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也是他经营了几十年的企业，而且从盈利水平上讲，更是高于电报局，他要是就这么让袁世凯就夺走了还能淡定处之，那才说不通呢。
1908年11月，慈禧和光绪帝先后亡故，3岁的末代皇帝溥仪登上了皇位，他的父亲载沣出任摄政王，掌握朝廷军政大权。载沣向来看不惯靠着逢迎慈禧而发迹的袁世凯，在这个自己手握中枢大权的时刻，他很快在朝廷元老重臣的支持下，于1909年1月发布上谕，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勒令他下岗回家养病去。
“久为项城屏逐”的盛宣怀终于迎来了夺回轮船招商局的绝好机会。不过话说回来了，瘦死的骆驼好歹也有点分量，袁世凯虽然被罢了官，但他的亲信、部将还担负着各部门的军政要职，新任邮传部尚书的徐世昌就是袁手下的得力干将，而且徐世昌同招商局中的港商也往来从密，而港商在又占了招商局里相当大的股份。看来，盛宣怀要夺回轮局也绝非易事啊。
盛宣怀知道一口吃不成胖子，所以决定一步一步、稳扎稳打。他先是大造舆论，说北洋官办招商局“专为剥削”，不事经营。这倒是事实。袁世凯控制招商局之后，为了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就把招商局当做了钱袋子，极尽了搜刮之能事，经营腐败透顶，郑观应看不下去，说这个企业“官气日重，亏耗日巨”。从机构说，北洋大臣委任“会办五人，坐办二人，提调二人，稽查二人，正董事三人，副董事三人，漕务董事二人，帮办一人，其挂名文案领干薪者颇多”，尸位素餐者更不计其数。至于“亏耗”，以1908年为例，虽然名义上有2.03万两的利润，但于在自保船险项下拨出了30万两开支，所以实际上亏本了20多万两。
盛宣怀曾经拿被袁世凯接收后的轮局同自己任督办时的情况作了对照，说我1885年接办轮局的时候，只有华商资本200万两，1902年北洋从我手中接办时，资本额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两，增长了不止十倍。就在这样的基础下，北洋方面居然不给招商局增添船只，各口岸码头栈房也没有一处增添，不仅如此，上海浦东码头、天津塘沽码头、南京下关码头也都被卖了出去。就从这方面说，盛宣怀千方百计要把招商局夺回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哪个母亲能够忍受让自己的孩儿受到这样的虐待？
另方一面，盛宣怀还紧锣密鼓地物色合适人选，以对抗徐世昌等袁系人物。他的老友郑观应是广东股商的领袖，在港粤商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他的观点也与自己相近，是抵制“徐党”的理想人物。1903年3月27日，他给寓居澳门的郑观应写信说：“现在沪上股商准拟呈请注册改归商办，但恐粤商又有误会……港多徐党，或愿放弃商权……吾兄为商务耆旧，既尚有心扶持大局，应请择同志同股愿列名公呈者，多则十余人，少则五六人，克日密寄弊处，以便凑集四五十人，即可办理。到京谒见商务大员前往。弟请公三月间来沪，以便偕弟北上，机不可失。”这么做，一来可以利用郑去做港粤股商的工作，以抵消“徐党”的影响，二来可以争取和组织商办的人员和力量。
郑观应接到盛宣怀的信后，立即联系了“同志同股愿列名公呈”的人，密寄给盛宣怀，并于1909年5月上旬到达上海。盛宣怀交给郑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大力组织招商局的商办事宜，而这个关键就是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且在选举中必须使盛宣怀阵营胜券稳握。
郑观应到上海不几天，就开始紧张地进行招商局商办的活动。他首先设立招商局股东挂号处，以挂号处名义刊登广告，请股东携股票或息折来挂号处登记，声明“挂号逾股份之半即开股东大会”，以便按照商律组织商办。挂号处实际上是起个了解情况、争取同志的作用。郑明确说，“挂号处应照广东办法，举定股东数人”作代表，“非同志兼有嫌疑者不取”。他认为，股东中的这种同志在江浙皖粤闽等省都是有的，预期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果然不出所料，挂号处的工作取得了成功。不到两个月，在上海股商持验票折陆续挂号的达2.4万余股。到宣统元年五月底止，“已得股份全额十成之六”，超过郑观应预期的“全数”之半的目标。于是，1909年8月15日，在上海静安寺路召开了股东大会，推选董事，讨论章程，会上选出盛宣怀、郑观应、施绍曾、谭国忠、严义彬、唐国泰、张允言、杨学沂、何声灏等九人为第一任董事。盛宣怀任董事会主席。这九名董事和查账员基本上都是盛宣怀战线上的人。这标志着盛宣怀与袁世凯争夺招商局的胜利。随即以郑观应为主拟定了招商局组织商办章程46条。这样，轮船招商局就真正成为了商办之局了。
干戈变成玉帛？
盛宣怀人生有两次大发迹，有趣的是，这两次发迹都肇始于他自称为“知己”的人失势之时。第一次是甲午战后，李鸿章下台，盛宣怀却在一年之中连得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华盛纺织厂、通商银行等几项要职，又举办了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堂两所学校，在官场上他还得到了太常寺少卿衔并获专折奏事权。第二次是13年后，袁世凯被罢官了，盛宣怀时来运转，不仅夺回了轮、电两局，而且还当上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筹赈大臣。不久他又从邮传部右侍郎、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的位子上晋升为邮传部尚书。
这可能不是历史的偶然。因为这些“知己”对于盛宣怀来说，与其说是他升官发财的推手，不如说是抑制他平步青云的阻碍者。袁世凯自不用说了，一上台就翻脸要从他碗里夺食，即使是恩师李鸿章，也在各方面对他多加抑制，让盛的才能和野心没有办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所以，对于这两位“知己”，盛宣怀都颇有微词，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他来说，“知己”毕竟是“知己”，翻脸的时候可能是打得不可开交的对手，但是脸一转回来，还可以继续做朋友。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官场上，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都可能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不太有人会为了旧仇陈怨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而盛宣怀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正好是这一种复杂性的最好说明。
与庚子年的动乱让盛宣怀寄望于袁世凯一样，当辛亥年间的革命形势越来越炽热的时候，盛宣怀又想到了他的这位老战友。
早在革命前，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在致盛宣怀的电函中，就有“非有如慰帅（袁世凯）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纳诸轨物”之言。盛宣怀虽然已经不太待见自己的这位同门，但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他还是不得不认可端方的看法。
武昌起义刚发生时，盛宣怀是最积极主动策划镇压的清廷重臣。起义发生后，身为邮传大臣的盛宣怀情报掌握得比较迅速而准确，他一方面要使在武汉的革命军无法夺取火车这个在当时是最迅速有效的交通工具，一方面又让清军能够最快最安全地利用火车，以保证调度的方便可靠。他以邮传部的名义急电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要求准备运输兵马辎重的大轮船五艘，为清廷集中兵力，对革命军进行“水陆会剿”做好充分的后勤准备。同时，他还极力保护铁路桥梁的安全，保证南下清军运输任务的实现。他还通令各处严密稽查革命党人，要求江苏、江西督抚“通饬各处，专派巡警于船到时严密稽”，“通饬各税务司检查搭客行李夹带，俾匪徒难于混迹及私运军火炸药”。
但清廷对武昌事变的发起是始料未及的，当时新建陆军中约有三万多人已奉命到永平（今河北庐龙，北京以东）去参加“秋操”，其余的还在赴永平途中。起义枪声一响，清廷来不及调集大军。就临时匆匆忙忙地把那些在永平“秋操”的士兵和在保定的军队勉强凑了两镇，让荫昌率领南下，去镇压起义。这些士兵没有足够的作战思想准备，加之是正在参加“秋操”时临时给拉来上阵的，军械子弹也不充足。而统帅荫昌又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碰上了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局面，总是有些犹豫加恐惧的。于是，他就把军队驻扎在远离武昌数百里之外的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在信阳、孝感之间徘徊来、徘徊去，拖延了不少时日，浪费了镇压起义的最佳时机。
对此，盛宣怀是极度不满的，他在《荫午楼宜电旨促其亲督进兵节略》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对荫昌的批评，他说：“荫昌身为统帅，正宜乘此声势，率领大队节节进规，以寒匪胆……若复迟延不进，深恐前敌已到之军，以无后援不敢再战，或致挫失，匪焰更张。应请严旨电伤该大臣克日前进，必须信赏必罚。贼少兵多，且有海军截江而守，何难一鼓荡平？荫昌若再逡巡不进，贻误事机，岂能当此重咎！”但光指责荫昌是于事无补的，他进一步建议清廷“换马”，而这匹新马，就是已经下野一段时间的袁世凯。
虽然和袁世凯有过不少龃龉，他也知道袁是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但毕竟，过去的都过去了。盛宣怀是商人，他不想太纠结于以往的陈案，说到底，被袁世凯夺去的轮、电两局，都已经拿了回来，而且袁世凯这个时候也貌似相当服膺地在家里做寓公。看起来，他应该会接受教训，不敢那么狂了。退一万步来说，他们俩好歹是同门，在和平时期，他们可以斗来斗去，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清廷面临颠覆之灾的时候，他们应该可以摒弃前嫌，携手共挽狂澜的。何况，这个狂澜，在当今朝廷，也只有袁世凯有能力挽得住。
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正在彰德的家里办自己52岁的生日。他在“养寿园”里酒宴正酣，突然传来起义的消息，满座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袁世凯立刻停止了祝寿活动。虽然他心里可能还是在替这个朝廷着急的，但他还不想这么轻易地前去救驾，他还想再谈谈价钱。在随后发给盛宣怀的电报里，他写道：“惟凯衰病侵寻，入秋尤剧。俟见电钞，拟请另简贤能。”
盛宣怀当然知道他是在等更好的价码，所以仍然很认真地恳请他早日复出，敉平叛乱：“此乱蓄之已久，若不早平，恐各省响应。公出处关系中原治乱，并请默念此身负环球众望，岂能久安绿野。与其迟一日，不如早一日。万勿迟疑。”
他这话说得很有水平，柔中带刚，既把袁世凯复出的意义提高到不能再高的地步，又一语道出了他“岂能久安绿野”的野心。而且那番不打草稿的“公出处关系中原治乱”、“身负环球众望”的吹捧，更是让袁世凯听得无比受用。当然，这话也不算完全的阿谀奉承，当时列强各国的在华代表对于武昌起义的恐惧不下于清廷，而起用袁世凯这位向来与各国关系不错的军界重臣的确是“环球众望”所归。武昌起义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说：“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
既然“身负环球众望”，袁世凯也就不能再不出山了，于是他一方面表示自己“忧心如焚”，一方面又把非常实际的钱饷和兵权这两个具体问题摆到了台面上：“径宥两电感悉。鄂军尽变，库款全失，赤手空拳，用何剿抚？除蜀军各有专帅外，各路援军在鄂境应归敝处节制者现有若干，祈饬查示至祷。忧心如焚，病益增剧。荫帅（指荫昌）过唔，踊跃从事，想不难指日荡平也。”
盛宣怀天生善于做穿针引线的协调工作，对于人家的一些台面上不能讲，但台底下很想表露的话特别清楚。他知道袁世凯托病，以及相信荫昌“不难指日荡平”的言论，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出山再加点筹码。但这么一来，他要做工作的就不单单是袁世凯这方面了。他还要说服朝廷接受袁的价码。
1911年10月20日一天之内，盛宣怀就拟了迅速剿灭“革匪”的三个“节略”，竭尽全力为清廷出谋划策。在上面引述的第一个“节略”中，盛宣怀断言，“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接着他谴责荫昌“畏缩不前”，同时建议朝廷给袁世凯足够的兵权，“为今之计，一再催荫昌进兵；一在命袁世凯赴鄂”。他的第三个“节略”，也就是名为《袁世凯宜明降旨催其赴鄂节略》的文件，把这种意图说得更明确了：
袁世凯负知兵重望，此次闻诏即起，具见公忠体国，固已先声夺人……该督久任北洋，现调之新军第二、第四镇皆其旧部，必能遵守调遣，踊跃听命。应请明诏敦促克日就道。如再旷日持久，转虑匪势蔓延，牵动全局，更难收拾，比非该督忠勇任事之本心。至一军两帅，为行军所忌，俟该督抵汉，应将新军及湘、豫各省援军悉归节制，以一事权，一面选将练勇，以为后劲。
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栽培的，荫昌是调动不得的，只有袁世凯才能够率领这支清廷最强大的军队去平定叛乱，而且，清廷应该把所有的军权都统一交给袁世凯。在他心目中，袁世凯虽然翻脸不认人，虽然有野心，但对于朝廷的忠诚还是可以信赖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是不会站错队的，让这样的人去最前线是最保险的。
在写下这些“节略”的第二天，盛宣怀就电告袁世凯说：“中外望公如岁，拨饷募兵无不照准的。”这就在暗示他，包括兵权在内的他提的所有价码朝廷都能够满足，你老人家还是赶紧出山吧。
但袁世凯还是觉得不得劲儿，20日，他又给内阁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把他昔日麾下那些猛将，像什么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倪嗣冲啊，都招来配合作战。一望而知，袁世凯要把心腹调到自己身边，指挥起来更得心应手。而盛宣怀也对他再次力挺，主张将湘、豫、鄂诸军统归袁世凯节制。他在九月初二日（1911年10月23日）直接递交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袁世凯公忠素著，韬略久娴，北军第二、第四镇皆其手中督练，不特威声足以慑匪胆，抑且恩谊足以结兵心。臣愚全局安危总系于南行之新军能否实心效力，而此时能得民心，尤在不吝重赏。”
武昌这头，革命党人进展顺利，10月11日，整个武昌都被起义新军占领了，他们打出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旗号，这就意味着他们正式下定决心要和北京的朝廷分庭抗礼了！
军政府建立了，不能没有主事的人啊！这时候，同盟会的大佬，像孙文、黄兴等人都不在国内，武汉地区的革命党头头们也都不在武昌，领导起义的这些新军军官级别都很低，没有那个有足够的胆略和威望敢去出头。于是，他们找出了一个叫黎元洪的人出来当这个军政府的都督。
什么事情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不少地方都跟着乱起来了。
10月22日，湖南独立。
10月23日，陕西独立。
10月23日，江西九江独立。
10月25日，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命党人炸死。
这个时候，还没有得到朝廷满足他条件的答复的袁世凯还在彰德洹上村悠闲地钓鱼呢。
北京这头的载沣最终可是在抓狂了！大清江山，难道就要断送在我手上了吗？无奈的载沣最终只好向袁世凯投降了，什么人事安排都依了他。1911年10月27日，朝廷连发了4道上谕，调荫昌“回京供职”，而转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湖北军务及赴援各军都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实际上，根据江庸所撰的《趋庭日记》记载，尽管庆亲王奕劻、那桐和徐世昌都支持重新起用袁世凯，但摄政王载沣是打心眼里不乐意的。于是，林炳章就和盛宣怀一同吓唬他，说现在的时局，“非袁不足以救国”。他们又找到载泽来当说客，总算是把摄政王说服了。而且，根据江庸的记载，盛宣怀说过这么一句话：“果于国有益，何有私憾？”值得令人玩味，这盛宣怀，或许真是的一个大公无私的楷模啊。
于是，又一次，在盛宣怀的帮助下，袁世凯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
要革命还是要朝廷？
或许，命运注定了盛宣怀和袁世凯不能同时待在权力的顶峰。就如同当年袁世凯继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平步青云之时，正是盛宣怀走下坡路，丢掉轮、电二局的时候；而袁世凯乘着革命之机东山再起的时候，也正是盛宣怀成为革命对象之日。两个人似乎是完成了一场权力的交接，从此之后，盛宣怀淡出了舞台，而袁世凯站到了聚光灯的最中间。
在盛宣怀的心目中，袁世凯虽然有野心，但至多只是在朝廷内部争把交椅，对于朝廷本身他应该还是忠心的。所以他也是一心一意打算跟他同甘共苦，携手扶稳这将倾的大厦。但是，袁世凯这个时候处于清廷和革命军的博弈中间最有利、最能够一锤定音的位子。在这个位子上，他可以同双方叫价，比较双方的筹码。朝廷方面就不用说了，清廷的气数整个就维系在他一人身上了；而在革命军这方面，这支草草组建起来，组织纪律都谈不上出色，军事素养更是平平的军队，面对袁世凯训练几年的精锐新军，加上他同时节制的各省为数众多的清军兵勇，恐惧心理是难免的。
此前的革命形势还是一片大好的，30日，昆明新军起义，云南独立，蔡锷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31日，南昌新军起义，江西全省独立。
而清廷内部也动荡不已，10月27日，第十镇统制张绍曾屯兵滦州，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统领卢永祥、伍祥桢、潘矩楹电奏清廷，提出要赶紧开国会，马上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的职务，释放政治犯等12条要求。接着，张绍曾还扣留了运往湖北前线的一列车军火，并致电黎元洪，说绝不会南下作战。同时，山西也闹了独立，阎锡山当上了都督。
北方新军靠不住了！滦州、太原离北京太近了，朝廷就在这些不可靠新军的枪口下。隆裕太后和载沣吓得魂都要丢了，他们随时准备带着小皇帝逃命承德。为了稳定局势，载沣连忙用自己儿子的名义下了四道上谕：第一，实行宪政。第二，迅速起草宪法。第三，承诺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日后永远不再出任内阁大臣。第四，大赦政治犯，当年“戊戌变法”和此次参加革命的政治犯都在赦免之列。而且载沣还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我现在就下台，把权力给你袁世凯，你看怎么合适怎么来，只要把乱党平灭，保住我大清江山就行。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要么革命党让朝廷完蛋，然后中国变成一个革命党的国家，要么是袁世凯依照自己的承诺替朝廷稳定了局面，然后中国就渐进地朝不少人所希望的君主立宪的道路走。无论哪种结局，对袁世凯来说都不是太好，因为在这两种图景中，他的位子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而稳固。所以，他知道，他该行动了。10月30日，袁世凯离开彰德南下视师。3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全权负责组阁。11月1日袁世凯进驻孝感，正式从荫昌手中接任湖广总督，重掌兵权，在他上任当天，已被火烧数日的汉口被北洋悍将冯国璋一举攻克。
就在冯国璋士气正旺，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武昌的时候，袁世凯却严令他停止进攻，并派段祺瑞接替了其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在打一个清廷绝对想不到的主意。他手里有着强悍的北洋大军，武昌城中苟延残喘的黎元洪们，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可现在全国都革命了，平灭一个黎元洪容易，可要想让国家迅速摆脱战火，就没那么简单了，就算是自己挥师南下，以雷霆万钧之力把一盘散沙般的革命党各个击破了，自己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到时候这支疲惫残破之师，是否能帮自己应付朝中权贵的倾轧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对于革命大势，他还是要谨慎。
另一方面，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因为其向来以改革派的面目为人熟知，所以有些革命党人对他还是有好感的，正在努力争取他到自己的阵营里。而武汉作为具有极大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城市，如果他袁世凯把他完全从革命党人手里夺了过来，那等于说是要跟革命党人完全翻脸了。这样一来，与革命党人谈判的机会就完全断送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骑墙派来说，这可不是袁世凯的最高福利。
在冯国璋率部与起义军死磕时，袁世凯三次约见了一个人，一个可以在他和革命党之间充当沟通桥梁的重要人物——汪精卫。汪精卫因为当年刺杀载沣而名声大噪，是叛党的象征。袁世凯这么做，目的已经昭彰，他就是要在革命党人与清廷当中徘徊游荡，比较着双方能够出的价码。
但是大多数革命党人这个时候正沉浸在短暂的胜利的喜悦中，似乎全国共和就在眼前，10月28日，同盟会公认的二号人物黄兴率领着宋教仁、李书城、刘揆一、孔庚、居正等到达武昌。这帮人的革命热情都杠杠的。他们觉得奋斗了这么多年，总算有个绝好的机会彻底推翻清廷压迫翻身做主人了，怎么能就这样白白浪费了？11月2日，宋教仁、田桐、居正、胡瑛等邀请一班同志开会。由居正提议，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一俟湘省的援军到来，有了统一的指挥，必可以换回战局”。在座的同盟会分子，都表示赞成。汉口刚丢，汉阳危在旦夕，这帮子书生革命党竟视冯国璋手里的数万精兵如无物，开起了夺权会议，这种临危不乱，我行我素的二百五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就是这帮书生，把袁世凯的算盘给砸了。人家都想跟你们谈判了，你们还那么不识抬举地闹腾，不是找打嘛。
11月8日，资政院依据新颁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推举袁世凯为总理。第二天，清廷又对他“依法”进行重行任命。当时，袁世凯在孝感，接到任命上谕的时候，他还想谦虚一下，发了封电报作了一番推辞，但清廷也只有他这一根救命稻草了，所以也不管他是真推辞还是假谦虚，再三发电报敦促他接受，他这才心满意足地率军开回了北京。
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政府致电驻北京公使朱迩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看来，袁世凯长期在洋人心目中经营的形象没有白费。
袁世凯的目的达到了。利用革命的形势，他在清廷的地位已经登峰造极了。为了巩固自己在京城的权威，他很快把心腹徐世昌调为军咨府大臣，并且从汉口调回来冯国璋。当时冯国璋是湖北前线第一军总统，这个第一军是一个战斗编制，是为了对南方的革命军作战而特别编组的，下辖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的第八协（协统陈光远）。袁世凯把冯国璋调回北京是为了让他担任禁卫军军统，以切实掌握禁卫军军权。此外，袁世凯还把自己带进北京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负责北京城内的护卫责任，而把原来的禁卫军调到北京城外驻扎。这样一来，紫禁城里的满清朝廷就处于他的军队的“保护”之下了。
与革命党打交道
清廷已经到手了，对于革命党，袁世凯也想要争取的。当他还在彰德时，他向清廷提出的六项条件中就有“宽容武昌事变诸人”和“解除党禁”两条，就是专门为革命党人事先准备好的。在攻占汉口前，他就曾约见汪精卫；当北洋军攻占汉口以后，他为了安抚惊恐的革命党人，于11月4日亲自到滠口与萨镇冰、冯国璋等人详细筹商。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一面叫刘承恩再次致书黎元洪，向他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方案，说这样既保留了君主，又有了宪政，大家都好交代，这仗就不要打了，早日和平了事。但11月8日，已经尝到了革命甜头的黎元洪回信说他拒绝搞君主立宪，不过他倒明确表示，如果袁世凯赞助共和的话，当推其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
这话又说到袁世凯心坎里去了。虽然他现在的权势已经无以复加，清朝皇帝也不得不对他唯命是从，但他毕竟只是一个臣子，只不过是拥有兵权而得以显赫一时。以臣子的身份，他是没有办法永远握有最高权力的，总有一天，或者是共和实现的时候，权力被交给了大总统，或者是清廷统治稳固后，权力会被皇室或其他觊觎已久的大臣夺走。总之，没有一个名义上的最高头衔，最高权力即使握在手里，袁世凯也觉得不踏实。而黎元洪看来是洞悉了他的想法，你不是要权力吗？不用在清廷那里去等皇室施舍了，只要你支持共和，你就是大总统，就拥有最高的权力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黎元洪在“总统”一词的运用上实际上是引导袁世凯往“皇帝”的思路上想。
为进一步摸清革命党人的底细，袁世凯于11月11日派刘承恩、蔡廷斡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在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下，黎元洪觉得没必要妥协，所以依然坚持建立共和国的立场，并希望刘、蔡二人劝袁掉转枪头，推倒清朝，大家都是功臣。刘、蔡二人只能悻悻而返。
袁世凯北上组阁后，再次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于11月20日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和曾广为会谈。但双方从下午6点辩论到晚上11点，仍然毫无结果，会谈只好暂告结束。
但无论是对袁世凯还是对革命党人，议和始终是一个最佳选择。当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人也开始对民众产生了恐惧心理，民众的盲动和过激往往会使运动超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不敢放任这种要将一切秩序都无情摧毁的荷尔蒙肆意滋行，不敢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倒是袁世凯，到处散布和平舆论，似乎更值得革命领导阶层去争取。而且袁身上向来就有的改革派的光环也有一定的误导作用。于是，革命党开始把他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
袁世凯想要迎合革命党人的幼稚想法，攫取共和国总统的位子。但由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也就是他所谓“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
为了进一步与革命党人联络，经过梁士诒和杨度中介，袁世凯到北京后不久，就接见了刚从刑部大牢释放出来的同盟会员汪精卫。袁世凯对汪一再强调自己的革新决心，表示自己向来同情革命。接着他又让自己的儿子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
根据袁世凯的意思，杨度和汪精卫于11月15日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所谓“国民会议”，就是企图制造一个机构，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让袁既能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又不致摊上篡权的恶名。
但11月下旬，资政院三次集会讨论杨度的陈情书。除范源濂、刘泽熙等少数人赞成杨度的主张外，多数人都不同意讨论这个重大问题。有的人眼光比较毒，看穿了袁世凯想骑墙榨取政治利益的企图，提出应该先让袁世凯到院来说明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到底是主剿还是主抚？双方辩论十分激烈，“秩序大乱”，“几致用武”，“于是议员纷纷散去”。在舆论的压力下，这个“共济会”只得宣布解散。
同时，革命形势依旧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从11月初开始，南方各省接连发动起义，并且全部获得胜利。当时的形势正如孙中山所说：“民国已有十五省，而山东、河南民党亦蜂起，直隶则军队且内应，稍迟数月，当可全国一律光复，断无疑义也。”
袁世凯虽然能在北洋军集中的武汉地区采取攻势，但从全国形势看，他却陷于被包围的地位，处于守势。袁克定在致冯国璋的一封信函中承认，北洋军“四面受敌”。所以，袁世凯在攻下汉阳之后，也不再倚重军事冒险，而最多将其作为恐吓手段，他的重心已经转到了施展“和平”手腕来让革命党让步。
杨度和汪精卫在解散共济会后，也暗中加紧活动。他们与上海同盟会领导人函电往返，极为频繁。
除了秘密活动外，公开的全面的和谈也开始进行。12月7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17日，唐绍仪到上海。次日就开始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进行会谈。不久，汪精卫、杨度也南下，暗中协助唐绍仪。表面上，唐绍仪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实际上他携带着“国民会议”的方案而来，其秘密使命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立袁世凯为总统的确实保证。所以他下车之后就透露口风：“如果你们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在20日举行的第二次议和会议上。他又说：成立共和国，“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
经过这样高频率的和平接触，加上还不松懈的军事压迫，革命党人终于下定决心要拿权力来换取和平了。12月9日，黄兴电复汪精卫转告杨度：“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杨度立刻把电报转呈袁世凯。但袁世凯可能是觉得这只是黄兴一个人的说法，还嫌不保险，何况还不知道这是不是在试探自己，于是急忙摇头“谦虚”说：“不成不成，我担当不了，还是让黄兴来吧。”
当时，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在左右局势的发展。那就是君主立宪派。这些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大多是各地的上层人物，革命后他们也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各省政府的要职，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浙江的汤寿潜，四川的蒲殿俊，江苏的张謇，等等。他们在政治上几乎都拥护袁世凯，俨然成为革命阵营里除同盟会以外的一大政治势力，而袁的老相识张謇则是这一派别的代言人。
袁世凯当然希望这方面的也人能够投靠自己，于是多次致电张謇，表示自己诚心诚意“和平了结”。当年在朝鲜统兵时，他和张謇可是患难兄弟，虽然后来各奔东西了，但情谊总是在的，所以袁世凯还是很重视这层关系的。唐绍仪南下前，他又当面嘱托唐转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所以，在伍廷芳和唐绍仪公开谈判“停战”和召开“国民会议”问题的时候，由张謇作了一回媒婆，使得唐绍仪和黄兴等举行了多次密谈。最后，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让清帝乖乖退位，就推举他做共和国大总统。密谈成交以后，张謇立即密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在这样的暗地协议的基础上，唐绍仪和伍廷劳的公开谈判也立即达成“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协议。
12月27日，唐绍仪把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告诉了袁世凯。当天，袁世凯就拿唐绍仪的电文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开会讨论这一事宜。由于袁、唐二人上下勾通，对清廷进行恫吓，清廷被迫同意召开国民大会。
但是这个时候，革命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由国外回到了上海。他的到来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反对议和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民立报》以“和乎？战乎？”为题发表社论，反对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也在天津集会，一致呼吁请孙中山“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革命党人不顾袁世凯和立宪派的反对，于12月27日在南京举行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誓要“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1月3日，各省代表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月底，临时参议院也宣告成立。
孙中山虽然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傻瓜，他不会拿随时有可能在袁世凯的大棒下烟消云散的革命成果开玩笑，这么多年来的挫折和教训，把他的棱角也磨了差不多了。他明白革命不是一往无前的冲杀，妥协有时候更能达到革命的目标。所以他没有按照激进的革命派的意见，反对议和。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的12月29日，他就电告袁世凯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这就是说，清帝退位后，大总统的位子一定让给袁。
袁世凯对孙中山不是太信任，他担心自己取得大总统的希望落空。当他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后，更是怒火中烧。直到1月1日他找朱迩典来密谋对策时，仍“显得很不痛快，而且极为丧气”。第二天，他一面负气地复电孙中山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一面则宣布唐绍仪签订的关于国民会议的各项办法逾越权限，他概不承认，并让唐辞职，声明以后和谈的事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商量。
1月5日，他致电伍廷芳，气势汹汹地提出质问：“刚听说你们在南京突然组建了政府，而孙中山受任总统时，宣誓要推翻清政府，这显然与以前说的由国会讨论解决国体问题不符嘛。我倒要问问贵代表看，你们这次选举总统是什么意思？”伍廷芳知道他是对本来据说属于自己的总统之位给了孙中山很不满，当即回电进行了反驳。然后袁世凯又回电驳斥了一番。就这样，两人你来我往，争辩十分激烈。因而被人称为“滑稽议和”。
和谈虽然在表面上陷于停顿，实际上，经过暗中接洽反而在加速。唐绍仪卸去清政府议和专使一职后，转而成为了袁世凯个人密使，与革命党人频繁接触，不过这时的议题不再是国体或者国民议会的问题了，而是集中在让总统位给袁世凯一事上。1月14日，梁士诒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在商量退位的办法，以前孙中山说要让位给袁大人，有多大的把握，还请详细道来。”唐绍仪把这封电报交伍廷芳转达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明确表态。
列强们也全力支持袁世凯，他们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些激进的革命党人“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很可能把整个国家搞乱了，这么一来，他们在华的利益必然会受到莫大的损害，所以他们一致赞同由袁世凯来“统一”南北。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势而起，交相呼应，大肆渲染帝国主义要来进行干涉的恐怖气氛，逼迫孙中山让步。同盟会中的妥协派和立宪派沆瀣一气，天天鼓噪个不停，埋怨孙中山太理想主义。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位子吗？”
孙中山本来就抱有“天下为公”的理想，视总统为国民公仆，如今被指责恋栈，真是肺都要气炸了。他之所以对和议持审慎态度，完全是出于对袁世凯的不信任，现在看到临时政府内外交迫，为了保存革命成果，不至大好局势毁于一旦，只能做出让步了。他于16日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得到了孙中山的再次确认，袁世凯放心了。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让早被自己玩弄在股掌之间的皇帝连带着他的整个朝廷乖乖退出历史舞台了。
登上大宝
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廷早已奄奄一息。它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完全是由于袁世凯别有用心的维持。因此，关于清帝退位问题，袁世凯早已成在胸，而且在派唐绍仪南下议和之前，他已密令梁士诒等“预为布置”。11月27日、12月3日，顺直咨议局和直隶保安会两次给载沣发电报，要求清廷“早行揖让”，“宣布共和”，“示大公于天下”。在眼皮底下的京畿地区出现这类激烈言论，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竟然不闻不问，显然是因为这些话与他的意旨是相吻合的。没过几天（1月3日），驻俄国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使节也电请清帝逊位，这些类似的通电，都是梁士诒在幕后策动的结果。这么看来，在清帝退位的问题上，袁世凯不想由自己来采取强硬措施，而宁愿让其他人来出面张罗，除了怕落个“逼宫”的臭名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仍然需要拿这个清廷来逼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权。
袁世凯秘密地把退位的优待条件告诉了比较好说话的奕劻，说武力镇压实在没有把握，为了清室和满人的安全计，还是自行退位为上策。奕劻只能赞同。于是，他就开始“为民请命”，率领全体阁员上奏隆裕太后，全说其“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
隆裕太后接到奏折，马上就于1月17日、18日接连召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退位问题。但除奕劻、溥伦等少数人主张接受共和外，良弼、铁良、载沣、载涛、载泽、溥伟、善耆等一帮少壮亲贵都极力反对。袁世凯想要让清廷统治者自己把话说明白，可这些人就是不肯说出口，这是非常令袁世凯感到头痛的事情。
另外，要坐在革命党人把控的南京临时政府总统的位子上，让袁世凯总觉得不太靠谱，所以，他打算不经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在天津成立一个由自己一手包办的政府。他派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为代表列席第三次御前会议，提出了所谓“内阁所拟解决时局方案”，主张北京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在天津另立一个“临时统一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国体。他一相情愿地认为：这是一石两鸟，既可打掉革命政府，又能消灭清廷。
清廷方面，良弼等少壮派亲贵，已经看穿了袁世凯要拿清王朝作为自己的登上总统之位的筹码，于是组织起了一个的宗社党活动起来。他们用“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激烈言论，攻击袁世凯。并要求清廷“齐同振作，与‘革匪’决战”，以巩固“圣清万万年邦基”。
南京临时政府方面也觉察到袁世凯似乎除了要让清政府退位之外，还想要民国政府也下台，于是伍廷芳立刻回电责问他。而孙中山也发表声明说：我说的清帝退位时我就辞去大总统的职位，是以袁世凯断绝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而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为前提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推举袁世凯为总统。言下之意是你袁世凯要是把民国政府都解散了，那你就不是民国国民了，怎么来做民国的总统呢？接着，他又提出五项具体办法：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二、袁世凯必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孙中山接到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五、袁世凯须宣誓遵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这几条办法就是要袁世凯向世人表明态度，不能再骑墙了。
袁世凯要做共和国总统，过去一直是半公开的秘密。孙中山的声明发表后，这种秘密默契转变为公开讨论，袁世凯就再无法故弄玄虚了。他既不敢与革命党人翻脸，也不愿在清廷面前公开承认，陷入了十分尴尬的窘境。宗社党人因为袁用清廷去换自己的总统位子，而对他越加仇恨。有人以“直豫鲁晋奉吉黑七省文武官员绅商兵民”的名义指责他“欺负孤寡，卖国求荣”，“甘为曹、莽之后裔”。更有忠于清廷的“义士”写信给他说：“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
袁世凯见少壮派亲贵情绪激动，单凭口舌难以令他们就范，于是就以“维持北京治安”为幌子，调来曹锡率领的北洋军第三镇一部进京，驻扎在东城及天坛一带，用来威慑亲贵。同时，为了麻痹政敌，他又一本正经地对中外记者宣布：“现在外间多疑本大臣有谋充共和总统之志愿，揣测之词，殊属可笑。虽北方人民及各军队不免有此思想，而孙逸仙及一般民党亦屡次以皇上逊位即以大总统推戴为言，然本大臣断不肯担此责任。”这就等于说是公然否认了与革命党达成的协议。孙中山一听，那个气啊！本来我就是为了满足你的权欲，才把总统的位子让给你的，你现在反打一耙，说是我们硬塞给你。于是他再次通电，把袁世凯与大总统之位的恩恩怨怨昭告天下。
袁世凯眼看舆论不对，就以在丁字街被刺为借口，称病不朝，把自己隐蔽在幕后，“所有面奏及请旨事件”都交给了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等心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