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老康，那儿真有油啊！”余秋里兴高采烈。
康世恩则忙着问秘书：“其他几口井的情况呢？”
秘书回答：“正在紧张施工之中。”
康世恩一听，脸上挂满胜利的期待，伸手抓起余秋里的烟盒，点上一支烟后，转身就出了门。
“哎哎，老康，你别走嘛！今晚我请你吃红烧肉嘛！”余秋里抬起右手想拉住他，却没拉住。
门口外，传来另一个声音：“让他走吧，肥肉留给我吃。”余秋里探头一看，是后院的胡耀邦同志进了他的门。
“哈哈，是我们的青年团书记啊！好，今天我请你吃红烧肉！”余秋里拉住胡耀邦就往厨房里走：“素阁，红烧肉做得怎么样了？”
吃完红烧肉，党组的会议继续开。那时，从上到下的会议特别多，会议也是工作嘛！毛泽东的工作就是主要靠会议来完成的。余秋里继承了毛泽东的某些风格。而此刻的四川方面也像是有意给新来的部长添喜，几天内捷报频传：继龙女寺2号井喷油后，12日南充3号井又见油喷，日产达300吨！16日，蓬莱1号井也出现喷油，日产100吨。三井所处三个构造，相距200多公里，这意味着石油部上下盼望已久的“大油田”就在眼前出现啦！
“我们找到大油田啦！”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祖国万岁！”
石油部大楼里沸腾了！鞭炮和锣鼓齐鸣，震得四周居民跟着热闹了好几天。那时石油部还有一帮苏联专家，他们同样一个个欣喜若狂。因为在这之前一直没有帮中国人打出油来，很没有面子，连自己国家的部长会议主席都批评了他们。这回四川频频报捷，苏联专家们总算一扫脸上的阴云，他们把康世恩叫去畅喝伏特加酒，把不胜酒力的康世恩灌得大醉，然后抬着他满街跑……
3月27日，正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没有打招呼，突然兴冲冲地赶到四川隆昌气矿视察，并且欣然题词：“四川大有希望！”
余秋里得知后，稍稍安排部里的工作，立即与康世恩于4月初赶到四川的三个喷油现场。
这是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后首次到石油勘探现场。当他看到隆隆的机台和飞旋的钻机，尤其是仍在壮观喷油的景观，兴奋不已。他从一个井台走到另一个井台，见什么便问什么，恨不得把钻井和勘探知识一下全部装进自己的脑海里。
“来来来，抽烟抽烟！”每到一个井台，余秋里便把头上的草帽往旁边一扔，不管脏不脏，一屁股坐在工人的床铺上，毫不见外地盘起双腿，掏出口袋里的“中华烟”满屋子散……
“这就是部长啊？”工人们用油乎乎的手一边吸着难得见到的“大中华”，一边窃窃私语。
“啥部长不部长的，到你们这儿，我就是小学生。你们可得给我好好讲讲这儿的油是怎么打出来的。讲好了，我再给你们抽中华烟。另外还有肥肉吃！”余秋里一番套近乎的话，说得工人和技术员心里热乎乎的。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给丘峦碧野的南充大地带来无限春意。
“立即通知各地的局长、厂长都上南充这儿开会！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如何集中兵力在四川这儿打个找油歼灭战！老康你说呢？”余秋里听完汇报和几天的现场学习调查，对康世恩说。
“我赞成。”康世恩早已求之不得，这四川的勘探工作是他近年花的最大心血，如今已见油了，下一步怎么把地下的储量搞清楚是关键，所以当余秋里部长提出要开“南充现场会”，便立即让随行的唐克司长向各地发出通知。
“老张啊，你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等开会的代表来了，你要好好介绍介绍这儿的勘探情况，二是把伙食搞得像样点。”余秋里对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张忠良吩咐道。
“是，首长！坚决完成任务！”张忠良把腰杆挺得直直的，向余秋里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余秋里瞅着非常满意，说：“我知道你是石油师的副师长，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哎，抽时间你给我讲讲石油师的情况，你们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支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的钢铁部队。中国石油的希望主要靠你们了。以后碰到最艰巨的任务，我可要用你们去冲锋陷阵啊！”
“是。首长，你指向哪里，我们就冲锋到哪里！完成不好任务拿脑袋见你！”张忠良又一个军礼。
余秋里有些激动了，虽然自己也才脱几天军装，但他喜欢部队，更爱听这样的话。部队嘛就要勇往直前，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此刻他想起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那天找他谈话时曾吩咐他：找石油就像打仗一样。要把石油师用好，用在刀刃上。如果什么时候再需要部队，我负责给你！
毛泽东是军事家，是用兵如神的大军事家。在建设共和国时期，毛泽东作为领袖和统帅，仍经常喜欢用当年推翻蒋家王朝和打日本鬼子的方法，使用军队和军队干部来承担艰巨任务和特殊行业的战斗工作。他用独臂将军余秋里当石油部长，其本身就是和平建设中的一部分“军事艺术”。
余秋里来到石油部后，深知这支担负国家经济建设特殊任务的找油队伍，长年在野外作战，既独立又分散，以一个机台或一个地质普查队为单位，如何有效组织和指挥这样的队伍，引起了余秋里深深的思考……
“我们的找油是以井队为生产单位，所以一切工作在于井队，一切跃进在于井队，各个地区工作做得好不好，也都集中反映在井队。所以，加强井队建设，是我们石油勘探能否取得成功和部、局工作意图能否获得顺利执行的关键。毛主席早就说过，红军之所以艰苦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的井队当然还有地质普查队，也应该把党支部建设好，每个井队都要有政治指导员，这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南充会议上，余秋里以其军事政治家的真知灼见，提出了石油队伍建设的一个开创性思路。从此，中国石油部队有了“支部建在队上”和“指导员制度”，这是余秋里的创造发明，也是我们党和军队光荣传统在石油队伍中的继承发扬。几十年来，中国石油队伍南征北战，石油部的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但余秋里的“支部建在队上”和“指导员制度”从未变更过，即使在80年代曾经出现工业部门统统取消“政治机关”的风潮与机构改革中，石油部仍保留“政治部”编制。实践证明，像石油部这样执行特殊任务的经济工作战斗队，支部建在井队和政治指导员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一条使队伍取得胜利、队伍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余秋里的这一贡献影响着整个石油工业建设，也将继续影响石油工业发展。
然而，余秋里的更大贡献还在于他用其在革命战争年代锤炼出来的那种克敌制胜的娴熟的战争艺术，指挥了石油开发的战役。
“既然四川已见油，我们希望尽快地打到大油田。那么用什么办法？我看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像毛主席指挥打三大战役一样，打大会战是可以实现的！你们说呢？”余秋里挥起有力的右胳膊，询问部下。
那时的部下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从部队里来的指挥官，他们太熟悉打仗了。转业到石油战线后，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熟悉而亲切的军事用语了。经将军部长这么一说，顿时一个个热血沸腾，仿佛又可以回到那个战火纷飞、杀他几百个回合的大决战了！
“行！我看行！”
“我们赞成部长的建议！”
“对头，要干，就痛痛快快地干！”
局长、厂长们个个摩拳擦掌。就连整天戴着宽边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康世恩也把袖子一卷，高喊着说：“我看行！就打大会战！”
现在轮到余秋里笑呵呵了。突然，会议代表又见他脸色一变，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那张长条桌子上，近似吼着说：“好！现在我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川中石油会战成立领导小组，组长康世恩，副组长张忠良、黄凯，参谋长唐克！”
“是！”康世恩和张忠良、黄凯，还有唐克，齐刷刷地站起来接受任务，并向余秋里敬军礼。
“新疆局的张文彬、玉门局的焦力人、青海局的杨文彬，你们回去以后，要迅速组织最强的兵力，参加川中会战！”
“是！”张文彬、焦力人、杨文彬以同样的标准军礼接受将军部长的指令。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军人出身。张文彬，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七师政委，是他和师长张复振带领全师官兵于1952年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命令，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离休前曾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焦力人，1938年入党的“老延安”，离休前任石油部常务副部长；杨文彬也是位“老八路”，离休前为石油战线的领导之一。
一群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将士们，以其军人的特有风格，以其排山倒海之势，拉开了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第一场会战序幕——
一时间，来自共和国几支石油主力部队的勘探队分别从玉门、新疆和青海的油田上挥师“天府之国”。余秋里与康世恩商量后，又作出在成立由张忠良为局长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基础上，再成立川中、川南两个矿务局，并从玉门石油管理局调来一名大员，名曰秦文彩，与四川有名的大地主刘文彩只差一个姓，但秦文彩是位地道的赤贫出身的革命者，后任石油部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柴烟白塔，绿肥红瘦，嘉陵江畔的川中土地上，100多台钻机，在7条地质构造上威武雄壮地摆开战阵。而康世恩对秦文彩下达的命令是：必须在已经见油的南充、蓬莱、龙女寺三个地质构造上迅速拿出20口关键井，作为整个会战前的勘探主攻任务。
“大油田、小油田，就看这20口井出油情况了！”康世恩雄心勃勃地说。
“可我觉得川中这样的地方，地质复杂，不宜如此大动干戈搞会战。最好再等等已经出油的几口井观察一下为妙。”年轻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总地质师李德生面对一群将士出身的军人指挥员摩拳擦掌的架势，提出了不同看法。
康世恩的眼睛一下瞪大了：“你再说一遍！”
李德生梗着脖子，说：“我还是坚持等地质情况弄弄清楚再大干也不迟。”
康世恩一下火了：“不迟？你不迟我还觉得迟呢！”然后问余秋里：“你是部长，你说呢？”
余秋里本来是坐着的，听康世恩一问，便“噌”地站起来，大步走到李德生面前，两只眼睛凶狠狠地盯住对方，声音是从鼻孔里出来的：“你再说一遍！”
李德生是知识分子出身，哪见过这阵势？吓得直冒冷汗：“我、我是说不能蛮干，要干也得等地质资料都收集齐了才好决定怎么干嘛！”
“那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看得出，将军部长是硬压着心头不满。
“这个我说不准，或许半年……也可能一年、两年……”
余秋里一听就火了，拳头猛地砸在桌子上：“扯淡！等你资料收集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已经把英国美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这叫动摇军心知道吗？油都喷到天上了，这是最好的资料，亏你还是个总地质师呢！”
李德生大汗淋淋。
康世恩在一旁对生产一线的干部们挥挥手：“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战场已经摆开，不能有任何动摇！”
两位军人出身的指挥官深知决定了的事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就实现不了战役意图。
余秋里见川中战局已布置就绪，便对康世恩说：“老康，看来我们得抽出时间专门关注一下东北那边的事了。”
康世恩频频点头：“我也这么想。听说地质部那边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
余秋里一听又来劲了：“是吗？既然这样，咱们也得赶紧动作！小平总书记不是指示我们千万要注意做好战略、战术和战役三者之间的关系嘛！川中会战可以说是我们今年争取拿出产量赶指标的战役，而玉门、克拉玛依和柴达木三个主力油田生产基地是我们只要采取有效的战术就能抓稳产的地方，东北松辽则是我们今后有可能搞到大油田的战略方向。与战术和战役相比，战略对我们石油工业发展更具有关键性意义。走，立即回北京研究松辽的问题！”
早期的找油，有点像瞎子捉迷藏的味道。浩浩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千把台钻机、几万地质队伍就像天上撒下几粒芝麻粒儿，真可谓微不足道。但不管是瞎子捉迷藏，还是天女散花，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自己脚下开出“哗哗”直冒的大油田，既是做梦也在想的愿望，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有便是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那会儿美帝国主义刚在朝鲜战场丢了面子，仍不甘心，便不断借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残余势力，在我东南沿海进行捣乱和挑衅。毛泽东决意要给美国人和“老蒋”一点颜色看看，金门一带变得战局十分紧张。现代战争，特别是海战，舰船和大炮离不开用油。余秋里虽说已离开军队，但老帅和国防部的统帅们时不时地询问他：油找得怎么样了呀？这无疑给将军部长增添了很大压力。这种压力是石油部门的一般干部和普通职工体会不到的。
余秋里承受的压力还在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大跃进”的政治压力。
“干脆，今年的钢铁产量比去年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嘛！”余秋里在川中刚刚安排好战局，欲求本年度力争完成好国家交付的年度石油计划，而毛泽东此时又在北京下达了这一新指标。
石油部长叫苦不迭：本来李人俊代表石油部党组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全国人民喊出的“一吨钢一吨油”还可能有点儿戏，这回毛泽东又把钢铁指标“翻一番”了，不等于要他余秋里命嘛！更严重的问题是，那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全民炼钢铁”狂潮，已经刮到连搞石油的人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钻机与地质锤的地步了。
余秋里回到北京，见自己的石油部大院内烟雾弥漫，人声鼎沸。一边是一群机关干部架着几口大铁锅说是在“炼钢”了，“原料”来自各家各户包括机关后勤处那儿搜集上来的一些破铜烂铁，甚至是做饭的锅、烧水的壶；一边是勘探司的人在后院搭着几台像食堂灶台一样的人造炼油炉……真是好不热闹！
“炼了多少钢水出来啦？”余秋里眯着眼，走到“炼钢”同志那儿问。
炼钢者皱皱眉头，踢了踢甩在一边的几块像马蹄形的铁块，胆怯地：“部长，就这么点儿，可我们已经几天几夜没休息了……”
余秋里又皱着眉头走到“人造油”炼场，问：“搞出几滴油了？”
炼油者提出一个铁桶，不好意思地：“部长，我们可没有马虎过，这玩意儿它不怎么出油呀！”
余秋里脸色一板，站在大院内吼道：“你们听着，立即给我把这些破破烂烂的玩意儿统统扔了！有力气就给我使在找油上！以后谁再吃饱了撑着干这些玩意儿，我就把你们赶到玉门、赶到青海去！”
石油部大院顿时重新变得清净和干净了。
但有一位干部被余秋里叫住：“鲍副主任，你躲什么呀？”
办公厅副主任鲍建章被余秋里抓住了。这位老红军只好苦笑着走到余秋里面前：“余部长，你有什么吩咐？”
余秋里瞅瞅四周没有人，便悄悄问道：“我上次让你种的小麦怎么样了？”
鲍建章瞪大眼睛：“你真让我种麦啊？”
余秋里一听就火了：“你以为还是假的啊？”
鲍建章喃喃道：“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
余秋里的空袖子一甩，扇出一阵风来：“谁跟你有闲心开玩笑！告诉你鲍建章：你不仅要给我种上几亩地，而且还要严格按照人家的先进经验，该怎么施肥，怎么中耕，怎么深翻，你一样都不能少！尤其是那个密植。别给我搞稀里马虎的。”
鲍建章一脸苦相地：“余部长，你到底想干啥呀？我弄不懂嘛！”
余秋里两眼盯着眼前的这位满身枪伤、走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战友，对天长叹一声：“我要是弄懂了还叫你种狗屁麦田嘛！愣什么？没听懂？那我就再告诉你：人家不是报纸上天天在说，人有多大胆，地就能产多少粮吗？我倒要看看到底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粮食。我们不亲自实践一下，怎么可能知道到底能产多少粮嘛！”
原来如此。鲍建章恍然大悟。
“好，我立即组织人员去农场播种。然后再把收割的产量告诉你。”鲍建章终于认真起来了。
这就是余秋里的作风，什么事不实践他不相信。实践了是熊是狗，你再要他指鹿为马就是砍他的头也做不到。
这事还真让余秋里碰上了。不久，有一次余秋里参加中央会议时，在休息室的走廊里，冷不防有人在他身后叫住他：“余秋里！”他转过头一看：哟，是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正边聊边向他走过来。
“主席。”余秋里习惯地举起右手敬礼后上前与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和蔼可亲中带着几分威严地说：“刚才我们几个在议论一件事。你说说，这个粮食高产，到底一亩能不能打一万斤呀？”
余秋里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在当时要回答好这样的问题可得有“艺术”，何况是在毛泽东面前。人民日报把河南、山东等地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卫星”上了头条新闻，有的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哩！你说怎么回答？但余秋里就是余秋里，他的心里“咯噔”一下之后，立即恢复了正常心律，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主席，我是庄稼地里长大的，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亩地能产一万斤的。”
毛泽东的眼角往上挑了一下，没有说话。倒是旁边的一位领导人对余秋里说：“你没见过，不等于产不出来。没一万斤，6000斤会有吧？”
“瞎扯！”余秋里心里骂了一句这位放“卫星”出名的领导。什么6000斤一万斤的。余秋里是打仗出身的将军部长，在战斗上的每一次激战或者迂回战，都是与敌人你死我活的较量，因此他养成了干什么事不能掺半点假的作风。此刻他心想：一亩地能产多少粮，我余秋里知道，前面提到的他为啥让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鲍建章那么认真去种麦子？余秋里要的就是看看到底能不能产“万斤粮”。老红军鲍建章后来理解了部长的心思，于是在东郊和北郊两个农场分别种了两块麦地。北郊的那块麦地完全按照当时被一些地区吹得神乎其神的所有“革命技术”，又是深翻土地，又是狠施基肥，更是拼命地密植……可最后长出的麦穗像狗尾巴草似的可怜样儿，让人又气又好笑，不仅没有出现“万斤粮”的奇迹，而且几乎是种子粮都没有收回。东边的那块麦地是按照余秋里的指示，请了一位老农当顾问，按照农民通常的种植习惯，小麦长势硬是不错。收割时，余秋里亲自到场，命令颗粒归仓，最后过磅一称，991斤。“努把力，1000斤，甚至再多一点是有可能的。”那位老农事后对余秋里说。
余秋里干事就这么认真，蒙他或者让他对不了解的事胡说一通，杀他的头都难做到。
换了平时，按余秋里的脾气，真要和那个信口雌黄的爱放“卫星”的领导争执起来了，但毛泽东在场，余秋里强压脾气，他像当年打仗回来向首长报告一样，极其认真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家祖祖辈辈种地，我知道一亩地能打几百斤粮，就已经不得了啦，要是一亩地收割一万斤，那农民的屋里哪放得下那么多粮嘛！”
毛泽东笑笑，不说话，低头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像下达命令似的对几位身边的领导同志说：“一万斤也罢，6000斤也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田用铁丝网包围起来，再派上解放军站岗放哨，收割时也让解放军收割，然后过秤，一秤一秤地过磅，是一千斤就一千斤，是一万斤就一万斤！”
余秋里当时觉得毛泽东的做法对，要不谁都在那儿胡说八道地乱放“卫星”。但毛泽东这么严厉的措施没有人落实下去，而他本人是不是真想这么做也不得而知。有一点是知道的，他毛泽东此刻最想要的是把人民群众搞社会主义的热情充分地调动起来。这热情后来确实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调动了起来，甚至差点把整个中国都烤糊了。
别人的事没法管。这时的余秋里想：自己部门尽快多搞点油出来比什么都强。
5月27日，在他主持下，石油部党组作出几项重大决策：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银川石油勘探局和贵州石油勘探局。这样，就全国的石油布局而言，基本实现了邓小平年初确定的战略转移目标。这其中后来对中国石油工业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要算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成立。这是后话，现在我们跟着余秋里的目光一起关注四川的战场吧。
大将军余秋里给我们玩了一个战略家的游戏，他这回没上“天府之国”，而是搭上飞机去了西北那个人烟荒芜的玉门。将帅毕竟是将帅，在考虑战略时的高明之处终有其高屋建瓴的思维方式。四川方面刚刚布置完毕，千军万马调向“天府之国”时，余秋里的目光已经转到了西北正在担负国家石油生产主要任务的玉门和克拉玛依油田。
此时此刻，北京城里的毛泽东已经连续不停地向政治局的同志讲“破除迷信”的问题，同时又提出了著名一时的“插红旗拔白旗”的“反右倾”号召。
余秋里出北京前暂时让秘书把毛泽东的这些讲话精神材料放进了皮包，他现在的全部心思是尽快地早一眼看到被朱德元帅称为“中国石油摇篮”的玉门油田。
玉门油田在50年代中期太出名了。几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玉门油田关爱有加。毛泽东、周恩来对玉门油田有过数次专门的运筹与谋划。1952年2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一道特殊命令——
……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业第一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
在毛泽东的这份充满激情和期望的命令下，五十七师8000名官兵在师长张复振和政委张文彬的带领下，随即成建制地奔赴石油战线。“石油师”的光荣名字和光荣传统，几乎占据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主要光荣和历史。如今依然在北京健康生活着的原“石油师”政委张文彬老人，经常拿出一张几十年前他和战友们接受毛泽东主席改编命令时的老照片，十分自豪地扳指头数着从“石油师”成长起来的部长级领导干部的名字：除他本人外，还有宋振明、陈烈民、李敬、秦文彩……而当时“石油师”的官兵基本上都分配到了玉门油田。那时的玉门就是新中国的“工业圣地”，吸引了大批优秀社会青年和支边人员前来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首批进口的汽车、拖拉机、无缝钢管等大批设备器材，更是源源不断地运抵玉门……沉寂几万万年的祁连山下，成为全中国人民向往和瞩目的地方。像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开国元勋先后到过玉门视察。1958年7月，余秋里上任不到5个月，在安定四川战局后，与康世恩等人来到当时占全国产油51%的玉门油田。
将军部长第一眼看到玉门油田时就非常激动。行程的一路上问遍了康世恩无数问题。作为新中国接管玉门油田的“钦差大臣”，康世恩更是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地向将军介绍了玉门的全部历史和现状——
玉门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山腰地带和山脚的戈壁滩上，西距玉门县100公里，东距酒泉市80多公里，海拔2500米。与万里长城西端终点的嘉峪关城楼遥相呼应。早在1600多年前的西晋时，祖先就发现这里有石油。古文献《水经·河水注》记载：“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肥如肉汁，取着器中，始黄后黑，为不可凝，燃之极明，与膏无异，但不可食……谓之石漆。”以后各朝代也都有石油的记载。清末名将左宗棠坐镇酒泉时，曾派人去玉门取油样送往法国化验，证明油质十分理想。但当时条件不具备，无法开采利用。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石油事业的开山鼻祖翁文灏及他的弟子、“中国陆相生油论”创立者之一的谢家荣到甘肃玉门考察后，才真正开始了玉门石油的开采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翁文灏安排下，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师的孙健初3次来到玉门考察石油。1937年10月，孙健初在西北试探队队长史悠明的引领下，从酒泉向西行进，相继在玉门县几个地方考察，结果在一条名曰“石油河”的老君庙一带见有几个农民在河里捞油。这让孙健初他们大喜，“玉门有油”，很快报到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这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是一位与邓小平同龄同乡的四川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专业（北大首届地质专业毕业生总共才有4名学生）、从瑞士伯尔尼大学留学回国不久、年仅34岁的著名大地地质构造学家黄汲清（黄后来是大庆油田的最主要发现者之一，名列李四光之后）。瘦小的黄汲清一听“大胖子”孙健初的报告，欣喜若狂。因为他接手中央地质调查所后，所里捷报频传，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挖掘工作刚刚完成，玉门又发现大油田，能不让这位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科学技术专业部门的年轻领导者高兴吗？黄汲清迅速将玉门的消息报告了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翁氏听后大喜，连忙向“蒋总裁”报告。哪知此刻的“蒋总裁”根本没有工夫管这类事。“九一八”事变，弄得他焦头烂额。说蒋介石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一心就想投降，似乎不太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开始确实也想“娘稀匹”地跟日本人干一场，他甚至命令“外交部长”顾维钧想法争取内外力量与日本人“抗争一番”。顾外长接受任务后，在国际上到处找“朋友”联络，但“朋友”不够意思的占多数。顾维钧只好把目光转向国内。那时东北三省吃紧后，关内的中国整个局面都出现了能源的严重紧缺。顾维钧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面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联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了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一线希望。而顾的公司虽不乏财力，但却缺少技术，于是找到黄汲清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国家存亡大事。黄汲清便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
“既然玉门见油花了，那就干吧！”史队长倒是个痛快人，说，“过去你先生想和我干也干不成，现在财神爷给拨钱了，时不再来呀！”
于是黄、史二人商定，组织一个以“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共同携手的混合普查勘探队再往玉门一带进行普查工作。
就这样，1937年10月，孙健初带领队伍再次赴老君庙，并在冰天雪地里苦战6个月，全面彻底查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出油了！当“孙胖子”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他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啊！
这事也难住了远在南京主持调查所工作的黄汲清。他急步跑到翁文灏那儿求助，翁对他说：“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一点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呀，有一个地方有钻机呀！黄汲清突然脑袋一拍，兴奋地跳起来：“我听严爽（另一位地质学家——笔者注）说过，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灏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另一回事！”
急脾气的黄汲清嗓门大了：“试试再说呗！”
“那就试试吧。”翁文灏说。
几天后，翁文灏专门前往汉口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异议，同意拆迁。并指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具体办理，后由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亲自安排，陕甘宁边区的延长油矿派出钻井工程师等15名技术骨干，两台“顿钻”钻机，还包括两套锅炉和汽轮机、12根套管，还有钻头、钢丝绳等物资共30余吨，由武装的八路军一路护送，辗转运到千里之外的玉门老君庙地区。钻机一到，工人们就开始日夜奋战起来，并于1939年8月26日打出了第一口冒油的井。苦于为资源走投无路的国民政府上下大喜，连蒋介石都当众说：毛泽东也是做过一些有益于民族的好事嘛！高兴之余，蒋介石还批准了经翁文灏提名的玉门油田领导成员，任命著名实业家孙越琦为总经理，严爽为玉门油矿矿长，金开英为玉门炼油厂厂长。这三人中，金开英后来到了台湾，成了“中国炼油第一人”。严爽成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而孙越琦则成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值得人们尊敬的重要功臣。
“这么说，在我们石油工业史上，也有很精彩的一段国共合作历史啊！”余秋里听到这儿，不由舒心一笑。随后又问康世恩：“哎，说说当年你接管玉门油田时是啥情形嘛。”
康世恩深情地回忆道：经过解放前11年的建设，我们奉彭总司令之命，于1949年9月28日正式接收玉门油田。当时玉门的原油年产能力8万吨，炼油厂年加工能力10万吨的规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产量最多、工艺技术最为领先的现代石油矿厂。有职工4000多人，大部分人对石油勘探和开采及炼油技术颇为熟练。国民党政府对这块“肥肉”是不会轻易送给我们新中国的。在我们接管前夕，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的马步芳对时任油矿经理的邹明不断施加压力和威胁，要求他做好破坏油矿的计划。邹明一想，这怎么行？玉门油田为国家和抗战作了多少贡献不说，这真要把油田炸了，几千名职工咋个活法？他不干，于是决定团结广大员工进行护矿守矿。这个时候，我军在彭德怀大将军的直接指挥下，加快前进。余部长你的老战友、第三军军长黄新廷率领的机械化装甲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9月25日上午到达矿区，才使玉门油矿免遭破坏。黄军长他们解放玉门油田的第三天，即9月28日，王震司令员就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并获得批准，我就奉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做了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
“那时你34岁对不对？”余秋里以欣赏的口吻问康世恩，“你算是我们新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领导干部之一了！”
康世恩推推眼镜，谦逊地：“不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
余秋里有问不完的话题：“听说当时玉门有个‘四五事件’，是怎么回事？”
康世恩说，是，这是我接收玉门后碰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四五事件”说的是玉门油矿过去按照惯例，都是每月的第一天发工资。可是1949年4月这个月到了5日，工人们还没拿到工资，大伙儿一打听是油矿当局扣下了不发。工人们就火了，一批炼油工人闯进油矿办公室，怒打了当局一位代理经理，当时总经理邹明出差在上海。事后，有19名工人遭酒泉警备司令部逮捕，其中3人开除公职，4人判有期徒刑。“四五事件”就这么出来了。玉门一解放，我们接收油矿后，工人们就强烈要求重新处理这件事。我和军管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通过在全矿开展“谈身世，吐苦水”的阶级教育活动，并彻底为“四五事件”平了反，工人们的积极性异常高涨。油矿迅速恢复了生产，而且越干越好。有一次矿上一时现金出现了周转困难，该到给工人发工资时，矿上的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这事被彭总知道了，他立即找来后勤部长黎化南问道：“你手里还有多少银元？”黎部长说：“总共只有5万元银元。”彭总说：“全部给玉门先送去！他们那儿着急要给工人发工资呢！”第二天，这些钱就送到了玉门。
康世恩说到此处，感慨地：“中国的石油，有彭总的一片苦心啊！”
余秋里深情地点点头：“彭总主管军队工作，他比谁都更清楚油的重要性。现代战争中坦克没油，大炮没油，战车没油，不等于等死嘛！有一次总理对我说过，说彭老总有一段时间每次见了他就催问油搞得怎么样了？总理被问急了，双手一摊，说你这么着急要油，那你派部队的人去找油呀！这不，你我都是彭老总推荐来石油战线的，我们的责任不轻啊！”
踏上玉门油田的第一步，余秋里迎着西北高原习习的清风，心潮起伏。现在，他是来领略和指挥新中国最重要的油田开采新高潮的。
“这就是余部长啊？怎么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工人和干部们对新部长的到来，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位“少一只胳膊”的部长，所到之处，毫无官样，该说的该笑的，跟他们钻井工人没什么两样呀！至于吃的睡的，工人们是啥样，他“少一只胳膊”的人也啥样。有一回，“少一只胳膊”的人还提出要跟钻机工人上一天班。工人们哪好意思让“少一只胳膊”的人干一样的活嘛！于是提钻起钻时便将“少一只胳膊”的人挡在一边。“少一只胳膊”的人急了：“你们这是干啥？我又不是来吃闲饭的！”说着，就拨开人群，上前抓起钻杆就抬。工人发现这“少一只胳膊”的人力气一点不比他们小喔！
“少一只胳膊”的人看到自己扛上的钻杆，顺着隆隆轰鸣的钻机徐徐下至千米的地心深处时，站在机台上“呵呵呵”地笑个不停。
一个西北汉子悄悄上前握了握“少一只胳膊”人的那只右胳膊，不想被对方紧紧握住捏在手心里。“哎哟哟——”那西北汉子顿觉自己全身发酥。
“部长，你的一只手挺厉害的噢！”西北汉子涨红着脸，对“少一只胳膊”的人说。
余秋里风趣地挥动右拳，说：“你可别小看我只有一只胳膊，打仗时我就靠它端起机关枪嗒嗒嗒地扫哩！”
从此西北油田上，大伙儿都知道他们的部长虽比别人少一只胳膊，但论力气还是蛮大的喔！
工人和干部们最欣赏他们部长的还是看他在开会时的那种神态：个头不高，站在那儿，却像铁塔那么敦实。说起话来，声音却像山庙里的铜钟，声一出，震天动地。再看他挥胳膊时的气势，比沙漠里刮起的沙尘暴还厉害！一切挡路绊脚的乱石，在他铁臂挥动之间，都会惊得满地乱滚，无地藏躲。要说他表扬你时，定叫你热血沸腾，斗志高昂百倍。他要批评你，那非令你浑身刺骨冒寒……
这就是余秋里。
余秋里这回到玉门不是想表扬谁，更不是想批评谁，用他自己的话“是来学习的”。所以一连数天他不是上机台就是钻到“干打垒”里与工人们促膝倾谈，海阔天空地谈。瞧他盘着双腿，抽着烟卷，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那么开心，那么倾情，那么专注。
“部长，北京来电，请你立即启程回去开重要会议。”秘书李晔过来悄悄对他说。
余秋里只好起身，与工人们一个个握手，然后颇为遗憾地对大家说：“时间短了些，短了些，等我开会回来，大伙儿再唠唠！”
但等余秋里再回到玉门时，他的脸上不再那么整天露着笑容。“是来学习的”话也不说了。整天找干部开会，讨论油田如何增产的事。
这当儿，中国南边发生了大事，8月23日下午5点30分，我军3万发炮弹，以雷霆万钧之势，射向金门岛，令全世界震惊。毛泽东则在北戴河的别墅里笑谈风生，继续他的“钢铁指标问题”。
军事用油，彭老总紧催不休；经济放“卫星”，“小弟弟”的石油部被逼得无处可躲。余秋里的压力别人无法理解。
上，必须尽全力上！就是尽全力，咱石油部也就是吃奶的那点力气！
“咋呼什么？就是吃奶的力气也得给我上！”余秋里发威了！打娘肚子里出来后，他什么时候服过输？
王鹤寿在冶金部当了“钢铁元帅”，全国人民跟着他们去炼钢。石油部有啥资本？充其量就是玉门、柴达木和克拉玛依这么几个油田。四川的情况刚刚布局，百台钻机还不知什么时候见成效。余秋里可以发威使劲的就是这大西北了！
“立即通知各矿厂负责人到克拉玛依开现场会！”与康世恩一商量，余秋里命令部机关向全国石油系统发出紧急通知。
地处准噶尔盆地的克拉玛依真的不错。这里与玉门和其他油田相比，可谓天堂了。机关办公有楼房，工人住的也不是“干打垒”，一切都是像模像样的。正如朱德元帅所说：“三年时间，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立起一座4万人口的石油城市，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也是一个很动人的神话。”
这个神话大半要归功于苏联老大哥。因为克拉玛依的建设开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老大哥”建矿可不像中国穷兄弟，一确定矿要开发，油还没见多少，楼房、舞厅都已到位。人家会生活嘛。
余秋里第一次来此，望着整齐划一的楼区和办公地，有些意外，也对此没有多说话。但在现场会上，他的声音却特别大：“同志们，新疆克拉玛依现场会今天正式开始了！”他的面前是五六个麦克风，本来就洪亮的声音被放大了好几倍，震得戈壁滩上的乱石跟着他的声音一起跑。
台下，一万余名干部职工全神贯注。
“我们开这个现场会的目的是什么？一个目的：国家现在要油！我们石油部就要急国家所急，多找油！多出油！多贡献油！”
油——油——油！千里戈壁上，被一个“油”字，震得雷声隆隆，风腾云舞。
要多找油，就不能让阻碍找油的理由成为理由！
四川局的总地质师李德生听得汗水淋淋。
要多出油，就不能让干扰出油的理由成为理由！
刚上任几个月的川中勘探局的秦文彩听得后背发冷。
要多出油，就不能让缩手缩脚的理由成为理由！
老红军出身的张忠良听得四肢在颤抖。
作为石油部的党组书记，余秋里同样需要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拔白旗”精神。“拔白旗”之后是“插红旗。”
大会执行主席张文彬宣布“插红旗”的劳动竞赛开始：“有请玉门局钻井公司贝乌五队队长王进喜上台讲话！”
只见一位头戴鸭舌帽的中年男子，一脸憨厚地“噌噌”几下跳上主席台。然后掏出一沓皱巴的发言稿。余秋里一看就乐了：是王进喜啊！王进喜同志，你就别用发言稿了，放开讲吧！
王进喜回头一看是独臂将军在对自己说，脸上便露出一片憨笑：“嗯。”然后转过身去，对着麦克风，突然发出一声雷吼：“我是代表玉门贝乌五队来向新疆1237钻井队挑战的！”
会场一万余名干部职工开始一愣，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最高兴的要算余秋里和康世恩等领导了。余秋里瞅着台前的王进喜哈哈大笑，对康世恩说：“看看，我说王进喜这个名字好吧，他一来，就会给我们石油战线带来喜事儿！”
这个时候的王进喜并没有像大庆时的王进喜那么响牌，人家也不叫他“王铁人”。但王进喜既然生来是条汉子，所以从他一出现玉门，这石油战线就被这条“龙”搅得翻天覆地。
这位和平时期的民族英雄、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第三个年头，与余秋里同生在秋天的季节里。他也是赤贫出身，倒不像余秋里连个大名都没有。别看王进喜个头不高，可他妈生他的时候，将其放在筛子里一称，整十斤哎！于是他第一个乳名就叫“十斤娃”。王家距玉门油田不远，是玉门县赤金堡王家屯人。王进喜的父亲王金堂按其堂兄王进财往下排，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王进喜。可旧社会那会儿，王金堂没有因为儿子取名“进喜”而得过啥喜，家里依然穷困至极。“我6岁就要出去讨饭。”王进喜对小时候的苦难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