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铉，生于龙凤十二年（1366），卒于建文四年（1402），波斯人，洪武国子生，时任山东参政，负责平燕大军的粮饷。人家盛庸是被围住了跑不掉，他其实是可以安全逃离的，但他没有跑，而是急赴济南，与盛庸歃血为盟，誓死守城。城内本来士气低迷，但见文官铁大人如此忠勇，将士们无不气激，愿为泉城捐躯。
朱棣射了一封劝降书进城，铁铉也射了一封答书。朱棣拆开一看，居然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进行反劝降。关键是成王的两位叔叔管、蔡企图篡夺侄子王位，被周公诛杀，暗喻朱棣若不否认自己是忠臣，也应该诛杀叛变的皇叔（自杀）。朱棣大怒，挥军猛攻，但铁铉、盛庸奋力抵御，城三月不可破，遂决开大清河（今已被黄河占道）灌城。铁铉见灌水凶猛，于是决定诈降，先在城门布置千斤闸，又让士卒大声号哭，然后撤去城防楼橹，派人出使燕营，说：“朝中出了奸臣，才让大王您冒死靖难。您是高皇帝的亲儿子，我们是高帝的臣民，早就想向您投降啦！但我们济南人没见过打仗，好怕您的军队哦。您能不能退兵十里，单骑入城接受投降？”朱棣一拍大腿：“早就该这样，打三个月干嘛！”朱棣得意洋洋地跟仪仗队进了城。
按计划，朱棣一进门，千斤闸就掉下来砸死他。谁知济南人真的不太会打仗，朱棣还没走到位闸就落下来了。朱棣立知是计，逃回燕营，率军猛攻。铁铉在城上痛骂反贼，朱棣大怒，调来各种炮具攻城。然而铁铉对各种炮具都早有研究，根据它们的特点一一化解，还摧毁了不少攻具。铁铉又不断派出奇兵袭扰，燕军苦不堪言，一向诡计多端而且运气好得吓人的朱棣这次也一筹莫展。
铁铉一时名声大震，济南人民更将他誉为“城神”，后来还产生了许多传说。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莫过于铁铉在城上挂出明太祖画像，并连夜亲自写了许多太祖灵牌挂在各个垛口，朱棣一看就傻眼了。他虽号称奉天靖难，想把侄子往死里整，但绝不敢对着老爹开炮，而济南这种坚城又岂有不开炮就想赚开的道理，于是城就守住了。不过此说正史无载，也不太可信，如果城真的可以这样守，那全天下就没有朱棣能攻的城了。
燕军势如破竹，却在济南踢到了铁铉这块铁板，这当然不是靠铁铉耍小聪明，而是他扎实的军事功底。铁铉虽是文官，但并非没有系统学习过军事理论。宋太宗创建军事学院体系后，许多文官通过学习走上指挥岗位，成为一代名将。铁铉则是这种科学指挥培养体系出产的拳头产品。
不久，平安的二十万大军集结完毕，威胁燕军后路，朱棣在僧道衍的力劝下退回北平。铁铉、盛庸、平安合兵反击，收复德州。朝廷以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参赞军务，加兵部尚书，盛庸为平燕将军，陈晖、平安为副将军，全面反攻。
此战是战神朱棣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败仗。据传，朱棣当了皇帝后有一次接见波斯贡使，看到一位很面熟的波斯美女，脑中响起的一句话竟然是：“皇上，您还记得十九年前大明湖畔的铁弦吗？”
四、风之子三破敌军
朱棣没能乘胜攻克济南，李景隆辛苦派发的优势又丢了，被迫退守北平。盛庸派平安、吴杰、徐凯几路进发，准备合围北平。朱棣必须先打破其中一路，以破合围之势。他的选择是率先进驻沧州（今属河北，距北京仅二百公里）的徐凯部。
战神打仗，当然不是冲上去迎面一拳，这样打多了手受不了。朱棣先佯攻辽东，到了通州（今属河北）突然转向沧州。燕军昼夜兼程，到沧州时徐凯正好进城，但又没来得及筑防，被轻松击破，徐凯被擒。朱棣能在地图上精确计算好时间衔接，做好规划，其军队亦能有力执行，不愧为军事史上从古典时代向近现代转变的一代战神。
但打仗毕竟是靠实力，而非某一两个人的能力。接下来燕军南侵，盛庸集兵迎战，双方在东昌（今山东聊城）接阵。这一战，没有阵前卖萌的草包，没有自动崩裂的河冰，更没有诡异的旋风来吹折帅旗，纯实力对抗。朱棣先以轻骑掠阵，盛庸不为所动。朱棣又亲率精兵冲击盛庸中军。盛庸变换阵形，放朱棣冲入，然后合拢，将其围困。朱棣眼看就要送命，他应该庆幸前年不怕麻烦地取了宁王的蒙古骑兵，此刻正是靠朱能率这三千锐骑冲入阵中，拼死才将朱棣救出。不过朝廷军毕竟实力占优，而且正确发挥了火药武器的作用，杀伤燕军无数，连朱棣的左右手张玉都死于枪炮。最终，朱棣亲率百骑殿后，撤退至馆陶（今属河北）。盛庸又令吴杰、平安袭击朱棣后路，不过战神不是蒙着脑袋向前冲的愣头青，后路保护得很牢，没有被一举全歼。
此战燕军死伤数万，大伤元气。盛庸军声大震，建文帝告捷于太庙。事实上，现在形势已明，朱棣已经没有什么获胜的希望了，但他还要撑！盛庸的优势是兵力强，尤其是火器，朱棣虽暗储军备多年，但当时属世界级前沿科技的火药武器毕竟是他的短板，这方面他无法和盛庸抗衡。为此，他用了一个近乎于耍赖的办法。
史载建文帝为了显示仁厚，下令“勿伤吾叔”，诫令朝廷军只能活捉，不许阵前打死朱棣。枪炮无眼，朝廷军自然就不能用火器招呼他四叔。于是朱棣常带着轻骑从盛庸的火器面前掠过，诸将眼睁睁地看着他大摇大摆走过，就是不敢开枪。朱棣常用这招看清对方的阵形兼打击士气，有时甚至借此掩护燕军推进。明太宗不仅精通军事科学，还善于不拘一格地利用这些小技巧，这种风格深受后世某些人推崇。但这种记载并不可信，建文帝就算下了这样的命令也只是一种心理战，绝非诚意。如果谁在战场上请他四叔吃了花生米，那可以先假意责罚，然后说：“枪炮无眼，也怪不得某某将军。本来该官升五级，赏钱十万，但功罪相抵便只能官升三级，赏钱万贯……”这个道理成年人应该都懂。
建文三年（1401）春，两军再次对垒，本来朝廷军占据上风，阵斩燕军大将谭渊。然而，奇事又发生了——战场上又刮起了强劲的东北风。尽管这次没有吹折盛庸的帅旗，但燕军顺风鼓噪，大胜一阵，盛庸败走德州。吴杰、平安率军来援，朱棣在藁城（石家庄以东）迎战。那这一次他又靠什么以弱敌强呢？奇事又发生了，东北风又起，燕军又顺风鼓噪，吴杰、平安又败走真定。咦！我怎么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又”？
朱棣老是靠突如其来的大风取胜，不过这也不是个办法，双方一旦陷入僵持，每多拖一天对造反一方都多增一分危险，再这样拖下去就算风之子最终也无法破解困局。
五、孤注一掷
建文三年（1401），靖难之役已经拖了三年了，朱棣快扛不住了。尤其是他的小舅子徐辉祖，总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戳穿他的花招。不过另一位小舅子徐增寿（徐达次子）和他大哥风格就完全不同，他坚定地站在姐夫一边，一直偷偷给燕军递送情报。更由于实力明显占优的朝廷军三年都没捏死朱棣，信心指数开始下滑，很多遭到贬黜的官员尤其是宫中宦官也都偷偷给燕军递送情报。
经过大量情报分析，朱棣和僧道衍得出结论：现在朝廷军主力集中在前线，南京空虚。如果始终跟前线主力耗下去，先耗死的只能是自己，绕开这些主力，直扑南京，或有一线生机。
建文三年（1401）十一月，朱棣发文祭奠阵亡的两军将士，称自己被迫起兵三年，常亲冒矢石，打赢不少仗。但每攻克一地，燕军一走又被朝廷军占领，最后他也只占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最后，朱棣说：“年年这么打，什么时候能平定？我直接冲到长江边去决一死战，不复返顾！”
十二月，燕军开拔。但就算长驱直入，朱棣也丝毫没有放松后路。千万别以为他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他始终是在保障后勤供给和撤退通道的基础上保持合理的作战半径。铁铉部下一位姓宋的参军曾提议袭击北平，但朱棣在北平留的防守应该不弱，铁铉分疲兵袭击燕军总基地也没多大意义。铁铉、盛庸、徐辉祖、平安在前路拼命地围追堵截，倒也不止一次让朱棣陷入险境，史载平安的长槊几次差点击中朱棣。有一次朱棣又陷入重围，眼看已经绝望，一位汉名王骐的番族骑士匹马入阵，把朱棣夹在腋下，逃离陷阱。这可是在火器时代单手夹一个精壮的成年男子，比赵云怀里揣一个婴儿难度大多了。这位番骑估计也出自朵颜三卫，朱棣这笔投资简直不亏。
朱棣总是有惊无险地向南推进，而铁铉他们就越来越慌，除了徐辉祖一直冷静迎敌外，其余人都像疯了一样追着燕军猛打。那你们就上当了，朱棣头疼的就是这些人站好防守位，无破绽可寻，现在他们率军冲出，高速运动中破绽就多了。些许破绽又岂能瞒过战神之眼，朱棣精准地找到破绽，将他们一一击败。灵璧（今安徽东北部）一战，朱棣亲率主力吸引朝廷军推进，朱高煦率伏兵大破之，陈晖、平安等老对手均被生擒。
建文四年（1402）五月，燕军打到扬州，过了长江就是南京。这时建文帝慌了，派宗室中为数不多比朱棣年长的庆成郡主去燕军中求和，甚至提出可以割地。朱棣没有允和，不久，江防都督佥事陈瑄率水军来降燕，朱棣拿下长江。建文帝又连续派出诸王求和，现在南京城里的诸王是些什么人？不就是被他削藩之后逮到南京控制起来那些人吗？没准儿还有周王朱橚，允炆小子已是病急乱投医了。
朱棣当然一概不理。建文四年（1402）六月三日，朱棣祭江出征。很快镇江守将投降，只有铁铉率军力敌，但战败被擒。十三日，燕军抵达南京城下。现在攻城？不必了，驻守金川门的十九皇叔谷王朱橞和被怀疑是卧底的大草包李景隆打开城门，迎燕军入城。朱棣果断放弃在北方和朝廷军周旋，孤注一掷直扑南京，奇迹般的获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
总结这场浩大的战役，主要有两点：
第一，朱棣以明显弱势的藩王击败了强势的朝廷，显示了极高的军事政治才华。有人说什么明太祖杀光开国功臣、朱棣运气太好、敢于冒险之类，其实都是在抹杀他的才华。这一连串其实早已不能用好运气来解释，这些连续发生的偶然已经构成了必然，是指挥官在充分研究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作出的相对最佳方案选择，得出相对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以相对最大的概率捕捉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而绝非头脑发热的冒险。这其实是现代军事科学中的线性运筹思想，明太宗正是将军事科学从中古世纪带入近现代的代表性人物。所以，铁铉、盛庸都绝非庸才，只是遇到朱棣，确实叫生不逢时。
第二，这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而是一场宗室内部的权力争夺战。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已经足够血腥，但毕竟没有影响到百姓。明太宗靖难之役却将全天下拖入浩大战争中，致使生灵涂炭，性质恶劣得多。而战后明太宗对战败者的处理也颇失风度。
成王不等于败寇
成王败寇，是许多历史实用主义者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这种说法并不对，千秋功罪自有公论。
燕军围攻南京时，建文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齐泰这帮书生又拿不出半点办法。城内还有不少人在给朱棣递送情报，建文帝急得大吼：“朱老四！我砍你个舅子！”于是就真把徐增寿给砍了。但这已经不能挽回败局，燕军入城时，建文帝和皇后自焚身亡。有人说建文帝其实没死，而是逃了出去，甚至编了不少明太宗四海寻找他的传说逸闻。但很显然，朱棣攻入南京，死个舅子都要抓住的就是建文帝，怎么可能真的死了个舅子，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一个都没跑掉，唯独让老大漏网？关键是当时天下愿意听命于建文帝的地方官还很多，他一旦能逃脱，马上就应该在某地重新组织战斗，岂有躲起来还躲到死的道理。所以建文帝当时已死无疑，最多有可能是朱棣为了推脱弑君的恶名，编了个自焚死的说辞，留下了一个其实并不大的疑团。
进城后，朱棣出榜安民，祭高皇帝陵，准备登基，准备工作主要就是处理建文旧臣。前面已讲，隋唐五代就已进入职业公务员时代，朱家两叔侄抢天下，大家只不过拿了工资各为其主。现在叔叔抢赢了，那么两拨人的工资就都该你一个人开了。盛庸、平安这些人几天前还拼着命想把燕逆弄死，但下个月太宗还得往他们账上打钱。尤其是李景隆，堪称靖难第一功臣，后来确实混成了首相。地方官更绝少反对新皇帝，反正他们只听朝廷的命令，至于朝廷是谁在操控，那就不该他们操心了。
当然，也有极小一撮建文帝的心腹。朱棣宣布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奸党”，这些人大多已自杀殉君，其余也多被诛族。例外的是让朱棣吃尽苦头的徐辉祖，他没有喜迎姐夫进城，而是跑到徐达的祠堂。姐夫很生气，派人把他抓起来，他写了一份供词，说明其父的功勋以及明太祖所赐免死铁券。朱棣气得哇哇大叫，但也不能违背免死铁券，最后削除他魏国公爵位，软禁至死。当然，也有一些阴谋论者认为徐家两兄弟是在两边下注。后来徐辉祖、徐增寿两支后裔均世袭公爵，成为明朝最显赫的一个世家。
进城前，僧道衍曾向朱棣提出，建文帝的心腹都得杀，但不能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方孝孺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儒士，朝廷讨燕的诏檄均出自他的手笔。僧道衍不杀他，既是为了保留读书种子，更重要的是想让他草拟即位诏书，带头示范，让原本反对朱棣的士人归心。
朱棣召来方孝孺，据说人还没到，悲恸之声已充塞殿陛。朱棣等他哭够了，亲自下阶说：“先生不要自苦，我只不过是想效法周公辅成王罢了。”这人也不知是文化太低还是脸皮太厚，居然把铁铉教训他的材料拿来当说辞。
方孝孺说：“那成王何在？”
朱棣说：“他自焚死了。”
方孝孺又说：“那为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棣连忙摆手：“国赖长君，他才几岁，怎么行！”
方孝孺又说：“那为何不立成王的弟弟？”
方孝孺虽学富五车，但辩论水平也不怎么高，说到这里其实已经说错了——既然可以立建文帝的弟弟，那又为何不能立朱标的弟弟？如果朱棣这样接过来，方孝孺就吃瘪了。可惜朱棣的辩论水平更差，气急败坏地说：“这是我家事，不要你管！”朱棣把纸笔塞给方孝孺：“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投笔于地，哭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终于忍不住了，下令磔杀方孝孺。方孝孺慷慨就义，留《绝命赋》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修；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方孝孺一介书生，不畏强权，坚持忠诚与正义，广受后世赞扬。明太宗恨死了他，甚至死后还禁传他的文章，但明太宗驾崩当年，明仁宗（朱高炽，年号洪熙）继位，尚未改元，便立即做了一件忤逆先皇的大事：为方孝孺昭雪，不但允许他的文集出版，还释放了许多被流放的方孝孺亲属。百余年后，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在南京为建文忠臣立表忠祠，以徐辉祖居首，方孝孺次之。
明太宗登基后又把铁铉抓来，铁铉不愿北面见他（以臣见君），于是背对着他，坐在廷中谩骂燕逆。燕逆很生气，要他转过身来，但铁铉就是不给他这点基本的尊重。最后，明太宗将其磔杀，年仅三十六岁。明代中叶济南府便在济南立七忠祠，纪念铁铉等七位反抗朱棣的忠臣。故乡邓州（今属河南）更为铁铉和唐朝在安史之乱中英勇献身的另一位邓州忠臣张巡（也可能是河东人）合立双忠祠。清代更在大明湖畔建立著名的铁公祠，成为济南一景。
尽管职业公务员不干涉皇室私事，但皇室无私事，篡位甚至打仗早已上升到公共利益层面。公务员有义务维持正当的公共秩序，忠孝观念便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尽管盛庸、平安在力战后降燕无可厚非，但徐辉祖、方孝孺、铁铉为现任皇帝尽忠更值得赞颂。不要说什么愚忠于封建君主之类的话，他们跟年轻的建文帝并无私交，也不是他的私有附庸，只是因为建文帝已经当上皇帝，那么作为大臣就有义务维护这种既有的体系而不是任由野心家挑起战争。皇帝是公共秩序的总代表，忠孝观念要求国家公务员竭忠尽死，维护在位皇帝，绝非维护他个人，而是维护关系天下苍生的公共秩序。徐辉祖、方孝孺虽是败者，但毫无疑问他们并不成寇，而是连明太宗嫡传子孙也承认的王道，胜者明太宗反而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
以上几段采自《明史》，塑造了方孝孺、铁铉这样光辉正义的儒士形象，但按某些资料以及现代主流说法，这几段都还光辉得不够。
先说铁铉，更著名的说法是明太宗将他鼻子、耳朵割下来塞进他嘴里，还问他好不好吃。铁铉怒目道：“忠臣孝子之肉，怎么不好吃！”明太宗又说你活着不拜我，我把你用油锅炸了你也得拜我。但燕军炸死铁铉后发现其骨架仍然背对着太宗，他们想把骨架翻过来，油锅竟然爆炸了！明太宗仍不得铁铉的骨架一拜！
再说方孝孺，据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朱棣强塞纸笔给方孝孺拟诏，方孝孺写了几个字（据析是“燕贼篡逆”），投笔于地。朱棣气急败坏，怒吼道：“你就不怕诛九族！”方孝孺瞪眼道：“便诛我十族又如何？”这本是一句顶牛的话，凶残的朱棣却接过来：“那我便诛你十族！”于是在传统的九族上再加了一族——学生，将方孝孺的十族抓来，一个个在他面前斩首。但方孝孺不为所动，最终自己也慷慨就义。
加上这几段描写，忠臣孝子的浩然正气更加充塞天地，尤其是诛十族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骇人概念也足以让见者心惊，闻者胆寒，不少通俗历史著作乃至论文都采用了这些说法。然而，这些说法又是否可信呢？很遗憾，后面这两段尽管耳熟能详，但正史确无记载。而且铁铉之事虽然有点夸张，但无伤大雅，方孝孺的问题还有点严重。
《明史》《廿二史札记》都是三百年后清人所编，那当时的原始记录呢？这就要看实录，然而《明太宗实录》的记载却着实让人吃惊不小！该记载称方孝孺被抓到朱棣面前，朱棣指着还在冒烟的地方说：“这（建文帝自焚）都是你们这些人造成的，你罪不可逃！”方孝孺“叩头祈哀”。朱棣说：“我不会让你马上死。”等抓齐了齐泰、黄子澄等“奸恶”，一起历数他们的罪状，一帮软蛋全部认罪伏法，屁都没敢放一个。
说实话，这又差得离谱了点！方孝孺在当时文名冠绝天下，绝非捏造，而如果他真是个摇尾乞怜的猥货，那明仁宗是没有兴趣冒着忤逆先皇的质疑给他平反的，明神宗更不会把他列为表忠祠第二号人物。估计史官在修《明太宗实录》时听信了明太宗的一面之词，很久以后各种真实的声音才渐渐为人所知。
而诛十族就更不靠谱了。方孝孺就义后，正是他的学生廖镛收葬了他的骸骨。而明仁宗解禁方孝孺文章后，也是他的学生王稌潜出版了《侯城集》。至于他的亲属，史载明仁宗、明神宗免除了上千名方氏后人流刑，其中包括他的亲堂弟方孝复。不是说诛十族了吗？这些人怎么活下了？那赵翼又是根据什么资料写出诛十族这么骇人听闻的补充并广为流传的呢？很可能是方孝孺家乡的《宁海县志》。该书成于明末崇祯年间，时隔二百余年，可信度也不能算高。正史记载方孝孺就义时，有不少学生自愿殉死。注意是殉死，不是被诛。可能这就给了某些人一点灵感，编出诛十族这么耸动的传闻。《宁海县志》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朱棣的怒吼：“汝焉能遽死（你休想死得痛快），朕当灭汝十族！”却忘了当时朱棣还没有登基，岂有自称朕的道理。
这些说法相差的如此极端，其实不过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方孝孺，还是在明太宗。清朝对明朝敌意很重，清人所修史书、散布野史无不极尽污蔑中伤明朝之能事。诛十族绝非为了抬高方孝孺，而是为了塑造一个凶残嗜杀、不尊重文士的明太宗形象。再加上前面塑造的同样“凶残嗜杀”“不尊重文士”的明太祖形象，让人觉得明朝就是一个凶残暴戾的黑暗王朝。清人编《明史》编到后来编得高兴，甚至连什么张献忠屠杀六亿四川人都编得出来，您能信吗？
关于明太宗杀方孝孺一案，应该这样说：方孝孺确是读书人的种子，他的忠孝精神感动世人，这个光辉形象不容抹杀。明太宗虽然篡逆并杀忠臣，应遭谴责，但也不能捏造诛十族这种屎盆子扣在他头上。历史，应有公论。
明太宗篡位后还有很多行径也暴露了他内心的阴暗和虚弱。建文四年（1402），明太宗登基，改为永乐元年。但他拒不承认建文帝当过皇帝这个事实，将官方资料中的建文元年（1399）至建文四年（1402）改为洪武三十二年（1399）至洪武三十五年（1402），将明兴宗（朱标）陵移出宗庙，改称懿文皇太子。建文帝明明当了四年皇帝，却没有得到正当的庙谥，甚至没有得到安葬（烧成灰飞掉了）。明朝中后期多次廷议为他追赠庙号，但均未获通过。直到南明才追赠为惠宗让皇帝。明太宗罚“建文奸党”的亲属世代为奴，宋明的社会阶级并不固化，奴婢身份本不能世袭，但明太宗严令对这些家族严格执行，严禁脱离贱籍，他们的后裔直到二百年后才由明神宗恢复良民身份。更令人皱眉的是明太宗对黄观的报复。“建文奸党”榜上第六名黄观是一位罕见的才子，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六场科举考试均得第一，连中六元，是科举史上的一个神迹，但明太宗取消他的成绩，破坏他创下的纪录。
有时候，我真的很难将这样一个没有气度的小人和“远迈汉唐”的永乐大帝等同起来。他老子受尽苦难，最终推翻暴元，却愿意善待万千蒙古遗民，这份帝王心胸简直如宇宙星空般浩瀚，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恐怕也只有阿育布帝国的萨拉丁（Saladin）苏丹可以比肩，生个儿子竟心胸狭隘至此！家教失败啊！那明太宗的家教又如何呢？应该说比他老子还是略强一点。
明太宗仁孝文皇后徐氏被誉为一代贤后，明太宗篡位称帝，急需正名，徐皇后尽心辅佐，发表了《内训》《劝善书》等名著，论述女性教育，为丈夫赢得民心，可惜只当了五年皇后便死了，年仅四十五岁。据说明太宗对她一往情深，余生十七年未立新后。当然，也有八卦传闻称明太宗晚年性功能勃起障碍，所以不需要立皇后。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明太宗晚年宠爱的妃子不少，东洋西洋的都有，只是都没有给一个正妻名分罢了。
徐皇后留下三位嫡子：嫡长子朱高炽，在北平时便被立为燕王世子，靖难之役初曾力保北平，表现不俗，明太宗登基后立为太子。朱高炽性情仁厚，颇有仁君之风，但肥胖多病，且有严重足疾。
嫡次子朱高煦，武艺高强，性情凶悍，长辈对他印象都不太好，娘舅徐辉祖甚至在他十几岁时就断言他以后要造反（当时朱棣都还没反）。但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立功最多，曾阵斩朝廷军最得力的大将瞿能，生擒陈晖、平安，还在阵中救过朱棣的命。若论战功，只怕朱老二比当年的李老二还要强一点点。明太宗曾表达过朱高煦更像自己（不是嫡长子、善战、不安分、野心大），但他可能没表达清楚也有不像的地方（智力太低，尤其缺乏判断局势的战略眼光），给了朱高煦很多想法。
嫡三子朱高燧，靖难之役时才十二岁，没立什么功，没看出他有什么优势，但也不能剥夺人家做梦的权利。
明太宗其实很清醒，他的几位前任都通过非正当手段抢上皇位，他自己甚至起兵造了朝廷的反，可以说越来越恶劣。如果还允许野心家得逞的话，礼法何存？
永乐二年（1404），明廷立朱高炽为皇太子。永乐九年（1411），又立太子的嫡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孙，进一步强调嫡长一系的合法继承权。看样子读书不多的明太宗不但深明大义，还打算把唐太宗、宋太宗的账一起还了，有义气！
朱高煦、朱高燧当然不明白父皇的境界，都想搏一搏，整天用各种方法诋毁太子，企图让父皇废太子改立自己。这不是隋炀帝用剩的招吗？到唐高祖那儿就不管用了。而且唐高祖比隋文帝精多少，你们那爹就比唐高祖还要再精多少。想坑爹？你俩小子得想点新招。
但朱高燧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永乐二十一年（1423），明太宗病重。朱高燧勾结侍疾的宦官和近臣，密谋将明太宗毒死，伪诏废太子改立自己……你怎么不再学像点，趁探病勾引下你老爸的妃子呀！
不过这傻小子运气不错，朱高炽确实仁厚，居然拼命为他求情。最后明太宗没有杀他，甚至保住了赵王爵位，传袭至明终。
朱高煦最初也是用隋炀帝模式，明太宗识破后差点将其废为庶人，但又是仁厚的朱高炽拼命求情，保住了他的汉王爵位。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太宗驾崩，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即为明仁宗。朱高煦一直阴谋夺位，但明仁宗在位仅一年驾崩，没来得及动手。明仁宗崩后，朝廷宣太子朱瞻基进京继位，朱高煦在路上伏兵刺杀。这不就是玄武门之变吗？唬谁呢？朱瞻基绕开埋伏进京继位，即为明宣宗。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朱高煦在山东起兵。朱高煦虽也无愧为一员猛将，但跟他战神级的爹爹毕竟不在一个档次。而明宣宗从小随爷爷出征，尽得真传，而且他当了皇帝后还曾亲自上阵为前锋，射杀敌军，这一点唐太宗、明太宗都做不到。关键在于这不也是明太宗用过的老招吗？明宣宗轻松剿灭反贼，朱高煦出降，全家被囚后处死。
明宣宗平定朱高煦叛乱后，明朝进入鼎盛期，确立了长期发展的大趋势。而且明太宗废除藩王典军制度，断绝了藩王撬动地方驻军的路径。朱棣靖难之役时曾邀宁王助战，并许诺当上皇帝后分一半天下给他，但此诺并未兑现，还将宁王的兵权削夺，移藩至南昌。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第四世宁王朱宸濠起兵叛乱，朝廷都没来得及派兵，地方官只用了四十三天就把他镇压了。后来再无藩王动半点反心，都成了国家圈养的宠物。这充分证明了明太祖企图通过社会倒退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是南辕北辙，也证明了明太宗拨乱反正，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明太宗通过战争抢上皇位，堪称最恶劣的一次篡位，但在传位问题上处理得还行，没有一错再错，捍卫了礼法。最后，明朝回归了朝廷议决皇帝人选的正轨。相比之下，唐太宗自己是次子篡位，又没能让嫡长子正当继位，唐朝的皇位继承一直相当混乱，始终没有给国家留出一个较长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从隋炀帝起，篡位活动从家庭内部坑爹发展到动刀刺杀，再到动用朝廷势力，再到庞大战争，篡位者为了一己之私愈发狠毒，愈发凶残，愈发不忌公共危害。明太宗走到了这种发展趋势的极端，但还算是悬崖勒马，戛然而止。
当然，皇位传承只是安定发展的其中一个因素，当中国特色封建社会演进至明朝，明太宗又是如何构建这个集汉唐宋之大成的帝国？
宰相的终极形态
当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这艘巨轮驶过无数惊涛骇浪，曲折而至宋朝，各方面都臻于完善，但很多新问题也浮出水面，最后一记上帝之鞭，一切又都烟消云散。所幸日月重开大宋天，洪武大帝再造神州。
明太祖总结宋朝的问题，主要有几点：
第一，权臣渐少，但在南宋出现强势反弹。隋唐把宰相的地位降得很低，品级定成了三品，还常不实授。但后来又出现了反弹，宋朝后期将尚书左右仆射改称左右丞相，品级猛升至正一品。若这还只是正虚名，后来的平章军国事职务更从实质上恢复了丞相。明初沿袭元制，以中书省为中央政府，设中书左右丞相，下辖各部门。但仅仅第二任左丞相胡惟庸便企图架空皇帝篡权，于是明太祖废中书省，由皇帝直辖各部，并留下祖训：子孙后代不得再恢复丞相，提都不能提，违者处死。
第二，经济路径依赖，动员成本太高。宋朝的动员成本太高，国家要花太多钱聘请公民来当兵，所以蒙古（元）不急于灭宋，耗上个几十年，你自己就经济崩溃了。于是明太祖设立世袭户籍制。将国民划分为军户、匠户、医户等专业户籍，比如军户有参军的义务（当然国家也有发饷的义务），匠户就要当一辈子匠人，而且户籍世袭，后代不得随意脱籍。这不就是西方封建社会的阶级划分吗？而且明太祖应该不是学自西方，而是参照了蒙古落后的世袭奴隶制。
第三，单一主权，风险太大。宋朝将所有鸡蛋集中到一个篮子里，中华帝国首次上演全盘崩溃。明太祖恢复分封，但他一死朱棣立即造反，可见通过社会倒退来掩盖新问题绝非解决之道。
第四，唐宋胡乱扩张，需要确定扩张秩序。唐宋皇帝都极度热衷于扩张，宋朝绝非内向保守的弱宋，而是一个非常好战的帝国，而且不太乐意接受异族领主仅在名义上称臣，而是要剥夺领主主权，纳入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那这样部族领主就更要死硬抵抗，一个西夏就死扛了上百年，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明太祖确定了直辖汉区、军事占领民族地区、羁縻民族地区、藩属国、称臣外国、友好外国等几个层次，并规定子孙后代永远不准打破这种层次，主要是不准像宋朝打西夏那样攻打自己的藩属国。
当明朝的太宗真的很郁闷，太祖不但活得长，把所有工作都揽了，还定下各种“永世不易之法”，不准太宗行使正当职权。
然而，这又是不现实的。
明朝不是朱氏一家一姓之私国，而是中华帝国演进至此的一个朝代。明太祖固然伟大，但终究大不过历史。若说你定这些不易之法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好东西，或许还能让人用一段时间，但他的很多设计是否定唐宋的进步，大开历史倒车，那就不能怪子孙不守祖训了。
首先明太宗废黜藩王实权，扭转了分封的趋势。其次皇帝是名义上的国君，宰相负责行政，这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尽管历代君主绞尽脑汁削弱、分化、制衡宰相的权限，但似乎从未有人想过取缔宰相这个概念——直到明太祖。但他也只是不再任命宰相，原来宰执们的工作不会凭空消失，实质上是他自己兼了宰相而已。平行管理的中华帝国和层层人身依附的西方封建小国可不是一个概念，就算李斯、高颎这样大师级的管理学家，尚需一个宰相班子，你朱八八又是何方神圣，竟妄图一力承担？问得好！朱八八是最后一任明教教主，据传得到前任教主张无忌的真传，有九阳神功护体，精力之旺盛，是常人的九倍，那原本几个宰相的工作量加在他头上也是应付得来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写过一首诗抱怨工作量太大：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
然而《九阳真经》并没有传下来，他的儿孙就不能像他那样少睡点觉就把政务处理了。建文帝虽未颁宰相之名，实际上是把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当宰相用。明太宗先是按明太祖的工作方式当了几天皇帝，然后他发现上当了。
我们还是来看看明太宗是怎样重新设计明朝的组织结构体系，让这个集汉唐宋之大成的新文明让人类享用——他爹设计那个只能给神类享用。
一、明式“宰相”——内阁大学士
明太宗很清楚，他和后代不可能像他爹那样工作，必须找几个人来辅政。不能设宰相，又不能用宦官，但秘书总是可以用的。明帝本有秘书，即文渊阁大学士。文渊阁是奉天门西侧的一间馆阁，隶属于翰林院，相当于皇家图书馆。最初明太宗也将文渊阁大学士当秘书用，首批选取了解缙、黄淮等七位年轻低品级干部入值文渊阁，从此便有了内阁之称。相信他并未料到，文渊阁这间不起眼的小阁，今后会成为唐宋政事堂一样的政权核心。
翰林官本是介于皇帝讲师和朝廷官员之间的一种实习官员，以讲学为主，兼顾研究时政，在实权部门出缺时选翰林官出任。明太祖的大学士只管帮皇帝收发文件，最多代笔草拟一些文字。明太宗则要求这七位翰林官兼任的大学士认真研究进出文件，批上自己的意见。这样皇帝的工作量就小多了，他实际上不用仔细看奏章，只需大致看一眼是什么事，如果很重要，当然可以花点时间看看；如果是不重要或者不了解的事，就直接批一个“同意按某某大学士意见办理”即可，这样就把处理奏章的工作分解给了大学士。但是，处理奏章不就是“平章”吗？这和同平章事有什么区别？应该说还是有点区别，首先大学士的品级低，对各部门也没有管辖权，关键是大学士协助皇帝平章，只是代劳而没有法理依据。唐宋同平章事掌有政府大印，一道诏令不但要由皇帝加盖御印，还要由宰相加盖府印才能生效，明朝大学士就没有这样一个法定程序保障权力。这样看来明太祖将相权收归皇帝个人的努力似乎是成功了。
然而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文渊阁（内阁）长期代理皇帝职权，久之便会成为惯例，形成这样一种公文办理程序：各职能部门（诸部、院、寺、监、府）草拟工作方案，形成奏章→由通政使司呈报给内阁→内阁商议后呈报给皇帝→皇帝用红笔批示意见后发还给内阁→内阁发还给通政使司→通政使司将批示后的奏章发还给呈报部门→部门得到批示授权，依法执行。
观察一下这个行政审批权力链条：
先说新来的通政使司，这是明朝新设的一个机构，职能是公文传递的法定渠道，同时也会将公文抄送给都察院（御史台）、翰林院、国子监等，以供学习研究和舆论监督，但通政使司本身不平章。
再说各职能部门，唐朝中期其实已经废除了位高权重的六部尚书，宋朝将六部分解为二十四司，但明朝重拾六部尚书的设置，尚书为正二品。监察机构方面，唐宋不实授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从三品）主持御史台工作。明朝则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长官设左右都御史各一员，正二品。其余台、院、寺、监大致仿宋制。应该说废除宰相后，明朝的中下层官员地位还有所提高。
然后就是敏感的皇帝和内阁（宰相）了。
按理说，皇帝握有最终决策权，内阁只是给他提建议的。但是，如果建议必须接受呢？
二、明朝皇帝的霍布森选择
管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理论霍布森选择（Hobson Choice）。
17世纪英国有一位大马贩霍布森，他的马圈最大，马匹最多，买主都希望从他的大马圈里买走最好的马。按说马贩会根据马匹的质量标上不同价码，什么马标什么价决定权在马贩。但大方的霍老板宣布：跟我做生意，决定权在买主。我不给每匹马标价，我们先谈好一个价，然后买主自己到马圈去选马。
那我们先按一般的马跟他谈一个价，然后到大马圈里去选一匹最好的马，不就赚大发了吗？一时霍大侠古道热肠的名声传遍英伦，买主纷至沓来。
但这样做生意他不亏本吗？当然不会，因为他还有一个附加条件：买主只能选离门最近的那匹马。
这不是坑爹吗？别着急，您现在是旁观者清，但如果是身在其中的买主，就会觉得至少决定权在自己手中，自己做了回主，总比被动接受马贩的定价好。然而这样做霍老板权力才更大，因为标价毕竟要以马匹质量这个客观条件为准绳，而哪匹马站门边就全凭他安排了。
这就叫——霍布森选择陷阱。
明太祖正是为自己设下了这个陷阱，并且严令子孙必须义无反顾地跳进去：他废除了宰相理政的传统（给每匹马标价的惯例），皇帝牢牢掌握批红的权力（由买主定价），大学士只能提建议（安排哪匹马站在门口）。当然，关键还是在于那个附加条件：皇帝诏令必须通过内阁收发（只能选离门最近的那匹马）。那明朝的内阁制有这个附加条件吗？应该说明太祖还真不是这样设计的，他确实是直辖各部门（到大马圈里看够了才选出最满意的一匹）。但他是得了张教主真传，正常人类不可能把这种工作方式当做体系来传承。他的儿孙在二百多年的实践中，极少干涉内阁平章，总是各部和内阁形成决议后机械地盖上御印。
可能有人要问：“是皇帝忙不过来才放权，但权力毕竟是他的，只要他愿意，还不是一句话就收回来。”运行规则一旦形成，便不能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就像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任意控制血糖血脂。明帝一开始就只有内阁这一条合法的公文渠道（只选离门最近的那匹），很快就会形成依赖习惯，被动接受内阁的建议。
内阁大学士处理奏章的主要方式是票拟，是指阁员收到奏章或准备发出的草诏后，在面上贴一张纸，写上自己的意见呈送给皇帝，由皇帝批红正式生效，其实和唐宋中书舍人“五花判事”（唐代中书省设中书舍人六名，分别联系尚书省的六个部。凡军国政令，由其中一人提出意见，而其余五名中书舍人必须逐个发表意见并署上自己的名字，谓文五花判事，又称商量状、五花杂判）很类似。而各部门在收到内阁发出的文件时，就以票拟上的批红为生效的依据。按说这不是法定工作程序，但正由于明朝没有明确法定工作程序，人们自然而然就要去寻找，就找到了票拟批红这个程序。某天谁接到一份诏书，没有票拟，皇上直接批红。对不起，这就只能算是皇上的私人书信，不能算政府公文。其实这也有个学名：中旨。
问题的关键就来了，如果职能部门收到中旨，该怎么办？
其实明朝人有现成的例子。宋太宗在雍熙北伐中，绕开宰相直接和枢密院制定作战方案并直接指挥前线将领，便是犯了擅发中旨的忌讳，后来差点被弄得下不了台。而在绍兴北伐中，首相秦桧以朝廷名义发出撤军的诏令，宋高宗却发中旨要求诸将继续进攻。诸将均奉诏撤军，只有岳飞奉中旨继续进攻。结果大家都知道，岳飞免官下狱，甚至死在狱中。尽管众所周知此事是秦桧弄权，但从法理程序上讲，他还真是有理的一方。此事给了后人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如果奉中旨不奉诏令，皇帝最多丢下脸，奉旨的人就难逃丢官甚至丢命的下场，皇帝也保不了你。
所以，各部报批—内阁票拟—皇帝批红就成为实际上的固定工作程序。那在这样一套工作程序中，各方扮演什么角色？或者直接点说，谁才是真的权力核心？
三、明廷的权力运行本质
可能多数人会认为，掌握最终生效权的人才是权力的最终核心——就像很多人落入了霍布森选择陷阱还以为自己做了回主，美得不行。
在这个权力链条中，部门有草拟方案和具体执行的权力，皇帝有使方案法定生效的权力，内阁则掌控着两者间的通道。那建议您想想，在您熟悉的行政决定机制中，负责草拟方案并具体执行的行政部门、负责法定生效的那个法理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两者之间的那个常委会，到底谁实权更大？这是个非常真诚的建议，请您好好想一想。
如果您真对组织行政一窍不通，也不妨再打个比方：两家人谈婚论嫁，都是男子先提“我看上哪家姑娘了”。然后双方父母协商，如果合适就正式提亲，姑娘答复同意或不同意（包括说“你是一个好人”）。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是主动提出的男子，还是研究合适与否的父母，还是被动接受的姑娘权力更大？如果您非要认为是后者，那楼下的痴男怨女专柜可能更适合您一些。当然，如果您没谈过恋爱，或者已经当过很多次“好人”了，那恭喜您，您必是一位商界奇才，所以才没有空玩恋爱游戏。其实也可以换一个商界熟悉的语境：草拟方案并具体执行的部门相当于要约收购中发出要约的甲方，皇帝相当于有权接受或不接受要约的乙方，内阁则相当于提供并组织交易的专业机构（投资银行），御史相当于监督机构（证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