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盛世一直被后人称道，中华民族的博大胸襟和自信包容令无数人梦回隋唐，而这个盛世正是由隋文帝的开皇之治所开启。
严格地说，杨坚为北周相国时，他的改革就已经起航。北朝大多实施民族隔离，人口占大多数的汉族民众处于被压迫的底层，而鲜卑贵族又过着压榨剥削的生活，都缺乏生产积极性。杨坚执政后力推汉化，消除民族隔阂，不劳而获的贵族数量骤减，有劳力的公民又暴增，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
不过生产力解放了，还得要有适宜的政策和正确的组织才能使其发挥作用。开皇之治有三大措施影响深远——均田及租庸调制、输籍定样、设置义仓。
隋朝最根本的经济措施是恢复均田，秦国的商鞅变法废除均田制，促进了秦国生产力的飞跃，那恢复均田是不是大倒退呢？此一时彼一时，在春秋战国近千年的领主社会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已步入僵化，废井田、开阡陌唤醒了被压抑的活力，带领秦国率先走进中国特色封建社会。但现在的情况是数百年战乱，田园荒芜，就应该赶紧把尽量多的生产工具分配给尽量多的生产者。
租庸调制则是一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税法，规定国民不论授田多少，只按丁口交纳赋税和服役。租是指每丁每年交纳一定量的谷物，调则指纺织品。而男丁还有为国服役的义务，如果应服役时不能去，可以用一定量的租调代替，此即为庸，合称租庸调。这种赋役制度清晰灵活，能让农户自由选择纳税形式，有利于保障生产时间，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专业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而在钱穆先生看来，租庸调制的背后还带着一种为民制产的精神，无愧为划时代的创举。不过租庸调制必须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唐朝中叶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也就失去了基础，被杨炎的两税法取代。
输籍定样则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开皇五年（585），尚书左仆射高颎指出：每户承担赋役的程度和户口等级有关，大户承担多些，小户少些。但地方官在确定户等时并不认真，造成情况不实，建议由中央大举检查户籍、核定户等，作为纳税的依据。隋文帝下令各州县“貌阅”辖区内的人口，并由中央派员抽查，如果发现地方官吏查阅不实的，要处以流刑。当年就搜得壮丁四十四万三千人，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余，之后隋唐政府还多次进行类似工作。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公共管理学中严谨的数据化意识，更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乱世中许多人户依附于豪强，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这并不符合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前进方向。隋文帝大举输籍定样，经济作用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阻止了这种倒退趋势。而隋王朝对近亿人口进行如此超大规模的统一户籍管理，更体现出许多现代国家也望尘莫及的公共管理水平。唯一遗憾的是史学界对此研究颇少，更鲜有和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结合起来，殊为可叹！
义仓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措施。开皇三年（583），度支尚书长孙平提出水旱天灾无常，百姓收成不稳，建议根据每户贫富差等，每年秋季每家出一定量的粟米，由国家统一储备，遇到收成不好再取出来赈济。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家一直都很注重储备和应急，但之前都只强调政府储备，直到隋朝才首次提出义仓的理念。这种理念用道家的话说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用现代金融学的话说就是保险。对这样一个极其庞大的帝国而言，非常需要这种平衡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方法。但比较讽刺的是，隋文帝在时并未遇到过义仓发挥作用，倒是隋末烽烟并起，各路反贼只要占领一个大城市，就能打开义仓当粮仓，相当于抢了保险公司的金库，加快了隋朝的覆灭。义仓和隋文帝父子许多伟大的改革措施一样，并未达成隋朝的长治久安，只以其创造性的思维方式遗泽后世。
此外，隋文帝还进行了长城、驰道、大运河、大兴府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都对国计民生有着极其长远的影响。但这些工程工期极长，见效又慢，大多未在隋文帝任内甚至隋朝灭亡前竣工，都和义仓一样，为他人做了嫁衣。
隋文帝、高颎的诸多改革措施顺应了时代，不但迅速恢复了社会生产力，还创造了一个新高。据研究，隋文帝登基时全国仅四百万户左右，输籍定样后已达到八百九十万户，略计在籍人口五千万以上。而唐朝在阿拉伯旅行家的宣传下传遍地球的贞观之治呢？到唐太宗驾崩时也才三百八十万户而已，直到唐玄宗时才又达到七百六十万户。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垦地一千九百四十四万顷，隋炀帝大业中期达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顷。还是拿唐朝比，爆发安史之乱前大概是唐朝的巅峰，垦田数一千四百三十万顷！这不免让人觉得这个差距是不是大得有点过分。
其实有一个事实是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面对的——那就是唐朝“推翻隋朝残暴统治”，但终唐一代也没能恢复隋朝的繁荣富强（宣传工作除外）。
当然，当时的统计学理论和手段都还非常落后，这些数字不能完全概括隋唐两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多的是体现出户籍制度实施的严格程度和统计的全面性，不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唐两代公共管理水平的差距。
除了在国家治理上取得的伟大成就，隋文帝的个人行为也符合帝范。首先，他很勤俭节约。正史和野史上都有不少关于他勤俭的故事，格式大概和汉文帝差不多，就不赘述了。其次，他非常勤奋。隋文帝刚登基不久就有一位名叫高德的平民上书请他禅位于太子，自己去做太上皇享清福。不要误会这是什么政治阴谋，那时真的比较流行当太上皇，北齐、北周都有人厌烦朝政，退位为太上皇，专享富贵。但隋文帝明确表态自己要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不会去学那些乱世昏君，拒绝并严厉批评了高德。杨尚希也曾劝隋文帝：“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希望他不要凡事亲力亲为，保重龙体，延年益寿。隋文帝感谢了他的一片好意，但没有采纳，依旧在岗位上勤奋地工作。
这样一位皇帝，既有治理国家的优良实绩，又有儒家要求的良好品行，那是不是也应该和汉文帝一样，被列入三大贤君的行列？不是，他还差了一点——仁厚。
隋文帝其实是一个刻薄不好相处的人，史书上说他从小就没人敢亲近，不管是因为相貌威严还是成绩太差，终归难免造成他孤僻刻薄的性格。但高尚宏大的志向又要求他必须做一个富有亲和力的仁君，这样的矛盾在他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
从隋文帝对待前朝遗老的风格来看，隋朝收养了齐、梁、陈等朝的大量遗老而没有进行迫害，隋文帝甚至下诏允许他们祭祀自家宗室，胸怀之宽广令人赞叹。然而他对北周宗室又极其残酷，有些和他作过政治斗争的人杀了还可以理解，那些卑躬屈膝跪在他面前，双手捧上宇文氏社稷的人也被他杀个干净。有人说必须杀尽前朝宗室才能保障政权稳定，此说看似有理，实则牵强。如果这样，那么梁、陈的宗室同样该杀干净（事实上他们的后裔后来确实造了反）。还有人说隋文帝作为汉人，所以要大杀鲜卑贵族。这更没道理，隋朝的鲜卑贵族还多得很，隋朝从未针对民族属性进行过清理。可以猜想隋文帝大杀宇文氏可能还是和他常年在宇文氏的压力下如履薄冰的压抑经历有关。而与隋文帝关系微妙的干女儿大义公主（千金公主）多次策划反隋复周，甚至挑唆突厥可汗入侵都得到他的忍让，却只因写了一首哀怨命运的诗引得他勃然大怒，必杀之而后快。
而从隋文帝一朝的法治建设也体现出这个人物内心深处蕴藏着的复杂矛盾。隋文帝令高颎、苏威、牛弘、郑译、杨素等大批重臣主持编撰新律，后来形成《开皇律》，在人类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文帝立律的基调是要宽仁，这自然符合儒家基本审美观，然而他的具体执法又实难令人苟同。
《开皇律》本身比北齐、北周的法律确实要宽仁许多，废除宫刑、车裂、枭首等酷刑，规定一人犯罪不再诛族。《开皇律》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徙、杖等罪千余条，只保留律令五百条。刑罚分死、流、徙、杖、笞五种，也就是所谓的五刑，并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忤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条罪状为十恶。《开皇律》构建了世界三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基本框架。
《开皇律》最重要的创举可能还得属死刑三奏制，也就是现代的死刑复议制。《开皇律》认为判决死刑必须非常严格，规定州县无权判死罪，只能上报给大理寺，大理寺审核后再通过中书省上报给皇帝终审，皇帝还要通过中书省、门下省的审核才能发还到执行机构。我们现在看到包青天审完案立即判刑，判完刑立即虎头铡侍候，罪大恶极之徒立即血溅公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无不拍手称快。然而痛快归痛快，这不是法律而是演戏。法律是为公平正义，而不是为让任何人一时痛快。审刑的过程既复杂且漫长，而且还一直处于御史的监督下，让人极不痛快，但也极大地避免了草菅人命，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个制度一直被后世效仿，成为中华法系最基础的立法思想。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最先实行了这样的审决制度，难道不正是人类法律史和人权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吗？
不过隋文帝本人恐怕就很难得到法学界的溢美了。隋文帝下诏编撰《开皇律》时说前朝法律苛刻，甚至让百姓恐惧，新律的基本思想就是简明宽仁。新律的编撰确实依照了这个原则，而隋文帝本人的行为却与其完全背道而驰。隋文帝曾要求在新律中加入盗一升军粮处死、盗一钱弃市，知情不报也处死的规定。后来又提出四人共盗一榱桷（椽子），三人同窃一瓜都要处死。这哪里是他自己要求的宽仁呢？分明就是罕见的酷刑！虽然这些变态的要求都没有被立法机构所接受，但他这种矛盾变态的思维方式确实很难让人理解。
隋文帝对待官吏也堪称严苛，曾故意让亲信向官吏行贿，一旦接受立即进入死刑程序。这……这不是钓鱼执法吗？这当然是要不得的。隋文帝还在殿廷上设置廷杖，动不动就打人，一天可以打好几次。有时他向官员询问业务，一旦说不清楚马上就斩。不少重臣进谏说朝堂不是杀人之地，劝他不要在朝堂上随意治罪，隋文帝不听。后来高颎率满朝文武苦谏，隋文帝终于同意撤去廷杖，并不再在朝堂上治罪。但没过多久，有人向他进谏，触了逆鳞，他又想打人，找不到廷杖，就拿马鞭打，打完又恢复设置廷杖。又没多久，隋文帝又生了气，又要在朝堂上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隋文帝一怒之下把冯基也杀了，但没过多久又非常后悔，责怪大家为什么不劝阻他。
那隋文帝这样随意治罪，是不是因为没有张释之那样的良臣？应该说不是，甚至还更多。除了舍身卫法的冯基，还有大理少卿赵绰、亲卫大都督屈突通都曾在他暴怒时死谏，隋文帝冷静下来都会夸奖他们的忠直，但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采纳。最悲愤的还是御史于元日不，有一次他弹劾有些武将衣着不整。隋文帝说：“你自己是御史，还穿得这么随便，管人家武夫？杀了！”且先不论于元日不弹劾得对不对，御史的本职工作就是弹劾，对了就处理，不对就不理，断无弹劾得不好就处罚御史的道理，何况还是要杀？谏议大夫毛思祖忙为部下请命，未料一起被杀！这确实太令人寒心了，晚年的隋文帝喜怒无常，严刑峻法与自己的立法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出现过在朝堂之上亲自拔剑砍人的不理智行为。这也正是隋文帝立下不朽功勋，却很难得到史家一致赞誉的重要原因。
隋文帝待人的态度更令人捉摸不透。他听说百姓饥荒，就流涕自责，自己也不吃饭。他还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对待上访群众态度极其和蔼，而且要是走在路上遇到有人负重前行，都要上去帮一把。但他对待身边人的态度又耐人寻味。高颎是隋朝第一功臣，与文帝亲如袍襟。当初高颎率大军平陈，有小人进谗言说他有异志，隋文帝毫不犹豫就把这人斩了，足见他对高颎是推心置腹。但后来隋文帝因为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疏远了高颎，在他连任十九年左仆射马上就可以光荣退休时将其耻辱地削职为民。类似的还有苏威、郑译等重臣，尽管这些人到隋炀帝朝又多起复，但隋文帝晚年已是孤苦伶仃，好友皆形同陌路。这些老臣自身自然也有一些不对之处，但都不至于割席断义。隋文帝一方面对他们肝胆相照，一方面又翻脸如翻书，最后都不给人家台阶下，他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我们从现存史料中已经很难找到答案。
对此，我们试从管理心理学角度解读：隋文帝本身的个性相当差，但作为国君的规范管理意识和历史责任意识又相当强，长期逼迫他在一个规范的体系下用理性强行压制感性。
隋文帝所处的时代非常特殊，是决定汉民族能否走出长期低谷，重回盛世的关键。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了肩上这份特殊的责任，同时也很清楚自己确实是个才能平庸、性情怪异之人，所以他以一个先进规范的公共管理体系来替代个人英雄主义。体系所产生的细节其实大多不能遂他的情意，但清醒的头脑又告诉自己：这才是对的。所以，除了有时实在忍不住，他都强忍着感性的痛苦，理性容忍科学的体系。也正因如此，我们从史书上简略的记载，看到这个人物身上净是用理性压制感性时激烈的矛盾冲突。
当然，除了个性瑕疵，隋文帝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他的子嗣问题。这个问题常为后人所诟病，更涉及到隋朝二世而亡的许多现实因素。
可怜一片父母心
隋文帝有一件引以为豪的事，那就是他和独孤伽罗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说实话他俩这段爱情故事是现代人很难理解的，完全达到琼瑶小说的级别。然而众所周知，琼瑶阿姨是打好了草稿吹的牛，所以当这种爱情故事出现在正史中就很难理解。
隋文帝娶独孤伽罗后再不纳妾，即便后来当了皇帝也绝不纳妃。相传两人曾发下海誓山盟，永不变心。虽说这种誓言在某些现代人看来并不怎么值钱，很多情圣每日必说，每说听众必不同，但在可以纳妾的当时，尤其对于皇帝来说，实在是弥足珍贵。须知他这样的大人物，在家里养一百个美女比我们宅男在硬盘里装一千个G都容易。
隋文帝称帝前深受宇文氏猜忌，独孤皇后忠心耿耿地伴随着他走过了战战兢兢的十余年，最终修成正果。或许正是这样特殊的残酷斗争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远非普通的男欢女爱可以比拟。称帝后，独孤皇后更是深明大义，堪称母仪天下的典范。隋文帝每天上朝，独孤皇后都跟着他一起，到门才回去。并反复叮嘱宦官要照顾好夫君，夫君做得不对要进谏，做得好要表扬。每天退朝时，隋文帝的老婆也已经守候在门。不可否认，在某些现代人看来，上下班由老婆全程接送，还委托人盯着您上班，还给工作打分，这简直是男人的地狱。
独孤皇后不但对夫君情真意切，也堪称贤内助，非常符合儒家对皇后的审美标准。史载幽州总管阴寿曾看到有突厥人在卖一箧明珠，价值八百万钱，想买来孝敬独孤皇后。女人最爱珠宝，这种档次的明珠寻常女人见了轻则大呼小叫精神失常，重则血脉贲张七窍流血，独孤皇后却淡定地说：“明珠不是我必需的，如今夷狄频繁寇边，将士们非常辛苦，不如拿八百万犒劳他们。”百官听说了都向隋文帝称贺有如此贤良的皇后。而独孤皇后也用真情回馈百官，她父母死得早，就以百官公卿的父母为父母，让大家都非常感动。有人感动得援引《周礼》，要让独孤皇后总管百官的妻子。不过独孤皇后却说：“如果让妇人参与政治，就会形成习惯，不可开了这个源头。”主动拒绝干预政治的机会。
独孤皇后名叫伽罗，隋文帝也有个小名叫那罗延，这是一对很信佛的夫妇，据说非常仁爱。独孤皇后每听到大理寺判处死刑，都要泪流满面，但她又重视维护法律尊严，从不徇私枉法。她的堂兄弟崔长仁官至大都督，有一次犯罪当斩，隋文帝见是她的兄弟想免罪，但独孤皇后认为不可因私废公，最后崔长仁还是被斩。而独孤皇后有一位异母弟独孤陀，史书没有详载犯了什么毛病，偷偷搞巫术，想诅咒这么好的一个姐姐，被姐夫发现后勃然大怒，应该处死。这时独孤皇后却又三日不食，坚决请命，说：“如果独孤陀是蠹政害民，妾不敢说什么。但现在是妾身的原因，希望能饶他一命。”最终独孤陀减罪一等免死。可见独孤皇后很明事理，既有一颗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又分得清法理人情，着实是位法学奇才。
不过世事总是物极必反，爱得太深也有深的问题。隋文帝虽一心所属，但偶尔开开荤也可以理解。尉迟炯的孙女长得非常漂亮，在仁寿宫当见习生，有一次就被隋文帝看见了。杨叔叔见小罗莉长得这么可爱，就请她吃了一次棒棒糖。但独孤皇后知道就不得了了，居然派人去把尉迟姑娘暗杀了！隋文帝知道是她干的，但又不敢对老婆发火，骑上马就往山上冲，企图用速度和激情来释放心中的压抑。高颎、杨素追了二十多里才追上，好生一番劝导，隋文帝才最终冷静下来，长叹一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又在外面磨蹭了很久，半夜才溜回宫。
岂止是对自己的丈夫，独孤皇后还要为全天下的女人出头。她只要一听说哪家的妾室生了孩子，都要挑唆隋文帝去骂那个人。结果她自己的儿子最好色，养了一堆姬妾，还把正妻气死了，于是她对太子杨勇非常不满，对新好男人次子杨广则非常满意。后来杨广夺嫡成功，独孤皇后的妇人之见也起了很大作用。
或许有人还会怀疑隋文帝的感情真实性，要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还会牵涉到独孤信和杨忠的关系。事实上独孤信很早就被宇文护逼死，独孤氏在政治上处于极度弱势，隋文帝没必要一直害怕独孤家族。还有人要说隋文帝是个怕老婆的软蛋，这里借用叶问大师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隋文帝与独孤皇后这段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来自于同甘共苦的共同心路和始终不渝的忠贞信念，这种鲜血凝成的深情绝非尔等在QQ上钓妹妹的宅男可以理解。
隋文帝的爱情很成功，但他的儿子呢？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家庭问题，更涉及到王朝的前途气运。很遗憾，这方面隋文帝可谓史上罕见的失败者。
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育有五子：长子房陵郡王杨勇、次子晋王杨广（隋炀帝）、三子秦孝王杨俊、四子废蜀王杨秀、五子废汉王杨谅，此外再无庶出。隋文帝曾得意地对人说，古代许多王朝宗室兄弟相残，都因他们同父异母，而那些同父同母的就互相扶助。所以他不纳妃，只和独孤皇后生儿子，生下来全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就不会骨肉相残了。其实，从统计学角度讲，隋文帝夫妇还是有一定道理，在他们之前，同父同母的宗室兄弟确实极少相残，多相扶助。不过究其心理学原因，那正是因为同母兄弟面对异母兄弟时自然能结成一派，同气连枝。但如果没了异母兄弟，当然就只有互相争了，所以说同母兄弟相残的历史恰恰是由隋文帝夫妇开启的。
长子杨勇在北周后期就已崭露头角，周灭北齐后出任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统北齐旧地，后回朝任上柱国、大司马领内史御正，即为禁卫军司令。隋文帝登基后，册封杨勇为皇太子，参与朝政。杨勇参政初期表现不俗，似乎在未来可以成为一位还不错的皇帝。事实上，隋文帝夫妇极其重视教育，五个儿子都有经天纬地之才。杨广、杨俊、杨秀都长期担任行台尚书令，主政一方，身经百战，为隋朝的统一和治理立下了不朽功勋。幼子杨谅出道较晚，成年后也出任并州总管，奋击突厥，表现也不错。
那既然这样传位给长子，几个弟弟齐心辅佐的圆满安排是不是就没悬念了呢？恐非如此。皇帝谁都想当，虽不是长子，机会渺茫，但亦非绝无可能。几个儿子都很能干，这是同质，如果要竞争，就必须突出特质。次子杨广抓住了父母的心理，极大地突出了自己的良好特质。首先，隋文帝最尚简朴，痛恨奢靡，杨广就一直注重简朴。其次，独孤皇后最恨男人花心，认定每个男人都只能有一个女人，杨广也坚持只有正妻萧氏一人，绝不纳妾。后来的事实证明，为了当皇帝，什么都可以忍。
当然，无论杨广怎么突出这两个美德，如果另外几个儿子尤其是太子也拥有同样的美德，就仍只能算同质而算不上特质。可惜杨勇是个特别率性任情的人，毫不懂得修饰，令父母异常不满。隋文帝不满杨勇奢侈，但杨勇屡诫不听，甚至违背礼制让群臣向自己朝贺，引起隋文帝震怒。由于高颎的儿子娶了杨勇的女儿，甚至使隋文帝迁怒于高颎。独孤皇后这边就更严重了，本来独孤皇后给杨勇选了北魏宗室元孝炬之女为妻，但杨勇对元美女没多大兴趣，纳了一堆姬妾，尤其宠爱昭训云氏，这让独孤皇后恨得直咬牙。杨勇还说老娘没给他好女人，指着她身后的侍女说：“这些以后都是我的啦！”而元氏虽贵为皇太子正妃，但在杨家孤苦伶仃，受尽冷落，娘家又早已失势，年纪轻轻就在无人关怀的角落里郁郁而终。独孤皇后非常伤心，并且认定阿云是害死好媳妇的狐狸精，到后来甚至幻化成阿云下毒杀死了好媳妇。
当然，这只是老太婆的幻觉，作不得数，但杨广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心理，跑去向独狐皇后哭诉：“老娘啊！我要到扬州去做官了，不知下次要何时才能再见到娘。”皇后本来就喜欢勤俭节约对老婆又专一的新好男人杨广，听了也很悲伤。杨广趁机说：“我一直好好做弟弟，不知怎么得罪了太子，他竟下毒害我。”独孤皇后一听，娘的！果然是下毒的货色！愤然道：“当初我给他选了那么好的媳妇，他不懂得珍惜，莫名其妙死了，我就怀疑是下了毒，现在看来果然如此，现在他又用这招对付你（这老太婆的逻辑……唉，骗子也狡猾）！现在东宫无正嫡，如果他继了位，你们兄弟不是要拜阿云这个皇后了吗？此是几许的大苦痛啊！”说话间杨广早已拜倒在地，呜咽不止，独孤皇后也是悲不自胜。自此，杨广下定了夺嫡的决心，开始广纳贤才，招揽了张衡、宇文述、杨约等一批智囊，最后商定还必须拉拢高颎失势后政坛上最炙手可热的越国公杨素。杨广透露了独孤皇后想废太子的意思，杨素还专门跑去试探了皇后，得到确认后加入了杨广团队，夺嫡大戏拉开序幕。
杨勇本人不可能一点都察觉不到，但计无可出，他身边都是些文人雅士，搞政治斗争不在行。最后找来一位名士王辅贤，王辅贤故弄玄虚了半天，说了一句：“白虹贯东宫门，太白袭月，皇太子废退之象也。”差点把杨勇气死。之后杨广团队不断揭发杨勇的罪过，杨勇基本上处于束手就擒的境地，到后来杨广甚至让隋文帝觉得杨勇要提前篡位了。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下诏废黜皇太子杨勇，另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
杨勇被废后觉得非常冤屈，但杨广通过内史、门下的心腹阻止他向隋文帝上书申冤。最后杨勇没办法，爬到树上去大喊大叫，希望父皇听见了问问是怎么回事。但这种方式除了向人表达“我是疯子”以外再无益处。隋文帝驾崩后杨广继位，当然要通过暗箱操作把杨勇弄死，死后追封房陵郡王。
第三子秦孝王杨俊，初期南征北战非常威风，但也因为奢靡好色为父母不喜。秦王妃崔氏可能是受婆婆的启发，也想垄断一个男人，但杨俊不是他老子，一点不给她面子。崔氏越想越气，也想到下毒这个法子，把老公毒死了。这种思维方式很难理解，也不符合逻辑，但正史所载，不得不信。杨俊刚中毒还没死时，隋文帝就已震怒，免除他一切官职。杨素为杨俊求情，隋文帝说：“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还是天下百姓的皇帝？如果我袒护他，是不是在法律之外再立一部《天子儿律》？周公尚诛管蔡（周公旦诛杀叛乱的弟弟的典故），我虽不及周公，但就能亏待法律吗？”不久杨俊病薨，谥孝王，隋文帝干哭了两声表示下意思。秦王府请示为秦孝王立碑，隋文帝说：“要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须用碑？如果子孙不能保家，只能拿给人家做镇石。”这真是高尚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但作为父亲对待儿子就刻薄了点。
第四子废蜀王杨秀是位美髯公，气量宏大，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简单地说就是关公再世。这位王爷毫不内敛，强悍完全写在脸上，从小就让所有人忌惮。隋文帝曾对皇后说杨秀在他生前没事，到兄弟这一辈必然要反。杨秀长期担任西南道行台尚书令，隐隐有割据一方的态势，后来杨广当上太子，杨秀非常不服。杨广也很害怕强悍的四弟，与杨素勾结，诬陷了他许多罪名，废黜职爵，禁锢起来。这一关，就关到杨广自己都死了以后，才由杀杨广的人来杀他。
第五子废汉王杨谅，年龄比几位哥哥小很多，出道较晚，但接替杨广出任并州总管与突厥作战，也还算表现不俗。杨谅以突厥日益强大为由，要求增强并州军力，隋文帝一概批准。杨谅又重用早已闲置的梁陈旧将王頍、萧摩诃等人，显然也并非没有野心。杨广当上太子，又废黜杨秀，杨谅无法自安。隋文帝驾崩时，杨谅忍不住起了兵。杨谅对付突厥人绰绰有余，但又岂是战魔杨素的对手，两三下就被打趴下了。隋炀帝号称念兄弟之情不杀他，但削籍为民，全家幽禁至死。
最后就是最有出息的第二子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了。杨广阴谋夺取皇储之位后，史载他很快就暴露了嘴脸。仁寿四年（604），隋文帝病重。当时独孤皇后已崩，他终于可以沾沾其他女人了。宣华夫人陈氏、荣华夫人蔡氏受宠，在仁寿宫侍病，同侍的还有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杨广前来探病，恰遇陈夫人出来上洗手间，杨广非常猥亵地进行了尾行。隋文帝知道后非常生气，怒道：“畜生何以托付大事！独孤皇后误我！”令柳述、元岩传达：“召我儿！”两人以为是召杨广来训斥，结果隋文帝补充说明：“杨勇！”这显然是要召杨勇来重新立为太子，杨素是杨广同伙，立即告知杨广，采取紧急行动，伪诏将柳述、元岩收监，调亲信占领仁寿宫，隔绝消息。不多时隋文帝驾崩，皇太子杨广继位为帝。当晚，新任的隋炀帝笑纳了陈蔡二位夫人。
这一段细节疑点颇多，以上此段采自综合性通史《资治通鉴》，与其他史料确实出入太大，甚至到了离谱的地步。首先，二十四史中《隋书》的《高祖本纪》《炀帝本纪》以及杨素、柳述、元岩等人的列传都没有提及这么惊悚的剧情，只有陈夫人的列传一笔带过。《高祖本纪》称隋文帝自知大限将至，在病榻上与百官诀别，一一握手歔欷，然后溘然长逝。而《大业略记》称杨广当时调戏的是蔡夫人，并称杨广的亲信张衡给隋文帝喂了毒药。《通历》更称“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这种说法深受明朝小说家的欢迎，无一例外地被引用，如按现代英美学界以论文引用率为标准的判别，此说最为权威。
除了古代史料，现代史学界也有不少关于隋文帝死因的论证。这些论证主要分正常死亡和被炀帝弑杀两派观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认为，隋炀帝弑父的可能性不大，调戏陈夫人或蔡夫人的可能性都很小，一个装了几十年的人难道还憋不住这两天？当然这远非定论，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承认这是真的，那就太容易让学龄前的小朋友觉得既然史有前例，那每天早上7点59分尿床是可以接受的事情。
在现存史料上，隋炀帝是个罕见的昏君，昏到不符合逻辑。但隋朝，这个开创人类社会新纪元的伟大王朝，在他手上二世而亡的事实倒断无捏造之理。只是传统史家对隋炀帝以及隋朝灭亡的原因评价也过于简单粗暴，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复杂，我们结合下篇再说。
第六篇 贞观长歌传四海——唐太宗李世民
少年英雄，挟父出世
唐太宗在史书上的出场异常精彩，注定即便在这个群英荟萃的系列中也绝非常人。
话说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长孙晟已经死了五六年，但隋炀帝还傻乎乎地只带很少卫队到雁门关巡视。始毕可汗觉得有机可乘，突起大军包围。隋炀帝在绝境中哀叹道：“要是长孙晟还在，岂能让匈奴嚣张至此！”
就在这时，一位少年英雄飞驰而来，大喊：“皇上，我救您来啦！”
突厥兵喊话：“来者何人？”
答曰：“长孙晟！”
此言一出，十几万大军都差点栽下马来。年轻人，喊这种话是要负责任的！长孙晟死好几年了，难道你今天要表演白日见鬼？
年轻人当然是很负责任的，因为“长孙晟”三个字后面还有三个字——“的女婿”。
没错，这位孤胆小英雄正是长孙晟的女婿，也就是本篇主角李世民。
李世民救兵一来，突厥人没有接招，马上撤兵离去。因为突厥人见来的既然是长孙晟的女婿，所以连滚带爬地就跑了——当然，牛皮这样吹就破了。事实上始毕可汗本就是趁人不备，他深知隋朝军队调动的程序，通过重重围困切断皇帝的通信，隋军一时不便来援，就可以吓唬吓唬隋炀帝，敲他一笔。谁知这么快就有援军，计谋失效，于是撤围退去。而当时李世民之父唐国公李渊镇守晋阳（今山西太原），是离雁门关最近的大将，但他也并没有紧急调集大军的权限。李世民洞悉始毕可汗的心理，于是将计就计，只带很少部队，但虚布旌旗数十里，让突厥人以为大军来援，自动放弃心理防线，巧妙地救了一次急场，这就是李世民的精彩初演。
李世民祖上是陇西一带豪族，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北方一片混乱，胡汉各族有实力的纷纷自立为王，陇西李氏便自立为凉国王，但毕竟势力弱小，很快被鲜卑政权收编。宇文泰立西魏八柱国，陇西李氏的李虎便是其中之一。李虎之子李昞娶独孤信之女，也就是隋文献皇后的姐姐，生李渊。
西魏、北周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八柱国目标太大，下场普遍不好。杨坚当北周相国时，斗争已趋于白热化，人人都怕站错队而不能自保，这时李氏耍了一个两全的手段：李虎第四子李璋参与了宇文招等五王谋刺杨坚的行动，但第七子李蔚之子李安又主动告发四叔。这样无论宇文招赢还是杨坚赢，李氏都会牺牲一房子嗣，但整个李氏就能够保全了。正是靠着这些手段，李氏才如履薄冰地把一个唐国公爵位传到了李渊。
史载李渊体有三乳，七岁袭爵，性格非常好，又是隋文帝外侄、隋炀帝表哥，深受重用。但隋炀帝猜忌严重，有一次李渊生病，隋炀帝不问病好没有却问能不能病死。李渊知道隋炀帝已经在盼他死，非常害怕，只好学当年的隋文帝，低调做人并假装沉湎酒色，以避猜忌。
隋炀帝明争暗斗登上帝位，继续隋文帝的事业，大举建设义仓、长城、大运河、大兴府等基础设施。这些工程从长远来看都有利于国计民生，但在当时确实过多地占用了国力。大业八年（612），隋炀帝亲征高句丽（今东北地区的渤海族政权），史载出动大军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后勤人员更不计其数。这次远征虽然谈不上大败，但空耗国力无数收效甚微。就在隋炀帝回师途中，杨素之子时任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叛乱。尽管杨玄感很快被镇压，但点燃了导火索，一个繁荣富强的隋王朝突然间烽烟遍地，其状之烈，甚至不亚于五胡乱华。
突然出现这么多叛乱，充分说明大家造反之心已经忍了很久。传统史家和小说家看法差不多，认为是隋炀帝昏庸暴虐使民不聊生。这似乎和胡亥无道以至于秦亡有点类似，但我并不支持某一两个人的昏庸就能造成一个庞大帝国整体崩溃的观点，我们还是要从更高的角度来探讨。
秦亡是因为走到了社会形态巨大变革的时代节点，飞跃后遭到旧势力反噬，隋朝也是同理。隋文帝出身关陇汉族门阀，但杨忠并不是八柱国家之一，杨氏顶多算关陇门阀中的第二集团，只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才当上皇帝。隋文帝压制贵族，力推平行化公民社会，这首先遭到南朝世族的反对，其次关陇门阀贵族集团内部也极为不满。那就是说全中国的门阀贵族都很不满，不满积蓄到一定程度再遇到大征高句丽这个导火索就会爆发出来。造反的人当然都要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帜而不会自称是为争权夺利，唐人也会极尽丑化隋炀帝之能事，久之人们就会真以为隋朝是被人民起义推翻的。事实上，隋末战争进行到深入，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确实有大量破产农民参加造反。但很显然，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想反隋，也不是隋炀帝造成了民不聊生，恰是这些趁势作乱的贵族门阀点燃乱世，民众才陷入逼上梁山的境地。
隋末第一个起兵的是杨玄感，弑杀隋炀帝的是宇文化及，而最后获胜的是李渊，其他造反的基本都是地方官，显然都不属于民不聊生的范畴。连现代历史书都说隋末乱世是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李密、翟让的瓦岗军。李密也绝不是农民，而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弼的后代，论成分跟李渊好像没什么区别。李密本人更是杨玄感的刎颈之交，参与了黎阳叛乱，杨玄感败后才被迫去当了农民军首领。翟让也不是什么农民领袖，而是隋东都法曹（政法委书记），因犯罪当斩，才起兵叛乱。至于梁朝宗室萧铣、马邑富豪刘武周、兰州富豪薛举，真没谁是吃不起饭被逼反的。
所以，无论怎么夸大隋炀帝的昏庸残暴，怎么强调隋末战争是农民起义，我们都不能将隋末乱世视为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
——但动力是可以被某些人掌握利用的。
杨玄感就是第一个跳出来想利用这股动力的人，只不过失败了。《说唐》上说隋末起兵的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那李渊是否也加入了这个如火如荼的队伍？恰恰相反，他是隋炀帝派出镇压叛乱的主力。杨玄感首叛时李渊便出任弘化留守，抵御杨玄感。大业十一年（615），李渊之子李世民智解隋炀帝雁门之围，李渊官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后任太原留守，全面负责山西、河东一带军事，既要征剿叛乱，又要抵御突厥。李渊表现不错，李世民也崭露头角。有一次李渊讨伐叛军历山飞，率轻骑冒进，陷入重围。历山飞不是突厥，不怕长孙晟的女婿，李世民再无取巧之途，唯有奋力血战，力保父亲不死，终于支撑到步兵主力赶到，反败为胜。有勇有谋，李世民确是智勇双全。
不仅在战术层面，李世民在战略层面也堪称高瞻远瞩。李渊忠于隋朝，不愿造反。但李世民觉得隋炀帝必亡，跟着他混是死路一条，必须抓紧时机造反。史称李世民多年来一直推财养士，结纳豪杰，聚集了刘弘基、长孙顺德和刘文静等一大批死士。李世民和刘文静经常去劝李渊起兵，都未得许可。后来李世民与李渊的心腹死党裴寂密谋，想了一个办法。
当时隋炀帝在太原有一座行宫叫晋阳宫，李渊兼任晋阳宫监，副监裴寂主持工作。裴寂让李渊检查验收晋阳宫的公款吃喝接待能力，李渊验收得酒酣耳热，非常满意。裴寂又请他验收宫女侍寝的能力，李渊验收得颠鸾倒凤，也非常满意。这时裴寂突然又提起兵。李渊脸一沉，说这怎么可以。裴寂也把脸一沉：“唐公玩了皇上的宫女，必死无疑。”这时李世民也走进来说明情况，李渊勃然大怒，号称要抓他们送官，号称了半天还是算了，但也没答应起兵。不过叛贼越来越多，突厥也经常来打，李渊多次出兵无功，隋炀帝遣使责难，准备抓他到江都（今江苏扬州）问罪。李渊这次被吓住了，李世民趁机说：“事急矣，可举事！”李渊思来想去，实在没办法了，不愿接受惩罚，那只好造反了。虽然口号要喊，其实和吊民伐罪真的没有一毛钱关系。
天策上将，再统天下
李世民，这个名字不仅意味着唐朝的太宗，更是一位震古烁今的旷世战神。李渊的唐国公虽是世袭，但隋末英雄并起，拼的就是战斗力，如果没有他那位勇猛绝伦又用兵如神的二公子，过把皇帝瘾估计也没问题，但能否一统天下就很有点问题了。
李渊几乎是隋末群雄起兵最晚的一个，晋阳起兵时天下早已烽烟四起。有些小说称隋炀帝昏庸，天下大乱时还巡幸江都，跑到江南去玩儿。这已不是昏庸，简直是弱智！但事实上隋炀帝到江都绝不是去玩儿，而是一种战略布局。他对江南非常熟悉，所以亲自到江南主持工作，留孙子代王杨侑留守长安，另一孙越王杨侗留守洛阳。长安杨侑主要面对太原李渊、武威李轨、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等势力，有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虎牙郎将宋老生等名将辅佐。洛阳杨侗主要面对河北刘武周、窦建德，河南瓦岗军李密等，有左武卫大将军王世充、齐郡丞张须陀等辅佐。江都的隋炀帝则要面对萧铣、辅公祏、杜伏威、刘元进等南方势力。
面对风起云涌的叛乱，隋朝反而成了防守方，站定了长安、洛阳和扬州三个孤岛等你们来攻。攻得最积极的可能就数李密的瓦岗军了，由于形势复杂，其他势力大多比较谨慎，一般不轻易消耗实力，唯有李密和王世充恶战连连，相互消耗极大。相比之下，主攻西路的李渊就狡猾多了，他先安抚身后的李轨、薛举、刘武周等，与突厥结盟，再一鼓作气冲向长安。李渊集团策划了一个宏大的战略目标：先劫持长安的代王，立为皇帝，遥尊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三个嫡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渊建大将军府，以李建成、李世民分领左右军，李元吉镇守太原老巢，挥兵南下。从李渊辖区到长安很近，刚开始没遇到什么实质性抵抗。但隋军大将宋老生率精兵屯霍邑（今山西霍州），屈突通在河东（今山西永济）成犄角之势，又逢大雨，一时难以攻克。李渊派刘文静回太原运粮并联络突厥援助，始终没有消息，李渊心里有点打鼓。后来又传言刘武周准备勾结突厥袭击太原，李渊忙召集部属商议。裴寂认为屈突通、宋老生都是当世名将，据险稳守，难以攻克，而突厥、刘武周、李密都是些见利忘义的人，随时背后捅一刀，我军家属都在太原，还是该还救根本，再图后举。李世民则认为突厥、刘武周和李密都暂时构不成威胁，粮草马上可以运来，宋老生名为老生，其实轻佻暴躁，必不能久守，可一战成擒。我们现在打着起义的旗号，那就必须攻入长安，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遇到小战就坚持不下去，退保一城一地，那就成了刘武周他们一样的蟊贼了。
李建成也附和此意见，但李渊以稳妥起见，还是下令撤返太原。李世民又去进谏，李渊已经睡了，李世民就在帐外号哭。李渊听到了问你到底想怎样，李世民说：“我们现在以义兴兵，进战则克，退还则散。我们这边散了，敌人在后面追，我们马上就死定了呀！”李渊突然省悟了，但很不好意思地说：“军队已经开走了，怎么办？”李世民愿意去追回来，李渊笑道：“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我的成败都在于你，没什么好说的啦，就看你的表现了）。”李世民和李建成一起，星夜追回已经出发的左军，恰好太原的粮草也运抵前线，李渊集团度过了一场重大危机。
之后李渊军每天在城下挑逗，李建成、李世民只带数十骑在城下指指点点，宋老生憋不住气，率军杀出。李渊军伏兵四起。隋军蓄锐多日，李渊军早已疲惫，渐渐处于劣势。但李世民豪气大发，挥双刀入阵，手杀数十人，史载杀得“两刃皆缺，盈血满袖！”那就换上刀，洒掉血，继续杀！见二公子如此神勇，李渊军重振士气，终于杀败宋老生。李渊已趁宋老生出战时阻断城门，宋老生败无可逃，被李世民部将刘弘基斩为两段。当时天色已黑，李渊军又没有带攻具，但此刻士气高涨，岂容霍邑城墙可阻！“将士肉薄而登”，将这座坚城踩在了脚下！
攻克霍邑后，李渊军指向河东。屈突通老练得多，李渊军围城许久，实在无法攻克，还多次遭到隋军袭击。李渊想放弃河东，直接进攻长安。裴寂认为河东是隋军关内防区的重要战略支点，又扼守住退路，必先攻克，才能望长安。李世民则认为应乘胜进击，不能留在这儿空耗时日。最后李渊留一部分人围河东，自率主力进击长安。屈突通和宋老生已经带走了关内隋军主力，屈突通对年轻的代王没有信心，留鹰扬郎将尧君素守城，自带数万精兵救援长安。李渊当然早有准备，派刘文静阻住屈突通，自领大军轻松攻入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