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戚继光苦思冥想，逐渐地一个想法在他脑中形成。虽说横屿岛在海中，四面环水，但在退潮时就是一片淤泥与陆地相连，倭寇也经常在退潮时攻上岸，在涨潮时退回岛。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退潮时攻入横屿岛呢？想到这儿，戚继光十分兴奋，索性不躺了，披上衣服在桌前坐下继续思考。
用什么方法可以迅速通过淤泥攻上岛呢？而且一定要保证迅速消灭敌人，才不会在涨潮时被切断退路。
“有了，可以用稻草铺路，再搭上木板……”戚继光忽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喜不自禁叫出声来。此时天已蒙蒙亮了，一夜未睡但他仍是精神百倍，随即他披挂整齐升帐点兵。
当戚继光把他的主意给部将说明后，顿时众将发出一片赞美声，都说还是大将军有办法，对此戚继光只是微微一笑，随即正色传令。他将戚家军分为两路进攻横屿岛，一路由侧面进攻争取在岛中放起大火扰乱敌人，另一路由他亲自率领从正面进攻。每个士兵都准备稻草和木板，只等当天一退潮露出淤泥，立刻铺上稻草，在稻草上再放木板，这样大军就可通过木板顺利地攻上横屿岛。
这一天退潮后，士兵在岸上已能清楚地看到横屿岛，马上开始铺稻草木板。岛上的倭寇发现了这条大蛇似的木板路，十分害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戚家军攻上岛，几千个倭寇立刻和冲上来的戚家军顽固拼杀，战斗十分激烈。戚继光此时又为战士助威，岛上喊杀声、兵器相憧声、战鼓声响成一片，打得难分难解。
这时，另一路戚家军却已悄悄地上了横屿岛。倭寇以为只有一支戚家军攻上岛，因此只在正面抵抗，忽视了侧面的防守。等到岛上放起大火，那一路戚家军从后面杀上来时，倭寇们可傻了眼，再也无心抵抗了，岛上到处是倭寇的尸体。这一仗戚家军大获全胜，完全捣毁了倭寇的巢穴。
自此以后，倭寇可是吓破了胆，他们也被分隔开来，无法再联合，对百姓的侵扰减轻了。但是威继光仍不满足，他恨倭寇危害我国人民，他要将倭寇消灭干净，永远消除这个祸害。
这时在浙江、福建还有一支俞大猷率领的抗倭军队，于是戚家军和俞大猷军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倭寇。经过三年时间，戚家军和俞家军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将倭寇不是消灭就是将他们赶回老家。到这个时候，东南沿海的人民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也永远记着戚继光的功绩，称颂他是一位抗倭名将。
55.一条鞭法改革
一条鞭法，产生在明朝的嘉靖年间。1581年万历9年通行全国，从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项主要赋役制度。
在一条鞭法实施以前，明朝传统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赋以田为对象，分成夏税和秋粮，向田主征收；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时，按户出丁，轮流应役。官府分别把每户的田地和户口，记录在鱼鳞图册和黄册上，作为征调赋役的依据。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展，户丁逃亡，田地隐匿，使得这两个文册的记载十分混乱和失真。那些善于隐产瞒丁的富户，和享有优免权的权贵，“地连阡陌，而欺隐无税”，贫苦农民往往产去而税存，弊端百出。统治者在田赋以外加派的贡品，对户丁的任意役使更是数不胜数。这样苛重的剥削和混乱不堪的赋税制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迫使农民“甘愿抛荒田产，避役四方”，或者“逃亡山林，转为盗贼”，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国家税源枯竭，人丁短缺。到嘉靖、隆庆年间，可收租赋的田地日渐减少。1571年隆庆5年的征赋地比1393年洪武26年减少近一半，户丁的流亡也相当严重，这对封建政权来说，是个很大的危机。
为了稳定统治，减少财政损失，必须重新清查土地、户口，改革赋役制度。
1539年嘉靖18年，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提出“以田为母，以户为子”的办法办理赋役。后来相继有人提出“纲银”和“一串铃”的办法。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说法，纲银就是把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征，易知而不繁，就像网之有纲一样。一串铃则是一种伙收分解的办法。这都是一条鞭法的先导。嘉靖末年，经海瑞、庞尚鹏在江南地区大力推行，才逐渐推广开来。1581年万历9年在明代着名政治家张居正主持之下，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通计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全募，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土贡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
一条鞭法现在看来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项重大改革。力役从按户丁签派，改为赋役合一，一律按亩征收银两，户丁只要出钱就可以免除力役。这无异于从实际上取消了力役，从而削弱了人身依附的关系，开始有了一定限度的人身自由，有利于商人、农民、雇工的谋生活动。由于银两可以用来代替实物，缴纳赋税，这就改变了征收实物税的旧制，扩大了银两的流通范围。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同时，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初期，把一切苛捐杂税归并成一种，简化了征收的手续，减少了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改变了某些赋役不均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以一条鞭法的实施，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56.百年之争
明朝末年，以皇帝、太监、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已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最反动的集团。另一部分中下级官员、中小地主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受到排斥，他们看到当时政治腐败，将要导致明朝的灭亡。为了改革弊政，缓和矛盾，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和大地主集团进行了斗争。这个大地主集团，后来被称为阉党，反对阉党的人被称为“东林党”。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和神宗意见相忤，被革职，回到家乡江苏无锡，和原任行人高攀龙、御史钱一本、太仆少卿史孟麟等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顾宪成认为士大夫要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他们在讲学中，往往议论朝政，抨击一些失职的大官僚和为非作歹的太监等，因此得到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等的拥护，也得到朝中一些正直官员如吏部郎中赵南星等人的支持。他们互通声气，志同道合，使东林书院成为一个社会舆论的中心。东林党就是由于东林书院而得名的。
“东林党”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综括起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点：
1.主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神宗皇后无子，王贵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是长子。按照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应立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宠爱郑贵妃，想立常洵为太子。许多朝臣争请立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本”。
之争。围绕这个问题，又产生了所谓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等。拥立常洛为帝的朝臣最后虽然胜利，但光宗即位后不久就病死了，使他们又失去了靠山。后来阉党把由于拥立常洛而产生的这些斗争，算作“东林党”的一项罪名。
2.主张重用李三才李三才，顺天通州人，从户部主事，历官至户部尚书。在他任右金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期间，主张改革弊政，停征商税，反对矿监、税使，并且惩治了税使陈增部下的程守训。
他还修治河道，发放赈粮，是一个有才能、得民心的官员。顾宪成等和他友好，曾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推荐李三才为人廉直，应入阁为相。但忌妒他的人很多，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攻击他曾私用皇木、营建私第，因此落职为民。“东林党”人想任用贤能，澄清吏治的主张也破产了。
3.反对横征暴敛东林党主张减轻人民负担，主张“惠商”，简化征税手续，减少滥征滥派，减轻江南织造的供应，减轻人民负担最重的“解役”等。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民的最低生活生产条件，以便保障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收入。但是，就是这样的建议也没有被皇室大地主集团所接受。
4.反对太监为非作歹熹宗天启时公元1621～1627，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愈来愈激烈了。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反对“东林党”的人暂时销声匿迹。他们幻想能够依靠皇帝和几个贤能的官员，对为非作歹的太监加以约束，就能改良政治、安定民生。但是大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继续进行勾结，保持他们的腐朽统治。太监魏忠贤纠合了“东林党”以外的浙、齐、楚等党派中的一些大官僚，互相勾结，对“东林党”人进行迫害。他们编制了东林《同志录》、《点将录》等，把他们想要打击的人编入册内，又将东林党人加以《水浒》中为他们所蔑视的农民起义领袖的绰号，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神机军师顾大章等，制造压制他们的舆论。
1624年天启四年4月，阉党给事中傅堪开始向东林党人开刀，奏劾和逮捕了与东林党人关系较密的汪文言。阉党叫汪文言诬陷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汪文言不屈，被击毙狱中。
同年6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罪状，其中有：1.自行拟旨，擅权乱政；2.斥逐直臣，重用私党；3.亲属滥加恩荫，甚至小孩子也做了高官；4.利用东厂特务机关，陷害好人；5.穷奢极侈，生活腐化等。左金都御史左光斗也写成了奏劾魏忠贤的奏疏，魏忠贤听说了，不等他奏上，就把他削籍为民。
给事中魏大中也与同官奏劾魏忠贤擅权结党，孤立皇帝。接着上疏弹劾魏忠贤的还有黄尊素、袁化中、李应升、周宗建、万燝等70余人。
这一年，又发生了两淮巡盐御史崔呈秀贪污受贿的事。左都御史高攀龙揭发此事，吏部尚书赵南星奏请将崔呈秀遣戍。崔呈秀连夜跑到魏忠贤的家中，叩头哀告说：“高攀龙、赵南星都是东林党人，如果不去掉他们，我辈不知死到哪里？”。
崔呈秀还请魏忠贤收留自己为养子。专权的太监和无耻的官僚进一步结合起来，对他们所憎恨的官员开始下毒手了。他们用廷杖打死万燝，指使阉党奏幼并罢免了高攀龙、赵南星、杨涟、左光斗、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魏大中等人。接着，又派锦衣卫堤骑到他们家中去逮捕。顾大章因受刑不过自缢身死，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五人都被阉党使用各种酷刑致死。死后还诬陷他们贪赃，株连家室亲朋。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等也相继惨死狱中。高攀龙被迫在家中投池自杀。赵南星死于戍所。曾经在东北抵御满族入侵的熊廷弼也被杀害。凡是他们认为是东林党人或和东林党人关系较近的人都被免官、放逐或杀戮。李三才由于已在1623年天启三年病死，只好把他削籍为民，夺去朝廷给他的封浩。1625年8月，御史张纳奏请拆毁天下所有的书院，停止讲学，以压制在野官员和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当锦衣卫堤骑特务人员在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人民纷起反对，当场打死缇骑一人，其他缇骑受伤逃跑，周顺昌自投监狱后被打死。巡抚毛一鹭逮捕了居民颜佩韦等五人，并把他们杀死。苏州人民为了纪念他们，把他们葬于虎丘，题墓碑为“五人之墓”。前往浙江逮捕黄尊素的缇骑，行至苏州，也被人民打散。
经过这次教训，缇骑再也不敢到外地去任意捕人了。这说明“东林党”人反对阉党的斗争是正义的行动，他们的某些主张是得到人民的拥护的。
魏忠贤等阉党在镇压了大批反对派以后，更肆无忌惮地专权腐化，和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1627年天启七年8月，熹宗病死，崇祯帝朱由检继位，才把魏忠贤等人除掉，为“东林党”的官员恢复名誉。但是，一些阉党残余分子继续为恶，在东北抵御满族入侵的袁崇焕也被他们害死。这样的斗争一直继续到明朝灭亡。
57.李自成起义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无休止地对人民横征暴敛，仅“辽饷”、“剿饷”、“练饷”等加派，一年就达一千几百万两，超过正赋几倍。再加上天灾频繁，使广大劳苦大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特别是土地贫瘠的陕西北部，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农民吃糠、草树皮而不可得，只好吃石粉，不几天就腹胀而死。摆在广大农民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不从斗争中求生，就只有坐等死亡。
1627年天启七年，白水县农民王二，率众反抗澄县知县的苛征暴敛，很快就得到府谷、汉南等地群众的响应。起义军以饥饿的流民为基本队伍，以失业的驿卒和反抗军官压迫而逃亡哗变的“变兵”为骨干。他们由陕西进入山西，再由山西到河南。经过几年的反复斗争和锻炼，起义军中闯王高迎祥的声望地位逐渐提高。在他部下作“闯将”的李自成，也逐渐成长起来。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从小给地主放过羊，当过驿卒。因无钱偿还恶霸地主艾举人的高利贷，被县官抓去严刑拷打。出狱后，他杀死艾举人，参加了起义军。他先在王左挂和张存孟部下，王、张叛变投降，他便投奔了高迎祥。他谋略过人，英勇善战，屡建奇功。这时天启帝已经死去，由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农民军继续发展。
1636年崇祯九年，高迎祥牺牲，余众共推李自成为闯王，领导农民军继续斗争。他们突破敌人的围攻，在陕西、四川、甘肃等地与明军周旋。由于力量悬殊，未能摆脱被动局面。特别在张献忠等起义军重要将领接受明朝招抚，李自成部下的祁总管等叛变投敌后，起义军益形孤立。在这革命低潮中，李自成毫不气馁，积极组织群众，准备反攻。
1639年崇祯十二年五月，李自成得到张献忠在谷城再次举兵反明的消息后，率众冲出商雒山，突入河南。河南饥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队伍很快又发展到几十万人。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组织和动员群众推翻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除了在军事上打击统治者外，还针对当时河南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均田免粮”、“割富济贫”、“平买平卖”等斗争口号，赢得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中原地区广泛流传着“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等歌谣。
1641年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占了洛阳。洛阳是河南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远义军活捉了福王朱常洵，当众历数了他的罪状后，将他杀死。起义军又打开官府粮仓、金库，将几万石粮食、数十万金钱和大量衣物分给贫民。起义军很快发展到100多万人。从此，起义军由弱转强，由被动变为主动，开始了大规模歼灭明军主力的运动战。
农民军在河南痛击明军取得胜利后，又南下攻占了湖北重镇襄樊及周围各县，很快地控制了南至澧州、常德，北到黄河沿岸，东起麻城、黄州，西到光化、均州的广大地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1643年崇祯十六年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筹建政权。起义军拥戴李自成为新顺王，设上相、左辅、右弼组成内阁，下辖更、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地方上设府尹、州牧、县令等官员。不久，李自成率军北征。十月，占领西安，农民革命政权的中心由襄阳移到西安。
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他改西安为西京，调整并加强了政权机构，以天佑殿为最高行政机关，添设了六政部尚书，建立了军功爵位，铸大顺钱币，造甲申历，废除八股文取士，采用散文体的策论考选天下官吏等，并进一步贯彻打击官僚豪绅的政策。一面免除劳动人民的赋税，发放银钱粮米贩济，招抚安置流民；一面勒令官僚富户交出钱财粮米，充作军需，并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大官僚地主南企仲、南居益等人。
1644年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亲率百万大军东渡黄河，占领太原，然后分兵两路，直捣北京。一路由刘宗敏率领，经固关、真定、保定北上，一路由李自成统率，经大同、宣化入居庸关。三月十七日，南北两路大军在北京城下会师，包围了北京。
三月十九日，农民军攻破内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景山。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大顺军进京以后，采取措施，释放明朝政府关押的犯人，将勋戚贵族和作恶多端的大官僚关押追赃。同时，李自成还派遣农民军去镇守各要镇重地，扫荡明朝残余势力，并在一些地方建立政权机构。
这时，长江以南还有50万明朝军队图谋报“君父之仇”，山海关还在拥有重兵的吴三桂手中，关外的满族贵族正在虎视眈眈地想入侵中原。农民军占领区的地主阶级，有的公开组织地主武装，有的暗中捣乱破坏。在新的考验面前，农民军的一部分将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大、和平麻痹思想。有的人甚至追求生活安逸，丧失了农民军的本色。李自成又在战略和策略上犯了错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向山海关进军。这时驻守山海关的明军将领吴三桂已投降清朝，与满族贵族勾结，联合向农民军进攻。李自成军遭到阿济格、多铎的率军突袭，作战失利。4月26日，撤回北京。29日，李自成即皇帝位，30日，撤离北京，向陕西方面败退。
李自成退出北京后，由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立足安身，常常是仓促应战，战败即退，军事上极其被动。这时清军分两路追击，李自成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从陕西退到湖北。在农民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牛金星等人无耻降清，各地地主武装也纷纷蠢动，大顺军处境极其困难。1645年顺治二年闰六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9岁。
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余部在李自成妻子高氏和李过、高一功等人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直到1664年康熙三年才告失败。
58.清朝的建立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长期居住在今松花江南北以及黑龙江一带。早在11世纪时，女真族的完颜部就曾建立过政权。元时一部分女真人迁入中原，另一部分仍留在东北。明初女真形成建州、海西、野人三部，生产渐渐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作为满族主体的建州女真定居于赫图阿拉今辽宁一带，接受明政府的有效管辖，定期交纳贡赋。努尔哈赤做建州女真首领时，因戍边从征有功，被明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代，姓爱新觉罗，是辽东总兵李成梁养子，受汉文化影响很深。
明对女真实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的政策。万历年间，女真各部间相互争夺十分激烈，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历经40年奋斗，统一了女真各部。在此过程中，努尔哈赤命人创制了满文，并创建八旗制，将分散的女真各部有效地统一组织起来。八旗制保证了战斗力，有利于生产，推动了女真社会的进步。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脱明独立，称汗建国，建元天命，史称后金。随着后金的崛起，明朝渐感威胁，就采取措施进行限制。努尔哈赤一心图谋大业，开始与明抗衡。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大举侵明，攻占并烧毁抚顺城。明调大将杨镐为辽东经略，镇守沈阳，出兵四路，反击金兵。由于中路首领轻敌，在萨尔浒遇伏，全军覆没。其他各路也因军队素质低劣、将帅不和，被后金部各个击破。萨尔浒一役巩固了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地位，是后金发展中的关键性战役，从此以后明朝在军事上陷入了被功防御的地位，后金则转向战略进攻。
萨尔浒之后，明王朝改任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构筑辽河防线，防备森严，与后金相持了很久，后因阉党陷害被革职，辽东边界开始松弛。努尔哈赤乘机率兵攻克辽阳、沈阳，占领70多个城池，并随着战线的南移，于1621年迁都沈阳。明政府又重新起用熊廷弼，同时任用王化贞为巡抚。王化贞独断专行，掌握着实权，处处牵制熊廷弼。1623年后金军渡过辽河后，王化贞弃城而逃，熊廷弼被迫退守山海关，被阉党害死。其后继者孙承宗继续他的战略，并采纳老将袁崇焕的建议，构筑了以宁远、锦州为重点的锦宁防线，但他也被阉党排挤去职，锦州等地尽失，只有袁崇焕拼死守宁远一城，金兵受阻，努尔哈赤阵前受伤，1626年死去，他的儿子皇太极即位，继续发动侵明的战争。
皇太极知道袁崇焕是他进军的最大障碍，就利用阉党与袁的矛盾，离间明朝君臣。崇祯帝以为袁崇焕与皇太极密约通敌，将袁崇焕下狱处死。1641年，皇太极重兵围攻锦州，洪承畴率兵求援，被困于松山城内弹尽粮绝，被俘投降。不久，固守锦州的祖大寿也被迫降清，明廷关外的战略据点被金兵彻底扫清，为清军入关进京打下基础。
对明作战的同时，皇太极统一了黑龙江流域的女真各部，绥服蒙古，完成对明的新月形包围战略。皇太极在定鼎北京前，先后5次率兵突入长城，进入中原地带，大肆掠劫，因人民的反抗未能驻足内地。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皇帝，定族名为“满族”，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就是清太宗，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国家机器基本确立。
59.吴三桂降清
崇祯末年，正当李自成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北京进军之际，清摄政王多尔衮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及时调整战略，为进取中原、统一全国加紧准备。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满洲贵族曾致书招降，遭到李自成拒绝。不久，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
1644年3月18日，崇祯帝在煤山（现北京景山）自缢，明朝灭亡。
满洲贵族乘机大举入关。
在此之前，皇太极就多次想在关内立足，但终因受阻于山海关而未能成功。于是他就采取先取关外锦州、宁远诸城，次取山海关，步步为营的战略。皇太极逝世后，其子福临继位后来的顺治帝，由亲王多尔衮摄政。这时驻守宁远至山海关一线的是宁远总兵吴三桂，他是辽东名将祖大寿的外甥，拥有精兵四万和地方武装八九万，实力强大，是镇守北方的劲旅，为明政府、清军、农民军三方面所关注，在当时形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吴三桂多次成功抵抗清军进攻，被封为平西伯。崇祯帝命他弃守宁远，入京勤王，吴三桂于是率军民50余万人撤进关内，准备进京。三月崇祯帝吊死，他便停止进军，孤军立于两强之间，前有李自成的大顺军，后有清军部队虎视眈眈。
李自成进京后，派人招降吴三桂。吴三桂审时度势，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抵抗农民军，再加上父亲吴襄及家人都在北京，于是决定率领军队进京见李自成，领受新命。三月下旬，大军行至玉田时，吴三桂听说父亲吴襄被农民夹打，索银20万，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掠去，勃然大怒，便率兵折回山海关，发誓与农民军势不两立。陈圆圆原是扬州名妓，貌美温娴，十分受宠于吴三桂。吴三桂势单力孤，仅据山海关一隅，根本无力与农民军对抗，便想到与清兵联手对抗农民军，于是派信使去见多尔衮。
这时，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正计划由蓟州、密云地区破城墙而入，行军至翁后遇到了吴三桂的使者，便改变行军路线，直接向山海关进发。当时，李自成已亲率大军进逼山海关，准备与吴三桂展开激战。多尔衮4月21日到达山海关，屯驻于欢喜岭，蓄锐不发，按兵观望。4月22日吴三桂亲自出关，面见多尔衮，提出条件，正式降清。吴三桂与多尔衮约定，清兵帮助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后，黄河以北归清，以南归明，并封吴三桂为王。当日，多尔衮就率军进入山海关，不费一兵一卒便实现了多年夙愿。此时，吴三桂军与农民军已激战多时，双方都筋疲力尽。养精蓄锐的清军突然闯入战阵中，大败农民军，李自成连夜撤退至北京，不久因孤城不便据守，主动弃城而走。多尔衮一路尾追，顺利进军北京。1664年9月，顺治帝将都城从沈阳迁至北京，清王朝正式入主中原。
进驻北京后，多尔衮采取了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措施：为崇祯帝发丧三日；宣布明故官员一概录用，以笼络汉族官绅地主；减免赋税，奖励垦荒。这些措施收揽了人心，稳定了政局。清朝也推行圈地、迁海、剃发等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以维护满族利益。吴三桂降清改变了当时整个战局，是清入主中原的关键性转折，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60.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本名森，字大木，是郑芝龙的儿子。郑芝龙是南明的主要支持者，也是福建地区最大的实力人物。他早年经商积蓄了无数家资，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在海上，他既有能远行南洋和日本的商船，又有许多战舰；在陆上，他有数不尽的田庄。然而，最让人骄傲的，是他有一个能文能武、英俊有为的儿子郑成功。郑成功从小就聪明好学，他15岁时就考取秀才。郑成功到国子监读书时，听到关于史可法的故事，深受感动。后来隆武帝在福州即位，郑成功跟着父亲去朝见。隆武帝一见郑成功，十分喜爱，就赐他国姓朱，并封他为招讨大将军。在当时，能够姓皇家的姓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因此国内外的许多人都尊敬地称郑成功为“国姓爷”。
后来清军攻入了福建。郑芝尤见大势已走，投降了清朝。郑成功那年23岁，是个书生。他坚决反对父亲降清。郑成功和叔父郑兰豹再三劝告无效，只好带着少数志同道合的将士出走厦门，在水上组织起一支抗清义军。郑成功还给父亲写信，表示从此断绝关系。郑成功到广东南澳岛去招兵买马，很快集合3万人的队伍。两面抗清大旗很快在郑成功的军营前树立了起来，一面上写“明忠孝怕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一面上写“背父救国”。
郑成功出身武将家庭，熟读兵书，富有带兵的才能。郑成功多次进军长江沿岸。有一次在崇明岛登陆，连下瓜洲、镇江，包围南京，眼看没几天就可以攻下南京，可惜清军赶到，猛烈反攻，郑成功只好撤出长江口，退回到舟山等海岛上。在战争中，郑成功深深感到自己的地盘太小，要长期抗清，非要找个大一点的地方作根据地不可，于是决定渡海去台湾。
正在这时，台湾来了一个人，要见郑成功。郑成功听说台湾来人，马上把他请到室内密谈。
原来虽在明朝时候，台湾来了一伙荷兰殖民主义者。他们欺骗当地高山族人民说：“只要给我们牛皮大的一块地方，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可以。”纯朴的高山族人民信以为真，答应了这个要求。
但是，这伙强盗不仅圈占了大片土地，还用枪炮逼迫老百姓给他们修建了两座城，一座叫做台湾城，另一座叫做赤嵌城。两座城堡隔海相望，封锁了通向台湾的洋面。城堡由荷枪实弹的荷兰士兵把守，不许中国人随便出入。从此，台湾岛的中国居民不但要为荷兰人服劳役，还要缴纳各种税，过着万分苦难的生活。
在郑成功的父亲年轻的时候，郑氏家族就经常派商船到台湾贸易，或途经台湾到南洋和日本经商。荷兰人占领台湾以后，常常干扰中国海外贸易，也常常和郑氏家族发生冲突。郑成功组织义军之后，就下令禁止大陆船只到台湾去，不同荷兰人做买卖。
大陆的商船不来，台湾的日用必需品就严重缺乏了。荷兰人十分焦急。他们只得准备了厚礼，派通事相当于今天的翻译何斌到厦门求见郑成功，要求同大陆通商。
何斌虽然给荷兰人做通事，心里却一心想把他们赶走。他利用荷兰人对自己的信任，摸清了荷兰军队的部署情况。
这一天，何斌一见到郑成功，倒身下拜，流着泪说：“台湾百姓受红夷当时中国人对荷兰人的蔑称欺凌三十多年，早就恨透了他们。请您救救台湾的百姓吧！”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亲手绘制的台湾地图，递了过去，又向郑成功详细地说明了台湾水路变化和荷兰人的设防情况。
郑成功听了何斌这番话，心中立刻产生了赶走外国侵略者、收复台湾的念头。他扶起何斌说：“此事先生千万不要声张，我胸中自有打算，将来事成之后，定要厚报。”。
郑成功进军台湾前，先写信给台湾的荷兰殖民统治者揆一，信上义正词严地说：“台湾乃我中华领土，没容外人长期霸占，如今我限你立即撤出，还我神圣领土！”揆一接到书信，却并未在意。
经过周密准备，1661年，郑成功率领大军25000人，分乘几百艘战舰到澎湖，就遇上了暴风雨，船只无法行驶，只好停下来，等待天晴。过了好几天，天气仍不见好转，郑成功担心这样会影响士气，走漏风声，就命令各船准备开航。中军舰上的军官怕风浪太大而发生意外，纷纷跪在郑成功面前，郑成功斩钉截铁地说：“厦门孤岛难以久居，我不得不冒风险收复台湾，作为练兵之地。你们传令诸船将领，不要惧怕红夷的炮火，看中军船的船首所向，衔尾前进。”。
就这样，船队冒着惊涛骇浪，驶离澎湖。过了不久，云散了，雨停了，天气十分好。将士们以为是妈祖神祜，欢呼跳跃，摩拳擦掌，士气顿时高涨起来。
4月1日黎明时分，船队到达鹿耳门。鹿耳门是台湾门户，那里有很多暗礁，号称天险，船只很难通过。郑成功让熟识地形的人带路，船队悄悄地前进。东绕西绕，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了鹿耳门，驰向木寮港。
台湾百姓听说郑成功大军来了，奔走相告，纷纷赶着牛车接引郑军登陆。不到两个小时，郑军几千名登陆大军都安全地上了岸。
天亮之后，荷兰人才知道郑军登陆的消息。荷兰总督揆一用望远镜一看，只见树上和陆上到处都有中国军队，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惊愕地叫了起来：“上帝！鹿耳门已淤浅，中国船难道飞过来的？”。
揆一急忙命令开炮。中国战船紧跟中军船，不断避开荷兰人的炮台，插到两座城堡之间，隔断了这两个据点之间的联系。
揆一非常着急，慌忙派兵从海上和陆上分头迎战，陆上作战的荷兰指挥官是贝尔德上尉。贝尔德十分狂妄，接到上司的命令，就拍着胸脯吹嘘说：“中国人天生受不了火药的气味和毛瑟枪的响声，只要放一枪，他们就会四散逃命，全部瓦解。”他先做祷告，祈求上帝“保佑”，然后命令手下的240名士兵按12人一排，排好队形，就向郑军挑战了。
郑成功派4000陆军分两路，一路正面迎战，一路从侧面包抄，箭矢像下雨般地时向敌人。荷兰士兵见中国人如此勇敢，吓得魂飞魄散，还没开火就乱了队形，有的把枪一丢，抱头鼠窜。
郑军乘胜猛追，击毙贝尔德上尉和他的部下118人，还缴获了许多军械。
在海上，郑军也取得了胜利。荷兰船只高大坚固，在浅水中却行动笨拙；郑军船只虽小，但是灵活敏捷，荷兰人只有三艘大船，每艘大船都被数十只中国小船团团围住，根本施展不开。开战不久，荷兰最大的战船“轰”的一声就爆炸沉没了。其他两艘战舰见势不妙，一艘转头逃向外洋，向荷兰人在南洋的据点马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报信去了；另外一艘一溜烟地逃回城堡底下，依靠着炮台掩护，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就这样躲起来。
台湾的高山族人民听说中国自己的军队来收复台湾，纷纷起来协助，并在背后袭击荷兰殖民军。
揆一看到武力不行，就耍花招，派人去见郑成功。表示愿意出10万两白银给郑军充饷，请求郑成功退兵。郑成功拒绝了揆一的要求，义正词严地说：“台湾是我们先人的故土，你们必须立即撤走。只要把土地还给我，那些金钱珍宝，你们可以全部载走。”被围困的荷兰殖民者饥渴病伤，狼狈不堪。揆一拖了几个月，见自己孤立无援，无计可施，只好宣布投降，向郑成功呈递投降书，请求允许他分期撤兵。第二年，最后一批荷兰殖民者撤走，台湾完全被郑成功收复。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命儿子郑经留守在厦门，自己带了几营亲军开发台湾。他打算在台湾发展生产，学习春秋时候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榜样，为抗清复明做长期准备。可惜因为他长年在战火中奔波，风里来雨里去，积劳成疾，损害了健康，于收复台湾后不久患病去世。死时才39岁。
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掌握台湾，还一直控制着福建沿海的岛屿。后来，康熙帝统治期间，台湾接受了清政府的统治，这样台湾与大陆重新归于统一。
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抗击殖民强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它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扞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坚强意志。郑成功这位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受到后代人们的颂扬。
61.神州一统的盛世
康熙帝即位后，在宫廷御柱上书写六个字：“三藩、河务、漕运。”三藩平定后，河务就提到日程。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帝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负责治理黄河。靳辅是辽阳人，顺治年间人仕，先后担任编修、安徽巡抚、英武殿学士等职，一向勤勤恳恳，办事老练。他手下有一幕僚叫陈潢，生长于钱塘江边，深谙水性，在水利方面很有经验。靳辅在陈潢的协助下，用疏导和筑坝相结合的办法治理黄河。黄河经过他十几年的治理，大有改观。康熙帝南巡时，特到黄河视察，在北岸180里的长坝上巡视，见坝面坚固，河水变清，坝外农田青翠，心里十分高兴，赐靳辅诗一首：
|文！|防河纤旰食，六御出深宫。
|人！|缓辔求民稳，临流叹俗穷。
|书！|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
|屋！|已着勤劳意，安澜早奏功。
靳辅与陈滋在治黄工程的半途上不幸相继病逝。后来张鹏翮出任河道总督，又使黄河工程有了生机。康熙四十四年二月九日，康熙第五次南巡，又视察了黄河工程。他看到九里冈巍巍的大坝，治理得很理想，对张鹏翮非常满意，倍加赞扬，特赐一把康熙亲笔题字的小扇，勉励他努力治河，为自己分忧。经十几年的努力，使经常泛滥的黄河“水归故道，漕运无阻”，曾几度汪洋的苏北七州县的大面积土地得以恢复耕种。大运河免受黄河之灾，畅通无阻。漕运的恢复，使南北经济贸易繁荣起来。
康熙帝在位61年，六次南巡，虽说是游山玩水，以陶冶情趣，舒宫中政务繁忙之苦，但也不忘视察民间的疾苦，了解民情。在太湖游览时，对太湖冲毁土地之事，十分关心，了解得十分详细。然后，责令有关大臣进一步调查，制定出一个具体减免赋税的政策。
清初的皇帝深深感到明朝灭亡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苛捐杂税繁多。什么地、赋、人丁等税，还有什么“辽饷”、“剿饷”、“练饷”等名目繁多的军饷，再加上豪、恶吏暴征乱派促使农民生活无望，纷纷起来造反，起义烽火越烧越旺，直至明朝灭亡。
所以多尔衮进入北京后，首先废除了明朝一切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对于乱摊乱派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予以制裁。康熙帝即位后，又在原基础上制定了更系统、更完善、较合理的赋税制度和征收办法。同时对因兵祸、天灾造成的疾苦，康熙帝还特下旨进行赈济。
在减免税收的同时，康熙帝又下令废除手工业工人的匠籍制度，准许他们自行开业，不再做官府的手工业奴隶。废除明朝以来的乐户、惰民等贱民身份，使他们同受良民一样的待遇。鼓励农民到边远山区开荒种地。开垦出来的地，归开垦者所有，政府给发放印信。开垦的地税，开始为免税3年，后又延为免税6年，个别偏僻之处，免税10年。对云贵等地区还允许官府雇工垦荒，边境驻军实行屯田。由于措施得当，全国耕地面积由康熙初年的527万顷，上升到851万顷。
康熙帝对工商业也十分重视。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下令开放海禁，并和日本等国互通贸易。同时在广州、宁波等地建立海关，征收关税。江南纺织业随着农、商的发展也十分繁荣。由于康熙帝降低了纺织业的税金，促使纺织业蓬勃发展。
康熙帝在位61年，对外以强兵卫国保疆，对内多实施安抚政策，对有着正统思想的汉人则用儒家思想进行束缚，其政策有六项：
1.崇祀孔子，亲往祭奠。国子监讲授程朱理学。
2.举“博学鸿词科”，笼络汉族名人名士。
3.开馆编写《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书，使文人志士才有所用，心有所想。
4.六下江南，召见名人雅士，体察民情民风。
5.开千叟宴，召见天下年过65岁以上的官员，以示满汉一体。
6.科举考试，恢复八股文，以笼络士人之心，收罗英才。
由此，清王朝帝业始固，社会稳定，边境安宁。随着农、工、商的发展，文化艺术也繁荣起来，诗、词、歌、赋、散文、小说、戏剧等开出百样鲜花，这些作品大都是讴歌这一时期的太平景象。着名的戏剧《长生殿》、《桃花扇》，小说《聊斋志异》等等。虽然有些内容有一定的讽刺与鞭挞，但对清朝的统治还是有利的。这些作品发表后，流行很广，很受后人的喜爱。
62.清代文字狱
文字狱是清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而采取的钳制思想言论的残酷手段，多指作者因文字着述涉及反清或触犯帝王避讳或妄议朝政而得祸入狱。文字狱并不是从清开始的。
在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为加强专制主义而粗暴干涉思想文化，制造文字狱，打击对立分子，树立其君主专制的威严。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屡兴文字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因为是外族入主中原而定鼎天下，清统治者对任何反清思想和言论都很敏感，采取了严格的镇压政策，对文化思想领域严密控制，大兴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见诸记载的文字狱就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发生了着名的“明史案”。浙江富户庄廷珑刊刻了朱国桢所编的明史，并增补了明末清初崇祯两朝事，取名为《明史辑略》。他后来因病逝世，其父庄允城邀请当时名士为该书作序，并将参订其中的人列于书中，出资刻印发卖，结果被人告发，事态日渐严重。康熙二年，清廷以该书对清皇室先祖直呼其名、贬低歪曲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对明清交战态度站在明一边，治其大不敬之罪，下令严加审讯，最后将参与该书编撰和刻印的人及其父兄弟子15岁以上的70人处斩，18人凌迟，数百人流放为奴。更为残忍的是，清廷还将庄廷珑开棺戮尸，并将其家产查封。清统治者借“明史案”警告汉族人士，借此教训读书人不要再思慕明朝、藐视当朝。这一案开以后文字狱的先例。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案，下狱致死者甚多。
雍正年间也有好几次文字狱。康熙朝文字狱主要是压制反清思想，而雍正时则较多用来作为罗织罪名打击政敌的手段，“查嗣庭试题案”就是其中着名的大案。雍正四年1726，礼部左郎查嗣庭出任江西正考官，以《诗经·商颂·玄鸟》中“维民所止”。
一句为考题，被雍正歪曲为维、止二字乃是雍正二字去头，因而大怒将其下狱。查嗣庭病死狱中，雍正将其戮尸，家产入公，其兄、子、侄或遭流放或被斩。查嗣庭案虽缘起文字之祸，但实际上是雍正用来打击科场朋党、巩固皇权的引子。
文字狱到了乾隆时期达到高峰。当时文网特别严密，望文附会、滥杀无辜的情况更加严重。如江西举人因排列康、雍、乾三帝庙号名字，临文不讳而遭斩；河南刘峨印卖《圣读实录》教应考童生如何避讳，因罗列应避讳诸帝名字而被处决；文人全祖望做诗歌颂顺治帝，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湖南学政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都被认为故意影射诬蔑大清而获罪。这些文字狱，大部分在政治上并没有反清的意思，而清统治者捕风捉影，大动干戈，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