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能保证不被拉去游街批斗，哪个男的不想搞破鞋？这是我当时的浅见。
赵援朝两口子走了以后，我四姐赵争鸣搞了些中学课本，让我复习功课准备高考。这下可要了我的命了，我跟书本彻底绝缘，书里的字左眼睛进右眼睛出，脑子里啥也没留下，赵争鸣让我算一道应用题，什么解放前地主王老财家里有多少多少亩地，地里有多少多少个长工干活，一个人要能种多少多少斤粮食，要交给王老财百分之多少，问一年王老财剥削了长工多少斤粮食？我心想这王老财是个傻鸟，光剥削粮食有个屁意思，怎么不学学《白毛女》里的黄世仁，多霸占几个民女才是正事嘛。
赵争鸣看我发愣，问我不做题想什么呢，我告诉她说这王老财太可恶，这么罪大恶极还问个屁，直接拉出去毙了得了。赵争鸣气得直笑，说哪那么多屁话，赶紧做题。结果这道题我算了三十遍也没算对，最后赵争鸣实在坚持不住了，叹了口气说该把你这个猪脑袋跟王老财一块儿拉出去枪毙。
赵争鸣实在是心狠手辣，不但要我在家复习功课，还领着我上补习班，当时社会上开办了不少补习班，专门针对回城知青的，有很多人都去补习。我和赵争鸣去听课，讲课的老师五十多岁，白白胖胖，倒是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好”的例证，脑袋中间全秃了，就把两边的头发使劲往中间梳，妄图掩盖没毛的事实。该老师讲起课来非常投入，一激动起来，那几根本该支援中央的头发就各自为战，像狗尾巴草一样轻舞飞扬。我的注意力全被这几根头发吸引了，整堂课都在努力从他那几根头发的走向分析出当天的风力风向，讲的什么统统没听见。
现在想起这件事，我心里颇为惭愧，觉得挺对不起这老师的，当时很多老师都是义务讲课，分文不取，只为了帮我们这些回城知青把文革中耽误的学习时间补回来，让我们能有一个好前程。我却一心只想取笑人家的脑袋，实在是不应该。不过话说回来，他那几根头发实在好笑，我当时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如果该老师的脑袋不长成那样，兴许我还能听进去点东西。这个话说得就有点不知羞耻了，自己听不进去课反怪老师的脑袋长得不好，这是典型怨天尤人，由此可见我今天处于这样的境地，恐怕十有八九还是要怪我自己。
我就这样着三不着两地应付着学习，上课不是趴在桌子上睡觉就是盯着老师的秃头神游天外。这秃头带给我很多幻想，我甚至还想到了要是在这秃头正中间点一个红点，就是一个大奶子。想到这里自己觉得好笑，就随手在纸上画各种乳房的形状，大的小的鼓的瘪的画了好多，虽然我迄今为止还没见过真正的奶子，但是我自认为画得不错，应该就是这样。结果不知怎么被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看见，问我画的什么，我随口答一句“奶子”，该同学立即红得像油焖大虾一样，狠狠瞪我一眼，好像我是照着她的奶子画的一样。没过多久就有传言说我是大流氓，上课不学习，专门看女生奶子，害得我周围好几排都没人坐，我自己像个傻瓜一样孤零零坐在正中央。他妈的，专门看奶子？你们长得出像我画得这么好看的奶子吗？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赵争鸣的功课基础和我差不多，但是却比我有毅力，她每天要学习到半夜三四点才睡，而我一般都睡到三四点才想起来应该学习，拿起书看半个钟头，觉得对得起赵争鸣了，就倒头又睡。
赵争鸣对我的学习态度很失望，认为我不求上进，我也渐渐觉得她多管闲事，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嘛，我就不是学习的料，干吗逼着我学？后来我们姐弟几乎反目成仇，恐怕根子要追溯到此。她有她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总觉得自己在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战斗，恐怕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共同悲哀吧。
1979年我又参加了一次高考，不管怎么说，这次比上次有进步，上次数学只考了24分，一直被我引为奇耻大辱，这次果然有突破——27分。虽然突破得不多，但是也打破了我的历史最好成绩，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十一年后我应该可以考60分了，我认为此事值得庆祝。赵争鸣却不这么想，她认为我是人头猪大脑，除了吃喝拉撒睡不会干别的，不思进取还自作聪明，最后总结说我恬不知耻。这些话让我很生气，我跟她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后来她拿到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直到她走我们都没再说过一句话。
事到如今我颇为后悔，如果我当时能够努力一点，也许现在的人生会有所不同，但是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没有后悔药可吃。另外我的看法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种潜质，依靠这种潜质就能够养活自己，不必一定要学习，区别只是你的这种潜质究竟会有多少人能够认可，认可的人越多，其价值越高，比如说我，我想我的潜质是画奶子。后来我看过一些所谓世界名画，窃以为有些奶子画得还没我好，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人认可，否则的话，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专画奶子的大画家，其成就难保不会超过毕加索。这个姓毕的画的玩意老实讲确实有点乱七八糟，像他这种画，我家赵红兵从小就在床上画过，凭什么姓毕的画这种东西就成了大画家，赵红兵画这种东西就只能挨我妈的揍，这个世界真是奇哉怪也。
话题扯远了，总之我没能考上大学，也没当上画家。赵争鸣走了以后，家里除了还在上学的赵四清和赵红兵，就剩下我一个闲人。我整天四处晃悠，东看看西看看，其游手好闲的模样终于引起了我爹我妈的愤怒，他们一定认为我没有考上大学应该觉得惭愧，哪知道我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丝毫没有惭愧的意思，他们开始认同赵争鸣对我的看法，认为我是废物点心。我妈一看见我闲着就难受，寻找各种机会让我干活，每天扫三次地，连院子里也要扫，真是滑稽，院子是你们一家的？人家都不扫偏让我扫。买菜洗衣服打酱油，样样要找我，最可气的是干了活她还要挑毛病，买回来菜她说不新鲜，洗完了衣服她说没淘干净，打回来酱油更离谱，愣说是醋。我他妈的是傻子啊，连酱油和醋都分不出来？这不是明摆着找碴儿吗？
跟我妈的唠唠叨叨不一样，我爹从来不骂我，只用一种充满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搞破鞋的是我不是他。我一看见这种目光就火冒三丈，想想看，自从我高考失利以后，我妈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我身上，已经很少提到他搞破鞋的事了，他的日子可是比我回来前舒服了不少，应该感激我才对，凭什么阴阳怪气地拿那种眼神看我？难道我连破鞋也不如？他要不是我爹，我一脚把他脑袋踹到腔子里去。
每到此时，我总是悲愤地想，我千辛万苦费了驴大的劲回城来干什么？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跟赵跃进在云南养猪，至少在云南我过得无忧无虑，没人像看破鞋一样地看我，没人说我废物点心，就凭这一点，云南就是个好地方。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有点受不了了。现在我们知道，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逆反期，逆反期开始的时候我正在云南战天斗地，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我以为就这么过去了，哪知道全攒下来了。如今到处被呵斥，人人看我不顺眼，我想应该是我逆反的时候了吧？
我决定反抗这种不公正待遇以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消极怠工。您二老不是让我干活吗？可以，干活就干活，叫我买菜我就上菜场等着，等到人家卖菜的要收摊，我就问人家要买剩下的菜，有人不给，我就说大叔大妈可怜可怜我，我是回城知青，没有工作，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兄弟姐妹，好几个孩子都是弱智，家里困难得不行，全家二十几口人就等着这点菜吃饭，您要是不给没准家里今晚上就可能饿死一两口人。人家自然不相信我的胡言乱语，真正起作用的话还是“知青”两个字，这俩字就像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或者前几年“非典”一样灵验，人家只要听见这俩字，有多远就闪多远，好像一沾上就有暴毙的危险。所以可想而知，没人愿意招惹我，我就把所有的剩菜全拿回家，告诉我妈说人家听说我是知青，就卖这些烂菜叶子给我，我人又老实，不敢跟人家吵，不过这些菜倒是挺便宜。我妈开始信以为真，后来就发现不太对劲，因为每次买菜的钱一分不剩，买回来的菜质量却越来越差，用来喂猪恐怕猪都会生气，何况是我的家人？首先站出来抱怨的是赵红兵，赵红兵说他正在长身体，吃这些烂菜叶子把他脸都吃绿了，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发育，甚至因此影响了他的学习成绩，导致他最近几次考试成绩非常不好，好几门功课都不及格。对此我做出了严肃的反驳，我大声质问这个小兔崽子，你考试什么时候他妈的及格过？
我爸也抱怨说自从开始吃烂菜叶子以后，他抡铁锹铲煤都没劲了，好几次差点把自己也扔进锅炉里，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影响到四化建设。我心里暗骂放屁，四化是你那个纺织厂的破锅炉里烧出来的？真他妈好意思说出来，这么无耻，难怪会搞破鞋，你要是能老实点倒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有裨益。
这么多的抱怨矛头自然都是指向我的，菜是我买的，自然要由我来负责，我对此非常愤慨，菜不好吃就一定是原料的问题？难道做菜的人就没有责任？这话我不敢当面说出来，因为主厨是我妈，老太太要是急了没准把我下锅做红烧赵超美了。
这种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妈终于忍无可忍，剥夺了我买菜的权利，剥夺就剥夺吧，反正买菜这段时间我也攒了不少钱，够花一阵子的了。
我又被指定专门洗衣服，这也好说，洗衣服就洗衣服，我洗衣服快得很，把衣服往水里一扔，搅和两下往晾衣绳子上一扔，搞定！比涮羊肉都快。至于洗衣粉，我把它们分成小包，里面再兑点白灰卖给邻居老太太，5分钱一包，比商店里便宜多了。这个生意很好做，洗衣粉兑了白灰以后去污效果不错，甚至还有老太太慕名而来，到我家登门拜访买赵超美牌洗衣粉。这要是放到现在，没准把我当毒贩子抓起来，那一小包一小包的洗衣粉实在是太像白面儿了。
我妈气得直蹦，不但不让我洗衣服了，连洗衣粉都给藏起来。老太太有点年纪了，经常把洗衣粉和油茶面藏混，把洗衣粉当油茶面倒是不要紧，我们家还没谁傻到把一碗冒着白沫的油茶面喝下去，但是把油茶面当洗衣粉就有点不大对头，有一次我亲眼看着老太太把小半袋油茶面倒进洗衣盆，结果一个泡也没冒，可把我心疼够戗。
我妈仍不甘心，又叫我扫地，我抡起大扫帚一阵划拉，屋子里顿时尘土飞扬像被扔进去一个手榴弹，众人纷纷夺门而出，我妈一把抢过扫帚把我也打了出去。
老实讲我并不是有意跟全家对着干，我只是在表明自己的一种态度，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不希望被当做废人，不希望自己被看得一无是处。我想我是需要认同感，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千辛万苦回城不是为了天天买菜扫地洗衣服。如果我回来就为干这个，那还不如留在云南种橡胶树呢，至于我回来到底为什么，老实讲我自己也不知道。
知子莫若父，还是我爹知道我的软肋在哪里，他很快向我妈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在饮食上分出三六九等。虽然此人是我父亲，我还是要说这个建议相当阴损，从此以后我们家做饭就开始分等级。分法类似于现在外面卖的盒饭，什么大荤、小荤、全素等等。大荤我爹吃，理由是从事重体力劳动，还要养家等等；小荤赵四清赵红兵吃，理由是正在长身体，学习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全素就是我的，理由是什么也不干不需要补充那么多热量；我妈任选，想吃啥吃啥。这条毒计简直害死我了，因为谁都知道我没啥别的爱好，就喜欢吃。我眼巴巴看着赵成国吃肉，赵四清赵红兵隔三差五喝鸡蛋羹，馋得我哈喇子流到饭碗里，干饭都变成稀饭了。要不是赵四清偶尔把我妈给她当早饭的煮鸡蛋啊什么的分给我一两个，我他妈的就被活活馋死了。我心里每天把我爹千刀万剐一百遍，他老人家已经生了八个，我不能祈祷他绝后，只好祝愿他早日升天，信不信由你，这是我当时最迫切的想法。
家里越待越郁闷，我只好出门溜达。我早上在所有人起床之前出门，晚上在所有人睡觉之后再回来，每天主要活动就是四处游荡，弄些废铜丝啊，废铁条啊，窨井盖子啊什么的送到废品收购站换点饭钱和烟钱。当然，这些东西在我拿走之前还不是废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在它们原本的位置上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既无作用就是废品，是废品就应该送废品收购站，问题就是谁来送，看来这些东西的本家应该是没有时间，正好本少侠闲着，就帮帮这个忙吧。
我这个人不挑剔，有什么卖什么，大到铁栅栏门，炼钢厂的钢坯，小到自行车链条，螺母螺帽全卖过，也不一定都卖给废品收购站，反正谁要我就卖给谁。我曾经弄过一个汽车备胎，太沉，扛不动，只好用手推着走，结果被人家本主发现了，蹬个自行车追我，我骨碌着备胎在马路上飞奔，路上的人纷纷侧目。本主那个老头体力也真是好，追着我跑了三条街。我眼看无路可逃，推着备胎一头扎进一条胡同，胡同挺窄，我灵机一动，把备胎放倒在地上，站在旁边眼看着老头蹬着车也冲了进来。老头正追得起劲，陡然间看见一个车胎横在路中间，避之不及，连人带车撞了上去，老头一个前滚翻加转体三百六十度，结结实实摔个狗抢屎，半天爬不起来，嘴里不干不净，直骂到我家三十几代先人。此时我方显英雄本色，也不搭茬，从容不迫地把自行车扶起来，把备胎放到后座上，蹬上自行车，一条腿支着地跟老头说：“老不死的追我？老子是知青！摔死你个老Beyond。”老头一听是知青，立即闭上了嘴，躺在地上哼哼。我蹬上自行车一路骑到废品收购站，把备胎和自行车全卖了，共得银票十二块五角，当天就下馆子美美吃了一顿，心中为自己能够用劳动所得养活自己感到万分高兴，恨不得另外跳出一个自己，拍着自己的肩膀说：“小鬼，好样的。”
拿窨井盖挺费事的，需要撬杠，否则撬不下来，为此我专门留了一根钢筋，自己做了一根撬杠，既能撬窨井盖又能防身，非常不错。有一阵子我专门撬一个地方的窨井盖，就是纺织厂那条路上的，我撬一个就有人盖一个，有人盖一个我就再撬一个，撬了好一阵子，差一点成了我的固定工作。有人在窨井旁边的墙上写：“偷井盖的是畜生！”我还给他补了一句：“乱画墙壁的也是！”写完心里还得意扬扬，不知道连自己也骂了。直到有一天我晚上回家，发现我爹躺在床上哼哼，脑袋上包得像个排球，一问说是下班回来掉井里了，一边说一边骂哪家畜生把井盖偷了，害我连人带车掉井里，井口又高爬不上去，愣是在井里蹲了一宿。我心里暗笑，琢磨着真是老天有眼，让你出馊主意，报应了吧？但是从此以后我再没去撬纺织厂路上的窨井盖，此人毕竟是我亲爹，摔死了就再没有了。撬窨井盖这件事让我乐此不疲，直到今天，我走到马路上看见窨井盖还想撬下来扛走呢。
也许有人注意到，我写上述活动的时候从来不用“偷”这个字，因为我当时确实没觉得自己在偷东西，鲁迅先生曾借孔乙己之口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我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窃后备胎、窨井盖不能算偷……窃窨井盖！知识青年的事，能算偷么？”想到这里自己也觉得好笑，窃后备胎、窨井盖不能算偷，窃铜条、钢坯、铁栅栏门也不能算偷，那到底窃啥东西算偷呢？
当然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窃东西，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东逛西逛，在大街上停停走走，享受众人的白眼，看见我的穿着，别人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不是盲流就是知青。我也是出了门才知道，在我们这里知青的名声有多么坏，别人看我们都不拿黑眼仁看，就拿眼白翻一翻就算看见你了，搞得我一直以为我们这的人全是瞎子，只有白眼仁没有黑眼仁。上商店买东西，上饭馆吃东西全一样，那些服务员的眼睛全像要咽气一样往上翻，有的连鼻孔都翻上去，他妈的也不怕下雨呛着。人要是老遭别人白眼，只有两条路，要么奋发图强，要么死皮赖脸，很不幸我属于后一种。我渐渐对这些白眼视而不见，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翻白眼去吧。
不过我想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当时回城知青确实干了不少坏事，打架斗殴耍流氓，坑蒙拐骗偷东西，几乎全有知青参与，难怪人家拿白眼仁翻我们。当然也不能全怪我们，比如说我们这里，回城知青近二十万，刨去上学招工等等，至少还有十几万在城里晃荡，就算所有工厂打开大门招工，恐怕也解决不了这么多知青的就业问题。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又整天无所事事，到处遭人白眼，心里憋屈得不行，不整出点事来哪对得起自己的十年青春？至于这种状况到底怪谁？很不幸我到现在也没真正搞清楚。
除了在街上溜达，我最爱去的两个地方就是公园和电影院，为啥喜欢这俩地方？嘿嘿，反正不是欣赏湖光山色或者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去了。这俩地方有个共同的特点，全城的野鸳鸯基本都扎在这俩地方呢，亲嘴的摸咂咂的，反正干啥的都有，我前面说过，我这人不挑剔，他们干啥我看啥。
当时公园和电影院都是要票的，现在公园不要票了，电影院还要，而且死贵，反正我是看不起。先说说公园的事吧，我一般都是晚上去公园，晚上公园不要票，但是锁大门，我就从围墙翻进去，那些野鸳鸯也是这么翻进去的。进去以后专挑犄角旮旯往里钻，一钻一个准，保证有鸳鸯双飞看。我这人很厚道，只看不出声，要是有巡逻队(公园保卫处在关门以后会组织人专门抓野鸳鸯)过来，我还学两声猫叫狗叫什么的给野鸳鸯提个醒，免得他们被人家光着屁股摁住，要是被摁住就是搞破鞋，我自然深知搞破鞋被摁住的厉害，弄不好是要死人的。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野鸳鸯冒险跑到这来快活一下，由此可见用下半身思考永远是人类的天性，啥也挡不住。
我在公园偷看过一对很搞笑的野鸳鸯，搞笑到险些送了我的小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人都说月黑风高杀人夜，其实错了，月黑风高偷人夜才对，像这种夜黑风高的晚上，偷人的绝对比杀人的多。那天晚上我爬上公园的土山，就听见树丛里有人叽叽咕咕，我悄悄走过去，听到如下对话：
女：“毯子带了没？”
男：“带了。”
女：“套子带了没？”
男：“带了。”
女：“你个流氓，带的还挺齐全。”
男：“……”
窸窸窣窣的脱衣声。
女：“来吧。”
男：“好的。”
女：“哎哟，你往哪个眼儿里戳呢？瞎了你。”
男：“对不起对不起，太黑了看不见。”
半晌。
女：“进来没？”
男：“进来了。”
女：“啊？啥时候进来的？”
男：“进来一会儿了。”
女：“我咋没感觉，真进来了？”
男：“真……真进来了。”
女：“不会吧？你让我摸摸。”
男：“……”
女：“我要摸摸你那个，你把手指头给我干啥？”
男：“不……不是手指头。”
女：“哦，我以为是小拇指呢。”
听到这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哈”的一声笑出来，结果脚下一滑就从土山上滚了下去，这一下摔得我眼冒金星，也顾不得疼，爬起来就跑，一边跑还一边笑，想到该男此刻一定面如赤金，我几乎要笑晕过去。只听见山上那女的喊：“臭流氓！你有本事出来看。”
打那以后我公园就去的少了，再碰上这对鸳鸯，不摔死也得笑死。
当年的我身轻如燕，翻墙越瓦如履平地，谁也无法想象二十年后我变成这个样子，上二楼都喘。当然了，有很多事当年都无法想象，现在都发生了。
十二、1980，招工顶职
再来说说我们那儿的电影院。电影院离我们家不太远，也兼作礼堂，文革的时候我在这里看过忠字舞、样板戏、批斗等等，所以这里也算多功能厅了。武斗的时候有一队造反派把这里当据点，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结果让敌对派别给包围了，差点没全伙饿死在里面。后来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这帮人全身涂满大粪从里面冲出来，一个个恶臭熏天，愣是把包围的人熏跑了，这才算突围成功。我每次来这里总能闻见一股味道，好像还有个全身是屎的家伙埋伏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是这里对我又有特殊意义，因为我就是在这儿认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的。
当时有个挺有名的电影叫《庐山恋》，郭凯敏和张瑜演的，相信有点岁数的人都会记得这个电影，据说是中国首部吻戏。在我们这儿放映的时候引起轰动，因为没人见过那么大的屏幕上有亲嘴的，有人还数过，说电影里张瑜一共换了四十三套衣服，每套都不一样。我们家住的那个大杂院，整院人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衣服。我很想去看看，衣服倒在其次，主要还是想看看亲嘴。
当时一张电影票三毛钱，三毛钱我倒是有，要是让我花三毛钱亲一下张瑜，倒是有的商量，但是花三毛钱看亲嘴，那就大可不必。我晚上到公园转一圈，有比亲嘴更精彩的节目呢，一分钱都不要，隐蔽好就行。
我是从男厕所的窗户翻进去的，厕所窗户后面是野地，晚上没什么人，就是走路要小心点，否则会踩到“地雷”，那儿的“地雷”有上万颗，我估计全城有一半人在那儿方便过。
那天我去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热映期，电影院里没那么多人了。我挑了个靠边的座位坐下来看，看了没五分钟就听见后面有吱吱的声音，回头一看，后面有一对儿已经先于张瑜和郭凯敏亲上了，不但亲上了，还忙活了点别的。这动静弄得我根本无法集中精力看电影，你说我到底是看张瑜亲还是看他们亲？看俩人的意思不忙活到那个阶段不算完，我只好换个地方。
我走到后排靠边的地方坐下来接着看，之所以在靠边的地方，是因为那时候电影院时不时有人晃着手电筒查票，我在边上能看清楚门口有没有人进来，要是有查票的，我跳起来从边门跑出去很方便。我坐下没多久有人进来坐在我旁边，中间隔着两个座，电影院里挺黑，依稀看见是个女孩，头发老长，走路没声音，跟鬼一样。
老实说电影不错，但是离我的生活太远，所以看完郭凯敏亲张瑜我就睡着了。迷迷糊糊就听见旁边有人哭，睁开眼睛一看，是我旁边那个姑娘，大概看到什么感人情节，哭得梨花带雨的。我看她哭得可怜，想起我口袋里有一条毛巾，是我窃完东西擦汗的，我悄悄挪过去，和她并排坐，拿出毛巾问：“姑娘，要毛巾吗？”问完我就后悔了，他妈的又不是在澡堂子，问人家要不要毛巾？我这不是抽风吗？
小姑娘哭得正投入，冷不丁旁边有人问她要不要毛巾，吓得“哇”的一声大叫。这一叫不要紧，立即有好多人回头看我们，我当即慌了手脚，差点出溜到座位底下去。就我这模样，不耍流氓人家都以为我是流氓，何况在这黑咕隆咚的地方，旁边还有个姑娘叫唤，这不明摆着要我小命嘛。我跳起来就想跑，突然手被人抓住，转头一看正是那个姑娘，我心想完了，耍流氓被受害人当场抓住，我这可上哪说理去？哪知道小姑娘低声说：“坐下！”我乖乖坐下，小姑娘又说：“毛巾拿来。”我赶紧拿出毛巾递给她，顺便偷看了一眼，虽然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但是依稀看见此姑娘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还真是个小美人。小姑娘拿着我的毛巾准备擦眼泪，送到脸边，皱了皱眉又放下了。我在黑暗里老脸通红，羞愧难当。这条毛巾从去云南插队起就跟着我，我洗脸洗澡洗脚都用它，那味道复杂得一塌糊涂，你要是找个警犬来嗅一嗅，它能一路追踪到屠宰场去。
我把脑袋夹在裤裆里直到电影结束也没好意思再抬起来，散场的时候灯亮了，那姑娘拍了拍我肩膀说：“走吧。”我抬起头看了看她，果然是美人，长得白白净净，眼睛很好看，深得像湖水，有一丝笑意透出来，把我都看傻了。
姑娘转身往外走，我低着头在后面跟着，心里还为毛巾的事后悔，第一次主动跟个小妹妹搭茬，就整出这么大的糗来，死的心都有了。更让我无地自容的是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妈妈指着我对她孩子说：“看，又抓住一个小偷。”那个姑娘就回头冲我笑，我两腿一软差点趴地上，心说我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老天爷还没收拾够，这辈子让我接着丢人现眼。
出了电影院我一路走一路琢磨，想怎么找个办法补救一下自己的形象，走了一会儿姑娘猛然回头，瞪着眼问我：“你跟着我干吗？”我脑袋再次短路，咧着嘴跟姑娘说：“那……那什么，毛巾还我呗。”
那天我一直把姑娘送回家，一路上我们聊了好多，她告诉我她叫苗可欣，十八岁，在纺织厂工作。我问她你认识赵成国吗？她说知道，锅炉房那个老娘娘腔，搞过破鞋那个，厂里人都知道。此言一出我又羞又惊，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这事，莫非已经载入厂志？她问我你怎么知道赵成国的？难道他在你们那儿也搞过破鞋？我说不是的，那是我爹，苗可欣“啊”的叫了一声，说那你不是你爸搞破鞋生出来的吧？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听到此问，直接摔了个马趴。
这就是苗苗(昵称，该人对我的昵称是铲子)，我真正意义上的初恋。此人的言谈举止和她的相貌严重不符，看模样长得像个大家闺秀，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大概是电影看得太多，满脑袋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经常把自己想象成《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当中，或者当自己是《在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面不改色，总之就是个典型的幻想狂。后来我们熟了之后，此人经常让我扮演坏蛋，要我假装对她严刑拷打或者威逼利诱，然后她大义凛然呵斥我一顿，再高喊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我从小过家家就没演过正面角色，心里非常想演一回，就向她提出建议说我可以扮演你的战友，跟你一起面对敌人的酷刑，结果该人坚决不同意，说我贼眉鼠眼铲子脸，好人怎么可能长成这样？气得我要发疯。
苗苗天性乐观豪爽，开心了就没心没肺地傻笑，难过了就肆无忌惮地哭，一点没有姑娘样。我们开始的关系完全是哥们，当时我也不是没起过坏心，但是主要有两个顾虑：第一是该人心无城府，对我又信任有加，我实在下不去手。第二是因为当时我们俩是哥们，上自己的哥们实在有违江湖道义啊。
其实我很喜欢她，从电影院出来起就喜欢，可以说一见钟情。但是我本能地排斥这个词，在我脑袋里这个词很危险，西门大官人和金莲妹妹一见钟情吧？结果都让武松给剁了。海闍黎裴如海和潘巧云一见钟情吧？结果一个让石秀宰了，一个让杨雄剐了。所以说一见钟情不是好事，就是发生了也不能承认，死也不认。再者说，当时城里搞对象结婚讲究“四大件”，所谓“四大件”，乃是“三转一响”，就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后来又多出“一咔嚓”，亦即照相机。这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豪富象征。我当时是什么身份？回城知青，工作没有，人嫌狗不爱，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支边的那件，脏得都看不出本色来。每天在城里晃荡，不是撬窨井盖子就是偷电线，要不就拾荒，捡破烂卖钱，别说“三转一响”了，我一转也没有，我自己还是靠两条腿在城里转呢。说白了我就是个有本市户口的盲流，我凭什么喜欢人家？
但是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不是好癞蛤蟆。况且我基本上算个流氓无产者，烂命一条，没啥大本事，就是有些泼皮的胆识。也许我不具备跟苗苗谈婚论嫁的条件，但是如果连喜欢都不敢，那还算爷们吗？
苗苗倒是从来没想过这些，每天下了班就跑出来跟我在城里乱转，我偷电线她帮我把风，窜过去一条狗她也乱叫，害我从电线杆子上摔下来，眼珠子差点摔出来。我撬窨井盖子她帮我扛，扛不动就骨碌，你想想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大街上骨碌窨井盖子，那得有多大动静，方圆几百米恨不得家家都亮灯了，这哪是做贼啊？做炮弹也没这么大动静啊。她帮倒忙帮得如此兴高采烈，我也不忍心批评她。这人觉得我干的这些事是那么的新鲜好玩，简直跟电影里一样刺激。我几次告诉她咱干的不是好事，是盗窃国家财产，跟林道静和江姐性质完全不一样，抓住要坐牢的。她说没事，抓起来正好体验一把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感觉，最好能为了革命理想慷慨就义。偷东西还想慷慨就义，这不缺心眼吗？老实讲那段时间要不是她老跟着我添乱，我没准儿也能置上个一转两转的呢。
当然我也不敢让她冒太大风险，所以撬窨井盖子的事干得少多了，主要还是带着她看电影。自从知道我看电影不走寻常路以后，她也跟着我爬男厕所的窗户，有一次我们爬进去，正好有个哥们在里面大号，那哥们正在运气，看见从窗户爬进来一个大姑娘，惊得都对眼了。苗苗从窗户上爬下来以后，杏眼倒竖，冲着那哥们喊：“看什么看？拉你的屎！”那哥们吓一跳，站起来也不是，接着拉也不是，万分尴尬地扎着马步，脸上的表情跟便秘一样。我们俩大摇大摆从厕所门走进放映厅，找个地方坐下来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苗苗偷偷跟我说：“刚才上厕所那人裤裆下面好像藏着根棍子，他是警察吗？”闻听此言我再次跌倒。
我和苗苗的伟大友谊保持了好一阵子，说起“伟大友谊”这四个字我就想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面讲到王二和陈清扬的伟大友谊，是靠“敦”来巩固的，我和苗苗的伟大友谊则是靠撬窨井盖子和看电影巩固的。当然《黄金时代》这本书是我很久以后才看到的，看过后我非常羡慕王二这个家伙，瞧瞧人家那巩固伟大友谊的方式，多么令人心驰神往，要是有机会能跟王二换换，由他来和苗苗撬窨井盖子，我和陈清扬敦伟大友谊，该有多么的好。或者整体调个位置也行，我和苗苗采用“敦”的方式巩固伟大友谊，让王二和陈清扬去撬窨井盖子吧。这是我现在的想法，当时我并不知道“敦”也是巩固伟大友谊的一种方式，当时的我只想拿下某人，苗苗也好，小黛农也好，有一阵子走火入魔甚至想到了刘副连长。
这个想法放到现在颇为正常，因为现在是性解放时代，通过网络都能上床。但是在当时却是个挺流氓的想法。这里我有句题外话想说：我终于等到了我喜欢的时代，可当我跃跃欲试的时候却发现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我了，我已经老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懊恼的事实啊。话题回来，我之所以在当时有了这个流氓的想法，一是因为人到了那个年龄就会有那个需要，二是因为我看过一本当时，或者说再早几年，在文革中就很流行的一本手抄本，名字叫《少女的心》，又名《曼娜回忆录》。这是本黄色小说，作者不详，经过多次添枝加叶，书中性描写很多，文笔放到现在来看，基本属于儿童读物的水平，但是在当时却是我们的性启蒙教育读物，其传阅次数大概仅次于红宝书，这个比喻有些不恭，但却是事实，我知道有人看这本书的时候外面就包个毛选的皮，比我更不恭。
我是用二斤铜丝从废品收购站老板那换来的，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被那个老流氓翻得几乎脱了页，里面的字写得歪歪扭扭，错别字极多。我文化水平又不高，看得非常吃力，即便如此，这本书仍然是我锻炼右上肢力量的重要参考书目。
可想而知，在拜读过该名著后我是如何的心痒难耐跃跃欲试。我非常想破坏自己和苗苗之间的伟大友谊，把这种纯洁的朋友关系转变成下流的肉体关系，几次想下手又几次强忍住。说来可笑，直到现在我都认为一个人要做一件事就要负起一件事的责任，我不是害怕拿下苗苗，只是害怕负责任。现在看来这个念头多么愚蠢，所以我说现在是个好时代，不用负责任的时代。
我想拿下苗苗，又怕担负男朋友的责任，不说别的，单那“三转一响”就能把我逼疯，所以我看着苗苗在我面前飞来转去，忍受着《少女的心》带来的折磨，心里把三山五岳的神仙骂个遍，从玉皇大帝西天如来到牛头马面土地老儿一个不落。骂神仙是不好的事情，会遭报应，没过多久就在我身上应验了，我确定是应验了，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神仙干的罢了。
骂神仙遭报应这件事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它使我不必再在每次见苗苗之前先锻炼右上肢力量以防出事了，也不必使我为了躲着苗苗半夜三点才敢出去撬窨井盖子了。简单地讲就是这件事结束了我和苗苗的纯洁友谊，或者说将之升华为真正的恋人关系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我就长话短说。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抱着偷来的窨井盖子掉进了一个被偷了窨井盖子的窨井里，摔断了左腿和左胳膊，还摔断了三根肋骨，我在窨井里躺了一个多小时才有环卫工人把我救上去送医院。别问我怎么掉进去的，我他妈的也不知道。我在窨井里仔细思考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掉进去的那个窨井的窨井盖子绝对不是我偷的，所以说这是个报应。我在窨井中感慨造化弄人报应不爽，甚至都忘了骨折是挺疼的一件事了。
第一个知道我因公负伤的不是苗苗，是我妈，有位可敬的街道大妈像消防车一样嗷嗷地冲到我家，向我妈报告了我跌入窨井的经过，嗓门之大整条街都听得见。但是没人怀疑我是偷窨井盖子的时候掉进去的，因为非常巧的是，我掉进去的时候，手里那个偷来的窨井盖子正好盖住了我掉进去的那个窨井，这说明我掉进去的那个窨井的窨井盖子没有丢。大家只是非常奇怪，为什么这个人掉进窨井了以后还自己把盖子盖上了？
我妈带着担心和疑问到医院来看我，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又问我既然我自己能盖上窨井盖子，为什么不自己爬上来？我告诉她说我散步散到那儿，没发现那个窨井盖子只盖住了一半，我踩上去又掉下去以后，那个窨井盖子正好翻了三百六十度又盖上了。我妈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半晌又问：“你半夜三更不睡觉到那儿散什么步呢？”
这个问题让我很尴尬，我要是说实话那就完蛋了，老太太要是知道自己的儿子做贼，一铁砂掌能把我肠子拍出来。我只好瞎编，说自己前途黯淡不知路在何方，每天白吃白喝又觉得很对不住二老，内心空虚苦闷睡不着，只好踏着月色思考人生和理想。老太太被我唬得一愣一愣的，等我编完了，摸着我的脑袋跟我说：“儿子，等腿好了咱再看个精神科吧。”
当天下午大概下班的时间，苗苗到医院来看我，其时我妈正好回家给我做饭。苗苗一进门就埋怨我，质问我为什么不带上她一起行动，说我不顾革命友谊擅自行动，活该摔断腿，并责怪老天为什么不把我的脖子一起摔断，看我还敢不敢不带她一起玩。我跟苗苗解释说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不是玩，而且该职业有一定的职业风险，她有正当职业，不必和我冒这个险。她捂着耳朵说我不听，你不带我就不对，摔断腿是必然的，下次不带我还不定摔断什么呢。
正嚷嚷着我妈拎着饭盒进来了，苗苗看见我妈走过来，脸上立即换上一副谄笑，赶着我妈说：“阿姨您好，我叫苗可欣，是超美的朋友，听说他受伤了来看看他。阿姨您坐下歇歇吧，饭盒给我让我来。”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我认识苗苗也有段时间了，今天才发现此人如此会装大尾巴狼，刚才还跟我横眉立目的，一看见我妈，这小嘴甜的，快把我妈甜出糖尿病来了。
我妈这时候已经笑得找不着北了，连说姑娘你坐，怎么好意思让你来呢，还是我来吧。两个人拉拉扯扯互相客气，完全忘了我还断手断脚躺在床上呢，我心说这叫什么事？你们是干什么来的？我这饿一天了，你们还在那儿拉拉扯扯，要饿死我不成？“妈！”我大喊一声：“给我，我自己来，饿死我了都！”我妈瞪我一眼说：“吃！就知道吃，人家姑娘来看你也不知道陪人家说说话，怎么不把你下巴摔脱环，省得你跟饿死鬼托生一样的。”说罢将饭盒往我怀里一塞，又大喊一声：“吃！”这一声喊把病房里所有人都吓一跳，全往我们这儿看，心说这一家子都有病吧？怎么吃个饭也嚷嚷？我看着我妈心想这老太太，五十多了中气还这么足，喝断长坂水倒流，整个张翼德转世。
我吃饭的时候我妈拉着苗苗问长问短，什么多大了，家是哪儿的了，家里几口人了，有婆家没有了，比外调政审还严格。苗苗也不害臊，一一解答，一口一个阿姨，叫得那个肉麻，听得我好几次要把嘴里的骨头汤喷出去。我妈倒是不介意，笑得脸上的褶子一层叠一层，跟包子一样。
我吃完饭后苗苗告辞要回家，说她一个小姑娘，太晚回去不好，我心说真他娘的会装蒜，你半夜三点跟我去偷窨井盖子的时候怎么不嫌晚？我妈赶紧站起来送，嘴里还说：“小六快送送。”我两眼瞪着我妈，心说老太太您糊涂了吧？我这能用的零件断了一半，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还送个鸟啊？
自此以后苗苗下了班就来换我妈看护我，照顾我的吃喝拉撒，我感觉自己像个离休老干部一样幸福。唯一尴尬的事就是上厕所和洗澡，为了不让苗苗过于难堪，也为了不让我自己过于尴尬，我坚持不用医院的座便器，只让苗苗搀着我到厕所门口，然后我单腿蹦进去上厕所。对于一个断了一半的人，这个难度可想而知，每次上完厕所，我都像割了一天橡胶一样满头大汗。有一回也不知道是谁那么缺德，尿在便池外面，我正蹦得来劲，一脚踩在该人的液体上，直接跌入便池，好在便池冲过，否则我就要像当年从电影院突围的那群造反派一样，变成一个“屎人”了。饶是如此，这一下也摔得我不轻，身上断了的部分好像又断了一遍，疼得我都他妈的快哭了。
洗澡也是一个大问题，其实所谓洗澡，无非是用湿毛巾擦擦而已，一个病房里住了八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就是再给我个胆我也不敢脱光了得瑟，必须保留一条内裤以正视听。即便如此，脱成那个样子还是让我觉得很别扭，每次都红得像油焖大虾。我记得让我万分尴尬的一次，有天晚上苗苗正在给我擦身，擦着擦着就看见我身体中间有一块异常凸起，此人竟然用手捅了一下，还问我：“藏的什么？拿出来看看。”我连忙用手护住，解释说：“不是藏的，是长的，本来就有。”苗苗就不再说话，继续擦，待我放松警惕，一把把我的内裤扒下来，紧接着“哇！”的一声大叫，立即有人转过头看我，我赶紧把内裤拉上，脸上紫里透黑，心想这回丢人完了，我还不如摔死在便池里呢。苗苗多少有点明白状况了，红着脸问我：“它怎么那样啊？想干什么？”我更加羞愧，瞪着她狠狠骂了一句：“臭流氓！”
从那以后苗苗总算明白，那天她在电影院男厕所里看见的那个东西，原来不是警棍，那个东西那样的时候，就是不怀好意的意思。
苗苗把我照顾得很好，我出院的时候甚至胖了十斤，我被她看过了警棍，只好以身相许，因此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按照我的理解，应该算做搞对象了。我妈也一再提起苗苗，说这个姑娘好，懂事，看那意思颇有纳为儿媳妇的架势，我也很高兴自己终于有对象了，再也不用上公园看人家搞对象了。可是仍然有一个问题，我虽然有了对象，可是依然不具备搞对象的条件，我仍旧是城镇盲流，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虽然我认为战斗在废品收购行业的第一线也是挺不错的工作，但是这个话没法讲出来。我受伤前苗苗领着我去了她家一次，她爹问我是干什么的，差点没把我憋死，我吭哧半天，跟她爹说我是搞废品回收再利用工作的，老头还狠劲夸我说：“好，这个工作好，为国家节约资源，建设四化少不了。小伙子很有出息，我就看不惯有些个回城知青，天天打架闹事，小偷小摸，街上好多井盖子啊，电线啊都被偷了，就是那些小青年干的，你说说这些小青年，哪有点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样子？像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实在太少了。”一番话把我羞得跟五星红旗一样鲜艳，差点跟老头承认这城里丢的窨井盖子，有多一半都是我亲自送到废品收购站的。老头要是知道我是这样建设四化的，而且自己姑娘没事也搭把手，当即就得肝脑涂地血溅会客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