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黛农看我们俩惊讶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闭上眼睛说：“我被抓以后不久我爷爷就死了，是管教干部告诉我的，说我爷爷死在勐养农场附近的一个山沟里，他们发现他的时候尸体已经快烂掉了，他们认得我爷爷的枪，才确定是我爷爷，都以为我爷爷是去打猎的，我知道我爷爷不会跑那么远去打猎，我始终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
我和赵跃进说不出话来，我们心里很清楚老勒刀为什么去勐养农场，因为刘副连长在勐养农场，老勒刀不是去打猎的，是去杀人的。
回去的路上我们很难过，我们知道小黛农生我们的气，怪我们既没能照顾好三花，也没能照顾好老勒刀，小黛农跟我们说让我们以后不要来，她不想再见到我们。这句话着实伤了赵跃进的心，路上我跟赵跃进开了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结果赵跃进一下就急了，要不是我俩拉肚子都拉得跟面条一样软，我想赵跃进一定跟我玩“猴子偷桃”。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很是过意不去，想说说话找找气氛，可赵跃进脸拉得比驴脸都长，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说实话我也很喜欢小黛农，小黛农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弯的，嘴角微微翘起，让人想起含烟的西湖水，虽然我没见过西湖，但是想必美不过小黛农的笑，只可惜刚刚她从头到尾都没笑过，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看到她笑了。我对小黛农比较朦胧，只是心里觉得她挺好的，不过这一点我比不了赵跃进，他是真心喜欢小黛农，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我这么多心眼，所以比较专一吧。我不知道这对于赵跃进是福是祸，或许只有我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赵跃进从不考虑问题，是福是祸他都迎头而上。
我对老勒刀的死也很难过，他是一条好汉，不像我们这些知青，被人打完了左脸再伸出右脸。老勒刀坚信着景颇族千百年来恪守的信仰，这种信仰不见于文字，只代代相传于景颇人的心中，那是一种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血性。我不知道我血管里流淌的鲜血中是不是有这种血性，抑或只有赵姨妈留给我的奴性，我没找到什么机会证明，或许有机会我也不敢证明，否则我为什么不去勐养农场砍了刘副连长？
现在却不是我拷问自己良心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救出小黛农，可是我要想办法救出我们自己，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虽然这里美得如诗如画，可是诗和画都是吃饱了饭有了闲情逸致才有工夫欣赏的，我们活得人不如狗，就算身在画中又能怎样？
可是说实话我真是想不出任何办法，我只熟悉偷鸡摸狗，赵跃进除了养猪和“猴子偷桃”，似乎对思考也不怎么在行，想到这里我的心头涌起一阵绝望，我真想就此了断了自己，不再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让所有的烦恼和沮丧都跟着我一块儿见鬼去。
当年云南知青的自杀率居全国第一，有我这种想法的人绝不在少数，我们身处蛮荒，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命如蝼蚁般卑微，场长连长们只要高兴，想捏死哪一个就捏死哪一个，试问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们黑七类还则罢了，那些当年叱咤风云、手持皮鞭誓言砸烂旧世界的红小将，苍茫大地我主沉浮的红卫兵，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如今他们全都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颅，在蛮荒中苟延残喘，为了一个回城的名额出卖能出卖的任何东西，更有甚者为了一个稍大点的窝头，相互打得头破血流。上苍跟我们开了个好大的玩笑，很多人玩不起了只好去死，据我所知，当时在自杀的知青中，红五类占七成以上。
当然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想法确实幼稚，哪有严重到要死的地步？日子是艰难点，可也不至于艰难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现在我回城快二十年了，过的日子并没有比在云南的时候好多少，甚至有段时间过得还不如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呢，可我依然恬不知耻地活着，从来没想过要弄根麻绳把自己勒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在如今即将知天命的我看来，还真他妈的有道理。
我要说生活这个东西还是挺会玩人的，它在就要把我们通通玩死的前夕，又给了我们一颗希望的泡泡糖，让我们自己吹泡泡。这里需要明确一点，这个希望的泡泡可是要我们自己吹的。
这个泡泡起始于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相信这件事很多人都清楚，我还想讲一遍。1978年11月，一个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要生孩子，生孩子是件喜事，值得庆祝，可她犯了一个错误，她想到分场医院去生这个孩子。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一样，分场医院的医生弄死人比治好人拿手，杀生比接生在行，一个小小感冒到了他们手里就有可能置你于死地，更何况是生孩子这么大的事。要是我生孩子(当然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他妈的宁可自己给自己接生也不去找分场医院的医生。不知道当时徐玲先是怎么想的，总之她就冒着生命危险去了分场医院。分场医院一个姓成的医生接待了她，这个成医生是革命“红医班”毕业的，正式挂牌看病的时候连手术刀和水果刀都分不清，平时喜欢喝两杯小酒，看病的时候嘴里含一口酒往医疗器械上一喷就算是消毒了，有时候舍不得酒也就干脆不喷了。基本上可以这么讲，成医生跟杀猪的屠户唯一的区别就是——杀猪的没有他这么狠。
徐玲先上午十一点多到的分场医院，此时成医生刚刚喝过开胃小酒，神志还算清醒，他消毒了一下器械(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消毒法)，找了个大婶帮忙，该大婶也曾替人接生，算是成医生的医疗顾问吧。两个人准备好家伙，静待徐玲先的小宝贝降生，可是这个小孩却很讨厌，待在他妈肚子里迟迟不肯出来，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成医生每天都有很多应酬的吗？这孩子实在是太不体谅我们敬爱的成医生了。
等了一下午这个讨厌的小孩也没有要出来的动静，这令成医生大为光火，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不懂事的孩子，一下午了还不出来，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成医生肚子里的酒糟早就不答应了，一个劲催成医生赶紧整两杯，成医生拗不过酒糟，只好跟他的医疗顾问(接生大婶)交代了一下说，看这意思一时半会儿生不出来，我还是先回家吃饭，有什么事去家找我。交代完了以后就急匆匆走了。
成医生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回来，徐玲先却出了问题——难产，接生大婶哪见过这个阵势，连忙去找人。人是找来了，徐玲先又出现大出血，几个人赶紧把徐玲先抬起来送总场医院，徐玲先没能挺到总场医院，和她尚未谋面的孩子双双死在了路上。
死了就死了吧，当时治死个人也不是什么大事，谁让你挺不住的？这也怪不得成医生，因为成医生此时已经喝多了，躺在分场的伙房里人事不省，只比死了的徐玲先多口气而已。
但是徐玲先的同乡和战友们似乎不太愿意，他们跑到总场医院吊唁，还要开追悼会，说什么要改善知青医疗条件，惩治凶手。凶手这会儿酒还没醒呢。第二天总场医院要火化尸体，知青不答应，把场部医院给包围了，还开来了好多拖拉机把医院的路给堵了起来，场部也不是吃素的，调来保卫干事就准备动手。这一动手不要紧，知青们全都翻了脸，两边立即就动起了手，闻讯而来的知青越来越多，保卫干事大败而归。知青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又直奔景洪，去州委讨要说法，并提出了三个要求：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改善农场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追认死者为烈士，给死者家属相应的烈属待遇。州委挺了四天，眼看事态有扩大的趋势，就仓促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请愿知青准备返回农场。这就是著名的“橄榄坝事件”了。
橄榄坝知青去州委请愿的消息迅速传遍景洪农场，我听说这件事已经是几天以后了，是班长跟我说的。他自从高考落榜以后整个人变得很是愤世嫉俗，常常哀叹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济。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就我本人的观点，就他那衰神附体的德行能当上班长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还想得陇望蜀上大学，简直不知羞耻。
我忘了是谁组织的，也许大家全是自发的，我们景洪农场知青决定罢工请愿，去州府讨个说法，让州府的领导看一看我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请领导们给知青的命估个价，算算我们到底贱到什么程度。参加请愿之前班长写了条大横幅，准备游行时用，横幅上写着“草奸人命”，虽然字写错了，但是班长一片赤诚之心打动了我们，再说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个“菅”字怎么写。我并不认识这个徐玲先，但是对于她的死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我想当时大多数知青都是这么想的，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就不这么想了，因为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活命靠自己。如果不想做下一个徐玲先，那就是时候为了活命挺身战斗一把了。
我们准备了《罢工宣言》，每个知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密密麻麻足有上万人的签名。还有几个人拉出几条大横幅，上面写着：“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字的颜色锈红，大概是用血写的。我们拉起横幅出发，一路上没有人振臂高呼口号，大家只是低着头默默地走。我们不再是年轻高傲的红卫兵，我们只是一群孤魂野鬼，站在奈何桥边眺望回家的路。只有那几条刺眼的横幅说明着我们此行的目的：就算做鬼也要回家！
游行那天天气不错，风和日丽，很适合举行大规模集会，按照孙子兵法上的说法，我们算是占据“天时”了。去景洪的路我们很熟，也知道州委大院在哪，这个算是“地利”了。那天去游行的拖家带口连老带少足有几千人，我都不知道我们景洪农场有这么多人，这个算是“人和”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师出有名，按说应该是胸有成竹。可是当时不只是我，大部分人心里都没底，因为不知道州委会怎么对付我们，要是像1974年那样再来一场“人民战争”，我们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州委的人刚对付完橄榄坝农场的请愿知青，听说又来了一拨，人数是橄榄坝知青的好几倍，所有人脑袋都大了好几圈，看那意思是想让老天爷降下闷雷把我们全劈死，他们也就省事了。我们当然不能遂了他们的愿，几千个人把大门一堵，只准进不准出，除非州委的人化装成苍蝇飞出去，否则一个别想出门。平常都是我们知青走到哪人人喊打，今天好歹做了把主人翁，心里的感觉还是很爽的。
这招很有效，州委很快就挺不住了，让我们派代表出来，说省、州委的领导要跟我们谈，谈就谈呗，还能谈死我们不成？我们就选了代表跟他们谈，选代表的时候我选赵跃进，赵跃进选我，我们俩各得一票，很遗憾地没能当上代表。当不上就当不上吧，反正我们俩也难登大雅之堂，真要进去跟领导谈，谈得好还罢了，谈不好赵跃进急了要来“猴子偷桃”，再捏坏了个把领导啥的，那可给全体知青丢人了。
代表们进去跟领导们谈判去了，我们就在外面等着，等了没多久就看见代表们出来了，我心想谈得这么快？看来领导也是人，不是所有领导都一肚子狼心狗肺，还有个把有良心的。正准备上前道贺，哪知道代表们一个个脸色铁青，说州委领导根本当我们是个屁，上来就扣帽子，说什么“煽动知青闹事，破坏上山下乡”，没谈几句双方就谈崩了，我们只好退场以示抗议。
谈判没结果，又不能老在州委门口待着，人家在里面有吃有喝，我们在外面西北风都没得喝。想想不是办法，代表们就决定先回农场，继续罢工。
回到农场以后，知青们成立了个“罢工指挥部”，负责全面指挥罢工。我和赵跃进的人望太低，也没能进入罢工指挥部，只好继续做普通罢工知青。由于赵跃进身在场部猪圈，猪圈离场部领导比较近，便于就近打探场部情况，所以赵跃进被委以探子的重任，负责全面观察场部领导的动向并随时向罢工指挥部报告。我怕赵跃进分不清哪个是猪哪个是场部领导(非常难以区分)，提出异议，被否决，还险些被逐出罢工行动，心情非常低落。
王连长听说我们要罢工，急得满嘴起泡，看上去就像嘴上被人踩了一脚。罢工第二天就带着韩连长急匆匆来找我们，想劝我们退出罢工，继续上山割胶，我们不去，王连长就急眼了，把我们全连的知青都叫出来集合到连部门口，跳着脚地骂：“你们这些小兔崽子真是蠢得可以，罢工顶个鸡巴用，跟州委对着干，你们这不是找死吗？你们这么搞，本来能回城的现在也回不去了，我他妈的说你们什么好？”
我们班长说，王连长，我们没打算跟谁对着干，我们就是想回家，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哪一个有人样？我韩智敏1968年到这儿，现在都十年了，十年我只回过一次家，我妈死了两年我都不知道，我他妈的还算个……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王连长说我不是不让你们回家，我姓王的也有爹有妈，可是你们这么干，只能激怒领导，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自己的处境更不利。
我说王连长你拉倒吧，我们的处境怎么更不利？我们现在这个状况还有更不利的余地吗？你出去看看外面的人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们农场知青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们像畜生一样从早干到晚，挣的工分不到当地农民的四分之一。我喝玻璃汤喝了快五年，连赵跃进养的猪都比我们吃得好。就算我们是畜生，也不能把我们往死里糟蹋吧？就是当畜生我们也要回家当，你是不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
一个女知青走出队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王连长说：“王连长，你放了我们吧。”说着就给王连长下跪。
王连长一把拉起她，声音明显发颤：“行了，我明白你们啥意思了，我啥也不说了，就想劝你们一声，要是打起来了你们可千万别往前面冲，你们可千万别他妈的出事。”说完又转身对韩连长说：“他们的工分照常记，一个都不准扣！”
王连长躲到医院去装病，场长书记去找他让他做工作，他就躺在病床上做假死状，翻白眼吐白沫的，搞得大夫们要把他拉到急救室抢救。场长书记没办法，就逼着韩连长来找我们谈。韩连长更狠，直接搞了两斤巴豆吃下去了，天天在家拉得昏天黑地，大肠几欲脱体而出。隔二里地都能闻见他们家的味儿，蚊虫小咬莫能近也。场长书记找不到人，自己又不来跟我们谈，一是怕被扣为人质，二是觉得跟我们这帮闹事的浑蛋谈判有失堂堂农场领导的身份，只好躲在场部里天天等上级指示。
上级指示说来就来，指示中明确指出，边疆知青(包括农场知青)要在所在地就业，今后一律按照国营单位青年职工对待，不再享受国家政策的照顾。指示一传达，边疆知青举众哗然。这表明从此以后，我们连知青都不是了，我们变成“青年职工”了，我们将永远扎根边疆，直到死掉为止。或许等我们死了以后有人会把我们的尸首埋在我们亲手种的橡胶树下做肥料，权当最后贡献。
想到要变成橡胶树的肥料，着实令我们胆战心惊，现在的形势可谓骑虎难下，既无退路，只好放手一搏，且看是鱼死还是网破吧。罢工指挥部立即组织赴京请愿团，准备到中南海去伸冤。我和赵跃进很想参加如此伟大的壮举，就又到罢工指挥部毛遂自荐了一把，结果还是一人一票，惨遭淘汰。说句题外话，我这辈子只要是努力争取过的事，没一样干成过，简直倒霉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可是事实如此，实在叫人绝望。那时候我多想做一把风云人物，为了能让历史记住我的名字，甚至愿意献出生命，慷慨赴死。等到多年以后，人们提起云南知青大返城，脑海中就浮现出我高大威猛的形象、舍生取义的壮举，都将为我不胜欷歔。这些最终变成我的白日梦，事实上，我为罢工做出的唯一贡献就是——此次罢工没有因为有我加入而最终导致失败。这真是让我备感欣慰，因为后来我参加过许多事，他妈的没有一件成功。
后来的事大概大家多少都有耳闻，请愿团使用暗度陈仓之计，北上到昆明，见了大领导，大领导使用釜底抽薪之计，派人偷了知青的路费，并布下天罗地网，把妄图混上火车的知青全部擒获。请愿团被逼入绝境，在昆明火车站以东卧轨示威，以示不成功则成仁之决心。同时在农场的知青扣押农场领导作为人质，以示支援。我们也准备扣押场部领导，可是没抓着人，这件事我一直怀疑是王连长通风报信，可始终没有证据。后来我问过他一次，可是他跟我装傻，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念在他救过我的命，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有人提议把王连长扣起来，结果这人差点被人扔进粪坑，可见王连长人缘是不错的。
后来中央终于同意接见请愿团，但以30人为限。这30人去了一趟北京，不但没达成任务，甚至还写了封道歉信，说给中央添了麻烦云云。
道歉信的事传到西双版纳后，勐岗农场的知青不干了，也开始罢工，还写了一张大字报，把请愿团狠批了一顿，说请愿团不能代表云南12万“支边”青年，知青坚决要求回城。听说中央调查团要来勐岗，勐岗知青组织了一个“绝食敢死队”，等中央调查团到勐岗的时候，敢死队已经绝食了三天，有人饿得都休克了。调查团跟知青开始对话的时候，几千人黑压压地跪倒在主席台下。有个北京知青冲上主席台，当场割了腕，血喷了调查团成员一身，调查团又惊又痛，好多人都掉了泪，一则是被这场面震撼住了，二则调查团这几天也确实看到了云南知青的生活，确实不是“惨不忍睹”这四个字能形容的。
调查团听了知青的要求后立即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后来听说是已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发了话，国务院出台了有关知青“六条”政策，大意是说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城。消息传到云南，整个西双版纳欢声雷动，响彻云霄，知青们如潮水涌上街头，人人奔走相告：我们终于可以回家啦！
多年后我再回忆起这件事，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割腕的知青，可以说此人这一刀彻底镇住了调查团，为我们的回城请愿大大地助推了一把，功不可没，是个英雄。不过我当时多少有点不服气，我想要是调查团来景洪农场，我们给他们玩抹脖子！那血要是喷将出来，肯定比割腕震撼。当然现在可没那个勇气了，现在我切菜把手指头切破点皮都紧张得不行，生怕自己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害破伤风死掉，我苟且偷生，锐气尽失。
十、1978，知青回城
回城的消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这么令人振奋的消息不庆祝一下实在对不起中央的英明决策和知青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咱中国人的庆祝方式以吃为主，所以我们决定吃掉赵跃进养的猪，作为临别纪念。场部领导自然不会同意，不过他们现在被要求盖章回城的知青围得水泄不通，无暇顾及那几头猪，等他们发现猪被吃了的时候，我等好汉早已全伙回家了，他们还能奈我何呢？
我们一连的人浩浩荡荡杀奔养猪场，司务长看见知青造反，撒丫子跑了，我们把猪圈团团围住。赵跃进一看架势不对，抄起一把刀就要跟我们拼命，众人一拥而上把赵跃进掀翻在地死死摁住，连说你别管，到时候给你留份好的。猪们养尊处优惯了，何曾见过这种阵仗，又见领袖被擒，吓得嗷嗷叫，赵跃进挣扎不起，知道自己的猪在劫难逃，遂长叹一声说：“给我留俩猪蹄！”
我们班长不由分说，抽出大刀使开一路地趟刀法杀入猪群，没头没脑地砍将起来，一时间人喊猪嘶，声震百里。须臾再看，几头猪有的耳朵受伤，有的屁股中刀，总之个个带伤，却没一个倒地的。众人忍不住笑，纷纷说韩大侠这个猪杀得别致，果然与众不同，莫非是要让猪们失血过多而亡？班长急了，说你们他妈的再不帮忙老子连你们一块儿砍了。众人连忙上前帮忙，有当过红卫兵的拿出当年搞批斗的招式，七手八脚把几头猪按翻在地，有的砍有的捅，场面极其混乱。根据我的不完全统计，那天几乎每头猪都至少挨了二十几刀，很少有致命伤，估计多半都是受惊过度吓死的。
众人拾柴火焰高，不过一会儿几头猪就被拔毛放血收拾干净，众人又开始讨论怎么个吃法，结果众口难调迟迟没有结果。班长说阿拉上海有白斩鸡，今朝缺盐少酱，不如吃白斩猪，众人点头称是，立即忙活起来，把猪肉大卸八块下锅，白斩猪怎么做谁也说不清，总之食堂里有什么佐料统统丢下锅，煮就是了。
猪肉很快就出锅了，不知道谁从厨房里寻出两瓶白酒，大概是司务长的，这下好，有酒有肉，梁山聚义也不过如此。我们在院子里拼起几张大桌子，把猪肉连锅端上来，众人围着猪肉团团坐好，班长站起来清清嗓子说：“静一静！”众人知道他要讲些临别感言，都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看着班长，班长镇定自若，环看一圈，突然大叫：“动手！”说罢使出龙抓手，一把抓起一块肉，烫得尖叫一声，张嘴就咬。众人猝不及防，都一愣神，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班长已经把第一块肉塞进嘴里，伸手又去抓第二块。众人发一声喊，一起扑向大锅，连抓带抢，一个个活脱脱饿鬼投胎，与梁山好汉相去甚远。
正吃得兴起，班长突然两手虚抓，仰面倒地，我们开始以为班长使诈，后来看看不对，班长脸色紫涨，双眼翻白，显然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全吓傻了，嘴里叼着肉手足无措，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赶紧送医院。”我们赶紧抬起班长就往场部医院跑，我记得我临走前还喊了一嗓子：“等我们回来再吃！”
我想我们当时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不应该把班长先送医院，我们应该当场施救，采取一些办法让班长能够呼吸，比如在他喉结下面扎一个小洞之类的，然后再送医院。医院虽然离场部不远，可也要走十分钟，班长不能呼吸，根本挺不了十分钟，我们到医院的时候，班长已经憋死了。大夫只看了几眼，就说晚了已经没救了。我当时就急了，揪着大夫脖领子说你他妈的再好好看看，连十分钟都不到怎么就死了？大夫看我们的架势不善，只好把班长推进急救室，过了没几分钟就出来了，说真的死了，我们割开气管看了，里面卡了块猪骨头。大夫把一块猪脚骨递给我，转身走了，我听见他自己念叨说见过被鱼骨头卡住的，还没见过被猪骨头卡住的，这个死得还真新鲜。
班长莫名其妙地就这么死了，死于回城前夕，死在一块猪骨头上。我们既觉得难过又觉得好笑，因为他死得实在有些荒诞，其创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那块猪脚骨我保留至今，从那以后我吃猪蹄都很小心，跟摸骨算命的一样把猪蹄先摸一遍，然后一点一点啃，一个猪蹄一般都啃半小时，以至于后来我对猪脚骨的骨骼构造了如指掌。当时我是真害怕班长的冤魂找上我，因为是我提议去养猪场杀猪的。这件事我从来不敢讲，我不想承认班长是我害死的，可班长的死又确确实实跟我有关系。在医院的时候，我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不祥之人，克死了班长，可班长与我非亲非故，我为什么会克死他？这一点我至今也没想明白。
班长死得迅速又荒谬，使我大起人生无常，风云不测之叹。不过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被噎死的人，死得又如此戏剧化，不知道算不算喜丧。要是算的话我大概能心安一点。
要回城的知青这几天乱作一团，离婚的挤破头，有办事员一天就办了三百多件离婚请求，发证发到手抽筋。生了孩子的四处张罗把孩子送人，那架势像是这孩子根本不是亲生的，而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甚至有送不出去的直接遗弃，把孩子扔到派出所啊、民政局什么的门口。我在县城见过几个弃婴，有的就扔在垃圾堆旁边，都发臭了也没人管。各个农场的汽车都连轴转，把知青往火车站拉。勐捧农场有辆卡车拉了七十多人，严重超载，走山路的时候司机累得不行，开着开着就睡过去了，卡车翻入山沟，七十多人摔成大肉饼，人体器官撒了一地，根本分不出谁的胳膊谁的腿。
我走得比较晚，既不用离婚也不用送孩子，因此回城的手续办得很顺利。场部后来把公章直接挂在门口，要盖章的自己过去吐口唾沫一按就行，方便得不得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办事效率这么高的单位呢。几天以后，偌大的农场变得冷冷清清，到处是知青们扔下的破烂和捣毁的工具，很难相信曾经有近十万人在这里生活过，付出过他们的青春，洒下过他们的血泪。
我办好了回城手续，到三花的坟上跟三花道别，感谢它给我带来的老鼠和蛇，对于没能给它报仇雪恨，我也跟三花说明了一下，实在是没有那个勇气，希望它能理解我的苦衷。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来看它，想到这点我颇感难过。
我和赵跃进又去跟王连长道了别，王连长神色漠然，看不出是高兴还是伤心，只嘱咐我们一路当心，今后遇事不要冲动，三思而后行等等。我们心里充满离别的伤感，很有些舍不得离开王连长，要是没他照顾我们，我和赵跃进绝对没有十足的把握挺到今天，何况他救过我一命，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实在是无泉可涌，只好记在心里吧。
临走的那天晚上我根本睡不着，宿舍里就剩下我一个，四周静得吓死人，我感觉我也跟个弃婴一样被扔在这里了。我三番五次拿出回城手续看，看完了藏在褥子底下，觉得不放心，拿出来又看，看完了又藏，正折腾得自己都快神经了的时候，赵跃进来了。
赵跃进一进门就说：“老六，我不回城了！”
我一下蹦起来说：“你疯了老五？为啥不回去了？”
“回去能干啥？在这儿我会养猪，回去我啥也不会。”赵跃进说。
“啥也不会也要回去，车到山前必有路，回去当工人也比在这儿强。再说，你要不回去我怎么跟咱妈交代？”我想起来我爹让我照顾赵跃进的话，支边五年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想起我爹的嘱咐，实在是对不住赵跃进。
“你就跟咱妈说我留在云南养猪了，让她放心，我会回去看她。”赵跃进说。
“五哥，你到底为啥不回去，你说实话。”我说。
“我……我要等小黛农，我是真喜欢她，我要跟她结婚。”赵跃进嘟囔着说。
果然是为了小黛农，我无话可说了。
“小黛农就快出来了，我要在这儿等她。我已经跟连长说过了，他同意我留下来。”赵跃进又说。
“五哥，你想好了？”
“我想好了。”
我知道再劝没用了，赵跃进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智商虽低情商却高，至少比我高，而且咬住橛子给啥也不换，多说无益了。
我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且不说小黛农还没出来，就是出来了，你赵跃进又凭什么有把握说小黛农会跟你？就凭你脑子缺根筋？实在是够滑稽。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全错了，赵跃进比我强在傻人有傻福，一条道毫不犹豫跑到黑，绝对不会像我这样自作聪明，最后把自己都涮了。后来我对赵跃进彻底刮目相看，我甚至一度认为赵跃进实际上一直在跟我们装傻，此人不简单，绝对是大巧若拙。
第二天赵跃进帮我收拾了行李，行李不多，比我来的时候还少，真不知道我这几年怎么混的，啥也没攒下，连袜子都还是来的时候穿的那两双，补了又补，袜底几乎有一寸多厚，不需要脚的支撑，能够自行站住，远看过去好像一双断脚，着实吓人。
收拾好行李后，我和赵跃进搭农场的汽车去昆明火车站。赵跃进要把我送上车，说我一个人走他不放心。我也不想跟他争论我们俩谁更让人不放心，送就送吧。我们哥俩五年来没分开过，现在乍要分开，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大概是所谓的亲情作祟吧。此人虽然呆头呆脑，但是毕竟是我五哥，而且自从他说决定留在云南，我对他不免心生钦佩之情，要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活下去，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自问没有这种勇气。
因为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所以农场去昆明的卡车人很少。我坐在车上，看着这个我生活了五年的地方，心中感慨万千。成片的橡胶林从我眼前飞速划过，我想起一个什么人说过美国的铁路，每根铁轨下都埋着一个爱尔兰人的冤魂。这个比喻也许有点夸张，可是这些橡胶树下的确埋着我们知识青年的血泪甚至生命，罗晓娟、韩智敏班长，还有三花。如今我离开他们了，希望他们的灵魂不会太寂寞。
昆明火车站像个难民营，广场前面密密麻麻有上万人。我本以为知青们都走得差不多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滞留在这里。后来我们打听了一下，有个知青告诉我们说是车站运力有限，难以承受这么大的人流量，所以导致许多人留在车站等车。我们拼了命往车站里挤，等挤到车站里的时候，我和赵跃进全都满头大汗，感觉五脏六腑全都错位了，这时候要是把我们平放在地上，就是一张阿拉伯地毯。
这一次我运气不错，刚好赶上有列火车要往我家里那个方向开，虽然不是直达，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赵跃进把我从车窗塞进车里，我伸出脑袋跟他道别，我毕生跟别人道别没像这次这么痛苦。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我站在那个小桌旁边，脚下身边头上都有人，我只好从我头上那哥们的裤裆下面把头伸出去跟赵跃进挥手。这个哥们受压过度，为了减小自身体积，不停地从一个部位排出气体，这些气体几乎毫无阻拦地直接喷在我的头上，甚至把我的头发给吹成了中分。后来我发誓此生绝不允许别人再在我头上干这种事，谁都不行！
本来充满悲情气氛的告别场面由于周围环境的压力变得狼狈不堪，我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用气急败坏的声音跟赵跃进喊：“保重！”赵跃进也急赤白脸地朝我喊：“一路顺风。”脸上的表情像在骂人，这算是哪门子的道别？
火车终于开了，我从那哥们的裤裆中把头拔出来，抬起头就骂：“操你妈。”这位仁兄倒是好脾气，上面一言不发，只从下面发出“不，不”的拒绝声。
我在车上立成一根人棍，心里激动万分，终于要回家了，家里现在什么样？我爹我妈都还好吗？赵争鸣怎么样了？赵援朝回家了吗？赵四清和赵红兵都长大了吧？他们问起赵卫国，我该怎么说？这些念头在我脑袋里乱作一团，使我完全神游天外，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了。还好有个哥们把我拉回现实，这个兄弟趴在我背上，大概是忍无可忍，终于放松了他的膀胱，我只感觉大腿上一阵暖意，回头一看，这位兄弟正冲我憨厚地笑着。我也顾不得急眼，心想你来得我就来不得？遂照猫画虎给我前面那位仁兄也暖了一下大腿。
车子不知道走了几天，车厢内的气味精彩纷呈，令我终生难忘。要不是我平时也不太讲究个人卫生的话，我想我是要死在这回城的最后一步上了。好在旅途再艰难，也总有到头的时候，我终于到站下车了，确切地讲是被人扔下来的。到站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声我要下车，就有人打开了车窗，还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已经四仰八叉平躺在站台上了。我爬起来向火车挥挥手，转身出站。出站口有个长得像螃蟹的检票员，伸出手一脸鄙夷地问我：“票呢？”我看着她说：“什么票？老子是知青！”螃蟹一听，手立即缩了回去，乖乖闪开通道。我大摇大摆走了出去，听见她在后面小声骂：“妈的臭知青，怎么不死在外头，回来干什么？”
我听见她骂，不但没生气，心里还得意扬扬：老子就不死在外头，老子就回来了，你们他妈的怎么着吧？
走在城里的马路上，一切让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我童年玩耍奔跑的街道历历在目，老旧的建筑看上去比我走的时候更加老旧，似乎没有因为我的归来显示出一点生机，工厂的烟囱冒出滚滚烟柱，与天空结成一片，就好像整个天空就是靠这些浓烟形成的柱子支撑着。在云南五年，到处是原始森林，我眼睛里充满绿色，如今突然回到灰蒙蒙的城市，多少觉得有些刺眼，不管那么多了，再刺眼也是我的家呢。
应该是下班的时间，街上有不少行人，有些人家已经升起炊烟，传出阵阵炒菜的香味，我这时才感觉自己饥肠辘辘。在车上的几天我什么都没吃过，只喝了一点来历可疑的水。这水倒是非常有效，我喝了以后一阵阵的犯恶心，倒是一点都不饿了。行人们的穿着虽然仍以灰蓝为主，但是已经偶尔可以看到一些鲜艳的颜色了，一个穿着暗红色衣服的花姑娘骑着车从我身边飞速而过，还回头打量了我几眼，眼里有些轻蔑之色，我丝毫没有示弱，两眼直勾勾地瞪回去，心说看什么看？老子穿的可是“的确良”！
越接近家我心里越激动，眼前的景物也越熟悉，路过纺织厂的时候，我看见了第一个熟人，于小丽的疯子老公。他仍旧在纺织厂门口抱着电线杆子，只是好像疯得更厉害了。原来只是抱着电线杆子，现在不但抱着，还又舔又摸的，裤子松松垮垮地挂在胯骨上，露出半个屁股，正在前后蠕动，看样子是正在跟电线杆子交配，就是不知道他把那玩意儿插哪里了。纺织厂有人进进出出，也没个人管管，这个样子太有伤风化了吧？
临到我家院子门口的时候，我整理了一下衣服，在手上吐了口口水，抹了抹头发，以使自己看上去精神些，免得我妈看见我昏死过去，整理完毕之后，一个箭步窜进院门，大喊一声：“有人吗？”我家门一响，一个人走出门来，正是我妈。她老人家远远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家今天没剩饭，别家要去吧。”
我一口气没转过来，自己差点昏死过去，看我妈转身要进屋，我大喊一声：“妈！我是小六！”
十一、1979，高考落榜
只听见屋子里丁零当啷一阵乱响，冲出来一堆人，计有：我爹赵成国、二姐赵援朝、四姐赵争鸣、七妹赵四清和八弟赵红兵，还有一个男的我不认识。我妈一马当先冲了过来，一把抱住我大叫一声：“六子！”众人也全围过来，有的叫哥有的叫弟，七手八脚拉住我一阵乱晃，只有我爹站在外面笑眯眯。我好几天没吃东西，被晃得头晕眼花，急忙喊道：“松手松手，五马分尸啦。”
我妈先松开手，皱着眉问：“卫国和跃进呢？你身上什么味儿？”
“妈，先让我进去行吧？你儿子我饿了一路，当心我咬人啊。”
我在众人的簇拥下进了屋，一坐下来就跟我妈说：“妈，来碗油茶面先。”
我妈赶紧去厨房张罗吃的，我定下神来看看众人，我爹明显老了，头发都白了一大半。我二姐赵援朝和她旁边的男人冲着我咧嘴笑。赵援朝也有点沧桑感了，就是那笑还是以前没心没肺的样子。我四姐赵争鸣白净的脸上有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应该是那次冻伤留下的，我看到她左手缺了两根手指，虽然她也在冲我笑，可眼睛里还是流露出一丝伤感，就像她脸上的疤一样，恐怕这辈子跟定她了。赵四清出落成了大姑娘，亭亭玉立的样子，白白净净颇有我四姐的风采。大概是因为没下过乡，所以唇红齿白，脸上的气色很好。赵红兵也长成了一个半大小子，笑得很腼腆，眉宇间依稀有我爹赵成国的风采。
我妈很快弄好了饭端上桌子，不光有油茶面，还有白米饭、辣椒炒肉和一条红烧鱼，我看见一桌子菜，脸上能流出来的液体全流出来了，伸手就朝红烧鱼抓过去，突然手背上挨了我妈一掌，我妈立起眼睛说：“用筷子！”我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心想这么多年了，我妈铁砂掌的功夫倒是没撂下，这一掌拍出来依旧强劲有力，赵跃进不在，她是跟谁过招的呢？
吃完了饭，大家就问我赵卫国和赵跃进哪去了，我简要地把赵卫国逃亡缅甸和赵跃进留在云南养猪的事说了一遍。众人听得全傻了，我妈听说两个儿子一个回不来，一个不回来，眼泪流得哗哗的，站起来就说：“不行，我要上云南找儿子去，把我儿子弄没了，我跟这些狗日的拼命。”
“妈，你不用操心他们，三哥本事大着呢，没准这会儿在人民军都当上营长了呢。五哥在云南看上个小姑娘，正给你操持儿媳妇呢，等他马到成功之后，俩人一块儿回来看你，你就放心吧。”我劝着我妈，但是自己心里根本没谱，人民军在和缅甸政府军打仗，听说被打得很惨，赵卫国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赵跃进一个人留在农场，脑子又不好使，指不定出什么事呢。这些都不能跟我爹和我妈说，否则他们一定昏死过去，谁知道还能不能活转回来？
我看看赵援朝身边的男人，此人在我讲赵卫国和赵跃进的事的时候，一直憨厚地笑，一言不发，看上去有些弱智。年纪应该和赵援朝相仿，穿着很朴素，长得倒是一表人才，浓眉大眼，很符合当时关于帅哥的审美标准，看得我不免自惭形秽，就是说破大天去，铁锹脸也不能算帅哥吧？我问赵援朝这人是谁，赵援朝说是她老公，是她在内蒙插队的时候认识的，当地一个什么旗的支书的儿子，他们俩已经结婚了。赵援朝还解释说他俩属于自由恋爱，绝对没有支书仗势欺人强抢民女的事儿，我想想也有道理，赵援朝在家的时候典型的好吃懒做没心没肺，谁家吃饱了撑的抢个二百五做媳妇儿？我就是不太明白，内蒙古大草原天高地阔，听说蒙古汉子个个豪气盖天，喝酒跟喝水似的，这赵援朝怎么找了这么个木头桩子？恐怕也算千里挑一了吧。
赵援朝说她也准备留在内蒙，这次回来是看看家里人，住一阵子就要回去。我对此没有意见，毕竟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我就是有点担心，一则内蒙的生活也是蛮苦的，不知道她受不受得了，二则我妈能同意吗？
赵援朝说这个不必我担心，老妈的工作已经做通了，条件是两年之内必须抱上外孙子，双胞胎有奖，生不出来两口子就地正法。另外赵援朝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是兵团知青，相对要苦一点，赵援朝去内蒙是插队知青，生活还算可以，有羊奶喝，偶尔还能吃上羊肉，而且据她说她去的头一年就把该支书的儿子拿下了。该支书把她调到牧场做了个小会计，基本上就没干过农活。姓孙的(赵援朝的老公)把她当宝贝似的，言听计从，要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让搞封建迷信，没准姓孙的能盖个小庙把她供起来。
我心中颇感郁闷，在我们家凡是有点二百五的，似乎运气都不错，只有我这没事自作聪明的，往往要倒霉。这个事绝对怪我妈，生的时候也不算算生辰八字，弄个大凶之日把我生下来，不倒霉才怪！
睡觉前我跟赵争鸣又谈了很久。她告诉我马三的事，还说她现在啥也不想了，要一门心思复习考大学，让我也跟着学，我一听学习就想抽风吐白沫，1977年那次高考给我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心理阴影，现在拿起书本就脑仁疼，一放下就好，非常之灵。
家里的情况我也搞清楚了，我爹已经恢复了工作，仍旧在纺织厂上班，但是改烧锅炉去了，是我妈上厂里闹了一番才调离纺纱车间的，理由是不能再给搞破鞋的机会。听说刚恢复工作的时候，我爹四处嚷嚷着让人家给他平反摘帽，人家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说赵成国你行啊，下头爽够了上头还觉得委屈，还想平反，平个屁的反，你这个算冤假错案吗？要不要脸？
晚上我躺在柔软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有心事，是死活觉得别扭，我在云南五年，天天睡在地上，如今突然凌空而起，实在没有安全感。后来我把铺盖转移到地上，躺下没五分钟就过去了，还是地上踏实啊。
晚上我做了一堆梦，先梦见韩班长手持一对猪蹄追杀我，两只眼睛像金鱼一样凸出来，嘴里叫着赵超美下来找我，给你吃猪蹄。后来又梦见三花，嘴里叼着老鼠冲我摇头摆尾，可是全身上下血淋淋，明明没有皮！最后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一会儿王连长被小黛农杀了，一会儿赵跃进变成一头猪。半夜我惊醒过来，全身都是冷汗，一瞬间忘记自己身在何处，顿时惊恐万分，等我平静下来，我细细地想这些梦，感觉兆头很是不妙，是不是预示着我回城后的生活不会一帆风顺，今后还要倒大霉？我想来想去，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
赵援朝和我孙姐夫待了几天就回了内蒙，说要回去照顾家里的羊，另外我回来以后家里显得有点挤，严重影响到他们完成我妈下达的指标，这个是我猜的，不过看他们俩那腻腻歪歪的样子，周围一没人就动手动脚，估计我猜得也八九不离十。临走的那天晚上我孙姐夫方显英雄本色，一个人喝了有三斤白酒，把我和我爹全喝得找不着北。我爹喝高了以后抱着孙姐夫大兄弟长大兄弟短地叫，说自己是窝囊废，搞破鞋搞死了于小丽，心里有苦说不出，家里没人理解他，只能跟大兄弟你说说了。这番胡言乱语弄得家里没喝酒的同志们也个个面红耳赤，我妈气得乱骂，说还天天惦记着跟于小丽搞破鞋，狗改不了吃屎，是真正的臭不要脸。孙姐夫也有点高，说大哥你放心我理解你，搞破鞋搞到这份儿上也不容易。我二姐立即杏眼圆睁，上去照脑袋上就是一个爆栗，说谁是你大哥？你理解啥你？你也想搞破鞋不成？孙姐夫立即闭嘴，直到吃完饭再没开过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