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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个人的革命（出书版）》
作者：生番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0-1
ISBN：9787308091251
作者简介：
生番，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曾前往爱尔兰、英国等地交流多次。文笔辛辣，一针见血，以历史散文著称。
内容推荐：
盛宣怀是个朝廷的忠臣，但他却实实在在的是推翻清政府的第一功臣。
1910年，因为他的查账导致了全国性的金融风暴，为革命制造了经济动因；1911年，身为邮传部大臣的他又强推“铁路国有化政策”，直接导致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引发了辛亥革命的火药桶；同时，为了终结革命，他把袁世凯推上了台，结果袁世凯却倒打一耙，直接把清政府送进了历史的尘埃。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历史演绎，本书认为，与其说革命党或者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制造者，不如说盛宣怀才是革命的催生者。
同时，本书还从历史的角度深刻地反思了盛宣怀之所以会扮演这个角色的原因：
盛宣怀是一心搞经济的，结果却一手摧毁了清朝的经济支柱。
盛宣怀是一心为国家修铁路的，结果却因为铁路断送了清政府的前途。
盛宣怀是一心要为国家推荐人才的，结果是他推荐的这个人结束了清廷的统治。
盛宣怀是个自信而又充满了活力的人，他不断在追求个人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却使得两者都遭到了最大的打击。这，难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吗？
编辑推荐：
辛亥百年最具颠覆性压轴之作
是谁奠定了清政府全面崩溃的基础？
是谁为革命制造了最关键的形势？
是谁为清政府物色了掘墓人？
是谁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
如果做这些事的是同一个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他一个人的革命。
第一篇 金钱与英雄
第一个故事
光绪九年（1883）。杭州。初夏。傍晚。闹市。
一个醉醺醺的壮汉，上好绸缎制的袍子前襟敞开着，肥硕的胸脯如女人的乳房一般一抖一抖地挂在外面。
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一家水果摊前，拿起一个苹果，一口咬了下去。
水果摊主低头装作没看见。
那壮汉继续朝前走着，在卖扇子的摊前拿起一把折扇，打开后边走边扇。扇子摊老板把视线转往了别处。
壮汉再次停了下来，他前方有一家打着“新店开张买十赠一”的幌子、挂着“聚丰包子铺”的招牌的店铺前。
他摸了摸脑袋，自言自语道：“什么时候开的？我怎么不晓得？”说着，他走上前去。
卖包子的小二以为生意来了，忙不迭地招呼道：“大爷，来个什么包子啊？肉的？素的？还是烧卖？小店……”
他话还没有说完，那壮汉就从蒸笼里抓出一只包子，直往嘴里塞去。
那小二未曾见过如此猴急的顾客，一时看得目瞪口呆。
那壮汉是何等胃口，那拳头大的包子没几下就从他手里消失了。他抹了抹油腻腻的嘴，说道：“这肉骚气太猛了。”说完，转身就要走。
“大爷，你还没给钱呢！”那小二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饥饿的客人根本没有想到要付账，急忙大喊道。
街上的人顿时都停下了脚步和手中的活计，似乎在期待某种刺激无比的状况发生。
那壮汉停下脚步，狞笑着转过身来。
小二还没来得及责问，只觉得喉咙一紧，眼前一黑，身子如同风筝一样飞到了空中，紧接着背上一阵剧痛，原来他的身子已经飞进了那还冒着热腾腾蒸汽的包子蒸笼里了。
“记住喽，不要再乱说话！”壮汉丢下一句话，正欲离开，突然感到肩上搭着一只手。他是觉得一股邪火直冲脑门：“老子还在火头上，谁他妈要找不痛快！”
他一转头，见到一个白面书生样、手持绸扇、腰裹绫罗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他浑身一哆嗦，急忙道：“萧……萧公子，您怎么来了？”
“何豹，”那男子冷笑道，“你可威风啊。”
那壮汉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萧公子，这……这个……我……”
那男子抬手止住了他：“不用多说了，你自己说怎么办吧。”
那壮汉如同听到了赦令一般，急忙满身翻兜，好不容易找出了一两银子，递给那还在揉着屁股、对眼前发生的事不敢相信的小二。
萧公子左右看了看，又说道：“刚才你还拿了哪几家的东西，赶紧补还给人家吧。”
“是，是……”何豹捣蒜般点头应道，说着就又翻起兜来掏银子。
“等——等——”突然人群中传来一声怪声怪气的断喝。
一街人的目光眨眼间就投向了那声音的来处，一个穿着黑色礼服，戴着礼帽的洋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的身后站着几个蛮肉如山的壮汉。
见到来人，何豹如同蚂蚁见了蜜糖般迎了上去：“密斯特马多老爷！”
萧公子见了那马多也是后撤一步，脸色阴沉不少。
马多用着古怪的中文笑眯眯地对萧公子说道：“萧先生，不知你为什么要同我的这位助手过不去？”
“这何豹本是我家的家丁，只不过是见了你们洋人的钱眼开，卖主求荣。今天他在集市恃强凌弱，我自当对他略行惩戒。”萧公子说道。
马多继续笑道：“萧先生，你刚才也说了，他以前是你的家丁，但现在不是了，他的事，我想你不应该管吧？”
“何豹横行霸道，我只是路见不平，替天行道而已。”
“好！”马多一拍手道，“好一个替天行道。不过，萧先生，何豹先生现在是我的助手，你惩罚他就会让我受到损失；我受到损失，我们银行就会受到损失；太古银行受到损失，就难免向各家借款商家催要已经到期的贷款，这其中，萧先生，你们萧家‘四明号’的贷款恐怕也在其中啊。”
萧公子胸膛剧烈起伏着。
马多依然笑嘻嘻地望着他。
萧公子拂袖转身要走。
“萧公子，请留步。”马多却在身后叫住了他。
萧公子低声道：“你还有什么事？”
“萧公子，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马多说道，“你刚才对何豹先生有所侮辱，我想，你总要给他道个歉才对吧？”
何豹这时也想大事化小，在一旁说道：“密斯特马多先生，算了吧，我没事……”
马多回头瞪了他一眼，何豹顿时没了声音。马多继续说道：“萧先生，只要你向何豹道歉，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们欠太古银行的贷款可以慢慢还。这样吧，你换个角度想想，要是断了太古银行的支持，我想令尊一定不会高兴吧？”
萧公子低着头，一声不吭，他的喉结剧烈地颤抖着。
“怎么样，萧先生？”马多笑着问道，“想好没有？只不过道个歉，有这么困难吗？做错了事就要道歉，你们中国不是礼仪之邦吗？这点总明白吧。”
萧公子抬起头，双目无神。
马多知道自己赢了，抬起手，示意周围的人安静，他要听清楚萧公子接下来要说的话。
“我……”萧公子开口了，但他的嗓音已经沙哑，“我……萧家骥，对何豹……”
“萧贤侄何故如此吞吞吐吐啊！”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
人们再次整齐地回头观望。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个虽然已经鬓须斑白，但面貌却依然如同中年人一般给人庄严之感的清隽老人。
老人如炬的目光，射穿芜杂的人群，直取笑容逐渐僵硬的马多：“马多理事，半年不见，别来无恙啊。”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账房先生模样的人，另外还有四个年轻力壮的家丁。
“胡、胡先生，您、您好……”声音颤抖的马多，中文愈发不标准了。
那胡姓老人没有再搭理他，而是转向了萧公子：“萧贤侄，这些日子可好？”
萧公子终于看清楚了来人，激动道：“胡伯伯！您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那老人止住了他过分的激情，说道：“贤侄，今天可是我回杭州的第一天，你就这么欢迎我啊？”
“胡伯伯……我……”
“好了好了，”老人拍拍他的肩，“胡伯伯在一旁都听明白了。”
老人总算回过头来，对尴尬多时的马多说道：“马多理事，你说这事怎么办？”
“这……”马多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利害，思量片刻后，他说道：“胡先生，您刚回杭州，我们在这里拦路打扰大驾，实在是抱歉，我们这就走，改日一定去府上拜访。”
“马多理事请留步。”那老人不紧不慢道。
马多捏紧了拳头，但还是不得不停下了脚步：“胡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只是——以后最好不要在大街上找中国人的麻烦，这里的人都很听不得坏话，万一他们要是一哄而上不讲理地朝你挥拳头，恐怕我胡某人也保不了你。”
马多望了望四下的人群，他这才发觉一种异样的氛围从自己出场开始就环绕着自己。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多谢胡先生指点，我明白了。”说完，转身就走。
“多谢胡伯伯仗义执言，以免小侄被肖小戏侮。”萧家骥对那老人毕恭毕敬地谢道。
“贤侄，这没什么，我没做什么。我还有要务在身，不便久留，贤侄有空时，请来寒舍一叙，半载未见，你我叔侄之间，可有的聊啊！哈哈哈……”
“一切听胡伯伯的，胡伯伯请——”萧公子给他让出道来。
“替我向令尊大人问好，我改日也要登门来拜访的。”
“一定一定。欢迎之至。”
在家丁护卫下，那老人走出了人群。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鼓楼下。前方不远处是一座高墙环绕的豪宅。家快到了。
突然，一个家丁手持一封电报，急匆匆跑来：“老爷，老爷！上海急报！”
一听是上海，他脸色一沉。
他接过信，打开一看，一行字映入眼帘：“邵已被盛买通，欲置阜康于死地。”
他呆立在那里，任凭周围人怎么劝说，都一动不动。
倏地，他吐出一口鲜血，狂呼道：“宣怀小儿！还我阜康！”
革命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
辛亥年间的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是要拿命来说事的。要革人家的命，首先要把自己的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敢不要命地干这样的事的人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是读过半吊子书，但自以为满腹经纶，想用自己的学识来“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总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他们大多有个当地主或者当官或者做生意的爹妈，平时吃得饱穿得暖的，但却心忧天下，觉得自己承担着拯救全人类的重任，要是普罗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自己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这种极端的利他主义其实并不难理解。从精神上分析，这些人大多数都从小受到父母溺爱，因而自尊心和虚荣心比较强，对自己有着较高的估计，总觉得自己能量无限、法力无边，他们对外界的控制欲和征服欲也会表现得格外醒目。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不甘平庸的抱负与所承受的道德动力使他们的内在力比多（或者说荷尔蒙）有了更加“高尚”的目标。这些自命不凡的内在力比多所释放的能量将会被居高临下的“正义”之名包装为造福社会、施恩人民的动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人家孩子，可不太会有这样的胸怀。首先，因为从小就没被人重视过，他们对于自己的信心和能力就没有这样非同寻常的估计；其次，自己都没脱离苦难，谁还有心思去管别人？所以，一般人看来，中产阶级是社会安稳的基石，但却没有看到中产阶级也是孕育一批肩负神圣使命、打算改造不公正世界、随时准备对这个社会吃里扒外的理想主义者的温床。所以，“中产”这个阶级究竟对社会稳定有多大支持作用，是很难下定论的。
第二类人，就是经过衡量考虑，觉得革命的收益要远大于不革命的收成，而且革命的“成功率”很大的那些人。湖北的汤化龙、浙江的汤寿潜，就是这样的代表。对他们这些立宪派来说，清政府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立宪因为皇族内阁而已经成了泡影，而满族新贵们也正盘算着把权力收回到自己的手里。革命尽管并非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但总比有一天被政府收走全部权力和利益要好得多，况且武昌的形势出人意料的好。但要是革命的形势有一些超出了他们的估计，或者是如袁世凯这样愿意给立宪一个机会的人伸过来橄榄枝，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接。几乎找不到一个比他们更合适的群体来解释“机会主义者”这个词了。
第三类人最为单纯，他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要是不拼命，可能连命都没了。他们倒不是要立志去打造某种类型的新社会，对他们来说，只要还有一口饭吃，都不愿意来玩命。中国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农民造反，总有那么一些亡命之徒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当然就这些起义中的大部分跟随者而言，他们未必会和首领们一样与旧世界苦大仇深，很多人是因为受到了丰厚的战利品或者“均田地”、“封王侯”的许诺而成为半农民起义者、半机会主义者的。在梁山好汉中，和宋江、林冲这样除了造反别无他路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些跟着首领一边玩命、一边捞好处的人对社会的冲击最大，破坏性最强，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只要有了一定的利益，没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撑的农民起义者很容易陶醉于渺小的利益。所以，说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到后来都“蜕变”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并不公平，如果不给这些脑袋里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灌输的思想的农民们一些让他们觉得值得继续为之拼命的东西，那他们很快就会作鸟兽散了。而从造反者变成开国元勋、辅君忠臣的诱惑，会使他们继续凝聚在一起，直到被朝廷的军队镇压或颠覆朝廷，最后成为被藏的良弓或者被烹的走狗。
这三类人不能过于严格地区分，毕竟，人不是简单的造物，不可能是由简单的模子刻印出了来的。但从大数上看，这三类人的区别还是明显的。没错，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者队伍里的机会主义者比比皆是，农民造反派里面难免也会混入几个如张良、刘伯温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机会主义者里要找到几个知识分子也不是难事。但是，混入知识分子或者起义者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机会主义者，他的身份必然不是因为某种崇高的信念驱使的知识分子或者不拼命就没有出路的农民起义者。张良和刘伯温这样的人肯定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起义者，因为他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主观意识，而不是为了生计在打拼。他们是在借用农民起义者的力量，就像20世纪的革命者通常做的那样，这种方法虽然被一些秉性高贵的知识分子所不齿，但通常被证明为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要让这三种界限相对分明的人群走到一起来搞革命，无论这三种人都有着怎么样的个人目的、个人情怀，总得有一个难以抗拒的共同点来缝合他们之间的区别，那就是——情势。
没有外界的刺激，一个自洽的系统不会产生应激的行为。如果中国是一个太平洋上的渺小岛屿，而在19世纪免受外国殖民者的骚扰，那他可能一直会在自己的被几千年岁月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波利尼西亚系统中运行下去，按照自己的轨迹和逻辑去发展。
同样道理，如果没有一种外界的推力去刺激上述三种人群，他们的革命欲望也不会恰恰在那个时节爆发得如此完整而全面。或许，他们本来只是希望继续旁观，希望清政府能弃暗投明，希望生活能蒸蒸日上。但是，一种类似于布罗代尔所谓的“历史深层的潜流”一样的推动力迫使他们突然做出了选择，决定以武昌事件为契机，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种深层的推动力会是什么呢？
你没有猜错，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能力作了灾难性的低估，但是他对于经济基础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却一直为历史所证实。他对金钱对于人心的无与伦比的驱动力的看法是经济学界至今为止最为正确的结论。
扯得太远了。我们刚才这么啰里吧嗦半天，要说明的就是一件事：清末的经济必然是发生了动摇性的事件，才形成一个对于革命和革命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这种动摇使本来穷苦的人难以维生，本来富裕的人变得贫困，本来潜在的正义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到难以遏制的地步，而本来骑墙的机会主义者有了明确方向。这种动摇让原本不在一个轨迹上的潜在的革命者们殊途同归，把本来还有希望爬上悬崖的清王朝一脚踹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究竟是什么事件呢？究竟是谁造成的？
胡雪岩炒股票
我们经历的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因美国房贷泡沫破灭而起，可见泡沫这个东西不仅仅只存在于澡盆里。一旦进入了金融领域，什么东西都可以产生出泡沫，不仅房产可以有泡沫，钢铁可以有泡沫，就连大蒜、绿豆都可以有泡沫，更不用说把泡沫当做习以为常的股票市场了。
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对于股票和股市的认识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中国股市真正的起源则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国企业的股票投机，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有利可图，也加入了进来。洋务运动兴起后，很多近代意义的中国企业开始出现，为了融资的需要，这些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进入了股票市场。
与丰厚的利润形影不离的往往是非理智的冲动，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实在找不到更适合的引用依据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是请出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先生来说明这个问题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在股市里，利润是没有极限的，中国股民经常会以这么一则故事自励：一个美国妇人在某年买了5000美元的可口可乐的股票，把它压在箱底就忘了，没想到50年后重新发现它的时候，那些股票已经升值到5000万美元。即使就短时间而言，股票翻一两番也是屡见不鲜的事。相对创办实业的艰难和存银行的低利率，股市的极大利润空间让它从创办伊始就成为了风险爱好者或者头脑发热者们的乐园。
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清末的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太适合跟西方的潮流去搞民主、自由，但从中国在证劵交易的活跃程度上看，他们的财商却已经跟上了世界潮流。在投机者的追捧下，中国企业的股票开始疯涨，当时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开始每股只有几十两银子，短短几个月内便上涨到了近三百两，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也在短时间内从不足十两涨到了百余两。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股票的市值本没有那么高，但是大伙儿一道往上哄，就哄出了这一大堆泡沫来了。
既然是泡沫，总有被戳破的一天。
于是，清末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股灾。
清末较大的股灾一般认为有两次。头一次呢，就与大名鼎鼎的胡雪岩有关。
说到胡雪岩，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胡庆余堂这家药号了，但是傻子也想得到，卖药能卖出一个中国头号红顶商人？事实上，对胡雪岩而言，胡庆余堂只是他经营的一个小行当，他主要是靠为左宗棠采运军饷起家，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在他的鼎盛时期，他最大的产业是生丝生意和阜康钱庄。
江浙一带向来就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所谓“日出千绸，衣被天下”绝非浪得虚名。但19世纪60年代之后，江南的丝织业面临着来自第一波全球化商业竞争带来的重大危机。当时，英美等国都在上海开设了机械缫丝厂，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根本没办法跟洋人的机械缫丝竞争。洋商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为了进一步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的收购价格，同时抬高经过加工的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为白银517两，到了1875年，已经下跌到了285两，1873年，这个价格更是跌到了惨不忍睹的200两。
胡雪岩（1823-1885）
一般丝商都在为生丝的不景气垂头丧气，但胡雪岩却越来越亢奋。这个人眼光很毒，他知道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生丝价格却跌个不停，这里肯定有原因，一旦让他逮到这个原因，那就一定有巨大的商机在里面。他最后看出来了，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华商们各自为战，力量单薄，结果让洋人控制了生丝的价格。他觉得如果以自己的财力介入这场生意的话，应该可以扭转华商的颓势，从洋商手里把价格控制权夺回来，从而获取巨额利益。
1881年6月，胡雪岩开始坐庄，巨量采购了生丝3000包。1882年5月，这个数字达到了8000包，而到了10月份，他囤积的生丝达到了1.4万包，几乎到了见丝就收的疯狂地步。外国人见着阵势也怕了，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录了他们与胡的让步交涉：“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1882年，全国的生丝供应量大约在50000包左右，而胡雪岩的囤积量接近了总量的20%，加上他对其他丝商的影响力，虽然未必能垄断全国的生丝市场，但对市场价格还是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的。
胡雪岩成功了。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但是洋人们没有办法，要在中国收生丝，还就得按照胡雪岩定的价来收。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当胡雪岩在1883年10月9日将2000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时，每包的定价高达380两；而之后将剩余的生丝卖给天祥洋行时，价格也在372.5两。生丝业给胡雪岩带来了巨额的利润。
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就是他的阜康钱庄。这家钱庄的营业区域遍布大江南北，实力雄厚可想而知，而且这家准银行还利用胡雪岩的特殊身份获取了大量的低成本政府存款，其中包括了他帮左宗棠西征包办的军款，光这笔款子就有1595万两，都是从洋行或者政府的财政上支取，直接划到阜康钱庄的。清政府几乎成了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调用的资金库。
生丝和钱庄，一个可以巨额生利，一个可以保证资金往来和安全。本来胡雪岩只要老老实实地守着这两项庞大产业继续坐大，他几乎是不可能被击败的。但是他惹错了一个人，这个人直接导致了他硕大无朋的商业帝国的彻底覆灭。要不是这个人和胡雪岩之间的龃龉，要不是那场挤兑风波，19世纪末的晚清经济还要景气得多。
这个人，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盛宣怀。
盛宣怀的发迹史
思维总有着无限活跃性的我们经常会梦想这样一种情形：自己一手拎着取之不尽的钱袋子，一手攥着渗透着熏天权势的官印子，那时候是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两相通融，其乐无穷啊。哪怕是天王老子，能奈我何？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痴心妄想症的灵光一现，很快就会被自我解嘲的方式湮灭掉。
但是，毕竟还是有那么几个人，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或通过自身的努力，他们能够达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二位一体的地位。在清末，至少有两个人就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胡雪岩，另一个就是盛宣怀。
两人相较，从名声上来讲，胡雪岩这个容易被戏剧化的人物显然要更有知名度，但是从实际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来看，盛宣怀胜过胡雪岩的何止是一筹。
本书不是单纯的传记，没有必要把盛宣怀的家世翻一个底朝天，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从他和胡雪岩的血战开始的，至于他的身世，读者需要知道的是如下内容：
盛宣怀于1844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官宦世家，从小被祖父和父亲赋予厚望，希冀他能在仕途上走出一条光宗耀祖之路。但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却不再争气，乡试不中，读了几年“高复班”，又考了两次，依然名落孙山，从此断了这个念头，开始闯世界。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真的有所体悟，他称自己的这种转行是致力于“有用之学”。虽然没有文凭，好在有家世背景在，官二代要混口饭吃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早年（也就十七八岁的时候）随父亲到地方去任职，见识不少，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才华也开始崭露头角。到了27岁的时候，盛宣怀到了他一生中对他的前程至关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雅故”——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遇到了李鸿章，盛宣怀从此就彻底脱离了“混”的境界。
从李鸿章身边的机要秘书做起，盛宣怀可谓一路顺畅。正像大多数“高考”落榜、仕途不举的人一样，盛宣怀接触社会比一般务“正业”的官僚子弟要早，而且因为曾经辅佐过父亲治理地方，他见过的世面也比较广，对于洋人的新技术、工业革命的成果有着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了解。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手下干活，也让他的眼界更加开阔。
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在为盛宣怀写的墓志铭中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这话说得不错。盛宣怀能被李鸿章所看重，主要不是靠他父亲盛康和李鸿章的旧关系，而是因为他热衷于引进先进的西方技术来创办近代工商业的洋务立场与李鸿章不谋而合。李鸿章在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时就已经意识到新式技术制造的洋枪洋炮的重要意义，在他于1864年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就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国外利器，欲学习国外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之后几十年中，李鸿章一直视替朝廷办理洋务为己任，是清末洋务派当之无愧的代表。而盛宣怀从科举受挫之后，转而致力于“有用之学”，进入李鸿章幕府之后，他的这种“有用之学”在洋务中找到了根基，从而与李一拍即合，成为其麾下最耀眼的洋务明星。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这几个洋务大宗先后都受到了盛宣怀的控制，而开始轰轰烈烈、后来不幸夭折的湖北煤铁矿以及集矿、焦、铁于一体的汉冶萍公司也是他一手操办的。
在那个时代，电报、轮船、铁路、银行、矿务，这其中哪一样都可算得上前途无限光明的前沿产业了。从这个角度看，集这几大产业于一手的盛宣怀的层次显然要比只会搞搞倒卖生丝、偶尔做点军火生意、开办不太稳健的旧式钱庄的胡雪岩要高端不少。当然，盛宣怀的产业都是国家投资或者商户集资的，算到他头上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胡雪岩可不同，他的产业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尽管盛宣怀在整体的经济调动能力上高于胡雪岩，但就个人的经济实力而言，却远非后者的对手。
不过，胡雪岩的优势却算不上什么优势。盛宣怀虽然自己没多大的钱袋子，但他却管了很大一个仓库。这种官商一体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胡雪岩枉为堂堂红顶商人，却没有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脑袋里老琢磨着怎么利用眼前的优势获得短期的利益，显然缺乏一种长期的眼光，地主阶层的思维方式可能是桎梏他手脚的一大因素。人们常说一个人钱多得富可敌国，这种话只能对一个小国说，遇到中国这样的国家，那是没有人吃得消与国库相比较的。胡雪岩即使家里堆着金山银山，但和国家“软预算”拨款投资的“国有企业”或者和千万商户集资的“集体所有制”这两条大腿比起来，连条胳臂都算不上，最多只是一根小拇指。这就决定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之间实力的悬殊差距。
但胡雪岩没有认清这种形势，在他心目中，盛宣怀不过是个靠着后台暂时得志的黄毛小儿，要跟自己掰手腕，实在是拿脑袋当砖头使。
争夺电报线
胡雪岩和盛宣怀交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盛宣怀早年在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因为挤走了挪用招商局公款去炒房的房地产大亨徐润，让当时就觊觎招商局的胡雪岩感到后生可畏的寒意。于是，胡就暗中让人打盛宣怀的小报告，说他在经办业务时收了回扣，结果导致言官弹劾，让他丢掉了招商局督办的职位。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去勘查铁矿，打算主持开办荆门矿务总局，结果胡雪岩再次祭起小报告绝技，使得盛宣怀又一次半途而废，早早被调回了京城。时间到了1880年，清廷打算要建电报线，胡雪岩又要跟盛宣怀来争。胡的后台是左宗棠，而盛的老大是李鸿章，这两个实力派人物在暗中较量，胡和盛就成了前台斗争的棋子。
李鸿章最早打算要办电报局，是他在交涉中俄伊犁事件中深刻体会到通讯不便的弊端。在盛宣怀的策划和鼓动下，李鸿章就上书朝廷要求办电报局。朝廷也深有同感，立刻准奏。而这个时候，根据胡雪岩的建议，左宗棠也递上了奏折，提出开办电报的要求。李鸿章和他的本家李莲英关系不错，他从李公公那里得到了风声，感到很不爽。盛宣怀倒不那么紧张。他知道宫里面的事情很复杂，电报不是说办就能办的。左宗棠要去做出头鸟，那就让他去做吧。
果然，为了办不办电报的事，朝廷中的大臣们吵个不停，慈禧也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日本人归还琉球群岛，电报的事还是从长计议吧。于是，左宗棠只能作罢了。对胡雪岩来说，暂时办不成电报，也没事，他本来也就是来凑个热闹，没有了这个负担也好，他可以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他的丝绸、茶叶等生意上去。左宗棠和胡雪岩反正也输得起，他们可以退出，盛宣怀这个时候刚丢了招商局的位子，可不想再失去这个绝好的翻身机会了。他和李鸿章马上联系了外企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经理郑观应，邀请他出来帮忙。郑观应看了李鸿章诚恳的信，感动得一塌糊涂，马上就把太古公司CEO这个金饭碗给辞了，与盛宣怀一道，开始了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
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担任总办，而郑观应担任会办，两人相当于是正副CEO。这个局子最初是打算官办的，但盛宣怀、郑观应一开始就打算把它改成官督商办，一来这能够让投资电报线的商人们获得厚利，二来是轮船招商局的成功让他们看到了比官办企业更符合经济规律的商办企业更加有竞争优势。当然，这其中作为主要投资人的盛、郑二人自己的小算盘怎么打的，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但不管怎么说，电报局是办起来了，1881年4月，工程从上海和天津同时开工。而且，他们还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七地设立了分局。一切看来都很顺利。但是，当郑观应把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送到两江总督左宗棠案前时，却遭到拒绝。看来，左宗棠还是不想就这么便宜了李鸿章，他就是要利用自己掌握的这条“江”切断李鸿章手里的这根“线”。
与此同时，胡雪岩也没有闲着，他派出了商业间谍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里，弄了几套密码出来。接着，他鼓动左宗棠上奏朝廷，也要争取架设长江电报线。盛宣怀当然不甘心让他们夺走了到口的肥肉，他急忙找来了电报业的巨头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他向这些外商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他愿意以三倍的价格收购这批货。胡雪岩这个人虽然不见得是完人，有时候又喜欢耍些不三不四的小手段，但他还是比较爱国的，多次和洋商们斗法，光是囤积生丝就让洋人们吃了大亏，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的头头们自然对他没什么好感，这回盛宣怀又肯出三倍的价钱。两相权衡之下，盛宣怀这方当然占了上风。于是，洋商们就决定和他结盟，共同对付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也派人同大东公司和大北公司交涉，还提高了购买价格。但大北公司跟盛宣怀串通一气，不仅拖延供货时间，而且还把伪劣产品给了胡雪岩。由于电线器材质量低劣，胡雪岩的电报线工程进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了。盛宣怀得到消息后，马上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的消息告诉了李鸿章。李鸿章也时不我待地立马上书参了胡雪岩一本，说他办电线不行，瞎搞一气，害得朝廷损失惨重，不如改派懂这一行的盛宣怀去办理。朝廷中一些大臣也早看胡雪岩和左宗棠不顺眼了，都纷纷上奏，要求把胡雪岩给撤了。不久，朝廷下令长江电线改由盛宣怀办理架设，左宗棠和胡雪岩只好眼睁睁看着长江电线的修筑权也让盛宣怀拿走了。
虽然争夺电报线失败了，但这个事件对胡雪岩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唯一的后果是让他和盛宣怀之间的龃龉更上了一层楼。但对盛宣怀而言，进军电报业，加速了他的洋务事业的发展，这也为他最终击败胡雪岩打下了基础。
不过，这个时候的盛宣怀已经明白了，胡雪岩和他的帝国就像横亘在他面前的巨大障碍，不除掉他，自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但这个时候的胡雪岩，树大根深，还难以撼动。他只能暗暗蛰伏着，等待着胡雪岩漏出破绽的那一刻。
扳倒胡雪岩
1883年，机会来了。
既然是个生丝倒买倒卖的行家，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渐渐地，这门生意越做越大，到1882年，他的存货占了全国生丝的五分之一，至少是一个寡头垄断者。垄断有垄断的好处，垄断到了一定地步，垄断者就能够控制商品的价格，这的确实现了，胡雪岩就通过抬高生丝的价格大大赚了一票。但垄断也有一个负面影响，那就是需要极大的财力投入来维持这种垄断。胡雪岩当然也得把大量资金投入生丝收购中去。根据《海光》杂志所言，他动用了两千万两巨资做这项买卖，后世研究者也采纳了这种说法。最近，澳大利亚研究者雪珥经过测算，认为这个数字是被夸大的，但即使是他，也认为胡雪岩投入生丝囤积的资金还是有570万两之巨。
盛宣怀通过电报掌握了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瞧瞧，有了电报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吧），于是他开始给胡雪岩下套了。
他一边大量收购生丝，一边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同时还联络收买各地的商人和洋行买办，让他们今年都不买胡雪岩的丝。那些饱受胡雪岩囤积居奇之苦的洋商们当然与盛宣怀一拍即合。这就导致了胡雪岩仓库里的生丝无人光顾，不仅他的高价策略无法奏效，而且因为现金无法回笼，他的资金状况也日益紧张。
当然，要是高价卖不出去，只要贱价卖，任凭盛宣怀怎么拉拢，总是会有人替胡雪岩解决库存和资金问题的。到最后，胡雪岩果然成功套现，虽然亏是亏了一点，但总算是伤不到他的筋骨的。即使如《海光》杂志和《见闻琐录》所说，他“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也总算捞回了大头，而按照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估计，胡雪岩损失的只有35万英镑（150万两）。
但是，存货虽然能够迅速出手，货款却往往不会这么快收回，虽然从账面上看，胡雪岩只是小有亏损，但实际上，不能及时到账的货款可能有数百万之多，这就让胡雪岩面临了庞大的流动性危机。对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而言，流动性缺乏的危机是最可怕的，几年前风光无限的巨人集团、德隆集团就是倒在了资金流动性问题上。但如果这个时候，有金融机构能够为胡雪岩解决一下流动性问题的话，经过了这道坎，以后的一切，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应付裕如的。
但倒霉的是，这一年的中国，面临的是整体性的流动性危机。1882年美国铁路投资泡沫破碎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已经蔓延到了上海，钱庄银号接连倒闭，而一些巨型“央企”，像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的股票暴跌，也让本来就资金相当紧张的钱庄，被死死套牢了。市面上没人能够再做拆借，这对亟须资金的胡雪岩来说，的确是雪上加霜。
另外，胡雪岩还面临着一个对他资金构成威胁的局面。作为左宗棠罩着的人，他总免不了常常接济这位恩主，常常替他去筹集军款。这个时候，他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的巨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子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借出款项的外国银行只管问胡雪岩要钱。本来，这笔借款每年是要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的，所谓“协饷”呢，就是朝廷用于发放新疆驻军的俸饷。清朝的时候，新疆地区财政始终无法自立，主要支出都要依靠中央户部和内地各省调拨银两，于是就有了这个称谓。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马上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这好歹也算形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制度，这笔款子虽然先要由胡雪岩出，但也只算是个经手，他回头马上能用协饷的钱来填补这个窟窿。
但再严密的制度也会有自己的岔子，更不用说这种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了。盛宣怀一早就看准了其中的奥妙，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前，他决定给胡雪岩来个釜底抽薪，让他完全落入自己的罗网中，失去还手之力。
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截了当告诉他：李鸿章大人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你看怎么着吧。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他虽然对左宗棠心存畏惧，但怎么也不敢违抗李大人的命令，而且想想缓发二十天也不算什么事，自然照办了。
但对于盛宣怀来说，这二十天已经足够了。他串通好了外国银行，让他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向胡雪岩催款。
今年的形势摆在眼前，胡雪岩手上缺少现金应付，而这个时候，左宗棠又远在北京，鞭长莫及。胡雪岩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把他各地的阜康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先补上了这个窟窿。照他的想法，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所以他也没怎么提起警惕心来。但他这一步，正好踏进了盛宣怀设计的陷阱里了。
通过电报，盛宣怀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他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钱庄，阜康钱庄正是空虚之际，于是就开始派人到钱庄提款挤兑。
挤兑这事儿，说小则小，不过是大家伙儿争着去把自己放在银行里的钱提出来而已。然而，这事情说大也很大，银行的钱不是放着等储户们来提的，他要靠把这些钱借出去来吃饭，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保留足以应付一般性储户提款需要的现金，因此，银行对挤兑这件事是非常敏感的。一旦不能及时拿出钱来还储户，那它就得关门倒灶，它一破产，那那些没能及时取出钱来的储户就等于白白丢了这笔钱。所以，不仅银行怕挤兑，储户也怕。只要一有挤兑的动静，储户们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就会毫不迟疑地加入到这个队伍里，这就导致了挤兑的情况更加严重。可以这么说，挤兑是极易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尤其是在金融监管不严的时代，银行几乎没有什么风险防范机制，更不用说旧式钱庄了。这些银号钱庄，说倒就倒，连带着也会让无数储户瞬间变得身无分文，这实在是最容易导致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形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