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赞颂大秦始皇帝雄图霸业的一首《古风》。
秦始皇，嬴姓，赵氏，名政。顺便说一下，先秦汉族人名中的姓、氏是分开的，一般来说贵族才有姓，一般人只有氏。秦汉以来贵族逐渐式微，便从了众，只以原来的氏为姓氏，不再保留姓，称呼时将氏和名联用，比如秦始皇就应该称赵政而非嬴政。现代人将秦王宗室都称为嬴×，对此，秦王宗室尤其是秦武王赵荡对人们长期以来将其称呼为嬴荡的愚蠢行为表示极度愤慨！而与汉族相反，古代西方包括日本都只有贵族才有姓氏，比如什么爱德华兹·冈萨雷斯，再比如克里斯蒂安·格里内罗斯，一听就非常有气质，就知道是贵族，而一般人直接叫阿猫阿狗，一听就是屁民。后来民主人权了，西方大众才学贵族，都有了姓氏。姓氏的演化正是东西方社会发展方式的一个绝佳注脚——中国是贵族服从大众潮流，西方却是大众追随贵族引领。
秦始皇第一次从形式上完成统一，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初具轮廓。秦国本是周朝诸侯国中相对较弱的一个，但经受住了春秋战国数百年血与火的锤炼，并通过商鞅变法、远交近攻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终于脱颖而出，攻灭二周诸侯，废除分封建国，代之以郡县制，确立单一制的中央集权，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事实上秦国的制度改革并非走在最前面，著名的商鞅变法其实就借鉴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先例。但秦国的变法图强贵在长期坚持，做到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终于使原本落后的秦国率先走入新的社会形态，从根本上甩开了落后一个时代的山东六国，最终以雷霆之势，完成华夏九州的首次统一。
秦国变法的核心思想便在于废除分封，构筑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体制。这首先要设计一套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国家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背景，这在贵族门阀占主导地位的当时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所谓中央集权，就要将贵族官僚的权力收归国有。以往贵族受封于一块土地，这片国土和国土上的人民便是这个贵族的私有财产，商鞅变法却要求全国土地和人口都成为国有，甚至要废除贵族世袭特权，这当然是旧贵族极力反对的。为此，商鞅采取了三个重要措施：
第一，通过“废井田，开阡陌”，重新规划国土。商鞅宣布土地可以私有，鼓励开垦荒地。这极大地激发了新兴地主的热情，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占用了很多劳动力。而旧贵族的劳动力因此显得不足，不得不将世袭的土地租售，这样旧贵族的土地资源比例降低，其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也大大下降，这是建立新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二，通过“什伍法”重新组织社会人际关系。新兴地主需要雇佣劳动力，被雇佣者不得不解除原先隶属于某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商鞅设“什伍法”统一管理这些脱离了人身依附关系的零散人口，也就是政府管理国家公民。按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这就是封建时代的终结，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秦朝结束了封建时代。
第三，取消卿大夫的世袭官爵。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步。商鞅的策略是先在军队中实施军功二十等爵制，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凭军功晋升而非凭世袭身份继承军权，这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可以被广大贵族接受。而随着这些凭军功新晋的平民军官日益增多，原来的旧贵族势力被排挤，逐渐失去了军权。
商鞅变法的核心实质上是废黜贵族制度，如果贸然实施，容易激化矛盾，这也就是很多人明知要改革，但改不下去的原因。商鞅的做法则相当巧妙，先在贵族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培植平民势力，等到新势力在某个领域逐渐压倒贵族势力时，便在该领域取消贵族，最终全面取缔贵族社会，形成公民社会，建成了平行化中央集权式帝国体系。
商鞅能完成这些步骤，和秦国平民的配合是分不开的。平民本来是贵族的附庸，商鞅突然来请他们脱离原来的主人，即使口头承诺的前景再美好，也很难取得广泛信任。商鞅巧妙地通过“城门立木”这次表演博取了民众信任，跟随他脱离贵族社会，走进公民社会。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社会缺乏宗教法权的约束，也没有形成契约社会。试想类似改革若发生在欧洲，毫无疑问，教廷会把商鞅先生绑在柱子上，像布鲁诺那样烧掉他。而全体人民也一定会谨遵教廷神谕并恪守人身契约，而不会去理会谁在城门口表演立木。这才是中国能率先走进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而欧洲始终被禁锢于“黑暗中世纪”的内在因素。
商鞅变法对秦国社会的改变到底有多大，其实最佳注脚恰是他本人。商鞅变法严重触犯了旧贵族利益，秦孝公太子驷的两位老师太子傅公子虔、太子师公孙贾曾公开反对商鞅变法，被商鞅处以酷刑，把鼻子割掉，也就是所谓的没脸见人。后来太子驷继位，即为秦惠王。这两位老师趁机诬告商鞅谋反，秦惠王判处商鞅死刑。这时商鞅跑到自己的封地商，准备组织下属负隅顽抗。若在商鞅变法之前或者欧洲封建社会，这是可行的。因为按照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封地上的人不是国家公民，也不是最高领主的财产，而是这块封地领主的私有财产，领主若要反对自己的上一级领主，他们应该跟随。然而经过商鞅变法，秦人的思想已经转变，商地的人并不认同自己是商鞅的私有财产，也就不会跟随他，于是按国家法律把罪犯商鞅抓起来，最后商鞅被车裂而死。
可见，秦国已经建成了公民社会，整个国家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系。国君通过科层制的官僚组织体系指挥国民，从最高元首到普通百姓或前线士卒，只是同一命令的层级传递，而不是多级主权的联合下达。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秦国依次攻灭了六个诸侯国，也毫不客气地吞灭了周天子的直辖领地东周、西周，中华帝国的主体部分第一次从形式上统一到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帝国旗下。
统一华夏后，没有殖民意识，也不搞分封建国的秦王朝，当然会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模式。然而，要求我们的祖先从上古时代直接进入公民社会亦不现实，部落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的残余力量还将以各种变通形式不断挣扎起复，有时候挣扎力量还会反噬新生进步力量。秦二世作为最失败的太宗典范，很多人归结于他本人的弱智，但这显然是片面的。他的失败是一次典型的社会大变革挫折，是中华民族由中国特色奴隶社会转向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这一文明大转型中出现的曲折。
而对小胡亥而言，真正的不幸在于：他上位的时机恰恰只晚了一格。他的前任——秦始皇，无论后世毁誉如何，都享受着“千古一帝”的赫赫声威，而他却要在史书中扮演弱智败家公子的角色。然而，在大秦帝国这架青铜铸就的超级战车上，某一个零件真的有那么大的主观作用吗？或许他和他父亲都只不过是按照战车的轨迹，走到了不得不走的那一步而已。
被即位的小朋友
秦朝的行政组织结构严谨缜密，对每个环节上的操作者要求都很高，对顶点的皇帝尤其苛严，甚至超出了常人的体能范围。俗话说：“文死谏，武死战，皇帝累死在龙案”——别误会，不是指被后妃们累死在睡觉的龙案，而是被每天超过二百斤的奏章淹死在办公的文案上。
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四十九岁的秦始皇（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高寿）已被繁重的政务严重摧残。尽管非常怕死的秦始皇致力于研发长生不死的技术，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他的身体健康和所有到这个年龄的人一样，在一天天恶化。即便如此，始皇帝仍然坚持进行了第五次全国巡视，以彰显大秦帝国的统一属性。
七月，巡视团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以南张公渡），秦始皇病体沉疴，实在无法支撑。虽然秦始皇非常不愿提“死”字，但大限将至，亦非人力可以阻止，始皇帝也不得不接受现实，准备安排后事。
由于秦始皇一直寄希望于长生不死，所以始终没有立太子。但长子扶苏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被大多数人看好。内史蒙恬率军三十万北击匈奴，修筑万里长城，扶苏跟随军中，显然是外放锻炼，准备接班。蒙氏是秦朝战功最盛的望族，从蒙骜、蒙武起，为秦帝国一统华夏立下赫赫战功，现在除蒙恬率领秦军主力部队，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主管最高司法。蒙恬与扶苏在北方边境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蒙氏家族应该非常支持扶苏。
本次出巡，秦始皇带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行符玺事赵高、上卿蒙毅、少子赵胡亥，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留守咸阳，蒙恬和扶苏在北方打匈奴、修长城。史载秦始皇赐诏给扶苏，让他把军事托付给蒙恬，自回咸阳办理丧事。虽然没有明说让他继位，但这个召唤明显带有此意。不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不能直接通知，必须通过一套公文手续，经办手续的人就是赵高，问题也就出在他身上。
秦皇室嬴姓赵氏，这个赵高是皇室远亲，但其父曾犯罪，其母被罚为奴婢，出身相对卑贱。如果在秦朝之前，是没有什么政治前途的，但赵高生在了好时代，只要有才能，就有出头的机会。赵高文武兼修，练得一身好武艺，又精通刑狱律法，秦始皇任命他为中车府令，掌管皇帝的车舆，还让他兼任胡亥的老师。有一次赵高犯下重罪，上卿蒙毅判其死刑，但秦始皇不但赦免其罪，还官复原职，甚至兼行符玺事，也就是掌管皇帝符玺，相当于贴身文秘。这种工作在后来一般都是由宦官承担，而《史记》中一句有歧义的“宦籍”，更使很多人都认定赵高是宦官。其实在先秦“宦”只是近臣之意，并非指阉人，赵高有女儿女婿，怎么可能是阉人？
扶苏师从蒙恬，胡亥师从赵高，显然双方是竞争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蒙毅判赵高死刑，但罪名史书并无记载，且秦始皇不但赦罪还官复原职，可见这个判罚本身也未必公正，或是双方争权中的一次交锋。秦始皇在时还可以平衡一下这种争夺，而他一旦故去，形势就会完全倒向继位的一方。本来扶苏一方占有绝对优势，事实也正向这个方向发展，但赵高不会轻易就范，他要利用贴身文秘的职务之便奋力一搏。
赵高悄悄扣住秦始皇给扶苏的诏书不发，没过几天，车队行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大平台村），秦始皇驾崩，赵高先不发丧，而是紧急召来左丞相李斯密谋。
赵高首先说明了皇帝死在外地容易引发动乱，李斯也表示赞同，同意将尸体送回咸阳再公布。然后就是拥立谁继位，李斯第一反应当然也是扶苏，而且作为丞相，他怎么可能容许伪传诏书这种事。但赵高向他分析了形势：“君侯才能、谋虑、功高、无怨（指没有怨恨，群众基础好）、长子信之（指扶苏的信任），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比蒙恬如何）？”李斯还是一个很客观的人，老实回答：“不及也。”赵高说：“那就对了，扶苏当了皇帝，肯定用蒙恬做丞相，您最终不能位极人臣衣锦还乡。胡亥仁慈笃厚，可以为嗣，请您考虑！”
秦汉丞相制度有时是单独一个丞相，有时有左右两相。历史上一般以左为尊，但秦汉初碰巧是以右为尊，李斯这个左丞相其实是二把手，还差一步到顶。不过他只是资历差点，以他作为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第一代设计师的才华和功勋，登顶毫无悬念，可赵高为他描述了一幅煮熟的鸭子展翅高飞的愿景。经过慎重考虑，李斯决定与其合谋，矫发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另拟一道诏书给扶苏，痛斥他率军不能辟土立功，士卒多耗，还经常直言毁谤，令其不得归为太子，将军蒙恬辅佐不力，皆赐死。
扶苏接到这么一道诏书，伤心欲绝，立即准备自尽。蒙恬说：“皇上没有立太子，而且现在外地。朝廷让臣率领三十万大军，公子监军，这是身系天下的重责，现在一个使者来就自杀，怎知不是其中有诈？确认一下再死不迟！”
蒙恬这话其实很有道理，如果扶苏回个信确认一下，赵高的诡计很容易穿帮，那时就算撕破脸，且不说赵高矫诏之罪人人得而诛之，扶苏一方的实力明显也要强得多。但扶苏吃了老爸一顿痛斥，再加上使者几度言语挑唆，羞愤难当，当即自尽。蒙恬还不肯自尽，使者只好暂时留下李斯的舍人（秘书）监军，飞奔回李斯处报信。
尽管蒙恬还没死，但扶苏死了基本上也够了，赵高等人拘捕蒙毅，率巡视团回到咸阳。为了掩盖秦始皇已死的事实，赵高等人继续装出平时侍奉皇帝的动作，每天照常把食物送进车内，照常接受百官递送的奏章。赵高还把一种非常高档的食物——鲍鱼大量塞到车里。这当然不是孝敬皇上吃海鲜，而是因为当时天气很热，秦始皇的尸体很快开始腐烂，塞鲍鱼可以掩盖尸味。
呜呼！千古一帝，死后竟被臣子如此对待，不胜哀哉！
回到咸阳，李斯、赵高立即发丧，拥立胡亥，史称秦二世。胡亥就在这一帮人的导演下，稀里糊涂地被即位了。
传说中的暴政
提到秦朝，一般人第一印象是统一，其次恐怕就是暴政了。在后人贴给秦朝的标签中，有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万赵军，还有孟姜女哭长城，连《史记》的“焚诗书，坑术士”也被硬说成“焚书坑儒”，以起到把秦朝树为儒家社会公敌的作用。而秦始皇好歹还是一统华夏的千古一帝，功过两分，秦二世则完全成了纯粹的弱智二百五。
从现存史料看，秦二世确实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史书上只记载了他当皇帝后的几个弱智故事。比如秦朝规定上朝时要把鞋子脱在大殿门口。有一天，秦二世见那么多鞋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儿，突然跑过去踢得乱七八糟，在众人的瞠目结舌中轻松地说了一句：“没什么，好玩儿，哈哈哈！”
这段描写使一副顽童形象跃然纸上。政治是最严肃的游戏，秦二世作为皇帝，这种玩法就太儿戏了。而作为二世主的通病，秦二世沉溺富贵的问题也很严重。秦二世非常有志于度过一个精彩的人生，他曾问赵高：“人活在世上，如骏马穿过缝隙一样飞快。我已君临天下，想穷尽耳目所好，心志所乐，一直到死，可以吗？”赵高的回答很有水平，若按儒家传统，肯定说这是昏君的做法，贤主应该避免，他却说贤主应该这样做，昏君才必须禁止。原来他的考虑不是规劝君主，而是如何保障他达成这种心愿，只有他所谓的贤主才做得到，昏君这样做容易被人推翻啊！而赵高所提供的方法也令人发指，他说：“沙丘之谋受到很多大臣和兄弟怀疑，只有把他们全杀了，才能高枕无忧！”秦二世非常赞同，于是大杀重臣和兄弟。
第一个遭殃的当然是蒙恬。秦二世登基后其实真相已经大白，但手握三十万主力部队的蒙恬并没有打起为扶苏报仇、清君侧之类的旗号反对秦二世（其实是赵高），反而说：“我家三代为大将，我现在手握三十万重兵，论实力我完全可以发难，但是我遵守先人教诲，不敢忘了先帝。”于是服毒自尽，京城的蒙毅也被杀。对此，后世评价不一。比如司马光认为，蒙恬是秦始皇荼毒天下的急先锋，不仁不智，但谨守臣道，明知是无辜被杀，依然守死不贰，非常值得称道。也有不少人认为，不久后天下反秦，大多打的是为扶苏、蒙恬报仇的旗号。而蒙恬自己却不知道打这个旗号，主动就义，傻到了一定程度。不过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讲，蒙恬和商鞅的死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商鞅无法煽动商地的人随他造反，是因为秦人都已经转化为国家公民而非他的私有财产。同理，蒙恬是三十万秦军主将，但这三十万秦军绝非他私有财产，正常情况下归他指挥，要造反可就不行。
蒙氏被除后，秦室十二位公子、十位公主均被诛杀。之后秦二世认为达到了高枕无忧的境界，营造穷奢极欲的阿房宫供自己享乐。再加上秦始皇的骊山陵、长城等重大工程，据说让秦朝百姓过得很苦。唐代诗人杜牧用“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来形容秦朝统治者不断增长的剥削欲望与人民群众有限的生产力之间的深刻矛盾。很快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了，之后又引发了六国贵族大翻盘，英布、刘邦等各路英雄也烽烟并起，很快埋葬了大秦——第一个中国特色封建王朝。
后世很多人认为秦二世政治昏聩，导致强大的秦帝国二世而亡，在此，我们至少需要指出两点：
第一，秦二世算不上英主，但未必真是传说中的暴君，实际掌权的人是赵高。
第二，秦朝的灭亡未必真是出于所谓的政治昏聩，而是一次社会形态大转型中的波折，不是政治清明就能避免的。
先说第一点，赵高以阴谋拥立秦二世，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他。史载赵高用了一个非常拙劣的伎俩，他对秦二世说：“君王要保持威仪，就要让臣子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陛下不要当暴露狂，应居于深宫，由微臣等辅佐，这样天下都会称颂您为圣主。”
这是赤裸裸的篡权，智力稍微正常的人都不会信这种鬼话。但秦二世确实照这样做了，把行政大权交给赵高，这显然不是他真的信了赵高，而是明白赵高要篡权，为避免正面冲突而做的政治妥协。
屏蔽了皇帝后，丞相李斯就成了赵高最大的政敌。李斯是法家韩非子的弟子，是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的设计者，对秦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作过重大贡献，地位、威望不言而喻。赵高要想对付他，非常不易，李斯本人可能也这样认为。然而赵高是能让千古一帝死在臭鱼堆里，还假传圣旨，杀光他儿女的厉害角色。以赵高的道德底线，并没有丝毫对历史人物的敬畏，历史算个什么玩意儿？一个李斯又算狗屁！
赵高又一次运用贴身近侍的便利来对付李斯。当各地起义越来越猛烈时，李斯忧心忡忡，赵高趁机对他说：“现在局势紧急，我想向皇上进谏，但地位卑微，这应是丞相的职责啊！”李斯说：“我是想进谏，但皇上居于深宫，见都见不着，也不知何时有空，方便进谏。”赵高说：“方便时我立即告诉你。”李斯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然而李斯就上了赵高的当，赵高专挑秦二世玩得高兴时通知李斯来进谏，几次打断秦二世玩乐，李斯给秦二世留下一个讨厌的怪叔叔形象。然后赵高适时提出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地处陈胜、吴广起义范围，但他不主动进剿，似乎和义军有勾结。秦二世派人前去调查，李斯得知大吃一惊，才明白赵高要对付自己，连忙上书秦二世，说赵高是奸臣，并以当年田常作为齐简公相国，最后篡夺齐国的历史活剧警诫秦二世。结果赵高反咬一口，说自己是李斯唯一的忌惮，如果没了自己，李斯才要行田常之事。恰逢此时，李斯和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一起上书，要求暂停阿房宫工程，集中力量征剿盗匪（起义）。秦二世答复道：“我父皇并吞天下，无人不服。我登基才两年，就盗贼四起。各位不但不能镇压，还停止先帝的阿房宫，这是上无以报先帝，下不为朕尽忠，再当这个官干嘛？”于是全部免官下狱。
先秦士大夫视名节重于生命，为避免下狱，冯去疾、冯劫都选择了自尽。但李斯还抱有一线希望，先行就狱，在狱中向秦二世上书，大意是说：“我当了三十多年丞相，立下多少重要功劳，总结来说，新中国就是我建立的，希望您搞清楚。”如果秦二世看到这封上书，就算不被感动，也会考虑一下李斯的贡献，来个功罪相抵，轻罚了事。但赵高再次发挥近侍之便，扣住这封字字含泪、句句带血的狱中上书，又派了许多人装成御史、宦官去狱中问话。刚开始李斯都拼命辩解，以功高恳求秦二世饶恕自己，结果赵高反复这样弄了十几次，这些冒牌货只听不回声，弄得李斯莫名其妙。等到秦二世真的派人来问话时，李斯以为那些听筒又来了，不再浪费唇舌，使者只好回复李斯已无话可说。秦二世也只能认为李斯已经认罪，高兴地说：“还好有赵高，不然差点就被丞相给卖了！”
于是李斯以谋反罪被诛族，这位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最初设计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一个后人误认为是太监的佞臣给干掉了。
冯去疾、李斯死后，赵高独为中丞相，大权独揽。秦二世三年（前207），赵高做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测试——指鹿为马。
赵高指着鹿对大家说：“这是马。”秦二世虽然在权力上与赵高相比有着强烈的自卑感，那一刻智商上的优越感却油然而生，笑道：“丞相错了，谓鹿为马。”然后问左右如何。左右有些不说话，有些顺着赵高说就是马，有些说那明明就是鹿。
其实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那是鹿，赵高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明显的错误来测试大家——当他和皇帝的意见发生分歧时，而且他明显是错时，大家是否也会绝对服从他。测试后，赵高根据回答情况划分了阵营，回答是马的划入己党，不做声的居于中立，回答是鹿的就打压报复。秦二世也迅速从沉浸于只有自己智力正常的喜悦状态中回到残酷的现实里，但他确实没有办法，唯有老老实实躲进后宫，从此，致力于促进粮食消费，余事不问。
很显然，胡亥是名义上的秦二世，但实权在赵高手中。所谓的秦朝暴政，未必真该由秦二世负责，而秦帝国的整体崩溃，更未必是所谓暴政引起。
二世而亡不怨我
秦始皇在时，用严刑峻法将全国治理得服服帖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秦始皇一死，叛乱（起义）便风起云涌，最先揭竿而起的是著名的陈胜、吴广。陈胜、吴广是普通公民，他们的口号是著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一个反对人类社会划分阶级的政治诉求，这在中国先秦或西方封建社会都是绝不允许、事实上也不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不妨将其视为秦朝，也就是中国特色封建社会模式开启后，国家公民的第一次政治宣言。
但陈胜、吴广很快就被镇压，并未撼动秦帝国的统治基础，更多的是起了一个导火索作用，唤醒了原六国势力，这其中包括六国贵族和六国民众。
秦国统一中国后，要求全国都套用原秦国的社会体系，取消一切贵族特权，用统一的郡县制直接管理全国人民。显然这操之过急了，当初商鞅用了各种技巧才在秦国达成变法，现在要用严刑峻法强迫全中国人跟随，这当然可以成为六国旧贵族号召全民反秦的好理由。而由于秦朝不搞殖民，原秦国民众付出极大艰辛征服六国，却并未获得任何实惠。原六国民众虽然战败，却同样是国家公民而无须沦为奴隶分给原秦国民众。既然这样，原秦国民众还拼命支持你秦国干啥？你的国号更好听么？
陈胜、吴广打响反秦第一枪后，原六国贵族纷纷站了出来，恢复旧秩序的号召得到大多数人道义上的响应，大家共同推举楚怀王熊心为义帝（义是假借的意思，在此用法相当于义足、义肢），带领大家共同反秦，目标是废除秦朝苛政，取回六国故土。
由于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叛军很快发展壮大，而秦军主力一部分还在北方打匈奴，还有五十万大军正在征讨岭南。面对国难，这些部队都采取观望的态度，不回救咸阳。拱卫咸阳的只有王离、章邯等部，但人数较少，士气又低落。赵高又强征大量民夫，甚至组织刑徒充军，秦军士气和训练值被进一步拉低。
叛军中的原楚国旧将项羽最猛，直扑关中，王离、章邯率军迎战。项羽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更被后人吹成一代战神。其实论战斗力，在自商鞅时代传承而来的大秦锐士面前，什么西楚霸王，吸杵靶王还差不多！无非是秦国内政出了问题，秦军不愿打而已。项羽也深谙其理，必须速战速决，不然匈奴或者岭南的主力随便回来一支，他就真的会被秦军弩阵杵成靶王。所以项羽玩了一出著名的“破釜沉舟”：渡过漳河后砸烂自己的船和锅，不留后路，只用三天时间大败秦国刑徒和民夫大军，避免了真正的秦军赶来。
后人非常崇拜项王勇往直前不留后路的英雄气概，其实都被误导了。他不是不留后路，而是他本来就没有后路。要是他不能快速歼灭面前的王离部，稍微耽搁几天，秦国援军来了他一样是死。釜和舟本来就没用，所谓破釜沉舟只不过是用一种直观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所处的困境解释给他那些不太识字的士卒们而已。
项羽将民夫大军牵制于外围，另一位出身楚国平民的刘邦则趁机直捣关中，进逼咸阳。王离进退两难，干脆投降了项羽，咸阳方面更无力抵御刘邦大军，败局已定。
而赵高对秦二世采取隔离，不让外界给他通消息，但他似乎也嗅到风声，宣称做了个不吉祥的梦，到河边沉白马祭祀。赵高认为秦二世有脱离控制的倾向，决定把他除掉。赵高遣其女婿长安令阎乐去杀秦二世，又演了一出戏，谎称追捕盗贼，率兵冲入禁宫。
秦二世见阎乐带兵冲入，非常愤怒，连忙呼唤左右，谁知左右都不敢来保护他。秦二世表面上看是一个皇帝，其实，就是一个小屁孩儿。而阎乐表面上看是赵高的女婿，其实，他真的是赵高的女婿，随时可以取小屁孩儿的命。秦二世明白皇帝当到头了，只能向阎乐求情。阎乐说：“足下（不是陛下）这么无道，天下共讨，有今天是自作自受。”秦二世哀声道：“可以见见丞相吗？”阎乐非常干脆地回答：“不可！”秦二世又哀求：“愿得一郡为王。”阎乐还是说不可。秦二世又说：“愿为万户侯。”还是不行。秦二世只好说：“那就让我带着老婆回去当普通百姓吧！就像各位公子一样（‘比诸公子’，《史记》一不小心又露一马脚，胡亥其实并未屠杀诸公子，而是让他们当了普通百姓）。”阎乐说：“我受丞相之命，为天下诛足下，足下再多说，我也不敢汇报。”秦二世无奈，只好自杀，死后以平民规格葬于宜春苑（今西安曲江池南岸），在位仅三年，享年二十三岁。
秦二世崩后，赵高宣布现在秦国已经非常小，不宜再称皇帝，让秦始皇之侄（有史料称是其弟）子婴重新即秦王位。子婴对这个祸害秦室的奸臣恨得咬牙切齿，虽然他无法用正当方式免去赵高的权柄，但他至少还是个人，可以刺杀。赵高没想到君王也搞刺杀，被子婴轻易得手。子婴诛杀赵高三族，重新振作，继续抵抗刘邦，然而大势已去。秦军再败后，子婴封存皇帝印玺，向刘邦投降，秦王朝正式灭亡，持续仅十五年。
前进道路上的曲折
秦二世此人，无论是政治还是人生都堪称悲剧，后人常批评他昏庸，贾谊甚至痛骂其“人头畜鸣”。但这些批评都是相当苛责的。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历史，又有谁能够漂亮地走过那一道历史难关呢？
秦二世从头到尾都是赵高的一枚棋子，他到底有多昏庸？能流传下来的说法无非两种：一是赵高的说法，二是汉朝人的说法，谁能为他说句好话？而秦国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要直接推广到全国本身就不现实。虽然有些人强调楚怀王的联军是为了推翻秦朝暴政，但本质上他们是为了恢复六国旧秩序，这其实是开历史的倒车。但也必须承认，历史进行到这里就应该有一个回旋，一项全新的社会制度很难顺理成章地取代旧制度，前进道路上必有曲折。秦二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杯具，却遇到历史长河中这个回旋的巨浪，注定只能被彻底淹没。
秦朝二世而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过于严格和程式化，不懂得变通。比如秦国规定前往边境的戍卒须在三天内赶到，迟到者杀头。这在统一全国前的秦国范围内是可行的，但统一后仍要求为三天就不现实了。陈胜、吴广正是无法用三天跨越中华帝国广袤的国土，赶到遥远的边关，那就只好造反了。国家规模的突然变大还只是表象，更本质的是纳入了原来的六国，使秦廷治下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秦廷却没有作出相应调整，仍然坚持原来的管理方式，这必然产生悲剧。秦国本身是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也确实应该推广，但在具体执行时操之过急，推广失败。不得不说，这也是秦二世失败之处，他未能塑造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国家风格来适应历史前进的现实需要。
而下一位太宗，他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贤主之一，他的王朝国祚四百余年，他的国号成为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可以说，他不但塑造了一个王朝的风格，更塑造了整个汉民族的悠远气韵和民族性格。
第三篇 文景之治，大汉天威——汉文帝刘恒
太祖建国，三足鼎立
没错，汉朝刚刚建立就三足鼎立了。但这不是指三个国家，而是三股势力。
反秦联军推翻统一的秦王朝，将中国拖回了分封社会。但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这艘巨轮一旦起航，又有何人能够阻挡人类最大民族开往下一个社会形态那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尽管贵族们想要分封，但人民还是认为统一帝国更好，最终汉王刘邦击败楚王项羽，击破了先秦旧贵族的军事力量。汉高帝五年（前202），刘邦以秦制建立了统一的汉帝国，在长安即皇帝位，即为汉高帝。刘邦庙号是太祖，谥号高皇帝，是标准的开国皇帝谥法。五代十国有一位英雄刘知远建立后汉，他的庙号才是汉高祖。后人偶尔会将汉高帝别称为汉高祖，认为这是刘邦的庙号，以讹传讹了。
在建国前，刘邦为了击败强大的敌人，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我所用，为了争取英布、彭越等几股势力的支持，刘邦承诺建国后可以分封他们，甚至在建国后还分封几位皇子为藩王，镇守外藩，但这绝不等同于先秦分封制。
首先，汉朝虽然分封了国土给藩王，并给予了组建军队、征税等权力，但并未明确其国民的隶属关系，民众也都已经认同自己是汉帝国公民，而非哪位藩王的私有财产。没有这个社会基础，所谓分封不过是华丽的空中楼阁。
其次，这种分封显然是权宜之计，局势稳定下来后，汉廷就开始削藩。汉高帝末年，汉廷铲除了除长沙王以外的全部七家异姓藩王，仅保留九位汉高帝的儿子为王。长沙王也一直与汉廷相安无事，传五世后无嗣而终。汉高帝召集群臣杀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缩小分封的范围，尽管尚未彻底铲除分封，但方向非常明确。
可以说，汉代的政治特征是：门阀贵族仍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已经失去了正式的形式和社会基础，虽然事实存在，但重要性已经开始下滑，社会快速走向公民社会。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汉高帝驾崩，在位八年，在他身后留下了皇帝、功臣、后族三股主要的政治势力。
理论上讲，皇帝占据了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是帝国的主人。但皇帝脱离基层，所有政令必须通过多层传递，其实很容易被架空。而且相对于后两者，皇帝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个人的力量毕竟很难与团队抗衡，这一方理论上最强，实际最弱。在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平行化多向循环增量反馈系统集成式帝国下，想建立西方小国寡民的绝对君主权威，其实和直接民主一样是很不现实的设想。而功臣和皇帝相反，理论上不占据任何主权，但各位功臣总会培植起自己的一派势力，分别占据要害部门，掌握实权。功臣集团的弱点在于各位功臣没有固定联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竞争和牵制，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关系。这一方政治势力若能成团队则最强，反之则最弱。而后族则介于两者之间，在法理和道义上都有一定支持，人数也较多，可以形成团队，实力强于皇帝，道义强于诸臣，但反过来也可以说道义不如皇帝，实力不如诸臣。
在这三方博弈态势下，扬长避短最为关键。皇帝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大的优势是道义。汉高帝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推翻暴秦，翦灭诸侯，建立大汉，威震天下，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但他死后继位的皇帝显然没有这么强大的道义力量，年仅十七岁的皇太子刘盈继位，史称汉孝惠帝，高皇后吕雉为皇太后摄政。
吕后从实力上压制皇帝，从道义上压制诸臣，并大力提拔吕氏族人，形成强大的吕氏后族势力。吕后为控制皇帝，对亲儿子汉惠帝实施高压。关于这位悍母是如何从精神上虐待亲子，诸如请他观摩将戚夫人虐杀为人彘、强迫他娶自己的外甥女当老婆之类，要讲清楚可以另写一部专著，这里就不多讲了。已是成年的汉惠帝本来颇有志气，很想将汉朝建设成一个伟大的帝国，然而在亲妈的包办下，终日以泪洗面，更无从过问政事，最后只能将自己放逐到声色享乐之中，在位仅七年便驾崩，享年二十四岁。之后吕后立皇太子刘恭为帝，史称西汉前少帝，吕雉晋为太皇太后。四年后，吕后废黜前少帝并处死，立惠帝另一子常山王刘弘为帝，史称西汉后少帝。四年后，吕后驾崩，她的十五年统治终结。客观地说，这十五年宫闱之事不足称道，但社会发展其实还不错，尤其是萧何、曹参为相，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被视为贤相典范。这一段时间经历了三个皇帝，但太史公认为这三个都不是真皇帝，在《史记》中没有为他们撰写本纪，而撰写了《吕太后本纪》。应该说吕后的统治还是比较成功，各派势力表面上没有发生冲突，但这全赖于吕后这个兼掌道义与实权的人来维系，她死后各派必然失去平衡。
脆弱的权力真空
汉高帝驾崩前一年，身体极度虚弱，吕后其实已经开始摄政，铲除了汉初三大功臣：韩信、英布、彭越，震慑天下，剩下的功臣陈平、周勃等不得不臣服于这个强势的女人。
吕后虽然强势，但经过十五年苦心经营，吕氏后族仍没能做到扬长避短。皇帝虽然被压制，但名义上的帝位并未被篡夺；功臣们虽然暂时臣服于吕氏，但声威犹在，丞相、太尉等要职仍由王陵、陈平、周勃等把持，吕氏族人仍然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
吕后曾打算让吕氏族人封王，右丞相王陵非常正直地说：“当年高帝杀白马盟誓，非刘氏不能王，我们现在不能违背。”但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说：“当年高帝定天下，便让刘氏封王。现在太后称制，让吕氏封王，有何不可？”吕后听了很高兴，罢免王陵，重用陈平等人。散朝后王陵悲愤地说：“当年大家和高帝歃血为盟，现在高帝不在，你们就违背盟誓，死后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陈平回答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正直的当面争论，我们不如先生，但保全社稷，安刘氏之后，先生就不如我们了。”王陵沉默不语。陈平等通过这种办法保全了功臣集团暂时不被清理，吕产、吕禄等虽然获得王侯虚名，甚至掌握了驻京禁军，但仍未能染指丞相、太尉之职。
而陈平和周勃作为功臣集团的巨头也越走越近，曾互赠五百金为礼，明确为牢固的同盟。吕氏本来掌握实权，诸臣也不敢公开反对太后，但吕后为吕氏封王，突破了汉高帝定下的非刘氏不能封王这个底线，恰恰促使诸臣联合起来反对她。
大臣这个阶层自古便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集团，皇帝、人民或者其他势力都只能用道义来压制，使他们不能联合。只要他们掌握了道义或者联合起来，绝对没有任何势力能抗衡。吕后分封吕氏已经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现在他们要等的只有最后一件事：吕后驾崩。因为吕后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太后，相当于国君，暂时掌握着道义，但废除了分封世袭制，她不能再将太后身份移交给其他人，所以她一死，吕氏掌权的理论依据便消失了。
汉高后八年（前180），吕太皇太后驾崩，享年六十一岁。她临终前以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握南军；梁王吕产为相国，掌握北军；以吕禄之女为皇后，并告诫他们：“大臣们都不服吕氏封王，一定要据兵卫宫，不能离开皇宫为我送葬，始终掌控好小皇帝，以免被人所制。”汉军的北军拱卫京师，南军卫戍禁宫，总兵力七万，掌握南北两军便是以武力控制了汉宫。
然而天下大势岂是一句遗言可以控制。吕后一死，刘氏皇族必然要设法铲除威胁到皇位的吕氏，功臣集团也要消灭侵占了他们政治利益的吕氏。更由于有了违背白马之盟这个重大理由，两派自然而然地联合到了一起。
打响革命第一枪的是朱虚侯刘章。刘章是汉高帝庶长子齐王刘肥次子，一直是皇族的鹰派代表。刘章二十岁时，曾有一次吕后宴请宗室和外戚，请他当酒吏。刘章说他是武将之后，请以军法监酒，吕后随口就答应了。席间刘章和吕后探讨耕田，刘章说：“深耕密种，留苗稀疏，不是同类，坚决铲锄。”吕后听出话外之音，沉默不语。席间吕氏有一人醉酒离席，刘章追出去把他宰了，回来禀报：“此人擅自离席，已按军法处斩。”由于事前吕后确实授权他以军法监酒，只好接受这个事实，从此吕氏明白刘氏仍有人值得忌惮。刘章之兄刘襄继承齐王爵位，弟弟刘兴居封东牟侯，在禁宫值守。刘章妻子是吕禄之女，史载刘章通过妻子得知吕氏将作乱，于是率先发难。但吕氏族人都深知刘章是刘氏最强硬的鹰派人物，又怎会将阴谋提前告诉他家的人？这个所谓的阴谋显然和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是刘章为了挑起战端而捏造的，吕氏应该是遵照吕后遗诏，不会主动发难。
刘章派人偷偷出了长安，联系刘襄发兵西征，自己与刘兴居为内应，准备诛杀吕氏，拥立刘襄为帝。刘襄见有人要拥立他当皇帝，当然很高兴，但齐国相召平却是吕氏早就安排在齐国的人，他派兵把齐王宫包围起来，准备扼杀起义。齐国中尉（率领皇城禁卫军的将领，不是现在的排长）魏勃对召平说应由他率兵，有人劝召平说魏勃不是自己人，不能信，要赶紧没收他的兵权。但召平爱才如命，让主动投诚的魏勃行使职责。结果魏勃一集结部队立即就包围了召平的府邸。召平哀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然后自杀身亡。齐国迅速组织大军西征长安，刘氏诸王纷纷响应。
吕禄等人按吕后遗命固守皇宫，但此时必须应对齐楚等国，他们派出的是颍阴侯灌婴。灌婴在功臣集团内部地位不拔尖，所以后族认为他可以拉拢。灌婴奉命率军到了荥阳（今属郑州），他考虑以他的兵力，击破诸侯的乌合之众易如反掌，但这样对吕氏有利，危害刘氏。所谓功臣集团毕竟是刘氏而非吕氏的功臣，更何况他也不看好失去吕后的吕氏集团能最终获胜。于是灌婴在荥阳驻兵，与诸侯约和，但也不调头进攻吕氏，只说待吕氏内乱一并诛之，其实就是观望。诸侯也深知自己绝非中央军的对手，同意驻兵陪他一同观望。
灌婴临阵反水，但陈平、周勃仍未表态到底站在哪方。事实上他们的想法应该和灌婴差不多，内心倾向于支持刘氏，虽然他们高居丞相、太尉之职，其实没有任何实权（这就是他们反对吕氏的根本原因）。他们想出一计，劫持吕氏集团的智囊曲周侯俪商，强迫他儿子俪寄合作。俪寄与吕禄的关系很铁，向他献策：“陈平、周勃当年支持吕氏封王，说明他们心向吕氏，现在他们首鼠两端，不如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实权，就能确保他们站在吕氏一方了。吕氏三王去自己的封地，这样所有人都能服气了。”
吕禄这人也不知道脑袋是怎么长的，居然信了这种鬼话，宣布将兵权交给周勃，准备自去赵国封地。这遭到吕氏族人强烈反对，吕禄的姑姑吕媭大怒：“将军放弃了自己的兵权，吕氏今天完了！”周勃得到兵柄，立即前往接收北军，但北军中的吕氏势力以周勃无将印为由不许他入营。这时周勃只好又派俪寄游说，俪寄对吕禄说：“现在天下大乱，足下要赶紧把将印交给太尉，自往封地，不然就有大祸！”吕禄被唬住了，交出将印。周勃一进入北军军门，就下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周勃毕竟是威震天下的开国大将，虽然久不掌军，但在汉军中仍占有崇高的精神地位，现在又有将印在手，士卒们纷纷左袒表示愿随他为刘氏效忠。
现在功臣集团掌控了北军，但南军仍在吕产控制下，吕产控制着未央宫的皇帝。此时外地的刘氏诸侯已经向吕氏宣战，但京师的皇族尚未表态。陈平从中协调，请刘章前往协助周勃，表明了皇族愿与功臣集团一起绞杀吕氏的立场。刘章亲率北军攻打皇宫，击败吕产的南军，最后在郎中府的厕所里杀死了吕产，首战告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