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长路阻归期，八千借兵安世界。
汉有班定远，投笔千里觅封爵。
唐生王玄策，闪耀万国天子节。
男儿何须画凌烟，名入青书刻玉阶。
汉唐天威传万世，寰球人类朝天阙。
贞观长歌，盛唐气象
李世民以盖世武功打下了大唐江山，但他常提醒自己：可以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唐太宗的人生可以分为战神和圣君两个阶段，坐稳了皇位后，他还必须缔造一个和谐盛世，才配得上圣君称号。
事实上，唐太宗接手的摊子比较烂。隋朝虽是一个盛世，但隋末战乱也是一个不亚于南北朝的乱世。不过隋朝完成了人类社会的一次飞跃，它的组织结构体系也适宜于新的文明阶段，唐朝可以继承发扬，从这个角度讲，唐太宗相当幸运。唐朝基本上继承了隋朝的组织结构体系和社会制度，只是做了一些完善并继续发展。唐太宗的压力特别大，所以也干得特别出色，由于年号贞观，所以他在位这二十二年被后世赞为贞观之治。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巅峰级的盛世，隋末乱世又把它打烂了，现在唐太宗要做的并非重新去创造一个新盛世，而是恢复性治疗这个满目疮痍的帝国。如果从数据来看，总户数、总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所谓的贞观之治远未恢复到隋朝的巅峰。约在开元八年（720）左右的开元盛世，各项统计数据才基本恢复隋朝水平，但问题不能这样看。隋文帝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可惜操之过急，二世而亡。但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如果因为一次失败便阻断了前路岂不更令人扼腕叹息？唐太宗在第一次失败后，率领中华民族重拾成功之路，可以说，在隋朝灭亡后的这个时点上，没有贞观之治，中华民族或许会走向其他方向，这也是唐朝的伟大历史功绩。贞观之治是一个不能以经济数据衡量的盛世，后世史评和政论多从务虚角度盛赞这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盛世，而无论国家组织结构和社会形态发展，唐朝也正处于中华帝国的一个关键转型期，急需一个圣君带好这段路。
后世最欣赏唐太宗的便是他善于纳谏的态度，尤以他和魏征的故事传为佳话。魏征本是瓦岗军人士，后李密战败投唐，任太子洗马，在太子东宫掌管图籍，应该算是建成集团的核心人物。玄武门之变后，建成集团有些人拼死殉忠，也有些投降了，唯独魏征大义凛然。李世民问他：“你为建成出主意弄我，现在我赢了，你觉得怎么样？”魏征毫无惧色：“如果他早听我的主意，你就不会赢了。”李世民早听说此人才华出众，又见如此铁骨铮铮，知道是个人才，于是收至帐下，登基后重用为谏议大夫，专职忠言直谏，不久升任侍中，掌管门下省。
魏征不仅是唐代，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诤臣。他对唐太宗进谏，从不婉转曲折，也从不察言观色，多次犯言直谏，即便唐太宗已勃然大怒，也毫不退让，到后来唐太宗都对他产生了畏惧心理。有一次唐太宗想在上班时间偷懒到山中去打猎玩儿，行装都已经准备好，但不知怎么就被魏征知道了。结果等了很久也没见唐太宗动身，魏征忍不住去问：“你怎么还不去打猎？”唐太宗笑嘻嘻地说：“不小心被你知道了，一出发就要挨你骂，只好算了。”还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番邦进贡来的鹞鹰，非常喜爱，上班时也经常把玩。但玩物丧志，如果被魏征看见肯定又要挨骂，所以只能偷偷玩。不料有一次魏征到办公室来进谏，唐太宗慌忙将鹞鹰藏到怀里。其实魏征已经看见了，就学唐太宗当年便桥之盟，故意长篇大论拖延时间，活活把小鸡儿憋死在怀里。唐太宗虽然很心痛，但也没办法，只好忍气吞声。
魏征是《隋书》的主编，但这并非他的代表作，最具代表性的应数《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等。这些谏言不仅仅切中时弊，直接向唐太宗提出中肯意见，更成为后世明君忠臣一致看齐的标杆。在明代小说《西游记》中，魏征忠于职守，执意要将违背天条的泾河龙王处斩，唐太宗利用皇帝身份拼命求情，还是没用。民间一致认为这种性格非常辟邪，效果不亚于秦叔宝、尉迟敬德的相貌，于是就将他和这两位莽夫一起供成门神。
当然，仅仅纳谏并不能完全体现魏征的治国理念，只是说明他在皇帝面前多么忠直不加掩饰。这种对皇帝行为的约束力，远比几条具体的治国措施更具宏观效益，魏征这样的诤臣从来都不仅仅意味着他本人的个性，而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皇帝有着一种虚怀若谷的治世仁君风范。有了这样的好皇帝带头，才能广开言路，使君臣上下各施其能，建设和谐盛世。
除了虚心纳谏，唐太宗还非常善于招贤纳士，这可能是他们李家在太原养成的习惯。但习惯只能保持一两代，一个合格的太宗还必须形成机制，以供后世沿用，这便是著名的科举制度。隋朝初步形成了规范的科举，但时间太短，这项影响了人类历史走向的重大制度，应该说还是在唐朝，尤其是在唐太宗手上走向成熟的。
唐太宗曾多次下诏求贤，扩大考试的科目、范围和人数。当然，唐朝仍是一个门阀世族社会。隋朝过于急切地想摆脱这种贵族社会，二世而亡，唐朝正是人类经历了这样一次重大挫折后的重新调整，再次上路。尽管仍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贵族门阀社会，但唐朝发生了一件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牛李党争。此事在历史书上并未以正面新闻出现，但这恰恰是公共管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其意义不亚于微积分的创立在数学史上的地位。
所谓牛李党争，是指以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之间的政治斗争。牛僧孺是一位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儒士，通过科举入仕，在当时代表了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李德裕则是名相李吉甫之子，通过荫举（荫父祖的地位直接获得官职）入仕，在当时代表了门阀贵族子弟。牛李两党就科举取士还是荫举取士的基本国策进行了激烈争论，形成了连绵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最后李党艰难胜出，唐王朝再次确认了以荫举为主的贵族政治体系，很多人就此为由，再一次强调了古代中国是一个贵族而非平行社会。但是汉晋的贵族可以完全掌控政治，平民毫无任何发言权。到唐朝，至少——平民可以和贵族搞牛李党争，这已经是当时的西方人难以想象的一种巨大进步！
那么照此趋势，唐朝的下一个时代应是何种社会形态？
可以说，无论哪种您都会明白，牛李党争是人类历史上多么伟大的一个足迹！
事实上，如果我们仅着眼于唐太宗的个人能力，并认为这就是缔造盛世的原因就稍微浅薄点。隋朝带领中华民族跃向下一个文明形态，但是路不熟，栽了。唐朝拾起隋朝的摊子，总结经验，适当调整，走完了这一步。由于社会形态的整体成功跃进，极大地释放了社会活力，才绽放出贞观、开元这样的大唐盛世。
若论军事战绩和经济数据，其实唐朝不一定比汉朝强，但论起文化发展，唐朝就进了一大步。汉朝尽管也有不少光耀史册的文化成就，有贾谊、司马相如这样的文学大家，但毕竟是一个古代贵族社会，识字率相当低。所谓文学艺术，还只是上层贵族的玩物，与广大人民无关。唐朝虽也是贵族社会，但由于开创科举，以及造纸术的推广，吸引了不少人试着挤向上层，识字率提高了不少，全社会的文化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以唐诗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傲然自信和恢弘气象。唐诗大多收录在《全唐诗》中，共六万多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尤以诗仙李白和诗史（诗圣）杜甫两位最为杰出，他们的成就至今无人超越。除唐诗外，唐代的书法、绘画等文艺形式也蓬勃发展，是一个绚丽夺目的文化盛世。
唐太宗本人武艺高强，但绝非赳赳武夫，他在文艺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唐太宗的书法以飞白体著称，遒劲有力，首开行书入碑，堪称一代宗师。更重要的是唐太宗提出了新的诗词创作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南北朝以来，北朝粗鄙少文，不做中华文明的传承干流，而南朝又经数百年浮华堕落，文章充塞虚靡之气。如隋炀帝这般志气高远之辈，诗作中也难逃南朝士子的浮华、昳丽。在这股逆流中，唐太宗挺身而出，提出要以儒家圣训作为诗文的思想基础，不能为写景而写景，为抒情而抒情，须在诗文中加入对国家兴亡、社会进退的思考，增加厚重感和思想性，即所谓“以诗言志，借景传情”。他的理论得到了积极响应，华语文坛一扫南北朝的颓靡，涌现出大量豪情四射的边塞诗和叙事诗，可以说重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理念，再造了中华民族崇文尚武的文化风骨。唯一稍嫌遗憾的是唐太宗本人的基本功和创作灵感似乎差了一点，尽管他的诗作都还不错，但也没有特别杰出的能达到脍炙人口的程度。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唐朝的优秀诗人实在太多了，导致他自己没排上号。
唐朝是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既洗去了乱世浮华，又保留了贵族气质，塑造出中华民族一种雍容华贵的文化形象。这种形象受到无数后人神往，现代中国人回忆祖先伟大的帝国时代，最爱梦回唐朝，而不是汉朝、宋朝或明朝。大唐帝国散发出的这种魅力也吸引了世界，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比铁山般强硬的汉朝更加开放包容的繁荣时代，第一次让环球人类都深沐中华帝国的恢弘气概和卓越魅力。著名的丝绸之路在唐代开启，东西方的大规模交流正式展开。中国人一向以四夷宾服作为强盛的象征，但在汉代，所谓的藩属国们，也就是签个盟约，隔上三五年派个使者，象征性纳点贡品，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到了唐朝，中国人的视野投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也有更多外国人来到中国。
唐朝不仅在南北朝乱世后重新确立了中华帝国的前进方向，更确立了东亚文明圈的形成态势。唐太宗采取开明外交，并在整个唐朝得到延续。东亚诸多小国曾在汉朝被中国人粗暴地打得趴下，到唐朝终于可以投入中华文明温暖的怀抱，尽管并不能直接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但从文化上确定了追随大中华儒家文明圈的方向。
事实上，唐代人类的交通运输工程技术比之汉代并没有出现质的飞跃，东西方交流的突然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居于大陆中部的阿拉伯崛起。阿拉伯人连通了欧亚大陆桥，开拓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视野，但同时其自身的彪悍扩张对大唐、罗马和波斯也是一柄双刃剑。唐朝在今中亚地区设置了北庭和安西都护府，控制力度和范围都比汉代的西域都护府更强。但遗憾的是，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安西都护府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在著名的怛罗斯战役（Battle of Talas，地点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惨败于新兴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Abbsid Dynasty of Arab Empire，即黑衣大食、东萨拉森帝国），意味着中国人的西向扩张在这一带已经触碰到了极限。尽管西域在宋代又一度出现过强烈汉化趋势，但经过强势的伊斯兰化，中华帝国再也没能突破这个极限。也就是说，唐军的足迹所到之处，基本上已是当时中国人所能到达的极限。
夸大其词，急功近利
毫无疑问，唐太宗堪称一代名将雄主，他的人气更罕有人及，但也需要指出，后世对他的评价有意无意走入了一个极端。但正所谓人无完人，相比较他的丰功伟绩，我们也有必要扒一扒他的一丁点儿缺点。
一、绝不能抹去的道德污点
玄武门之变杀兄篡父，严重违背人类基本道德，毫无疑问，这是唐太宗抹不去的污点。有些人为偶像辩护，说唐太宗虽得国不正，但治国有方，若由李建成继位，未必能如此出色。且先不论这个“如果”能否成立，就算能，这种说法也是极端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不仅是唐太宗，唐高祖也是先侍奉突厥，借力造反，统一天下后再去剿灭突厥。父子俩都是标准的先做汉奸，再当国父，以卑劣手段坐上皇位，再在皇位上通过丰功伟绩来掩饰之前的劣迹。而真正可怕的是父子俩干得都很成功，他们真的坐稳了皇位，并通过后来的功绩在历史上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名声。
这无疑是极其恶劣的榜样，或许在唐太宗之前还有人慑于道德约束以及成功概率的低下而不敢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当唐高祖和唐太宗的成功典范摆在面前，又给了更多人铤而走险的勇气。唐太宗尽管立即开启了一个贞观盛世，但很多人忽视了恶劣的道德示范也将中华民族引入了一个道德下降通道。从长远一点看，这个道德负效应恐怕比贞观盛世的经济正效应绝对值更大吧！
这个恶劣效应在唐太宗晚年就已经显露出来。唐太宗之妻即为长孙晟之女、著名的文德顺圣皇后。唐太宗深爱他的妻子，和隋文帝独孤皇后、唐高祖窦皇后一样，又是一桩令人称羡的帝王婚姻。长孙皇后的情况大致和独孤皇后差不多，史书上吹捧她们的桥段也大同小异。且说文德皇后崩于贞观十年（636），留下三个嫡子：长子皇太子李承乾、次子魏王李泰、三子晋王李治。不用说您也该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次子要夺长子的位了。事实上，唐太宗最宠爱的儿子还真是李泰。果然，经过多年斗争，贞观十七年（643），李承乾谋反事泄（太子为什么要谋反）被废黜，唐太宗承诺改立李泰为太子。但这遭到激烈反对，嫡长子继位是《周礼》定下的传统，唐太宗和他表叔已经连续破坏规矩，若再不正常传位给嫡长子，这秩序就彻底乱了。唐太宗还是不太敢负这个责任，但也不可能让李承乾继续储位，最后他采取了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折中办法——由晋王李治建储。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争得头破血流的全部落空，围观打酱油的捡到馅饼，其实这就是想告诉后人三个字而已：别争了。
李治其实生性柔弱，本不想参与两位哥哥的政治斗争，谁知无心插柳，捡了个皇帝当，即为唐高宗。但这小子柔弱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一颗勇敢的心，他虽然不学表叔公的政治斗争，却把人家趁探病勾引老爸妃子的本事学了过来，在唐太宗病榻前把其爱妃武媚勾到了手，后来还公开册为皇后，即为更加著名的则天顺圣皇后。没错，又是一对恩爱夫妻——又！
隋唐的皇帝，全都是深爱妻子的好男人，每一对都令人称羡，但又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出轨方式，到最后自己也会戴绿帽子：隋文帝的陈蔡夫人被隋炀帝笑纳；隋炀帝的萧皇后最初被窦建德笑纳，后落入突厥之手，几经辗转终于被唐太宗（她表侄）笑纳；而此前，晋阳宫全体宫妃均已被唐高祖和裴寂笑纳；而李建成、李世民都揭发过对方淫乱宫廷，这是谁给谁戴了绿帽子？哥，你懂得！唐太宗的爱妃武媚被唐高宗笑纳；至于唐高宗这个老婆后来自己当了皇帝，笑纳她的男人正史无详载，总之就是数不清；到后来唐玄宗突破了后辈给前辈戴绿帽的常规，给儿子戴上一顶绿帽……这是一部比《天策上将征战史》更加波澜壮阔的战史，“唐乌龟”绝非浪得虚名。而唐太宗，这个万人景仰的偶像，其实也是这个庞大队伍中不光彩的一员。
所以，尽管唐太宗立下了贞观之治这个大功，但并不能掩盖他不光彩的一面。他本人却急于掩盖，为此又做了更不光彩的一件事。
二、篡改史料，文过饰非
中国人有着极其强烈的正史情结。无论当权者对史官以生命相威胁，还是巧妙地逃避罪责，也都无法阻止正直的史官连续写下“崔杼弑庄公”“赵盾弑其君”等。这个不以宗教立国的庞大帝国之所以世代传承，很大程度上正有赖于这种相对独立的治史精神。唐太宗尽管在皇帝位置上干得很出色，或能得到政论家好评，但始终无法完全冲抵道德上的巨大缺陷。有些突破底线的当权者通过篡改史料来抹去许多劣迹，唐太宗很可能也干过此事。事实上，他不一定要去篡改已经成书的史料，只需要从两方面做一些细节处理，就能文过饰非。
首先是垄断第一手资料。从永嘉之乱到玄武门之变，这三百年总体而言是大混乱，无数零散史料大多在唐初才编撰成史，唐太宗本人也是许多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提供者，有时还是唯一知情人，他只需在这个环节上做点手脚，就能改变很多史实的传世印象。当然，有些事已被他胡说得无迹可寻，我们也不能乱猜，但有些事显然牛皮吹破了。比如，唐太宗为了彰显他对唐朝建立的重要作用，将唐高祖刻画成一个柔弱、犹豫、缺乏主见的肉人，完全是在他的挟持下被迫起兵反隋的，事先并不知情。他才是唐朝的真正创始人，所以唐高祖也多次表示要传位于他，最后他当上皇帝也算合理。但稍加思考，晋阳起兵时李世民才十八岁，而史书号称他背着李渊“筹画多年”，策划了一整套反隋建唐的庞大计划。这个“多年”是多少年？就算三年吧，那李世民小朋友也是从十五岁开始，在隋朝还很富强时就背着父亲筹划这么大一套计划。而据唐初宰相温大雅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在唐朝创立过程中，李世民的战功和李建成相当，而李建成还充当李渊副手，做了大量组织管理工作，功绩远在李世民之上，他的皇储地位应该相当稳固（如果不考虑被刺杀）。如此看来，唐太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史官哭诉是他哥哥先对付他，他才被迫反击的说法也是恶人先告状。总之，李建成的人都被杀光了，我们可以想象垄断了第一手资料的唐太宗及其同党向史官提供的资料水分有多重。
其次是通过大力宣传丑化他人，美化自己。除了唐高祖被刻画成庸碌无为的废物，唐太宗的敌人包括隋炀帝、李建成、李元吉等也都遭到极大丑化。唐太宗就算不能掌控史官，但他可以开动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对史实极尽刻画渲染之能事，让后人接受先入为主的印象。中国人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正史情结，一方面又热衷于野史演义，官方有一套严格的正史系统，民间也有一套非常自由的野史系统，只要好玩儿，连孔子私通南后这种事也编得出来。唐太宗巧妙地绕开正史的春秋之笔，在野史上下大力气，先为自己立起一座千古圣君的丰碑，让大家在主观感情上先入为主，喜欢上他这个人，就会下意识地对他产生美化倾向，刻意回避甚至为他的诸多劣迹强行辩护。当然，要做到这一步不仅要力气下得大，还得要有条件。唐太宗真的运气很好，太宗系列势力非常强大。宋明两朝的太宗在很多方面与唐太宗颇有共通之处，需要通过吹捧他来达到一些现实政治目的。唐太宗的宣传攻势在他们手中接力千余年，终于在中国人心中深深地烙下了“唐太宗是圣君”的烙印。
三、夸大其词的大唐盛世
贞观、开元是不是盛世？大唐帝国的文治武功是不是很伟大？当然是！但这也在唐太宗以及宋明两朝的过分吹嘘中变了味儿。
首先说文治。前文说评价唐朝盛世不能看数据，那正是因为这组数据实在惨不忍睹，三百年都没能恢复隋朝鼎盛时期的水平。不过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但唐太宗对隋朝进行了严重的丑化，对唐朝的恢复性增长进行了严重的夸大。
唐太宗其实没有做出什么创造性工作，贞观时期经济增长是乱世终结后的自然恢复过程，并非他的治国之道真有多么过人之处。
唐朝的文化不可谓不繁荣，但一个真正具有文化软实力强大的时代不仅仅有文学家就够了，还必须要有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升华。历史上文化发达的主流王朝都有“节点级”的大哲鸿儒镇世，先秦诸子百家自不必说，汉有董仲舒、王充，宋有程颐、程颢、朱熹、周敦颐，明有李贽、王阳明，连晋朝都有鲍敬言这种“无君论”的先行者，唐朝有谁？韩愈？柳宗元？不是我不尊重两位前辈，客观地说，两位在跟宋朝第二级别的几位思想家共同组成的唐宋八大家中也不敢说顶尖吧，更遑论程朱了。所以，唐朝的文化虽然发达，其实缺乏升华，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一种浅层次的浮华。在当时文化层次还很低的外国人看来，唐朝是和汉晋宋明一样伟大的文化大国，其实就像蚂蚁看篮球和地球一样大一个道理。
至于著名的魏征，实际上他和唐太宗也是相互利用。魏征本是李建成的人，唐太宗故意重用，并要求他故意做出一副诤臣的姿态，以显得自己胸怀博大。这样，唐太宗利用魏征打造善于纳谏的明君形象，魏征则利用唐太宗成就一代诤臣的美名。唐高祖手下有一位大臣苏世长非常喜欢直言进谏，但唐高祖对他说：“你并非真心进谏，无非是以直谏博取美名罢了。”此事正史有载，可见当时已有这种风气露头，魏征不过是一个成功的发扬者罢了。而唐太宗的虚情假意终究也要露馅，他晚年皇位稳固，无须再假装纳谏之态，遂冷落了魏征。魏征死后，唐太宗还撕毁与他的儿女婚约，甚至推翻了魏征的墓碑，显然是忍了这老家伙很多年，死了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而要体现太平盛世，最俗套的方式就是罪犯少，几乎所有史书都不忘记载贞观四年（630），全国只判了二十九个死刑犯，由此引发了一桩令人陷入深思的哲学故事。据《资治通鉴》讲，贞观六年（632），全国共有三百九十（有史料称二百九十或二百九十九）个死刑犯在押等候明年秋后问斩。唐太宗说秋后还有大半年呢，你们先回家过年，待秋后自己回来受刑。果然第二年秋后这三百九十人全部自觉回来受刑，无一人逃亡！唐太宗治下的中国，社会秩序竟然达到如此境界，白居易写下“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诗句，不知让多少唐太宗的拥趸感动得泪流满面。不过想想又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不是怀疑白居易乐府诗的真实性，只是觉得才区区两年，死刑犯就从二十九人暴涨至三百九十人，这好像也不是很光彩。何况这三百九十人全都是重大义、轻生死、一诺千金的豪侠，金庸小说里怕也只有乔峰、郭靖等寥寥数人能达到如此境界。而唐太宗一年就判了这样级别的大侠多达三百九十人，会不会反而让人觉得心寒啊！
到了现代，唐太宗的崇拜者更是泥沙俱下，甚至到了张冠李戴、罔顾事实的地步。有人说唐太宗首创三省六部分权体制，主动用门下省、御史台来限制皇权，体现了博大的胸怀；有人说“中国史上出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还有人喊出了“贞观王朝是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甚至有人著书称李世民是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二大伟人……
厉害！
其次说武功。吹嘘者总爱拿唐朝轻松剿灭突厥来说事儿，然而，我们仔细研究下唐代的地缘政治环境，却不得不发出一个疑问——仅仅踩扁突厥就够了吗？
突厥强不强？当然强，不强的话，现代不会有那么多八竿子打不着的民族硬要认他当祖先。但问题在于突厥不可能一直强，必然有一个强弱起伏的过程。刚刚攻灭柔然，让北齐、北周争相纳贡的突厥就很强。后来打着突厥旗号，其实跟突厥没啥关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更强，把挺立千年的东罗马帝国都灭了。那它什么时候弱过？不就是被长孙晟玩残这段时间最弱吗？我们看看唐太宗是怎么对付突厥的。天策上将其实一次都没有将他的战神绝技用到突厥身上，每次都是把人家吓跑的。且先不论吓跑的背后有多少复杂的背景，但一个每次都能被吓跑的部族，您总不太好意思把他说得太强吧。
事实上，隋末中原大战乱，突厥恰恰处于极度虚弱，不然早就杀进中原来了。唐朝建立后，走上正轨的中华帝国碾死这么一个垂死的部族联盟很值得吹嘘吗？中原王朝历来以蒙古草原为最主要的边患，唐朝很轻松地剿灭了当时蒙古草原的霸主突厥，这确实极具迷惑性。其实，中原政权对蒙古草原战绩最好的既不是汉武大帝，也不是什么大唐王朝，而是北洋军阀。那北洋军政府是不是史上最强中原王朝？
什么叫强？强就是你在小班把全班打趴下，转头到大班被打得尿裤子？除了轻松捏死突厥，唐朝其他方面的战绩可以说一塌糊涂，其创造的诸多纪录堪令其他王朝叹为观止，比如大败于高句丽；被尚未开化的契丹部落斩首数万；被吐蕃攻占长安；请回纥助战，条件是回纥大爷可以在洛阳自由劫掠十天。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尽管中原汉族王朝经常陷入与北方游牧部族的苦战，但从未在南方面前丢过脸，唐朝是唯一一个——南诏国（今云南省一带）曾攻占成都，迫使唐王朝签下城下之盟……
唐朝，这个天策战神李世民构筑的贵族王朝，尽管也取得过一些不错战绩，但总体而言战绩较差，吹嘘成分过于严重。
再次是贻害后世的过度开放政策。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唐朝开放的民族和外交政策是中华帝国强盛开放的象征，造就了一个繁荣的大时代。但也有人指出正是唐太宗开启了这种国界不设防的模式，导致大量部族进入中原，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巅峰盛世极速坠入乱世深渊，二百年不得解脱。
适当开放可以增加交流，促进发展，海纳百川也是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胸襟气魄，然而唐太宗采用过度开放的政策却是有严重的私心作祟。唐太宗得国不正，急欲创建不世之功以掩其罪，但国力有限，不容过度征伐，于是他利用政策杠杆，驱使大量游牧部族去为他立功。这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的，他必然对这些部族的领主施以厚赏，并允许他们的部族进驻中原。唐太宗之后的几届朝廷延续了这个国策，尤以其曾孙唐玄宗（李隆基）为甚。唐玄宗朝的开元之治表面上看更胜贞观，其实埋藏了更大隐患，最终以安史之乱的形式爆发出来。
文明帝国雇佣游牧部族作战在全世界范围都引起过激烈争论。许多大帝国都雇佣蛮族作战，靠杠杆效应在短时间内建立了辉煌战功，但最终都因为无法控制进入国土的诸多蛮族而自取灭亡。罗马之亡于哥特，波斯之亡于阿拉伯，阿拉伯又亡于塞尔柱，其实都不是从外部攻破，而是淹没在一大片自己请来的蛮族大潮中。
中国人历来讲华夷之辨，非常提防游牧部族渗入中原。但晋朝开了不好的例子，大量部族被引进中原，终有五胡乱华。这在当时就已经引发过激烈争论，以名士江统为代表的一派反对中原王朝借助夷狄的力量作战，并要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后来长孙晟将这个理论运用于实践，取得极大成功。不过西晋时无人采纳江统的正确意见倒是有当时的实际困难，西晋恢复分封，各个封建领主竞争激烈，必须引入外援助战，不然会在内战中败下阵来，这是体制决定，并非某一两个人的高瞻远瞩所能改变。可唐朝是一个统一的汉式帝国，没有内战压力，却因为唐太宗开疆拓域、建立个人功业的私欲，将国家民族带上一条明知是错的道路，不得不说是极大的罪孽！
最后是可怕的藩镇节度使。行省制度在隋末已经被证实不利于维护汉式中央集权帝国的统一。唐太宗在登基前曾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但他也深知行省这个制度绝非正确的前进方向，正如他深知不能任由次子争权一样。不过他确实也没拿出什么解决办法，唐朝的节度使比汉朝的州刺史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中国地方割据史上的一朵奇葩。
所谓节度使，应该是源于魏晋的持节都督，即皇帝赐予元帅使节，可以节制调度一方兵马，本身是一个临时军职。唐朝最初继承隋朝府兵制，中央对军权的控制很强，但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府兵制也名存实亡。对此，唐王朝的对策是设立藩镇，招募士兵。从后来的历史看，募兵制确是历史前进方向，但唐朝的具体措施相当失策。招募士兵并非不可，但朝廷应牢牢掌握募兵权，不能让募兵成为节度使的私兵，更不能让节度区域成为他的私有王国。本来唐朝设置了采访处置使掌控地区行政财税权力，作为节度使的牵制，但唐朝历届政府都秉承唐太宗急功近利的私欲心态，为了让节度使更方便地调用资源用于招兵，唐玄宗允许节度使兼任采访使，兼掌地区的行政、税收权力。这样，节度使终于成为总揽军政大权的一方诸侯，和汉朝的州刺史并无二致。更由于唐朝过度开放的国境政策，许多部族领主渗入中原，以节度使之名发展出一方势力，但绝不直属于唐廷，为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的大割据场面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个看似强大的唐帝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藩镇的力量在支撑，但朝廷又缺乏对藩镇的约束，一旦捅破这层纸，等待中国人民的，就是一个比三国更加血腥恐怖的乱世。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唐季藩镇节度之祸，是终宋一代三百余年，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亦正亦邪，谜样风采
如果要问最伟大、最优秀的太宗是谁？或许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但如果要问人气最高的太宗是谁，毫无疑问，只能是唐太宗。甚至跳出太宗范畴，在所有历史人物中，唐太宗也是顶尖人气角色。
然而，唐太宗除了有彪炳史册的文治武功，同时也是个劣迹斑斑的恶徒，他的成就更带有极大的吹嘘成分，他给历史进程带来的恶劣影响甚至比正面影响还要大得多。但是，他就是拥有历朝历代数不清的拥趸，连最会损人、最不顾忌历史真相的明代小说家群体，也非常默契地选择了为他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把他塑造成一个聪明仁惠、忠厚善良的完美男人形象。最恐怖的是连岳飞、文天祥都要试着去打倒的现代网络文化，却唯独坚持着对唐太宗的高度赞誉，揭批、污蔑、中伤甚至连调侃统统与他绝缘。这种程度的人气到底是为什么？不仅是被李老二冤掉的隋炀帝，还有长期任由野史污蔑调侃的曹操、魏延、潘仁美、陈世美一起发出了内心深处的怒吼！
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唐太宗强大的宣传攻势，尤其是他篡改史料的行径。但篡改史料的也并非他一人，而且他那点篡改，漏洞百出，真可以一叶障目，骗过所有宋明学者吗？还有人说是宋太宗和明太宗的狂热吹捧，由于他们垄断着话语权，所以很容易将唐太宗打造成一个完美偶像。且先不论他们是否真的能垄断话语权，只说这两位自己都还是野史演义中被调侃的喜剧角色，就凭他们能打造出唐太宗这尊完美的神像？或许我们必须暂时超出历史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范畴，用一个文艺学上的原理来解释——如果主角太正义、太完美、太高大全，观众就会觉得脸谱化，就算理性认可，也无法加大感性投入，那种亦正亦邪的复杂个性才有可能调动起观众内心深处的澎湃感情。
举个比较浅显的例子，金庸小说创造了一系列经典人物，我们可以从十四部小说的主角形象看出他创作思路的一条清晰脉络——主角渐渐由完美型向缺陷型转变。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各方面都非常完美，但并不受欢迎。我甚至相信，如果您不是一个较高级别的武侠迷，那么应该没听说过这位完美主角的大名。之后的袁承志，尽管武艺和陈家洛一样完美，但身世坎坷，稍许博得了一点同情，但他的人气显然不如同书中一位配角——金蛇郎君夏雪宜——一位邪道出身，但又极具魅力的反派人物。再后的主角郭靖甚至有智力上的缺陷，而且刚出场时武艺也很低微，但他的人气就远远高于前几位。最后，《神雕侠侣》推出了金庸小说的终极主角——神雕侠杨过。这位身世坎坷，品性顽劣，行为乖张，与邪魔外道过从甚密，断了一条手臂甚至对基本人伦做出挑战的怪人，无疑是所有金庸人物中的人气之王。更重要的是乔峰、郭靖的拥趸们都还算理智，而杨过的亲迷们对他却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非理性热爱——杨过的优点会被无限放大，他的缺点也会被视为缺陷美，一些恶劣行径也会被找到各种理由来辩护。事实上，杨过的拥趸们从未表示过杨过比郭大侠、乔帮主更伟大，甚至可以承认杨过有着诸多缺陷。但是，我们就是更喜欢过儿。
没错，就是喜欢，您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文艺创作的巨大魅力。完美的呆板的陈家洛并不讨喜，亦正亦邪、优点与缺陷共存的杨过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佳作。同样的道理，低调稳重，完全符合儒家传统审美观的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能在史书上得到儒家的无数赞誉，却难以得到民间的狂热追捧。只有唐太宗这位特殊主角，他既可以通过篡改史料来塑造正史上的圣君名号，又因为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丰满形象吸引着后世的读者；他既有宋太宗和明太宗在官方媒体上为他摇旗呐喊，又有无数偏执的拥趸抓住一切机会用或真或假或已吹破的牛皮继续完善他的形象。所以千年之后，这样一个太宗，他必将成为政治史上最大的偶像，没有之一。
不过话又说回来，比起杨过，段延庆、游坦之的身世更坎坷，性情更乖张，为什么没有人像杨过一样狂热地喜欢他们呢？原因再简单不过——他们实在是太丑了！喜欢这种鬼脸还不如亲自去做鬼。杨过的各种缺点被视为个性的前提是英俊的相貌，如果离了这个前提那就请自觉归入段延庆一党。同样的事帅哥做了就是好有个性，您做了就是丑人多作怪。是的，现实就是这样。
而唐太宗能被归入杨过一党自然也是有其合理前提的，尽管他受到过分吹嘘，但他那大杀四方的战神气概却当属实，大唐帝国的恢弘气象亦非捏造。操贼，你不服气吗？你那宛城征张绣、濮阳攻吕布、割须断袍、火烧赤壁的战绩要拿出来和天策上将比比？你那只占据半个中国最后还被人篡了位的所谓魏朝还要拿出来和大唐王朝比比？再不服气比比你的长相？你接见匈奴使节时因为自己貌丑而找崔琰代替，自己站在旁边冒充侍卫。丑到不敢见人，不说你是段延庆，没人敢认自己是游坦之。
一个唐太宗级的偶像，必须要同时具备正邪两方面的高度魅力，缺一不可。缺了邪的一面只能当教科书上呆板的绣像，而如果正的一面实力欠缺，那就只能与曹操、魏延、潘仁美、陈世美为伍，以稗官野史笑话主角的身份长期作为中国人民欢乐的源泉。而唐太宗，他非常凑巧地同时具备了两个极端，所以才能成就这个完美的艺术形象，绝非偶然。汉文帝、曹丞相，你们两边可都不要不服气啊！
第七篇 五代十国——被害妄想症的夜宴
最严重的一次乱世
一个伟大的民族总在灾难中前行，在遭受了春秋战国、三国演义、五胡乱华后，中华帝国又不得不面对——五代十国。
唐朝迎来了贞观、开元盛世，但也隐藏着不少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危机都会逐渐显露。更何况，唐太宗的个人问题更人为加重了某些危险因素。安史之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为建设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的多年努力，再度付诸东流。
最重要的是，汉族这个不以宗教为纽带维系的庞大民族，当其道德观发生严重危机时，就会面临肉体和精神彻底毁灭的危险。所以，五胡乱华，乃至后来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即便丢掉全部国土，都还保留着光复的希望。而大唐，这个充满道德缺陷的王朝，当他挥霍光祖宗留下的道德遗产后，他带来的这个乱世，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安史之乱后，建国不足百年的唐王朝其实便已四分五裂，外有藩镇为祸，内有宦官专权，乃至“号令不出国门（这里的国门是指宫廷之门）”。农民起义也是风起云涌，其中黄巢起义声势浩大，几乎要取代唐朝正统。对此，衰弱的唐王朝毫无对策，只好饮鸩止渴，不停加封新的节度使，让他们组织私兵去镇压起义，又进一步壮大了割据势力。
唐昭宗天祐四年（907），魏王、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废黜了唐朝最后一位皇帝唐昭宣帝（李柷），在汴京开封府即皇帝位，国号梁，史称后梁。曾经带来无数荣耀的大唐王朝正式终结。当然，继任的后梁远远没有统一的实力，实际控制区域大约也只有唐亡前控制的中原一带（河南）。之后还有四个王朝占据中原，依次为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由于这些国号都是之前用过的，所以这五个朝代的史称都要在前面加一个“后”字，史称五代。在五代实际控制范围外，前后还有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也称荆南）和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统称十国。这个时代便被称作五代十国。
这一次的乱世比前次的春秋战国、南北朝都要严重得多，不仅改朝换代的速度更快，更重要的是几乎人人都靠叛变和篡逆登上帝位，几乎冲垮了中华帝国赖以维系的道德体系。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
五代共计53年，平均每代10.6年，仅中央政权就有15人过了一把皇帝瘾，平均每人享国3.55年。这其中有7人篡位称帝，占46.67%，篡位者中又有5人是杀掉自己的父兄篡位，占71.40%，另有一些欲行篡位却又失败的，以及非中央政权的尚未纳入统计。
这简直比《夜宴》的收视率还高。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一切成体系的东西都在这个时代崩坏，甚至我们想从史书中寻找一些东西串成篇章时，都会有一种头绪纷繁的感觉。著名导演冯小刚先生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理论：古装戏就要拍五代十国，因为如果把时代背景放在汉唐这样很清晰的时代，很容易被观众挑出历史硬伤。而放在五代十国，反正是一笔糊涂账，观众也就难得糊涂地看过去了，这样就能让主创人员更好地发挥创作才思。换言之，拍其他时代要顾忌基本史实，五代十国就可以乱拍。
不过五代十国虽然荒诞混乱，但其实也并没有脱离历史发展的主线，这段大混乱也是文明发展的一种自我调节。这个看似有些无厘头的乱世，其实也是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走过牛李党争之后的又一个瓶颈，一个血腥的乱世摧毁了大唐帝国，但无数人无数次的努力也正在带领着中华民族艰难地挤过这个最痛苦的瓶颈。
这个太宗没本纪
太史公在《史记》里定下规制，纪传体史书中帝王的传记叫本纪，王侯的叫世家，其他重要人物的叫列传。但后来世家越来越少，中国人也不喜欢为皇帝以外的人再划分阶级，所以后来就没有世家了。显然，太宗是一个皇帝庙号，皇帝就应该在正史上有一卷本纪，最差也要像晋太宗那样有半卷（《晋书·本纪第九》为太宗简文帝和孝武帝共用）。然而，到五代十国，特殊情况出现了，本篇主角在二十四史中没有属于自己的本纪。最过分的是，作者还专门提醒读者不是他忘了写，而是有意把此人剔了出来。
此人就是后梁太宗……我是说朱友珪先生——很抱歉他没有庙号，我们只能直呼其名了。他确实是后梁第二世君主，而且非常代表后梁，甚至是整个五代的风格，但他确实没本纪。
梁太祖（朱温）本是唐末黄巢起义军的一个将领，但由于作战不力，怕黄巢责罚，就投靠了唐朝。一个军人，因为被害妄想症发作，就会轻易背叛自己的政权。朱温开了这个头，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开启了这场被害妄想症患者集体冲击道德底线的盛宴。
朱温投靠唐朝后赐名朱全忠，濒死的唐王朝寄望于手握重兵的朱全忠能中兴大唐。朱全忠显然是一个完全不忠的人，但此时所谓的唐军已经和糖菌没多大区别了，朱全忠带来的这支叛军基本上也就是唐朝中央仅存的战斗力了，他自然也就成了唐廷权力最大的人。接下来的程序就和唐高祖篡隋差不多，其实当年唐高祖的形势也跟梁太祖差不多，篡得的所谓隋朝也只有关中那么一点点地盘，区别就在于唐高祖有个很能打的二公子，就凭关中那么一点点，接着就把全国都打下来了。那梁太祖的二公子呢？就是这位没本纪的太宗了。
朱友珪的身世非常传奇，当年朱温还在唐朝当将军时，行军路过亳州，请了一位营妓来陪陪。一个月后朱温准备开拔，按理说两人的公务都完成了，签单后就不一定再联系了，营妓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公务牵扯出了私事。但朱温很惧内，不敢让夫人张氏知道，就在当地安置好这位营妓，自己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营妓告知朱温生了个男孩儿，朱温非常高兴，但又不敢去探视，就给他取了个小名遥喜，就算父亲表达下遥远的喜悦吧。后来朱温权势渐大，将履九五之尊，才将遥喜母子接回身边，取了个正名朱友珪。朱温篡位后，封朱友珪为郢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