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组织目标非常简单——征服世界。当时的外部条件很有利,匈奴和突厥的连续西迁对中亚形成巨大冲击;而十字军累次东征,回教徒累次反击,欧洲、波斯和阿拉伯都在狂热的宗教战争中耗尽了精力;宋金之间更是大战连连,将中国摧残得满目疮痍。文明世界都处于虚弱的低谷,注定将有一个彪悍的游牧民族横空出世——当然,不是来终结乱世的,而是破罐子破摔,将更猛烈的战火喷向全球。所以,后来西方人运用基督教中的末世天罚之说,将此时应运而生的蒙古旋风称为上帝之鞭,来惩罚人类的罪孽。
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要惩罚基督徒,鞭子本身也要够劲,为什么成为上帝之鞭的是蒙古乞颜部而不是克烈、塔塔儿或者泰赤乌,这也是有道理的。
辽非常善于协调民族关系,而金的高压统治却使被统治民族都很怨恨,不断有金的汉、契丹等族管理学家和能工巧匠跑到草原,帮助蒙古对抗金。这些逃民对蒙古部落的跨越发展,快速建立起组织机构,并拥有和金对抗的技术装备起到了极大作用,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当属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辽太祖长子耶律倍的后代,其实早就汉化了,后来在金当官。其父为其取名楚材,而他成年后取字晋卿,意为楚材晋用,表示先让金养着,养大了他就帮助其他国家来攻灭黑金帝国。果然,后来他就成为了蒙古重臣。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可汗也将耶律楚材当做智囊。
按道理,蒙古曾被辽金统治,而从族系上讲实为突厥遗支,蒙古贵族和部民们大多认同突厥传统。辽金的君主都要称皇帝,西夏更是哭着喊着宁愿当儿皇帝也要称帝,但蒙古初期全无此意,反而对汉文明表现出一种不屑,或者说是深层次的恐惧,非常害怕汉文明污染了他们的突厥文明。耶律楚材巧妙地挑选了汉文明中一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经验,得到窝阔台的认可,为后来蒙古其中一些部落吸收汉文明开了一个头。
首先,耶律楚材参照中原礼仪,制定了正式的登基仪式,并劝服察合台等贵族向窝阔台汗行正式参拜礼仪,以明君臣之分。这对松散的蒙古部落树立组织意识意义重大,也让他取得了窝阔台汗的信赖。
然后,耶律楚材提议改革部落制,设立州县,提倡孔孟之道,甚至开科取士。尽管涉及到根本的改革大多流于表面,但至少让蒙古人见识了怎样治国,而且吸收了很多行政管理经验。这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
第一,设置中书省。这不仅是隋唐的三省之一,而且是三省合一后的总称,即为中央政府。尽管实际主权仍在忽里勒台议会,但由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承担具体行政事务,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助于庞大的蒙古汗国合理运行。
第二,劝阻汉区牧场化。蒙古占领金一些地区后,贵族们提出将汉人荡平,州县改造成牧场。耶律楚材极力劝阻了这么宏大的目标,向窝阔台汗反复演算这些汉人的生产力,最后窝阔台汗同意了向汉人抽取人头税而保命的政策。
第三,试点赋税制度。金实施猛安谋克制,将人户划分给贵族世袭。蒙古本来也打算将掠来的人户分给蒙古贵族,但耶律楚材极力劝窝阔台汗以宋制设立路,直接向人民抽取赋税。不过后来窝阔台汗用一些回族商人管理赋税,引起不少混乱。而在兵役等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蒙古的管理能力确实不足以对几千万人口实行直接有效组织,主要还是蒙古贵族不愿意,最终还是将人户分给了贵族。耶律楚材这条引导蒙古事实汉化的大计并不成功,意义仅在于在一段时间内增强了窝阔台汗的财力。
窝阔台汗在位期间,蒙古不减成吉思汗时代的扩张势头,朮赤、察合台两支被封在中亚后,全速西扩,很快征服斡罗斯诸公国(苏联地区)、波斯(伊朗地区),并开始与东欧基督教世界接战。
窝阔台汗本人和拖雷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原,将矛头指向曾经的统治者——金。金的实力远远不如传统汉族王朝,修不起长城,更没有御敌于本土之外的野战能力,被蒙古的游击战法打得顾头不顾腚。当年成吉思汗便是在野狐岭战役中击溃金军主力,正式脱离金的统治。拖雷也在三峰山一役击溃金军,从此奠定了蒙古对金的军事优势。但蒙古军攻坚能力不强,虽屡次大败金军,却都只是击溃战,而没有形成歼灭战,没有伤及金的元气,而且只要金人放弃和蒙古军野战的念头认真守城,蒙古军办法就很少。也有研究认为,窝阔台汗不愿拖雷立功太多,所以牵制他攻金,对金作战才始终没有突破。
更重要的是,南宋的态度模棱两可,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帮助金还是蒙古。在这个问题上,蒙古人又撞了大运。其实当时的局势很明朗,金衰落,蒙古勃兴,何况有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南宋高层很清楚这时应该助金抗蒙。然而上帝之鞭不是一般的走运,金真的很奇怪,如果说金太宗真的给金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他那种狂热而奇特的思维方式。很明显宋金应联合抗蒙,但金人的想法是北方的土地丢了,就到南方抢回来,于是经常强攻南宋,几年间填了几十万兵马去送死。宋相史弥远顶着秦桧再世的骂名,坚持和金谈判。金是典型的暴发户,最喜欢侮辱宋朝,史弥远提出金只要礼貌待宋,那他就可以给很多钱,还帮金抗蒙。按理说这真是不要成本的雪中送炭,正常人没有理由拒绝。但金人的思维方式是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也无法解释的,他们不要钱,甚至命都可以不要,就是要侮辱你。金一边恳求宋人救急,一边坚持侮辱外交。这种人怎么打交道?史弥远在哭笑不得中去世,宋理宗(赵昀)亲政,南宋人民情绪喷发,很快与蒙古结盟,一起灭金。
宋蒙一经结盟,金便已是案上鱼肉。宋军的作战思想不同于蒙军,宋军名将孟珙在两年间歼灭了六十万金军,摧毁了金的有生力量。金哀宗完颜宁甲速(汉名守绪)困守蔡州(今河南汝南),窝阔台汗派大军围攻蔡州,但蒙军不善攻城,金人却困兽犹斗,入冬后蒙古军甚至陷入了掘尸体吃的窘境。如果这时宋军跑来内外夹击一下,保证打得蒙古人下辈子都不敢进中原。但蒙古人运气就有这么好,金逼着南宋跟蒙古结了盟。孟珙率宋军赶来,并支援了蒙古军不少军粮。宋军轻松攻破蔡州南门,进城后就顾着报仇。先是孟珙率两万宋军入城轮奸金国皇后,之后宋蒙两军争抢金哀宗尸体,一向深好此道的凶残蒙古军居然只抢到一只手,而一向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汉人这时却凶残到这种程度,可见金人之前都做了些啥,能把人逼成这样。
宋人报了世仇,过足了瘾,不过真正得利的还是蒙古。除掉金这道藩屏,宋蒙就要直接面对了,双方都很清楚,不需要解除友好盟约,直接开打。宋理宗先派兵抢占中原故地,窝阔台汗也早就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制定了战略:蒙古军并不争一城一地,而是要将宋军诱至开阔的中原地带歼灭。其实宋人对此并非没有准备,孟珙就非常反对贸然出兵占领中原,但急于收复故土的宋理宗也制定了一套快速恢复北宋对辽的战略,不过他显然太低估上帝之鞭了。
窝阔台汗运用蒙古典型战略,在攻金过程中就将中原全部夷平,估计您也和宋理宗一样,想象不出这种夷平是什么意思——是要将整个中原的所有城池、房屋拆毁,植被掘光,人畜杀尽,尸体塞满水源,并在黄河上游筑坝蓄水,等宋军一进中原,立即决口。宋军后勤被阻,而前线部队无房住,无当地粮食供应,甚至连清洁的水源都找不到。宋理宗敢于进军中原的设想建立在宋军能据守开封、洛阳等几座大城的基础上,但现在才发现所谓开封、洛阳无非是地理概念而已,整个中原都是一个光秃秃的杀场,而且后勤补给还被黄河泛水阻断。此时蒙古骑兵快速插入中原,轻松砍杀已经饿得想自杀的宋军。宋蒙正面冲突,窝阔台汗赢下首场。
但接下来南宋调整长江防线,蒙古再难讨得便宜,双方陷入僵持。不过蒙古在东西两个方向战绩不错,窝阔台汗还在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市)筑成一座万安宫,是蒙古第一座城市和宫殿,可以视为定都,这也算是元太宗为元朝做的一件大事吧!
万安宫竣工后,窝阔台汗便再少亲征,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死拖雷和安排儿子继位上。据《元史》记载,拖雷挚爱三哥,有一次三哥生病,拖雷向天地祈祷,愿意代三哥去死,还喝下大法师的符水。果不多日窝阔台汗的病就好了,拖雷死了。显然这种史料是拖雷的后代建立元朝后对他的粉饰,事实上拖雷可能是被窝阔台汗毒死,更有可能是因燥热自己病死的。当然,以蒙古政体,拖雷死了不要紧,他的儿子蒙哥、忽必烈继续执掌部队,窝阔台汗也得不到什么实利。
而窝阔台汗自己的儿子中,他本人最喜欢三子阔出,但第一哈敦乃马真·脱列哥那想扶自己所生的长子贵由。而且不巧的是阔出王子在对宋作战中牺牲了,窝阔台汗非常伤心,不理智地要扶阔出之子失烈门,这遭到大家的极力反对。窝阔台汗崩后,乃马真哈敦摄政,五年后才选举贵由为大汗。五年间乃马真哈敦大肆清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旧臣,连耶律楚材都被革职。而贵由汗在位仅三年驾崩,其妻海迷失哈敦摄政,诛杀更烈。不过三年后,真正最有实力的拖雷之子蒙哥当选大汗,之后蒙哥之弟忽必烈又当选,并以汉制建立元朝,奠定了拖雷一系的帝位,窝阔台一系只保留中亚的封建辖领,反而成了旁支。
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距蒙古建国已经六十五年、窝阔台汗死后三十年,忽必烈汗即皇帝位,建国号元,史称元世祖。元世祖以汉制立太庙,追赠蒙古历代大汗和拖雷王子,其中成吉思汗被认为是开国之祖,立太祖庙,窝阔台汗为太宗英文皇帝,拖雷王子为睿宗。元世祖在中国建立了一套迥异于蒙古传统的体制,并最终灭宋,以“元朝”入继中华正统,所以说奠定元朝框架的是元世祖而非所谓元太宗。
不过如果超出元朝的视界,对于广义的大蒙古国而言,窝阔台汗倒也符合我们对太宗的定义。是他确定了一套蒙古议会执掌主权、汉式政府承担行政的管理架构。而且窝阔台汗崩后,蒙古陷入激烈内斗,倒也停止了无节制的扩张,基本确定了在全世界的征服范围。现在不少人说蒙哥汗(元宪宗)被宋军毙于四川钓鱼城下,让正在冲向欧洲的蒙古人掉头东返,拯救了西方文明。这种说法非常牵强,真正遏制蒙古无序扩张的还是窝阔台汗驾崩。蒙哥汗名为蒙古大汗,但当时蒙古诸部已经完成裂解,所谓大汗也只是拖雷系内部的玩具,远西诸部已经不太感兴趣,蒙哥汗死了活了对他们真的没多大影响,元太宗驾崩引起的那场内斗才是蒙古扩张的刹车蹄片。
巅峰处的大调整
宋代中国特色封建社会似乎发展到了顶峰,但各种新情况和巨大的外部效应也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
辽的崛起体现了隋唐建立完善政府组织结构范本后,游牧民族可以照此快速建立起规范帝国,以前中原王朝面对的是匈奴、突厥这样的游牧部落,从此就要面对辽金这样的帝国了。以往霍去病带上几千精骑,冲上草原去砍几万脑袋(其中包括大量妇孺),匈奴这个民族(确切地说是部落联盟)基本上就散架了。但宋军砍了几十万辽正规军的脑袋,您看辽散架没有?当然,这也说明中华帝国发展至唐代,才终于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明圈,这才是真正的文明圈,而不是以往的一个文明帝国加n个野蛮部落。
其实辽的存在对宋朝发展也不无好处,北宋连续一个半世纪的国内和平,辽也不无功劳。草原上游牧部族星罗棋布,即便匈奴、突厥这样的强势联盟管理力度也毕竟有限,难免常有些部族忍不住到中原来抢一把。比如唐代突厥自身向唐称臣,契丹向突厥称臣,但突厥却无法约束契丹经常把唐朝打得满头包。辽的高水平管理带给了蒙古草原史上最安定的一段时期,客观上为宋朝边境的安宁创造了条件。但辽又扶持西夏抗衡中原,这其中的博弈就相当复杂了,也促使中国人开始走出原始的天朝上国思维模式。
西夏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官利用部族社会基础谋求事实独立的例子。宋朝严格实施中央集权,但显然对部族聚集区的认识不够,最终使某氏带领当地部族形成割据。这也促使宋廷转变思路,对越南、朝鲜、大理等尚未归化的封建领主辖区采取更灵活的策略,不再强行收归国有,有些领主反而更加忠诚。西夏的割据还产生了很多现实后果,最主要的是隔断了亚欧大陆桥并牵制了宋军太多精力。宋神宗多次和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us I)商议夹击西夏和塞尔柱突厥,但不太清楚西夏和塞尔柱突厥之间是如何结盟,总之他们分别在东西两边顶住了两大文明帝国的一轮大规模进攻,之后两国再未共同夹击过中亚。不过后来宋军改用浅攻蚕食西夏领土的战略却成效显著,若非太监王贪功掉头灭辽,假以时日,必有机会了结这个心腹之患。这倒不能以管理学原理解释,确实有很大偶然性。
金的突然爆发造成靖康之难,更点出了汉式中央集权帝国的一个致命缺陷——主权过于集中,风险太大。上亿人口的主权都集中于同一个政府,管理效率虽高,但也将所有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这唯一一个政府一旦出了问题,立即全盘崩溃。周代犬戎也曾突袭镐京,劫走周王嫡支,但天下分封给许多诸侯,周天子挂了诸侯们还在,不至于一篮子全碎。尽管北宋宗室唯一逃脱的宋高宗奇迹般的重建南宋,但这反而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非汉式帝国自身的某种内在优点。
毫无疑问,蒙古的战绩远超前三者,但这倒未必能说明蒙古模式最好,更多是因为遇到了全世界文明的集体低谷。当然,蒙古很好地吸收了管理工程的思想,才能支持超大规模的全球战争,一支没有高明管理工程技术的军队是不可能横跨欧亚的。而在蒙古(元)与南宋的对峙中,蒙古更是多次体现出这方面的高超水平。其实宋蒙两军战术层面的正面交锋总体说来宋军还略占优,但蒙古绝非靠强攻硬拔,而是以长期战争消耗南宋国力,逼其自亡。在这个长达四十五年的漫长过程中,蒙古帝国从大半个地球搜刮资源,源源不断地供应前军。前线部队不断地补给、撤换、轮休、整编,而轻重步兵、轻重骑兵、工程机械部队、火药武器部队、江淮水军、海军各兵种密切配合,调度有序,远非成吉思汗时代骑马打猎的原始战术可以比拟。
另一方面,宋蒙世纪对峙最终以蒙古坚持到胜利告终,也点出了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发展至宋的又一缺陷——经济路径依赖。南宋表面上看经济发达,但形成了对经济手段的依赖,连配置战争资源也不例外。组织同样规模的战争,南宋政府的花费比蒙古高得多,四十五年打下来,宋朝非亡于战败,而是亡于长年耗战引发的经济社会全面崩溃。相反,蒙古作为奴隶制部族领主社会,领主无需出钱请公民参军,直接让部属奴隶上场卖命即可。最终,野蛮战胜文明,无数文明成就付诸东流。尽管这并非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但这也让中国的公共管理者引发了深刻的思考。
辽夏金元在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发展至巅峰时应运而生。历史从不直线前进,也从不孤立发展,任何阶段都会有新问题等着你去解决,即便达到了理论上的巅峰,仍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调整。但宋朝的灭亡和前面的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这些上升途中的调整还不太一样,而是达到巅峰后的大调整。这次大调整后中华帝国应何去何从?中国的公共管理者们又将如何审视这些问题,继续完善国家组织结构的设计和管理方式?
第十篇 万里海疆日月悬——明太宗朱棣
最特殊的太宗
明太宗朱棣,生于龙凤六年(1360),明惠宗建文四年(1402)登基,明太宗永乐二十二年(1424)驾崩,享年六十四岁,在位二十二年。朱棣本是标准的太宗文皇帝,但百余年后,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宣称区区一个太宗不足以概括他家四爷的伟大,改了个成祖庙号。这其实是明世宗搞大议礼的一个小花招,真实目的是要给他没当过皇帝的老爹上一个睿宗庙号,所以先拿修改高皇后、明太宗等人庙号试探。最初群臣没有识破,被他忽悠过去,好端端一个太宗标配就被弄成了不伦不类的成祖。
那明太宗应该是本书唯一一位获得太宗庙号又被取消掉的,当然,这并不否认他的伟大,不过他的另一个特殊性却很容易让人对其入选本篇的资格产生质疑——他这一朝的太祖实在是太伟大了。
明太祖跟前面那些篡位的家伙们可不一样。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原名朱八八、朱兴宗,年号洪武),他从一个濒临饿死的假和尚一步步登上皇帝宝座,这是他个人奋斗的伟大历程;他将一个完全被奴役的民族重新带回世界第一帝国的地位,这是他在历史上的伟大功绩;他推翻蒙古贵族的残暴统治,但又不实施民族复仇,愿将各族“抚之与诸夏无异”,这是他的伟大帝王胸怀。更可怕的是,这个民族没有宗教传统,没有世袭领主,面对的又是劲猛的蒙古帝国,他是怎样讨饭镇住肚子后做到上述事实的?而他在军事上从南往北打得上帝之鞭屎尿横飞,治国又能极速地在蒙古毁灭过的破碎河山上建立起一个“治隆唐宋”的辉煌盛世,您真能想象这种伟大的程度吗?
而真正要命的是这位太祖还活得极长——七十一岁!好多儿子都死了他还没死。以往太祖只管开国,建国格式化留给太宗。但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而且精力超级旺盛,一个人就垄断了正常朝代太祖、太宗两朝的工作(后来把宰相的工作也打捆了),他离职时大家发现明王朝的框架已经很完善,那就不需要什么明太宗来凑字数了。所幸历史没有这么简单。
明太祖这么伟大,那第二任皇帝就多半是个尴尬的废柴,事实恰是如此——别误会,不是本篇主角,是他侄儿建文帝,咱们明太宗是第三任。
伟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特征——执著。但执著与偏执往往也只有一线之隔,明太祖就会在很多事情上很偏执,比如继承人问题。
明太祖共有二十六子,其中孝慈高皇后马氏育五子,朱棣排行第四。建国时嫡长子朱标便被立为皇太子,但他先于明太祖去世,老二秦王朱樉、老三晋王朱也相继去世。按理说长幼有序,朱老四就该撞大运,捡这个皇帝当了。但意外的是明太祖偏执到了另一种境界,他要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坚决捍卫嫡长一系的正统。
这就偏执得过分了,历史上嫡长子先死的又不是没有,都是另择子侄继位,哪来什么皇太孙?要较真的话,朱允炆也不是朱标真正的嫡长子,他前面还有个大哥朱雄英,死得更早,为什么不更偏执一点,立朱雄英的嫡长子为皇太玄孙呢(因为朱雄英八岁就死了,没来得及生)?最重要的是,唐宋以来嫡长子继位的规制就不那么严格了,继承人选更要由政府议定,岂能取决于某一个人的偏执?明太祖坚持立皇太孙,一方面说明他个人权威极高,一方面也说明明初中国社会较之宋代出现了严重倒退。
而更严重的倒退是分封藩王。宋朝的毁灭让人看到了完全集中的主权模式风险确实太大,一个宋廷的倒台瞬间就让亿万子民全部沦为亡国奴,没有半点缓冲余地,若非朱八八英雄盖世,估计光复的希望也不大。明太祖的解决办法和晋武帝一样——恢复分封,他分封了九个儿子到各地为王,拱卫这个庞大的帝国。唐以后虚化爵位,封爵不能直辖封地,王公“有名号而无国邑”。比如李世民当皇帝前封过赵国公、秦王,但他这个赵国公与赵国、赵州、赵郡、赵县、赵州桥、赵氏孤儿半点关系都没有,纯粹就是安个称呼而已。而明太祖分封却是名副其实的藩镇,叫什么王就真管哪一块地,历史直接倒退了一千年。
当然,明太祖也不是按图索骥,刻舟求剑,他也做出了自认为合理的改进。他设计了中央集权和分封建国的双轨并存制,各地既有中央派出的地方政府,又有封建藩王的王府,两者并无统辖关系,甚至还有制衡。地方政府掌握主要行政尤其是财政,负责日常公共管理事务。而藩王节制军权,在中央政府出现问题时,朱氏子孙自会率藩镇军并督促辖区驻军拼命勤王。明太祖认为藩镇分散可避免中央政府一倒台就全盘崩溃,又由于缺乏稳定的财政和兵源,似乎也不用担心藩王们像晋朝那样互相厮杀。明太祖自认为这种设计兼顾了分封制和中央集权制的优点,堪称汉唐宋之后汉式帝国的集大成者。
不错,明朝真的是汉唐宋的集大成者,但是否是以这种社会倒退的方式来达成的呢?太宗不是凑字数的,国祚绵长的王朝必须由太宗来设计,而并不取决于太祖在位的时间或他精力旺盛的程度,因为太祖的任何设计都自带一个隐藏前提——他本人的崇高威望。太祖的设计其实不一定真的合理,只是大家都慑于他的威望而甘愿执行,一旦太祖驾崩,弊端才会涌现出来,所以还是得看太宗怎么处理和重新设计。
朱棣最初被封为燕王,驻守北平(今北京)。徐达卒后明太祖派嫡四子朱棣出任燕王,甚至允许燕王府沿用元皇宫,很多地方使用天子礼制,可见荣宠非凡,他的实力也是各藩之首。朱棣也非常注重结交开国元勋二世祖这个圈子,与徐达之子徐辉祖、徐增寿,常遇春之子常升,李文忠之子李景隆等过从甚密。后来在这个圈子把终身大事也解决了,泡到了徐达的长女,史称仁孝文皇后。
不同于唐太宗和宋太宗在王朝建立过程中就发挥重要作用,朱棣出生时,朱元璋正被八面合围,连看他一眼的时间都没有,直到四儿子都七岁时才给七个儿子正式取名。明太祖身边智士云集,也早就过了一家人打天下的时代,儿子们就没什么表现机会了。建国后明帝国迅速成为天下共主,尽管诸子分封各地率兵,但打硬仗的机会很少。秦晋燕三王镇守北方,常深入大漠去打蒙古。但这时的蒙古哪还是上帝之鞭,早不经打了,哪还敢来惹你朱八八。所谓打仗,其实就是抓猫猫,找得到他并且追得上,你就立功了。找不到,就白啃几天沙。很多史料喜欢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晋王和燕王一起北征,当时天降大雪,晋王怯而不敢进军,燕王却日夜兼程,直取迤都山(今属内蒙古二连浩特),生擒北元太尉乃儿不花。史称燕王从此威名大震,连明太祖都刮目相看,宣布北方军事皆由他节制。但事实上此战实际主帅是颖国公、左副大将军傅友德,晋王和燕王只是按藩王制度充当名义上的主帅,相当于皇室监军。可能当时晋王提出不能冒雪深入,而燕王勇敢豪迈,支持傅将军冒雪直进,于是史书便称燕王打赢了这一仗,其实只是因为最初他确实没打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仗,唯有此战还可一说罢了。
当然,长期从军对朱棣的成长还是很有好处,尤其有利于他私下结交北镇将领。而他私下招纳最重要的一个人还不是武将,而是一位法号道衍的僧人。此人也很诡异,他本出身显赫的吴兴姚氏,从小博学多才,却偏偏要去出家。有位善于相面的袁珙评价他:“什么怪和尚呀!一副嗜杀的面相,刘秉忠似的人物!”刘秉忠本来是个道士,后来成为元世祖身边最重要的文官,可以说是元帝国的设计者。僧道衍听了这个评价非常高兴,立志要做一个刘秉忠那样开创帝国的功臣。遗憾的是,另一位怪和尚朱元璋真的开创了帝国,却没他的份儿。其实建国后明太祖曾举办过一次僧人专场考试,僧道衍考中一个官,但他无意以如此平淡的方式入仕,居然主动放弃,回去继续当和尚。洪武十五年(1382),马皇后驾崩,明太祖选高僧给诸王,为马皇后诵经,有人就把他推荐给燕王。两人相见恨晚,僧道衍便留在朱棣身边做了贴身幕僚。
那僧道衍为什么选择了朱棣?他错过了明太祖建国的机会,而推翻明朝新建一朝又确实不现实。燕王的出现让他又看到了曙光,如果朱棣不是正常继位,而是打下一座江山,也勉强能算开创王朝,满足他的建国情结。
更重要的是朱棣又为何选择了这位有严重建国情结的非正常人类。很显然,朱棣也是雄心勃勃。当时二十七岁的朱标身体并无贵恙,没人想得到他还会先于明太祖去世,但朱棣已经在招揽僧道衍这样的异士,难道不是深怀异志?
奉天靖难,战鼓之歌
其实明太祖上了自己的大当,普通人给他一些权力他也造不了反,恰恰要加上亲王身份才有机会。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明朝最后一位巨头级开国元勋——明太祖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次年改元建文,大明王朝准备进入第二代。
建文帝最重用的三位谋臣是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博士方孝孺,他们首先进行了一些行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当然核心问题还是削藩,而削藩的核心是削燕王。但显然不能拿燕王开刀,齐泰、黄子澄提出了类似于王朴“从易者始,先南后北”的策略,从实力弱的削起,最后拿下燕王孤豚。
第一个倒台的是五叔周王朱橚。据正史记载,明太祖前五子为马皇后所生,现在前三位都死了,朱橚就是朱棣唯一在世的同母弟。而据很多考证,马皇后其实没生过儿子,五个都是过继的,其中朱棣和朱橚来自同一位皇妃,总之这两位是最亲的亲兄弟。而朱橚又就藩于天下之中的开封,兵力最弱,所以拿他开刀,借故贬为庶民。
洪武三十一年(1398)底,建文帝派出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密切监视朱棣。
建文元年(1399),削藩行动继续深入,建文帝逼死湘王朱柏,借故废黜代王朱桂、齐王朱榑、岷王朱楩,派出二十四位采访使接管各地财政。建文帝还调兵河北雄州、霸州一线布防,俨如唐宋对付契丹的姿态。
朱棣尽管心怀异志,但实力尚不足以对抗朝廷。明太祖规定每藩可自设三护卫亲军,每卫五千兵左右,王府私兵也就一万五千人。至于驻扎王府辖区的官兵,就不是私兵,正常情况下受藩王节制,但要他们随藩王造反好像也不行。其实综合分析,藩王虽不如皇帝爽,但当当土皇帝也够过瘾,造反的成功概率却很低,还要付出这么高的机会成本就很不划算。所以大多数藩王包括朱棣的想法应该是保住藩镇,经过多年的积累再寻新的突破,除非刀架到脖子上不会轻易言反。尽管眼见五个弟弟被侄儿拿下,朱棣仍不轻言造反,使出装病甚至当街装疯子的办法,企图把眼下这一趟削藩的危机蒙混过去。
建文元年(1399)六月,燕山百户倪谅告发燕王府校官于谅、周铎谋反,处死。朝廷下诏责备燕王,甚至逮捕了王府的一些属僚。朱棣继续装病,拒绝正面应答。朝廷派驻北平的地方官张昺、谢贵、张信率兵进驻燕王宫,朱棣继续装疯卖傻,还想蒙混过关。其实此时齐泰已密令张信逮捕朱棣,但张信可能也是僧道衍一类人物,他偏要去向朱棣告密。起初朱棣宣称病重,坚辞不见。张信再三求见,在病床前说明了情况。朱棣“戄然起立”,这下他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刀真的架到脖子上来了。不过他也早已在僧道衍等人的辅佐下,做好了一整套造反的规划,现在只是下定决心实施。而这时黄子澄又犯下一个大错:朱棣的三个儿子当时在南京当人质,黄子澄居然说把这三个小子送回去,可以麻痹朱棣,让他察觉不到朝廷要动他的意图。
儿子回来后,朱棣再无后顾之忧,正式开始行动。朱棣先让燕王府亲将张玉、朱能率护卫亲军埋伏在王宫内,刺杀了张昺、谢贵,迅速控制北平九门。然后上书朝廷称齐泰、黄子澄是奸臣,援引太祖《皇明祖训》中朝廷出现奸臣,藩王可以率兵“清君侧”的条文,起兵宣战,自称“靖难”。这一系列行动有条不紊,显然早就成竹在胸,一般认为这些都出自建国痴汉僧道衍的策划。此役史称靖难之役,是一场历时四年分几个阶段进行的浩大战役。
一、朱棣主场击败老将耿炳文
朱棣突然发难,迅速击败了部署在河北的朝廷官兵。由于建文帝的改革尤其是裁汰官吏也得罪了一些人,朱棣本身也有一些号召力,现在旗开得胜,永平(今河北卢龙)指挥使郭亮等长年跟随他作战的地方官选择随燕王靖难,很快聚集了数万大军。
朝廷也并非没有做好准备,立即开战。朝廷军的主帅是开国功臣长兴侯耿炳文,已经六十五岁。有人说明太祖杀了太多开国功臣,导致靖难之变时建文帝无人可用。这种说法简直莫名其妙,我们没有必要辩论“明太祖屠杀开国功臣”这种谎言级野史有多可信,只说不论杀不杀,又有几个能活得到洪武三十一年?您真当明教有九阳神功?除了耿炳文,建文帝大量起用徐辉祖、常升、李景隆等将。这些人不就是开国元勋的官二代么!明太祖真要把开国功臣杀光,留他们的儿子干嘛?有些人还忘了明初首都在南京(不久明太宗迁都北京,所以很多人印象中明朝首都是北京),从而编造出明太祖在航空快递开通前的时代就能从南京赐一只蒸鹅到北京去毒死已经得了绝症的徐达这种级别的谣言。更不要认为建国都已经三十多年了,还得依赖开国的老头子们,历史是要往前看的。
建文帝就要依赖耿炳文,于是他就上当了。耿老爷子的前锋刚刚抵达雄县,就被燕军渡河夜袭,败下头阵。耿炳文主力十三万大军推进至滹沱河(今河北石家庄境内),本来耿炳文的基本功很扎实,他在滹沱河两岸布营,大军各分一半驻在南北两岸。北军背河列阵,燕军无法实施包抄,只能正面进攻;南军隔河相望,可向北军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援;如果北军与燕军厮杀惨烈,南军还可以生力军发起梯队攻势。这种完善的战术设计让朱棣一筹莫展,但耿炳文手下有一个军校张保投靠了朱棣,尽告虚实。朱棣的参谋本部据此制定了方案,先让张保回去当双重间谍,号称目前集结于此的只是燕军前锋,但燕王正率主力赶来,力劝耿炳文把所有军队都渡过滹沱河,以抢头功。
耿炳文上当了,当他的大军一离开河岸,燕军立即分数路夹击,耿军大败,被斩首数万,多名副将被擒。战事第一阶段,燕军主场胜。
二、史上第一大草包
唐宋以来,军队指挥越来越规范,不再靠将领拍脑袋取胜,但这更需经过长期正规训练才能担当指挥岗位,草包上来更容易现脸。
耿炳文输了头阵,但也不惊慌,退守真定(今河北正定)大本营。这下他不露破绽,朱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一方是讨逆,一方是造反,时间成本远不可同日而语。小侄子,虽然耿叔是有点打不赢你,但我不用打赢,多拖几天你们这群反贼自然就倒灶了。
这有点像司马懿憋死诸葛亮的计谋,但耿炳文这一次未能得逞。建文帝觉得耿大爷出师不利,决定用年富力强的去替他。当时可选的主要有三人:徐辉祖、常升、李景隆。其实徐辉祖的优势很明显:拼爹,他爹是元明之际第一战神,没人敢不服;拼才华见识,他不但最早断定朱棣会反,甚至料定二十多年后朱棣的儿子朱高煦还要再反(神算哪!当时朱高煦尚未满十八岁)。但朱棣可是徐辉祖的亲姐夫啊!而李文忠是明太祖的侄子,李景隆也就是建文帝的表哥,更亲一些。最后在齐泰、黄子澄的保荐下(也有史料称齐泰反对),建文帝任命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负责讨燕。
然而国家大事又岂能以家长里短为依据,打仗更不能论血缘亲疏。后来徐辉祖多次让朱棣陷入险境,李景隆却一次又一次地卖傻,被誉为史上第一大草包,最后打开城门迎接朱棣入京,朱棣当皇帝后他混成了首相。尽管多数人都坚持称李景隆是草包而不是卧底,但我还真的倾向于真相是后者。
那这个被怀疑成卧底的草包到底草到何种程度?说来真有点令人叹为观止。
首先,仅仅是他的上任就能让敌方高兴得跳脚。朱棣兴奋地对部将说:“李景隆这个纨绔子弟,好办得很。”将其比作纸上谈兵的赵括。然后朱棣侦察了李景隆五十万大军的措置,笑道:“自古打仗有五败:军纪不明、气候不适、深入趋利、智勇俱无、刚愎自用,李景隆全占齐了。”再后朱棣改变战略规划,他说:“李景隆怕我,不敢轻易前来。我们不妨放弃真定防线,先去救永平。李景隆见北平门户洞开,必大军进围。我们救了永平回师,内外夹击,可大破之!”
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没错,朱棣的前任就是被耶律休哥一次又一次地用这个战略打成弱智,现在换成朱棣守北平(幽州),也打算用类似战法暴打比他前任还要弱智得多的李景隆,结局可想而知。
朱棣安排僧道衍协助世子朱高炽死守北平,自去救正被辽东军围攻的永平。李景隆见前方朱棣突然消失,很是惊喜,于是向北平推进。过卢沟桥时,李景隆见燕军居然没有设防,高兴地说:“连卢沟桥都没兵守,燕逆已精尽人亡啦!”于是大军进围北平。北平城由徐达筑成,又经燕逆多年经营,城壁坚厚,朱高炽死守不下。但双方毕竟军力悬殊,朝廷军几次险些破门。有一次都督瞿能率精骑突入彰义门,但李景隆怕他抢功,令他等大部队一起进攻,错失了最好的一次机会。时值隆冬,朱高炽在城墙上浇水,一夜之间北平城变成光溜溜、硬邦邦的冰城,这显然学习了宋朝名将杨延昭守遂城的方法。而徐王妃更是组织将校的妻女,穿上盔甲上城楼助战,这显然又学习了唐朝的平阳公主。不过,连妻女都有盔甲,可见这北平城内积储了多少军备,朱棣实在够阴险。但建文帝让藩王偷偷打造了这么庞大的军备,也实在够无能。
朱棣解永平之围其实很轻松,但他似乎特别信任朱高炽——确切地说是信任李景隆短期内攻不下北平,他干脆顺道去干另一件事:攻取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
大宁是宁王朱权的驻地,从驻地就可以看出其特殊性:他是明太祖派出节制朵颜三卫的。
所谓朵颜三卫,是指朵颜、泰宁、扶余三个卫所,实际上分别是兀良哈、翁牛特、乌齐叶特三个归附明朝的蒙古部落。按理说卫所应跟着朝廷合力剿灭燕逆,但这种部落情况要特殊一点,他们并非真心忠于朝廷,只要朱棣肯出价,未必不肯帮着造反,就算输了,大不了再回草原去放羊。
但朵颜三卫还有宁王节制,宁王也相当狡猾。当时有“燕王善战,宁王善谋”之说,比这么狡猾的朱棣还善谋,这得狡猾到什么程度?建文帝曾召宁王入朝,宁王没有遵诏,但也没有表态支持燕王。最后燕王攻克大宁,号称以计挟持了宁王,解除了北方后顾之忧,而且朵颜三卫也追随了朱棣。从这个简单快速的过程来看,其实也没用什么计,估计这个比朱棣还狡猾的人也是半推半就,助了朱棣一臂之力——他也不想被削啊!
朱棣从朵颜三卫精选出三千骑,火速赶往北平,就和当年耶律休哥率五院部精骑救火幽州一样。他前任不愿意用围城打援,李草包不至于这么狂妄,他派都督陈晖去截击朱棣。但这时发生了一件奇事,朱棣回来时路过白河,据说是祈祷了一番,白河就结了冰,他率军顺利通过。陈晖大喜,也踏冰过河,准备从背后包抄。但他一踏上冰面,冰就裂了……
这确实不太好解释,但这只是奇事一,后面还有一连串更奇的事。
陈晖的打援部队主动当了冰棍,朱棣在郑村坝(今北京东坝)猛击李军,并与城内合击,李草包的五十万大军土崩瓦解。唯一遗憾的是草包左腿没有中箭,大家就少看了一场驴车飞人秀。这场大胜扭转了燕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建文帝甚至不得不暂时宣布罢免齐泰、黄子澄以示弱。
李景隆逃到德州(今山东西部)重整部队。朱棣说:“不要以为我是靠运气,现在就让大家看看我和李景隆的水平差距。”于是朱棣率军进攻大同,李景隆连忙率大军救援。李景隆冒着严寒翻越了皑皑太行,扑到大同一看——朱棣早就走了。李军饿冻而死的人不计其数,被当猴子耍了一番。
按理说丢脸丢到这种程度,换成耿炳文早就撤职了,但建文帝这一次又变得用人不疑。他说打不赢怕是因为李景隆权力太小了,于是御赐玺书、斧钺、弓矢,让他代理皇帝全权调度军队。这时,奇事二就发生了。建文帝派去赐物的宦官刚出南京,过长江时就把御器弄沉了。这显然是天庭有熟人在暗示建文帝:“相信这个草包是错误的!”但建文帝不信邪,重新制作了一套送到李景隆军前。李景隆在德州调集了更大规模的军队,还请出开国名将武定侯郭英(六十五岁),史载总兵力达到六十万,号称百万。
建文二年(1400)四月,李景隆誓师出击,双方在白沟河流域接战。这一次李草包慎重多了,似乎没怎么乱指挥。朱棣先用轻骑掠阵战术试探性进攻,小胜名将平安一阵。反倒是掠李景隆时,李军不为所动。李景隆指挥本部和平安部夹击燕军,朱棣人少,被打得只剩三骑,连夜逃过河去。这下朱棣知道草包已经长实诚,没那么好欺负了。第二天双方大军正面作战,李景隆坐镇中军主阵,平安、瞿能包抄燕军后阵。燕军首尾不顾,慌乱中已有败相。这种情况下朱棣还是只能寄望于李景隆,派大将丘福率主力猛冲李景隆主阵,自率骑兵突击侧翼,企图通过击垮对方主阵挽回败势。但李景隆不但击退了丘福的正面进攻,自己也分出骑兵反击朱棣的侧翼。
所以打仗这么现实的事,永远是靠实力,不能光指望对方是草包。
朱棣陷入了包围,不过他的勇猛程度倒也不输给李世民,史载箭射完了拔剑砍,后来剑也砍断了,马都换了三匹!但朱棣的侧翼军毕竟很少,兵几下就打完了,眼看就要当孤豚。这时朱棣耍了个小花招,跑到高处做出挥鞭招人的姿势。他的兵都死光了,做这种动作想唬谁?但李景隆竟然被唬住了,没有立即冲上去拿下孤豚。犹豫片刻,朱高煦正好率援军从北平赶到,救了朱棣一命。
但双方毕竟兵力悬殊,朝廷军越围越多,燕军将士的信心在开始流逝。朱棣大喊:“我不进,敌不退,现在唯有一战!”再率精兵突击李景隆后阵。但打仗不是靠喊两嗓子,燕军确实撑不住了,平安、瞿能更是像打了兴奋剂,猛攻燕军后阵。
现在,朱棣已经指望过对方主帅是草包,人家也确实让了他几阵;指望过主场优势,朱高炽也确实守住了北平;他甚至指望过从空气中召唤出军队,朱高煦都神兵天降满足了他,那现在还能指望什么?当然就只能指望奇事三的发生了。
没错,就在这危急时刻,继对方部队踏破河冰、建文帝御赐器物沉江后,第三个灵异事件砸中了朱棣——战场上刮起了强劲的北风——吹折了李景隆的帅旗。
这下朝廷军傻眼了,尽管中国人不怎么信教,但明朝也没普及唯物主义,大多数人是低端封建迷信者,最难接受这种宗教和科学都不太好解释的事。朱棣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转瞬即逝的战机,乘风纵火,奋力反击。瞿能父子英勇战殁,李景隆、郭英各自逃窜。这下六十万大军失去指挥,超大规模崩溃,无比壮观,建文帝二次打造的御器均被朱棣所获。但即便是这样级别的崩溃,朝廷军仍有一人指挥部队井然有序甚至保护着其他部队撤退,让燕军无法有效追击——徐辉祖。朱棣气得大骂:“你个舅子,专整姐夫!”不过他也应该庆幸建文帝没让他舅子当主帅,不然现在保护败兵撤退的恐怕就是他自己了。
李景隆逃到德州,朱棣率军追至,不到一个月便攻克了。李景隆又败走济南,以参将盛庸守城,自率主力背城列阵,再败后逃回南京,燕军包围济南孤城。只要攻克济南,中原可定,朱棣便将拥有能和朝廷抗衡的实力基础,而无需战战兢兢靠一些花招和运气取胜。
朱棣虽无愧为一代战神,但实力毕竟远远不如朝廷,正是在史上第一大草包(其实我怀疑是卧底)的帮助下,奇迹般的扭转了劣势。
三、皇上,还记得大明湖畔的铁铉吗
这下建文帝也终于承认李景隆是个大草包,连齐泰、黄子澄都强烈要求杀了他。不过建文帝没有杀李草包,仅仅免了职。当时留守济南的是参将盛庸,按形势他象征性地顶几天就可以投降了,因为北方已经没什么援军可指望了。但就在这时,一个让朱棣永生难忘的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