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会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他的儿女们一定费了不少心血和气力。因为老杨的追悼会确实很像样子，追悼室很宽敞，摆满了花圈，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死者是个不小的干部。我被很认真地引到签到处，工作人员帮我佩带上了白色纸花，我在签到本上写：老杨叔叔，点点想念你。那支笔沉重万分。身后有人痛哭失声，回过头，通过几张相像又悲伤的脸，认出是老杨的儿女们。
告别仪式还未开始，我被优待，先走进去与死者告别。
老杨安卧，面容还算安详，体态也还丰满。
我的心惶惑不安，没着没落，我左顾右盼……
一眼看到老杨被刮得青白的像萝卜皮的鬓角和下巴，点点一下泪如泉涌！如梦方醒！所有往事在这一瞬间被唤醒，拥拥挤挤堵在嗓子眼儿。
我忽然明白，我失去了一个终生爱护我的，天下最痴心的人！失去了人生中最难得的童年知己！
老杨！老杨！你的爱护耐心而艰难，甚至有点执迷、执迷到完全不求回报，甚至不求平等。世界上哪里还有比你的爱护更仁慈的东西！
点点现在失去你了！在失去很多之后，又一次痛失你这爱心常在的痴情长辈！
老杨的儿女们走上来，说：“爸爸辛苦了一辈子，他的晚年不幸福。”
点点更如万箭攒心，造成老杨一辈子辛苦和晚年不幸福的人中，不正有一个罗点点在内？自问自责，痛苦万状之下，只好夺门而去。
夜深人静，往事历历在目。
老杨一晚上在和我说话，还是那个温和健壮的中年人。
他笑嘻嘻地把大手伸过来，说:“得，这回得看看。”
我就像得了宝似的，把上面那层奇怪的膜看个够……
后来，别人告诉我，老杨的遗体火化前，他的儿女大大发泄了一顿：痛骂了让老杨提前退休的“组织上”，提到房子、工资和级别，提到至今不能报销的医药费，也提到“没良心”的罗家。说老杨把一生中最好的光阴留在罗家，当牛做马。除了“文革”中受牵连，再没沾过别的好处。人死了，只来个小女儿，连追悼会也没开完……
这当然是些在情急时说的话，人家告诉我别太认真。
现在，人家请客要问上哪儿，我准说：仿膳。朋友们都知道我酷爱仿膳的宫廷点心。到了仿膳，会想起老杨。想起老杨，就能温习到许多温柔而复杂的情感。会告诫自己活在这世界上要自重，要珍惜和理解爱心。有时候也会特殊地感觉到伤感和寂寞。但无论如何，我会觉得自己更有人情味。
注释
①指中国共产党在1953年春开始的，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具体做法是向这些企业派公方代表，代表国家实行领导权，并占有相当股权。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资方红利不许超过四分之一。据统计至1955年，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3193户。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328页。
②1950年6月，中央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总则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283页。
③指孟子。
4.秀芳
她穿戴着美德，无须面罩，也没有思想上的缺点使她脸红。
——《失乐园》189页
50年代人人想入党。
我们院子里当时一定有一场入党运动。那时候入党不是可以多挣钱，或者有别的好处。但凡和共产党沾了边的，人人着了魔似的要人党。
参谋、秘书、管理员是干部，大多是入了党的，没入党的是保姆、司机、厨子类勤杂人等。这些人按革命队伍里的规矩分别叫做保育员、驾驶员和炊事员。
一开始老杨很有希望。他的出身好，工作积极，技术又没人可比；但强中自有强中手，保姆秀芳很快成为他的竞争对手。
秀芳原来是旗人。父亲是清朝的蓝带四品官，是在宫廷里伺候皇上打猎的小官吏。和一般老百姓比，家境当然不错。后来，清朝倒台，改了民国。秀芳的父亲进了民国政府的印刷局，做印钞票的工人。秀芳说她父亲告诉过她，朝廷倒台的时候还给所有在旗的人发了亡国粮，那意思是从此各奔东西，谁也管不了谁了。但这亡国粮救不了末路人。没有了朝廷的俸禄，秀芳家的生活先是大不如从前。后来她父亲年老退休，家里的事情就由大哥主持。偏这大哥十足末世王孙，挣钱的本事没有，花钱的本事忒大，还抽大烟。没几年，大哥很快将家产败光，很自然地将老爸老妈气死，然后妻子病死，儿子不气不病自动而死。唯一没死的妹妹秀芳，让他丧心病狂地卖作童养媳。最后自卖自身当了兵。再往后就不知去向。比红楼梦里的一片白茫茫大地还干净利索。1949年解放的时候，秀芳在婆家正水深火热地活不成人，正好大姑子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她帮助下，秀芳走出来参加了解放军南下工作队。秀芳虽然饱受折磨，但聪慧秀丽。她本来已经准备进人南下部队文工团，在进一步审查的时候因为被发现没有文化，才又经人介绍到公安部罗部长家。干的虽然是保姆活，却是正式计算工龄的革命工作。她之所以成为老杨的竞争对手，是因为她除了有和人人一样迫切的人党要求，和老杨一样忘我的工作精神之外，和人人不一样的是，她的文化课成绩好。有人说这全是文化教员喜欢年轻漂亮女人的缘故。因为这实际上是秘书的教员同时是支部组织委员。不过秀芳并不应该为自己的年轻漂亮负责，而秘书似乎也不应该为自己喜欢这样的女人负责，尽管这对老杨有点不公平。
很快事情有进展，打破了不公平状态。老杨被人想起土改时候让老婆回家分地的事，而且他还在聊天的时候说他很羡慕他们饭馆以前的老板。公私合营以前，这老板手上有一块金灿灿的表，老杨说他这辈子如有相同的一块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前者是小农意识的话，后者就要算资产阶级意识了。这个话一传出来，老杨就有些灰。不久，老杨在厨房里打了一只偷嘴的猫儿，不想在文化课上被个个刚学了两天文化就舞文弄墨的公务员发挥成一篇作文。文章洋洋洒洒，题为《杨先生怒打大花猫》。写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怒”字，着实让有心人费了猜疑：怒从何起，又向谁来。不能因为入不了党就对组织不满嘛……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虽然并无下文。也足以使老杨心灰意冷了。
秀芳对此浑然不觉，因为她从未对老杨怀有恶意。她不喜欢的是另一个年轻的保姆。这保姆是志愿军的家属，丈夫不在的时候却和别人相好，生了孩子。私生子一生下来就送人，鼓胀的乳房迫着她出来给罗部长的小儿子当了奶娘，这秘密很快让别人知道了，她的日子自然不好过。秀芳虽然绝对是个善良本分的人，但毕竟事关重大，有碍革命及革命女性之尊严。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使秀芳多少有些委屈。尤其是这女人还享受着志愿军家属的待遇和好名声，又有文化，工作之余，她总是眼泪汪汪地写着一封又一封的长信。人以为是给丈夫写，唯有秀芳知道她是给相好的人写。这一切使秀芳心乱如麻。好在这女人像有自知之明似的不争着入党，这使秀芳还高兴些。
但事情忽然急转直下了。老杨被支部谈了话，很快填表入党，秀芳这里却毫无动静。后来就隐隐约约地听说是因为秀芳的出身有了问题。她参加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个童养媳，还有地下党员的介绍，但她家庭的清朝官吏的背景很让人不放心。
对于这件事，当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只不过因我太小，无法深刻理解其中所有的复杂关系。比如有人说是因为管理员在账日上有说不清的事，想让老杨担待。知道老杨想入党，就给某支委送了礼，替老杨通融。也有说是因那个写《杨先生怒打大花猫》的公务员对年轻漂亮的秀芳心怀不轨，动手动脚，让秀芳不客气地教训了一顿。公务员怀恨在心，不仅抖出了秀芳家庭出身的问题，还把秀芳当时的恋爱对象在“三反”“五反”运动①中犯的错误嚷嚷开来。
后来，秀芳一直没入成党，事隔40年后的今天，老杨和当年大院里的好多人都已作古，70多岁仍然健旺的老太太秀芳，提起此事竟仍然愤愤不平。“文革”后，秀芳的丈夫和老杨的女人先后去世，老杨很想和秀芳搭伙过口子。我们觉得挺好，都是“老人儿”，互相知根知底的。但秀芳坚决不答应，我怀疑，仍和当年的那场入党风波有关。
至于那个志愿军的妻子，后来一直和丈夫好好过着日子。当年给了别人的私生子长大以后正赶上改革开放，自己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更难得的是，这从小没有被母亲照顾过的人，现在对亲生母亲十分孝顺。
注释
①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甲开展的“反行贿、反偷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l版292页。
5.普通人和普通的小学
如果不求更大的幸福和更多的知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
——《失乐园》160页
为了让我们知道普通人的生活，爸爸妈妈把我们送进了普通的小学。
东华门小学确实普通，校园简陋而陈旧。各年级的教室均是老式瓦房。夏大雨水多了，房上就长出许多草，秋天变黄。冬天刮西北风的日子，这些枯了的草就在房上跳舞，使我们这些在冬季的教室里常常感到寂寞和寒冷的小学生们多了一份注视的欢乐。
普通学校里最普通的人是工友陈婶。
我不知道她有多大年纪，反正学校里不分长幼一律叫她陈婶。她常年穿布的大襟衣服和抿档裤。她有三件式样完全相同的衣服，一件白单褂、一件蓝夹袄和一件黑棉袄。所以她夏天穿白，春秋穿蓝，冬天三件都穿上最外边是黑。她脸上有几粒麻子，梳旧式发髻，一双脚缠过。由于有做不完的工作，她的神情永远疲倦。
教室里取暖的大铁炉有一人高，上面铸着看不懂的外国字，据说确实是外国造的。陈婶称它们“洋炉子”。每天早上，她一手提着装满煤球的铁捅，一手拿着铿锵作响的通条、铁铲，一间一间地将这些教室的洋炉子点着笼旺。除了生炉子，上课或下课时她还要摇铃。铃是铜的。比较而言，上课的铃声摇得比较认真。从门房开始，“当啷、当啷……”从前院摇到中院、操场，最后是个只有三间教室的小跨院。到这里时学生老师们都已进了教室，铃声便戛然而止。大铜铃被反过来，陈婶紧紧握住铜铃里的铜疙瘩，不让它再发出任何声响，然后静悄悄回到她的门房里去。此外，陈婶还要给教工们所有的办公室灌暖瓶，给他们热饭盒。她的门房里，永远有开水壶在炉子上磁滋作响，永远弥漫着非常复杂的饭味。陈婶自己的饭常是烤窝头片和水疙瘩。后者是北京人爱吃又最便宜的一种咸菜。所以在她屋里那些复杂饭味中，以上两种东西的气味不可或缺并总最浓厚。陈婶扭着一双小脚，做以上所有的事情，让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觉得她的工作很辛苦。
我们升入高年级部以后，搬进了新盖的教室，房子再也没有跳舞的枯草，屋内的洋炉子也换了中国造的。学校里装了电铃，修了锅炉房，并添了一位男工友专司其职。陈婶除了看守门房，只剩下在冬天给我们点炉子笼火的活儿。但她的抱怨越来越多。抱怨自己老了，拎不动那么重的煤球桶了。抱怨北京冬天骤冷骤热的没个冬天样。抱怨最多的是这些个新炉子比洋炉子难烧得多，又小又费煤，一大早点着，到了第三节课，教室里也没个暖和劲儿。
后来我升入中学，不久“文革”开始了，听人说爱抱怨的陈婶是个漏网地主，抱怨就是她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她被造反的红卫兵遣送回乡。我才想到，原来孤零零的普通人陈婶也是有家乡的。
小学二年级，正是大跃进的1958年。东华门小学的操场上砌上了小高炉，夜里红光闪闪，煞是好看。我们被要求从家里找出炼钢的原料来。同学们拿来了五花八门的东西，有许多东西我是第一次见，香炉、佛像、蜡烛台，甚至还有几个精致的首饰盒子。老师用一块磁铁来试验它们是不是铁。结果有许多东西被认为不是铁，而是铜、锡或者是银，甚至还有一尊长不及寸的佛像是金的。这些不寻常的东西后面，一定有一个个关于普通人家的故事。不过，那时在我们眼里，铁是最可爱的东西，它比金银或者任何的家族故事都要珍贵。记得我从家里拿去的一个不太破的脸盆被认为是铜而不是铁的时候，我难过得哭了。
大炼钢铁之后，是“除四害”运动。“四害”起先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最高兴的是参加一种全城总动员的消灭麻雀的活动。大家都在公家规定的某一天，一般是星期天，跑到房上或树上去，敲响一切可以敲响的东西，把麻雀吓得无处停歇，最后惊恐疲累而死。我亲眼看见过精疲力尽的麻雀飞着飞着就像被枪打中一样地从天空中倒栽下来。
后来科学家们说，麻雀一年里吃掉的害虫比它吃掉的粮食多，就把麻雀的名字从“黑名单”里去掉。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除“四害”的说法，仍然这么说。再后来，又有科学家很科学地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赫然是《为麻雀平反》，并把“四害”里的这一害改成蝗虫还是嶂螂什么的，但人们记不住，说起“四害”来还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学校的学生都是北京东城区普通市民的孩子。我们按着爸妈的意愿尽量做到和别人一样普通。我们走着和同学们一起上学，和大家用一样的手缝的碎花布拼的书包。我们的衣着也和大家一般无二。50年代的日子，即使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是很朴素的。由于我们家子女多，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不得不更俭朴一些。我记得，我们班上衣着最惹人注目的是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的儿子，这是一个总是面带羞涩的漂亮而忧郁的男孩。我一直羡慕他有，一件玻璃（实际上是塑料）雨衣。而我，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最高理想只是有一双像样的雨鞋和一把不破的油布雨伞。爸妈基本不给我们零花钱，我们的学习用品也是最普通的。为了让妈妈给我买一盒班上几乎人人有的12色图画笔，我费尽心机在妈妈心情愉快地会见客人时，当着客人的面提出我的要求。不过我们觉得这样子很光荣，爸妈除了要我们在学习和品德上超过别人之外不许我们有丝毫的“特殊化”。这是五六十年代共产党的干部对自己子女的基本要求。而无论多么高级的干部，如毛泽东、刘少奇的子女们，对此也真诚地身体力行并引以为荣。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是那个时代各种神话中的一个真实的部分。
但我们仍然和别的孩了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自己觉得，别人更不忘记。
那时下课后要上课外小组，就是几个孩子一起到某个同学家一起做作业。同学的家长会用异样的目光注视我，会问我许多我不大懂的何题。比如问我爸爸妈妈挣多少钱，我们家门口的警卫带不带枪。现在想来这些问题充其量是一种好奇，但当时我却真实地感受到了歧视，这些提问总让我如坐针毡。
还有一次我在西城区少年宫朗诵比赛中得了奖，到同学家做功课的时候她妈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这个奖应该是她女儿的。还一本正经地问我：为什么会给了你，是因为你爸爸，你知道吗？我说不出任何话，而且非常吃惊和伤心。从此我还失去了这个和我一样喜欢朗诵的好朋友。
有一个时期，班里一些男孩子流行说几句恶作剧的黄色笑话，他们来跟我说，我不懂，就回去问妈妈，妈妈一下子变了脸，说：“你们学校怎么有这么坏的孩子。”几天以后，其中一个最调皮的男孩子被记了大过。她妈妈来接他回家的时候指着我对他说：“我告诉你多少遍，惹谁不好，偏偏来惹她。”这个母亲的目光，使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无地自容。
八年之后，“文革”开始了，在这个小学男同学面前我竟然又一次无地自容。
“文革”中，由于我爸爸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②”。这种身份的人一般是不被信任，所以也就不能参加红卫兵③。红卫兵是“文革”中出现的学生组织。是在“文革”初期的扮66年5至6月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学生秘密发起的。他们在7月底写信给中共党的主席毛泽东，宣称“造反有理”。毛则在8月1日回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使得红卫兵运动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以“破四旧’④为宗旨的红卫兵运功虽然在后来造成对中国社会文明空前残酷的摧残，但一开始，能够加入红卫兵对所有我的同龄人来说是革命和幸福的象征，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大约1966年秋季的某一天傍晚，北京的红卫兵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一次集会。我太羡慕那些整天戴着红袖章、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了，禁不住想同样装扮一下的欲望，就找了一身军装，把一个红卫兵袖章戴在臂上，趁着暮色，走进古柏参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会场外面早已人山人海。随着人流，我觉得自己有几分把握不被别人认出来。离会场大门还有十几米的时候，我一眼看到了那个记大过的小学男同学。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他酷像他妈妈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看他忙碌的样子，我猜想他是在负责看守会场大门的工作。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像做了贼似的心虚。糟糕的是他也认出了我，甚至脱口叫出我的名字。他一脸笑容，但我想他一定是幸灾乐祸，所以没等他说出第二句话，我就转身狼狈逃窜了。
在这所普通人的小学里，我读到了三年级。因为家里修缮房屋，我们搬到东交民巷8号住，就先转学到东交民巷小学。后来大概是因为父母实在忙，没有时间管我们，就把我和姐姐送到北京西郊的“十一”小学。
这所学校是专为干部子弟开办的。由军队出钱，主要接收军队的干部子女。和东华门小学、东交民巷小学比较起来，这里漂亮得多。院子宽大，遍植花草。教室明亮通敞，桌椅不仅配套，而且随着孩子的身高而大小不同。学生们住校，食宿全由学校管理。听说原来衣服也是学校发的，后来，部队的干部不实行供给制，实行工资制了，衣服才改由家长提供。但是我们班里还有一些同学的衣服是由公家发给的，他们是一些烈士或者在执行特殊任务的人的子女。我们只知道，后者的父母是一些需要隐姓埋名的人。
我不喜欢这个学校。第一，我只能每星期回一次家，这对有一个愉快的家的我来说，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不幸。我总是幻想着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们那个美丽温暖的大房子里一定发生了数不清的美好故事。第二，这所子弟学校里弥漫着一种彪悍的气氛，使我非常的吃惊和不习惯。这里好像人人都是某种“战士”，时刻在进行着“战斗”。从早上起来，洗漱和叠被子都要竞赛。从早操、上课、一日三餐到晚自习要列队行进和唱歌。队伍要比准排得齐，唱歌要比谁唱得响。第一次到饭厅吃饭的时候，我奇怪何以人人面对热腾腾的饭菜正襟危坐，忽听一声刺耳的哨子，有个老师大喝：开动！于是全体动作。刹时杯盘狼藉，人走屋空。原来吃饭也是竞赛。
在日常生活中，男孩子们个个是欺负弱小的好手，女孩子们则工于心计，讲究的是不动声色而达到目的。所以，这里经常有或悲壮，或离奇的嘈杂闹剧上演。
在一个时期里，好像有一场旷日持久的针对老师的恶作剧比赛。比如把老师的鞋尿湿，或者往他们的茶杯里放进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还记得一些男孩子把一位瘦小男老师的椅子腿弄断，这位老师由于体弱多病，上课经常要坐着。他突然跌下去，又惊又气，竟然放声大哭。看到老师被这些精力过剩的学生们折磨得精疲力竭、哭笑不得的样子，我曾以为小学老师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最可怕的是每个班的孩子中都有一个“王”，或男或女，性别不限。这个“王”走上宝座的道路想必是相当艰苦卓绝的。一旦大权在握，马上成为所有孩子的精神和行动的领袖。我们班里的“王”是个女孩，中等个，短头发，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我亲眼见她扯着一个男生的头发往墙上撞，那个孩子不敢叫也不敢哭。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理解，为什么在这所子弟小学里，十岁左右的孩子中间就存在这样明显的暴力行为。
一年以后，爸妈大发慈悲，把我又转回城里的东华门小学。我不仅可以天天回家，不错过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也可以在普通人的小学里享受一份平庸的生活了。
注释
①“文革”中对中国共产党内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的一种称谓，据认为，毛泽东在1964年12月12日对一份党内报告的批示中首先使用这一概念。1965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修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里对这种人有思下描写：“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下划线是著者加的）
②指上述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子女。毛泽东在“文革”中对红卫兵的某次讲话中说这些人是可以（被无产阶级造反派）教育好的。从此形成对这些人特殊的称谓。
③1966年8月1口，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人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8月18日到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约许多人，被当做“黑帮分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429——430页。
④从1966年8月19日起，北京发生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北京的红卫兵首先走上街头，贴传单、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讲、宣传，修改原有的地名、店名、校名，干预衣着、发型等生活方式，甚至连姓名也要革命化。……这样“破四旧”的运动被引向全国，并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为，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一、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甚至打人致残、致死……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社1989年9月第1版223页。
6.冰雪女王
……没想到，她自己也是一朵最鲜艳的不支之花……
《失乐园》322-323页
转回东华门小学后，最使我高兴的是我的班主任是一位美丽女人。她有一张漂亮细腻的脸，高傲平滑的额头，完全希腊式的鼻子。她的脸总是苍白无血，使她整个人更像大理石雕成。我在她的家里看到她穿着娇纱的结婚照片，更怀疑她就是断臂维娜斯的中国翻版：班主任永远整齐于净，不苟言笑。一双美丽的眼睛中闪着冷静圣洁的光芒。妈妈从苏联给我们带回过一些动画幻灯片，其中有冰雪女王的故事。我看过后，就在暗地里叫她冰雪女王。冰雪女王教我们语文和算术，她每天走进教室时优雅高贵的姿态，使我们觉得能够天天看到她，实在是一种幸运。没想到，有一天，我竟惹她生了大气。
一次作文课后，她把我叫到预备室（不知道为什么东华门小学的老师办公室都叫预备室）。我胆战心惊地看到，冰雪女王的形容大变。她把我的作文本啪地一声扔到我面前，喘着粗气说：“这是怎么回事？”还没等我明白，又啪地一声扔过来一本书，还是那句话：“这是怎么回事？”那次作文课是冰雪女王让大家写暑假里的生活。我写的是和爸爸妈妈去北戴河海边度假的事。我挺喜欢作文课，而且不放过每一次舞文弄墨的机会。但是当我把冰雪女王扔过来的书看完后，自己也不禁冷汗涔涔，无地自容。那本书是一位名作家的散文集，其中写大海日出的章节无疑与我的有关章节（当然更正确的说法是我和他的）如出一辙。我站着，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因为我自己也确实是一头雾水。沉吟良久，还是说不出是怎么回事。冰雪女王在一旁早己气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
她说：“就算天下文章一大抄吧，也没有抄成这样的，幸亏我……”
压抑不住舞文弄墨的恶习，我设想那删节号后面的成语应该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或者是学富五车？……可是我仍然想不出自己该说什么好。
说实话，一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名家的书我肯定是读过的，这篇写海边日出的散文我好像也是读过的，但是天地良心，我在写自己的作文时却真的什么也没抄袭，甚至连这位作家的大名都没想到。但是，作文是我带回家写的，现在名作家的文章和我的作文又白纸黑字摆着，虽不是逐字逐句，但实在是太像了。对于“抄袭”这个罪名，作案时间和证据现在俱全，至于动机当然也不难设想：
冰雪女王最后板上钉钉子地、痛心疾首地说：“抄袭和作弊是最可僧恶的。”
那以后，好长时间我情绪低落。一是事关自己的清白，不仅有口难辩，而且连自己也怀疑这个清白是否靠得住。二是使得美丽的冰雪女王勃然大怒。她气得喘吁吁的样子实在让我心如刀绞。更伤心的是我以前至少以为她是喜欢我的，因为我在她任教的课日里，成绩很好。可现在，她一定把我当成个抄袭和作弊的专家了。
不久，进入毕业考试了。我有点紧张。爸妈对我们的要求严格，考不上好的中学，好像很对不起爸妈。加上我平时总不如几个哥姐用功，可又自认为成绩不比他们差。我的理论是：不用功未必成绩差。如果升学考试考不好，自然会影响这个理论的说服力。
升学考试的最后一场是考算术。我挺得意地很早就做完了。想起冰雪女王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说有时间要检查！检查！我就从头开始检查。真是检查出了几个错误，赶快改过来，要不可太划不来了。这以后，我就轻松愉快地看着人家，不知道再做什么好。监考的冰雪女王不知为什么开始烦躁不安，好像要暗示什么给我，甚至是要跟我说什么。但我绝不敢相信这一点。她说的“抄袭和作弊是最可憎恶的”，仍如暮鼓晨钟轰响在我耳边。我有点慌乱地把眼睛转向窗外，心里疑疑惑惑的。
冰雪女土慢慢走到我身边，先用身子严严地挡住了别人的视线，然后用一个很难觉察到的动作，把她纤细洁白的手指轻轻点在我做的一道题上。我大吃一惊！因为生怕理会错了她的意思，就抬起头来看她的脸。她竟然像上次对我生气时一样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我不再犹豫，赶紧看那道题的演算结果，果然是一个错误，而且又是一个不该有的笔误！我刚刚来得及改过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交卷时我仍然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我想再看看冰雪女王的眼睛，但她没有抬起来。我猜她一定知道我在她面前，而故意不肯抬头的。我只看见，她的脸仍然因为心情激动而微微涨红着。
这次升学考试，我得了198分：语文98分，算术一点错误都没有是100分。我报考的师大女附中的录取线就是198分。很明显，没有冰雪女王的忘我相助，我是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的。为了帮我，天知道她怎样冲破了她对最可憎恶行为的概念，越过了她原本认为根本不可能逾越的界限。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冰雪女王。后来听说，她出身一个基督教家庭。她之所以常常面色苍白，激动的时候就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是因为她有肺结核。在我们这一届学生离开东华门小学后不久，她也因病辞职离开了。
冰雪女王如果现在还活着，已经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她天性中的柔弱、真诚和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美丽，不仅使我当时就受益匪浅，考上了喜欢的学校。而且我一直觉得，她是命运带给我的一个恩惠，使我从此懂得，人类天性显现，且与某种信念冲突激烈的当儿，真善美就像熟透的苹果，滚进我们的篮子。这种并不高明但平和的审美情感，真让我终生受用不尽。
7.夏日旅程，往事1959
看见了这些光辉的表面，谁不想进一步去窥探一下地下深处的蕴藏呢？
——《失乐园》229页
北戴河原是渤海边一个小渔村，在北京东300公里处。这里蓝天白云，海平沙软。一到夏季，海风习习，凉爽宜人。清末民初，先是一些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到了这里。三四十年代，一些来华做生意的外国人在海边的松林里建起一两幢别墅，后来房子造得越来越多，逐渐变成有名的避暑胜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干毛泽东酷爱游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这里稍加整顿和修缮，就成了中共中央，尤其是书记处一班人夏季办公的地方。中共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的决定在这里做出。我们这些孩子来这里，则在大人们为国家大事焦心操劳争论不休的时候，无忧无虑地享受美好的青少年时光。
每年夏季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些家庭里也有像我们家一样的要为国家大事操劳的爸爸，温柔美丽的妈妈和一群吵吵嚷嚷的儿女们。这个季节就成了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50年代没有那么多汽车和公路，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火车要走八九个钟头，于是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在火车上，不同的家庭友好共处一隅，那气氛多少与平常不同。大人们之间会说许多我们平时听不到的有趣的话，让我们这些孩子体会到我们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亲密融洽的气氛。
罗荣桓①元帅是长辈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宽广明亮的额头，一双和蔼安静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不易觉察的笑容像一阵阵清风掠过春日的原野，在他脸上时隐时现。他太不像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太像一个“好爷爷”了。连那种充满辣椒味的湖南话在他的嘴里都显得格外好听，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贺龙②则永远威严，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一撮与众不同的胡须，使他甚至永远是漂亮的。那时候，这些元帅伯伯们都喜欢带一种苏式的筒状羔皮帽，就像苏联电影里夏伯阳、布琼尼戴的那种。同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却是不同的效果。罗伯伯显得更一团和气，贺龙则更八面威风。
在火车上吃饭，不分你我，十几个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热闹非凡。长辈们往往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见我们这帮孩子对大鱼大肉尽情享受，羡慕得不行。罗伯伯实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备，在我们的盘子里夹起一筷往嘴里送，而林月琴妈妈更会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许！林妈妈是罗帅的妻子，她出身在安徽金寨的穷苦人家，后来成了著名的女红军。这敬爱的老妈妈一辈子不改勤劳善良的天性。
贺帅的妻子，学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对同样被勾起馋虫的贺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战术，她会柔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贺老总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每当这种时候，两位老帅，一文一武，都只好偃旗息鼓，不战自退。我们的心里则充满对两位伯伯深切的同情。
妈妈说，去北戴河，和朱老总③同行是最舒服的。爹爹（我们所有的小辈都依照四川方言把朱德总司令叫爹爹）德高望重，出行可以坐专车。晚上从北京出发，第二天凌晨到北戴河站。爹爹总是交待人让把专车甩在铁路的备线上，让我们这些睡不够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睡到日上三竿，再接着往北戴河进发。
不知人生乐趣是否在等待某种恍然大悟的时刻。也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有这种固执的念头，而且这种欲望在坐火车的时候会特别强烈，也许是移动的列车使时空交错的体验异常生动鲜明。反正，每年在从北京到北戴河的火车上，我会固执地守望在车窗边，不放过眼前的任何事物。直到今天，我眼前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梳着妹妹头④的我坐在车窗边，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晴、鼻子和嘴巴里。我在打了一个大喷嚏的同时，如痴如狂地感受着穿行在窗外那些陌生的农村风景中的快乐。我会因感受到时间正在窗外移动的树梢上流逝而焦虑，我也会忽然有了百代过客的凄凉，进而像个大哲人似的严肃自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平去？我还会把夏日田野上的各种概念:植物、动物、叶、粮食、阳光、四季和生命等等一大堆东西，杂乱无章地搅在一起，然后享受这种深陷在混乱中的惬意。一年又一年，恍然大悟一直没有来临，但我至今醉心于那个坐在车窗边，梳着妹妹头的小姑娘，她在失魂落魄的等待中体验到的愉快。
有一年，又是坐火车去北戴河。记得火车上有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彭真的妻子张洁清，他们两家的孩子，还有我们家的孩子和其他几家记不清了的人家的孩子，反正是除了两位夫人，就是一大帮孩子。中央警卫局的李树槐带队。
走到河北省滦县，离北戴河已经很近了，也就是在我不着边际的冥想接近尾声的时候，火车忽然停下来，就停在荒郊野外，不能再走。李树槐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那时火车上没有空调，车停了，车窗外没有风吹进来，车加里闷热难当。好一会儿，才说是滦河发了大水，把铁路桥冲断了，正在抢修。车箱热热得不能呆，桥也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李树槐当机立断，把一车人拉到县城里去等。
临下车的时候，不知谁家带孩子的阿姨发牢骚说:家里大人都不在，碰上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卓琳阿姨听到了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跟着我们还不放心吗？”这话很对，那时候，这些人家之间的关系朴素而牢靠。这种情况下，虽只有两家的大人在，但保险谁家的孩子也不会吃亏。
滦县那时候是个小县城，因为在铁路边上，也还热闹，街上很挤，满是人和东西:道路上的泥泞被太阳晒得像石头那么硬。我们一行人在这些被车辆、雨水和太阳共同制造的矮小而坚硬的泥塑上而歪歪倒倒地前进。成小山的西瓜、黄瓜、西红柿还有装在笼子里的鸡鸭在如火的太阳下曝晒。因为道路被大水冲断，这些运不出去的东西只好在市场上廉价出售。空气里充满了尘土和垃圾的腐败气味。每一堆货物的后面，都是货主们愁苦的脸。一个出卖鸡雏的人一动不动地守着他的摊子，几乎让人家白拿走他的小鸡。李树槐非常在行地说，因为找不到喂它们的水和食物，这些鸡卖不出去也是死。还说要是在家里就好了，可以让老婆炒一大盘辣子子鸡了。
我们这一行人的到来，无疑惊动了县城上下。我们到县委的招待所落脚，接待我们的不知是县委的什么领导，只记得他一叠声儿地说着四个字:喝水、吃饭，喝水、吃饭。我想他无疑抓到关键，因为大家确实又饥又渴。饭在招待所食堂吃，猪肉大葱包子加大米粥，其香无比；只是食堂里用来引诱和消灭苍蝇的铁丝笼里，摆着一碗一碗的臭鱼头，臭气熏天。我们在香臭夹攻中进餐。后来听说这法子其实很奏效，因为苍蝇香臭兼喜。食堂凭着这法子，每次火苍蝇比赛能拿第一。饭后，两位夫人休息，我们一帮孩子在李树槐的带领下，上滦河河堤上去看水。
滦河的水并不大，起码不像我想象的大，但是稠得像浆糊。我们议论，说是这样的水怎么就把铁路桥冲毁了呢？旁边的人说，大水已经过去了。今天早上的水才大，水里啥都有，死猪死羊，还有死人呢。我们听得头皮发麻，就说上桥上去看看。那边人声鼎沸，说是动员了部队在抢修。李树槐大概是怕有危脸，也许是怕麻烦，板着脸说：不许去。几个大孩子不敢说什么，我们几个小的就更唯李树槐之命是从了。
被水阻住不能走，大人们都很着急,我听见几次卓琳阿姨问和“家里”联系上没有，县里的电话线路被火水冲断，李树槐最后跑到车站，用铁路的专用电话线路才和“家里”联系上。张洁清妈妈也把李树槐数次叫来问:大家喝的水有没有问题，不行的话就白己想法子消毒，都是些小孩子，拉肚子可不行。
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很高兴，人人都有一种快乐的冒险感觉。晚上所有的孩子共处一室，逼着李树槐给我们讲故事，否则就不睡觉。李树槐撇着他的陕西腔都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次经历和从找吃喝到讲故事无所不能的李树槐却清楚地留在记忆里。
问题是那年为什么只有两位夫人带着一大帮孩子，各家的爸爸都到哪里去了。经我们一再回忆，原来，这正是1959年，所有人家的爸爸都没去北戴河，而在庐山开会。
1959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事的一年。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紧密相关，并代表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两件事：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及后来揪出彭(德怀)、黄⑤(克诚)、张⑥(闻天)、周⑦(晓舟)反党集团。
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夺取了抗美援朝、镇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斗争的一系列胜利。美帝国主义、反革命分子、党内异己分子、资本家以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在革命的铁拳面前纷纷落马。党的主席毛泽东对自己呼风唤雨的能力以及共产主义理想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吸引力有了进一步的信心。于是，他在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这一年的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的粮食产量，要比1957年3700亿斤增长近一倍，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1959年要达到8000亿到10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到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计划指标比三个月前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刚刚通过的各项指标翻了一番。会议还作出厂在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⑧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说:“看来，共产上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那时候，从毛泽东到全党，竟然相信，一穷二白的中国，会在一两年内，凭着由于强迫命令而丢掉土地的9000万农民在上百万个小土高炉中大炼钢铁，凭着一个“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模糊口号，凭着各行各业“放卫星”和社会主义制度“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总而言之是凭着一种超级革命意志，就能创造“超英赶美”的经济大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