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皇帝能不能主动去要求官大爷们按他的意思上报方案然后批准呢？这个就得看双方关系好不好了。关系好，当然什么都好说；关系不好，那就公事公办。遗憾的是明朝大部分皇帝和官员们关系并不好，有时候矛盾还很尖锐。而且宋明理学发展至明，一种观念愈发成型：听皇帝话的就是狗奴才，敢揭逆鳞的才是真儒士。所以如果皇帝主动表露出什么想法，那恭喜，就算您这个想法确实是对的，真儒士们也会故意与您反着来。更可怕的是这些人还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昏君干涉他们的行政独立性，把他们当奴才使唤，为了表达气节，他们现在要犯颜直谏，也就是拿命拼了！您说，谁当皇帝敢去惹这麻烦。
所以，明朝皇帝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什么都别管，只要内阁审核通过报上来的奏章，一律照票拟批准。如果产生了后果那负责的罪臣是谁你们慢慢去理，皇帝我只盖了个图章，什么也别问我；如果立了功，那也恭喜负责的这位功臣，皇帝我就不跟你抢功劳了——反正皇帝又不能升官。至于名垂青史的理想，我能在被你们的口水淹死之前，顺利地把江山传给下一代就谢天谢地了，真没想过像唐太宗那样指导你们写史书。
可能有人会有点奇怪，明朝内阁不也就是前代宰相的变态么，而且还是严重削弱的变态（无宰相之名、品级低、没有自己的官署），怎么这里说得还厉害很多？这里是美国超级英雄漫画吗？其实这正是因为明太祖上了自己的大当后，他的玄孙又补充上了一个。
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朱祁镇）诏令：“从此以后，皇帝不再到文渊阁和大学士一起议事，什么事内阁研究好了，票拟给皇帝，至于皇帝怎么批红，你们就不能过问啦！”
哥们儿，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明英宗的本意是和内阁这帮秘书拉开距离，怎么批红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没必要与你们商量。唐宋皇帝和宰相共同在政事堂议事，也就是说皇帝本人也可以参加最高常务委员会，只要没有秦桧这种权相，还是常务委员会的核心，所以赵小胖处理政事，忙到早饭都来不及吃。而明英宗这其实是把自己排出了核心决策层，有皇帝衔而不入阁参预机务，跟有太师、中书令衔而不加同平章事有什么区别？
当然，很快就有皇帝发现了这个陷阱，但权力这东西有交出去又要回来的道理吗？也不是完全不行，你来抢啊。明朝的后半截历史基本上就是皇帝和大臣抢权的肥皂剧，但一个世袭而来的皇帝，和一大帮混了一辈子官场的老油条，谁抢得过谁呀？有人说明世宗、明神宗几十年不上朝，是懒鬼。这个世界上有不想偷腥的猫儿，有不想赚钱的房产商，但就是没有不想捞权的皇帝。明世宗、明神宗拒绝上朝是搞懂了自己没有实权，老油条们把他当猴耍，那凭什么还陪你们玩儿，皇帝也要有尊严。
那现在就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问题：以前皇帝被架空还只是偶遇权臣，而今竟成制度？
恭喜您，答对了。
四、终极宰相终究要正名
根据明太祖祖训，明朝刚开始很忌讳“宰相”这样的字眼，但内阁既然有了宰相之实，终究还是要正名。
最初明太宗诏解缙等七人入阁，职务均为文渊阁大学士，隶翰林院。明太祖仿宋制设置了华盖殿、谨身殿、东阁等几种大学士头衔，但同为正五品，也没有明确先后次序，反正就是帮皇帝处理点文书，秘书而已。但太宗朝以后内阁渐渐有了宰相之实，明太宗临终前明确将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位老资格大学士作为辅臣，其实就是给明仁宗指定的宰相。但大学士区区五品小官，怎么好意思去管二三品的尚书侍郎呢？不用担心，宋太宗设计的官制正好派上用场。
大学士是一项具体工作，即为宋明官制中的差遣，再加上高级别的阶官、职官就行了。
明仁宗登基后，便给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任命礼部左侍郎的职官（仅仅是职官，不是差遣，并不掌管礼部内政），正三品，但这还是比正二品的尚书低呀。没关系，再加上一个少保虚衔（从一品），就力压六部尚书一头了。同时，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加虚衔太子少傅（正二品）、职官太常卿（正三品），武英殿大学士兼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加太子少保（正二品）、户部右侍郎（正三品）。第二年，三人又分获尚书职官，并从此形成以尚书或都御史为本官入阁，加从一品或正二品虚衔的惯例。大学士不但有了实权，品级班秩也排到了尚书之前。本来废除宰相后吏部尚书成为百官之首，现在还是老老实实退回到中层干部之首，成为宰相的下属。武宗朝吏部尚书王琼就曾酸溜溜地说：“内阁权力越来越重，已经和古代的宰相无异啦。”
之后，内阁的内部组织也日益规范。明太宗没有明确几位秘书的次序，但当了宰相就不可能不排座次。英宗朝定下了四殿二阁的次序：华盖殿（世宗重建紫禁城后改名中极殿）、谨身殿（改名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其中，文渊阁是宰相办公和召开常务委员会之处，与唐宋政事堂无异。而东阁相当于内阁的办公厅，有几十名中书舍人帮宰相们处理文字杂务，相当于他们的秘书。至于华盖殿其实是礼堂，借个名而已。这其中，排名第一的华盖殿（中极殿）大学士具有特殊意义。一个规范的组织必有自己的长官，明英宗将自己踢出内阁后，华盖殿大学士便被称作首席辅政大学士，简称首辅、元辅、首揆等。世宗朝首辅张璁便公开宣称：“大学士即为真宰相，首辅其实就是首相。”明世宗也对此说表示赞同。至此，尽管在正式文件中仍然要避讳“宰相”二字，但大家平时都将阁员称作宰相，首辅称首相。
到后来人们竟然到了忘记大学士只是有宰相之实，名义上仍只是五品秘书的搞笑境地。明末首辅叶向高曾因政治派系斗争，很多官僚不听他指挥，抛出一句怨言：“阁臣无宰相之实，而虚挂着宰相之名，造成这样（党争）的大害！”
五、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明朝内阁制是中华帝国行政组织体系发展到明代的一种最终成熟状态，有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皇帝、宰相、职能部门层次分明，权力、义务、责任明晰。宰相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是核心权力机构，但宰相一般也不兼任部门长官。西方的内阁制很大程度上效仿明制，但阁员一般都由各部门长官充任，权力更大，带有浓厚的领主议会制色彩。
第二，报批制和常务委员会制成熟规范。除皇帝批红外，所有决议都由部门常务委员会研究产生，而以非长官个人名义，通过东阁的赦房、朝廷的通政司等规范的法定渠道传递。
第三，内阁并非只是最高行政决策层，同时仍兼掌秘书、学术、道义各方面的制高点。明朝内阁比前代宰相权力更大便源于此，不仅掌实了最高行政决策环节，同时也没有失去最初在翰林院的学术职能。大学士既是宰相，也是皇帝的贴身秘书，又是最主要的咨询机构，还是最权威的学者。他们不但从行政程序上包围皇帝，扼制百官，还从学术和思想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帝国的方方面面。当然，他们也确实是世上最优秀的行政人才和思想家，这是经过考试证明而非当权者的自由评价。
第四，各权力主体的制约更多更完善。明朝宰相的权力空前庞大，但又从未出现过汉唐弑君篡位的故事，正是因为制约也很完善。首先，宰相是几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相互就有制约。其次，宰相尽管是行政权力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但皇帝有批准权，部门有执行权，也不要当别人不存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明代的社会基础，宋代无贵族的平行化社会已经比较成熟，尽管明初体现出严重倒退，但很快走回正轨。社会不允许任何人建立私有门阀组织，即便是张璁、张居正这样的大权臣，在职时权倾天下，一旦离职，也就一普通人，更无可能将权位传承给后代，不会形成曹操、杨忠那样的权臣世族。明朝成熟的思想体系也制约着宰相的行为，严格的科举考试保障了大多数官僚的高素质，尽管也出现过周廷儒、温体仁这样的奸臣，但总体来说大多数还是正直的儒士，真有人敢行篡逆之事，周围的人直接拿口水就把他淹死了，还想拉同党？
当然，最重要的形式制约还是宰相产生的程序，这是明朝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政治生活中最热闹的一件事，大致和今天美国总统选举差不多。阁员产生的程序主要有两种：特简和廷推。
特简是皇帝直接指定谁入阁，明太宗的内阁是自己的秘书，当然他一句话就定了，但有了宰相之实就不由谁的一句话了。明世宗及其首辅杨一清曾企图特简张璁入阁，闹得满朝风雨。后来明神宗下诏特简，被吏部尚书陆光祖干脆明白地拒绝了，理由就是这么多年都是廷推，你凭什么搞特简这种封建专制？当时明神宗很生气，下诏杖责陆光祖，而这道草诏又被首辅王家屏封还。可见，权力的制衡环环相扣，远非一个人可以包办。
廷推则是由九卿（明九卿是对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九个部门长官的俗称，并非秦汉九卿那样正式的组织）和都察院派驻在六部十三道的监察官共同协商推举人选。这个程序中各主要部门都有发言权，但由吏部主持，都察院参会的人最多（除了都御史为正二品外，其余都是七品小官），最后的结果仍由吏部汇总，经通政司报内阁票拟，呈皇帝批红最终生效，通政司还会将讨论过程抄送给翰林院、国子监进行公共舆论监督，这其间的权力博弈就不是一般的复杂了。这种超级复杂的权限设计体现了中国公共管理者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设计技巧，尤其是用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这样的七品小官来制约最高决策层，这正是设计者发现中华帝国的行政体系太过庞大，需要在行政权力链条的足够远端增置制约环节，是一种超长线路的增量反馈误差调节机制，可谓妙到毫巅，远非一句“独裁专制”可以概括。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明朝的太监。既然批红只是一道手续而非实权，皇帝也就懒得动笔了，让太监代劳。按说手续就应该亲自办，但明人还是认可太监代劳的批红，不就是个形式嘛，何必那么较真。可明太祖不是有祖训，宦官不得干政吗？说了别较真嘛！政治斗争中皇帝最大的劣势就是势单力孤、身份限制，明后期就有些皇帝利用太监来和官僚集团争权，甚至形成了所谓的阉党。后世对明朝太监有很多误会，甚至认为可以像汉唐权宦那样真正执掌朝政。但从宋朝开始，皇帝的家属、服务员就不能干涉公共权力了，这些太监仅是皇帝的马甲，并非权力实体。汉唐权宦可以废立皇帝，那才叫专权，明朝的刘瑾、魏忠贤看似嚣张了几年，其实也就是个马甲，他们服侍的那个皇帝真身一死，他们立马吃瘪。这就不叫专权，而与皇帝手中那支红笔没有区别。所谓明朝宦官乱政，无非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巨大权力的一种反制，不要以为刘公公、魏公公真有武侠小说吹的那么厉害。
不过这些很多都是在长期的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明太宗似乎并非体现出隋文帝、宋太宗那样的高妙设计能力。当然，一套优秀的组织设计，最终目的是输出优质的公共服务，终端表现形式还是要看卓越的文治武功，这方面明太宗就很说得起硬话了。
武功之盛，远迈汉唐
很多人认为，辽夏金元中，元最强，其实未必。前三者都进化到国家形态，而元却倒退回部落形态，而且内斗之激烈史所罕见，所以明朝面对的这个对手其实比宋朝弱得多。但明军的作战水平较之宋军有增无减，明太宗本人的指挥素养更不知道要甩他前任几条街。所以，明太宗的武功如果把汉唐迈得近了点，他自己都不好意思。
大明逐元而立，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仍是退守草原的蒙古人，史称北元。北元内斗激烈，短短三十五年，六任元帝（大汗）竟有四位被弑。而明军经常深入大漠强势打击，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征虏大将军蓝玉率大军穷追至捕鱼儿海（今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的贝尔湖，不是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俘虏了北元几乎全部高层，从此北元失去了对蒙古诸部的号召力，成为零散部落。朱棣当了二十多年燕王，就拿他们练了二十多年的兵。建文四年（1402），吉尔吉斯部首领鬼力赤弑元愍宗（坤帖木儿），自立为鞑靼可汗，从此元朝彻底终结。值得注意的是，鞑靼（Tatar，亦译塔塔儿）并非新词，而是最初突厥对蒙古诸部的泛称，是比蒙古更广义的概念。但鬼力赤并不具有黄金家族的血统，尽管恢复了这个更具号召力的古典国号，却不能获得蒙古诸部支持。也正因如此，明太宗就很支持他。因为根据长孙晟的草原均势策略，一个号召力很弱的领袖，正有利于草原四分五裂。
不过，很快阿苏特部领主阿鲁台号召各部，联合剿灭鬼力赤。元帝后裔本雅失里趁机在大蒙古国故都哈剌和林自立为鞑靼可汗，史称额勒锥特穆耳汗。尽管他实力不强，但有黄金家族的血统，得到诸部认同。明太宗当然很不满意，首先，他扶植西方的瓦剌（Oyrat，今译卫拉特）部，将马哈木等三位领主册封为王，企图扼杀本雅失里。鞑靼虽以本雅失里为可汗，但太保、知枢密院事阿鲁台才是实力核心。阿鲁台相当仇视汉人，而且他的水平确实还不差，打败了瓦剌的进攻。
既然挑拨的蒙奸不中用，那就只有亲自出手了。永乐七年（1409）秋，明廷以太子太师、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大军十万北征鞑靼。
丘福，靖难之役中李景隆唯一赢过的那场，对手就是他。其实丘福智力不高，但为人忠勇憨厚，所以明太宗一直很重用。不过这种老好人遇到狡猾的阿鲁台就吃瘪了。出征前，明太宗反复叮嘱，不要轻敌冒进。但这么多年来，明军打蒙古实在是打得有点顺溜，丘福小胜几场便忘乎所以，一直被阿鲁台佯败诱至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南岸。副将们纷纷反对如此冒进，甚至有人下马哭求，但丘福不听，率军渡河，惨遭十面埋伏，全军覆没。
明太宗当皇帝前最头疼的是汉化波斯人铁铉，当皇帝后唯一一场大败又来自蒙古化波斯人阿鲁台。没办法了，是你们逼我！
永乐八年（1410）春，明太宗第一次亲征漠北，据说共动员大军五十万，浩浩荡荡开入草原。明太宗依然保持着当将军时的作风，每天巡视军营，要看着士兵们都吃上了饭自己才吃。明太宗严格按设定方案稳步推进，蒙军的一切骚扰、游击、诈败统统不理。
五月，明军推进至胪朐河，改名饮马河。侦骑探得本雅失里往西逃窜，明太宗果断渡河追击。这可不是丘福那种闭眼狂追，而是设计完善的作战方案。本雅失里一路诈败，但就是没用，一直退到斡难河畔，这可是蒙古人的圣河，不能再退了，本雅失里只好硬着头皮与明太宗一战。
明太宗被视为战争史上由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迈进的标志性人物，他的火器战术影响了数百年的过渡时代，而第一位有幸作为教材的就是光复鞑靼的蒙古英雄本雅失里汗。
明太宗最重要的兵种是永乐枪阵，这可能源于南宋名将吴璘的驻队矢，但他在远程武器中增加了火器，并配备更多骑兵。早期火器最大的缺点还不是射程近，而是射击慢。火枪兵首先要往枪膛里倒一包火药，用活塞压紧，放一粒铅弹，然后瞄准，扣扳机。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下轮动作了吗？还不行，还得先用棉签把上一次的火药余烬清理一下，不然很容易堵塞枪膛。这射击一次得花多少时间，没等射几次蒙古骑兵都冲到面前了。明太宗设计枪阵，让士兵站成数排，第一排只管射击，射完就把空枪交给身后的人，同时身后会将一支填装好的火枪交到前一排士兵手中继续射击。而后排则只管清理枪膛、填装火药或填装铅弹中的某一个程序，完成自己这排的工序就把枪交到前一排，几排人如流水线般将准备就绪的一支枪交给第一排的射手。枪阵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掌握全套工序，如果有战友牺牲了，指挥官就立即指挥邻近位置的人和后备队员填补。
当然，枪阵只是一个兵种，实战时需要各兵种配合。明太宗最主要的战法是远程兵种（火炮、火枪、弓弩）和步兵主力居于主阵中央，骑兵和机动步兵居于两翼和后方。
如果对方是迷信游牧骑兵天下无敌的二愣子，那就很简单，在他冲锋的途中用远程火力扫倒一大片，冲到面前用长枪兵抵住，然后重步兵推进肆意砍杀。不过估计除了《狼图腾》的死忠，这世上恐怕也没有这样的二愣子。正常战法应该是先用骑兵从两翼包抄，然后机动步兵正好赶上，配合骑兵挤压对方阵形。对方两侧和后方遭到挤压后被迫从正面突围，冲向中央主阵。他们将在进入两千米射程后接受重炮轰击，进入一千米接受长炮轰击，进入五百米接受强弩射击，进入二百米射程则是最恐怖的射击区间——火枪、弓弩、轻炮的交叉火力将同时进行铺毯式射击。那一片硝烟简直就是游牧民族的终极噩梦，真不知该用惨还是爽来形容。而如果对方坚守不出，射击阵地也可以主动向前推进，总之就是进入射程后施放火力，用远程火力充分打击对方后，马队从火枪兵背后冲出砍杀，接着机动步兵、重步兵依次赶上。这种复杂的战术对于只有步骑两个兵种的游牧民族来说，完全就是哥德巴赫猜想——尽管他们不用猜想就可以知道战斗的结果。
为适应复杂的战法，明太宗对军队建制也作出了重要变革，形成了以著名的京师三大营为代表的新军制。
明军的建军思想总体仿宋制，在全国设立了二十个左右的军镇，在京师设京营，理论上要求京营的战斗力不低于任何一镇，类似于宋军的三衙司。但明军超高的火器装备率、骑兵比例以及由此而来的重甲兵比例下降都产生了质的飞跃。
京营主要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其中，五军营是明太祖时的京城戍卫，约二十万人，明太宗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合称五军营。五军营应该算综合型部队，除海军外兵种很齐全，明太宗亲征时五军营主要作为御营军和后备部队。不过明英宗之后明帝便再少亲征，五军营便逐渐退化成了仪仗队和军训夏令营。
三千营最初就是朱棣向宁王借的那三千蒙古骑兵。尽管人数很少，但屡立奇功，不止一次救了朱棣的命，所以明太宗将他们编为京师三大营之一。三千营到后来远远不止三千骑，也不再以蒙古人为主，三千营这个名号只是代表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当然，也是朱棣在纪念自己当年不怕麻烦，远赴大宁借来三千蒙古骑兵的英明决断。
神机营则是明军最经典的一支战队，也是火器时代早期最经典的一支陆军，堪与西班牙龙骑兵、荷兰莫里斯方阵相比肩。神机是明朝对火药武器的泛称，神机营当然就是主要的火器部队，永乐枪阵便主要由神机营承担。在欧洲近代战争中，德意志帝国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的普鲁士线形枪阵和法兰西帝国拿破仑皇帝（Napoléon Bonaparte）的炮骑联阵均是在永乐枪阵基础上的改进版，都曾威震欧陆，所向披靡。当然，战阵中的火枪兵只是前台，他们的背后还有一套极为庞大的训练、生产、研发体系。明帝国是最早对火药武器进行系统研发的大帝国，三眼铳、迅雷铳、虎蹲炮、大将军炮，各式火器令人眼花缭乱。使用不同火器的部队应该算不同兵种，所以神机营的兵种最为复杂。
而三大营的协同作战更是异常复杂，士兵和指挥官不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能走上岗位吗？军队背后的组织、后勤、装备体系更是庞大得令前人无法想象，更需要一个庞大的工业经济体系来支撑，这些都远非将领的“天赋”和士卒的“尚武精神”所能仰望。
然而本雅失里和阿鲁台现在就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其实从他们打丘福来看，天赋还真不错，坚持在他们身边的蒙古勇士也很有精神。可惜这一切在明军的钢刀和铅弹面前都只是浮云。史载神机营的射手们有时可一枪击毙两名蒙军，而从蒙古骑兵中千挑万选出的三千营砍杀普通同胞更不在话下。本雅失里轻松大败，放弃斡难河圣地，仅带七骑向西逃入瓦剌寻求庇护。明军回师途中，侦骑又捕捉到阿鲁台部的行踪，明太宗率军追击。阿鲁台又使出诈降招数，明太宗也不是不接受，但同时也让军队严阵以待。阿鲁台诈降不成，也只好硬着头皮进攻，大败后率残部向东逃入兴安岭避难。
明太宗首次北征便在蒙古人的斡难河圣地大获全胜，打垮了代表蒙古正统的鞑靼部。回师途中，明太宗登临擒胡山（今蒙古国苏赫巴托省纳兰苏木市白石山），在山顶留下御制石刻：
翰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
这不就是“燕然勒石”吗？整整一千四百年，中华帝国终于再次将自己的军功章刻入了草原深处。而这一次还是由一位皇帝亲自做到的，若以此说明太宗是帝国史上头号战神皇帝，相信汉武帝、唐太宗，包括他的“好圣孙”明宣宗都是可以认同的吧！
当然，草原问题不是靠一两次大胜就可以解决的，明太宗还需重拾隋文帝分制东西突厥的战略。第一次北征打垮了鞑靼部的实力基础，扼杀了黄金家族复兴的苗头。但瓦剌趁机崛起，明太宗册封的顺宁王马哈木弑杀本雅失里，另寻黄金家族后裔为大汗。另一边阿鲁台也另立一位大汗，从此草原就形成了鞑靼、瓦剌东西对峙的局面。不过鞑靼被明太宗重创后，瓦剌大有一统草原的趋势。于是在永乐十三年（1415），明太宗第二次亲征，格式和上次差不多，只不过这次的打击目标变成了瓦剌。双方进行了著名的忽兰忽失温大会战（地点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激战一整天，瓦剌军终于败走，明军穷追至土剌河（今蒙古国图拉河）而还。这一次狠狠打击了野心勃勃的马哈木，拯救了奄奄一息的阿鲁台，避免了瓦剌一统草原。
但翻过身来的阿鲁台又差点把瓦剌掐死。于是，明太宗又进行了第三次亲征，打退阿鲁台，保住了瓦剌。之后鞑靼和瓦剌就这样不停地互相打，但谁跳起来明太宗就把谁按下去。当然，蒙古人也不是傻子，多搞几次人家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太宗第五次亲征漠北，他的浩荡大军开入草原深处，一路却一个鞑靼人的影子也没看见。当明军毫无阻碍地到达阿鲁台牙帐所在地时，却发现早已人去帐空。侦察兵侦察了遗迹后的回报更让明太宗大吃一惊：此地的野草都已经发育完全，草地上的车辙印也已经模糊，据判断阿鲁台已经率众离开至少一年了。
预计你要来，敌人提前一年就跑了！
第五次亲征完全扑空，明太宗带着大军悻悻地离开草原。明军回师至榆木川（今蒙古国海拉尔河），六十四岁的明太宗在军营中溘然长逝。这位马上天子生于群雄并起的烽烟里，死在亲征的归途中！遗憾的是，上天未能给他一个真正的敌手，让他尽情展示惊人的军事才华。
表面上看明太宗比隋文帝更狠，每次都把蒙古人打残，让人惊叹他武功盖世，但效果呢？隋文帝几乎没让一个隋兵走上草原，长孙晟动动嘴皮子，就让突厥诸部打得头破血流，达到草原均势。而反观明太宗，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您想象得出这种后勤保障的规模吗？关键是花老百姓这么多血汗钱最后得到什么效果？还不是鞑靼按下去瓦剌又起来，瓦剌按下去鞑靼又起来，总之就达不到均衡。到最后只有一个效果：隋文帝在历史上留下了怕老婆的名声，而明太宗却是能让敌人提前一年逃窜的超级战神！耶！
明太宗驾崩仅十年，马哈木之子脱懽攻杀鞑靼部阿岱可汗和太师阿鲁台，从此鞑靼、瓦剌“两虏合一”。而曾依附明朝的蒙古兀良哈部（朵颜三卫）本来受宁王朱权节制，但靖难之役后明太宗将宁王移藩南昌，兀良哈部逐渐脱离明朝，也归入以瓦剌为核心的蒙古部落联盟。如此，蒙古草原又重归一统。正统十四年（1449），距明太宗驾崩仅二十五年，其曾孙明英宗也学他亲征，结果惨遭土木堡之变，五十万大军（此数字应该有严重夸大）尽没，皇帝被俘，多名重臣死于乱军之中，堪称明朝史上最耻辱的一幕。这当然有英宗朝自身的一些主观问题，但一个统一强大的蒙古也是重要的客观因素，不得不说从明太宗开始，草原战略就有严重缺陷。
而为了方便北征，明太宗还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并修建了举世闻名的紫禁城（今北京故宫）。对此他的解释是“天子守国门”。一个国家最需要重兵驻防的是边境和首都，明太宗在边境上建都，号称一举两得，节约了大量驻兵。但事实上，自宋代起，中华帝国的首都更多的是承载着经济中心而非军事要塞的职能。自南宋起，人类就开始进入海洋时代，南京地处长江、大运河、西太平洋沿岸的中心地带，陆上也是中国南北两大经济重心的枢纽，其区位优势更甚宋朝的开封。而马上天子明太宗出于军事目的迁都北京，不得不说有些失策。
不过说到海洋，尽管迁都北京有那么一点点遗憾，但明帝国在人类文明史上至关重要的大航海时代表现其实还不错。明太宗尽管有过于热衷草原之嫌，但显然他也明白仅仅掌控东亚陆上秩序是不够的。现在是明朝，中国人必须把目光投向那片辽阔的海洋。
中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模式
从南宋起，印度洋航线便成为一条热线，甚至出现了关税收入超过国内工农业税收的情况。而明朝降低了农业和国内贸易税率，海关收入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而中亚多如牛毛的游牧部族无法保障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人们更加倚重海路。这条航线的东端从中国开始，沿中南半岛海岸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印度次大陆海岸进入阿拉伯海。这时可以直接进入波斯湾，到达第一个目的地波斯（伊朗）。相信明太宗不会喜欢这个国家，但他不会不喜欢钱。这条航线主要针对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等西亚国家。另外也可以不进波斯湾，继续向西通过亚丁湾进入红海。遗憾的是当时尚未开通苏伊士运河，不过人们仍可以通过地中海汇集整个欧洲的商货，只走一小段陆路，便可在红海北岸的众多港口装上中国人的巨船。
当时的海洋航线和今天的空间航线一样，绝非小商小贩自己就可以运行，必须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为后盾。国家必须先派出大舰队开辟航线，搜集沿途的气候、水文、地理资料。更重要的是沿线政治协商，南洋诸国虽然没有陆上的马匪那么彪悍，但贵国的商船每天满载着银货穿行人家的海域，不先谈好也是不行的。何况这条黄金航线上还有那么多无国界的海盗。清理保障这条航线，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能，尤其是大明这样有志于建立世界海洋秩序的超级大国。为此，明太宗尽管从未亲征南洋，但其实他投入的成本远比亲征漠北更高。其中，最大的措施便是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原名马三保，生于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卒于宣宗宣德八年（1433），享年六十二岁，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航海家。
郑和祖上是色目人（眼珠不是黑色的西方人种），被大蒙古国分封在云南，祖父一辈起改汉姓马。洪武十四年（1381），明军攻占云南，十岁的马三保被俘，阉割后送入燕王府当宦官，从此就跟上了朱棣。靖难之役中，马三保也立下功勋，明太宗御赐姓名郑和，任内官监太监，后明宣宗封三保太监。有些滞留在中国的色目人保留了回教信仰，但郑和很小就皈依佛门，老师还是著名的僧道衍，所以有人说郑和是回族，还说他诚心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去朝圣，这些都是主观臆断，郑和及其后代（过继的）就是和长孙晟、铁铉一样的普通汉民。
永乐三年（1405），明太宗组织了第一次下西洋，以内宫监郑和为钦差总兵太监，统领全军。这支海军有战舰二百余艘，官兵两万七千八百人，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和海军武器。据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研究，明初海军有战舰三千八百余艘，某些资料称其中还有排水量七千五百吨的巨舰（将近万吨的木船，长宽可能有五百米，存疑），而且设备先进，战斗力超过欧洲各国海军总和。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剿灭雄踞南洋的海盗陈祖义集团。陈祖义祖籍广东潮州，在满剌加（Malacca，今译马六甲）海峡经营十余年，有战船百艘，士卒上万。其实这比当时南洋所有国家的海军都要强，所以这些小国都拿他没辙。他的业务西起印度，东至日本，见人就抢，那派头比陆上的马匪大多了。当年土耳其和西夏还只是关税高，陈祖义这儿就不是收税的问题了，印度洋航线有中断的危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超级大国，明太宗必须剿灭这股海匪。
陈祖义分析明军虽然强大，但自己占据主场之利，可以先诈降，引诱明军进入自己的战场，全歼后还可以抢他们的大船，真爽！
明军果然被诱至陈祖义的基地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市），按正常的思维，海战是以击沉对方战船为目的的战斗，主要方法是舰炮轰击和舰体撞击，偶尔也会接舷肉搏，但这不是海盗的思维。那索马里海盗是怎么作战的？他们从不损坏船体，都是接舷后上船来杀人，人杀光了把船抢走，如果开炮把船打坏了还抢什么呢？陈祖义兵力虽强，但他毕竟是个海盗。
明军上百艘战舰排出整齐的海战阵形推进，外层是排水量超过一千吨的宝船、福船。据考证明军大战舰长一百三十八米，宽五十六米，比足球场还大，在海面上移行如山丘浮动，船上更架满龇牙咧嘴的巨炮。陈军上百艘小船迎向明军，他们的船上极少有炮，而是在甲板上站满了人。这些人当然不是在跳海魂操，而是每人拎一支火枪，待进入射程便瞄准船上的人开枪，接舷后用铁钩钩住船，勇士们冲上船来恣意砍杀，最后在不损坏船体的情况下把船抢走，而且神枪手们还必须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子弹用多了陈老板扣奖金。
但明军似乎看不上陈祖义的好船，一海里外舰炮就开火了。话说明军最大的威武大将军炮，若在陆上要用几十匹牛马才拉得动，如果陆军拉着这种大家伙去追蒙古人那不是搞笑吗？就算追不到蒙古人，压坏了花花草草也是破坏环境啊。但海军就不同，可以在舰桥上摆一排，这一排轰下来，陈老板的好船已经烂了一大片。然后千吨巨轮如山压卵，对阵形全无的陈军进行无差别舰体撞击。陈祖义还企图用小船发挥灵活性，冲到明军巨舰吃水线处安放炸弹，甚至用《三国演义》中周瑜火烧赤壁的办法燃起小船冲向明舰。但明军布雷艇立即冲出，在巨舰前方布下水雷防线，陈祖义的小船全体无谓牺牲（所以不要相信小说里的战术真的有用）。最后，陈祖义舰队全毁，士卒伤亡大半，自己也被生擒。
郑和将陈祖义押回南京，明太宗在旧港设旧港宣慰使司，以汉人施进卿为宣慰使，代表明廷维护南洋秩序。同时，召集世界二百余国的使节，观摩公审陈祖义，此举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宣布满剌加海峡从此畅通，大明将负责这片海域的秩序。
第二，表明大明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起更重要的国际事务。
其实郑和舰队一出航就倒了个大霉。舰队到达麻喏八歇国（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该国正在内乱，国王误将明军上岸补给的一百七十名人员当做敌军杀了。麻喏八歇国王搞清情况后吓得尿崩，拼命向郑和赔礼道歉。但男人谁没有血性，无缘无故失去了一百七十名战友，明军群情激愤，纷纷要求郑和下令踏平这个弹丸小国。尽管郑和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男人，但一样有血性，不过他更明大节，没有像王玄策那样一怒兴兵灭人国，而是禀明朝廷，最后接受了麻喏八歇国王的道歉（当然，钱要赔够）。
如此强大的兵力，但又不恃强凌弱，这样的超级大国到哪里去找？一时大明声威远播，各国纷纷遣使纳贡，建立贸易关系。曾因蒙古冲击而变得支离破碎、海盗盛行的印度洋航线再现繁荣，开启了人类伟大的大航海时代。
当然，一个负责任的超级大国，既要为人类进步作贡献，也要把握好国家利益，不然就会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大潮中被淘汰的落后民族。在这个问题上，明太宗的表现不输给他的前任宋太宗。
永乐五年（1407），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到达印度次大陆西海岸的古里国（位于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市）。归程中路过锡兰国（位于今印度洋斯里兰卡岛），国王亚烈苦柰儿（今译维拉·阿拉卡斯维拉）不知脑袋是怎么长的，竟然见财起意，企图抢劫郑和船队。其实他的兵力比陈祖义还弱得多，他的计谋是先请郑和等主将到王宫座谈，将主将们控制起来，然后趁机突袭舰队，明军群龙无首，必然束手就擒。
太感谢了！我终于也有机会演一次王玄策了。
郑和带了两千兵上岸，发现亚烈苦柰儿的阴谋后立即起兵攻打王宫。锡兰国那点兵哪里经打，只用两千兵就攻占了王宫，船上的大部队得到消息立即登陆，控制其国都。郑和将整个锡兰王室押解回南京，明太宗又像擒获陈祖义时一样，召集各国使节观摩公审亚烈苦柰儿。但上次公审结果是将陈祖义诛族，而且举行了震人心魄的献俘仪式，据说把一生纵横四海的陈祖义吓得晕死过去，然而这次却赦免了亚烈苦柰儿，甚至释放他回国。这正是遵循了明太祖不欺凌弱国的祖训，世界各国更加叹服中国人的博大胸怀，更加放心地和中国开展平等贸易。
除了这两例，其实世界各国纠纷不断，国内政变、阴谋篡位更是层出不穷，那么作为接受朝贡的明帝国该如何处理？郑和下西洋多次遇到这种情况，每次都秉持正义，打击一些妄图扰乱秩序的野心家。除了不按规矩做生意的，一些恃强凌弱的、谋朝篡位的、越位继承王位的，都被郑和镇压了。有时遇到越南这样比较大的国家出了内乱，仅靠海军搞不定，还会派出数十万陆军出战。
这不是干涉他国内政吗？你大明也不是什么善茬！
不能这么说。干涉内政也要看目的，有人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趁机控制别国内政，将别国变成殖民地，但大明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真不是这样。郑和虽然经常主持某国王位更迭，但从不在这些国家留下殖民政权，也不会强迫他们接受不平等的贸易条件，确实是维持秩序，甚至连报酬都不要。
正是在这样精神的指导下，大明主导的全球化模式深受各国欢迎。相比之下，很多强国（包括中华帝国前面的一些朝代）总脱不了恃强凌弱的心态。而明朝谨守祖训，从不穷兵黩武，始终将强大的武力用于维持国际秩序，促进贸易，拉动人类文明整体向前，而不是通过血腥的掠夺和罪恶的殖民来积累肮脏的财富。
可以说，明朝主导下的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好的一次全球化模式。多年后，当西方人开始走出蒙昧，用几条小船探索海洋，别以为他们真是靠所谓的勇气和探索精神，没有阿拉伯领航员，小船都出不了海。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精于航海的阿拉伯人？他们的航海技术不也正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么。所以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并非原创，而是明朝大航海运动的一种延续，也正是在中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才带动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走向开放文明。然而明亡后，主导权从中国转移到了西方，全人类共同进步便演变成了血腥的殖民扩张、种族屠杀、奴隶贸易，以大多数民族的大退步换取少数几个民族进步的模式，不得不让人感慨东西方公共管理伦理实在有天壤之别。
郑和在二十八年间，共七次率舰队下西洋，最后一次于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出发，到达非洲南部的莫桑比克海峡。宣德八年（1433）四月，舰队返航至古里，六十二岁的郑和病卒，正使太监王景弘率舰队继续返航。现在南京牛首山建有郑和陵园，但只是一个衣冠冢。正史没有详载遗体葬于何处，南洋华侨传说舰队返航至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王景弘见遗体确已无法保存，只好将其就地安葬，所以此地后来改名三宝垄，以纪念这位伟人。
据现存确切资料显示，郑和七下西洋，传统观点认为每次都走印度洋航线，最远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但这些观点近年来遭到严重挑战。2002年英国史学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所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World）称郑和舰队或其分队发现了美洲和大洋洲，并实现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孟席斯搜集了大量明军在美洲、大洋洲留下的遗迹和碑文，并利用自己专业的航海知识（孟席斯长期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并曾以鳁鲸号潜艇艇长身份进行过环球航行）对许多疑点进行了解释，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接受他的观点。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严重问题，郑和下西洋这么重大的盛事，相关资料却残缺不全，甚至到底是七次还是八次都存在争议。而这场盛事曾奠定了中华帝国长达二百余年最辉煌的国际地位，也极大地拉动了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次全面跃进，他的后人却似乎了解不多，甚至有许多明显不符合逻辑的可笑说法流传于世。
一、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
前文就说了，南京城破时建文帝已死无疑。退一万步讲，就算建文帝真的跑出去并且藏起来，那也该派密探去秘访，弄那么大支舰队，走到每个地方都搞得热闹非凡，相当于先吼一声：“大侄子，四叔找你来啦！你快藏好啊！我当年不是宣布过你已经自焚了么，今天这么吼，我在向全世界宣布我是大傻吗？”而且找个建文帝还跑到非洲（或许还有美洲）去找，您确定这是人类的思维方式？
二、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炫耀国力，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这世上最没有宗教信仰、最重现实经济利益的民族是哪个？显然就是中国人，那这个民族会为了图虚名撒出郑和下西洋这么大把的钱来？郑和下西洋重新开辟了印度洋航线，开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甚至可以说拉动了全人类在蒙古摧毁后重新走上发展的轨道，这样重大的意义岂能说得不偿失？即便不算这种大账，就算直接的财务账，也应该知道朱老四绝不是赔本赚吆喝的人。郑和那二百多艘巨船载重量该有多大？就空着舱来来回回游着玩儿？当时东西方贸易很多货品都是几十上百倍的利润，私营的小商队尚且有利润，郑和这种船队能赔本？
那到底是什么人在胡说八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著《论中国》（On China）的评价就极具代表性：“除了象征性扩大了‘天下’的概念，他没有得到实际的殖民地和资源。”在基辛格这种人的眼里只有“殖民地和资源”，航海就是为了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至于创造全球化平等贸易的共同市场，拉动人类文明整体向前——您觉得除了好莱坞，有哪个西方国家会产生这样的奇特念头？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郑和下西洋确实是在拿银子打水漂。
当然，还有一些中国人用一种阴暗心理来解读：西方人通过血腥殖民，快速建立起世界中心地位，中国却错过了这个不择手段的机会。然而这些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仍然是错误的，明太宗北征蒙古，南下西洋，带动了世界整体向前，也奠定了中华帝国更加稳固的世界中心地位。明太宗并未错过任何机会，明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中心性都超过了汉唐宋，也超过后来的英美，下一段，可以用数据来说明。
三、明太宗驾崩后郑和下西洋立即停止
《论中国》说：“郑和的远征在宣德八年（1433），即郑和去世的那一年突然终止……下一个皇帝下令拆除所有船只并销毁所有造船记录。这样的远航便再没有重演过……中国的航海行为从此一蹶不振……中国的航海史从此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