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立即与我政府县长谭生彬、县委书记白清江研究对策。在分析情况时，认为祈雨是民众风俗习惯，只是被人利用。只有揭发阴谋，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祈雨期间，依当地风俗规定，所有的人必须吃素。我们请群众暗中察访，看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单位有谁违犯俗规。结果只有周金龙县政府犯了戒。这一下激怒了农民群众，他们集结了几百人抬着龙王楼子直冲县衙。搅的县政府天翻地覆。周只得派手下张永清请我们出面调解。
我来到出事地点，对群众讲：不要听信谣言，你们想一想，1935年没有解放时过的是啥日子？“早上稀溜溜，中饭溜溜稀，晚饭杓儿打澡洗”这还是丰收年。遇上灾年，大户卖田地、小户卖儿女，多少人背着席卷客死他乡？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大家分上了地、房、家具和衣物，改变了祖祖辈辈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悲惨状况。发展了生产，过着30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温饱生活。难道你们还看不清究竟谁真正为劳苦大众，谁在制造“人祸”吗？天不下雨是自然灾害，从来靠天靠地都没有解决过问题。如果真是有龙有神，你们祖祖辈辈的祈求为什么都不灵验呢？都没有把你们救出困苦呢？只有遵照边区政府抗旱、自救、搞好生产的指示去做，才是唯一出路。大家听了我的话感到在理，知道上了周金龙的当，自动离开了县衙门。
我被张永清请到国民党县政府喝茶，我有意叫周金龙和政府有关人员座谈，请周说说这次闹事的感想。周尴尬不堪，吞吞吐吐的说：“职责所使，身不由己。但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其他人亦无言相对。张永清提议请李政委讲话，我严肃地谈了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并当场批评周金龙身为高级知识分子，难道连普通的自然常识都不懂吗？利用农民文化低、科学知识少，鼓动搞迷信活动，实际上是挑拨共产党边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破坏抗日。在场的大多数鼓掌表示赞同。周和少数顽固分子低头不语。
1939年8月在延长城隍庙召开纪念抗日两周年群众大会。周金龙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大放厥词。不承认边区政府的存在，不承认留守兵团的存在，在群众中恶毒散布：如果不取消边区留守兵团，就是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
我在大会上针锋相对的批驳了他的谬论：第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自许诺建立陕甘宁边区。然而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承认，这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包藏祸心；第二，八路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赴敌后展开游击战、直接与日寇浴血奋斗，如平型关大战等揭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国民党军队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从华北前线大溃退。真正团结抗日的是八路军；第三，真正领导抗日救国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入侵，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都是在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进行的。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卖国求荣”。明喊什么“军令、政令统一”，暗中却闹摩擦，这是违犯人民意愿的。团结抗日，把日军赶出国门是我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你们应该觉醒了，否则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第四，边区人民、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县长欲挑拨离间，破坏我党政军民的团结是办不到的。
会场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最后抗联主任谭生彬领唱《救亡歌》。大会在同仇敌忾的歌声中结束。
经过这两次较量，周金龙在公开场合收敛多了，暗中却变本加厉进行更加阴险的破坏活动。他企图从我们内部进行分化瓦解。那期间我团刚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如：陈慕华、钟毅、王甫民、朱绍基、尚立敬、赵涛等。周看中上海籍的王甫民、朱绍基，他从请客吃饭到后来搞“拜把子”、施“美人计”，竭尽造谣诽谤、挑拨离间之能事，欲拉他们下水。但这两位青年立场坚定，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政治处保卫股。经研究让他们将计就计，打人敌人心脏去，以及时掌握敌人动态。
此外，周还大搞反动的统一战线，他与宜川县县长怀建民相互勾结，常派出他的保安部队伪装成土匪，窜到固临县（边区新设县）边境一带烧杀掳掠、强奸妇女、破坏生产，然后将罪名嫁祸于我游击队。
西北局为了团结抗日，于1939年10月2日指派我赴宜川县与怀建民打交道。领导介绍了宜川县的情况，说任务艰巨而重要，需慎重行事。
我挑选了团保卫股长王太和、组织股长严雄、宣传股长曹光华、民运股长刘志英、青年股长赖其正、警卫连指导员王强及警通连20余人，每人都携带上长（短）枪和子弹。我们骑马先到固临县了解情况；再到固临与宜川县交界处详细了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经过及其损失等情况，然后直奔宜川城。
当晚，怀建民假惺惺的设宴招待，并请驻军王镇国旅长作陪。我来之前已了解到这个旅属杨虎城部，是主张抗日的。怀建民有意叫县府科以上干部轮流给我们敬酒，想把我们灌醉后，看一出“闹剧”。我们早有准备，结果适得其反，把他的四五个顽固派科长整的一个个胡说八道，丑态百出，连王旅长对此都表示轻蔑。
我们随即将已掌握的边界事件的材料拿出，要求怀给予答复。他语无伦次，交待不出来，把责任推到保安团身上，说是他们干的。岂料保安团负责人立即站起来反驳：我们干什么事不都要经过你批准吗？我们自己敢作主吗？他们狗咬狗，相互推御责任，倒真演了一场“好戏”。王旅长实在忍不住，站起来痛斥怀等人破坏抗战，造谣惑众，挑拨离问的恶劣行径并令怀建民当面向我道歉，还要向固临县人民道歉。并请我们将边界事件真相向宜川人民公布。怀此时只好一一赞同。
第二天，我们兵分5路，分别到中、小学校、集市、军营、农村等公众场所宣传、讲解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我们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进行了家喻户晓的5天宣传，澄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在人民群众中散布的谣言，揭穿了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我们决定撤回延长，将出宜川县城时，2000多群众自发来送行，高呼着：“八路军万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国民党顽固派滚出宜川城”等口号向我们道别。
1940年2月初，被称为“摩擦专家”的绥德行政和督察专员带少数人逃到榆林。为此边区政府以肖劲光司令员名义给程潜发电，要求陕西省政府迅速撤出在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电文日：“国共合作已历经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现在一县有两个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西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现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志，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程潜回电不得不同意边区各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国民党县长全部离开边区。
据此，延长县的周金龙将于1940年2月4日被送出境。3日，由我方县长谭生彬召开了茶话会。谭首先讲话：今天请大家来座谈，我先讲几点，第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我大半个中国，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就应在抗日救国的各条战线上尽自己的责任。第二，破坏抗战者，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立功赎罪，回头是岸，这是唯一的光明大道。第三，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党、我军、我们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谁要妄想在我党领导的军队中做文章，只会是白日做梦。第四，边区人民经过土地革命，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谁想挑拨我们军民之间或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痴心妄想。最后，谭请在座的谈谈近三年合作中对延长县工作的意见。
100多人中，只有四五个人发言。周金龙说：职责使然，只得忠于党国，不敢越轨。在边区的三年中，亲身体会到你党、政、军团结如一人，政治觉悟高，我们很是钦佩。我离城时请你们说服城中群众不要提出“送瘟神”的口号。
4日我们护送周金龙及其随行出延长东门，全城人民自发组织送“瘟神”。他们自制的标语小旗上写着：“专搞摩擦破坏抗战的瘟神滚回去”、“煽动群众闹事的瘟神见鬼去”、“鬼计多端的瘟神自食其果”等。他们组织了检查组，威风凛凛站在城门两旁，专门检查其中反动透顶、无恶不做的顽固者。查出他们藏有延长县的军事地图及军队布防图，藏有绝密的特殊人员的名单：如潜入我方者，拟从我方策反者，特务人员的布置以及极端反动分子等。检查时对私人财产丝毫不动，只是扣留了十几名作恶多端的、有血债的人。群众当场列出他们的罪行和确凿证据，要闫金龙对这些人做出裁决，周狼狈不堪，下不了台。此时我提出：把他们所携带的所有文件、地图、资料立即留下。为了团结抗战，十几名罪犯先逐个登记存档，交周金龙带去处理。我们相信，谁要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继续反摩擦斗争
1940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后，急欲调兵南进，夺取英、美、法、荷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日以退南宁、龙州为钓饵，加紧对国民党当局的诱降活动。英、美力图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故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也积极支援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非但没有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积极打击日寇，反而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次反共高潮的重心虽然在华中，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遥相呼应，蠢蠢欲动。胡宗南通令部属囤积粮弹，将“剿匪手册”作为军官教育的主要课目下发部队，要求研究并熟悉对我作战法，准备出动40万兵力，大举进攻边区。
当时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有3个系统：一是蒋的嫡系胡宗南部，兵力最多，装备好，反共坚决；二是宁夏马鸿逵、马步芳部，兵力约5万多人。两马与蒋有矛盾，虽反共但不甚积极；再就是边区北面沿长城一线的邓宝珊、高双成两部，兵力有16000多人。邓、高同蒋有矛盾，对我军有好感，双方有一定的友谊。
当时我团除坚守河防外，还负责从云岩到延安三十里堡的边防线。边界处经常发生小“摩擦”。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一方面需要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为争取大多数，还要广泛地开展与国民党军交朋友的工作。
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士兵以及下级军官和一部分中级军官，多数出身农民或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对民族与国家兴亡是关心的，大部分具有爱国热情。只有正确分析国民党的情况，才利于对之进行分化瓦解、团结教育；也才利于争取其最大多数参加到抗日战争的民族大业中来，如前面曾提及在宜川顽固县长怀建民所设宴会上，国民党王旅长在我们感召下，就采取了中立。从此我们互派联络员，相互交换情报，各守边防、河防，形成有利于抗日的局面。
●留守兵团的全面建设方针与任务
我所在的留守兵团警备五团是从残酷的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绝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艰苦环境的考验，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指战员中大部分来自农村，贫农占80%，雇农占12%，其他成分占8%；排以上干部党员占党员总数的91%。他们政治觉悟高，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我团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基础。但仍存在文化水平较低、游击习气重、纪律松懈等问题。
毛泽东一直关心着留守兵团的全面建设，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中，也总是抽出时间来认真听取汇报，亲自过问部队的学习、生活、生产、战斗、整顿等情况。在3年中就接见我和白志文6次，了解我团的工作。他要求我们留守兵团成为打不烂、拖不垮、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正规兵团。他指出关键就在于要按照“古田会议”的决议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加强团结。
毛泽东的指示，为留守兵团的建设指出了方向。1937年12月第一次留守兵团首长会议做出了《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教育、增强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团结》的决定。1938年12月，留守兵团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第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生产、学习”两大运动和“政治、军事、文化、党的工作”四项工作任务。提出在备战的状态下，加强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要抓紧生产、克服困难、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强调要把部队建设成为战斗队、生产队，把每个战士变成抗日的优秀战士，为保证今后战斗任务的完成创造重要条件。
●政治思想工作
多年来部队长期处在作战、行军环境中，政治教育缺乏系统性。为此，我们首先建立了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制度。方法是团领导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重点：连以上干部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共（布）党史》以及中央文件、毛泽东著作、讲话；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每周两次政治课，以兵团政治部编的《政治课本》为教材，结合形势、任务学习毛泽东著作、讲话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团、营配有专职的理论教员，连配有专职的文化教员进行辅导、讲课。并利用自编的墙报、板报以及自演的文艺节目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留守兵团曾于1941年4月，以“烽火剧团”为基础，开办了部队艺术学校，校长莫文骅，副校长王震之。开设课程有戏剧、美术、音乐。周扬同志很支持，帮助学校调来了许多专业教员，如：冼星海、吕骥等音乐家。该校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文化骨干和宣传专业人才。在他们的辅导下，我团宣传队排练出《小放牛》、《兄妹开荒》、《送郎上前线》等小歌剧到连队演出，效果很好，既达到了教育目的，又活跃了部队生活。
思想教育工作的制度确定了，还要根据形势和任务以及部队中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进行针对性教育。留守兵团建立初期，部队教育的重点是统一战线问题。在我们接受国民党改编后，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不少同志想不通，群众议论也很大，有个别人还为此开了小差。加上1937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造成思想混乱。我们遵照兵团的《统一战线教程》课本对部队进行了教育。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言论，组织学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思想的论述。
我们把思想教育作为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对党员干部要求更加严格。我团人员主要来自陕北，其次还有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长征到陕北的同志。为增进团结共同战斗，我们提出本地干部向长征干部、知识分子学习，要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我们曾用张国焘作为反面教员，进行加强党的团结的教育。张于1938年4月5日借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祭黄帝陵的活动，逃离边区，经西安到武汉，发表脱离共产党的书面声明，投入国民党怀抱。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以此为鉴，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军队的团结统一。
坚持团结，首先要从领导班子做起，重要的一条是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做到“任人为贤”，反对“任人唯亲”。我团坚决贯彻执行了兵团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选拔使用干部的标准，是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不谋私利”的条件，来选拔配备干部。对干部坚持既放手使用又给予学习提高的机会。对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批评自我批评的原则，耐心说服教育；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使其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战争年代，一般而言前线干部提升快，因此，部分干部不安心后方工作，要求上前线。如三营教导员郭六胜调冀中马本斋骑兵支队任政委，就曾引起同级干部的思想波动。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教育大家服从革命需要，克服个人主义；同时号召大家充分利用根据地相对稳定的环境，加强学习政治、军事、文化，掌握更多的本领以适应未来革命的需要。
我们还十分注重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兵团举办了连支委、支书参加的党的知识教育训练班，团举办了党的小组长培训班。同时选拔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对增强党员的党性、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密切军民、军政关系也是部队要经常抓的问题。我们教育部队凡是做错了事一定要向群众赔礼道歉，说明情况，做自我批评。在春播、夏收、秋收等农忙季节，组织部队积极进行助民劳动。还帮助地方群众防病治病。逢年过节，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与群众联欢等形式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军心、民心。
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理沦水平和阶级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文化学习
经过多年的战争考验，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较高，但文化水平较低，部队中干部不识字的占50%，战士中文盲较普遍。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上，毛泽东提出“努力开展学习运动，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的号召。兵团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拨出专款每人10余元，购买学习用品。当时，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边区日用百货紧缺，根本搞不到课本。我们就选用报纸上的有关文章当教材，自编识字看图手册，组织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任教。没有笔、墨、纸，就因陋就简，用羊毛自制毛笔，烧石膏、锅灰做成黑白粉笔，用染料做墨水。在纸张缺乏情况下，用树枝当笔沙地当纸演算术和练生字，或用树皮做笔记本。部队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不管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学习。有的战士把生字写在手心上、床头上，营房的墙上、地上、树上到处可见生字。执行战斗任务的连队，分秒必争把生字贴在被包上边走边学，人们风趣的称之为“被包学校”。我团还在5月5日“学习节”进行文化知识竞赛，为优胜者颁奖，戴大红花。
由于广大指战员把学习文化当成战斗任务来完成，互帮互学，不断克服困难，文化知识提高很快。到1942年底，部队基本上摘掉了文盲帽子。绝大多数营、连干部能读书、看报，能从事军事、文化教学，并学会制订工作计划。50%的战士能看报，25%的能写日记。文化水平的提高为部队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等正规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制度、规定
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时，颁布了《建立正规军队制度的各种草案》，其中包括：《报告制度的草则》、《建立汇报制度大纲》、《司令部工作报告大纲》、《平时起居时间规定》、《值班制度规定》和《关于干部提升及调动规定》等等。
“汇报制度”中规定汇报时间为：班以下每天游戏时间后至熄灯前；连内，班、排长汇报为每日游戏至点名时间；营内，连长汇报亦于每日点名前后至熄灯前进行；营长向团长汇报，无特殊原因，口头汇报3天一次，书面汇报则每天一次。
“作息时间”规定为：每日保证有8小时的休息时间；严格建立早、晚点名制；保证军事、政治、文化教育以及游戏娱乐时间；每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点名前为党日。
“值班制度”规定：班值班员每天正副各一名，由战士担任；排值班员由本排的正副班长轮流担任；连值班员由连的正付排长轮流担任；营值班员由本营的正付连长轮流担任；团值班员由各营长轮流担任；连以下值班每天晚点名后交接班，营3天交班，团值班一周一换。
“干部提升任命”规定：排以下干部提升由团自行任命；连级干部提升由团首长及政治机关审查后任命，并报留守处司令部检查备案；营级干部须经留守处先行批准，而后任命。
1939年5月，留守兵团召开营长、大队长以上军事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搞好正规化建设。在上述草案试行基础上，颁布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以及《参谋工作条例》等。《内务条令》包括：概则，在职军人的互相关系，在职军人的职责，礼节及野战勤务等10章176条。《纪律条令》分为：纪律要则，以及奖惩等5章。条令和条例等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的工作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正规化军事训练的初级阶段
留守兵团正规化建设又一重要内容，就是开展以“四大技术”与“近战战术”为中心的军事训练。肖劲光指示：按照正规化的要求进行军事训练时，一方面要注重一般基础训练，有相对的系统性；同时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打好部队技术、战术的基础，发扬现有武器的威力，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又要学习现代新兵器的战斗法；还要建立部队正规制度，加强干部的管理、训练与组织指挥能力。在训练组织领导上，要层层负责，军政领导一起抓。
留守兵团的军事训练是在紧张的河防、剿匪、反摩擦和生产劳动的间隙进行的。按照训练要求，从制式教练、射击、投弹、班排动作等基本战术起，循序渐进。经过半年的战斗、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提高很快，特别是开展“特等射手”活动后，步枪卧姿射击从1937年的100米胸环靶，命中率只有47%，提高到38年的200米胸环靶命中率达94%，每班至少有3名特等射手。手榴弹投掷平均由27米提高到37米，个别连队平均达到42米。
战术方面，团要演习河川攻防战。连以下着重演练进攻中的指挥、地形利用、队形选择、运动与射击的联系等。还研究学习新武器的防卫战术。根据未来战争的要求，加强了轻重机枪及步兵炮、通讯、侦察、特工等科目的训练。战术上加强了对敌特种兵的攻防训练，并对干部战士提出了具体要求：战士在复杂的情况下，能灵活运用班长的动作；班长能做排长的动作；排长能做连长的动作。通过训练和理论学习，连排干部的指挥能力提高很快。对营团以上干部要求以学习研究游击战术，兵团战术和持久战，提高组织指挥能力为主。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是全体干部的必读教材，并作为教育、训练部队的重要内容。此外，兵团还自编了《夜间训练》、《防毒防空》、《轻重机枪使用》、《参谋工作提纲》等专业教材。我们还将前方作战经验，如《晋察冀抗日经验》、《冀中平原游击战经验》等，发给连排以上干部，以便带动战士训练。
在训练方式方法上采取的原则是：一、少而精。不论课上、野外操场，各科目都抓重点进行教学；二、少讲多做。一切战术动作，尽量避免纸上谈兵，要结合实际地形及情况边讲边做；三、理论联系实际，尽量采用图表、沙盘讲解。
●正规化军事训练的高级阶段
随着军事训练与学习的深入，兵团首长提出军事训练要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特点。1940年开始了以“近战”教育为主的第二阶段。
近战教育的主张是肖劲光司令员根据我军当时的装备情况，并通过总结抗日战争两年多的经验而提出的。即必须采取“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我之长击敌之短。要求部队神速隐蔽，乘敌不备或立足不稳，以猛烈的火力突袭敌人；以连续的冲锋、肉搏，以及短距离的包围迂回，反复击败敌人的反冲锋；连续突破敌人的纵深；最后以火力追击，迅速歼灭敌人。正规战的进攻战斗的一般程序是：运动接敌、展开、冲锋、纵深战斗和追击几个阶段。“近战”就是强调冲锋纵深阶段，这是战斗最紧张、最复杂、最顽强的阶段，是最能发挥我军特长的阶段。肖劲光据此写了《近战战术》，作为部队开展近战训练的教材，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成小册子发给部队。
近战教育训练很快在部队展开。技术方面强调发扬我步兵的近战威力，着重训练“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四大”技术；战术方面，首重演练射击与运动的联系，训练如何突破前沿连续纵深战斗，击败敌人的反冲锋，以及追击和战斗动作上的迂回包围。研究近战战术，就是研究尽快地接近敌人，熟练“四大”技术，从而发挥我军现有武器的威力，坚决、果断、勇猛、迅速地消灭敌人。
为了使训练具有真实、实际的效果，指战员能够处理实战的多变情况，进一步的训练是“实兵对抗演习”。即把一个演习先分成几个局部的课目加以演练，待局部动作熟练后，再综合起来。如袭击村落、堡寨，就要先分为行军、侦察、通讯联络、进入战斗，展开白刃格斗，以及袭击后其他动作来分别演练。各级军、政、后机关干部在演练中要各司其职，通过学习不断改进本职工作，以加强领导机关的建设。
再一种训练方法，就是在部队的防区中划出一块演习地区，预先假设一个方案，再将其分成几个课目来演练，最后综合起来进行完整的实习。实践证明这是最好的战备训练，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使干部能提高指挥能力，战士能熟练掌握手中武器，有利于加强战斗中的互相协调。
为进一步推动军事训练，留守兵团司令部搜集了100多个战例，编成册子供干部学习。毛泽东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临演习现场观看，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训练热情，全面地推动了部队建设。留守兵团军事训练中的许多经验成了我军建军史上的宝贵财富。
●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境内基本无工业，农业也很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七七”事变后大批外地青年及革命志士，为了参加伟大的抗日斗争，纷纷奔赴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不断增加，经费开支亦随之上升，边区人民的负担达到了极点。国民党当局不但不给予经济援助，反而停发薪饷，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整个边区经费和物资供应上的严重困难。
当时战士每月有1元津贴，干部每月2元，朱总司令每月也只有5元钱。每天指战员只有5分菜金，1斤半粮食。每个连每日也只有4、5元钱的菜金。按当时市价，每元钱只能买蔬菜30至40斤，或清油2斤，或柴禾100斤。若买了菜就买不起油、盐，根本谈不上吃肉了。有时因粮食接济不上会饿肚子。战士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有的下雪天还打着赤脚。每连的办公费只有几元钱，要用来买灯油、笔和纸，这还不能按时发给。部队中也发生个别情绪消沉、工作不安心，甚至动摇逃跑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根据毛泽东批示，部队决定开展农副业生产。
1938年8月8日留守兵团批示：为改善后方部队的物资生活，决定开展深入的大生产运动。具体要求是：
l、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以盈余红利改善生活。
2、大量种植各种蔬菜，10月1日后做到自给自足，并储藏过冬。
3、开展磨坊、喂猪、养羊、做豆腐、生豆芽等副业生产。
4、9月底以前做到全部学会打草鞋，每人除穿外，能存1双以上。尽量发动做布鞋，各班分工合作，11月后，作到自给自足，同样要存1双以上。
5、在节省的伙食费中，抽出一部分购买羊毛、驼毛，分给战士织造，保证10月底每人有双毛线袜与手套（如能做成背心、衣服更好）。
6、提倡战士学会缝补衣服、上袜底。
7、对司务人员加强节约教育，防止浪费。
部队指战员积极响应，热情高涨，展开了生产运动大竞赛。仅半年时间，部队物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蔬菜能自给了，每周也能吃上l、2次肉。部分单位还解决了毛衣、毛袜、手套、鞋子等换季服装问题。一些军需品如挂包、子弹袋、裹腿等也得到解决。我们警备五团还给每人发了一块军用毛毯。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日战争，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等出席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在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紧接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向边区军民提出：“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出“自动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留守兵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种蔬菜外，还要种粮，各部队要解决储存1个半月的口粮任务。如此我团需生产约13万斤粮食。干部、战士积极响应，努力生产，许多人披星戴月上山烧火开荒。战士黑树才每天开荒3亩半，大家称他为“气死牛”，得到留守兵团嘉奖，并树为标兵。团里还举办了“五卅生产大竞赛”，“纪念刘志丹生产周”等活动。全团开荒1200亩，收获12万斤细粮。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还自己解决了1289人用的毛毯、被服、鞋袜等。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边区地方政府领导下，我团派出沙得胜到瓦窑堡设立公司；袁德良在马头关、凉水崖设立公司；刘定华在临镇设立公司。主要输出食盐、甘草、牛羊；输入棉花、布匹、药品、电池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运输只能靠毛驴和骡子，故此种贸易又被称之为“驴骡经济”。封锁线上碉堡密集，岗哨林立，干这项工作是风险大和非常紧张劳累。沿途人烟稀少，道路崎岖，还会遇上虎豹豺狼。有时遇上道路塌方或泥石流，运输就更困难了。有的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大家仍不畏艰险，前仆后继，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团经过不断努力，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改善了部队生活又减轻了人民负担，还产生了袁德良（后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长），刘定华、徐生发、胡守安（后为空军二航校校务部长）等一批模范劳动者。为使边区成为抗战的经济基地，大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率留训团赴晋察冀征兵
1941年胡宗南调集大批兵力，由南线进攻边区，增加了封锁边区西北方向的兵力。而留守兵团兵员不足。留守兵团所属部队既要承担剿匪，抗击日寇，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又要从事生产自救，任务十分繁重；加之缺医少药而造成减员，更使兵员难以补充。当时每连实际只有5、60人。为了反封锁，经中央军委批准，留守兵团计划到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征6000新兵补充部队。
上级决定由我任留守兵团临时训练团（简称留训团）团长兼政委，率领留守兵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李芳元、四团政治处主任李庆和，分三路到所指定的边区征兵。各路配备一个连和百余名班、排、连干部。
3月8日我率留训团从延安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吴堡、佳县，在罗峪口渡过黄河到达一二O师政治部驻地山西兴县，将中央军委命令呈交甘泗琪主任，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保证在晋西北动员2000新兵补充留守兵团。我派李庆和率一个连和百余名干部留晋西北边区执行征兵任务；又护送李芳元等200余人到晋东南边区，我率200余人去晋察冀边区征兵。
我率部从兴县出发过蔚汾河，经普明袁家村到娄烦，在此地住了3周。原因一是日寇正在同浦线两侧进行“强化治安”，实施烧、杀、抢的“三光”政策，群众逃避一空；二是铁路沿线日寇戒备森严，一个日兵带3个伪军，一个伪军带3个百姓，牵着狼犬沿线巡逻；三是过路的地段一直无法选定。直至4月5日接到护送我们过路的部队通知：当晚12时到铁路边高村附近会合。我们立即进行动员，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对于政治部委托我们保护的9名高级干部程子华、卓雄等人的家属，我为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并派两名健壮的班长随行。
部队3时30分出发。在自己的边区内，我们以每小时12华里的速度行军；出了边区则以每小时15华里的速度前进。8小时后准时到达接应地点高村。双方交接后，我们立即离开铁路边去西潘方向。9位家属提出休息片刻，而接应我们的同志说：这里正处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过滹沱河后才能休息。也许她们太累了，怎么劝说都不走，最后我们只好用“敌人都追来了”吓唬她们，这才起身。
我们过了河到达陈家庄已是6日下午2时。20小时行军200里，大家都很累。但这个村是日寇的“治安模范区”，危险很大。我要求大家过村镇时要绝对肃静。此处道路时有时无，要加倍小心，既不能掉队又不能发出声音和火光。
我们终于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大家累得倒头便睡，直到晚八时才起来狼吞虎咽吃饭，虽只是包米、土豆块，却感到特别香甜。饭后又开始行军，走了一夜到了河北阜平境内的南坨，这里是安全区，接应部队才让大家休息了两天。
10日早7时继续行军一天，到达阜平的西黄泥军区政治部所在地。政治部主任舒同接下我们呈交的中央指令后，派人将我们300多名指战员安排在距军区政治部约10华里的村子里。这里前不久遭受到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摧残，但还是尽最大努力安排了我们的食宿。
4月22日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与参谋长唐延杰找我谈话，对征兵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一）在平汉路西征500人；（二）留训团大部分干部去平汉路东冀中军区征1500人；（三）休息2天，等待护送和接应的部队准备好后再行动。
我们决定：由青年股长赖其正带领20名干部去平汉路西，我带队去平汉路东。我提出几条要求：（一）尊重军区领导，一切行动听军区指挥；（二）搞好军民关系；（三）向新兵讲明他们将去延安保卫党中央，要做好新同志的思想工作，要尽量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四）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五）要做好日寇扫荡的精神准备，要经得起考验。
4月27日接到通知，要求我和所带的80余人及冀中军区首长们的家属，在29日到达平汉铁路塞西店附近过路。这边派部队护送，冀中六分区派部队接应。
5月1日我将军委指令和9位首长家属安全送到军区。5月3日程子华、卓雄、沙克、张学思、金声等在市庄台会见我们全体人员，程子华讲了话：第一、热烈欢迎中央军委派到冀中征兵工作的全体同志，军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完成1500名新兵的征集任务；第二、日寇扫荡频繁，我们只能利用“扫荡”空隙进行征兵，所以要有耐心；第三、军区、军分区处于行军作战、不断转移的环境，没有固定驻地，暂由六分区刘西政委负责你们的安全和行动；第四、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随时向刘政委提出，由他转告军区政治部；第五、你们部队番号“留训团”不变，隶属冀中军区管辖。3天内将灰军装换成黄军装，这样不易暴露身份。最后，你们是从黄土高原来到广阔的大平原的，要加紧锻练以适应这里的环境，便于行动和作战。
当时正处在日寇“强化治安”时期。他们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一是“治安区”，即敌占区。采取以“清乡”为主的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厉行大编乡，对当地人民大肆掠夺，残酷镇压；二是“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推行恐吓与怀柔并进的政策。修筑封锁墙、封锁沟。建立碉堡，逐步扩大占领区。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以防我军活动。三是“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以军事进攻为主，反复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细菌，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
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寇到我根据地“扫荡”174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其投入总兵力达83万多，较前两年增加一倍多。扫荡的时间有时长达3、4个月。敌人分割，切断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解放区周围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并沿铁路线、公路线和河流，建封锁墙、挖封锁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强化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实行观战、避战的消极政策。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抗击侵略者的艰巨历史责任，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来承担。
征兵正是在冀中军区处于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团随六分区在定县、安国、深泽、安平等县活动，既要参加反扫荡，又要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我们和六分区征集了300余名新兵，大部分是机关人员和地方担任教师的同志，小部分是精简人员。我们只能到高阳、蠡县、博野一带继续征集。
军区首长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为安全起见，又派九分区领导进行征兵工作。我抗大同学肖星怀是九分区参谋长，他积极帮助我们，指点传授我们在平原与日寇作战的本领，使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又征兵300余人。
此时日寇进行扫荡，将冀中军区和北方局负责人黄敬及机关人员，从饶阳县留楚镇追击至滹沱河渡口，情况十分危急。我留训团100多干部和600新兵，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迅速占领了河南岸有利地形，与日寇300多人展开了激烈的抗击战。虽然敌人火力占绝对优势，但留训团的百余干部却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他们勇敢机智，使敌人寸步难行。军区直属队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从容不迫的脱离了危险区，进入饶阳县附近安全地带。而我团无一伤亡，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到饶阳县孙村附近与军区会师。
●胜利通过平汉路
自我团于1941年8月随军区行动以来，军区首长对留训团的出色表现倍加赞赏，向中央军委通电，以冀中军区部队虽然很多，但红军干部太少为由，请求将留训团留在冀中以增加抗日敌后力量。并拟将我分配到九分区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余干部分配到各分区担任重要职务。
中央军委来电称：另有重要任务需李宗贵完成；兼他是“七大”正式代表，必须回延安参加会议。部队其他人员以及新兵全部返回延安补充留守兵团。军区服从命令积极筹备，以使我们能安全过平汉铁路到达晋察冀去接受新的任务。
平汉铁路为交通动脉，日寇在铁路两侧新挖护路沟，深3米宽5米，沟中积水1米，加之铁路沿线岗哨密布，时有压道车巡逻，通过十分困难。1941年12月27、28日一连两夜，我们由一个团掩护过路，均未成功。时间紧、任务重，上级要求不惜任何代价通过平汉路。
经过再三考虑，我向军区提出新的方案：将过路点设在清风店。根据侦察，我发现距日寇碉堡10米处有西、东通道，宽2米，白天由伪军防守，盘察、敲诈勒索往来的行人。但晚6时东西闸门用大锁封闭。因这条通路上从未发生过事故，日伪军认为万无一失，警戒疏忽。我可以事先率尖刀组潜伏到铁路东南侧，将闸门的铁锁打碎；军区派一加强连配备轻机枪在炮楼东北区隐蔽，闸门一打开，就佯攻炮楼，吸引敌人火力；我部乘机可迅速通过炮楼。军区于1942年2月7日批准我的方案，依此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