿士族的华服，足蹬丝织的云履，在汴河两岸连绵不绝的勾栏瓦肆中极尽耳目之乐。宋朝的市民阶层极速发展，成为社会的中坚，中华帝国的文化氛围也开始由汉唐的贵族文化向宋明的市民文化转变。这种转变甚至体现在仅存的贵族——皇族身上。还记得为了看一眼汉文帝，结果惊了御马，若非张释之早就丢了脑袋的那位飞人吗？假若生在宋朝又何须冒此险？按惯例，赵官家会在上元佳节率宗室上街观赏灯会，与民同乐。别误会，绝对不是清场后再来玩的专场，真的是全体皇室成员混进人群同乐。别说皇帝老儿，太后、皇后、皇妃、王子、公主，您想看谁都可以——至于能不能泡到那又另当别论。史载宋仁宗有一年上元佳节便在宣德门广场与市民一起观看色情表演《女相扑之黑四娘大战一丈青》，而且好像皇后还没提什么意见，只是第二天被司马光骂了一顿。可能有人会很奇怪，玩得这么高兴，皇室的安全有保障吗？就算有大内高手护卫，人群中也很危险啊，不怕恐怖袭击？宋朝的皇室就是这样大摇大摆走在街上，何曾听说有谁想去谋刺的？我只能说，那个时代确实已经离去太远，所以您才会觉得如此陌生。所以我也不敢确定您是否真的明白，宋明的市民盛世和汉唐的贵族盛世——以及西方的资本主义盛世真正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如果说宋朝的经济建设还有什么遗憾的话，主要有两点：
第一，全球气候变冷。隋唐是一个地球温暖期，而自宋至明却是一个小冰河期，宋朝的平均气温大约比唐朝低二至三摄氏度。史载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地处江南的太湖全部结冰，可以行车！而神宗朝宰相王安石曾作诗取笑北方人将梅树误认为杏树，可见华北已多年不长梅树了。至于竹子、柑橘等多种经济作物都已全面退出华北。气温对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宋朝已经不是农业国，但农业永远是第一产业，从源头影响着整体国民经济。如果气温再高一点，可以空出更多的劳动力满足工商业，降低经济作物成本，向北拓展农耕区域……
第二，北宋没有打通大陆桥。宋朝以前海运不发达，亚欧大陆的贸易主要靠陆路。但中国西向的咽喉被西夏所扼，陆上的商旅不得不忍受着奇高的关税和无法预料的闭关，极大地限制了国际贸易全球化。直到南宋，中国人才放弃从陆路打通的想法，从印度洋开辟了海洋商路，但丢失的一个多世纪已无法挽回。
毫无疑问，宋朝的经济建设堪称人类在前蒸汽机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不过盛世不仅在于经济成就，更在于它影响世界和传承后人的伟大文明。宋朝塑造的这种文化氛围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
汉文帝、隋文帝都为华夏文明走出瓶颈后的飞跃作出过重大贡献，不过秦末乱世和南北朝的问题只是文化程度低，残唐五代却将这个民族拖向了道德逐步崩溃的方向，所以不要小看了宋朝的太宗在这方面有多么重要。
其实，宋太宗很有文化追求，每次打完仗都要写首诗来抒情，比如前文提到的《平晋诗》《悲陷蕃民诗》，不过自从他用剑神营攻克太原后就再也没打赢过，估计这类诗就不怎么写了。《宋史》记载宋太宗著有《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遗憾的是该著后来散佚，所以不太好确切评价他的水平。不过宋太宗的学习精神很值得学习，他曾要求史馆每天给他三卷书，他要用一年读完一千卷。很多人认为这个学习负担过重，至少冬季应该减负。宋太宗却说：“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了学习任务，这一千卷书便被编为著名的《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并称为“宋四大部书”。
宋太宗还勤练书法，师从后蜀著名学者王著。刚开始王著对他的书法评价不高，于是宋太宗发奋练习，笔力精进，但王著的评价一如既往。很多人看了新作，认为水平很高，王老师的评价有失偏颇。王老师解释道：“皇帝现在的水平确实已经很高，但如果一表扬，就会懈怠。”果然，好强的宋太宗继续发奋，终于更上一层楼，达到一代名家的程度，宋太宗学书的故事也成为教学方法的典范。宋太宗还令王著搜集历代墨迹，编为《淳化阁法帖》，是现存最早的法帖，被誉为“法帖之祖”，对书法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论文化素养，宋太宗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世能超越他的也无非有宋徽宗、宋高宗、明宣宗三位而已。这方面他略胜唐太宗，大胜汉文帝、隋文帝和明太宗。当然，这是宋代纯文科的评判标准，若以后世标准，他的外语和理工科水平可以保证他考不上中学，也就无法和明朝那帮不怎么上朝的半脱产研究生相提并论了。
皇帝热爱文化，勤于读写，对全民族的文化氛围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而华夏文明发展至宋，也正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宋朝市民阶层高度发展，开始形成一种迥异于汉唐贵族气质的新文化，孕育了中国人更加成熟的民族性格。
汉唐门阀贵族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民族文化也难免打上某些个人或氏族的烙印。而宋朝全民族文化兴盛，这种兴盛更多的是整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以前文化话语权掌握在贵族手中，如建安七子、王谢家族等，文艺是富贵士族一种小资情调的玩物，至于普通百姓，应该还不怎么识字。隋唐文化大繁荣，更多人成为文化人，如李白、杜甫都不是士族出身，他们的作品就带有很多的平民气息。牛李党争后，平民出身的儒士越来越多，占据了更大的话语权。宋朝完全没有了贵族这个概念，所有文士都出身平民，甚至大量出现像范仲淹、欧阳修这样出身赤贫、吃政府救济长大的文人。以往贵族文人的作品无外乎几个主题：激情四射的金戈铁马、富丽堂皇的华贵生活、超然飘逸的山水情怀。而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赤贫出身文士为文坛注入了一种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性关怀，使文学成为真正能够表达全民族情感的载体，而不再是贵族或者富裕阶层特有的玩物。
宋代繁华的城市经济出现了勾栏瓦肆这种供普通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其间的表演节目自然离不开通俗文艺创作的支持，也反过来促使通俗文艺更加繁荣。宋代的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书画、金石、收藏等艺术形式都得到极大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还是与唐诗并称的宋词，但这并不表示除诗词以外的其他文艺形式就不发达。比如唐宋八大家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中国的文学家以复兴儒学为号召，实现了文字载体和思想内涵的完美结合。正是这种文以载道的思想引导了更多的文士超越文字本身，产生了更多对理性哲学的深层次思考，从而催生了以朱熹子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这既被视为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同时也被视为现代科学的思想渊源之一。
理学最初是针对晚唐五代以来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下滑应运而生。宋人痛感五代乱世，尤其是其道德崩溃。中华民族的传统从未形成宗教形式，这样尽管更包容，但也容易被淡化，特别是容易遭到强势冲击，残唐五代便是一次几乎从内涵层面崩溃的例子。正因如此，宋儒才提高了对人性道德标准的要求，适当调整了包容和规范的度量。很多人并未认识到，这场思想文化界的重大变革，拯救了这个道德水平不断下滑的民族。如果任由五代习气持续发展而大儒们皆不作为，那这个民族早就退化为野蛮部落了。当然，也有人说理学束缚人性，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从此停滞。可人性当然要束缚起来，人性中丑恶的部分如果失去了束缚那与禽兽何异？
这种思想文化上的重大变迁也必将反映在公共管理伦理中，这更是一次重大飞跃。在前代，汉朝是刘氏家业，唐朝是李氏家业，而尽管亦不乏赵宋朱明之说，但实则宋明这样的朝代已经是天下公共的，而绝非赵氏、朱氏之私业，赵官家、朱皇帝只是名义上的国家象征，私人主权早已黯然消隐。前文所说宋朝皇帝人选的确定机制、地方官的管理机制都从许多方面反映了这种变迁，而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御史台检法官（从八品）方廷实公开上疏道：“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并得到普遍响应，宋高宗本人也未反驳，可见这种观点已深入人心，成为全民共识。
一定程度上讲，这便是现代民族理论中所谓的民族国家。当然，那时的中国尚远算不上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但一亿人口逐渐走出前代朦胧的华夷之辨，形成相对成熟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念。应该说现代中华民族（主要指汉族）的民族性格、历史观便主要形成于宋朝，汉族开始成为一个正式的民族称谓。宋朝非常重视自己作为中华（汉）民族历代正统王朝之一的理论，完善了中华帝国历代传承的历史观。中华帝国的一大特征便是改朝换代，而每个朝代对前一代都是取代关系，那就不能说前朝的好话。比如周朝大肆贬低殷商，汉朝大肆贬低秦朝，唐朝大肆贬低隋朝。后朝都把前朝描述成恐怖深渊，以证明本朝取代前朝的正确性。但宋朝改变了这种思路，更重视宣扬这个传承纽带的整体性，自己与前朝不是取代而是继承关系。
宋朝的前朝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严格意义上的后周，一个是广泛意义上的唐朝。宋朝两个都不亏待，都是我祖先，一起吹！于是杀兄篡父的唐太宗和急躁暴戾的周世宗都没有被宋人描述成恶魔，而是尽量选取好的方面给予较高评价。这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统一的历史观受益匪浅，也非常有利于经常改朝换代的中华帝国维系传承。
不过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宋人的后代似乎并未继承这种思想，而是非常热衷于贬低宋朝。现代人一说到宋朝就绕不开“弱宋”二字，就连盛赞宋朝经济文化之余都忍不住补充一句：“但是——这个朝代是富而不强。”至于一说到宋朝对官制和军制的公共化改革，也总要牵强附会地往猜忌武将、削弱战斗力的方面扯，甚至会上升到“阉割中华民族尚武精神”这样的层面。很显然，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何谓尚武精神。喜欢砍砍杀杀就叫尚武吗？尚武恰是一种懂得合理而非滥用武力的智慧和境界，而藩镇节度使只知道驱使百姓上战场去为他们拼搏私利，他们有个狗屁的尚武精神！没错，那些放纵节度使来创造暂时武功的皇帝就更是狗屁中的狗屁！而从管理学角度讲，我更是为这些现代人感到惭愧。请问为什么军队收归公有后战斗力就会下降呢？您真觉得一大堆拼凑起来的私兵比统一指挥的公共军队善战？您真觉得靠将领阵前拍脑袋比战前做好规划更管用？您真觉得打仗可以像楼下那些情圣泡妞，靠的是虚幻的浪漫而不是实在的财富、地位和修养？
这些误解当然也和后来元明清三代的历史进程有现实关系，总体来说，持“弱宋”观点的人应该有少部分是别有用心，这部分人反感军政权力公共化，幻想着恢复封建领主制，拥有自己的私有国度；而大部分人是不太懂历史，被少部分狂人用一些挑选出来的肤浅史料所迷惑。事实上，宋朝在军事上的成就丝毫不亚于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宋太宗所建立的公共军队体系在当时的确非常先进，宋军的具体战绩也完全不输于汉唐。所以，大宋这个铁血王朝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气节。
当然也不是说宋朝之前就没有气节，只是说在宋代成为一种成熟的民族精神，深刻融入了我们的国民性格。残唐五代的人爱叛变，爱投降，最不讲气节，宋朝必须扭转这种思潮。大规模的科举取士使大量来自底层的儒士进入上层，这些人能当官全靠勤学苦读，不靠出身，不靠谄媚，儒家经典所提倡的气节观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明君和诤臣必须联袂出演，不可能单独出现。据说宋太祖立下祖训，不以言论杀人，所以有宋一代言论最为自由。应该说，从宋太宗开始，宋朝皇帝坚守这道祖训，给了众多诤臣们表现的平台。其中，最佳典范当属宋太宗最器重的寇准了。
寇准的成名之作是他担任枢密直学士、尚书虞部郎中、判吏部东铨（本官是工部内设的一个司长，从六品，差遣相当于中组部干部二局副局长）时有一次参加朝议，与宋太宗言语不合，引得宋太宗大怒。宋太宗站起身，转身准备拂袖而去。寇准上前一把抓住宋太宗衣襟：“此事还没说清，您要到哪里去！”逼令宋太宗坐下，直到把事情解决清楚为止。宋太宗冷静下来感叹：“朕得寇准，犹文皇（李世民）之得魏征也。”又有一次，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王淮贪赃千万，但仅仅杖责，而且换个官继续当。寇准愤愤不平，但他既没有容忍丑恶，也没有打小报告，而是借天旱向宋太宗进谏，称朝廷不公，以至于上天示警。宋太宗虽怒，还是请教寇准不公在何处。其实现在是告黑状的好机会，但寇准是不会这样做的，他要求让两府宰相都来，他当面说。宰执们都来了后，寇准当着王沔的面说王淮之案判罚不公，全因他有个当宰相的哥哥。宋太宗问王沔，王沔只好顿首谢罪。此事史称“寇准必劾之王沔卸御”，寇准正直之名更著。不久，年仅三十岁的寇准便以左谏议大夫加枢密副使，成为宋朝最年轻的宰执。后来宋辽澶渊之役，宋真宗和很多重臣怕死不愿亲征，寇准毫不妥协，怒叱君臣，逼令宋真宗亲临一线，最终大获全胜。试想如果没有寇准这样的诤臣，大家都顺着皇帝的意思迁都避战，那就恐怕没有宋朝，只有残唐六代（或许还不止六代）的第六代而已。
在崇尚气节的时代，才会形成这种以正直敢言为标准的人才观。寇准、包拯、韩琦的个人才华其实在众多进士中并不突出，却以正直敢言的品行脱颖而出，受到普遍赞誉，官至宰执。而丁谓、沈括这些才华横溢，但是溜须拍马、两面三刀之辈，一旦被人定性为品行不佳、缺乏气节，便再无仕途可期。良好的官场风气，才能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并产生自上而下的示范作用，不仅当官的要正直敢言，弱势群体也不畏强权，正直敢争。
在雍熙北伐中，西路军撤退，由于主帅潘美、监军王侁指挥不当，导致副帅杨业无谓牺牲。但他们串通口供，起初未受重罚。杨业之妻折（音同佘）氏不服，坚持向宋廷上诉，要求重罚潘美等人。杨业是北汉降将，折氏又是党项族内嫁，杨家在宋朝无亲无故，现在又成了寡妇，儿子都还不大（什么杨n郎、杨m嫂、穆桂英那些都是演义）。而潘美却是开国元勋，王侁更是后周名相王朴之子，在宋廷位高权重，双方势力悬殊。他们对寡妇威逼利诱，企图使她不再坚持上诉。但折氏不畏权贵，正直敢争，最终宋太宗重新调查战役过程，重罚潘美、王侁等人，还了寡妇一个公道。杨业长子杨延昭被录用为官，后来也成为一代名将。杨氏一门忠烈，更以这种不畏权贵、敢以弱势向强势争取公道的气节深受赞扬，民间根据他们的故事创作了《杨家将》系列演义，流芳百世。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来的清朝，专门打压寇准这样的诤臣，选拔韦小宝、和珅一类乖巧逢迎之徒，全社会气节丧尽，奴性弥漫，弱者麻木不仁，遭到欺压也不敢为自己争取，坐实了奴才的地位。所以，宋朝的文明昌盛为世界景仰，而清朝却被称作东亚病夫，岂是偶然！
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并非只在光鲜的经济数据，亦非华丽的诗词文藻，甚至不只在先进的科学技术，最重要的还是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和国民性格。只要他的后人识得祖先的优良传统，即便暂时落后，亦必能奋起直追。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虽然有点幼稚，其实还不错
事实上，宋太宗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君王，尤其是勤于政事的事业心令人赞赏。他一生最以励精图治的精神自豪，曾在晚年品评历代帝王，似乎没有哪个特别看得上眼的。尤其是批评唐太宗爱慕虚名的品性，做一点好事就记下来，坏事就隐藏过去。敢于批评唐太宗的皇帝，必是底气十足。其实后人很喜欢拿他们来对比：都是太宗文皇帝、获得皇位的合法性都有瑕疵、文化修养都很高、政绩也不错，还都标配魏征、寇准这样的良臣。他们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天策上将打遍天下无敌手，赵小胖也打遍天下无敌手——他没资格做人家的敌手。再加上一些舆论环境的巧合，他们这一点差距被无限放大，留下的形象便有天壤之别。
除了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去打输几场绝对该赢的仗，赵小胖在很多方面都率真得有点幼稚。比如他曾提出“皇帝”这个称号太霸气了，他受不起，不如改称宋王如何？
……
光义，你这不是跟整本书的人作对吗？你信不信还在后台上妆的朱老四蹦出来把你吞了！略微有点幼稚的宋太宗在宋太祖身后，夹在唐太宗和明太宗之间，确实显得缺了点千古帝王的霸气。
还有人评价宋太宗心胸不够开阔，尤其与豁达开朗的宋太祖形成鲜明对比。宋太祖善待后周、南唐等亡国君臣，甚至有些遗臣念及后周流泪，宋太祖也说这是人的正常感情流露，不但不责罚还加以安慰，帝王心胸令人叹服。而宋太宗却将这些人整得很惨，尤其是整死周恭帝（柴宗训）和著名文学家南唐后主（李煜），引发文学界的极度愤慨。宋太祖的儿子也都年纪轻轻的死于太宗朝，宋太宗更有强幸小周后之类的劣迹，人物形象狼狈不堪。
但是，宋太祖之子、周恭帝、李后主等人虽死于太宗朝，却无任何实据是宋太宗所杀。至于那个强幸小周后之说，更是出自明末的《万历野获编》，不但是本“野获”，而且还时隔五百年。五百年啊！孙猴子都刑满释放了！您信吗！
事实上，研究宋太宗的待民之道，却不失仁厚。前文赔猪案可见一斑，否决扩宫工程更彰其德。众所周知，中华帝国每个王朝至少有一座气势恢弘的宫殿，汉有长乐宫、未央宫，唐有大明宫、九成宫，明朝更有举世闻名的紫禁城，连秦隋这样的短命王朝也有阿房宫、仁寿宫，那经济最发达的宋朝呢？没有！宋朝没有专门修过皇宫，宋朝的皇宫就是由唐朝的宣武军节度使官署改建，作为皇宫非常狭小。那力主定都开封的宋太宗为何不修一座和宋朝经济实力、东京城市地位相符的皇宫呢？其实并非宋廷没有过这样的规划，但当扩建工程的总规划呈送到他面前时，他见图纸上有九户人家必须拆迁，沉思良久道：“我虽然很想扩建宫室，供大家居住和办公，但想到这九户人家就会失去家园，于心不忍。”于是否决了扩建计划。
所以，作为一本管理学著作而非浪漫情感小说，评价古人尤其是帝王，不能以一些捕风捉影的八卦故事为凭，而要以他的行政行为评判他的公共管理伦理。比如评价隋文帝，重点在于他的政绩，而非家长里短的细节。由此而论，宋太宗在很多方面都不输给唐太宗，尽管他幼稚、急躁、不知天高地厚，最可恨的是他送死你去，背黑锅他又不来，但客观地说，他还算一个相当不错的皇帝，尽管在民间的形象差了一点。
第九篇 辽夏金元——你方唱罢我登场
与宋为邻的周边政权
唐宋时中华文明的跨越式发展，也对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周边民族起到了极大的拉动作用。以前周边只有一些早期部落联盟，但随着中华文明的不断浸染，以及波斯、阿拉伯人所携带的西方文明东向传播，唐宋之际东亚崛起了许多正式的国家。
中华文明由原始部落发展至宋朝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历经数千载，但其他民族无需同样长的时间来进化，他们可以直接根据宋帝国的架构搭建自己的帝国。这就好比爱迪生经过数千次试验才确定钨钢适合作为灯丝的材料，但我们不需要经过同样多次试验，直接引用他的结论就行了。
若全书主题以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发展为主线，这个时代的主线显然是宋朝。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只写汉族皇帝不写少数民族皇帝是不对的。何况这些少数民族皇帝确实有人获得了太宗庙号。根据二十四史，《宋史》之后、《明史》之前是《辽史》《金史》《元史》。而据《剑桥中国史系列》，第六卷《异族王朝和周边国家》（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根据其内容译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将辽宋西夏金元作为一章。综合以上各种标准，应该选取辽夏金元四位太宗作为本篇主角。
这个时代的史料纷繁复杂，后世评论又往往带有政治倾向。这个时代更处于一个人类社会形态大变革时期，常常会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藩镇之祸”这类很肤浅的表面见解。因此，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们不能太趾高气扬地用现代人的口吻去苛责古人，更不要带有偏见地把古代公共管理者想象成傻子或者楼下那些情痴。尤其需要屏蔽掉这几条常见的偏见和误解：
第一，宋人软弱，游牧彪悍，可以随便欺负宋朝玩儿。这是最常见也是最无脑的一种偏见，无论是军事学还是管理学，都绝无基于对方性格强弱的判断依据。而且宋人最尚气节，远比贪财怕死的游牧部族强硬得多。再说，宋朝三百二十年，是最长的一个汉族王朝，软弱的能挺这么久？国际竞合需要极大的智慧，以一句软弱、彪悍度之，似乎反而是在侮辱辽夏金元的智力。
第二，辽夏金元瞧不起富而不强的宋人，时刻想侵吞宋朝。真那么容易，那为什么三百二十年都没侵吞下来？辽夏金元四个被“弱宋”搞死了三个，第四个也差点被拖死。何况宋朝是最富强文明的国度，所有人其实都很崇敬。辽道宗（耶律洪基）曾公开说：“愿来世生中国为民。”
第三，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巨大。马镫发明后，骑兵确实厉害了不少，但自唐以来，步兵阵形日益复杂，骑兵的优势已经很小，即便是机动优势也不再突出。宋代大兵团作战，强调兵种配合和后勤连贯，骑兵抛开大部队跑那么快，急着去让人砍死好重新投胎，来世生中国为民吗？辽夏金元对抗宋朝并无军事上的战术优势，只是进化到了国家形态，持续作战的战略保障能力产生了飞跃。
驼峰奇侠，盖世帝羓——辽太宗耶律德光
辽太宗孝武睿文皇帝耶律德光，字德谨，契丹名尧骨。
契丹是生活在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曾依附于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北魏，一直是落后的部落联盟，有记载的大部分时期为八部联盟。隋文帝曾利用契丹牵制突厥，后归附唐朝，领主赐姓李，任松漠总督，还参与过唐太宗征高句丽。契丹时而归附，时而反唐，甚至杀过大唐送来和亲的公主。安史之乱后，唐朝完全丧失河北以北的控制力，契丹加快了发展。在经历了大贺、遥辇两个氏族主导的八部联盟后，唐末迭剌部世里氏成为主导。此时契丹仍是典型的部落世选制，每个部落内部选举自己的领主，称夷离堇，夷离堇们再通过议会共同选举联盟的共主——可汗。为了协调各部落军政事务，还设置了一个于越职务，作为联盟的秘书长，《辽史》称其意为“总知军国事”。事实上，可汗更多的是个荣誉，只能直接指挥本部私兵，并不能干涉其他部落内政，某种意义上于越的实权还更大。迭剌部的世里阿保机便出任了联盟第二任于越，后来他又当选为迭剌部夷离堇，统一诸部，建立契丹汗国。
契丹汗国建于唐昭宗帝天祐四年（907年），世里阿保机可汗在许多汉族谋士的帮助下，启动了“化家为国”工程，大力整顿部落编制，颁布草原上第一部成文法《决狱法》，企图废除部落票举制，建立一个仿汉式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当然遭到诸多契丹贵族的反对，但都被实力强大的阿保机镇压。辽太祖神册元年（916），世里阿保机称皇帝，即为辽太祖，建立契丹帝国。以前中原王朝之外的部落都是些单于、可汗之类，而世里阿保机是第一个称皇帝的，这注定将是一个全新的对手。
当然，契丹最初的皇帝制度和中原还是略有区别。辽太祖自称天皇王，其妻淳钦皇后（回鹘名述律月理朵，汉名萧平）称地皇王，相当于皇后，长子耶律倍称人皇王，相当于皇太子。契丹原有八个核心部落，辽太祖又吞并了库莫奚、乙室等邻部，形成了太祖二十部。辽太祖称契丹本是一家，于是契丹八部全部取姓耶律，皇后述律氏的回鹘家族和奚六部均改汉姓萧。奚和契丹是很近的民族，并且形成了皇室通婚的惯例，辽历代皇后除淳钦皇后外均为奚族萧氏。所以辽官员耶律、萧二姓奇多，而且皇后全部姓萧，其实他们并非都是亲戚，只是同民族而已。《天龙八部》中乔峰在得知身世之谜后，一口一个契丹萧峰，但其实姓萧的是回鹘或奚族，恰恰不是契丹族。
辽太祖东征西讨，兵锋西至阿尔泰山，北至克鲁伦河，臣服了大量原属突厥、回鹘的部族，契丹成为草原上新的霸主。在这个过程中，辽太祖的次子耶律德光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现在主要是去踩一些游牧部族，压力不大，当皇帝后跟中原交手便鲜有胜绩了。
淳钦皇后育有三子：长子耶律倍、次子耶律德光、幼子耶律李胡。其中耶律倍热爱汉族文化，尊崇孔孟之道，深得辽太祖喜爱，早早被立为储君。辽太祖攻灭渤海国（今辽宁境内的渤海族政权，较早汉化），又将渤海故地封为东丹国，作为耶律倍的封国。但淳钦皇后反感汉化，最爱和她一样暴戾残忍的幼子耶律李胡。而耶律德光长年带兵，战功卓著，实际势力最大，像极了契丹版的隋炀帝、唐太宗。当然，耶律德光没能像隋炀帝那样得到淳钦皇后的偏爱，但淳钦皇后又考虑辽太祖最爱长子，所以联合次子对抗长子。
按理说他们联合起来也未必能阻止辽太祖传位给耶律倍，但意外的是辽太祖在攻灭渤海国回军途中突然驾崩。虽然按宋制，皇帝家属没有公共管理权限，但契丹现在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天皇王驾崩后地皇王权决军国事，淳钦皇后召来辽太祖旧臣商议继承之事，众臣均认为应由人皇王耶律倍继承天皇王之位。地皇王问他们：“先帝挂了，你们想不想他？”大家当然哭丧着脸说：“当然想啊！”接下来这句就出人意料了：“果真想，就随他去吧！”游牧部族虽有活人殉葬的陋习，但应该都是些家奴姬妾之类，怎么可能拿大臣殉葬？而且人家说想念先帝，那是客套话，哪有真去殉葬的道理！不过这只是她的一个借口，把不服的全杀了。她还想杀耶律德光的汉臣赵思温，但汉人就没那么好忽悠，赵思温说：“先帝生前最爱的人就是您，您怎么不去殉葬？我们臣子去侍奉先帝，恐怕不如意啊！”淳钦皇后圆不过来，不过她也确实够强悍，立即剁下自己的右手，送到辽太祖坟中代殉。吃了这个亏，这场杀戮才终于停了下来。
淳钦皇后摄政一年半，至次年底，耶律德光终于登上帝位，史称辽太宗。述律皇后为皇太后，史称应天皇太后，并将幼弟耶律李胡立为皇太弟。
登基后，辽太宗和应天皇太后不断削弱东丹国。这本意是打压耶律倍，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契丹帝国中央集权化。耶律倍备受打压，非常郁闷，又常受到唐明宗的召唤，最后留下一首汉诗：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
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这……能算诗吗……算吧。
遂逃离契丹，投奔后唐，扫除了辽太宗最大的隐患。
但这并不表示辽太宗便可大权在握，应天皇太后似乎比他实权更大，而且与他政见相当不合。辽太宗虽然不如哥哥那么热衷于汉化，但也算汉化倾向者，这与极度反感汉化的应天皇太后就形成了冲突，而且应天皇太后还随时准备扶耶律李胡上位，形势也很微妙。
契丹汗国恰好建于唐朝终结这一年，这个草原新霸陪伴了中原的五代十国。按理说，中原小国林立，朝不保夕，勃兴的契丹汗国应该很容易踩扁他们。但事实是辽太祖、辽太宗多次南下均被一些破烂国家击败，连晋出帝这种傻货也先赢了辽太宗两阵。尤其是晋辽第二次大战的白团卫战役，明明是辽军占据上风，明明战场上还刮起了东北风，明明晋军已经陷入逆风和火海的困境，但还是在杜重威、李守贞的指挥下反败为胜，大破辽军，这不由得让辽太宗陷入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