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周、彭的部署，红一、三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主力，立即在直罗镇一带集结待命，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我们都深入到连队，作战前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昂，斗志旺盛。同志们决心打好这一仗，作为会师的见面礼。
11月20日前后，敌东北军一O九师师长牛元峰果然带1个师部和3个团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窜到直罗镇来了。当晚，毛、周就下达了作战命令。第二天拂晓，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央红军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了直罗镇周围的山岭，把敌人夹击在两山之间的一条小河沟里。不到两小时，就攻下敌师部所在地直罗镇。大部分敌人被歼，敌师长牛元峰带着一个营逃到镇东那个小寨里，妄图负隅顽抗。这时传来了毛、周的指示，留小部队围攻寨子，主力红军急行军追击黑水寺方向的援兵。在追击战中，敌董英斌的一O六师被击溃，一个团被消灭。晚上牛元峰部队欲突围，结果大部分被我俘虏。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敌一O八师、一一一师闻讯后迅速逃入甘肃境内。东路侵入羊泉原的一一七师也退出富县，龟缩到洛川境内。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我们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他说，直罗镇一仗是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所举行的一个奠基礼。从此，陕北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35年11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东征。不久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红军东征的三个战略方针：第一，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第二，把扩大红军和对日作战结合起来；第三，会合到陕北的工农红军应该把位置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根据地两个任务上面。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
●待命东征
1935年冬，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正担负着围攻甘泉城的艰巨任务。在直罗镇战役前，我师直属队和一、三团就进入阵地，配合直罗镇战役，牵制敌人。该战役取得胜利后，我部由彭德怀亲自指挥，准备在甘泉城的西北角制高点爆破攻城。部队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夜以继日地进行坑道作业。原计划地道应挖到制高点中心，但因缺少测量仪器，爆炸未能成功的发生在制高点中心，致使隐蔽在坑道附近的攻城突击队员被炸起的冻土块砸伤。七连连长吴虎峰就在这次攻城中牺牲。甘泉城虽经反复强攻未克，但已被我军重重围住，城中守敌处于绝境。
不久，中央瓦窑堡会议的重要决定传达到了部队，我们立即组织指战员学习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战略问题的决议。
八十一师的指战员，绝大多数是陕甘地区的贫苦农民，他们对旧社会，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地主老财都有深仇大恨。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能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毫无怨言的随时准备用生命去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而对于抗日救国，开赴抗日前线就不太理解了。为国和保家不能统一起来。并且认为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现在却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包括国民党内愿意抗日的分子，这个弯子一下不好转。
针对这些思想问题，我们向指战员解释“国亡家何在”的道理：讲日寇如果侵占了中国，人民将会沦为亡国奴；没有了祖国，哪里还有家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把日寇赶出中国，才能保卫住国家，也才能保卫住陕甘苏区。我们不仅要解放自己的家乡，而且要解放全中国，全世界，让人们都过上好日子。如果能联合起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孤立日本侵略者，才能尽快的彻底打败他们。经过学习，指战员的思想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深感肩负的抗日救国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请战，要求参加伟大的东征。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3000万同胞正在遭受日寇的屠杀蹂躏，并揭穿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红军，使中国同胞互相残杀而便于他从中渔利的阴谋。为表示红军联合东北军抗日救国的诚意，总部命令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从甘泉撤围，开到延安以东的甘谷驿，准备渡河东征，奔赴抗日前线。同时，向甘泉被围的东北军表示我军团结抗日的诚意。城中守敌系东北军一二九师和一一O师各一部，共约1000余人。我师围困之70余天，他们只能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城墙工事，依据空投的干粮，苟延时日。红军主动撤围，把枪口对日，使甘泉城内濒临绝境的东北军得以幸存。
东北军及其家属亲眼看到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的发表，以及我军的实际行动，对张学良、杨虎城亦有触动。后东北军、西北军减少了与我军磨擦，在局部地区建立了停战的局面，这对于我军东征、打通抗日路线是有利的。
八十一师到达甘谷驿集结后，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的军事会议，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了驻守黄河东岸的反动军阀阎锡山部的防务情况。
当时，盘踞在山西的反动军阀阎锡山，是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反共的卖国贼。“九一八”事变后，他慑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假惺惺的提出了一个所谓“守土抗日”的口号。实质上“抗日”是假，“守土”即保持自己的地盘是真。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心领神会，曾派晋军去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竭力进攻我陕北苏区。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后，阎更是以反共为当务之急。他调集了10万兵力，沿黄河东岸构筑碉堡；岗哨林立，以强化河防工事。夜间派巡逻队，封锁渡口，断绝东西交通。阎匪不仅在军事上作了周密部署，而且在政治上采取了极端反动的灭绝人寰的措施。他在沿河各县，驻扎“防共保卫团”，宣布凡遇共产党嫌疑者，可先斩后奏，每杀一人，赏洋百元。有些穿着红色腰带或携带红色物品的人，也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犯。白色恐怖笼罩着沿河各县。敌人妄图以此高压政策来慑服人民，以隔离我军与河东群众的联系。阎倚仗他的反动政策和黄河天险，大吹大擂，称河东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红军越不了雷池一步。
红军东征的任务是非常光荣也是极为艰巨的。出发前夕，针对部队从未渡过黄河，从未离开过家乡等实际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思想问题，诸如有的同志怕负伤后不能转回苏区，有的怕牺牲后遗体不能运回家乡等等。我们用活生生的事例启发教育：红一方面军离开苏区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转战到陕北，都是为了革命而离乡背井。他们的模范行为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又向指战员宣讲东征的伟大意义以及当前山西人民反对阎锡山暴行迫切要求抗日的有利形势。从而提高了觉悟打消了顾虑，增强了东渡黄河歼灭阎匪的信心和勇气。部队决心发扬敢打敢拚的传统，去打开奔赴抗日前线的通路。
中央早已组织力量在延长、延川、清涧等地黄河的河川里加速修理和赶制船只、羊皮筏子等渡河工具以及其它物资。
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动身，经王家洼台段家河到延长。2月初，在延长召开了为时5天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参加东征的部队进行动员。说明了东征的目的和意义，并进行了战斗部署，宣布了东征部队的领导机构和建制。司令部由司令员彭德怀负责，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敌军工作部部长李涛，民运部长刘晓，宣传部长陆定一，组织部长黄克诚。参加东征的工农红军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共编为左、中、右三路军。渡河前八十一师属右路军建制。
为加强八十一师领导和健全各级建制，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贺晋年任师长，张明先任政委，李寿轩为参谋长，李宗贵为政治部主任，张树才为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并派来大批经过长征、具有丰富建军、作战经验的同志，如谭冠三、田文尧、刘锡山、谢理顺、方国安、罗元炘、周凯东、胡保顺、林宗昭、康玉林等。建全了司、政、后、保各级组织，加强了各团的领导力量。同时，又派来了在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学习的吴士芳等同志，随军做开辟新区的工作。
●渡过黄河天险
1936年2月17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东征宣言》，阐明红军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目的。2月20日夜，他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东渡黄河。那天是农历正月二十八，滔滔黄河咆哮不息，河面上大小冰块碰撞着顺流而下，不时发出嘎嘎的碎裂声。
中央军委下达渡河要求及命令：先头部队要绝对隐蔽，应以坚决敏捷的速度，奇夺敌碉堡；割断电话线，控制前沿阵地及侧翼掩护阵地，保证后续部队渡河；并要占领有利于抗击援敌之地形。
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沿黄河西岸，南起河口，北到沟口的地段内，同时东渡黄河。一时间，红军指战员乘坐着木船和牛皮筏子，投入惊涛骇浪之中。不久即被守敌发现。军委命令，立即抢渡黄河。红军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摧毁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所谓攻不破的黄河天险，东渡成功，我军进入山西境内。自此，开始了历时75天的东征。
20日晚10时，十五军团从河口附近的王家河上船，以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第一营为先头营，在师参谋长周士第的指挥下，在贺家洼西北登岸，立即向敌进攻。敌人依据碉堡工事抵抗，并以步枪、机关枪、手榴弹、手雷（比手榴弹威力大，是阎锡山为对付红军而专门制造的一种武器）等轻重火器封锁了进攻的道路。先头部队勇猛冲锋，攻破贺家洼路口的一个碉堡后，又继续攻破敌人纵深堡垒，占领贺家洼村，消灭了守敌一个连。
八十一师作为后续部队，从黑龙关渡河。此时毛泽东率领司令部人员亦到达渡口，拟同我们一起渡过黄河。过河后天已大亮，他站在渡口边的雪地上，吃着已经结冰的早饭：一盒小米饭，一茶缸腌咸菜，边吃边询问着部队的情况。毛泽东同指战员同甘共苦的俭朴作风鼓舞了正在行进中的部队。渡河后，我们立即紧随主力，强占纵深阵地。
21日晨，红十五军团进占义蝶镇。该镇守敌如惊弓之鸟，受到攻击溃不成军，夺路逃命。他们已经准备好还没有来得及吃的早饭，成了我红军享用的“美餐”。但追击任务在身，大家只能抓几个馍，继续向前挺进。很快就包围了石楼城。敌二O三旅旅长梁鉴光命令驻隰县的四O五团团长樊剑，前往石楼城解围。樊率领第一营到距石楼城30里的蓬门时，被十五军团全歼。胜利的歌声响彻黄河岸：“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摩拳擦掌志气高。我们是铁红军，猛攻猛打又猛追，追到石楼城”。
与此同时，传来了红一军团胜利的捷报。他们在坪上村登岸成功后，进占三交镇，粉碎了阎匪的二O七旅防线，歼灭了该旅四一四团的杨有贵营，乘胜占领关上村。并截住逃敌独二旅。将独二旅旅部、第四团和邰培甄炮兵第四连全歼。击毙敌团长李清华，营长岳俊峰等。号称“满天飞”的独二旅，在红军的铁拳下变成了“满地爬”。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妄图阻我于吕梁山以西的企图。
●兑九峪战斗
经关上村、蓬门战斗后，3月初，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继续东进至兑九峪一线。总部随十五军团到达了孝义城西南的大麦郊，并通过了同蒲路。
阎锡山无力阻红军于吕梁山以西，顿时慌了手脚，惟恐被歼。立即急电蒋介石要求派兵增援。同时，仓促加强了太原的防务，调驻守介休、孝义之敌向兑九峪一线兼程前进。
兑九峪位于吕梁山南端，地处敌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总指挥部所在地孝义城。西面、北面是一条由西北向东南而入汾河的小溪，西南是红军总部所在地大麦郊。兑九峪山高约1000米，被雨水冲刷成无数沟壑。当时估计敌主力约4、5个团防守兑九峪一线。我师的任务是抗击孝义城增援之敌。红军主力预先已占领了有利地形，准备从西、北、南三面夹击之。
兑九峪战斗于3月10日拂晓打响，这才发现敌人并不是所估计的只有4、5个团的兵力，而是有3个步兵师。主力是杨效钦的六十六师，一个炮兵旅，共14个团的兵力。因此战斗空前激烈。一阵炮火后只见战场上飞砂滚滚，尘烟弥漫，4、5米之内一片昏暗。敌我双方纠结不清，敌军通讯员甚至将作战命令误送至我军手中。八十一师司令部就收到过数次，使我们得以及时掌握敌情并报告总部。
毛泽东的总部设在大麦郊北面的一座山上，山对面就是兑九峪，距我师指挥所很近。在战斗紧急关头，我师仍派出王思温、薛毓瑞的二四一团（该团为三个连的小团）前去加强总部的防卫力量，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该团正前进中，突然发现一股敌人准备偷袭总部。当时叶剑英亦组织了总部的警卫人员在山坡上正面抗击敌人，二四一团不失时机的发起攻击，配合正面击溃了敌人。接着我师又派李仲英的二四三团（两个营），加强总部的保卫力量。从此这两支部队就不属我师建制，归总部指挥。
到下午3时左右，总部命令我师夺下兑九峪北面一个制高点，以掩护我主力撤出战斗。贺晋年立即命令田文尧、谭冠三指挥的二四二团（该团三个连）夺取这个制高点。其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强，尤其是阎匪各部多用其太原兵工厂专门对付红军而制造的“手雷”，对我威胁较大。虽经反复冲击，进展不快，伤亡却很大。但该制高点对于我军撤出战斗，摆脱敌人，关系十分重大，非拿下不可。
我重新组织力量，命令贺吉祥、方国安指挥二四二团再次发起攻击，贺晋年亲自指挥重机枪连（四挺重机枪）作掩护，终于攻克高地。
黄昏后，我师遵照总部命令转移。在我军转移的当晚，敌人亦退缩回汾阳、孝义、介休等地。兑九峪战斗，毙敌、俘敌2个多精锐团，给阎锡山以沉重打击。
●在晋南开展工作
1936年3月10日，我军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揭露蒋介石、阎锡山等卖国贼媚外成性，丧权辱国，致使国家面临危亡局势的真面目。庄严申明我军将“停止一切内战，东进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并宣布“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号召人们联合起来，一致对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兑九峪战斗后，根据当时形势和我军宗旨，党中央决定，东征红军兵分两路，一军团沿同蒲路南下；十五军团向文水、交城直通太原北上，使敌人难测我军行动，以利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毛泽东率领总部和八十一师的二四一团（300余人）为中路，向晋西一带转移。
十五军团于3月中旬北上文水、交城，以一个团及骑兵连逼近太原附近的晋祠，进行游击活动，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的老巢。阎匪十分惊慌，急令其主力十九团尾随十五军团。但他们打又打不上，停又停不下，在晋中到晋西北的岚县、五寨、保德、兴县等地兜圈子，整日疲于奔命。
十五军团牵着敌十九团在晋西北兜圈之际，一军团奉总部命令，突破汾河堡垒，截断同蒲路，围困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并攻击襄陵和侯马镇，直插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晋南地区。
八十一师此时已归一军团建制，于3月中旬进驻同蒲路汾河流域浮山县境内的马壁镇。
20多年来，阎匪把山西视为他的大本营，把当地人民作为他的奴隶。他用银行、当铺、苛捐杂税等各种手段，极为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人民。为欺骗、麻痹人民，并进一步便于其统治，阎匪还建立了一些反动组织，如“公道团”等。山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愤恨地称他为“阎罗王”，盼望有朝一日他会完蛋。
根据当地情况，我们首先严厉制裁恶贯满盈的汉奸、恶霸、高利贷者，把他们剥削来的财产分给群众。在没收了汉奸的一些当铺后，立即给典当者发还了l万多件各类物品。有一个劣绅仅其存粮就有5万多斤，食油4千多斤，外加不少浮财，除部分留作部队用外，大部分都发给了群众，他们得到了救命口粮和御寒衣物。
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贯彻“把发动群众抗日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的工作方针。红军一心为劳苦大众的实际行动，使阎匪所散布的“红军杀人如草、穷富一律都糟糕”等谎言不攻自破。群众歌颂：“红军是穷苦人的知心人，批了地主打豪绅，分了粮食分财物，穷苦百姓得翻身”。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八十一师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筹集黄金约2千两，钢洋1万余元，粮食40多万斤，其它物资不计其数。
局面打开以后，我们组织了十几个“扩红工作组”，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民运科长康玉林、干事吴士芳负责。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高维嵩负责在每个连队组织“宣传抗日工作组”，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抗日先锋军的布告和标语。并组织文艺演出队，有说书的，唱晋南梆子的，还有歌咏、器乐、办墙报的，充分采用多种宣传形式，既发动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部队。
百姓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放着鞭炮欢送亲人当红军。我师进镇后的短短十天，就补入了500多青年。在我们撤离时，共增新兵800余人。当地群众说：“斗了地主和豪绅，贫苦百姓得翻身，青年人报名去当兵，跟着红军闹革命”。
我们在当地还建立和发展了党组织及抗日救国委员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组织。成立了镇政权（革命委员会），选出主席和委员。镇政府设有武装、肃反、公粮、财政、土地等部门及贫协会等。特别是还组织了两支地方游击队，共50余人，使当地群众有了自己的武装。
在晋南的广大地区中，红军所到之处都播下了火种。各路红军的积极工作，震撼了阎锡山匪帮的统治，打通了我们东进抗日的路线。红军的东征，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区主张抗日救国的各界群众，促进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到来。
●掩护主力回师陕北
军事上沉重的打击和政治上强大的攻势，使阎匪坐立不安。他在山西封建割据几十年，连境内铁路都是窄轨，就是为了防止任何军队踏进他的王国。此时，他不得不向早欲吞并他的蒋介石乞怜。而日本侵略者也根据“广田三原则”中防共的条款，要求蒋介石出兵。这一切正中蒋介石下怀。4月中旬，他派10个师约10万人马分两路人晋：一路5个师由潼关北上入晋，另一路5个师沿正太路由东向西入晋。阎8个师约10万人从晋中向南压下来。驻黄河的陕西国民党军也封锁了黄河各渡口，以陷我军于晋西的狭窄山岳地区，逼我背水作战，企图在隰县石楼地区消灭红军。
毛泽东和周恩来分析了形势，当机立断提出了全军行动计划：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开与优势之敌决战，决定在敌南、北两军钳形攻势尚未形成之前，回师陕北，使敌兴师动众的狂妄计划成为泡影。
总部给八十一师下达的任务是：在稷山地区选择有利阵地，抗击由东而来的汤恩伯部队5个师，掩护一军团全部撤回。我师立即挺进稷山县北突出部的关王庙一带，由二四二团构筑了纵深工事，准备抗击敌人。
战斗从4月30日拂晓在我师二四二团前沿一个连的阵地打响。敌人不惜一切代价，凭借强大炮火拼命要夺下该连固守的制高点。他们十几次冲锋，都被我英勇顽强的钢铁战士打退。我方工事被炮火炸平，在缺少工具的条件下，战士们用双手重新补修。他们硬是在炮火中坚守了8个多小时，圆满完成了掩护军团安全转移的任务。
在战斗间隙中，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及时将伤员和资财转运陕北。不论指挥员、战斗员，还是勤杂人员，每个人都要带足30天的生粮，5天的干粮。加上枪支、弹药、手榴弹、十字镐、铁锨、背包、水壶、日用品等，每个人负重30多公斤。师首长也不能例外，马可以不骑，粮不可以不带。
我们每日行程80华里以上。行军中还要不时对付敌机的空袭，抗击尾追的3个师的敌人。同志们强帮弱，大帮小。有的扛三四支枪，有的搀扶着病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连队还做到了无遗失伤病员，无掉队的。部队始终意气风发，迅速向前挺进。
我们还组织了庞大的工作组，检查我军所过地区的群众纪律。该赔偿的赔偿，该救济的救济，该撤离的掩护他们撤离，该隐蔽帮助他们转入地下。并给担架员和运输员等返回家的路费和路线简图，防止遭受意外。
我师经店坪、吉县、曲峨到永河关附近渡口，于5月3日过黄河，撤回到陕北延川县的交口镇以北段家河一带。我师完成了掩护任务。东征至此胜利结束。
●毛泽东主持的大相寺会议
5月14日，在延川县大相寺军委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庆祝东征胜利的会议。毛泽东对红军东征进行了总结，用4句话做了概括：“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七千多人）；筹集了资金。”他提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深入人心，特别是推动了华北地区各界人士进入到抗日救亡的浪潮中，为我军以后出师华北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会议批判了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如东征中有个别部队的领导为避免自己所辖部队的伤亡，不去及时夺取本可以攻克的城镇，不愿意拿出缴获的财物补充兄弟部队，不愿挑选能力强的干部帮助地方武装等等。还有个别部队的领导不顾中央军委统一号令，不顾客观条件，准备自己率领部队出正太路到河北与日寇直接作战。
针对以上种种错误表现，中央首长和各部队首长都发了言。有的批判本位主义、自由主义是侵害党的肌体，涣散党的战斗力的腐蚀剂；有的进行了自我批评，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会场贴有两条标语：“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提高党性，反动自由主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既纠正了错误，又提高了思想认识。做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
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争取东北军一致抗日和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报告。他传达了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后，群情振奋。全国的主力红军会合，是人们期待多年的愿望。大家相信，今后一定会打出一个新局面。
毛泽东最后总结道：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打倒了害人的本位主义，自由主义，使我们革命的同志更加坚强，思想认识更加统一。我们将会无敌于天下。
●中央决定西征甘宁
1936年5月3日，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央军委重新任命了八十一师的主要军政领导。命令文年生为师长，李宗贵为政委，李寿轩为参谋长，李志民为政治部主任，宋云辉为特派员。组成了军政委员会，由我任书记。我师直属前敌总指挥彭德怀领导。八十一师下属两个团（一团已调出，归属三十军。原三团和少共营调至十五军团），二团团长刘锡山、政委谭冠三；三团团长谢理顺，政委罗元炘。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军队及各党派、团体、报馆等发出了《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即著名的“回师通电”。痛斥了蒋介石阻拦红军抗日的罪行，并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议和一个月”的主张。再次表示红军愿意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党中央确定“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为反对当前敌人之用”，转“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该方针孤立了主要敌人，争取了各阶层的抗日志士，分化了敌人的营垒，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但是，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卖国政策，不仅拒绝议和，反而继续加紧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围攻、进犯，妄图摧毁西北革命根据地和消灭红军。
西北革命根据地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在根据地东部是晋军阎锡山部（驻河东）；在东北部是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进占了清涧、绥德、米脂地区；北部是高双成、高桂滋部，驻扎榆林地区一带；在南部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进占了洛川、富县、宜川等地区；在西部是国民党中央军嫡系胡宗南部，进驻陇东地区；在西北部是马鸿逵、马鸿宾部，驻青海、宁夏地区。而延安、甘泉仍在敌人手中。敌人不断向苏区蚕食，吴堡、佳县、绥德、清涧、延川等地相继被汤恩伯部占领。
在红军出击抗日受阻，根据地又受到敌人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我军西征甘、宁的正确决策。
首先，甘、宁地域辽阔，我军西征，可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便于我红军主力掌握主动，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其次，该地区由东北军和马鸿逵驻守，他们与蒋介石中央军素有矛盾，并都和红军打过交道，吃过苦头，不愿再做无谓的消耗。特别是东北军的广大官兵，不愿再打内战，怀有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心愿，具备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可能性；第三，我二、四方面军已长征北上，在甘宁地区可以实现全国主力红军的大会师；第四，此举避开了敌人堡垒封锁线，变我军被包围的不利形势为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第五，能更广泛的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就地筹粮，筹款，补充兵员，扩大红军。
西征甘、宁的作战任务下达后，部队士气高昂。杀敌立功，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很大。但也有少数人有畏惧情绪，以为西征如长征一样，又要过草地、爬雪山，担心会把部队拖垮。有的人只看到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怕打不赢，特别有少数陕北苏区的子弟兵，担心苏区被破坏，亲人遭杀戮、蹂躏，要求不离开根据地，欲和敌人硬拼硬打。
为此，在部队整训中，我们再次向大家讲明了日寇妄图使我中华大好河山成为它的殖民地，使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狂妄野心；批判了蒋介石把祖国的半壁河山拱手送给侵略者的可耻的卖国行为；分析了西征的伟大以及有利于我的形势。在广泛的民主讨论中 ，大家互相帮助，使有思想问题的同志提高了认识，纷纷表示：服从命令，英勇战斗，救中国，保家乡，誓死做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做为党为民的英雄好汉，做革命到底的坚强战士。在艰苦的战斗年月，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三路军西征甘宁
1936年5月28日东征硝烟未净的红军指战员，又开始了西征。我军旗开得胜，捷报频传。
红军右路军十五军团，从延川县曹家坪一带出发，经永坪、贺家渠、蟠龙、安塞一线直抵靖边。首战宁条渠，守敌闻讯而逃，我军立即占领了西征要道。
接着我军在定边以东击溃了由宁夏出战的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营，消灭敌一个骑兵连，继而围攻定边，未克，留部分部队包围该城，主力继续西进。
6月21日攻克盐池，歼灭敌马鸿逵部骑三团一营营长孙兆祥等300余人。6月22日攻克王家团寨，全歼该地民团。6月27日克予旺县，歼敌马部四团二营营长孙长福以下300余人。
接着我军派出骑兵部队向东打台州，转战于连湾广大地区。7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主力进驻同心城、大拉池一带。随即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并开展了争取东北军的各项工作。
红一军团为西征的左路军，从延川出发，兵分两路：军团部和红二师经任家坪、蟠龙、保安，直抵吴旗镇；红一师、红四师经延安、安塞直抵华池。两路在吴起镇会合后，即召开了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做好临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后，立即向曲子、环县挺进。
6月l口，红二师一团和五团将曲子镇守敌马鸿逵部一O五旅野骡子部全歼。红二师另一路在阜城附近与敌马鸿逵部多次发生战斗，消灭了该地大部分敌人，接着占领了木钵，乘胜于6月3日击溃敌马鸿逵部3个营。二马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龟缩到清水河以西一线，再不敢轻举妄动。一军团便西进至七营川清水河一带，同样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府并开展争取东北军等各项工作。
但是7月中旬，马鸿逵妄想打通固原至中宁的交通线。他勾结了东北军中顽固与红军对抗的白风翔部向我发动进攻。白部一个团，任其先头部队，在七营川遭到我军痛击，被歼灭5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弹药等。从此直到9月初这段时间内，这一线我军与东北军、马鸿逵部以清水河为界，隔河对峙，无大的战斗。
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聂鹤亭、政治部主任刘晓，率领八十一师为中路军，于5月底从延川县贾家坪出发，经延川县的蟠龙镇，通过安塞县全境，经宁条梁，直抵安边县城。该城地处要冲，易守难攻。敌又派重兵防守，加倍难破。我师开进后，即对该城的东、西两面进行围攻，西、北两面的攻城由友军担任。经数十日的强攻不克，我军伤亡较大，有5名连长、9名排长、百余名战士牺牲。
同时，城东面堆子梁的敌骑兵时时对我骚扰。一个骑兵营曾向我七连阵地突袭，情况十分紧急。我和警卫员王强不顾敌人猛烈炮火的封锁，匍匐至七连阵地。首先稳定了指战员的情绪，重新组织了该连火力。规定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不准投手榴弹，一定要沉着、冷静。当敌骑兵在敌机轰炸的掩护下，杀气腾腾地冲到我军阵地前沿时，我命令部队把早已准备好的手榴弹投向敌阵。这突出其来的猛烈回击，打得敌骑兵措手不及，霎时人仰马翻，乱了阵脚，争先恐后向来路拼命逃窜。我们继续用手榴弹、饥枪、冲锋枪、步枪的密集火力扩大战果，此战当场毙敌200余人，获战马500余匹。从此，这方面敌人就销声匿迹，再不敢向我围城的红军挑衅。
在我师围攻安边城最为疲劳的时候，彭总命我师撤出战斗，进行休整。7月上旬，我师进驻定边城休整一个月。后随总部进驻白城子，作为机动部队。
至此，我西征红军的各路部队，在战局相对稳定之时都先后开展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
●艰苦工作在甘宁
甘、宁地区，是回族人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七营、同心、海原等我军驻地，是回民的聚居区。中央军委和总部提出“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口号，颁布了“不准部队进驻清真寺，不准吃猪肉，不准在回民聚居区筹款”的三大禁令。
我师选派民运科长康玉林（回族）负责成立一支强大的工作队，进行发动和组织回族群众的工作。同时，我们对全师指战员进行了尊重回族风俗习惯的教育，开展了帮助回族群众建设家园的工作。要求部队坚决执行不驻清真寺，不吃猪肉，不住家有青年回族妇女的房子等纪律。部队每到一地，先打扫室内外环境卫生，得到了爱清洁的回族群众的好感。
居住在西北高原的群众吃水是很困难的，每次都要到几十里地外去取水。我们要求部队自己吃水自己运，还要解决驻地回族老乡的吃水问题。
我们还把在汉民区打土豪得来的粮、衣救济给贫苦的回民；从几十里外砍伐木料，为他们整修倒坍和漏雨的房屋。
我们的真诚和热情，使驻地回民逐渐消除了由国民党所造成的回、汉之间的仇恨乃至相互残杀的对立情绪。他们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队伍，越来越拥护和爱戴红军。他们不但挂出了红军长征路过时赠送的锦旗，还请红军指战员吃全羊，以最隆重的礼仪款待我们。我们和回民建立了互相尊重，情同手足的关系。
经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回民纷纷要求帮助他们成立地方政府和游击队。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在予旺等县建立了自治县，回民马和福曾任予旺县政府主席。在农村，我们建立了群众性的组织——回民解放会，并发动回民进行反回奸和高利贷的斗争。还组建了回民游击队和抗日救国军等组织。西征红军在回民聚居区牢牢的站稳了脚跟。
在西北地区，哥老会是影响面较大，且有广泛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秘密结社。消除哥老会对红军的敌对情绪，对于巩固老区，开辟新区，意义重大。
1936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对哥老会的宣言，确定争取哥老会的方针和允许他们公开活动的政策。陕甘宁政府和红军政治部门，均严格遵守了这一指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的动员和指导哥老会的进步人士到白区、白军中去工作，并给以物质上的帮助。同时，欢迎哥老会首领和江湖好汉来苏区参观，对他们施以抗日救国的影响。为此，在苏区各地设立了接待哥老会成员的招待所。红军还抽出一些同志专门做这项工作。
很快哥老会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并担任了送情报、弹药、运送医疗器材、安置和转运伤员等特殊任务。承担了为我军当向导、收容掉队人员等工作。作战时，他们在白军的成员实弹虚射，或携带武器、弹药投诚我军的事也屡见不鲜。
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英雄善战、能文能武的红军，在西征中迅速打开了局面。相继解放了宁条梁、定边、盐池、予旺、曲子、环县、华池、固原、镇原和宁夏的金积、灵武广大地区，依托老区开辟了纵横800余里的陕甘宁新苏区。它北到长城，西至环县，南临淳耀（淳化、耀县），东抵黄河。
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所属定边县、盐池县、环县、予旺县、曲子县、固北县、庆阳县等相继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是红军西征的主要任务这一。巩固和发展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对于以后的抗日战争起到大后方的重要作用。
●争取东北军
在蒋介石胁迫下，东北军把家乡东三省白白让给日寇，并被赶到西北与红军作战。连吃败仗的经历使他们逐渐醒悟：蒋介石欲借红军之手消灭东北军是其真正的目的。
他们在西北打仗，但自己的家乡却正遭受日寇的践踏。他们时时担心自己的父母、妻儿、亲朋好友被杀害、被奸淫、被掠夺。大部分官兵怀念家乡思念亲人，他们不愿意再白白的牺牲。打回老家去，赶走日寇是他们的强烈愿望。
党中央正确制定了争取东北军的政策。1936年6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以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为我军的基本方针。中央指出在东北军中工作的目的，第一，不是瓦解分裂东北军，而是将抗日纲领交给东北军，使之紧紧的团结在纲领周围，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第二，不是把东北军改造成为党领导的红军，而是把党的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的纲领。所有超出这个纲领的不利言论，行动均要排除。同时，在红军和地方的党政机关设立专门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机构。如：设立委员会和工作部。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是一场“政治仗”，中央的这一规定既体现了我军的传统，又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和要求。
遵照党中央关于“坚决打击敌人主力，孤立分化敌人，以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指示，红军一方面集中兵力给蒋的嫡系胡宗南部以狠狠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东北军各部严格按照统一战线原则积极进行工作。当时，对东北军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联合起来打日本”、“打回东北去”等等。
开始，东北军中有些顽固分子对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总想和红军较量。6月初。东北军的两个骑兵团向红军部队挑衅，发起进攻，我军被迫奋起还击，一举歼灭他们4个连。红军对俘虏待之以礼，讲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东北父老姊妹的悲惨遭遇，感动得大多数东北军声泪俱下，要求打回老家去，赶走日本兵。红军将缴获的300余支步枪、马枪、轻机枪和马匹送还他们，并列队欢送他们回部队。许多东北军的官兵与红军指战员依依不舍，发誓：“如果我再和红军打仗，就不是中国人”。
此后，红军与东北军的阵地，白天是碉堡对峙鸦雀无声。晚上，双方阵地口号声、歌声、笛子、胡琴声连成一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走，朋友，我们为爹娘报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是红军指战员和东北军官兵都喜爱的歌曲。双方此起彼伏的歌声寄托了大家对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共同意愿和决心。
西北高原，不少地方缺少饮用水。当地老百姓在雨雪季用土窖收藏雨雪，上面盖上石板，并加以伪装，只供自家使用。红军模范行为，使人民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哪怕自己没水喝，也要供给我军指战员．但却宁死不愿意让白军喝上一口水。当时东北军各部队也极其缺水。经我们反复向群众申明大义，群众终于同意给东北军官兵送去急救之水。红军部队还派出主要领导同志与东北军官兵联欢，并签订了共同抗日的协定。
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通过我们采取各种形式，经过不断努力宣传，更以红军的实际行动，逐渐被东北军广大官兵所理解和接受，使之抗日救国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红军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胜仗
当西征红军正在陕甘宁广大地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府和争取东北军抗日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红二、四方面军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由川康地区向北挺进。
1936年8月底，西征红军各部队接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开始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各级干部不分昼夜的为兄弟部队筹集吃、穿、用等一切物资；战士们想方设法缝制和准备衣服、帽子、鞋、手套、护耳等防寒物品。
9月初，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二、四方面军从予旺镇、同心城、里城镇出发。10月1日，红七十五师攻克会宁城，全歼守敌两个连。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县之清江驿和静宁县的界石铺与红一军团胜利会师。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10月10日，红二师在界石铺与红二方面军会师。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联署发出了对一、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和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的贺电：“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对中国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部队第一（一部）、二、四方面军在西北地区汇集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极大的增强了各界爱国同胞抗日救国的信心。给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人民以新的希望。它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妄图消灭红军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是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失败。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极大的震撼了蒋集团，他们急忙调集260个团的强大兵力，疯狂地向尚未得到休整的红军猛扑过来，又一次做起一举歼灭红军的美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