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这次的事件之前，李稷勋和所有川汉铁路公司的人一样，是反对把川汉铁路国有化的。他之所以后来改变了立场，还把钱交给了盛宣怀，很可能是在权衡了各种情况后，担心如果按保路同志会的做法继续闹下去，很可能导致铁路就修不成了。他本人是迫切希望能修好这条路的，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把路修通就行。他以为把路款交给盛宣怀，又有外国借款做后盾，这条路就能正常修下去。但后来这段路还是停工了。不管怎么说，当时围绕着李稷勋的倒戈，事态严重升级。盛宣怀、端方拒绝撤销对李稷勋的任命之后，8月28日，四川保路同志开始酝酿发起全省范围的抗捐、抗粮行动。“火烧盛宣怀！炮轰端方！油炸李稷勋！”的口号响彻四川。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四门厘税亦停”。至9月13日，据报纸报道，罢市罢课已成蔓延之势，“成都府属十六州县、绵州属五县、资属三县、眉属三县均同日罢市，各中小学堂一律罢课。沿江之嘉定府、叙州府、泸州、重庆府均一律罢市”。
形势急转直下。但就在这个时候，政府还没有完全失去平息风潮的机会。保路同志会和四川商民们下不了决心和清廷撕破脸，依然是力主和平争路，规定“勿在街头群聚”，“勿暴动”，“不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这种状况在大多革命态势中都会出现，毕竟，股东多是有产者，社会危机一旦无节制发展，肯定与其利益背道而驰，所以，他们力主把保路运动限制在秩序范围之内。只要政府肯作出让步，路潮随时有消弭的可能。
但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变动的绅商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群氓时代的力量控制已经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被煽动的人们，尤其是无产者们越来越渴望一场痛快淋漓的大运动。当年法国的大革命，也是大资产阶级要死要活搞起来的，他们原本只是打算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而没有打算将运动激进化，但下层人民一激动，就立刻超出了有产者的控制，接着政权就被极端激进的雅各宾派掌握了，造成了后果严重的恐怖时期。大资产阶级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也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这时，身在一线的赵尔丰已经充分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和成都将军玉昆连连向内阁和摄政王载沣发电报，报告形势已濒临失控，省城的军队与警察也已卷入了运动，他们根本没有把握用强制手段恢复秩序，恳请朝廷暂时不要把川汉铁路国有化的方案强硬执行下去。同时，他也请邮传部撤销对李稷勋的任命，只有这样才能控制住局势。
一听这论调，载沣和盛宣怀当然认为赵尔丰还是和王人文在一个鼻孔里出气，都是在夸大其辞、危言耸听。他们对赵尔丰终于也不耐烦了。9月2日，他们派端方带了2000兵马从武汉入川，去弹压四川的局势。
9月1日，当得知清政府决定派兵入川，严厉镇压保路绅商的消息后，张澜等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的领导层发出了不纳粮税的通告。虽然平时护着这些商人，允许他们攻击盛宣怀等个别官员，但赵尔丰对于清廷的维护是很真诚的。张澜他们的布告发出的第二天，赵尔丰就给各会长加了“狂悖独立、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清廷一听，不纳粮税？反了你的！于是立即让赵尔丰去弹压，缉拿首要，先行正法。
9月5日，有人在川汉铁路公司门前散发一份《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提出“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赵尔丰觉得这几句话实在太“反动”，这不就是一份谋求独立的武装造反的号召书嘛。以往虽然他也不看好国有化政策，但是到了原则性的问题上，他是不敢马虎的。要是真的在自己的治下，有人谋反，那还了得！
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判断这件事的幕后主谋者是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蒲殿俊、罗纶以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领袖颜楷、张澜等人。他估计着，如果把这些人控制起来，就能控制住事态的发展。于是，9月7日，他假借朝廷已同意保路同志会的要求的名义，把这些人骗到了总督府扣押了起来。
但赵尔丰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四川立宪派首脑的作用，以为抓了这几个为首的，保路运动就会群龙无首，造反的事就会灰飞烟灭。但事与愿违，赵尔丰的高压手段反而激起了本来就巴望着激烈斗争的情绪亢奋者更猛烈的反抗。逮捕蒲、罗等人的消息一经传出，被激怒的保路同志们聚集起来，想冲入总督府把人抢出来。
赵尔丰因为替这些保路者说话已经饱受上面的猜忌和谴责，如今倒好，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还要跟我过不去？郁闷得不行的赵尔丰于是下令卫队开枪，有32人被杀，这就是“成都血案”。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当天围攻总督府的群众是被驱散了，但保路运动由此转入了全面的武装起义。多支起义部队围攻成都，9月25日，荣县的保路同志军宣布独立，四川进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
9月25日以后，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决定让步。他建议载沣同意按王人文6月13日提出的方案办，把700多万两现银退还给四川省支配，其余已经用了的路款转成国家保利股票。
但为时已晚，全川已经战火遍布，亢奋的荷尔蒙已经喷薄而出，无可抑制，人们脑海里盘旋的念头就是杀人夺权，已经没有人还关心什么路不路的事了。10月10日，摄政王载沣也被失控的局势吓坏了，发布上谕，同意盛宣怀的奏折。但也就是在这一天，武昌起义爆发了。
当造反派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时，清政府不得不把盛宣怀当做替罪羊抛了出去，用来缓和人们的愤怒。于是，各省代表集中的资政院，成了围攻盛宣怀的场所。资政院议员们从维护清王朝的立场出发，痛斥盛宣怀的罪状。而“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不足以平民愤而安社稷的舆论也甚嚣尘上。
10月27日，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清廷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消息一传出，世界震惊。盛宣怀的老朋友在这个时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国公使朱迩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德国公使哈豪孙、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觐见大清国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对盛宣怀的人身安全表示极度的关注。朝廷在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不敢再得罪洋人，于是庆亲王保证，清廷不会处决盛宣怀，他的生命安全完全有保障。但各国公使根本就不相信，于是，他们连夜发起了一场国际大营救，把盛宣怀救到了天津。然后，盛宣怀又去了青岛，最后去了日本，离开了这个让他耗尽了心力却对他恨之入骨的国家。
以倒下结束
盛宣怀倒在了铁路上，连累了清王朝也一同倒下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吊诡的结局。一个一心为朝廷效命的人，为了从全局谋划、合理调配资源、杜绝给人民添加负担，他发动了铁路国有化的事件；他呕心沥血从洋人口中争取来了优厚的借款条件，这笔借款完全可以支持铁路国有化的资金需求；他拒绝了四川铁路公司要求朝廷为他们的烂账埋单的无理要求，并且为有关省份开具了合理的补偿方案。这样看来，他应该只有功，没有过。
但历史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论功过的。无论他的出发点多么无可厚非，盛宣怀毕竟还是激发了四川保路运动乃至武昌起义的“元凶”。是什么原因致使一个功臣变成了罪人呢？是他对于四川保路派要求的不妥协吗？是激进的立宪派和同盟会在其中作梗吗？是四川的绅商们想要摆脱烂账而乱扣屎盆子吗？是赵尔丰气急败坏乱开枪造成的吗……
都不是，也都是。
如果要说盛宣怀的悲剧性经历有什么必然性的话，那就是他对于铁路事业的执著追求。他太看重铁路了，他不能容忍在自己手里出现将全国铁路大局搞坏的事情。而且，他确实拥有着支配铁路的各项资源和能力。具有这两个特点的人，普天之下只有盛宣怀一人。如果说他只是一个历史进步中被偶然利用的傀儡的话，我们想象不出，如果没有盛宣怀的话，四川人是否还会造反？清政府是否还会因为铁路而被颠覆？当统治者在“内阁”、“立宪”等近现代话语体系中不断被纠正到英国式渐进改革轨道的时候，革命是否还会发生？
让我们先搁置一下革命的问题，现在，流离失所的盛宣怀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了。但是，他至少还有两张牌握在手里，一张是他一手掌握的汉冶萍公司，有了个这个公司，他还大可以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讨价还价。但对他的人生产生更大影响的却是他的另一张牌，那就是他的老对头也是老战友——袁世凯。
第三篇 权力与妥协
第三个故事
光绪六年（1880年）。南京。倚香院。
女人半露着香肩，凝脂般的肌肤映射着黄昏的余晖，泛起暗金的光泽，透露出一种莫名的高贵与忧郁。她默默地注视着正在穿着衣服的男人。
“你真的会回来替我赎身？”
“我说过的就会做到。”男人回过头来，抚摸着女人光滑的肩膀。
“你拿什么来赎？”女人从那男人的手中抽回肩膀，在床上坐了起来。
“我……”男人沉默片刻后，说道，“我会赚钱来的。”
女人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个小心折叠起来的蓝绸包裹。
“这些钱，不够赎我的身，但能够助你一臂之力。你要是好好利用它的话，说不定很快就能赚到足够的钱。”
“我不能收。”男人面色铁青。
“你嫌我的钱不干净？”
男人背对着他，一言不发。
“这是我在洗衣房里赚的钱，你收下吧。”女人叹了口气道，“不干净的钱，我不会给你，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人。”
见男人依然不语，女人继续说道：“你走之后，我不再做那些事了。我只在洗衣房洗洗衣服，等你回来赎我。”
男人转过脸，泪水淌满了他的面颊。
“喔，我的人儿。”女人一把搂过他的脑袋，置于自己丰满的怀里，“以为你永远不会掉眼泪呢。”
“我一定会回来的！”男人抹了一把泪水，拿起包裹，头也不回地走了。
女人走到窗边，呆呆地望着楼下熙攘的人群。半晌她才回过神来，天色已经黑了。
她慢慢地走出屋子，朝楼下走去。
“沈姑娘，呦，今儿有空啊？陪本少爷耍耍？”一个纨绔少年在楼梯口冲她喊道。
她没有理会，继续朝楼下走去。
“舒砚姑娘，别来无恙啊。”一个看似正经的男人给她作揖道。
她微微颔首，但没有说话，继续朝楼下走去。
“舒砚，赵公子来了，你也不来伺候伺候！”老鸨在她身后喊道，但她置若罔闻。
她走出门去，站在门口朝远处伫望。
男人已经走远了。
随着灯火渐上，人群渐渐稀少，路边的店面纷纷插上了门板，伙计们忙活着收拾着一天的尘灰，少有人注意到这个衣装艳丽却双目无神女人穿过市街，缓缓走向昏暗混沌之中。
她走到富贵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踉跄着，她沿着难以立足的小径朝山上走着。唯一能给她照明的惨淡月光，照得那不远处的“一断崖”森森然。
她望着前方那绝壁，低声一笑，继续迈步向前。
“姑娘。”突然，一个声音从她背后传来。
她停了一下，但没有理会，马上又抬腿朝前走。
“姑娘，请留步。”那男人又说道。
女人的脚步还是没有停，反而加快了
但她感觉到手臂突然被人拽住，让她动弹不得。
那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
“让我走。”女人有气无力地说着。
男人抬头望了一眼不远处的悬崖。他望着这个女人泪水模糊的面庞，说道：“姑娘，上天有好生之德，你……”
“他不会回来了……”女人喃喃道。
“什么？”
“他，他不会再回来了……”
“谁？谁不会再回来了？”
“慰庭……他，他走了……”
男人似乎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留着他？”
“他是个能干大事的人，不应该留在我身边，我这样的人……”
男人端详了一下她的衣着打扮，又明白了些许。
“来，先坐一下吧，姑娘。”男人用袖子拂去了一块石头上的尘土，扶着女人坐了上去，接着自己也在一旁坐了下来。
“他去哪儿了？”
女人摇摇头。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回来了？”男人又问道。
女人摇头苦笑道：“我知道，我知道的……”
“你把他的生辰八字告诉我。”
女人一愣：“为什么？”
“我学过一些卜卦之术，你把他的八字告诉我，或许我能算出他的将来。”
女人抹了一下泪水，想了想，还是把那男人的八字告诉了眼前这个人。
那人闭上眼，掐着指头，紧锁双眉，双唇嗫嚅，似在演算天机。
女人止住了泪水，望着男人，眼中甚至有着一线期待。
男人睁开眼，点了点头。
“先生，怎么样？”女人问道。
“你真想知道？”男人一脸严肃道。
女人迟疑了片刻后，点了点头。
“他会去京城。”
“京城？”
“是的，他会……”男人似乎在苦苦思索着什么，“会做大官。”
“大官？”女人眼中泛出光芒，但只是一瞬间，接着，那光消失了，复归黑暗，“那，那他会回来吗？”
“不知道。”男人摇摇头。
女人低下了头。
“不过我知道一件事，”男人继续说道，“因为你，他的人生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如果不是你，他的将来暗淡一片，就是因为你，他才前程似锦。”
“真的？”女人有些欣喜地问道。
“教我占卜的师傅在十年前算到我会遇电母之福。”
“电母之福？”女人不解道，“电母也会赐福。”
“呵呵呵。”男人笑着点点头。
“那你遇到了？”
男人没有回答，只是指着远处的一根高高的木桩，说道：“看到那根木杆了吗？”
女人顺着他的手望去：“嗯，看到了。”
“那根杆子是为了架电报线而立的。”
“电报线？”
“是的，”男人点点头，“那是洋人带来的玩意儿，只要有一根线连着，大老远地就能跟别人通信，不用人，不用马，只要一根线，一封信带到京城，只要一眨眼功夫。”
“一眨眼功夫？”女人不相信地说道，“这么短时间就能收到信函？”
“是的。”男人稍露得意之色，“这电报线正是我架的，朝廷拨了巨资在这上面。”
“先生是朝廷的大人？”女人慌忙站了起来。
“不是什么大人，只是买卖人，”男人笑着也站了起来，“你看，这算不算我的电母之福呢？”
“算得，算得。”
“那你相信我说的话了？”
女人点点头。
“你想不想看到他做大官，衣锦还乡的那天？看着他因为你而成为人中之龙，难道这不是你最大的期望？”
女人不语。
男人继续说道：“如果他还有良心的话，等到他平步青云之日，能够在他一旁享受荣华富贵的，恐怕就是姑娘你了。”
女人呼吸急促起来了。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那就请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如果他没有我说的那么有出息，也没有来接你，那就当我算错了，到时候姑娘再做了断也不迟啊。”
女人微微颔首。
男人满意地笑了：“姑娘，那就快下山吧，天气已凉，多多保重啊。”
女人听话地走了。
走到半路，她回头喊道：“还不知道恩人如何称呼？”
“盛杏荪。”男人应道。
女人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男人坐在刚才坐着的石头上，继续望着那根电线杆出神。他脑中萦绕的，除了电报局的事务之外，还有刚才那女人和那个叫慰庭的男人。
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生平知己，文忠而后莫如我公。”这是盛宣怀在一份电报中对袁世凯所说的话。如果照直翻译的话，就是说，除了他的恩公李鸿章之外，盛宣怀觉得这辈子与他最知心的朋友就是袁世凯了。对于李鸿章，他早就被盛宣怀“引为毕生第一知己”，其在盛宣怀心目中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但袁世凯凭什么会被他提高到仅次于李的规格呢？
盛宣怀的这句话说在他的父亲刚去世不久之时，神伤之余，他难免会有一种急于寻找知己作为依靠的潜意识，但要说这句话完全是他一时冲动所说，看来也未必。
他与袁世凯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我们会慢慢道来，因为这种以清政府的悲惨命运作为附属品的关系，不是一日一夜间形成的。
作为李鸿章麾下文武两员大将，盛宣怀与袁世凯，一个捧着他的算盘子，继承了他的经济实力，一个握着他的枪杆子，继承了他的政治、军事势力，他们恰似他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19世纪末期，在他们两人的努力下，李鸿章一系的势力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在朝廷中都是如日中天。
这两个人都是在各自领域内达到登峰造极的权势的人物，倘使这两人真的能精诚合作，将李鸿章一心维护清王朝的努力贯彻到底，他们没准真的能够把这个垂朽不堪的朝廷从鬼门关拉回来。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虽然我们不知道，如果给他们一次机会再重新来过的话，他们是否能够拯救得了清廷，但我们知道，最后真正把清廷踹进阎罗殿的就是他们两个人。
回想到一手栽培这两人的正是为了清王朝披肝沥胆、鞠躬尽瘁的绝对忠臣，大清朝最后的中流砥柱李鸿章李中堂，历史有时候真的是很让人抓狂。
也因为李鸿章，这两个人的命运永远地交织在了一块儿。盛宣怀是因为家世与李“雅故”，通过走后门的方式到了李鸿章幕府的，好在他能力超群，很快得到李的赏识。李在向清廷保荐盛宣怀一事上是不遗余力的。他多次上书朝廷，推荐盛宣怀，称他办招商局“历年与洋商颉颃，挽回中国权利，关系通商大局……为力任艰巨，为人所不能为”；办电报“规画精审，调度适合机宜”；在外国商人想要侵犯中国利益时，他也多方“设法抵制，相机操纵”，“保我自主主权，尤于国体商情，所关匪细”，企业经营业“成效昭著”。
由于李的提携，盛宣怀在朝廷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赫，掌握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大，到了1896年，他先后督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铁路总公司、华盛纺织厂、汉阳铁厂、中国通商银行、北洋大学堂，还被授予了太常寺少卿和专折奏事特权，清廷所办的洋务实业，有一大半都体现在他一个人身上。
袁世凯与李鸿章的关系较之盛李的亲密程度要稍逊一筹。但他一样受到了李鸿章的器重与提拔。这个比盛宣怀小15岁的后辈要成为李鸿章眼里的“红人”，家庭背景还是起了点作用的。袁世凯的祖父袁甲三是镇压捻军的功臣，1863年在他病死前因“剿捻有功”而被擢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他还曾一度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多次得到清帝的嘉奖。早在道光末年，袁甲三就与曾国藩和李鸿章有着不浅的交情。太平天国起事之后，袁甲三与李鸿章精诚团结，分工合作，一个在淮南，一个在淮北，相互呼应，工作关系十分亲密。后来，李鸿章去了曾国藩的幕府，但与袁甲三依然保持联系，书信不断。
灭了太平天国之后，李鸿章率淮军北上剿捻。这个时候，袁甲三已经死了，而他的部众大多都归并到了李鸿章的手下。李也开始与袁世凯的父辈有了更多的接触。袁世凯的叔父（袁世凯三岁那年过继给了这位叔父）袁保庆曾负责为淮军采购粮食，而他的堂叔袁保恒也一度也在李鸿章手下做事。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袁世凯即使想要和李鸿章撇清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凡有点家世的人，总是想要在祖荫之下走走仕途的。但有科举这个全国性“高考”的硬杠杠横在那边，对想走后门的人也是一个考验。袁世凯一开始也是想抄书山捷径直奔顶戴的，但他似乎不是一块读书的料，1876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没有考中。“高考”失意，难免令他失望和落寞。不过好在家里面很多人都是拿刀枪而不是拎笔杆子的，照样混得挺滋润，这启发了袁世凯，文的不行，就来武的。1881年，他投奔了山东登州的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军旅生涯。
袁世凯的发迹史
吴长庆是袁保庆的拜把兄弟，虽然袁保庆英年早逝，但吴长庆对袁家还是厚爱有加，对于袁世凯，他自然是会不遗余力提拔。就在袁世凯入伍第二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吴长庆奉命去镇压，袁世凯自然同行了。也就是在这个事件中，袁世凯得以大显身手，打响了名号。
抵达仁川后，士兵们乘不惯船，多数晕船，大家伙儿都躺在舱里赖着不动。吴长庆大怒，立刻把先锋营的管带给撤了职，又立刻宣布让袁世凯接任指挥。袁世凯没有浪费这次机会，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在两小时内就完成了登陆和战斗准备。受到吴长庆夸奖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袁世凯治军极有方法。吴长庆的军队入朝后，纪律十分涣散，“奸淫掳掠，时有所闻”。袁世凯见了很不满，说：“前来戡乱的王师，军纪如此，贻笑藩封，玷辱国体”，就向吴长庆请令严肃军纪。吴长庆发给他治军令符，让他全权处理。袁世凯立刻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即处斩数人传首示众”。
有人报告说某人强奸了朝鲜妇女，袁世凯竟然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最终查获了人犯，还把他亲手处决了。这种杀鸡儆猴的手段果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袁世凯还向吴长庆建议，不能只惩罚士兵，要整顿败坏的军纪，必须管束军官，必须对治军不严和违反纪律的军官予以严惩。平日里，吴长庆总觉得自己手下的军官随自己打了那么多年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是不忍心对他们严惩。但来了朝鲜之后，军官们的劣迹昭彰，再不惩办就实在辱国体了。于是，吴长庆同意了袁世凯的整风请求。袁世凯当众查饬知法犯法和治军松懈的军官，并把罪状公之于众，而且当即就行处罚。这种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作风，慑服了官兵们，使吴长庆军队的军威大振。
袁世凯明白“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道理，虽然他执起法来十分严格，但平时对下属却是十分厚道的，对他们的训诫劝告不绝于口。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军令者就是贼寇仇敌。”
他同时也非常关心士兵的伙食和日用，下令衣食和日用必需品全部要充分供给。要是有士兵病了，他会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发给他们药物。晚上巡查军营时，看见有人在外面露宿，他都会招呼他们进屋休息。对阵亡的官兵，他会亲自去祭奠他们，对负伤者他也会监督医疗救治，每天都要亲自去探视一次。不仅是对中国官兵，即使是对待朝鲜的军民百姓，他也主张要宽厚体谅。所以有人说，朝鲜人对袁世凯的爱戴“就如同对待父母，连妇女小孩子也都知道尊敬爱戴他”。
在平乱中，吴长庆派袁世凯剿灭聚集在汉城城郊的变兵和饥民。袁世凯轻松搞定了这些乌合之众，但他只杀了十个凶悍匪首，把其余的人都遣散了，不加追究。在这样得当的处置之下，事变迅速得到平息。
兵变平息后，朝鲜王室辞去了原来的日本教官，而改让袁世凯来统筹编练新军。袁世凯很重视这个机会，特意为此起草规制，选拔壮丁，逐步编练，不到一年，就受到了不错的成效。朝鲜的王公大臣、各国使节前来参观检阅，都交口称赞袁世凯编练的朝鲜新军，说他们“堪称劲旅”。
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受到当事者多方面的高度赞誉。
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自壬午兵变后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未曾一日相离”，他目睹了袁的内外作风，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给袁世凯写了一首诗，诗中称赞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郞”。
原来在登州的张謇与袁世凯比较接近，两人一同赴朝之后也是每天杵在一起。他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指挥作风也极为赞赏，说他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
而吴长庆更是毫不保留地夸袁世凯这位年轻有为的心腹爱将“英达夙成，志气轩豁”，“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
光绪十年（1884），吴长庆奉命调回大连金州防卫。他临走前保举了仍然只不过是个五品候补同知的袁世凯总理留驻朝鲜的庆军营务处，兼领庆字营，而且还给了他总理庆军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头衔。不但如此，军事之外的外交使命，清政府也让袁世凯兼带着办理，让他去与朝鲜官方和各国驻朝外交官打交道。
由于袁世凯在平息兵变过程中的表现，使朝鲜当局对他非常器重。袁世凯在朝鲜与朝鲜政府及各国使臣的沟通，远远超过了清政府驻朝鲜的外交官。时间长了，总理衙门和主掌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把袁世凯当做了实际上的驻朝外交官。李鸿章认为“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经过李鸿章的奏荐，袁世凯不久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摇身一变，成了驻朝鲜清军的举足轻重的大员。
袁世凯在朝鲜的军事表现让他平步青云。朝鲜人好像是怕太平世道会让袁世凯没机会表现，1884年，他们又搞了一个“甲申政变”，再次给清政府出了一道难题。但袁世凯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了发动政变的“开化派”，恢复了保守派的政权，也暂时巩固了清廷的宗主国地位。不过因为这次政变背后有日本作祟，所以袁世凯这样果断的行动也让日本人很不是个滋味，他们想要跟清廷讨说法，要求“惩袁”。同时，清廷内部也有人指责袁世凯做过了头。在这样内外夹击下，袁世凯的地位一时风雨飘摇，幸亏有李鸿章多方斡旋，极力庇护，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只是以私人名义“戒饬”了袁世凯，最终平息了这场差点断送袁世凯前途的风波。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照顾还没有完，半年之后，也就是1885年，李鸿章又选定了袁世凯护送朝鲜大院君回国，然后又以护送有功为名，奏请委派袁世凯担任朝鲜商务委员。李鸿章在奏折中极尽溢美之词，说他“两次勘定朝乱，厥功甚伟”，建议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头衔。这个头衔比他的前任陈树棠的名号只多了“交涉”二字，但分量却大了很多，这是李鸿章给袁世凯铺的路，给予他更多的权力，也可以让他多多接触外交方面的事务。看来，李鸿章对他的栽培可谓是不遗余力的。不久清政府就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加三品衔。从此，袁世凯坐上了李鸿章开的官场高铁，急速蹿升。
于是，在李鸿章的提携下，袁世凯与盛宣怀一同，先后登上了掌握中国命运的权势顶峰。在李鸿章的统筹安排之下，二人文武分工，相得益彰，为李鸿章的势力打下了一片江山，成为了李系势力的顶梁柱。
另寻靠山
天有不测风云，即使老而弥坚如李鸿章者也会有触霉头的时候。甲午战端开启之后，李鸿章苦心孤诣打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他手下的数万湘军、淮军也是一触即溃，经营多年的老本蚀了个精光。清政府自己搞不定状况了，只能把李鸿章拉出来做挡箭牌。谁让你的舰队和军队这么没用呢？那残局也就拜托你收拾吧。李鸿章拖着被日本刺客的枪击致伤的病躯签下了《马关条约》，一下子就来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的权势也开始下滑，不久就离开了位同宰相的直隶总督的位子。
王文韶（1830—1908）
李鸿章的失势，直接影响到了盛宣怀和袁世凯的命运。为了谋发展，另寻靠山是在所难免的。
盛宣怀的目标是继李鸿章任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因为这两个职位是晚清军政要务的中枢，掌管对外交涉、洋务企业和京畿防务的大权。谁占有这个位子，谁就等于是掌握决策机构的宰相或者说政府总理。与此同时，
另外一位洋务重臣和朝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也是盛宣怀的拉拢对象，他掌控的铁厂资源令盛宣怀垂涎不已，而张之洞在铁路上的发言权也是他所要借重的。盛宣怀果然没有看走眼，王文韶和张之洞支持了他的铁路事业，并让他主办了汉阳铁厂和通商银行，让本来随着李鸿章势力的减弱应该走下坡路的盛宣怀反而在1896年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与在李鸿章手下干活不同，王文韶以及他的继任者荣禄和裕禄都极少干涉盛宣怀的经济活动，这与自己本身就很重视洋务实业的李鸿章去职前对盛宣怀的洋务企业经营严密监督的做法相反。这种大权在握的快感和自由大大激发了盛宣怀的工作劲头和创造力。盛宣怀的工商企业事实上已经从北洋大臣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了。
可能是这种对比照成的反差，盛宣怀一度反思了原来在李鸿章手下干活时的委屈。1896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诉尽了对李鸿章的怨言：“弟事合肥（指李鸿章）三十年，从“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合肥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此得人失人之不同也。”
盛宣怀觉得自己追随了李鸿章将近30年，“从不争牌子”，但还是受到李的压抑而“不得进”，有点气不过。不过从我们后人的角度看，盛宣怀也未必是“从不争牌子”的人，在轮船招商局里，他争过几次，为了办电报局，又跟胡雪岩争，要办铁路了，他又跟容闳争过。而李鸿章要是时时压抑着他，哪里来他当时的地位？
虽然李鸿章有时会对他管得紧一点儿，也很严格，但他有自己的道理。他早在70年代就评价盛宣怀：“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这种批评态度是告诫盛宣怀不要好高骛远，要有毅力，沉下心来，从一点一滴做起。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极度自信作祟，当时年轻气盛的盛宣怀并没有体会到李鸿章的逆耳忠言。
李鸿章对他的严格要求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自己是极端重视洋务的内行，当然不允许三分钟热情的表现，而要求手下能沉心干事，他对盛宣怀的洋务事务是要看门道的；而王文韶和荣禄等人本来就不熟悉业务，自然也懒得去管盛宣怀手里拿一大堆难缠的破事，更不会想到从育人的角度来提高洋务事业的成熟度，对他们来说，占了这个高位，能看个热闹就足够了。
所以，盛宣怀要通过这些对比来怨恨李鸿章，对他落井下石，是有点小心眼了。当然，这是抽取出了当时背景的断章取义，或许幕后还有我们不知的事情呢。
相较比较坦率的盛宣怀而言，生来就是要搞政治的袁世凯就老练地多了。虽然他也在拉拢王文韶和荣禄，但他对李鸿章还是恭敬有加，以“傅相”、“恩师”相称。他和李鸿章的矛盾不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和李的关系没有盛宣怀与李30年的交情那么深。距离产生美，在这里可能也解释得通。不过袁世凯是明白人，他知道无论如何，李鸿章已经罩不住自己了，而自己这个时候又被指为是诱发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和临阵逃脱的叛逆贼子。他急于要躲避风头，那新的靠山是必须要有的。于是，他开始巴结军机大臣李鸿藻。
这个李鸿藻听起来和李鸿章很有裙带的嫌疑，其实却是毫无瓜葛的两个人，DNA上完全没有共享。不仅如此，他们两人还是朝中的对头。李鸿藻是“清流派”的主将，比较保守的“清流派”时不时会去挠“洋务派”重臣李鸿章的痒痒。袁世凯之所以投向“敌营”也是为了左右逢源，广结人脉，尽少树敌。这一步果然没走错，李鸿藻于1895年6月保奏他去了军务处做事。就是通过这次差遣，袁世凯才认得了李鸿章的继任者——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但王文韶在北洋并不是像李鸿章那样的实力派，他这个直隶总督的位子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在他身后的真正实力派是慈禧的亲信荣禄。所以，袁世凯要找的实际靠山，就是荣禄。
手足情深
在李鸿章失势之后，盛宣怀和袁世凯就像两个孤儿一样，随时可能遭到反李派的攻击。因此，朝廷里的靠山，对于他们来说，总是不可缺少的。但二人互帮互助、互相提携的团结友爱却是他们在李鸿章下台后能够继续攀登权势高峰的重要因素。袁世凯后来节节高升，直至继位直隶总督，控制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不仅仅依靠了王文韶、荣禄等权贵，真正一心一意推举他，在他晋升的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的还是李系内部的“知己”——盛宣怀。
长袖善舞的盛宣怀得到了王文韶、张之洞等人的支持，在铁路、铁厂以及银行等事业上蒸蒸日上。他在朝廷里的发言权也日益看涨，但有权力不等于说一定要去用。盛宣怀之所以肯在袁世凯的仕途上鼎力相助，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李鸿章手下的得力干将。对于他们这样智商和档次的人来说，树倒猢狲散是最失败的事情。在朝廷中如果各自为政，难免会被人各个击破。如果能拧成一股绳，那就不那么好对付了。盛宣怀虽然对张之洞、王文韶、荣禄等人多有投靠，但他明白这些人都不是“知己”。他们之间的关系，互相利用的层面较多。尤其是荣禄，坐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子，对于盛宣怀掌控的众多洋务企业总归是觊觎的。相对而言，同一师门的袁世凯，看起来只是在军事上有所企图，对经济是一窍不通的，而且同门的面子在那里，他总归是不会对自己不利的。就袁世凯这个野心难以估算的人来说，对他的这种期待显然是单纯的；但在朝廷里扶持袁世凯，对于当时的盛宣怀来说是不二选择。
其次，在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改革军制、筹饷练兵的呼声很高。盛宣怀和袁世凯都是这种主张的支持者。袁世凯在1895年就上书李鸿藻谈练兵的事：“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为今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他还主张在军队整编的过程中，用洋人的方法分配各营；在经费方面，也提出要“开源节流”，“骄、饱、疲、弱、懦诸军即须遣散”；在人才上，他认为要“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这样，他把练兵、筹饷、育才都讲到了。这和盛宣怀在第二年的《条陈自强大计折》所述的观点基本上一致。两人总算是志同道合了。袁世凯很快在1895年12月取得了在天津小站编练陆军的重要职务。盛宣怀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给袁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明他在办的事正是自己想要办的事。在同门关系的背景下，又有这样的共同努力目标，两人愈发惺惺相惜，互相引为了“知己”。
接着，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盛宣怀对康梁的主张是反对的，而比较赞同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表达。袁世凯虽然也鼓吹维新，但是他的本意还是与张之洞相同的。后来义和团搞运动，紧接着八国联军又打了进来。他们两个长期做对外工作，对洋人武力的强大非常了解。他们没有盲目信从群氓的力量，而是在剿灭拳匪、惩办凶徒、保护外国使节、不援救京师等方面也取完全相同的态度。尤其是庚子之乱后，他们试图用“变法”来抚慰各国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在“变”的具体内容上，盛宣怀提出“定陪京，改官制，变科举”和“屏邪佞，化畋域”等建议，而袁世凯则说：“现在由破格中求通才，将来由学业中求真才。取士之途，必须改学校之法，必须加繁密之文，必须删欺私之见，必须除冗散之职，无益之费必须认真裁汰。”不知是不是商量好了，两人的倡议之异曲同工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盛宣怀与袁世凯的协同性不仅仅体现在观念上，在一些具体行动上，他们俩也是步调一致，同声共气的。
1900年6月，义和团正闹腾得生龙活虎。盛宣怀却有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在他看来，义和团的乌合之众只会激起洋人的怒火，他们“刀枪不入”的金身绝对挡不住洋人的枪炮。一旦把洋人惹怒了，那整个国家都要遭殃。所以，为了保护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地带的洋务工商企业的经济利益，就要和洋人们商量妥当。为了这个目的，盛宣怀就组织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各大省的督抚们商量着不按朝廷的命令行事，而抱成团不与洋人过不去，以求自保。袁世凯对此心领神会，当盛宣怀为扩大互保区域来拉他入伙的时候，他不仅一口应允，而且在行动上颇有创新，尤其在保护洋人及其在华设施方面，其恭顺程度比东南各省有过之而无不及。
7月初，盛宣怀就“东南自保”的事征询袁世凯。其实，袁世凯早就觉得慈禧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唱对台戏的做法过于孟浪，认为这样干的结果只能是“自取覆灭，使我无一片干净土”。他在回电中得意洋洋向盛宣怀报功：山东不仅“仿照”东南各省派兵保护洋人及教堂不受义和团侵犯，而且办法更为妥帖，明令全省，“倘有猝不及防”，让洋人蒙受损失，还要“照数赔偿”。
当年夏秋之际，沙俄利用联军入侵的机会，趁火打劫，霸占了中国东三省，并逼迫盛京将军增祺签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为了使沙俄独霸东三省的既成事实合法化，俄国政府想要以签署交换东三省的“合约”为诱饵，从清政府那儿获取更多的权益。清廷中的高层担心一旦签了俄约，势必引起其他列强纷纷效尤的连锁反应，所以打算“缓签”或干脆“拒签”。盛宣怀就其中的一个。为了保护“互保”局面，他极力主张拒签俄约。
1901年1月，沙俄政府不得不放弃中国政府拒绝承认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转而逼迫中方代表杨儒签“正约”。盛宣怀早就预料沙俄不会因为清政府不承认增祺签的条约而善罢甘休。早在1900年12月底，中俄彼得堡谈判还没有举行时，他就曾询问过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表达了与盛宣怀完全相同的拒签俄约的看法。而且，他还给盛出了个主意，要他赶快做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的工作，去其“成见”。果然在做了李鸿章的工作后，清政府最终决定先议“各国公约”，回过头来再讨论俄约，于是电令杨儒正式拒绝俄方的签约要求。
这么看来，盛宣怀和袁世凯两人真是如双胞胎兄弟般同气连心。出自同门，观念相近，行动也协同，后台靠山又大体相同，这两个人联手打拼也自然是珠联璧合。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做出这个人应该是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判断是理所应当的，而他对于袁世凯的推助的不遗余力也是顺理成章的。
“中外推公”
1900年7月，李鸿章重新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披挂上阵担任“议和全权大臣”，准备来收拾慈禧留下的烂摊子。
发起促成李鸿章重任直隶总督并主持同八国联军议和的正是盛宣怀。
7月中旬，他分别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提出要让两广总督李鸿章重任直隶总督的意见，几天后，他又跟天津的荣禄联络，建议迅速调李鸿章来总督直隶。他断言：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久得民心，威名素著，即调令督直，限十日到津，于平内乱及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紧接着，盛宣怀又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合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联名电奏，请求朝廷立刻派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和洋人谈判，以挽救危局。一筹莫展的朝廷在盛宣怀这样大力鼓动下，也觉得要平定这场祸水，非得镇压内乱经验老到、对付洋人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出马不可。于是即刻下令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和“议和全权大臣”。
