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天足、剪发，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全国都在进行的有反封建意义的大事。但山西由于交通闩塞，人们观念落后，虽然民国初年以后，政府多次命令剪发、放足，但响应者只有城市中一些知识分子和接受革命影响的为数不多的人群，大部分平民百姓并不予理会。实行“用民政治”，阎锡山认真抓了这项根除封建陋俗、移风易俗的大事。在宣传、号召之外，组织起专门的督查机构，要求和强制各地组织起“剪刀队”，见辫子就剪，不得有例外。而为了推行放足，则派出人员，到农村中挨家挨户检查，凡不放足的妇女，要罚款；对放足的妇女，则奖励小洋二角，作为买袜子钱。这种小事，阎锡山本人也积极介入。他说：“女人们放了脚，不缠裹脚布，也得穿双袜子吧。有钱人家好说，穷人家的女人也不能叫光着脚板走路。每人发给两毛钱，扯上三尺土布，够做一双袜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阎锡山对此事的重视。但是，推行放足，还是遭遇到了严重的抵制。为了给全省做出一个样板，阎锡山让自己的老家五台县带头。即便是老家的父老乡亲，对他的革新措施也并不认帐。当时，在五台、定襄一带就流传开这样的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方言，不务正业胡折腾的意思），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尤其是让女人放足，更是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强烈的反抗。河边村有几个练武的“标头”（即武术师傅），强烈反对让女人放足，就带头组织了手下的徒弟及群众千余人，把阎锡山的老家都包围起来，扬言阎锡山不下令停止放足，就要打进阎府，把他的老窝烧掉。经人劝解，虽然没有真打进去，却又挟持了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游街，并打到离河边十几里的东冶镇，扬言要杀死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负责在五台监督剪发、天足的康佩珩全家。康佩珩带领十多个保安，退守到房顶上苦口婆心地劝说。但闹事的人群并不买帐，双方僵持不下，发生械斗，各有死伤。此事报给阎锡山后，阎立即从省城派人来，将带头闹事的两名标头逮到太原，下令将其中一人正法，另一人陪桩。经过这一番真刀真枪的流血冲突和坚决镇压，五台的剪发、天足等事才顺利推开。封建观念和习俗的势力就是如此顽固，阎锡山在这些事情上保持和发扬了反封建的辛亥革命的精神。“六政三事”推行五年多之后，官方曾对推行的成绩有一个统计：共扩大灌溉面积200万亩，种桑1、15亿株，收茧330多万斤，种树4504万棵，勒令戒烟10万余人，查获贩运吸售鸦片案5万余起，天足和剪发的任务则基本完成。当时，山西省的总人口不过1000来万，大部是山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六政三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也不容易。当然，这种官方统计数字注定含有不少水分，不过，它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末年以来山西农村的穷困破败愚昧落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之后，阎锡山又推出了村政建设的计划，设计了“用民政治的构造”，即“行政网”。他认为：“大凡世界各国，其行政网愈密者，其政治愈良好、愈进步”，“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行政网不漏一村入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做到不漏一家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达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基于这种理念，阎锡山提出推行“村本政治”。所谓“村本政治”，就是在农村，建立以村为单位的行政统治网络，强化以村为单位的行政组织作用，以便进行有效的统治。他的做法是，将全省分为12个区，每区下辖八、九个县，以县为单位，按距离远近、人口多少划分为若干段，段下设村，村中以25户为闾，闾下以5户为邻，分设村、闾、邻长，而以村长代行警察职能。层层组织起来，以村为基本单位，实现自治自理。例如，通过订立村规禁约，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规范百姓行为，移风易俗；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偷盗、斗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忤逆不孝及贩毒吸毒、聚赌窝娼等不良行为进行教育和处罚；组织保卫团，维持治安并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组织息讼会，调解民众之间的纠纷等。在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基础上，加强农村的社会建设。对此，阎锡山曾付出极大精力，亲手制订了《整理村范歌》，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主导思想，也可以看出“村本政治”的基本内容。歌曰：
督军教人学好，定下村范一篇。盼望人民程度，一天高于一天。没有开场聚赌，
没有窃谷偷田。没有窩赃聚盗，没有金丹洋烟。没有持刀行凶，没有打架挥拳。没有男子不孝，没有女子不贤。没有儿童失学，没有游手少年。没有家庭不睦，没有残忍可怜。这样模范村子，大家住得安全。做好人有饭吃，快乐好比神仙。从前乡下涣散，遇事没人向前。如今村闾邻长，都有管事的权。这个整理责任，就在你们双肩。爱家必爱家乡，千万不要推延。机会且莫错过，别人着了先鞭。奉劝诸君努力，荣誉流传万年。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皇权不下县”，县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所谓“山高皇帝远”，就成为县以下广大农村无法无天的普遍现象。清末以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兴办实业、修筑交通、兴办社会教育等社会事业，都要进入农村，因而需要设立各种组织，开展各种工作。自清末以所谓“地方自治”为名开展农村社会建设以来，各地已经取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和效果。但都没有阎锡山这样严密系统。可以说，山西进行“村本政治”的建设，以省级政府的名义推行村治实验，在全国的村治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阎锡山是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方势力对农村社会控制最严密、时间也最长的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阎锡山的进取和改革精神。当时挂名的中央政权，顾不上也不可能有什么政策指示，而在全国范围内，也还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和办法。他把山西作为一个独立于外的“国家”来治理，是在特殊条件下一种大胆却又有效的选择。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或者说野心。他的“用民政治”的设计，主要是依照日本军国主义对社会的统治模式，但又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以推行发展经济的为主的“六政三事”和以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为主的国民教育相结合，把农村置于严格、严密的控制之下。其目的，是以军国主义方法管住分散的农户，再以儒家“王道”、“仁政”的教化控制人们的思想，管住人心，让百姓不敢造反也不能造反。从而维持一个安定的社会基础，建立一种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应当说，这比其它多数军阀只知道掠夺，只知道榨取，也只能使社会更加混乱的行为确实要高明得多，进步得多，更合乎人心和正义。后来的南京政府，基本上是以山西村治为蓝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村制建设的。从组织体系上完成农村自治机构构建的过程，县以下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行政系统，首先是有利于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其次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安定。梁漱溟先生是在近代致力于搞乡村建设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试图从教育入手，通过不断的改良，真诚地希望能够解决中国农村的破败落后问题。但他的愿望在军阀各自割据一方的大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而已。因此，他在看到山西村政建设的成就之后，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他1922年来山西，考察了山西村政建设，在对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的学生演讲时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连我们最低要求的生命都保不住，还讲什么别的权力。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应当说，阎锡山大力进行村政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对于动乱不定和灾祸频发的冀、豫、鲁等省，山西成为一个较为安定富裕的地方。因此，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述各地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致使与它们相邻的晋东、晋南一带的不少县，移入人口占到很大比例。如后来成为上党战役主战场的长治市屯留县，二、三十年代就进入大批移民。至今，在县域人口中，山东移民占到三分之一，河南移民占到三分之一，而祖籍山西者也只有三分之一。象这样的县，并不在少数。
2003年春夏之际，中国人民为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经过的那段曲折过程，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受到这件事的触动，有学者以确凿的史料为据，说到八十多年前发生在山西北部的一次肺疫防治情况。当时的疫情非常严重，而且发生在交通不便且十分贫瘠的北部山区，无论是防还是治，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对晋北各县实行交通封锁，督促各级官员严格检查，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的各种规定，迅速行动。果断地采取了主防不主治的决策，动员和组织百姓严密防范。聘请在晋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帮助，给专家以医务全权，依靠科学技术对付疫情。很短时间内，就动员起社会各界的力量，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通极其不便，信息难以通达，社会公共设施更是无从谈起，民众的文化知识、卫生习惯及生活条件也都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应当说，在意外灾难面前，山西的基层社会结构，特别是村政建设显现出了有效的动员和组织功能。
发展近代工业 建设铁路 实施“十年建设计划”
阎锡山从大连返晋后，一方面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示自己从此埋头不问政治的驯顺，另一方面，也是总结中原大战失败的教训，更加认识到，实力的表现是军队，但其深厚的基础在经济。经过连年混战，尤其中原大战的极度损耗，山西的财力已经枯竭，再不迅速改变这种状态，将难以在山西维持下去。因此，他抓紧时间，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造产救国”的口号，动员和组织全省力量，为发展经济而努力。他亲自编写了一首《希望将来歌》，在省内传唱。其歌曰：“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利，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在大力宣传鼓动的同时，他还以军事长官的名义，向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提出建议，建议由省政府出面制订建设计划。徐永昌本人对经济工作不熟悉也不热心，就以省政府的名义，约请阎锡山主持这一工作。经过这一番程序性的表演，阎锡山以“桑梓之谊，不容推辞”为由，出任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委员长。
省政设计委员会抽调了200余名官员和专家，分头起草计划案。在阎锡山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他的意图编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当时，有计划地进行经济社会建设，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一家。阎锡山要求：“前三年以政治为中心，后七年以经济为中心。”也就是说，在巩固他的统治的基础上，他对加强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视的。他倡导积极做事而反对无所作为，针对传统官场中庸碌懒散的风气，他强调：“中国的官吏以为不贪脏不枉法就是好官吏。现在时代不同了，务必依照已定计划案积极办事，如果办不到就科以贻误罪。”
《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共分三篇：总则，省建设计划之部，县、村建设之部，将规划的范围下伸到乡村一级，也是很有特色的。
成立西北实业公司，是十年建设计划的重头戏之一。西北实业公司，作为发展工、矿业的统管机构，由阎锡山亲任总经理，足见他对这一事业的高度重视。公司之下，筹办和建设的工厂有15个，范围包罗万象，涉及民生的各个方面。计有：西北煤矿第一厂，西北煤矿第二厂、西北炼钢厂、西北发电厂、西北洋灰厂、西北窑厂、西北木材厂、西北电化厂、西北制纸厂、兴农酒精厂、西北火柴厂、西北毛织厂、西北印刷厂、西北皮革制造厂、晋华卷烟厂等，此外，还有大型兵工厂壬申制造厂、壬申化学厂和育才炼钢机器厂改组而成的11个工厂，也统一划归西北实业公司。这些工厂是：西北机车厂、西北水压机厂、西北农工器具厂、西北铁工厂、西北铸造厂、西北机械厂、西北汽车修理厂、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西北枪弹厂、西北化学厂、西北电汽厂。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不仅供应本省需求，还有相当数量行销周围省区。
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建，不仅使山西的军火工业更加发展壮大，而且对山西近代工业体系的形成起了重大历史作用。它的发展，则使官僚资本主义在山西工业中比重占据了主导地位。山西从30年代起开始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地带，太原则成为华北的工业重镇。西北实业公司造就的数万产业大军，也为推动中国工人运动，为抗日战争做出过巨大而卓越的贡献。其企业的技术进步，也曾达到较高水平。西北实业公司不仅在山西的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中也占有了相当的比重。据南京政府“1928——1936全国最重要工业”的统计，全国时有产业工人四十余万，西北实业公司的工人总数近一万九千人，占到了全国工人总数的4·7%，而其中机器业的工人则占到了全国机器业工人总数的40%左右。西北实业公司为山西近现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以它的企业为基础在太原形成的重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主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西北实业公司是阎锡山政权的所谓“人民公营事业”，在这个名称上，阎锡山也动了脑筋。不称“国营”或“省营”，是为了防止被蒋介石官僚资本吞并。而实际上，也仍然是山西的官办企业，其业务范围至为广泛，大至钢铁、煤炭，小至火柴、香烟，军需、民用，无所不包，实行垄断性经营，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排挤和打击，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后来，随着阎锡山日益走向反共、反人民的深渊，西北实业公司也变作他的工具，在它的挤压下，山西民族工商业由盛而衰，山西的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而停滞不前。
而同蒲铁路的修建，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成绩。
从北往南，从东往西，山西境内山峦重迭，沟壑纵横，很多地方只有曲折蜿蜒的小路，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地影响着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山西全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境都有煤炭，而且储量丰富，品种多，质量高，但因山川阻塞，运输落后，资源优势无法发挥，“捧着金碗讨饭吃”。同蒲线贯穿山西南北，北起大同，南到晋西南的蒲州，总长达一千多公里。它通过全省人口密集的几大盆地，把山西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串通起来，对于山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随着铁路在中国的修建，有识之士早已筹划过多次，但都因缺资金而成为空中楼阁。阎锡山决心要修这条铁路，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他曾说：“日本的铁路交通非常方便，遇到战事，政府一下令，只要三、四个钟头就可以把军队调回东京。我们修一条纵贯山西南北的铁路，将来有事，北起大同南到蒲州的军队，半天就可以调回太原来。”为了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兵工修路的办法，亲自担任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总指挥。筑路工程中的土石方，均由兵工完成，调动了60师、69师、71师、72师、正太护路军、炮兵独立第一旅和各师旅中的工兵，约3万多人参加修路工程。兵工修路，调度指挥方便迅速，质量也比较有保证，只给兵士发低微的津贴费，成本就降低了许多。阎锡山对采用这个办法很是得意，曾经表示：兵工筑路，不但在我省是创举，即在全国亦是创举。这件事如果做好，在国家可化不生产者为生产者，在军人可化单纯职业为复式职业。在同蒲路的修建上他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他以一个精明商人的头脑，千方百计节省金钱，降低成本。他说：“蒙愿此次修一最经济之铁路。何为最经济？即坚固与省钱两者兼是也。”预算一抠再抠，用料尽量节省，能制作的就不购买，只要有廉价替代品就千方百计采用。如，所用路轨比同等铁路的轨更轻，隧道能小一圈就小一圈，可用木桥就不用混凝土桥，车站上的信号、道闸等设施，全部不用汽刹而采用手工操作的办法。这当然会影响到路的质量和功用，但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也体现出一种因陋就简、艰苦奋斗的精神。
说到同蒲铁路，自然要问一下为什么修成窄轨。流行的看法是：这主要是阎锡山经营自己独立王国的需要。窄轨不能与外地的标轨相接，自己要出去容易，外人想开进来难于上青天。其实，主要问题不在这里。无论是运兵还是运物，窄轨铁路的运能和效率都要比标轨铁路低得多。标轨铁路的优越是显而易见的。修窄轨路，一方面是由山西铁路的历史状态形成的，另一方面，主要也也是出于省钱的考虑。从太原到石家庄的正太铁路，全长243公里，在山西境内有170公里。这条铁路是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列强瓜分中国，先由俄国取得了筑路权，俄国又转手让给法国银行公司承办。法国人在修建时采用了一米窄轨。当时，清政府还多次与法人交涉，请求采用1·435米的标轨，但由于清政府既无权又无钱，请求无用，也就只好听任殖民者的摆弄，于是，正太路就修成了窄轨。此时，阎锡山还在太原武备学堂学习，显然与正太路的窄轨攀不上关系。同蒲路的修建从1907年2月成立“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开始，采用“本省绅商招股自造”的筹资方式。修了3年，只不过在太原以南的榆次到北腰村之间修起7公里路基，就因筹资困难和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工。1913年，又由“商办”改为“国办”，进入同成路（由大同——太原——西安——成都）的规划中，交向法国借款修筑。袁世凯把借款都用于打内战使用，因此，十年之间，只是办办停停地测路，并不能铺成一寸铁轨。1927年，阎锡山提出要由山西自筹资金修筑同蒲路，并聘用德国工程师带队继续进行测量，又用三年时间，将全线测量完毕。对于修筑标轨还是窄轨的问题，阎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意见对立。南京政府铁道部提出要采用标轨，阎锡山则坚持采用像正太路一样的窄轨。
阎锡山坚持将同蒲铁路修成窄轨，也是为了与蒋介石对抗，不让蒋的势力借修路之机伸到山西。因为蒋介石为建立一个北与京绥、南与陇海相接的铁路系统，向法国借款9000万法郎，准备修建从大同到潼关的铁路。阎锡山支持下的山西民间团体，反对南京政府铁道部借外资修路的计划，坚持要本省自筹资金修建。以山西当时的经济实力，要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修筑这么长的一条铁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节约资金，考虑经济效益，就成为头等大事。聘用的工程师也认为工程艰巨，费用浩大，建议修成窄轨。阎锡山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经过精细测算，还专门编了一本《山西修筑窄轨铁路之理由》的书，反复阐明和宣传以经济节省为原则，修筑窄轨投资少、得利快的好处。书中宣称：同蒲铁路的测量定线工作，将近六年，有的路段测量三、四次，甚至六七次，虽费时费力，却找到了经济合理的线路。如绕开了石岭关、雁门关，另选新线，虽多走路程，却避开了艰巨的谷桥、隧道、深挖、高填等工程，经费大省，效益大增。而且通过对当时所有八种规格的铁轨的测算，得知：如用标轨，全线需投资9000万元。经调查测算，当时同蒲路沿线货运量每年约40000吨公里，客运可达7500万人公里，每年总计能收入约350万。以运量年增30%计算，除去利息支出，损益扣抵，计算下来，在五十年内不但赚不了钱，累计将亏损37亿多。而修窄轨铁路，成本大大降低，投资仅需3400万，比标轨节省一半还多。二十年内除收回全部投资外，能盈利600余万，到五十年头上，可赚回30多个亿。善于精打细算的阎锡山，最终决定同蒲路采用窄轨。另外，阎锡山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有不可告人的小九九。阎曾以其叔父阎书康的名义，在法国银行存放一笔巨款，因阎书康早逝，法国银行不见本人的面，坚持不让提取这笔款。几经交涉，法国方面允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而后来闲置无用的一批小火车头抵款交付。阎锡山得不到钱，只好同意。这也是他坚决主张修窄轨的原因之一。
阎锡山本人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修铁路。兵工筑路会议，每周召开两次，阎锡山每会必到。对资金，他卡得很紧，坚持“少花钱，多办事，”，能省的地方就省，能少花的地方决不多花。有一段线路的设计，为了从两个不同的施工方案中确定一个，阎锡山亲自骑着小毛驴，沿线路踏勘。对修铁路的事，他事必躬亲，管得很细，安排也十分具体。阎锡山这样抓了，省内还能有什么障碍？因此，施工进行一直比较顺利。
同蒲铁路的修建，得到了山西民众的欢迎和支持。颇有传奇色彩的“尔旺洞”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山西五台有一个名叫边尔旺的和尚，平日里乞讨维生，却十分致力于修桥铺路行善事，因而小有名气。同蒲铁路开始修筑后，他也积极参加。在一条名为段家岭隧道的工程中，阎锡山亲自委任他担任土石方工程的监工。许多人不相信他能搞好这项工程，但边尔旺埋头苦干，日夜忙碌在铁路工地上，除吃饭外不要分文报酬，最终监工完成了这项工程。为纪念这位不计名利的修路功臣，这条隧道就命名为“尔旺洞”。
阎锡山的“十年建设计划”的实行，确实使山西的经济，尤其是近代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山西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成为他得以对外扩张的物质基础，成为他参加抗战并作出重大牺牲的重要前提。而他以“公营事业”作幌子，掠夺性地发展官僚资本，也从人民手中榨取了大量财富，用以支撑庞大的军队，支撑他的政治野心，也成了他顽固反共的一张牌。
拼凑理论体系 加强文化专制
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给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历史这种巨大的变化，给了阎锡山很大冲击。他虽然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但他心目中的革命蓝图，实际上还是改朝换代坐江山的传统思想。在留学日本时接受的零碎片段的军国主义理论，不过是被他当作适应形势的工具运用而已。因此，他心目中革命理论，仍然是儒家学说。
这从阎锡山对“中国文化真谛”的解释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说：“我以为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不尽在其删诗书、定礼乐、释易象、作春秋，而在大同小康之辨。孔子以后之儒者，均陷于在私天下范围之内讲儒学，籍维持君主之安以安天下。自国父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标的，中国文化之道统乃得复兴。”阎锡山可谓目光开阔，勇气超人。他一个巴掌把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家都打了下去，认为统统是“在私天下的范围内讲儒学”，仿佛只有他才得到了中国儒学的真谛，只有他才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儒学真正传人。抱着这样的心态，对主张并力行共产主义学说的共产党，必然会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对抗。在当时，忙于争权夺利的军阀们，鲜有人能看到共产主义这个“在欧州徘徊的幽灵”会给中国大地带来天翻地覆的巨变，而阎锡山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明白表示：“欧战终了，世界形势大变。于是鄙人之武力政策，亦因之变迁。”他看到了意识形态掀起的风暴并不亚于武力。恰好，此时有一件事，让他抓着了机会大做文章。
1921年初，东北张作霖给阎锡山发来电报，称由莫斯科驱逐回国的一批山西商人，回到哈尔滨后，因无路费返家，请山西方面派人接回。接回太原之后，侨民派出五名代表面见阎锡山，报告了他们在苏联的遭遇。其中说到，刚建立的苏联，为了解决粮食困难，采取了暴力征集的手段，农民因此而遭受灾难。对十月革命的阴暗面大加渲染，使阎锡山“甚为惊骇”，由此，他认为，“资本主义之剥削，演出共产主义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为此，他以很大的精力，举办所谓“进山会议”，组织骨干分子，对社会形势和应对策略进行研究，从思想上、学说上构筑反对共产主义的防线。他宣称：“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质的一个生活物。”“人群虽大，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了解一人之心理，皆可推知人群之心理。试看人未有不想生活者，未有不想好生活者。究竟如何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就消极方面而言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谓。若就积极方面言之，如何能使自己有好生活，而并使他人亦有好生活，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成物之谓也。过去圣哲对此持论，有所谓理想国者，有所谓死后天堂者。如何而能有实现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是在吾会之研究耳。”
参加“进山会议”的，都是他的亲信和骨干，开始只有十多人，后来发展到一百三、四十人，每周两次，每次半天，前后达一年之久。气氛严肃，态度认真，并不是做样子的。说明阎锡山本人对理论和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得出了许多结论。这些结论是：
一、对男女问题的结论：男女不能无交，男女应固定一夫一妻制；男从女还是女从男，应以生活能力为解决标准，原则上应定男性。
二、对家庭问题的结论：夫妻所生子女，应归其自己养育；原则上父子同居，兄弟不同居。
三、对教育问题的结论：教育须道艺并重。道的教育应平等均受，为必修教育；艺的教育分实作、改进两等。
四、对自然物的结论：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均等，人欲亦遂。较之共产主义之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之大同制度，大有不同。矿产公有公办，而兼私办。
五、对工业问题的结论：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外，应偏重小工业；大工业公办，小工业应私办。
六、对资本问题的结论：资本亦可名为工本。由劳力而生以补助未来之生产者，皆资金也。因其始从人工而来，其终仍供人工而用，故亦可名为工本。金银代值，为社会之疯狂症；资产生息，为社会之虚痨症；应当实行工本公给。
七、对商业问题的结论：商业应有限制。因资本既由公给，商业自应限制。
八、对政治问题的结论：政治为随时修理人群共由之正道，使人人共由此道之行为，政教不分。贤者主事，能者办事。君主之传子与民选之政党，皆欲制，其弊相等，均应打破。元首传贤，选贤之法，由元首提名，交人民承认，否则由人民选举。对内由下而上，对外由上而下。
这套貌似“学说”的结论，其实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支离破碎地对人类社会的问题发了一些议论。不过，从中也可看出，阎锡山十分热衷于标谤自己的独特主张，在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的“执中”的幌子下，将儒家学说中的“大同”、“仁政”变个说法，当作自己的旗帜。表明他开始执政，对共产主义便坚决反对。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视。在当时的社会里，比起那些只知争抢地盘、搜刮民财的军阀来，毕竟是高了一个层次。
国民党山西党部的李冠洋，也是山西人。此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方面颇有造诣，自视清高，在文人圈里也属于傲气凌人者，对那些舞刀弄枪而胸无点墨的军人，历来看不起。当初也认为阎锡山这个老乡不过是一个“土包子”，但在与阎见面谈论之后，印象大变，态度大变，变得对阎锡山甚为崇拜。据李冠洋事后回顾说：“我当年年轻气盛，自以为上的是名牌学校，优秀学生，奔赴南北，接触过不少知名的大人物。我觉得阎锡山不过是娘子关内的一名土军阀，虽留学过日本，毕竟是商店学徒出身，未必胸有文墨，或者比张宗昌、韩复榘之流高明一点。可是晤谈之后，感到阎态度谦和，阅历丰富，能烛事机。还以孔孟思想，阐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颇有新意，使我为之惊异。”从此，李就投入阎的怀抱，成为阎的一名忠实追随者。能得到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此的评价和追随，说明阎锡山在文化理论方面确实有他的长处。
阎锡山在大连寓居期间，有时间冷静下来考虑一些问题了，就抓紧时机，总结多年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当然是为以后卷土重来创造主观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更着力于拼凑自己的理论体系，为笼络人心，实现文化专制创造基础。李冠洋等一些追随者也来到这里，在阎主持下，研究所谓“物劳学说”和“劳资合一”，研讨所谓“中的哲学”，比较系统地推出了打着阎记烙印的一套理论。其主要观点，集中于后来编撰成册的《阎百川言论集》中。
“中的哲学”，是阎锡山的得意之论。这是他在风云荡动、机遇难测的矛盾旋涡里，以最小代价寻求最大利益的策略思想的总结，也是他在政治上极力标榜独立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外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出发点。他的所谓“中”，取义于儒家的“中庸”。阎锡山认为，“中是使矛盾的不矛盾，冲突的不冲突，不平衡的平衡，不调和的调和，不存在的存在，不发现的发现，有者有，可无者无”。从存在方面来说，世间万事万物，只有一个“中”，即“恰好处”。与此对应，从方法论方面来说，取“中”，即把握“恰好处”则是解决一切矛盾的灵丹妙药。将它运用于政治，就意味着“中”是政治最公平的地方，掌握大权的人就要用“中”的办法做到“政平治理”，从而天下太平。
对于“中”的研究和阐述，可以说，阎锡山达到了相当精致深入的水平。从以下若干引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殚精竭虑的程度。
他声称：“心身得中，理欲得中，知行得中，人我得中，为自处处人之根本。”
“中有定中，有时中。定中为确定事之标准，时中为施行事之标准。适生适情为人事的定中，如何适生适情为人事的时中。把握定中，适合时中，则人事无不合理。”
“儒学在教人识中、养中、持中、用中，去尽意、必、固、我，收获中以归还中。”
“中道文化是在不对的中间找对，非中道文化是在不对的反面找对。在不对的中间找对，是以对的一规范不对的万，使不对归于对而人事常治；在不对的反面找对，是以这一端的不对否定那一端的不对，使不对与不对互相否定而人事常乱。”
“对在两间纔称善，中到无处始叫隹。”
阎锡山用“中”的哲学来衡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宣称：资本主义主张资产皆私有，是助人剥削；共产主义主张资产皆公有，是碍人生产。它们走向两个极端，都不符合“社会公道”。因此，“欲使今日人事现象的矛盾斗争战斗变而为安和大同之世，必须今日的政教领导者把握住‘中’”，从而形成一个‘适中’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便是“资公有产私有，既无剥削之病，又无生产之碍，是人类之幸福，也就是制度之适当。”既为他的反共寻找理论支持，也为他的社会设计蓝图寻找理论基础。
更重要也更实际的是，阎锡山用“中”的哲学，指导和设计他的政治策略。“脚踏两船”，“左右逢源”，“朝秦暮楚”，“圆滑敷衍”等等一套，他运用得可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无人可及。
既然事事处处都要用“中”，那就有个衡量标准的问题。阎锡山又提出“母理”和“子理”的概念。其所谓“母理”，就是超越时空，高高在上的永恒不变的“理”；“子理”则是“顺从环境，随时随地而变的”理。并认为，凡是不合乎母理的，就不该存在，不合子理的，就不能存在。至于这“母理”、“子理”如何区分，似乎只有阎锡山掌握着界限和标准。比如说，按劳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合母理，故“能而不该”，应当废除；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则违反劳动人情，不合子理，故“该而不能”，无法成立。那么，什么是既合母理又合子理的主义呢？就是他所倡导的“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的“适中”的社会制度。
既然“中”是社会和人的行为方式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达到“中”呢？阎锡山发挥说，事物都含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达到“中”的途径，就是要促使矛盾之不矛盾，使矛盾的两方面对销从而得“中”。正确的方法，就是以调和、折中使矛盾对销。将矛盾双方看作两个“一”，对销后出现第三个“一”，于是产生所谓“三一权衡律”。“三一”才是真正的唯一正确的“真一”，“三一”也就是权衡事物的唯一准绳。
绕了很大的弯子，用模胡概念玩了一通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阎锡山的真正目的，在于用它来为自己设计的政治措施寻找理论基础，为自己奉行实用主义的种种行为进行辩解。把它们提到绝对真理的高度，用以迷惑人心，统一内部的思想，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一种精神的支持和慰藉。
理论虽然似是而非，其用心也确实良苦。
从大连回到太原后，阎锡山还主持成立了理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由李冠洋任主任委员，持续了三、四年时间，先后有不少学者、教授参与其中。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阎锡山提出的一套自鸣得意的“理论”，即所谓“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通过这套理论，阎锡山表明了他对人类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此，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好逸恶劳，好多恶少，好美恶劣，人之常情。按劳分配，按劳动定享有，以享有定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巧的巧劳，照巧享有，笨的笨劳，照笨享有。以其享受上之所好，励共劳动上之所恶。适于生产，便于分配，利于生活，。人人能行，时时可行。按劳分配是劳享一致的社会制度，是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永久的社会制度。”他自吹这是“为人类谋幸福，替造化表功能”的学说，狂妄声称，这套学说，超过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为炮制和宣传这套理论，阎锡山本人下了很大功夫。讨论一次，修改一次，前后修改达四十余次之多。不能说这些功夫都是做样子的，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阎是看到了的，也不能否认他想拿出一套诊治的药方。但因为采用的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只是在词语上绕圈子，搞推理，与社会的阶级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相脱离，特别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迫切需求相脱离，所谓理论就是架在空中的虚幻，不可能有什么生命力。而实际上，他拼凑这些口号的出发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用“绝对真理”的大旗把自己包装起来，既向蒋介石的三民主义闹独立，也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学说。他曾明确宣称：“资本主义社会不见得是必崩溃。咱的物产证券就是资本主义的续命汤。……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他将自己的办法与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弹的“防共自治”相提并论，认为都是“防共的两个根本大法”，他说：“这两条道路，均可以彻底的防共。走前一条道路，可以用法西斯主义的防共方法，走后一条道路，可以用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是废除土地私有权，树立土地公有制，消灭共党发生的基础。”而他的所谓“农业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他认为，“井田制度之意义，既公道而能永久，大同理想之学说，复超越乎古今。”实现他主张的“按劳分配”，就是实现“现代井田”的途径。而他主张的“按劳分配”，就是“兵农合一”，就是用军事手段完全控制农民人身的“农业社会主义”。至于“物产证券”，更是商人出身的阎锡山善于算计的才能的大发挥。他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制度，在山西成立“实物准备库”，规定“人民拿一元的货物到准备库里可以换得一元省钞，库中收了若干货才发出若干钞票去，有一元的省钞发出，库中就有一元的货做准备”，看起来似乎天公地道，而且可以避免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呢？人民在用一元省钞去买货物时，“卖货价格，按成本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五的手续费”。也就是说，一进一出，阎锡山靠着官办的垄断地位，靠着对民众的强迫交易，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利益。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人为地阻隔商品交流，向民众强行征取利益的办法罢了。它的存在基础，是小生产条件下市场的隔绝，商品的匮乏，民众的软弱和无知。在阎锡山这里，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从经济的层面对外进行封锁，进一步巩固了独立王国的地位。
作为一个军阀，阎锡山煞费心机地在文化理论方面下辛苦功夫，一方面显示了他比其他军阀更为高明的文化素质和理论素质，另一方面，也是为他的名目繁多的统治措施寻找辩词，使之更能迷惑和笼络人心。
重视组织 重用亲信 强化统治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阎锡山认为：“明知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去组织是个空子，为了防止人家钻了空子，出了乱子，还不如自己去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防乱子，补空子，还可利用群众团体为自己摇旗呐喊。”在这个算盘的指导下，山西就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群众团体。如“山西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这些团体，都由阎锡山供给活动经费，当然也就直接间接地受着他的支配和控制。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力量日益增强，使与陕北一河之隔的山西，感受到了“赤化”的威胁。阎锡山设计出了一系列“防共反共”的办法，有什么“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防共”。成立“主张公道团”，简称公道团，又名好人团，则是他实行“民众防共”的主要措施。他声称：“共党号称有主义，有组织，其目的在推翻现社会。……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他有组织，我们也要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到1936年，阎又将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会等合并组成“自强救国同志会”，阎本人自任会长，将“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作为其奋斗目标，以“主张公道”和“牺牲救国”为行动口号。之后，又由自强救国同志会的总干事梁化之牵头，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会，阎还是自任会长。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牲救国同盟会渐渐被共产党控制，阎锡山深恐大权旁落，于1938年又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向抗日进步势力夺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阎锡山亲自为该会拟定了九条公约，并将“同志会”凌架于政、军、教、经等各部门之上，作为主张公道团、牺盟会和二战区一切民众团体的领导组织。阎锡山将“会长”这个称号抬到比省长、司令长官等都更高的位置。集会时，必须高呼“会长万岁”、“忠贞会长”之类的口号，以显示“同志会”在山西有最高权威。“同志会”渗透到所有基层单位，甚至要求中学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这就使它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志会”实行严厉的纪律，动不动就可以让成员“自裁”，将成员处死，具有法律之上的权力，这种法西斯手段使它对成员产生强大的束缚和强制力，从而保证阎锡山的各种统治措施能够顺利推行。阎锡山虽然是同盟会的元老，却与山西境内的国民党组织从来合不到一起。他并不仰仗国民党组织的力量，他的“同志会”实际上起着一个党派的作用，而比党派具有更浓厚的封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