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少帝直到南北两军火并都始终没有表态，刘章杀死吕产后才派使者持节劳军。刘章还想抢夺节仗，但使者坚决不肯，最后刘章把使者抬上车，载着他走，相当于抢到了节仗。正是看到皇帝节仗，北军士气大振，大破南军，阵斩长乐卫尉吕更始，攻入禁宫，彻底消灭吕氏势力。接下来捕杀赵王吕禄、燕王吕通，废黜吕后的外孙鲁王张偃，将吕氏门人，无论老幼一律诛杀。
主角出马摘桃子
现在，皇族和功臣共同的敌人——吕氏已经消灭，该分蛋糕了，这也相当微妙，搞不好会再来一次动乱。
核心问题是谁当皇帝。汉少帝这位吕氏拥立的小朋友不太可能保住皇位了。大家当然很容易找到他其实不是汉高帝子孙，实为吕后找来的冒牌货的证据，废黜了他。那么齐王刘襄便是最具资格继位的人，他是汉高帝长孙，而且打响了革命第一枪。但是，功臣集团另有打算。
功臣集团之所以反对吕氏，正是因为吕氏太多族人抢占了他们的权位。而齐王手下也有一大票能人，尤其是他的弟弟刘章、刘兴居铲除吕氏立下大功，齐王一旦即位，这两位难免要谋求丞相、太尉之职。这不但没有为功臣集团拓展势力，反而连陈平、周勃的老本都要赔进去，那不行！现在功臣集团必须全力阻止齐王登基。他们的做法是：首先，灌婴召见了齐国的大功臣魏勃，然后对外宣称此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个鼠胆英雄，罢免了他；然后，功臣集团大肆散布齐王的岳丈驷钧是个相当强悍的人，齐王一旦即位，驷钧必然成为又一个吕后的言论。
这两种说法都是莫名其妙，毫无依据，但言者愿信，信者愿听，很快成为共识。功臣集团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说法，阴谋召代王刘恒来即位。
刘恒，是不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对了，就是标题里面汉太宗的名字。之前发生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刘恒始终没有出现，那是因为他确实没有实力出现。刘恒和刘邦不同于一般父子，他们没有一起享过天伦之乐，刘恒最多只能算是汉高帝和薄姬共同研究人体美学的一个副产品，现在他镇守偏远的代国，属于被人遗忘的角色。然而，正是因为他现在的弱势，使得他成为功臣集团的最终选择。来当皇帝的人越弱势，留给功臣集团的空间就越大。功臣集团冒死诛杀吕氏，不是为你刘家做善事，而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力空间。
刘恒得到诸臣召他去即位的邀请，非常疑惧，召亲信商议。郎中令张武等认为：“功臣集团都是一帮当年跟高帝打天下的大将，多诈谋，这些年表面安静，只不过是畏惧高帝、吕后的威势。这次诛杀诸吕，喋血京师，还说要拥立代王，太不可信了，最好称病不去，静观其变。”中尉宋昌则认为：“汉朝的根基已经稳固，除掉吕氏，功臣集团自己也不可能当皇帝，他们中就算有人有此心，民众也不愿跟随，他们还是必须立一个刘氏的皇帝。高帝的儿子现在只剩下代王和淮南王（齐楚等王都是孙子辈，儿子辈大都被吕后铲除了），代王年长，更有资格，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应该把握。”
刘恒也确实动了心，又与母亲薄氏商议，后派薄氏之弟薄昭前往与陈平等人接洽。陈平等人大表忠心，最终刘恒决定前往长安即位。刘恒只带了张武、宋昌等六人，这当然不是他不提拔自己人，是因为带多了陈平他们不干。虽然是要当皇帝了，但刘恒依然相当冷静，或者说是疑惧，到了长安以东的高陵县又停顿下来，派宋昌先去长安。陈平率全体臣僚出迎，以表诚意，刘恒终于比较放心地进了长安。周勃跪献天子符玺，率众恳请代王刘恒即位，刘兴居带兵将汉少帝驱逐出宫。当晚，刘恒便要入住未央宫，但是守卫说：“天子还在，足下现在进来算什么？”刘恒没有办法，只好又去叫周勃。周勃下了一道军令，守卫才离开，刘恒终于入住未央宫。当夜，刘恒迫不及待地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事；又分头派人贬黜汉少帝，诛杀梁王、淮南王等几位对皇位有威胁的刘氏近亲。
这下勉强可以放心了，刘恒连夜赦告天下，即位登基，即为汉太宗孝文皇帝，史称汉文帝。
如果从戏份上讲，汉文帝似乎比秦二世强不了多少，都是被即位的。仔细看还不如秦二世，人家好歹还亲自参与了沙丘之谋，而且确实是秦朝的二世。而汉文帝不但是汉朝第五位皇帝，而且刘氏、吕氏、功臣集团斗得你死我活时他一丁点儿发言权都没有，斗完了主角才出马——来摘桃子。说穿了，秦二世还是骗了个皇帝当，汉文帝则完全是捡了个皇帝当。
但是，汉文帝也有比秦二世强的地方，那就是秦朝二世而亡，昙花一现。大汉却国祚绵延，完成了中华帝国的第一次成功塑型，真正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恢弘绚丽的篇章。
所以，刘恒才是太宗系列的佼佼者！胡亥，只不过是他的陪衬和铺垫罢了。
微妙博弈
汉文帝元年（前179），刘恒当上了皇帝，但是他也明白，这是宗室和功臣集团联手做掉吕氏后分蛋糕的一个妥协产物。汉文帝一方面要和他们小心相处，一方面要做个好皇帝，争取民众和舆论支持，才能保住这来之不易（其实也很容易）的皇位。而不管他如何小心，蛋糕就那么大，人人都想多分点，不说斗争，博弈总是难免的。
汉初三大政治势力中，首先，吕氏后族已被铲灭。
其次是宗室。齐王刘襄三兄弟吃了大亏，明明出力最多、实力最强，结果被老奸巨猾的老将们阴了，肯定咽不下这口气。事实上齐王真的没咽下这口气，当年就气死了。汉文帝二年（前178），刘章被封为城阳王，刘兴居封济北王。很快刘章便病薨，年仅二十一岁。如此生猛的一个猛男竟如此容易地死了，显然是城阳王这个最终报酬和他的期望值相距太远。汉文帝三年（前177），文帝亲征匈奴，刘兴居觉得有机可乘，起兵叛乱。汉廷以柴武为大将军，旋即讨平，刘兴居被俘后自尽。汉文帝六年（前174），除文帝外，高帝仅存的另一个儿子淮南王刘长也准备叛乱，但还没动手就被发觉，被削去王爵，在发配途中郁郁而终。
显然，刘兴居和刘长这两位小兄弟起兵叛乱，是犯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错误。他们认为外镇藩王实力还是不错，有那么一星半点的机会和中央军对话，诸王围剿吕氏成功就是明证。然而当时铲除诸吕，诸王只不过是起了个导火索的作用，诱发功臣集团起义，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周勃夺取北军军权。刘兴居撇开功臣，单独向现任皇帝挑战，无异于自寻死路。其实吕后执政十五年，刘汉宗室已被摧残得不轻，齐王三兄弟死后，宗室中更无强人，所以汉文帝面临宗室一方的威胁并不大。除了坚决镇压主动造反的两位，汉文帝尽量封赏其他幸存宗室，甚至包括齐王兄弟、淮南王的儿子都还袭爵，做到了恩威并施。最后，汉文帝预立长子刘启为皇太子，以绝其他宗室成员对帝位的念想。
著名公共管理学家贾太傅贾谊上《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这可不是讲社会治安的文章，而是议论如何建设一个治理安定的中央集权帝国。贾谊敏锐地指出，不要认为诸侯和皇帝之间的血亲关系能保障忠诚，根本还在于实力，所以要削夺诸侯的实力，措施主要有两条：
第一，要让诸侯的王国分封给多名子孙。这样就会让诸侯国越分越小，实力便越来越弱。
第二，朝廷要掌握诸侯国丞相、太尉、太傅等要职的任免，而非由诸侯自己掌握。这种上级搭建下级领导班子的思想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先秦诸侯国是诸侯的私有财产，诸侯一人由周天子分封，之下便由此人全权任免。而现在上级不仅要任免下级的一把手，还要搭建整个领导班子，有效保障了层级权力控制。
当然，贾谊还说漏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秦朝留给汉朝的是一个中国特色封建社会，斩断了人身依附关系，诸侯无论怎么分封，都只能代管汉帝国公民，就算有一些死忠的将相，却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民，无法与合法的中央政府对抗。
最后来看实力最强的功臣集团。功臣铲除吕氏，目的就是做大自己的权力蛋糕。吕后最亲信的左丞相审食其自然要倒台，按说原太尉周勃应该递补为左丞相，但陈平说周勃功劳比他大，于是让他当右丞相，自己当左丞相。原大将军灌婴升任太尉，中下层大量吕氏族人和亲信被清理，空出很多位置来给大家当，目的基本达到。
汉文帝很承周勃的恩情，对他非常恭敬，这个武夫也愈发得意。郎中袁盎劝谏汉文帝要注意君臣之礼，说周勃也只不过尽本分，现在就这么骄横，皇帝还那么纵容他，不可取。于是汉文帝改用正常的君臣之礼，让周勃感到很大压力。有次上朝，汉文帝突然问周勃：“今年全国有多少刑狱？”周丞相当众说不知道。汉文帝又问：“那今年的钱谷收支多少？”周丞相又不知道，惭愧得汗流浃背。汉文帝转问左丞相陈平，陈平从容道：“刑狱问廷尉，钱谷问治粟内史。”汉文帝说：“那你是干嘛的呀？”陈平更从容地说：“我是宰相，辅佐天子，总揽政务，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散朝后周勃惭愧地说：“你怎么不教我呀！”陈平笑道：“你当个丞相，却不知道丞相该干什么。就算你记住全国一年刑狱多少，如果又问你长安一年刑狱多少，你怎么回答？”
周勃终于明白自己根本不适合当丞相，又有人劝他功成身退，免招日后祸害，于是周勃挂印而去。汉廷并未升陈平为右丞相并另补左丞相，而是让陈平专为丞相。不过只过了一年多，陈平病卒，周勃继为丞相。但他当了不到一年，汉文帝说：“朕诏令列侯到封地上去，丞相应做表率（周勃有绛侯爵位）。”于是周勃再次免相，到了绛县。不久有人告发周勃谋反，廷尉将其逮至狱中审理，周勃四方打点，动用了他当年和薄昭的关系，才免于获罪。出狱时，在狱中受尽狱吏折磨的周勃感叹道：“我曾率领百万大军，今日才知狱吏的金贵啊！”这一段在史书上记载的很简单，但其中隐藏了一些重要信息。首先，周勃第一次辞相未必是出于自愿，很可能是受到汉文帝和陈平的联合算计。汉文帝想罢免这个骄横的功臣，陈平也想独相，他明知这个武夫不适合当丞相，却故意推他为首相，然后在朝堂上与皇帝默契地让他汗流浃背，无地自容，最后顺理成章地罢免了他。这样汉文帝除掉了一个功臣，陈平也争取到了独相，可惜没活多久，否则很可能也要专权。其次，陈平死后周勃继任，既说明周勃本身还是很想当丞相，也说明实力毕竟很强。但不到一年，汉文帝又罢免了他，这十个月势必有许多精彩的明争暗斗，可惜史书已无详载。但结果是明确的：陈平、周勃均退出朝政，汉初功臣集团基本消停。
至此，汉初三大政治集团总算决出胜负，政权基本集中于皇帝，汉文帝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一场了。
三大贤君，文景之治
明末大儒王夫之、朱国祯都曾纵论中华两千年帝国时代，分别提出了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三位贤君，人选完全一致，可见这三位是众望所归，无可争议。
这三位中就是——“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汉文帝因为沾了文景之治，名气还稍微大点，后两位估计80%的中国人都没听说过。而即便是汉文帝，在绝大多数国人心中，恐怕也很难挤进前十，更遑论三大圣君了。这其实是现代人考量贤主的标准发生了嬗变，现代人看历史，只记得秦皇汉武并吞天下的卓越武功，只记得万卷战史中鲜血书就的胜利篇章，只记得苍茫荒原上白骨铸造的功勋铭台，却不知自古的人民（包括自己）要的不是这些，而是相对宽松的生活。更何况，要成就秦皇汉武的伟业，难道真是靠一两个皇帝的雄才大略？还是靠厚实的国力基础？而国力当然不会是雄主们自己雄出来的，大多是前代仁君给他们积累的。
从儒家传统审美观而言，汉文帝是一个相当标准的仁君——仁慈、节俭、勤政、爱好和平、轻徭薄赋；而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而言，也堪称治世能人。
首先，中国人最讲究自上而下的表率，皇帝身为国家元首，个人德行自然会成为全天下的表率，这方面汉文帝堪称无懈可击。
汉朝以孝治天下，认为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伦常，只有孝行天下，才能使每个家庭太平，每个家庭太平了，天下才能太平。所以除太祖高皇帝和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外，汉朝每位皇帝的谥号都加了一个“孝”字，以视对孝道的高度重视。汉文帝不仅是汉朝皇帝孝道的典范，还是后世所有皇帝的楷模，是唯一一位被收录进《二十四孝》的皇帝。该书记载，有一次薄太后生病，汉文帝亲自服侍，目不交睫，衣不解带（眼睛不闭，衣服不脱，通宵服侍），所有汤药必须亲自尝过后才给老娘吃。久病床前无孝子，一般人服侍老人，短时间还行，时间长了就很难坚持，但汉文帝整整服侍了三年！更何况他还是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皇帝啊！
其实在孝道问题上，汉朝有一个重大的先天缺陷——刘邦在建国前曾与项羽鏖战，其父刘太公不幸被项羽所擒。项羽把刘太公绑在大锅上威胁刘邦，刘邦却从容道：“我们是结拜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要煮你爸爸，就最好给我分一杯羹。”且先不论刘邦这种言行是否为军情所迫，不代表真实情感，总之汉朝的高帝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这非常不利于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但汉文帝以他真诚的孝心感动了天下，甚至感动了素以铁面无情著称的中国史官，感动了从此以后每一位读史的后人。他不但以身作则，成功塑造了汉朝仁孝的民风，更使孝道观念深刻融入中国社会的文化血脉，使这种美德成为中华民族传承万世的精神瑰宝。
既然说到孝道，就顺便提一下汉文帝的私人感情。汉文帝的姻缘可谓是上错花轿嫁对郎，吕后这个当妈的很开放，曾一口气给每个儿子辈的诸侯王送了五个姬妾！清河郡（今河北清河）一位佳人窦氏海选入围，关于具体送给哪位诸侯，她本人填的志愿是离家很近的赵国，结果不幸被工作人员错送给了代王刘恒。刚开始窦美人肯定很郁闷，所幸代王特别喜欢她，要真送给赵王还就未必。但她并不知道这仅仅是好运的开端，不久，原来的代王后病薨，窦姬幸运晋级为王后。按说这已经赚大了，但好运还没结束，代王后来幸运地当上皇帝，窦王后又晋级为皇后。别急，更可怕的好运还在后头，众所周知，后妈和发妻的嫡子之间的关系相当难处，更涉及到皇位继承的难题。但幸运之神实在是太眷顾窦美人了，继用自然法则解决掉她的情敌后，又用同样方式打包解决了情敌的四个儿子！为了给未来的窦太后让路，四个健康活泼的皇子自动消失。窦姐，你是不是开了作弊器？
除了皇后，正史和野史都鲜有提及汉文帝的其余后妃，倒是提到他是一个双性恋。汉朝皇帝公开宠爱男人的很多。汉哀帝刘欣有一次与男宠董贤同眠，到了上朝时董贤还在酣睡，他倒是不用去上朝，但他压到了汉哀帝的袖子。汉哀帝又不忍叫醒熟睡中的美人，于是取刀割断袖子方才离去，演绎了一曲“断袖之恋”，成为同性恋千古绝唱。其实就连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刘彻也是双性恋，他的男宠有的在后宫为他舒缓繁忙工作带来的疲劳和压力；有的还既爱红装又爱武装，披挂上阵痛杀匈奴；还有的孤胆万里出使西域，使大汉天威传布四海。啊！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时代，真不愧为汉武雄风，连男人都这么……
汉文帝用良好的德行树立了仁君的形象，然后就整顿法制，使全国上下令行禁止。汉文帝启用张释之为廷尉，掌管最高司法。张释之是个相当正直的官员，曾任公车令。公车令不是管公交车的，而是掌管宫门警卫和礼仪。张释之上任不久，就遇到太子和楚王进宫，按礼仪该在司马门下车，但这哥俩图方便，坐着车就进去了。因为是太子，所以没人敢管，可张释之就要管。他立即冲上去把他们揪住，弹劾他们不守礼仪。太子大吃一惊，居然还有人敢管老子！但薄太后和汉文帝闻奏后，非常恭敬地免冠来见，承认教子不严，然后下特赦令才让太子进宫。汉文帝看到张释之正直，于是提拔他为廷尉。
不久汉文帝出行，路过渭桥。有个人从桥下飞驰而过，汉文帝的马受惊差点摔下来把贤主变成先主。警卫当然去把这人抓起来，扭送至廷尉处理。张释之按律判处那个人罚金。汉文帝勃然大怒：“这家伙惊了我的马！所幸御马温和，不然摔都摔死了，你才判他罚金？”皇帝是真动怒了，如果是个奴才官，估计就顺着皇帝的意思改判重刑了。但张释之不为所动：“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规定就该这么判，如要改判重刑，就是法律不能取信于民。如果当时您就派兵把那人杀了，也就算了，但既然发到廷尉这里，就必须按法律办！廷尉掌管着天下的公平，一旦出现偏差，人民还不手足无措？”汉文帝沉思良久，答道：“廷尉确应如此。”
惊马案还只算是张释之在司法界小试身手，接下来又遇到一桩更严重的案子——有人盗窃了汉高帝长陵中的玉环。这下好脾气的汉文帝也被气得跳脚了，立即列为挂牌大案，很快破获，把窃贼交至廷尉重处。张释之按律判死，汉文帝咬牙切齿：“连高帝的陵庙都敢偷，还有没有人道？你才判个死刑？这次我把他送到廷尉就是要诛他全族！张大人，你现在这么做咱们可对不起汉室宗庙啊！”张释之也知道严重性，免冠顿首，郑重道：“法律规定盗窃宗庙该判死刑，现在已经够了，不能以您的喜怒增加判罚。如果盗窃宗庙就要诛族，那要是有人取了长陵的一抔土，又怎么加刑呢？”两人争辩许久，直到汉文帝渐渐息了怒，才同意依法判处死刑。
显然，汉文帝这个仁君也不是没脾气，人在盛怒时很容易不理智，只是受制于法律，才避免了冲动。可皇帝没有上级权力制约，一旦盛怒，如果身边的人都顺从，就会照办，造成很多冤案。只有张释之这样正直的人身居高位，不盲目服从皇权，才能监督皇帝，度过暂时的盛怒，回归理智。当然，圣君与贤臣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是个暴君，并且为所欲为，张释之自己都已经死了n次了，哪里还能主持司法公正。所以，汉文帝和张释之、宋仁宗和包拯、明孝宗和李东阳，他们总是在史书中联袂出演，并非偶然！
汉文帝又废除先秦以来的各种酷刑，如割鼻、挖膝、肉笞等，更重要的是废除了罪犯终身为奴和罪犯连坐全家没入官府为奴的法律，进一步扫清了先秦遗留的社会人身依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进步。
而在礼法方面，汉朝的先天缺陷也很大，这个号称与罗马帝国在东西方交相辉映的中华帝国，其实是刘邦这位亭长从乡下带出来的草台班子。刘亭长当了皇帝后还往大儒帽子里撒尿，出行坐的马车四匹马颜色都不一样。而直到汉文帝时，周勃这种斗大的字也只能勉强识一箩筐的大老粗还能当丞相，可见素质教育状况堪忧。
汉初大家都是粗人，还可以互相忍受一下，但到了大文豪贾谊，他就不太好忍了。贾谊的《治安策》和另一篇更著名的《过秦论》都恳切地谈到礼法建设工作，提出汉朝最起码应该重新确定德性和主色调，不能一直跟着秦朝尚黑。“德性”这个概念大家千万别以为是口语里“瞧你那副德性”的“德性”，而是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所谓五德和阴阳五行相对应，每个王朝对应五行中的一种，还蕴藏了王朝兴替的神秘内在联系。虽然中国人也不是很信这类东西，但能装酷也是一种功能，聊胜于无。比如周属火德，色尚红；而水克火，所以秦就属水德，色尚黑；汉朝刚建立时没有立即确定德性，服色礼仪继承了秦朝的尚黑传统，上朝时黑压压的一片。贾谊则提出土克水，所以汉朝应属土，色尚黄。这个问题汉朝争论了很久，因为各种理由改过很多次，直到东汉才确定下来——我大汉属火（被秦朝克）。
而关于治国的基础思想，中国自古都不提倡一元论，也从未进入宗教社会，但官方总会有一个倾向。秦朝是明确的法家统治，但深受后世诟病。汉初儒家和道家都极力想站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汉高帝虽然对叔孙通、陆贾等大儒不甚恭敬，但还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努力推广儒式思想体系。而汉文帝却似乎更倾向于道家，他认为春秋战国数百年，人民受尽苦难，秦朝虽结束战乱，实则对人民压榨更加严酷，现在人民要的是休养生息，于是决定以德治国，与民生息。与民生息其实不难，只要国家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四处征战、进行重大工程，行政机构不要乱花钱——总之就是不要，国家不要做这些事情，人民自然就得到了休息，这便是道家“无为而自治”的思想。
汉初推崇“无为”思想的最佳注脚其实还不是出现在汉文帝身上，而是前代的汉惠帝。萧何是汉初第一名相，制定了汉朝的行政体系框架，将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社会欣欣向荣。汉惠帝根据萧何临终的推荐任命曹参为丞相，但曹参整天喝得大醉，基本不理朝政。汉惠帝刚开始认为是暂时现象，可曹参日复一日，汉惠帝实在忍不住了，前往请教曹丞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曹丞相醉醺醺地说：“皇帝小朋友，你没事干了怎么就来打搅曹叔叔喝酒？”汉惠帝压住火：“当初萧何推荐曹先生为相，我也任命了，但先生现在这样是不是有点辜负我们的信任？”曹参笑道：“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当皇帝的水平比高帝如何？”汉惠帝连忙道：“那我是不如的！”曹参又道：“那你又觉得我当丞相的水平比萧何如何？”汉惠帝小心道：“据说也要差那么一点点。”曹参哈哈大笑：“那不就对了！你不如高帝，我又不如萧何，那他们定下的规制我们又何必要去改动呢？”汉惠帝恍然大悟，不再过问，曹参也继续大醉。朝政根据萧何的设计继续良好运转，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被誉为管理学的一层极高境界，也是道家思想的一次绝佳范例。
当然，完全不改也不可能，不然就成了故步自封，皇帝、丞相什么都不管也略显夸张，“萧规曹随”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告诫后世的公共管理者不要像太甲反伊尹那样，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而把国家折腾来折腾去。历史上汉惠帝、曹参、汉文帝的名气不如汉高帝、萧何，但他们没有为了超越前辈而故意折腾，而是甘于寂寞，默默继续执行既定国策，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汉武帝一改汉初“无为”思想，改用儒家“大有为”思想，成就一世伟业，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称，功业之巨在太祖高皇帝之上。然武帝一朝使中国十室九空，人口减半，文景之治的百年积蓄一扫而空。所以，每当后人景仰汉武大帝的赫赫声威时，切莫忘记其背后还有亿万子民的艰难呻吟，更莫忘这种瞬间的厚积薄发离不开前代的默默积累。
确定了好的思想、文化和法律基础，汉文帝这才开始大力整顿财政经济，在这方面，文景之治是后世王朝一致称赞的标杆。在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下，汉文帝包括其子汉景帝坚持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农税从十分之一降到十五分之一，后来又降到三十分之一。汉文帝十三年（前167），汉廷下诏全部免去田赋。汉朝和后来主要靠工商业收入的宋朝完全不同，田赋是财政收入的大头。汉文帝勇敢地免去田赋，带头节衣缩食，还亲自参与耕耘，正是他这种仁君气度，受到时人和后世的景仰。
贾谊的《论积贮疏》指出：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只有生产力发达，人民才能幸福安定。但汉代没有袁隆平，也买不到金坷垃，更不搞转基因食品，农业靠天吃饭，难免会有收成不好的年份，一旦打个仗，军粮的缺口就很大，所以国家必须要有积贮，这就必须以农为本。贾谊还着力强调农业才是社会的根本，从事农业的人是“自食其力”，从事工商业的人是“末技游食”，要让这些人力资源尽量回归到农业这条主线上来。
贾谊的观点无疑是当时把握国民经济命脉、支撑社会生产力基础的至理名言，农业当然是当时最根本的产业，也是支撑中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庞大帝国的基石。不过最后一句略显偏激，而且太有勇气了。贾谊说只有农业是自食其力，其他人是吃闲饭的，他自己显然不是农民，那他算什么？不过，这里我们不是想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实现原理来批判两千多年前的贾谊，恰恰相反，是要批判那些批判古人的现代人。
有些现代人说贾谊以农为本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落后局限性，甚至上升到中华民族农耕意识的层面，而贾谊那句对工商业人士不那么推崇的评价，更成为许多人认定中国不能从农耕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著名论据。
只能说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堪称奇葩。
在汉代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当然要鼓励人力资源向这个最根本的产业聚集。工商业自然有其重大意义，但至少在当时并不值得挪用发展农业的稀缺资源去发展它。这就好比一个人在读小学时就该集中精力，勤练四则混合运算，而不应该好高骛远地去学高次方程。当然，如果他到三十岁还不会解一元二次方程，那确实是他初中没学好。但初中没学好又岂能怪小学学得太好？汉初定下重视农业的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背景的。何况也从来没人说过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进步。事实上，到宋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已经不是农税而是工商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中国开始走出农业社会，渐渐进入工商业社会，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也作出许多适宜的调整和尝试。
即便是汉文帝本身，在狠抓农业中心工作的同时，也大力促进商业。汉文帝开山泽之禁，允许百姓到原来专属国家的山川河海开采矿产渔盐，促进了工商业发展。汉文帝还废除关传制度。传是由国家签发的一种过关凭证，凭传才能通过各种关卡。汉文帝废除此制，民间资本可以在全国市场自由流通，有效消除了地方保护和贸易壁垒，“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最后必须提到汉文帝的货币金融体系。我们现在经常在古装戏里看到男主角一出手就摸出几十两银子，或者皇帝大笑一阵，豪迈道：“赏你黄金万两！”然后，一个老太监笑眯眯地捧着满满一盘金元宝塞到主角手里。首先，这些编剧同志应该科普一下物理常识，好歹换算下一两折合多少克，再算算一万两是多少千克，老太监捧不捧得动；其次，中国自古是一个贵金属匮乏的地区，金银成为通货是明朝中后期的事了，在宋朝开始发行纸币前，中国一直铸造铜铁货币，从未将金银作为通货；最后，即便是明朝后期开始使用白银通货，一年的国库收入也才二百多万两银，几十两银子是多么恐怖的购买力，怎么会有人随手就摸得出来？
秦汉以来中国一直使用铜铁货币，汉文帝朝经济大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而且自秦以来币制非常混乱，市场上半两、八铢、榆荚、五分等各种货币混杂使用。如要大刀阔斧整顿，势必伤害到许多既得利益，一不小心，政权就会从内部崩溃。其实，这从来都是一个大型帝国最严重的内患，远比边境上的游牧部族可怕，强势时如汉高帝、吕太后，都未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两千年后，蒋委员长派大公子蒋经国到上海滩整顿金融秩序，口号倒是很豪迈——“专打老虎，不拍苍蝇”，最后还是向黑白两道的金融巨鳄们服了软，拍点苍蝇了事，民国的金融秩序继续滑向深渊，最终全盘崩溃。那么以仁君著称，甚至不敢对匈奴说一句重话的汉文帝呢？
在这里，汉文帝要教育您——什么叫仁君。所谓仁，与软弱无关。
仁君不敢对匈奴说一句重话，那是因为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无法剿灭匈奴。如要以强硬对待，吃苦头的不是皇宫里的皇帝，而是被驱往战场的百姓，所以仁君能够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屈尊于未开化的部落面前。反观某些所谓强国，无故向其他国家的人民举起屠刀，目的只是为了降低石油巨头的原油成本。而金融寡头们翻云覆雨，制造金融黑洞，吞噬人民财产，强国不但不制止，他们捅了娄子还想方设法用纳税人的钱去“输血”“救市”，不敢说一句重话。
仗势凌人，不是真正的强者。
顾全大局，不能称之为软弱。
仁君很清楚，什么是需要他个人委曲求全的，而什么是需要他拿刘汉江山来拼的。
汉文帝这位不以强大战功著称的仁君，在金融方面做出了一个后世绝少有人敢于效仿的勇敢举动——实施反格雷欣法则。
格雷欣法则亦称劣币驱逐良币，即指金属货币体系下，如果货币由政府统一铸造发行，政府规定的金属货币只要票面价值相同，不足两的（劣币）与足两的（良币）购买力相同（可自由兑换）。那么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流通货币会越来越不足两，发行者（政府或银行家）通过不断用劣币兑换良币，从民间搜刮财富。长此以往必然是国家信用丧失，货币体系崩溃，俗称亡国。但如果政策反过来，铸币权下放到民间，并且不硬性规定良币与劣币等值兑换，就会出现相反情况——铸币者为了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将自己铸造的货币发行出去，必须尽量改进铸币品质，形成良币驱逐劣币，即为反格雷欣法则。
秦汉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尤其是强大的汉初功臣集团迫切希望能从这个大蛋糕中分得最大的一块，而他们与富商巨贾也结为利益共同体，他们相信，一个摘桃子的小皇帝是不敢，更没有必要来触碰他们这块利益的。
但是，他们错了。
汉文帝顶住了各方压力，坚决实施币制改革，规定汉朝的钱币以四铢钱为标准（一铢=0.651克），允许私人铸币。
金融杠杆的作用非常强大，汉朝的经济很快欣欣向荣。发行货币能够带来巨大利润，富商们纷纷投身此业，汉朝的货币金融体系快速发展起来，大量优良保值的货币流通于市。这样人们都可以充分发挥才能，创造财富，而不必担心什么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导致辛苦攒下的财富自动缩水。正是有了这样优良的经济血液，才能推动文景之治的大发展、大繁荣。
此事史称“汉文天铢之湮杀地盘”，遗憾的是汉代史官经济学基础太差，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场改革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实则是一场精彩的暗战，留下的史料和时评太少。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各方利益博弈的游戏托盘中盛有四海之财，却系于一发之际。皇权、相权、民权都小心游走在最敏感的私处，却非要去挑动对方最根本的利益命脉。非常幸运的是，汉文帝是最后的胜者，他不但没有因此丢掉汉室江山，还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文景之治，造福了一世之民，更将自己的名号永远铭刻在了万卷青史的最耀眼处！
岂止是汉文帝啊，中华帝国的三大仁君都有过战场上的难堪纪录，汉文帝不得不向匈奴送出女眷求和，宋仁宗对西夏遭受“陕西三大败”，明孝宗更未能在瓦剌身上取得哪怕是一场值得吹嘘的大胜。
但是，汉文帝敢于改革汉初币制，剥夺官商们的经济特权，还富于民。宋仁宗只因不能为民解难，于一日之内将四名宰相全部罢免。明孝宗更是向强大的明朝文官集团宣战，彻底整顿盘根错节的明代官场。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这些都是所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流做不到，更没胆量去碰的事情！
北方的草原很危险
汉文帝用道家清静无为的治理思想，必然不会是一个开疆拓域的雄主。然而完全不打仗也是不现实的，尤其当蒙古草原上的匈奴（Hun）开始崛起时。
匈奴不是和秦汉一样的国家，它其实只是草原上诸多部落之一。后来通过战争，使其他部落臣服，也没有像炎黄那样合并成一个部落，而是形成了一个共同攻守进退的部落联盟。各领主继续领有自己的私有部落，但领主本人有义务听命于匈奴部的首领——大单于。后世经常为了渲染这种部落联盟的强大，将其称为匈奴帝国、突厥帝国，法国史学家格鲁塞还将他们的故事编著成一本《草原帝国》。其实这仅用于形容其强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帝国。
虽然蒙古草原的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谈不上先进，但掌握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马。
马是冷兵器时代骑兵必备装备之一。作为一种生物，马适合生长在高寒地带，喜食干草，绝大多数汉区都不适合养马。蒙古草原是马匹主产地，蒙古马种的质量显然比不上中亚或更西方一点的阿哈尔捷金马（汉语称汗血宝马）和阿拉伯纯血马。但蒙古马吃苦耐劳，极易大量繁殖，草原游牧部族不需要掌握太高的畜牧技术就可以放养出大量马匹，用以组建至少在数量上很庞大的骑兵军团。所以，这些草原部族一旦联合起来，将是非常可怕的军事力量。从汉代的匈奴起，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北方草原的边患成为每个中原王朝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中原王朝形成统一之前，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汉人自己打得不亦乐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秦汉以后，汉民族形成统一汉式帝国，游牧部族反而成了严患。其实这正是因为汉人的文明在进步，游牧部族也在跨越式发展。
首先是技术方面，周代游牧部族逐渐掌握了大规模放牧的技术，才能组建较大的马队，而汉代匈奴从西域学习了初步的锻冶技术，开始使用金属武器。不过汉初匈奴主要以兽皮甲和兽骨箭镞为武器，相当落后。最重要的技术跨越则是马镫，马镫是骑兵史上划时代的发明，使骑士和战马融为一体。马镫发明前，骑士无法在马上坐稳，要想发挥马力的威力就必须配备工业化产品——战车，这显然超出了游牧民族的能力范围。而马镫发明后，一人一骑就取代了战车，骑兵从此驰骋战争舞台上千年。不过马镫发明的确切时间还有争议，大概是在汉代，也可能更晚。
除了科技，更重要的是组织管理。秦代以前汉人没有形成统一帝国，草原上更是一盘散沙，游牧部族成千上万，无数马匪比战国七雄打得还欢。正是匈奴部的头曼单于、冒顿单于等强势领主树起赫赫声威，才将这些部族整合到一起。虽然还只是部族联盟而非帝国，但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三十万马匪一旦组织起来还是很恐怖的。
那么汉初面临的匈奴到底有多强？
这样比方吧，汉初汉军大概相当于北京市公安局，匈奴帝国则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有人就奇怪了，北京市公安局连个地级市城管局都搞不定？别忘了匈奴最大的优势，就是想打就打，打了随时跑。草原那么大，他随时出一支马队到一个边城来收摊——也不占领，收完摊立马就走，等你北京市局的步兵赶到，早就没影了。反过来组织大规模兵团深入草原讨伐匈奴却不太现实，一则草原太大，找不到敌人；二则过于深入容易被马匪切断补给线；三则中原王朝出动大军攻入草原，他反正没有城市，你要践踏草场请便，我自领军趁机攻入中原——放心，也只是抢一把，不会占领国土，但你也不可能不回救，你要是回救我又没影了。所以针对这三点，从战国的燕赵等国起，历代中原王朝大都要修建长城，以对抗游牧部族。
虽说组织大军讨伐草原性价比很低，但严打总是有用的。狠打他一次，很长时间内他都不敢再来。就算不能狠打人家一次，也不能让人家狠打自己一次，所以就需要嫁几个公主给人家……但就算嫁公主，前提也还是要打得赢，不然人家可以直接来抢，无需你嫁。
汉文帝还算幸运，秦始皇赔上基业，修好了长城留给他用现成的。汉高帝亲征匈奴，遭遇白登之围，靠给冒顿单于的老婆行贿才捡回一条命。后来冒顿单于又写情书挑逗寡妇吕后，大政治家吕后忍一时之气，低声求和，但将此列为国耻，遗命子孙定要雪耻。汉文帝登基时，汉朝已经册封了好几个宫女冒充公主嫁到匈奴去了，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和平。汉文帝手持吕后雪耻的遗训，但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方面是要执行与民生息的政策，不愿轻开战端；另一方面是时机确实还不成熟，要实力积累够了才能打。
为了积累实力，汉文帝、汉景帝一方面对匈奴委曲求全，送钱送女人，开放贸易。匈奴有了钱和女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打劫的冲动就克制了很多。而且通过贸易，匈奴可以买到盐、铁、布等物资，一旦开战就买不到了。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贸易能够交换比较优势，使每个人的情况都更好（剥削式的不对等贸易除外），匈奴通过与汉人和平贸易，比打劫更能促进本民族的文明进程。
另一方面，汉文帝也绝非老好人，和平发展的同时，也在整军经武。汉朝采取全民兵役制，寓兵于民，每位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不过汉文帝把秦朝十七岁开始服役，每年一番的政策，改为二十三岁开始服役，三年一番，已经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文帝朝兵役制度执行得很好，汉军的指挥、训练、后勤、装备体系建设卓有成效，为后来汉武大帝麾下那支所向披靡的铁血汉军奠定了良好基础。汉文帝还在西北边境开设了许多马场，并鼓励民间养马。据粗略统计，最多时官马便达四十万匹。汉武帝征讨匈奴的思路就是以骑制骑，不仅是冲锋在前的那一小部分战马，负责后勤保障和轮休所用的马匹更是多如牛毛，如果没有汉文帝的积累，这样的战争简直无法想象。
所以汉文帝包括后面的汉景帝朝，汉帝国始终没有和匈奴，也没有和其他任何人大动干戈，直到汉景帝朝后期的七国之乱，汉军才真正面临大战考验。如果非要挑汉文帝开疆拓土的功绩，勉强只能算上对南越的和平收服。
上一篇讲到天下反秦，项羽、刘邦直逼咸阳，但秦朝正规军都在外地不回救，这其中最大一支有五十万人，正在征讨南越。南越包括现在的岭南和越南北部，当时的广东环境气候非常恶劣，但秦朝君臣志在开疆，派出大军，建立桂林、南海、象三郡。项羽、刘邦逼近咸阳时，南越部队的主帅任嚣病卒，赵佗继为主帅，但是身为秦宗室的赵佗没有回救，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直到子婴出降，楚汉争霸，赵佗凭借手中的兵力在天南自立为帝，定都番禺（今广州），建立南越国，即为南越武帝。
南越国号称“东西万余里”，其实并不大，但易守难攻。为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汉高帝、吕后都曾对赵佗威逼利诱。赵佗高瞻远瞩，看清形势：所谓威逼，无非就是派兵来打，但南越以前秦锐兵守岭南地利，无惧汉军；所谓利诱，请问又有什么利能比当皇帝更诱人？汉高帝曾派大夫陆贾出使南越，赵佗一度接受册封，对汉称南越王，但对内仍称皇帝，保持着独立王国。吕后摄政时双方关系紧张，汉朝派大军征讨，可惜还没过岭南就病死一大半，就更不可能取胜了。有了胜仗做后盾，赵佗底气更足，不但重新称帝，而且周边很多归附汉朝的南蛮部族纷纷转投南越。文帝继位后积极改善关系，派人修葺赵佗在河北的祖坟，又派陆贾再度出使，反复交涉。最后穷鬼皇帝赵佗终于被诚意所感，再次撤去帝号，接受册封。从此双方相安无事，保障了汉帝国南方边境的安宁。直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朝大举讨伐四边，才将南越国彻底攻灭，改制成郡县。
身后是——汉并天下
汉文帝后七年（前157）六月，汉文帝驾崩，享年四十七岁，在位二十五年。无疑，汉文帝是历史上最值得景仰的好皇帝之一，他的个人品行、治国方针几乎无懈可击，受到后世一致推崇。更重要的是，他身后这个帝国，是中华民族走进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后，第一个长期稳定的王朝。秦朝虽然完成了第一次形式上的统一，但由于理论过于超前，脱离了时代，以致二世而亡。尤其可怕的是，由于秦朝的失败，天下人对皇帝制度（郡县制的汉式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产生了严重怀疑，回归商周诸侯封建制的呼声很高。而汉王朝在秦朝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了一个既符合民族性格，又适应历史阶段的汉式帝国，有力地维护了历史车轮继续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