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找个像样的工作，给苗苗和她家里人一个交代。当时找工作有几个途径，一是学生毕业分配，这个肯定没我份。二是工厂招工，这个也很难，回城知青二十万，到现在才解决了不到一半，这还是有门路的，像我爹这样供职于锅炉房的，一辈子离领导最近的一次就是搞破鞋挨批斗那次，想走门路都找不着北。唯一的办法就是我爹提前退休，由我接班。这是我和我妈商量了半宿想出来的唯一办法。
这个方案有两个障碍，其一，我爹其时只有五十四岁，离退休还有六年。自从文革结束后，老头就不用再挨批斗，而且很少再有人提及他搞破鞋的事，这使老头的心理负担大幅度减轻，如今走起路来节奏感十足，连眼睛都炯炯有神了，除了有时候在纺织厂门口碰见于小丽的疯子老公会偶感尴尬，其他时段精神得不得了。依我看他那架势，再搞一次破鞋以唤起人们对他辉煌往事的回忆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让正在矍铄阶段的他提前退休，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
其二，就是我的八弟赵红兵，我爹最宠爱的小儿子，理由是只有这个儿子脾气性格最像他，而且在他出事以后从来没冲他翻过白眼，我曾就此理由反驳过我爹，当时赵红兵不到一岁，除了吃喝拉撒不会干别的，若是当时大几岁，你以为他不翻？可是我爹不以为然，就是认定这个儿子跟他最贴心，因此赵红兵从小到大吃香喝辣，十五岁了还在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学习成绩不堪入目，三门功课加起来都无法超过及格线。至于排名，还要看他们班另外一名同学的表现，该名同学属于轻度弱智，如果该同学参加考试，赵红兵可顺利拿到倒数第二名，如果该名同学不参加考试，赵红兵就只能位列倒数第一。令人奇怪的是，有一阵子赵红兵老拿倒数第二名，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赵红兵跟他那个傻子同学有个协议，每到要考试的时候，赵红兵就每天给该同学买两根油条吃，代价是该同学必须保证参加考试，以巩固赵红兵倒数第二的排名。据说俩人还颇谈得来，有时候该同学还很大方地免费为赵红兵垫底，根据物以类聚的理论，可见赵红兵的智商指数。说句老实话，我五哥赵跃进都没这么笨。至于赵红兵为什么用油条换取倒数第二，那是因为只要赵红兵不考倒数第一，我爹就给他零花钱作为奖励，你听说过考倒数第二名还有奖励的吗？由此可见我爹把赵红兵惯成了什么样。
尽管我爹经常奖励得倒数第二名的赵红兵，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孩子基本上是废物点心，将来别说考大学，不进智障学校就算万幸。因此我爹心里已经给赵红兵铺好了路，等到自己到点退休，正好由赵红兵接班，反正烧锅炉跟有没有大脑没多大关系，只要没傻到把自己扔进锅炉里就能干，这样一来也算对得起自己这个小儿子了。至于我的七妹赵四清，根本用不着我爹操心，赵四清跟赵红兵走的是两个极端，赵红兵有多笨赵四清就有多聪明。我爹有时候恨不得把赵四清的脑袋砍下来嫁接到赵红兵的脖子上，好让赵红兵看起来不那么像个傻子。总之让赵红兵接班是他自己的小算盘，我们都知道。
有了这两个障碍，我想接班谈何容易。没办法，对我爹的说服工作还是要由我妈来做，毕竟我爹的小辫还攥在我妈手里，一拽一个准。
我妈跟我爹的谈判开始于某天晚饭后，那天我妈着实炒了几个好菜，温了二两小酒。我爹有些年头没享受这待遇了，不免受宠若惊，小酒还没喝上就已经脸泛红光，盯着一桌子菜乐得满嘴三十二颗牙齿全部龇了出来，闪着森森白光，那情形，怎么说呢？我只在后来的《动物世界之海洋杀手》里见过类似模样的鲨鱼。
这顿饭老头吃得相当顺心，得意忘形之际顺口感慨了一句：“翠兰，我要是老能享受这待遇，哪怕再挨一次批斗也值了。”我妈立即沉下脸问：“咋的？还想再搞一次破鞋？”我爹立即慌了手脚，连说：“不是不是，我是说要是你对我一直这么好，哪怕我天天挨批斗也认了。”我妈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你想天天搞破鞋。”我爹汗都下来了，说：“没有没有，我只挨批斗不搞破鞋。”我妈说：“放屁，就你那德行不搞破鞋谁有工夫批斗你，别臭美了。”
我爹总算明白过来所有的解释都是徒劳的，他搞破鞋这件事就像市场上卖的猪肉身上的蓝戳，怎么洗都洗不掉了，老头拿出当年挨批斗的惯熟招数，低下脑袋不再吭声，装起大个软柿子了。
“哎，成国，跟你商量个事。”我妈见形势已经比较有利，遂切入正题。
“……”我爹没敢吭声。
“成国，小六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小六怎么了？”我爹抬起头问道。
“小六也老大不小了，成天在外面晃荡，也不是个事。要是跟人家学坏了就麻烦了。前两天居委的刘大妈来说过，说看见小六穿着破解放绿，腰里缠着电线在街上溜达，跟个神经病似的。你想想，咱们左近的人家，除了于小丽的疯丈夫，谁成天在大街上溜达？街坊四邻的闲话已经不少了，有人说小六撬过井盖子出去卖钱，这话我不信，咱家小六不是那样的人。可是架不住闲话多，这要是传出去说咱老赵家先出破鞋后出贼，我这老脸往哪搁呀？”我妈跟机关枪似的一阵突突，说得我们爷俩面红耳赤。
“小六，你出去撬井盖子了？”我爹回头问我。
“没有，咱不干那事，我是出去看着井盖子去了。”我神色自若。
“翠兰，小六还小，工作的事也不急在这一两年，让他在家里帮你做做家务，也给你减轻点负担嘛。”我爹又跟我妈说。
“我用不着他帮我减轻负担，你还敢提这事？要不是他跟着添乱，我能把油茶面当洗衣粉使吗？成国，我老实告诉你，小六认识了一个姑娘，我看着很称心，想让她给咱当儿媳妇，可是小六连个工作都没有，拿啥娶媳妇？你说怎么办？”
此时我爹已经明显感觉大事不妙，反问了一句：“你说怎么办？”
“啥怎么办，你退休，让小六接班，没别的办法。”我妈说。
“我……我……这个……我身体还可以，还能干几年呢。”我爹开始结巴。
“干什么几年？破鞋还没搞够是吧？又看上谁家小媳妇了？你说你还想干谁？”
“不……不是干人，是……是干工作。”
“屁的工作，就舍不得从纺织厂出来是吧？那地方多好啊，大姑娘小媳妇多着呢，光看着也挺过瘾的是吧？”
“我……我没有，我……那咱家老八将来怎么办？”我爹狼狈不堪，开始转移话题。
“老八还小着呢，将来招工有的是机会，眼下先紧着小六，再说就你那破锅炉工，人家老八还不一定愿意干呢。老八，你将来想烧锅炉不？”我妈转头冲门外的赵红兵喊。
“我不烧锅炉。”赵红兵在门外说。
“那你将来干啥去？”我爹问。
“我炸油条去！”赵红兵非常肯定地说道。
“看看，我们老八自己都想好了，不用你操心。这事就这么定了，过两年等你抱上孙子，不定怎么谢我呢。”我妈笑着说，说罢转身出去买菜了。
“啥都让你说完了，还他妈的找我商量，商量个屁！”我爹小声嘟囔了一句。
工作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那年头接老子班的年轻人很多，所以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我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工人阶级，月工资二十七块，我心里非常高兴，为自己能跟别人一样而高兴，知道那时候能跟别人一样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吗？这意味着在一个体系当中有了自己的位置，你不会被别人当做异类了。跟现在不同，现在的年轻人讲究我的地盘我做主，时时处处要标新立异，体现出跟别人的不一样，才显得有个性。那时候可不行，要是跟别人不一样，下场无非两种，要么把你当成神经病隔离于体系之外，永世不得超生，要么动用一切必要手段把你改造得跟别人一模一样别无二致，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所以那时候跟别人不一样的人都要把自己藏起来，装的跟别人一样才行，我就是装了很多年，以至于现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啥不一样了。所以我又要说现在是个好时代，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吧？
我还记得自己正式上班的第一天，那天天气出奇的好，但是好在哪我想不起来，或许那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我的心情特别的好罢了。因为从此以后我就不必躲躲闪闪，可以名正言顺去追苗苗，可以理所当然把伟大友谊变成肉体关系了，我很高兴从此不必参考《少女的心》锻炼右上肢力量了。老实讲我最近已经感觉两边胳膊都不一样粗了，这样下去可不行，我想我的当务之急是找个机会拿下我的同事苗苗，这是我当时优先考虑的问题，至于“三转一响”倒是可以放一放。
上班第一天事情挺多，先到人事处办了手续，然后我爹领着我去见师傅，在工厂里上班的工人，不见得人人都有媳妇或者老公，但是人人都有师傅，那是一种蛮特别的关系，既是朋友又是长辈，怎么说呢？就是你逢年过节都会惦记着的一个人。我的师傅姓刘，是个挺豪爽的胖子，长一脸络腮胡子，叫刘云山，刘云山的师傅就是我爹赵成国。刘云山对我爹赞不绝口，说“赵老是个好人，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原话)，我操，还赵老呢，麻我一身鸡皮疙瘩，我始终没弄明白，这俩人性格天上地下，怎么会合得来？莫非此人是个胖玻璃？
会过师傅，我爹又领着我在厂里转了一圈，原来“赵老”在厂里还挺有人缘，人人跟我们打招呼，我爹见一个熟人就介绍一下：“这是我家小六，接我的班，我就退休了。”言语中略带心酸，有人跟他开玩笑说：“退了好退了好，趁着还不太老，专心搞搞破鞋吧。”我爹就幽怨地看着人家，神情楚楚可怜，好像自己搞破鞋是被迫的一样。我恨死这种眼神，因为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我在家，他就用这种眼神看我。我想我这辈子是欠下他的了。
锅炉房的工作主要是给澡堂子烧热水和厂区供暖，澡堂子就在我们锅炉房隔壁。我和刘师傅是两班倒，他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中午有休息，我是新来的，上夜班，从下午六点到夜里两点。
或许是看在“赵老”的面子上，刘师傅对我很客气，但是我开始不太明白为什么烧锅炉也要认个师傅，这活能有多大技术含量？事实证明这活多少还是有点技术含量，否则为什么我干个半天就累得要死要活，刘师傅一天下来汗都没有一滴？
其实这事一点也不复杂，就是如何利用惯性给自己省力，老刘第一天教我的诀窍是：先把一部分煤堆在自己身边，面向煤堆，铲一锹煤，转半个圈，面向炉膛，正好炉门打开，把煤填进去，再转半个圈回来铲煤，就这么简单。老刘干这个活简直帅呆了，单脚支地陀螺一样旋转起来，一气不停地填煤，非常有节奏感，像个跳《天鹅湖》的肥天鹅。他示范了几下就让我来干，自己下班了。我照着他的样子干了起来，没几下就出问题了，这实在是太晕了！晕得我自己差点一头栽到炉膛里，没办法我只好干一会儿歇一会儿，结果没一会儿热水就供应不上了，那会儿正好是下班的时候，一厂的女工在澡堂洗澡，水忽凉忽热，就有人拼命敲墙壁，喊：“老刘不好好烧锅炉干啥呢？是不偷看我们洗澡呢？要看你就过来看呗？”我心里一急，更加手忙脚乱，把煤块扬得满屋都是。正在死命坚持之际，就听见门口有人笑，我转头一看，是两个女工，身上只裹着白布，站在门口看着我笑，见我转过头，就笑着说：“哎哟，换了个小伙？不好好烧锅炉想啥呢？是不是惦记看我们洗澡呢？别惦记了，让你看看不就得了。”说罢把裹在身上的白布一拉一合，哈哈大笑着跑了。我本来就转得晕头转向，陡然间又被两坨白花花的肉闪了一下，立即血冲入脑，一跤坐在煤堆上，心想幸亏老子在公园见过世面，否则这下还不得昏死过去？这些个女工也太没谱了，难怪赵成国要搞破鞋，照这样下去，我看我想不搞都难。
那天我拼命坚持，脚下一刻不停地转，总算挺到人家都洗完了澡。那边澡堂的灯一灭，我顿感头晕眼花，再也支持不住，一头扎在煤堆里，自己也不知道是晕过去了还是睡过去了，反正就是过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师傅刘云山来上班，看见我趴在煤堆上，连忙把我弄醒过来，问我这是干什么？怎么不回家睡觉？我说师傅这活确实有点难度，倒不是很累，就是很晕啊。我师傅问我说你怎么弄的？怎么还晕了呢？我站起来给他示范，看了几下我师傅就笑了，说小赵你真是傻得到位，你这么转能不晕吗？你不会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吗？
那天我累得没洗澡就下班了，走的时候黑得像个非洲人，脸上的煤灰要是回家刮一刮，够整一个蜂窝煤的，没办法，谁叫我长了一张铲子脸，这种脸就是比较招灰。收发室的大爷差点不放我出厂门，幸亏苗苗正好来上班，跟老大爷解释一番，才放我出门。我问苗苗说我黑成这样你也认得出来？苗苗说看正面是没认出来，看侧面才认出来的，因为从侧面看我的脸好像一只铁桶被人从中间给了一棒子，凹下去一大块，非常好认。
关于烧锅炉这件事，我掌握得很快，没过多久也能像师傅那样旋转如飞，甚至中间还能花插着来个脚尖单立旋转或者分腿跳什么的，刘师傅对我说小赵啊，你简直天生就是个烧锅炉的！这个死胖子，我真不知道他是夸我呢还是损我。这句我只当他是夸我，因为后来我老婆对我说：“瞅你那死德行，老长一张铁锹脸，活该烧一辈子锅炉！”这句才是骂我。
我上班以后，和苗苗的上班时间正好错开，见面的机会反而少了。我们只好抓住有限的时间尽量多在一起。礼拜天的时候我领着苗苗去看电影逛公园，仍旧不买票，没办法，我还要为“三转一响”而奋斗，实在没有那个闲钱。不过我的心情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我一个人跑到公园看野鸳鸯，看得是挺爽，但是心情多少有点失落，而今我改头换面，虽然脸部凹陷处时常有些煤灰，但是也能出双入对堂而皇之地逛公园了，其心情可称之为雀跃。我虽然很想拿下苗苗，但是却没有胆量在公园表演真人秀，想到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像我以前那样在黑暗中炯炯有神地窥视，我就非常胆寒。所以我后来非常佩服那些毛片演员，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坦然地呻吟，这得需要多大勇气！要是换做我，别说射精，尿也射不出。
那时候的中国，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邓丽君的歌已经传唱大江南北，波浪头、花衬衫、高跟鞋、喇叭裤、蛤蟆镜也已经开始悄悄流行，马路边、公园里经常能看到穿着喇叭裤、烫着波浪头、戴着蛤蟆镜，拎着录音机疯狂扭着屁股的小青年，他们在跳一种叫做“迪斯科”的舞蹈。那种舞蹈要是现在回忆起来简直笑死人，但是当时觉得美得不得了，毕竟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年没人扭屁股了，现在无数的屁股扭动起来，好像一下子把中国向前推进了十年。人们告别了阶级斗争、文攻武卫、忆苦思甜、上山下乡，迎来了喇叭裤、波浪头、高跟鞋和扭屁股，生活多少变得美好起来了。
为了追赶我失去的十年，我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把自己好好打理了一番，这叫做先天不足后天补。当然我也没忘记苗苗和我的家人，我给苗苗买了一条连衣裙，给我爹买了一条烟，给我妈买了一双鞋，给赵四清买了一支钢笔，给赵红兵买了一把玩具手枪，因为他实在不需要什么学习用品。对了，忘了说我自己了，我给自己买了一条喇叭裤和一件花衬衣，还上美发店烫了一个卷发，走在路上大家都看我，可把我美死了。
我的第一个打击来自我爹，当时他正在院子里坐着，我刚走进院门，老头就远远来了一句：“大姐你找谁？”我拎着东西差点跪地下。等我爹看清是我，像中风了一样抖个不停，指着我说：“这……这什么东西？”我没答理他，走进厨房找我妈，我妈正在炒菜，我进去高兴地喊了一声：“妈！”我妈回头一看，吓得一哆嗦，锅铲脱手而飞，她首先想到了她的妈，她是这么说的：“哎呀妈呀！可吓死我了！小六啊，你咋整得跟花卷似的？”
收到了我的礼物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尤其是我爹，他没想到我还惦记着他，他一直以为我跟他有仇，没想到还能给他买烟抽。但是全家人仍旧对我的装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连我爹也说我不男不女，你想想，连娘娘腔都这么说，我还受得了？那个花卷头我没留几天就又给剃了，因为实在太招灰了，每天下班我要是边走边甩头发，我身后的路上就会留下一道黑印，人家顺着黑印就能找到我家。这还是其次，最可气的是我们对过有个小屁孩，看见我回来就喊：“妈，妈，有颗花菜走到咱家对门去啦。”我出门他也喊：“妈，妈，那颗花菜又出来啦。”气得我几次想起飞脚踢死他。在这里我要奉劝各位朋友，如果您也长着一张铲子脸，请一定不要烫波浪头，那样实在是不太搭配。
我把花卷头剃掉以后，换成了平头，可是效果也不见得好到哪去。虽然看上去不再像一颗花菜，但是怎么看怎么像劳改释放犯，原因自然还是出在铲子脸上，但是这样一来有一个好处，就是普通的小流氓看见我都离得远远的。那年头流氓可不少，大概是定义比较宽泛的原因——在街上冲姑娘吹几声口哨也算流氓。现在真正的流氓还真不多，大概是因为很多流氓有了其他的称谓，比如说变态、脑残、太监、版主等等，那时候没有这么多叫法，都叫流氓。
有关拿下苗苗的事，本来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但是被我自己搞砸了，以至于推后了一段时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准备拿下苗苗的前一段时间就做了很多铺垫，给了很多暗示，主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不是好人，你要不离我远点，出了事可别怪我。苗苗没什么大反应，好像意思说我倒要看看出啥事。我也就老实不客气，摸摸手摸摸脸，四周没人还敢亲一下，苗苗基本上以嗔怒为主，没看出翻脸的迹象。这种反应自然激发了我的贼胆，有了贼心也有了贼胆，再不做贼就只好做傻子了。于是我选了一个夏夜，选择夏天是我考虑好的，夏天衣服少，挨挨蹭蹭的比较容易起反应，冬天衣服多，脱起来也麻烦，我对女性内衣结构又不是很了解，要是半天脱不下来，多破坏气氛啊。最主要的是：我被《少女的心》折腾得已经等不到冬天了。
那天晚上跟苗苗约会前我在澡堂子泡了仨钟头，先在大池子里泡，后来发现大池子里有人撒尿，又跑去淋浴，最后都快水肿了才出来。我必须把自己捯饬得干干净净才能干坏事，否则，那什么……要是进进出出的总有煤灰那还了得，指不定就把谁给磨破皮了呢。您说我考虑得够周全了吧？
我换上干净衣服，甚至在平头上也抹了些发油(那时候没有摩丝，都是发油)，以使自己看上去亮堂一些。出门的时候赵四清夸了我一句，说六哥你像一辆崭新的凤凰二八自行车。我妹妹不太会夸人，但是意思我明白，那时候可不是谁家都有二八自行车的。
苗苗穿着我买给她的连衣裙，蝴蝶一样从家里飞出来，看得我口水都下来了，我这个毛病是因为嘴馋落下的，看见什么好东西都流哈喇子。苗苗飞到我跟前说：“铲铲，咱们干啥去？”我老脸一红，说：“别叫铲铲，还是叫铲子吧。咱们上公园转转。”
我们来到公园，照例翻墙进去，由于苗苗穿的是裙子，导致我在下面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更加坚定了我今晚得手的信念。我已经警告过她我不是好人，她依然这么诱惑我，出啥事都活该。
我俩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开始进行得一切顺利，我给她讲我在云南支边的事，讲我们怎么割胶，怎么养猪。我想了半天也没讲三花的事，这件事如果讲出来，不但苗苗会哭，恐怕我也撑不住。唉，想到三花我的心情就很不好，这可不利于今晚的行动，所以我赶紧把三花从脑海里赶开，但愿三花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
苗苗没下过乡，听得如痴如醉，看着她投射过来既是羡慕又是向往的目光，我觉得自己遭受的那些苦难似乎都变得浪漫起来了，我甚至觉得还不够苦难，应该再苦难一些才显得我更悲壮更勇敢，更符合苗苗心中的浪漫主义情怀。要不说人在恋爱的时候智商会降低呢，我都傻到想再遭一遍罪了，可见当时的智商已经位于赵跃进和赵红兵之间了。
我一边讲一边慢慢靠拢苗苗，右手悄悄环在她的腰上，心脏一阵疯狂跳动，脉搏估计有一百八左右。苗苗没有表示出反感的意思，这更加令我激动不已，左手又轻轻放在她的腿上，感觉到她肌肤的弹性，令我几欲昏厥。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付诸行动，我前面说过我没有表演真人秀的胆识，我只是想调动她的情绪，然后去她家进行下一步动作，她自己有个房间，我们可以翻窗户进去，这个对我俩都没什么难度。可是就在我感觉时机将要成熟的时候，却发生了一点小问题，不知道我是不是抹了太多头油，我脑袋上飞来飞去的蚊虫小咬越来越多，我只好像列宁同志那样抬起手挥来挥去，以期能够赶跑它们，谁知道我越赶虫子越多，严重影响了我讲回忆录的情绪，苗苗也离开了如痴如醉的状态，笑眯眯地看着我赶虫子的傻样。我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陡然间出手如电，捏起趴在我胳膊上吸血的蚊子一只只填进嘴里，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口味比云南的差了一些。
苗苗见此情景大惊失色，颤声问道：“你干什么？”我两手继续上下翻飞，不停地把蚊虫小咬送进嘴里，一边狞笑着对她说：“吃蚊子呀，我在云南最拿手的就是这个。”那一瞬间我好像又回到云南，坐在月光下的茅草屋里生吃活蚊诈尸吓人。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又像当年那样苍白如纸，活像个吸血僵尸，这副模样当年能把谢建华吓得屎尿齐下，满屋子兄弟落荒而去，何况一个小小的苗苗同志。但见苗苗一声尖叫：“鬼啊。”蹦起来就跑，瞬间消失在夜色中，其速度令人叹为观止，我连喊都没来得及，旁边只剩下一只高跟鞋。
好端端的爱情戏被我搞成了恐怖片，我的心情之沮丧可想而知。我拎着苗苗的一只高跟鞋往回走，路上还遭到了两个民警同志的盘问，据他们说是因为我长得鬼鬼祟祟，手里拎着一只女式高跟鞋，形迹十分可疑，不是偷了东西就是耍了流氓。我拿出工作证试图证明我是好人，或者至少证明我当天晚上是个好人，可是两位民警同志不相信，因为有工作证并不能证明我不是流氓，只能证明我是个有工作的流氓。我对这种先入为主以貌取人的态度十分不满，就跟他们把刚刚发生的事讲了一遍，当然我没讲我当晚的动机，否则等于自投罗网，我似乎还没傻到那个份上。我只说我和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吃蚊子把她吓着了，这种解释在他们看来十分荒谬，就勒令我拿出证据，否则就要把我带回所里。我说好，你们等着，说罢站直不动，静等蚊子来叮我，不一会儿我身上腿上就趴了几只蚊子，我说了一句：“看清楚。”言罢左右开弓，捏起蚊子就吃，两位民警看得目瞪口呆，不约而同后退两步，我跟上两步，笑着说：“信了吧？”两位民警又后退两步，一个胆大的说：“信了信了，工作证您收好。”说着探着身子把工作证递给我，我接过工作证又问：“可以走了？”那个胆大的民警说：“可以可以，您往哪边走？”我指了指回家的方向说：“这边。”两个民警点点头，指着相反的方向说：“那我们走这边。”
第二天我拿着高跟鞋去纺织车间找苗苗，她看见我还是有点哆嗦，我跟她解释说我这是在云南没吃的落下的毛病，而且只吃蚊子不吃人，所以我对人类没有危害，我还向苗苗展示了一些人类的基本体征，以证明自己是活人不是僵尸。我手舞足蹈地费尽口舌说得自己眼冒金星，苗苗终于点点头说：“好了，我相信你不是鬼了。”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但是你得承认，你长得确实像鬼。”
我松了一口气，又想起自己差点被警察当流氓抓了的事，怒气冲冲地跟苗苗说：“以后你弄清楚情况再做决定，昨晚你这一跑不要紧，我差点让人给当流氓抓了知道不？”苗苗笑着说：“铲子，昨天晚上你想干啥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你不是流氓？”我大窘，结结巴巴说：“没……没有，我没想干啥？”苗苗说：“铲子，少装蒜啊，昨天晚上要不是你装鬼吓唬人，没准我就让你得逞了。”我一听这话，悔得我哟，别说肠子了，整副下水都悔青了，我试探着又问了一句：“那什么……那我还有机会得逞吗？”苗苗伸个懒腰说：“哎呀，昨天晚上没睡好呢。”说着就要走，我一把拽住她，说：“别打岔啊，我问你我还有机会得逞没有？”苗苗看了看我，悠然道：“难说啊，这要看本姑娘的心情。”
那天交班的时候刘师傅坐在一边喝茶，我正为苗苗这句话心旌摇荡意乱情迷，铲起一锹煤就扬了过去，只听见一声“哎呀”一声“扑通”，我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我敬爱的师傅刘云山四仰八叉躺在地上，茶缸子飞出去一米多远。我赶紧过去扶起，好家伙，煤灰扬了一脸，煤块砸个大包。刘师傅暴喊一声：“六子！疯了你？”我赶紧赔不是：“对不起师傅对不起，我想事儿呢。”
“想个屁事儿！想谋杀你师傅是吧？”刘师傅抹了一把脸上，气急败坏地说，“给我拿毛巾去！”
“没有没有，我哪敢？我想媳妇呢。”我一边解释一边去拿毛巾。
“哎哟？搞上对象了？”刘师傅息怒。
“是啊，惦记着媳妇呢，扔错方向了。”我帮着师傅一块儿擦他的脑袋。
“行了行了，别添乱了，看你小子想媳妇的分儿上不跟你计较，瞅你那德行，魂儿都让人勾搭走了是吧？六子，我告诉你，你师傅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比你还严重呢，天天想你师母，现在可好，我一回家看见她就想吐，那腰跟咱厂里锅炉差不多粗。你小子也就现在稀罕稀罕，等你到我这岁数，想躲都没地方躲。行了，不跟你瞎扯淡了，我要下班回去了，要不你师母骨碌到厂里找我打架来了。”我师傅站起来就走。
“师傅您慢走。”我点头哈腰道。
“慢走个屁！还想给我一铲子？”
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努力使苗苗的心情指数保持在上升的状态中，以期能够达到“拿下”所需要的程度，至于这个心情指数要到多少分才能够达到“拿下”的要求，我可真不知道，想必也只有苗苗自己知道。不过我想自然应该是越高越好，所以我十分认真地装着孙子，装孙子不要紧，因为我这辈子没少装，但是为了“拿下”这件事装孙子装这么长时间，倒是平生头一次，由此可见“大头服从小头”是很多男人的一贯行为准则，毋庸置疑。
就在我装孙子装到即将崩溃的时候，苗苗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某天特地跑到锅炉房来跟我说：“铲子，我爸出差了我妈去我姥姥家了，你下了班可以到我家来坐坐。”
我一听这话，乐得鼻涕泡差点冒出来，结巴着说：“去……去你姥姥了？”
苗苗大怒，骂道：“去你姥姥！”
“对不起对不起，去我姥姥好了，我是说你家晚上没人？”我连忙说。
“没人，你来不来？”苗苗说。
“来来来，可是我下班就挺晚了，不影响你睡觉吗？”
“切，关你什么事？爱来不来。”
“来来，死了也要来。”
苗苗走了以后，我在锅炉房里上蹿下跳地很是折腾了一阵子，心里一直在琢磨“坐坐”这俩字，这俩字实在是太令人浮想联翩了，我可以到她的房间里“坐坐”，我还可以到她的床上“坐坐”，我要是“坐坐”觉得累了还可以“躺躺”，当然了，如果光“躺躺”，别的什么也不干，我可真成傻子了。再说了，你苗可欣也不是傻子，你深更半夜的邀请一个男同志到家里“坐坐”，自然明白会发生什么事。这说明你也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那我还客气个啥？
经过一番胡思乱想，我终于为自己拿下苗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那天我干活特别有劲，后来据说有同志反映到后勤科，说那天的洗澡水都成开水了，有好几位同志被不同程度地褪了毛，应该按工伤处理。
我并没有坚持到下班，澡堂子一没人我就闪了，闪之前也去洗了个澡，水确实有点烫，不过我认为并没有后来那个同志反映的那么严重，至少我身上主要几个长毛的地方都无大碍，长势依然喜人。
我到苗苗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苗苗正襟危坐等着我，表情相当严峻，看来正在承受着不小的心理压力。其实我心里的感觉也并不轻松，虽然我盼望这一刻盼得头发都快白了，但是真到了这会儿，我心里又隐隐有些恐惧。我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准备好了，这件事毕竟不是闹着玩的，它的背后隐藏着许多责任，我不太清楚以自己的能力是不是真的能够承担起来。假如我晚生二十几年，应该不会有这么重的心理负担，因为在今天，做了这件事后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结婚，它可能只表示玩玩而已。但是当时则不然，如果当时我和苗苗做了这件事后我告诉她说只是玩玩，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骟了我，叫我从此啥也玩不成。
我走到苗苗旁边，跟她并排坐在床上，我的手心里都是汗，这让我相当狼狈，试想这样一双汗津津的鬼爪抓到苗苗身上，她不吓死也要恶心死。我不停地把手在裤子上擦来擦去，试图使自己干燥些，可是越擦越是出汗，我想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搞不好我会脱水而亡。
“铲子。”苗苗叫了我一声。
“嗯？”我答应了一下。
“铲子，你爱我吗？”苗苗问。
这句话让我有些意外，我认识苗苗一年多了，她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大概因为我们都觉得“爱”这个词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应该专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小姐太太，离我们工人阶级无限遥远。老实讲，我觉得自己从出生到现在，似乎没“爱”过什么人，如果一定要定义我对苗苗的感情，我想应该是“深深的喜欢”。我只能表达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东西。如今苗苗用如此生僻的词汇来问我，叫我好生为难，我只好点了点头。
“铲子，不许点头，我再问你一次，你爱不爱我？”苗苗说。
“耐。”我艰难地憋出一个字，由于从来没说过这个字，所以发音不甚准确。
“真的？”苗苗追问。
“真。”我回答
“你会和我结婚？”苗苗又问。
“会。”我又回答。
“铲子，你们家说话按字收费啊，你这么省？”苗苗瞪着我说。
“没有没有，我是说我肯定会和你结婚，绝不后悔。”我赶紧表明心迹。
“德行，你当然不后悔了，要后悔也是我后悔呀。”苗苗笑着说。
“对对对，你后悔我不后悔。”
苗苗依偎到我怀里，抬起头温柔地说：“铲子，你要敢不要我，我活活捅死你。”
“我哪敢。”这话把我吓一跳，我低头看着她的脸，她的脸艳若桃花，我忍不住亲了一口，这一口亲得也挺狼狈，弄了苗苗一脸哈喇子。
“讨厌。”苗苗擦了一下自己的脸说。
我伸出手去解苗苗的上衣纽扣，苗苗脸羞得通红，闭着眼不说话。我解了两颗扣子，想想不太合适，这样急色她会以为我是色狼，于是又给她扣上了。扣上以后想想又后悔了，色狼就色狼，这时候不色狼就不正常了，于是又去解扣子。解了两个想想还是不合适，这样对她好像有点轻薄她的意思，弄不好她会生气，于是又给她扣上了。扣上以后想想还是不对，她都快成我老婆了，什么轻薄不轻薄的，多矫情啊，于是又去解，我正折腾着，苗苗脸上红晕稍退，睁开眼睛说：“铲子，你有病啊你？”
“没有没有，我怕你生气。”
“滚蛋吧你，把我衣服都弄坏了，笨死你得了。你转过去我自己来，不许偷看。”
我赶紧转过去，只听见窸窸窣窣的脱衣声，等我再次听到要求我转过来的信号时，苗苗整个人已经钻到被子里去了。
我想起来自己也需要脱衣服，连忙七上八下把自己脱干净，拉开被子的一角钻了进去。苗苗见我进来，又把眼睛闭上。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于是伸出手捅了一下苗苗的乳房，苗苗哼了一声，我又捅了一下，苗苗又哼了一声，我再捅了一下，苗苗不哼了，睁开眼睛问我：“铲子，你打算捅到天亮？”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道歉，又把被子拉开一点，开始寻找能够容纳我的“入口”，看到一个部位，觉得应该是，又感觉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没办法，公园里光线太暗，我从来就没看清楚过那个“入口”到底长在哪，《少女的心》似乎只描述过“入口”的样子，却没讲过“入口”的具体位置，我只是觉得似乎应该再靠上一些，在我长的这个东西相应的位置上才对。我不太确定苗苗是不是长错了，只好开口问：“苗苗，你的咋跟别人的不太一样？”苗苗的回答有些出乎意料，她没问我“怎么不一样”，她问我：“你见过别人的？”
“没有没有。”我赶紧解释，“我是说跟我想的不一样。”
苗苗嗔道：“铲子，现在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吗？”
“对不起对不起。”此时我已经一脑袋汗了。我翻身趴在苗苗身上，心想算了，捅到哪里算哪里吧。
还好接下来比较顺利，我终于找到正确“入口”，闭着眼睛使劲来了一下。
“啊！”苗苗皱着眉叫了一声，“疼。”
疼？我怎么不疼？我心想，但是身体不由自主往后缩了一缩。
“没事，来吧。”苗苗闭着眼睛说。
我努力挣了十几下，只感觉小腹一热，心想不好，赶紧抽身撤退，身体一阵痉挛差点抽筋。完事后我才发现，他妈的我把自己的孩子们全射在自己放在床边的裤子上了。
结束后我感觉既懊丧又惶恐，心想我是不是有问题，《少女的心》里提到的时间长度可不是这么短，怎么回事呢？我长度硬度应该都符合要求，为什么时间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呢？当时的我怎么也没想明白。当然不久以后我就知道了原因，原因比较复杂，反正第一次最失败的绝对不是我。
后来苗苗说当我亮出那个她曾经认为是警棍的东西的时候，她内心的惊骇难以言表，她简直不敢相信我会用这么丑陋的东西对付她。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活不成了，这个东西捅进去一定会把肠子一块带出来。她还说她知道追求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无数革命先烈面对敌人的屠刀慷慨就义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假如忍受这个丑陋的独眼龙的折磨是她追求幸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她就只能咬牙坚持。尽管如此，当我进入的时候她仍然充满绝望，觉得自己坚持不住了，当时她悲哀地想，那些革命先烈一定没见识过这么厉害的酷刑，否则怎么可能不招供？
另外，她还告诉了我说当时她以为要长时间地忍受各种折磨，没想到只疼了一下下就结束了，这令她颇感欣慰，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小的代价就得到了幸福，非常值当。这话令我很愤怒，什么叫“只疼了一下下就结束”？
当然我后来终于证明自己决非“一下下就结束”的人，而苗苗也明白了这件事跟革命先烈遭受的酷刑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她坚持认为自己的第一次完全是为了追求幸福而做出的伟大牺牲，对此我不能认同，如果这也叫牺牲，那我倒是很愿意没事就牺牲一下，反正不费钱，损失点液体而已，何乐而不为？
还要回到那个晚上，回到古典小说上形容为“事毕”的那个时刻，“事毕”之后，苗苗起身看到自己身下的床单上有一团血迹，立即大叫道：“啊！铲子，快给我拿红药水和纱布。”
“干什么？”我问道。
“你都把我扎出血了，难道不许我包扎一下吗？”
十三、1983，赶上严打
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总有一段幸福时光，或者说我们自认为有一段幸福时光的话，那我和苗苗相处的这段时间应该就算是我的幸福时光了。这种日子我在云南想也不敢想，作为一个黑七类，我一度认为自己将孤独终老，像我留在云南的兄弟们一样，安然地躺在某棵橡胶树下，成为绿化祖国的肥料，微笑着注视着我身上的种子一天天长成参天大树，这样倒是多少有些无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情调。至于所谓的爱情，在我的梦里甚至都不曾光顾过。
彼时我身边的一切都在悄悄地变，街上多了很多小商贩，卖着五颜六色的东西，有电子表，有邓丽君的磁带。电影院早就不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故事了，现在放的是和尚打架的故事。我记得文革时我们这儿有俩和尚，被红卫兵整得那叫一个惨，先是脑袋上画个大王八被拉出去游街，一人拿个小锣，走一步敲一声，嘴里喊：“我是四旧和尚，我是反动秃驴。”如今和尚们终于扬眉吐气，打架都打到大屏幕上去了，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进步。
进步的不止和尚，还有我身边的一切事物，别的不说，电视机都有颜色了，这个你能相信吗？开始有人出书写自己当右派被批斗的事了，并称之为“伤痕文学”，这个你能相信吗？南边的人在搞经济特区，听说一天就出个万元户，这个你能相信吗？有一天我上班，竟然在厂里看见一个黄毛蓝眼的外国人，张牙舞爪地跟个猩猩似的说着鸟语，身上脸上的毛都连在一起，有一寸多长，估计照脸上拍一板砖都没事。据说这猩猩一样的老外是我们厂请的德国技术专家，好像帝国主义又回来了，这个你能相信吗？这么多让人不能相信的事都发生了，由不得你不信。总之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快得让人应接不暇，如果不是信访办门口还有些要求摘帽的前右派、前反革命等等，你根本不会相信这里几年前曾发生过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国人的忘性还是挺大的，那十年就权当做了一场噩梦。
我离“三转一响”的目标也越来越近。其实那时候“三转一响”已经挺老土的了，人家结婚家里都要有彩电才行，可是我还没有这个能力。我要看彩电只能到百货大楼里去看，看久了还不行，售货员会把我轰出去。那时候的售货员还是挺厉害的，不像现在的促销小姐，笑得像花一样，你站那儿可以随便看，看人看货都行，绝不会把你撵出去。那时候可不行，你要是看个十分钟不买，她会问候你家所有亲人。当然，这一点小小的挫折已经不能够影响我的乐观情绪了，我觉得一切都很幸福圆满。我和苗苗已经把结婚的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了，也就是说，如果不发生那件事，我的故事就可以像安徒生安先生写的那样结束了，“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可是那件事还是发生了，就好像霉运一直躲在暗处等待机会，到我得意忘形的时候才突然杀出来给我致命一击。那件事发生后我才相信我真的是运交华盖，所谓的幸福不过是给我的假象而已，其目的就是要把我扔得高高的再摔下来，这样才能置我于死地。
其实那件事也怨不得别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怨我自己，如果不是我一时冲动，就绝不会毁了自己的幸福时光，也不会使我的四姐赵争鸣远走他乡，至今不能见面。
我记得出事的那天开始并没有什么异样，我照常去上班，照常在锅炉前面抡铁锹，嘴里哼唧着“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心里冒着幸福的泡泡，手里的铁锹上下飞舞。正干得热火朝天，就听见有人在门外喊：“赵超美，你出来一下。”我扔下铁锹出门一看，是厂办的小秘书，端着个《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的招牌架势在门口站着。我问什么事，她说你到厂办去一下，找你有事。说罢一拧一拧地走了，我目视着小秘书的臀部开始发呆，心想厂办找我什么事？要给我涨工资？不太像，涨工资都是大家一起涨，凭什么给我一个人涨？难道因为我的脸比较长？嘿嘿，应该不大可能啊。要不就是上次我把洗澡水烧成开水的事？应该也不会，上次褪了毛的同志基本上都康复了，该长毛的地方也都长出来了，好像没听说谁留下什么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