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隋唐官制中的最高领导层呢？按理说就应该是尚书令、中书令和侍中三职，似乎又和汉晋的三公一样了，但三公分管行政、军事和人事，在各自领域拥有很完整的权限，而三省并无特定权力领域，只各自掌管行政程序中的某个环节，这显然是有本质区别的两种行政权限划分方式，是公共管理科学的一个飞跃。至于六部和周代六官的职能相似，我想一个国家主要就是吏、民、礼、兵、刑、工六事，所以六部难逃六官的格式，甚至现代我们也可以找到组织部、发改委、宣传部、国防部、政法委和规划委来对应这六方面的工作，但很显然本质又早已飞跃。
三省六部的划分方式部门分工更明确，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降低了权臣专权的概率，是科层制管理体系的一次伟大创举。旧制整个政府由丞相一个人说了算，军队由太尉一个人说了算，皇帝很容易被架空。而三省六部制划分了行政决定的环节，规范了权限衔接，使程序中每个环节的权限都缩小，自然每个人专权的概率就降低了。相对而言，尚书省实权最大，总揽六部基本上也就总揽了朝政实务，尚书令很接近丞相。对此，隋文帝规定尚书令不实授，左右仆射共同主持尚书省实际工作。后来，中书令、侍中也都成为虚衔，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主持两省实际工作。核心权力部门长官名不副实，相对分散了权威，从此形成了重要职务不设正职，而由左右副职共同主持工作的惯例。当然，久而久之，左副职自然就成为一把手，比如到宋朝已经公开将尚书左仆射称为首相，但这种名不副实的一把手终归比名正言顺的丞相弱势一些。
当然，宰相不容易专权了，皇帝本人也不容易了，新制皇帝的权限也受到了极大限制。隋文帝时形成了报批制和常务委员会制的雏形，这种模式比三省六部的外在形式影响更为深远，真正传承至今。
以往只要三公九卿忠于皇帝本人，皇帝可以通过他们比较自由地接受报告和下达命令，而从隋文帝起报批制渐成主流。三省六部制要求行政事务均由六部出台初步方案，依次上报给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和皇帝。现在递送奏章的就不是个人，而是部门，报送的意见代表了一个部门的正式决议，权威性大大提高，就算是上级也不太好意思否决。而且在这种机制下上级一般只能被动接受报上来的方案，批示权仅在同意和不同意之间。比如皇帝或宰相想要任命某人为某职，这必须由吏部报上这样的任免方案，再由宰相报给皇帝批示同意，如果吏部不这样报，或者宰相不予转报，那就无法正式任命。
常务委员会制度的雏形也在隋文帝时发轫，由于三省六部制要求以部门而非个人名义上报和批复文件，便形成了部门常委会议决的形式。各部门的常务委员会一般由本部门的主要领导组成，比如六部由本部尚书、侍郎、郎中组成；尚书省由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组成，俗称八座。国家最高领导层则由三省长官作为宰相，加上副官一般有七八个人，一起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组成最高一级常务委员会。常委会上每位常委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最终必须形成统一意见上报或下发，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行政决定机制从此也成为中国公共管理者最常规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以部门而不是以个人名义形成的集体决议权威极高，包括皇帝也难以对抗，极大地降低了个人（权臣）专权的概率。据传，上帝曾说：“要有光！”政事堂经研究决定“不批准”，于是就有了黑夜。
隋文帝草创了报批制和常务委员会制，但还算不上完善，在此后还会继续发展完善，不过这种行政决定的思维方式从此便深刻地融入了中国的公共管理科学之中。
为避免独裁专制和草率错误，隋文帝还设置了新的监督机制。门下省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监察作用，方式也极具中国特色。门下省居于皇帝—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部门这个行政审批链条的中间，如果认为下游上报的奏章不对，可以驳回，那如果认为上峰下发的草诏不对呢？当然也是驳回，还有个专门术语叫封还。一道合法的诏书不但要由皇帝发出，还必须由中书门下副署才有效，各部门才能依法执行，所以门下省堪称掌握了行政审批的咽喉。门下省内设四名中层干部称给事中，可以无条件封还圣旨，到明朝发展为六科给事中，派驻到六部实施更深入的行政监察，这个品级并不太高的官职日后会经常在历史舞台上扮演明星角色。隋文帝设门下省本意是限制各部门权力，但客观上也限制了皇权。中国皇帝宁愿自己牺牲一部分权力，以形成和士大夫之间的相对均势，这是通过让渡部分皇权来增强皇位稳固的一种权谋，但客观上也促进了行政体制的规范发展。
除门下省外，中国的行政体系一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汉晋的御史台主管察举人才，兼有监察职能，实际相当于现代的组织部。三省六部制察举人才的职能转移到了尚书吏部，御史台开始成为一个纯粹的监察机构。隋唐御史台的分量还不算特别重，后来宋明御史系统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将不亚于宰相甚至皇帝本人。
除了行政运行机制面目一新，这套官制还有一个隐藏的政治意义——军队公有化。以前太尉是可以和丞相分庭抗礼的重臣，现在兵权归于兵部，兵部尚书只是一个部门领导而非国家领导。军队的具体指挥仍依靠职业军人，但军队的人事、编制、后勤、装备等的大权则掌握在了兵部的文官手中，极大地加强了军队公有化。一支完全公有的正规军，比领主将军们拼凑在一起的私兵要强大、规范得多。
第二是地方官制问题。秦分为郡县两级，管理力度不够，汉朝增设州一级，但州一级的权力又太大，这个矛盾隋文帝如何去解决？
隋文帝首先尝试缩小州的范围。汉朝一州可辖上百个县，相当于周代一个诸侯国，隋朝一州只辖十余个县，便难以自立。但这样中央直管的州就太多了，于是设行台尚书省，管辖一大片地区。行省和中央的尚书省结构基本相同，长官为行台尚书令。这些行省都是中央暂时派驻在地方的执行机构，比一般的州郡更容易撤并，强调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为巩固宗室势力，第一批行台尚书令都是隋文帝自己的儿子。其中在并州（今山西太原）设河北道行台，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在成都设西南道行台，蜀王杨秀为尚书令；在洛阳设河南道行台，秦王杨俊为尚书令。
开皇二年（582），宗室大将杨尚希出任河南道行台尚书省兵部尚书。经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工作，杨尚希认为天下州郡过多，“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建议撤并州郡。隋文帝采纳意见，取消了郡一级，撤并了许多州，形成中央—行省—州—县的区划方式。但事实上，现在的州就相当于以前的郡，现在的行省又相当于以前的州。这一次地方行政改革其实没有太大实质性改变，唯一的效果就是相对降低了一级地方政府的独立权限。因为隋朝确实太短，所以未能在此问题上做出太大突破，唐宋两朝并未继承行省制度，元朝却重拾这个并不太成功的尝试，清朝至今又使用省，很容易给人一种传承千年的错觉，事实上隋文帝的地方官制变革算不上很成功。
第三是门阀世族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更本质，隋和秦很相似，又一次走到了人类社会文明形态飞跃的节点。六百年前那个用青铜铸就，如铁山般刚强的大秦帝国没能承受住社会大变革的巨大冲击，二世而亡，那么隋文帝呢？
应该说隋朝北方已经形成比较成功的公民社会，而隋朝建立的政治基础却是关陇门阀。杨忠本人算是关陇门阀的一员，但他并非西魏首批八柱国，只能算独孤信势力的一个分支，远远不够格当关陇门阀的总代表。只不过后来杨坚当了国丈，协调好了鲜卑贵族和汉族关陇门阀的关系，才得到共同认可，由他带领关陇门阀推翻了鲜卑贵族。但现在他们拥立的隋朝反而要来削减他们的世袭特权？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隋文帝一大著名历史功绩便是开创了科举制。其实关于第一次科举到底发生在隋文帝还是炀帝朝这个细节，史学界还有争论，但隋朝的基本国策是大力打造平民社会，抑制贵族特权则基本没有争议。科举制的原型是九品中正制，但九品中正制尚未形成平民入仕的良好机制，反而成为门阀打造家族势力的工具，历经多年曲折发展，至隋终于发展成比较成熟的科举制。
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下诏民间推举人才，称为举人。隋文帝刻意强调举人来自民间，不分门第，选拔标准是要有真才实干。举人是国家察举人才的盛事，人人都要尽忠负责，当选的直接授官。隋文帝规定每州每年“贡举”三人，入京再考试，根据成绩录用为官。后来隋文帝将“贡举”分为十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这在精熟于应试教育的现代学子看来，似乎不那么规范。尤其那个“膂力骄壮”，怎么看都不像正规国家考试，后来隋炀帝设“明经”“进士”等科，进一步规范了这项国家考试，而“贡举”和“分科取士”便合称科举。
科举制开辟了一条平民入仕的道路，按隋文帝的设想，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平民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僚队伍，逐步排挤门阀贵族，形成一个完全平民构成的职业文官政府。这种想法当然很好，但能实现吗？至少当时还不行。因为读书的成本很高，平民连买书都困难，脱产读书的机会成本更消耗不起，所以读书基本上还是贵族的专利，当权贵族更不会允许大量平民来抢位置。隋唐的科举基本上还是贵族内部的选拔竞赛，但至少明确了一种以才干而不以门第选士的公平竞争机制，终会发展成更公平的社会体制。
隋文帝大刀阔斧改革官制和人才选拔机制，尽管问题还很多，但在当时已经取得不错效果，国运日隆，现在就该去完成下一个目标——中华帝国的再次统一。
再造华夏的不世奇雄
从汉末算起，中国人民已经在浴血乱世中浸泡了近四百年，人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国家能重新统一华夏神州。
江南六朝一般不能指望，南方多丘陵，气候潮热，交通不便，人口稀疏，而且缺少马匹和铁矿，史上少有从南方统一北方的例子。而北方的鲜卑王朝摇摆于汉化和胡化之间，最终还是要胡化，实施民族差别管理，大家也不太愿意接受。这时隋朝出现了——一个北方的汉族王朝，大家再没理由拒绝了。
当时南方还有两个国家：陈朝和西梁。西梁是当初南梁被陈霸先篡位后，萧氏皇族建立的一个小国，后依次为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首都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北朝一直将这个小国作为与南朝的战略缓冲，让它保持独立政权。现在隋文帝要统一天下，就不再需要这种国中国了。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隋廷直接宣梁后主萧琮入朝，封为莒国公，当做闲人养起来，原梁国地区改制为州县。
而陈朝的实力就要强得多，须调大兵讨伐。隋文帝即位初，隋陈双方就沿江淮布防，形成战略对峙。首先进攻的竟然是陈。开皇元年（581）九月，陈朝右卫将军萧摩诃出兵淮南，将军周罗睺攻取战略要地胡墅（今江苏六合）。隋以尚书左仆射高颎节度诸军，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为行军元帅南征。隋军水陆两路皆占优势，陈宣帝又在这个关键时刻驾崩，陈朝连忙归还攻占的土地，低声求和。隋文帝以“不伐丧”为由允和。有些人认为隋文帝很无聊，其实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隋文帝早已决心一统，重建正规的中华帝国，所以要遵守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给天下人做表率。当然，另一方面是时机还不够成熟，北方的突厥还不稳定。
接下来几年，隋军每到江南农忙时就大举集结，做出南征姿态。陈朝人口少，只好让精壮男丁荒废农时应征入伍，这时隋军又不来了。几年下来，陈朝经济大受影响。隋廷则在襄州（即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城区）设山南行省，秦王杨俊任尚书令；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淮南行省，晋王杨广任尚书令；蜀王杨秀继续任西南道行台尚书令，对江南形成战略合围。
开皇八年（588），隋文帝下诏南征。诏书表达了隋王朝统一祖国的决心与信心，并痛斥陈后主陈叔宝荒淫无道，抄送了三十万份发到江南各地，一时人情震恐。
隋军以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郡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名义上以晋王为总指挥，实际上尚书左仆射高颎任晋王元帅长史，行台右仆射王韶任司马，为实际总指挥。隋军分八路进击，杨广出六合（今江苏六合），主攻陈都建康（今南京）；杨俊出襄阳，攻湖广；杨素率水军自巴峡出永安（今重庆奉节），顺江而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今湖北黄冈蕲春县）；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今安徽庐江），攻长江要塞采石矶；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今江苏苏州），攻建康门户京口（今江苏镇江）、瓜洲（今江苏扬州市邗江区，与京口隔江相望，即王安石诗中“京口瓜洲一水间”）；韩擒虎、贺若弼两路军都是杨广攻建康的辅助；青州总管燕荣率海军出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泛东海进击。隋军共出动总管九十人，兵五十一万八千人，西起巴蜀，东至沧海，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
这么大排场陈朝君臣是不是应该吓得尿裤子？恰恰相反，陈后主和他最宠信的都官尚书孔范淡定得让人淡疼。这位孔范是位文艺青年，所以和陈后主性情相投，尤其喜好军事文艺。陈朝边将向朝廷告急并上报应急方案。陈后主却淡定地说：“王气在此，北齐来了三次，北周来了两次，无不摧败，他来又有何用？”孔范说：“长江天堑，自古隔断南北，今日敌人还想飞渡？都是这些边将想领功，夸大其词。哎！我常嫌自己官小，又没有立功的机会。敌人真要渡了江，我定能混个太尉当！”
孔范是标准的军事文艺青年，并不真懂军事，他和很多人一样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长江是隔断南北的战略屏障。殊不知自古隔断南北的并非长江而是1000毫米等降雨量线，相当于秦岭—淮河一线。此线在长江以北一点，线南气候潮热，北方来的人马都很难适应，而密布的水网也不允许军队快速机动，所以北方很难突破；而南方缺少马匹和铁矿，地形又不便于大规模集结，贸然进入辽阔的中原基本上也是送死，所以前机械化时代就成为了南北分界的战略均衡线。而长江，不但不是天堑，反而有利于大规模运输，难以防守，只是因为和秦岭—淮河一线很接近，所以常被误认为是一条战略均衡线。所谓守江必守淮，淮河才是守住江南的前线，长江只能作为守淮的靠山，本身并不可守。而陈朝无视专业武将的建议，很文艺地守住了长江，未战先败。
果然，隋军推进过淮南，一些来自高寒地带的军马就热死了。孔范听说，惋惜道：“这是我的马，怎么死了呀？”陈后主也被他这种高度乐观的革命精神所感染，哈哈大笑。
隋军开动后，杨素率先大胜，控制了长江上游，各路军进展都很顺利，但重点还在于主攻建康的杨广、韩擒虎和贺若弼三路。杨广率隋军主力进驻六合，牵制住陈军主力，韩擒虎、贺若弼两军则各显神通。隋军常年在边境恫吓陈军，本意是荒废陈朝的农时，但还有个附加作用就是麻痹陈军，让他们失去敏感。于是贺若弼买了许多江南民船，陈军不知道，一直以为隋军没船。趁陈军麻痹，贺若弼用买来的民船突然渡江，快速攻克京口。而韩擒虎更是率五百精兵，夜袭采石矶，攻占了建康上游最重要的战略渡口。这时陈后主终于知道事态严重，下诏亲征。都被围起来了，请问还要征往何处？骠骑将军萧摩诃两次请求趁贺若弼的前锋立足未稳将其打退，陈后主都没有批准。结果杨广、韩擒虎、贺若弼三路会师建康，陈后主吓得日夜哭泣，却拿不出一点办法。
孤城内陈后主召开军事会议，左卫将军任忠提议：“进攻的客军贵在神速，防守的主军贵在持重。建康的积蓄足够支持许久，现在应该避敌锋芒，切断各路隋军的联系，时间一长，不战自退。”这确实是很科学的建议，但陈后主觉得这种仗打一天都够他受得了，还拖那么久怎么受得了？而热血尚武的文艺青年孔范更不可能接受这种孱弱退守的战略。陈后主说：“不如让萧郎（摩诃）一击制胜。”孔范说：“请决一死战，当为官家燕然勒石！”
“燕然勒石”是一个不错的典故，东汉车骑将军窦宪曾穷追匈奴，出塞三千里，兵至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令中护军班固铭石以纪。从此，“燕然勒石”便成为中华武将豪迈情怀的一个代称。文艺青年孔范连黄河都没见过，现在更身陷重围，马上就要倒灶还能把豪情迸发至传说中的燕然山，真是令人佩服。关键他自己不是武将，他的豪情是让人家萧郎出去送死。
不过武将要现实一些，任忠叩头苦请不要冲动。从来忠心耿耿的萧摩诃更说：“从来上阵，都是为国为身，今天也得为为妻儿。”萧摩诃说这话据说是因为察觉了陈后主和他老婆私通，但主要还是因为知道不能出去送死。陈后主好说歹说，还出了很多钱，终于让大家勉强出战。但这种状态哪还想赢，尤其是孔范一触即溃，当场逃窜，陈军被贺若弼轻松击败，萧摩诃被擒。
任忠赶紧跑回去对陈后主说：“官家可以消停了，臣已无能为力。”陈后主拿出两麻袋金子，让他募人死战。任忠虽然刚说要降，但钱太多了，没办法，只好先不降，用这笔钱募来一员勇将为陈后主死战，而这员勇将当然就是他自己了。另一方面韩擒虎则趁贺若弼正在痛殴陈军，率轻军直入。面对韩擒虎的突袭，任忠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也算是精神层面的死战，值回了陈后主给他的钱，可以投降了。任忠引韩擒虎入陈宫，众将见任忠都已投降，一哄而散。
陈朝马上就要倒闭了，尚书仆射袁宪要求陈后主正衣冠、御正殿，以当年梁武帝见叛臣侯景的格式接见韩擒虎，虽败却莫失了皇帝的尊严。但陈后主从来就没有过皇帝的尊严，又何来失尊？他从御座上疾驰而下，飞出殿门，抛下一句话：“不能跟敌人硬拼，我自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找口井躲起来，这真是又丢脸又没用，后舍人夏侯公韵挡住井口不让进，陈后主争了好久才如愿以偿。后来隋军来了，叫井里的人滚出来。陈后主镇定自若，丝毫不惧，屏气凝息，假装没人。隋军又喊：“不出来就丢石头了。”陈后主赶紧出来，随行的居然还有张丽华、孔贵嫔两位宠妃。逃命不忘带红颜知己，文艺青年就是讲情义！
随后杨广、高颎入建康，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受到天下称赞。上游还有许多陈军在抵抗，陈后主手诏投降。至此，自永嘉之乱以来，二百七十八年的南北朝终于结束，隋朝完成了祖国的再次统一。
不过事情还没那么简单，可能是灭陈太容易，偌大的江南一口消化不了，产生了不少后遗症。隋文帝平陈不久，江南就爆发了大规模叛乱，隋军剿灭这些叛乱比攻灭文艺青年还要辛苦十倍。
不过隋文帝没有盲目用兵，而是静下心来思考：隋朝作为一个汉族正统政权，富裕发达，江南人有什么理由不买账？
这其中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最本质的一个还是和六国反秦相似——反秦的主要是六国贵族，人民是被煽动的。现在反隋的也不是渴望太平盛世的江南百姓，而是南朝世族。
这些门阀世族历经汉晋数百年，大浪淘沙，能留下来的都非常强势。而经过三百年乱世，法制礼仪都已疏乱，世族大家更无拘束，过得何其滋润。现在隋朝重振礼法，更要推行新的社会形态，加强中央集权，削夺世族特权。比如任免地方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漠视门第的取士法则、导孝为忠、拔高国家观念而降低家族观念、均田制、输籍定样等，这些都是江南门阀不愿接受的。
不同于生硬死板的秦朝，隋文帝采取了温和措施，以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取代越国公杨素主政江南。杨素是隋初第一名将，但其凶残嗜杀常为人诟病，他虽能快速镇压武装叛乱，却无法根治江南的社会问题。而杨广之妻是原西梁宗室，杨广长期担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并主持了平陈战役，与江南渊源颇深，更深谙怀柔治民之术。杨广上任后根据江南实际，采取了很多折中办法，安抚江南豪族，渐渐使局面趋于平稳。有研究认为，隋朝以均田制为基本国策，这正是江南世族最反对的，所以终隋一代（其实时间也不长）似乎都没有在江南强制推行。正是这种治国理念缓和了江南世族的抵触情绪，使广大的江南地区重新融入祖国大家庭。
而平陈之后，隋军缴获了陈朝宫廷内从晋宋遗留下来的乐器和乐师，隋文帝视察后感叹：“这才是华夏正音啊！”组织南北两岸的乐师共同研究礼仪器乐，恢复华夏正音。隋文帝又组织浩大工程，把南朝库府中束之高阁的礼乐典章全部拿出来重新研究，并广泛推行。隋文帝令右仆射苏威著《五教》教谕人民，并设专职人员考核学习成果，“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又令礼部尚书牛弘主编《五礼》，促进了儒家礼教的一次腾飞。并出巨资向民间求书，大量散失在民间的经典著述又重见天日，使几乎断绝的儒家文明得以延续。隋文帝的一系列措施使儒家礼教在迷失数百年后重光于世，在华夏正统观念的引领下，大江南北才终于开始走向真正的融合。
很多人只看到隋朝五十万大军踏平江南，只看到国土重新归于一个政权。殊不知，奥斯曼苏丹用巨炮轰开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再将脱离罗马帝国的领土全部占了回来，但这并不是罗马的复兴，恰恰是终结。同样道理，仅仅统一版图绝非中华帝国的真正复兴，华夏正统的浴火重生才是真的再造神州。
超级大国的草原攻略
历代中原王朝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方向是北方草原，隋朝也不例外。南北朝无数游牧部族南下淘金，去了的没一个能回来，但草原生生不息，总会有新的部族填补前人留下的空隙。
南下大潮中最后一个离开草原的部族是拓跋鲜卑，走后草原上崛起了一个强大的部族——柔然（Roen，亦译蠕蠕、茹茹、芮芮等）。柔然的起源很复杂，汉文史料称其是匈奴、东胡、鲜卑和塞外杂胡后裔的说法均有。西方有人称其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后裔，也有人认为柔然即是后来与贵霜遗部共同依附于东罗马的阿瓦尔人（Avars），起源于北回归线内太平洋西岸，因不堪极地海洋气候，迁徙至内陆。
柔然的部族首领称作可汗（Khan），以后大陆中部游牧民族大多都认同可汗是最高领袖的意思，纷纷效仿，成为一个经典的领主名号。柔然可汗以柔然本部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汗国，统治了蒙古草原，经常袭扰拓跋鲜卑的北魏。5世纪初，魏太武帝（拓跋焘）猛攻柔然，大军横扫漠北，许多小部族也遭到无差别攻击。受到灭顶之灾的各部族只好纷纷逃附柔然，这其中就包括生活在今甘肃平凉一带的阿史那部落。传说阿史那氏的祖先曾被敌人追杀，只剩一人为母狼所救，并与母狼生下许多小孩，繁衍出一个民族，所以该族以狼为图腾。阿史那酋长投奔柔然时带了五百户人家，由于精于锻造，被安置在阿尔泰山南麓做铁匠，被柔然人称作锻奴。由于阿尔泰山形似兜鍪，于是这个部落被称作突厥（G ktürks）。
经过百余年惨淡经营，阿史那土门成为首领时，突厥已然不弱。土门志向远大，先是向西魏进贡，得到认可，然后趁西方的铁勒部进攻柔然本部时伏击，将铁勒五万余户并入帐下，实力暴涨。土门宣布脱离柔然，自称伊利可汗。伊利可汗向柔然可汗阿那瓌求婚被拒，于是发兵击败柔然，威震草原。伊利可汗卒后其弟阿逸可汗继位（《周书》称是其子乙息记可汗阿史那科罗，应该有误），又大破柔然。阿逸可汗卒后其弟木杆可汗（阿史那俟斤）继位，并于梁孝元帝承圣元年（552）彻底攻灭曾经的草原霸主柔然。之后，突厥西逐嚈哒，东伏契丹，横绝大漠天山，无人敢撄其锋，大小部族纷纷臣服，并得到中原西魏和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正式认可。从此，突厥汗国成为这片草原新的主人。
木杆可汗在位二十年而卒，其弟佗钵可汗继位。佗钵可汗号称“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北周、北齐为取得突厥支持，争相讨好，不断送钱、送公主。佗钵可汗得意地说：“我南边的两个儿子很孝顺，不担心受穷了。”
佗钵可汗在位十年而卒。根据游牧部族兄终弟及的习惯，突厥第一代领导人都是舍子传弟，第一代死光了再传回最早那个可汗的儿子。佗钵可汗准备传给木杆可汗之子阿史那大逻便，但领主们觉得大逻便的母亲太低贱，不服气，更愿拥立佗钵可汗之子阿史那菴罗。当初伊利可汗东征柔然，其弟室点密（Istami）则率军西征，参与到萨珊波斯和东罗马的欧亚争霸，后被封为西面可汗，较少干涉突厥本部事务。而阿逸可汗之子阿史那摄图分封在东边，称尔伏可汗，实力强大。此时摄图站出来支持菴罗，菴罗成为最高可汗。但菴罗势力单薄，不能服众，不久让位于摄图，即为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亦称沙钵略可汗，设汗庭于都斤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北峰）。为了平衡，沙钵略可汗又封菴罗为第二可汗、大逻便为阿波可汗。
突厥这种模式是典型的部族领主制，第一代黏合在一起可以非常强大，但各个领主都具有独立主权，久之必然分裂。室点密可汗之子达头可汗（阿史那玷厥）嗣位后对突厥本部的沙钵略可汗不服，东西日渐疏远，在汉人看来分裂成了东西突厥。事实上东西突厥下面还可以分为很多独立政权，他们的合作和分裂都是因时因势，并不具有稳定的国家形态。
隋文帝篡周建隋，沙钵略可汗认为有机可乘，集五大可汗之兵，勾结营州刺史高宝宁南侵，隋文帝只好派兵抵御并修建长城。而当年宇文招之女千金公主被送往突厥和亲，初嫁佗钵可汗，后由沙钵略可汗继承。千金公主天天哭诉隋文帝篡夺了她家北周，所以突厥天天南下袭扰。
面对这个对手，隋文帝陷入深思。突厥比匈奴强大得多，匈奴只相当于普通地级市城管局，突厥起码相当于副省级城市。匈奴基本上是纯粹的马匪，既没手艺又没文化。而突厥出身铁匠，除了骑马还有手艺。冷兵器时代的草原上铁匠就太实用了，须知战争史上最经典的冷兵器之一——土耳其新月弯刀最早就是突厥人发明的。而且突厥还有点文化，是草原上第一个有文字的民族，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现在，还有不少人认同突厥。这个对手显然比匈奴高出一个档次。
汉朝痛击匈奴，虽成效卓著，但也耗费国力。关键是匈奴衰落了又有鲜卑，鲜卑过了又有柔然，柔然过了现在还有突厥。如果隋文帝要学汉武帝硬踩突厥，且莫说打不打得赢，就算倾尽国力大胜一场，倒是能让隋文帝本人扬名立万，但于国于民又有何益？无非是腾个位置让下一个部族粉墨登场罢了。或许是突厥当年利用北周和北齐的对峙从中渔利给了隋文帝一些启示，他也决定利用突厥的领主制大做文章。这个问题上，名将达奚长孺和名臣长孙晟分别作出了不同贡献。
达奚长孺（据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考据，大多史料称为长儒）出自将门，以勇猛善战著称，北周时曾在对北齐、陈朝的作战中立下赫赫战功，隋朝建立时晋为蕲春郡公、上大将军。隋初沙钵略可汗经常南下袭扰，游牧民族的战争成本极低，甚至可以以战养战，隋朝没有大举反击，沙钵略可汗便益发骄狂。开皇二年（582），沙钵略可汗集五大可汗四十万大军分道大举南侵，“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隋廷遣高颎、虞庆则等重臣分八路迎击。其中，沙钵略可汗亲率主力精锐十余万出石门关（今宁夏固原西北），直取京畿。内史监虞庆则为行军元帅，达奚长孺为行军长史，率万余军迎击该路。
当时天降酷寒，虞庆则军中手指冻掉的人就上千，但他认为必须果断出击，自率主力出战，达奚长孺率两千人包抄。不巧的是，达奚长孺的偏师却遭遇沙钵略可汗的主力。两千对十万，众寡悬殊，隋军大慑。按理说小股隋军可以选择避让，但达奚长孺知道身后已经没有隋军，只有手无寸铁的百姓在等着他用生命去捍卫，他不能让！面对十万敌军，达奚长孺丝毫不惧，神色慷慨愈烈。士卒们见主将如此英勇，也都抱定必死之心，在他的指挥下且战且走，途中多次被突厥军冲开，又都散而复聚。史载隋军苦战三天，昼夜十四战，达奚长孺“身被五创，通中者二（穿透身体的伤口有两个）”，仍奋勇搏击。隋军士卒被主将的英雄气概所感，无不奋勇——兵器全都打烂了，无一人退缩，用拳头砸！到后来手又打烂了，骨头都露出来，仍无一人退缩，用牙齿咬！隋军战殁者十之八九，但杀伤敌军上万，且无一人有一丝惧色。沙钵略可汗本意是大掠秦陇而回，谁知一入塞就遇到这样的骇人血战，更慑于隋军将士的万千豪气，不由得士气大坠。游牧部族的传统是打得赢就把别人往死里打，打不赢跑得比狼都快，何曾见过这等以弱敌强的勇者？最后，绝望的突厥人收尸焚烧，痛哭流涕而去。
此役史称“龙血长孺之可汗禁妄”，这不是一场特别重要的局势之战，更算不上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却是汉民族经过数百年沉沦后，在勃兴的游牧部族面前一次完美的民族形象重塑。这支看起来本应绝望的孤军用满腔热血在皑皑雪原上书写出一曲豪迈长歌，让凶悍的游牧部族重识了一个真理——哪怕秦汉的铁甲长戈早已化作齑粉，湮没入历史的红尘；哪怕魏晋的青丝软语早已化作香风，蚀穿了汉人的筋骨。但再漫长的沉沦也不能阻挡这个铁血龙族的重新觉醒，再残暴的敌人也只能作为这种尚武精神的反面配角！
是矣！匈奴以侵掠之利，激将卒贪欲，一旦遇沮，痛哭而逃。岂知我汉家儿郎，舍身卫国，宁身糜而不退。尔有狼牙锋锐，可以欺柔顺；吾有龙骧虎卫，可以捍黎民。
英雄的隋军将士打退了突厥可汗的狼子野心，但其仍不罢休，以后还常年袭扰。要解决突厥边患，既要靠达奚长孺的热血忠勇，也要靠长孙晟的战略奇谋。
长孙晟是北魏宗室后裔，文武全才，深得隋文帝器重。北周时长孙晟曾作为和亲副使，送千金公主远嫁。摄图（沙钵略可汗）当时还是王子，此人心高气傲，从来看不起南国使者，唯独对长孙晟钦敬有加，常与其游猎，甚至留其在北方居住一年之久。有一次两人出游，遇到两只大雕飞而争肉，摄图给长孙晟两支箭，请他射取。长孙晟引弓射去，一发而双贯。摄图大喜，令贵族子弟都跟他学习武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大侠的射雕英姿，而《隋书》记载此事却是暗喻长孙晟制服突厥的一箭双雕之计。
蒙古草原天生适合游牧部族生长，虽是中原王朝的严患，但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无法将草原改造成郡县，所以大举铲除其实没用，正确的策略只能是抑制。如果草原上不是统一势力，而有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让他们自相残杀，则不但都无力南侵，反而还有求于南国支援，这便是长孙晟的一箭双雕之计。
此计的前提是突厥不能铁板一块，要分裂。所幸领主制政权最擅长分裂，而隋朝需要做的是保持他们的分裂并相对均势。
长孙晟长期居于突厥，熟悉诸领主之间的关系，向隋文帝提出突厥“难以力征，易可离间”。他的战略思想第一步是利用西面可汗室点密系的相对独立性，首先将突厥分化为东西两大汗国。然后鼓励沙钵略可汗的兄弟们争取独立自主，进一步分化东突厥。还可以扶植突厥东部的库莫奚、霫、契丹等族，对东突厥形成战略牵制，并随时挑拨突厥诸部互相残杀。隋军不轻易出兵援助，但见有一部危险时再救，将其救活后，若一旦变得强大则再助其他部落打击。如此，使草原上始终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力量形成统一。
隋文帝遣太仆元晖为使，远赴西突厥，赐狼头纛于达头可汗，礼制之高在沙钵略可汗之上。达头可汗遣使回礼，隋文帝又故意让他的使者位居沙钵略可汗之上。西突厥名义上是东方突厥本部的分支，隋廷这样颠倒主次让沙钵略可汗很不爽。隋文帝又以长孙晟为车骑将军，送钱给东北的奚、契丹等族，在他们的向导下找到沙钵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处罗侯时任突利设（相当于突厥的远东道行台尚书令），长孙晟鼓励他独立自主，发展他当了内线，并悄悄收买了大量突厥贵族。
开皇二年（582），沙钵略可汗大肆南侵，达奚长孺正面忘死血战，长孙晟则在背后运作，挑唆达头可汗率先背盟离去，又通过处罗侯之子阿史那染干谎称下属部族铁勒造反，突厥大军才全线退却。
开皇三年（583），隋廷以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出塞。杨爽率李充等四总管出朔州，在长城以北的白道川与沙钵略可汗相遇。李充出其不意，率五千精骑突袭，沙钵略可汗狼狈奔逃，丢盔弃甲躲在草丛中才勉强逃脱。沙钵略可汗逃遁时军中无粮，又感染瘟疫，死伤甚众，窝了一肚子火。另一方面，上柱国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击阿波可汗。两军先派将领阵前单挑，隋军悍将史万岁驰斩突厥猛将，阿波可汗军士气大坠，只好败退。这时长孙晟派人告诉阿波可汗：“人家摄图每次来都大胜，你每次来都大败，简直是突厥之耻。你们两家本来势均力敌，但现在摄图就要超过你了，这次他肯定要归罪于你，趁机灭了你。”阿波可汗吓出一身冷汗，连忙求教于长孙晟。长孙晟告诉他：“你看达头可汗与我大隋合作，摄图就不敢碰他。你何不也依附大隋，联结达头可汗，这样才能万全。岂能败仗而回，受摄图戮辱？”阿波可汗觉得投靠汉人不是个好办法，还有很多其他办法可想，可惜他一个都没想到，只好遣使随长孙晟入朝。
沙钵略可汗向来忌惮阿波可汗，这次打了败仗，又听说他和隋朝勾结，勃然大怒，杀他老母！于是沙钵略可汗疾速回军，抢先袭击阿波可汗牙帐，真的杀了他老母。阿波可汗这下成了没妈的孩子，只好西奔达头可汗。达头可汗也大怒，两家合兵十余万，东击沙钵略可汗。阿波可汗连战连胜，不但抢回老地盘，还使诸多部落纷纷归附，势力越来越大。战斗中双方都多次向隋廷请援，并州总管杨广跃跃欲试，多次请示该援助哪方。但长孙晟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他们自相残杀，所以一概不援。直到眼看沙钵略可汗快被打得不行了，隋廷才接受他的依附，遣虞庆则、长孙晟前往颁诏。沙钵略可汗这次相当恭顺，跪接诏书，而成天叫嚣着要反隋复周的千金公主也请求当隋文帝干女儿。隋文帝批准，赐姓杨，封大义公主，这样沙钵略可汗则成为隋文帝干女婿，也算是和了亲。
此后数年，草原相对安宁，隋朝得以全力准备平陈。开皇七年（587），沙钵略可汗老当益壮，一日猎鹿十八只，打靶归来却发现牙帐被人烧了，又兴奋又劳累又气愤，死了。隋文帝辍朝三日，遣太常前往吊祭。
沙钵略可汗卒后，按理应传位给弟弟处罗侯。但处罗侯认为突厥的这种制度不对，想让沙钵略可汗之子阿史那雍虞闾嗣位。再三推让，处罗侯继位为莫何可汗，雍虞闾为叶护（比可汗低一级的领主）。长孙晟持节前往册封，并赐以鼓吹旗幡。莫何可汗打起隋廷所赐旗幡，大破阿波可汗，将其生擒，并上表请示如何处理。隋廷佥议此事，很多人认为该杀了他，只有深谋远虑的长孙晟提出不能杀，两边都留着才有用。
开皇八年（588），莫何可汗卒，雍虞闾叶护继为都蓝可汗，长孙晟再次持节前往册封。由于西突厥的注意力在西方，阿波可汗被灭，莫何可汗卒后都蓝可汗势力渐大，麻烦就又来了。
开皇十三年（593），内地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流民杨钦偷渡到突厥，找到大义公主，谎称宇文氏正在策划反隋。按突厥风俗，可汗卒后其可贺敦（可汗的正妻，相当于汉族的皇后）由继任可汗继承。大义公主已由佗钵可汗、沙钵略可汗、莫何可汗转嫁给都蓝可汗了，老公换了很多，但反隋复周之志从未稍减。接到杨钦的情报突厥又停止朝贡，虽未动兵，但再次出现外交危机。
长孙晟临危受命，再次出使突厥。都蓝可汗拒绝承认杨钦的存在，但长孙晟早就在突厥上层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很快搜获杨钦，扭送至都蓝可汗面前质问。大义公主阴谋败露，后来被隋文帝要求处死。都蓝可汗处死大义公主后要求再嫁一个公主给他，隋廷佥议同意。但长孙晟坚持不可，奏曰：“都蓝可汗现在已经很强，但与达头可汗为敌。如果再嫁公主给他，达头可汗、突利可汗都会归附于他，突厥将再归一统。处罗侯之子染干今为突利可汗，也想和亲，不如允了他，招他南徙。他兵少势弱，容易招抚，就让他北捍都蓝可汗。”于是隋文帝封宗室女为安义公主，由长孙晟率使团嫁给突利可汗。长孙晟游说突利可汗南徙，居于都蓝可汗和隋朝之间。都蓝可汗非常忌恨，经常袭扰突利可汗。突利可汗每次都及时告知隋军来援，次次使都蓝可汗无功而返。
开皇十九年（599），都蓝可汗制造攻具，准备攻打大同，又被突利可汗告密。隋廷以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左仆射高颎出朔州，右仆射杨素出灵州（今宁夏灵武），上柱国燕荣出幽州，大破都蓝可汗。都蓝可汗大怒，重新与达头可汗合盟，合兵猛攻突利可汗，尽灭其族。突利可汗与长孙晟共五骑仓惶夜奔关内，奔至蔚州（今山西灵丘）城下，突利可汗见眼前是汉家城池，身后是茫茫草原，难免百感交集。再看着长孙晟这个狡猾的汉人（汉化鲜卑裔），越想越不对劲。想我突厥汗国本来雄霸草原，蒸蒸日上，而今怎么就落得如此光景，不正是因为听了这家伙的一连串馊主意吗？于是说：“我今日兵败来投，无非是个降人，天子岂能礼遇我。达头可汗与我本无仇隙，不如投他。”
长孙晟知他怀有贰心，于是设计通知城内大举烽烟，突利可汗见了问怎么回事。长孙晟骗他说：“我国城池建于高处，遥见敌军就举烽火。贼少则举两烽，贼多则举三烽，大逼则举四烽。”突利可汗见是四烽并举，以为都蓝可汗大举追杀而来，来不及细想，连滚带爬抢入关内。
突利可汗来投，隋文帝大喜，册封其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在朔州筑大利城安置，后迁至夏胜二州（今内蒙河套地区）。不久安义公主卒，隋廷又嫁义成公主，礼遇甚厚。启民可汗招揽草原诸部来归，极大削弱了都蓝、达头二汗。二汗咬牙切齿，集兵来攻。隋军大举出塞，结果都蓝可汗被部下所杀，其众大乱。达头可汗自立为步伽可汗，准备扛起突厥复兴的大旗。隋廷遣晋王杨广为帅，长孙晟率归降诸部往伐。长孙晟熟知地形，在上游下毒，步伽可汗的人畜饮后纷纷中毒，以为是天降亡兆，惧而夜遁。长孙晟趁机掩杀，斩获无数。战后杨广和长孙晟在帐内欢饮，突厥遣使来降，说：“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杨广也赞叹：“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为比，一何壮哉！”
之后草原上剩下的几个可汗势小而均衡，仰隋廷鼻息而活，也不敢联合起来反抗，草原秩序一时大好。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右骁卫将军长孙晟卒，享年五十八岁。长孙晟卒后突厥又起贰心，大业十一年（615），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趁隋炀帝（即以前的晋王杨广）无备，突然起兵将其围于雁门关。隋炀帝感叹：“要是长孙晟还在，匈奴（指代突厥）岂敢如此大胆！”
隋朝面对勃兴的突厥汗国，一方面有达奚长孺这样的忠烈将士舍生忘死地保家卫国，一方面隋文帝也没有盲目硬拼，而是用长孙晟的战略奇谋分化瓦解，使其内相损耗，达到草原均势。这种策略后世常用于地缘战略，成为大国控制落后国家，达成区域均衡最通行的法则。
开皇之治开启隋唐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